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 17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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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17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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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是乾隆统治时期。他是康熙的孙子。

在景德镇,人们制作各种版本的韦奇伍德碧玉细炻器。

在德累斯顿,日本宫的瓷器风流云散,被装入地下室的板条箱里。

在麦森,人们制作六英尺高的祭坛装饰瓷。

在巴黎,化学家安托万·拉瓦锡[1]用契恩豪斯的透镜做实验,燃烧钻石。

还是在巴黎,年轻的英国收藏家威廉·柏克福德大举购入王太子的藏品。他发现了一只中国水壶,釉色呈海水绿,饰有菊花纹样,镶有银质的流柄托盖。他把它带回了自己在威尔特郡丰山的宅邸。

在美国,首艘贸易船“中国女皇”号驶离纽约前往广州。船上将装着一箱箱“浅灰色、橘皮釉”的瓷器,满载而归。

在南卡罗来纳的卡姆登,钱皮恩告别了人世。几个月前,他曾想送给乔治·华盛顿两件浮雕像,一座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一座是总统本人,它们是用“本地瓷泥”制成。总统像显得太疲惫了。钱皮恩的邻居开了一家陶瓷厂,并且给他们的大儿子取名韦奇伍德。

在普利茅斯,德高望重的威廉·库克沃西与世长辞,葬入贵格会的墓地。

在康沃尔,旷野中曾经属于威廉和钱皮恩的采石场可供出租:“矿场目前闲置,前租户或死亡或潜逃。”新的投标人全部来自施托克:韦奇伍德、德比、科尔波特、斯波德、新堂瓷器制造厂,他们全都摩拳擦掌地想要自己开采瓷土和瓷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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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如潮水起落,人情也是如此。

万物如泥石日积月累,终至淤塞。

我想回到这块土地,重访当年那些人,走过长长的小路,敲响一扇不起眼的房门。我想问问那位农民的妻子,她的丈夫是否不再醉酒,金钱给他们带来了怎样的得失。

我想看看一件事怎样引起连锁反应,一笔交易和十个几尼的年租金意味着什么:这座山上需要修一条小路,搭一座棚屋,进而需要把小路拓宽。干活的先是一个人,然后变成许多人,后来连男孩也参与进来。人们挖掘,淘洗,溪水因为清洗花岗石而变得不再清澈。

你看到远处有细小的微光,茫远得像高空的秃鹫,那是一个男孩在采集苔藓。把黏土晾干时,人们用苔藓填充淘洗出的小方块花岗石之间的缝隙。他每天挣七便士。

你买下一座山,这地方很快发生改变。稀稀拉拉的几棵树不见了。并不是说卡洛加斯曾经风光秀丽,只是如今这里“满目荒凉,杂草丛生,零星点缀着几间茅屋,几座公共矿场”。

成本高的是交通运输,而不是人力。还有黏土在码头上晾晒时弄脏、失窃和处置不当所造成的损失。这意味你要建仓库,修港口,再造一条像样的路。这条新修的路遍地砂砾,尘土飞扬。

旷野的面貌发生改变,道路变宽,弃土越堆越高,河流的流速变缓,废砂和云母在河口淤积,最终流入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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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自旷野的白色黏土在康沃尔、福伊、查尔斯顿和圣奥斯特尔的新码头装运上船,一路顺流而下,绕过兰兹角,穿越布里斯托尔海峡,然后逆流而上,从威尔士海岸前往朗科恩,再转移到狭长的运河马拉船上。然后,顺着特伦特-默西运河(Trent and Mersey Canal)——这条运河由J. 韦奇伍德出资兴建——经过基兹格罗夫山的野兔堡隧道,从无数座桥下经过,终于到达几座陶瓷小镇,到达特伦特河畔施托克。这里烟囱密布,吐出的浓烟将空气染得黑暗浑浊,烟霾笼罩的日子根本看不到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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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伦特河畔施托克的明信片,约1903年

此地正在成为世界上伟大的陶瓷之城。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它达到了堪与景德镇媲美的规模。这是一座艰难的城市——我得纠正这个用词——它不是一座城市,而是多座小镇集合而成。包括滕斯托尔、伯斯勒姆、汉利、施托克、芬顿和朗顿。

