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 阿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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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达豪寻访当年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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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时节,雾气低垂。南瓜和西葫芦堆放在屋外的马路边,每堆瓜果旁边都摆着一只诚信箱。

这里灰暗潮湿,一切都好像被梦魇困住了。我也被困在这里,留意着周围铁丝网的高度、岗楼、曾经惩罚囚犯的空地、把囚犯处死的墙壁,还有几道碎石带,那里曾经是几排囚犯营房的所在地,如今已经拆毁。工厂外围,几棵杨树在寂静的空气中纹丝不动。

档案管理员接待了我。里面有一张长条桌,图书室里收藏有相关的研究著作和档案。一个脸色苍白的女人安静地坐着翻看一本摄影图册,用铅笔在笔记本上做着小小的记号。

档案管理员已经在此地工作了十五年。他了解党卫军营区的复杂结构,知道他们怎么选派囚犯到特殊的工厂干活,知道花岗岩采石场的可怕真相,也知道大屠杀列车、旅客名单和死亡行军。

他很和气,帮我取出要看的文件。有一份证词是关键,他说,于是告诉了我汉斯·兰道尔(Hans Landauer)的故事。兰道尔曾在这家工厂干活,他写下了证词,并在战后用余生讲述这里曾经发生的事。他的家在维也纳,但他常来这里。

我问档案管理员,我能否有幸去拜访兰道尔先生?

他指了一下他的办公室,里面的桌子上摆放着一张照片,上面是个身材魁梧、面容开朗的男人,脸上挂着微笑。管理员说,他上周去世了,他是个了不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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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兰道尔是奥地利一名社会主义者,十六岁时加入了“国际纵队”,在西班牙内战中与弗朗哥作战时被俘。他先是被遣送到法国居尔的集中营,1941年6月6日来到达豪。

档案管理员给我大概讲述了当时的背景。

1941年5月,一张便条在布痕瓦尔德、奥斯维辛、福洛森堡、毛特豪森、诺因加默、格罗斯-罗森和萨克森豪森的集中营里传阅:

 

由于各行各业的公职人员必须参加战争,阿拉克瓷器工厂的生产无法保持进度……命令已经下达,必须考虑是否能够使用囚犯执行这项任务。所需人员包括模具制造者、烧窑工、造型师和陶艺师。必须立刻对集中营的劳动力进行筛查,寻找曾经从事过陶瓷业、有能力在阿拉克工作的人。

 

十天后集中营给出了一份名单。他们找到了一个犹太人、四个ASR(反社会囚犯)、一位Bib-F(耶和华见证者)[1]和十二名政治犯。

此后过了六天,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给出答复说,他们找不到会烧窑或制作模型的人,不过他们找到十四名瓷器造型师、一个懂研磨的人、一名彩绘工和一名拉坯工。这些人中有个犹太人,还有一个人的标签上只写着“生病”二字。

1941年7月5日,十三名囚犯来到阿拉克参与制作瓷器。这群人当中没有烧窑的专家,于是奥地利人弗朗茨·平克(Franz Pinker)和西班牙战士卡尔·索尔丹(Karl Soldan)、两名红色西班牙人[2](都是共产党人)被选中,在工厂里负责烧窑。

这些人又挑选了自己的同志、刚从法国的集中营转来的汉斯·兰道尔加入进来。兰道尔起初在铁路上干活,“以伏尔加河上纤夫拉船的方式”,把煤炭从达豪火车站拉到瓷器厂。

兰道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这是ein Glücksfall,“一件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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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兰道尔,维也纳,2006年

iii

达豪不是一座灭绝营。这里的死亡事件既是蓄意安排,又具有随机性。

工作安排是蓄意为之,使人丧命。起床号凌晨四点钟吹响,立正一个多小时,点名,然后排队行进到各自分配的干活场所,清理碎石,挖掘地下掩体,在花岗岩采石场背石头直至倒下,或者在种植园挖沟渠。收工后再排着队走回来,立正一个多小时,点名,然后打扫营房。晚上九点钟熄灯。

工作和生活条件是蓄意安排的。你只得到很少的食物。六个月后,给的食物更少,你浑身乏力,变得虚弱。囚犯的数量在增加,还是这些营房,1944年的囚犯数量是1942年的六倍。你几乎得不到医疗救治,每次生病都是大面积的流行病。即使爆发流行病,也没有医疗救治。

人们来到达豪的原因具有随机性。

你来到这里,可能因为你不合群,因为你关心政治,因为你是辛提人[3]、基督徒、同性恋、犹太人、波兰人、捷克人、共产党。

死亡随机地降临到你身上。你想逃跑时会死,杀鸡儆猴。你在采石场、在种植园干活儿会死。你因为在收工回去的路上走得太慢也会死。你死于伤寒。你被犯人头目折磨致死。你因绝望而死。

