ii

威廉必须好好想一想问题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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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做实验全无厌烦……杜赫德描述过中国人使用的火炉,我读过相关内容已经许多年……当年和现在,在我看来,那都是不知所云的胡言乱语,但凡对制陶事务稍有了解,就绝不会给出那样的信息。我常常深感遗憾,瓷器原料的制备是那么精心,中国人对工序的管理是那么妥善,却用如此可恶的烧制活动收尾。

 

他怪可怜的老殷弘绪没有留心观察景德镇的烧制过程,没有像称职的耶稣会士那样事无巨细留下详尽的笔记。

威廉还破天荒地责怪自己的“记性靠不住了”。他现年六十五岁,按照我的猜度,想必已经好多年无法安睡。

他与皮特、马奇医生以及钱皮恩筹划过未来,得出了一个结论。普利茅斯永远不可能成为他们制作和销售瓷器的理想之地,如今卫戍部队和贵族绅士们已经拥有了一应俱全的糖果盘和牛奶罐,倘若把产品运到伦敦出售则代价高昂,麻烦多多。审慎精明地追加投资也许可以改变眼前的困局。“普利茅斯新发明专利瓷器制造厂”走到了如此境地,新的管理层或许能够带领它继续前进。

钱皮恩提议,布里斯托尔是个合适的地方,可以把公司搬迁到那里。

iii

你深吸一口气,跑下楼安排诸多事宜,折价出售工厂的设备。有些原料要转移到布里斯托尔,到它的浴火重生之地——包括砌窑的耐火砖、搁架,原有的成堆木柴,防护设施。一桶桶高岭土,还有锚石、浆料和美丽的黑色钴料。

最后烧制的几批茶壶和调味汁壶,壶底写有“普利茅斯1770”字样,成了他们首次创业的纪念品。另起炉灶时,要把锡的符号改掉,要少一点古怪,少一点炼金术的味道。

“库克沃西先生的磨坊被罗宾逊先生占用。”唯利是图的维尔先生已经找到了新的租户,人们风流云散。许多人追随钱皮恩转往布里斯托尔,有几个要去伦敦,还有几个在别的工厂找到了工作。

几个星期后,发出了招聘新人的通告。“普利茅斯新发明专利瓷器制造厂招聘瓷器画工若干名。会画珐琅或者画蓝色的头脑清醒、别具创意的画家,可把求职申请寄给布里斯托尔市城堡街的托马斯·弗兰克,或有机会长期受雇。”

新的制度尘埃落定。资本重组相当可观,新的贵格教友追加了近一万英镑的投资。

iv

威廉决定收取一笔费用,按比例抽成,把专利转让给钱皮恩,自己全身而退。

此时是1772年,距他结婚已过四十年,距他在特里戈宁山上找到高岭土和白墩子已过将近三十年,距他开始制瓷实验过了二十年,距他在码头边那家制瓷厂造出第一只酒杯(杯子像模像样,杯底写有C. F. 字样)过了四年。

他带着自己的女婿从康希尔山上下来,进到城里,走进乔治院找到印刷商兼书商詹姆斯·菲利普斯。他翻译的斯威登堡著作《天国与地狱》刚刚出版,他亲自过来取书,兴致高昂。

“著书多,没有穷尽。”《传道书》预言道。但就威廉的情况而言,著书是有穷尽的。“库克沃西先生承担出版的全部支出。”一份文档这样记录。他为此花了一百英镑,耗费了几年时间。他“不能忍受别人转移话题,这样一部著作居然由一位贵格会教友翻译完成并付梓出版。他开玩笑说,人们为此责备他,问他到底是什么信仰”。一天前,他们到泰晤士河畔去看一条搁浅的鲸鱼,他试着讲了个笑话:“有人说它是虎鲸,有人说它是鼠海豚,至于我,我不知道它是什么。”

威廉翻译了斯威登堡的著作,这让他的贵格会朋友们感到惊诧。约翰·卫斯理[1]一直在读这个“疯子”的著作。此种关于灵异事件的胡言乱语,威胁到了贵格会教徒的神智清醒。

如果可以参照自己的形象来塑造上帝,那么威廉的上帝就是一位兴趣浓厚的上帝。或许不够慈悲,接连的丧亲之痛消磨了他的虔诚敬畏,但他擅长细节,无疑更擅长做出让人惊讶的事情。

陶艺家要写作,原因就在这里。

威廉动身回家了,他要返回普利茅斯,对于路上的天气他胸有成竹。要走三天,路很难走。他想到了在漫长的航海途中提纯海水的主意,并且正在写一篇文章,探讨用桶装泡菜治疗水手的坏血病。


[1] 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英国国教神职人员和基督教神学家,循道宗的创始者,十八世纪福音复兴运动和循道运动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