这里一切事物都是草率的急就章。三十年后,阿诺德·贝内特[2]会在此地长大。他在小说中毫不留情地对家乡做了剖析:“窑砖破旧,墙壁用匣钵和矿渣胡乱砌成。狭窄而崎岖的小巷,通往杂乱无章的的作坊和瓷窑。农舍兼作工厂,工厂兼充农舍,笨拙,仓促,只要‘能凑合’,什么都不要紧。所有地方都被迫兼充别的用途,勉强将就,不伦不类。”

我想起了殷弘绪。他提到,在景德镇,人们用匣钵和瓷片砌成墙壁,瓷器被再三补缀和修理。一件瓷器要经过七十道手;分工越来越细,技能越来越专。此地也是这种情形。所有人都被迫服务于这个匆促、无耻的行业,以增加产出;产出更多瓷器,更多骨瓷,更多廉价的白色器皿,以更快的速度。

我又找到一位见证者,这也是一位有心人。1840年12月,塞缪尔·斯克里文医生(Dr. Samuel Scriven)奉命前来探访此地的工厂和作坊。“我拜访并细致地考察了不少于一百七十三家工坊,”他写道,“我怀着极大的愉悦记下这个令人满意的事实:在我整个访问期间,无论是在工厂还是作坊,无论是在矿井口的木屋还是简陋的农舍,我都受到了极其尊重、友善而好客的接待。”

他顺着特伦特姆路,来到“明顿-博伊尔瓷器厂”(China Factory,Messrs Minton and Boyle),推开了“荡釉间”的门。他记下了房间里面和外面的温度,里面是62度,户外48度。他记下了一位工人的姓名和年龄:乔治·戈比什利(George Corbishley),三十七岁。

这是一百七十年前的事了,可是在你听来却言犹在耳:

 

我已经做了二十五年陶工;六年荡釉工……目前身体还没有出问题;我知道很多人身体出了毛病;他们四肢无力,失去了劳动能力。我认识好几个人因此死去;前一个在这口桶边干活的人就死了。我的两只手长期泡在釉料中;不知道这种釉料用什么成分混合而成;他们不告诉我们;我想,(它的配方)大概不像过去那么糟糕。

 

几名工人负责清洁施釉后蒙了尘土的器物。他们“诉苦说,我的胸口好像堵了什么东西;夜里我不能躺着睡觉;我的喉咙总是疼痛;我长期咳嗽,呼吸困难。从来没有去看过医生;只要我在这里干活,医生的建议就没用。石粉的坏处很大”。

“这女人说话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她承受着痛苦,这种情况在从事这份工作的人当中司空见惯。”斯克里文医生边听边写道。“我的肢体失去了力气,再也不可能恢复,”一个年轻人说,“要是我能康复,我绝对不要再回这间荡釉室。我不知道这釉料是什么成分;主人从来不告诉我们;除了他和他的工头,没有人知道,不过我想,它一定含有对肢体有害的东西,我见过其他人因此生病。”

然后你听到孩子们的声音。乔塞亚·贝文顿(Josiah Bevington),八岁,模具制造工。威廉·梅森(William Mason),十二岁,在“威廉·亚当斯父子工厂”(Wm. Adams and Sons)的瓷盘室干活,后来去“约翰·乔拉普作坊”(John Joplap)做了拉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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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注浆室干活的女孩,特伦特河畔施托克,约1900—1910年

斯克里文医生记下这些孩子是否父母健在,如果健在,他们是否还在工作;三年前发生过一次罢工,许多人至今仍未找到工作。你了解到一家几口的详细情况,每个人各挣多少钱,为家庭做出多大贡献。

你听到工作的具体情况。在荡釉桶边干活的那个男孩,帮忙装窑的那个男孩,注浆成型的那个男孩,练泥的那个男孩,他们都在“威廉·本特利作坊”干活。老板“有时用拳头揍我;因为我早饭吃得太慢,他就一拳把我打到灶台的另一边;吃早饭允许用半个小时,可是半个小时还不到,他就让我快去干活”。

还有那个制作三棱黏土支架的女孩。烧制时人们用支架使每个盘子隔开距离。要把湿泥压到模具中,干燥后小心地把它取出。

在斯克里文的记录中,这个女孩是第279号。斯克里文编写了上下两卷的《儿童就业调查,委员会第二次报告的附录——商业和生产,上部。副委员应女王陛下之命提交给议会两院的报告和证明》。

汉娜·劳顿(Hannah Lowton),六岁:

 

我为霍兰德先生制作黏土支架。我不知道我干活干了多久。妈妈也在这里,爸爸去世了。我识字,不会写字:我上过走读学校,星期日不去主日学校上课。我每周挣一先令。有时候我六点钟来,有时候晚点。我九点钟回家,妈妈回家时,我和她一起回家。我有哥哥和姐姐,姐姐制作黏土支架,哥哥从事模具注浆。我喜欢来干活。爸爸死于咳嗽。他们说,那叫健康衰退。

 

汉娜·劳顿在滕斯托尔镇的陶瓷厂“R·霍尔公司”(Messrs R Hall and Co.)干活。这家工厂生产“景点系列”餐盘和“秀丽风光系列”餐盘。餐盘上画着英国贵族的宅邸,法国圣克劳的宫殿,饱满的画面深埋在用鲜花和水果构成的蓝色边框中间。每件瓷盘在窑里烧制时,都需要用三棱黏土支架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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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了施托克。我去了滕斯托尔,想看看能不能找到汉娜·劳顿曾经干活的那家工厂,发现当年的厂址变成了一间地毯仓库。

我去了伊特鲁利亚,向韦奇伍德致意——他的厂房如今变成了“西部最佳酒店”,为客人提供舒适和方便——我去了“格拉德斯通陶瓷博物馆”(Gladstone Pottery Museum)看瓶形窑,途经我最喜欢的那座建筑、伯斯勒姆的“韦奇伍德研究院”。房子富丽堂皇,体现了维多利亚中期和威尼斯的风格,乔塞亚·韦奇伍德的塑像高踞在门拱上方,那里本该是耶稣基督所在的地方。

这天晚上,我迈步走进了朗顿的“圣墓教堂”[3]。不是因为我对墓地情有独钟,而是想看看教堂的建筑本身。它建于1853年,由乔治·吉尔伯特·斯科特(George Gilbert Scott)设计。这是一座漂亮的哥特式建筑,相当冷峻、朴素、不动声色,符合你心目中对这几个小镇教堂的想象。它也有所变化,换了个新名称,现在归“安条克东正教会”所有。

当年,这座教堂是为一个新成立的社区而建。“朗顿永久产权土地协会”用五千英镑买下了“斯普拉茨莱德农场”,并于1850年7月20日在《斯塔福德郡广告》上刊登了这则购置土地的消息。人们首次召开了年度大会,出席者济济一堂,会议供应茶水。会上决定把这块土地划分为一百九十块,每块面积五百到六百平方码,用于建造房屋。而到1864年,此地为陶瓷厂工人兴建了五百栋房屋。

人们说起这块新的住宅区,都叫它“德累斯顿”。

他们在此地创办了“德累斯顿瓷器公司”(Dresden Porcelain Company,缩写为DPCO)。他们在自己的瓷器底部打上DPCO标识,这是颇为有用的做法,与德国的德累斯顿生产的以蓝色交叉双剑为标识的瓷器以示区别。该公司面向饭店市场,生产柿右卫门风格的瓷器。后来它也改变名称,改变商标,合并,破产,化为乌有。


[1] 安托万·拉瓦锡(Antoine Lavoisier,1743—1794),法国贵族,著名化学家、生物学家,被后世尊称为“近代化学之父”。

[2] 阿诺德·贝内特(Arnold Bennett,1867—1931),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杰出的小说家、剧作家和批评家。他最有价值的作品是他的“五镇小说”,即以家乡施托克市为背景的系列小说。

[3] 圣墓教堂(Church of the Resurrection),又称“复活教堂”,是耶稣基督遇难、安葬和复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