你千方百计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尽量多吃饭以保持体力,不要跌跤,不要引起犯人头目的注意,不要让背上的花岗岩块掉落,虽然你的两只手已经血肉模糊。

iv

我坐在档案室里,兰道尔的回忆录使这件“幸运”的事情无比切近,如在眼前。我仿佛看到他正在工厂的院子里卸煤,这时候有人过来问他会不会画画。

他说会,并且画了一幅小素描。

这幅素描让他摆脱了在工厂外面拉煤的残酷命运。他跨过门槛,进入了阿拉克。这是他朝着“幸存的地狱方向”迈出的第一步。他起初制作烛台,随后制作小雕像,再后来制作骑马瓷塑,他变得“不可取代”。希特勒和希姆莱对骑马瓷塑高度重视。

 

我在地下室只须从桌前的窗户向外张望,就能看到碎石场那些形销骨立的身影,他们跌跌撞撞地推着装满囚犯尸体的手推车,或者推着那些再也无力走回集中营的人……必须站在人性的角度去理解,我想制作好的作品,尤其因为这种生产对战争不重要……工厂扩大规模后——从1942年起,我们也生产瓷盘、瓷杯和野战医院的奶油杯——工厂里,没有经过正式训练的囚犯数量也增加了,因为他们有学习能力,很快就能学会制作瓷器。

 

他记录道,在阿拉克瓷厂干活的人们千奇百怪,来自各个国家和民族,这些人不得不生产纳粹党的邪恶象征、庆祝冬至的灯笼,制作此类产品让他和难友们在集中营活下来的几率更大了一点。

阿拉克延长了工作时间,意味着囚犯不必中午回去点名,这就降低了他们因为“唱歌难听或者走路队形不整齐”而受到党卫军士兵惩罚的危险。从1943年起,阿拉克允许厂内囚犯穿真正的皮鞋,因为囚犯无法穿着木屐搬动长条板上的瓷塑产品。

兰道尔是一位非同寻常的见证人。他记得他曾看到封闭的火车从法国驶来,车厢里装满已死和垂死的人。

他记得他的难友弗朗茨·奥克罗伊(Franz Okroy)、赫伯特·哈特曼(Herbert Hartmann)、弗朗茨·施米勒尔(Franz Schmierer)。还有两位制作小雕塑的波兰囚犯,他们的名字他已无法记起。其中一位是教授,来自克拉科夫,在1942年或者1943年冲向电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记得厄文·察普夫(Erwin Zapf)和瓷器画师古斯塔夫·克里普纳(Gustav Krippner)。他记得卡尔·施文德曼(Karl Schwendemann),施文德曼与党卫军的一名卫兵吵架后被带离工厂,送回达豪的主营区。

把这些名字挨个读一遍,对我来说是一种警醒。我又读了一遍。

兰道尔言辞谨慎。有时候,他说,他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在阿拉克,他们也体验过善意的时刻,他说这话时也很谨慎,“有时只是一个腼腆、善意的眼神”,或者一名党卫军卫兵把克尔纳的收音机送给烧窑间的人,让他们夜里收听。

我要小心对待这份证词。它不是我的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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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的下一页是一封给希姆莱的感谢信,这符合存档的规范。写信人是党卫队旅队长弗里德里希·于贝尔赫尔( Friedrich Uebelhoer),他一个劲地感谢党卫军全国领袖希姆莱赠送的掌旗官瓷塑以及贺卡,感谢希姆莱对他在东部建设新德国的诸多事务所给予的支持。于贝尔赫尔是罗兹[4]的长官,那里正在兴建犹太人隔离区。

第二封信是希姆莱夫人写给E. R.夫人的。信中写道,很抱歉给你带来麻烦,但不知“小埃克哈特”是否收到了她的教父、党卫军全国领袖希姆莱送给她的礼物?礼物是一支儿童救济活动的蜡烛。“还有,不知西莉德和伊姆特劳特是否也收到了各自的蜡烛。”希姆莱夫人也对轰炸表示慰问。

第三封信是霍普夫纳医生写给一位不知名的收信人的,标注日期为1945年1月15日。信中表示,冬至灯笼不应继续生产,但底部印有党卫军口号的瓷盘应该增加产量。在“即将到来的困难时日”,党卫军的口号将能够鼓舞瓷盘的使用者振奋精神。

将不再有煤炭运抵达豪用于焚尸,但阿拉克瓷厂烧窑的煤炭将继续供应。

我需要呼吸空气,便走到外面待了十分钟。我回来后档案管理员解释说,本地一名纳粹纪念品的收集者去世,他女儿把一盒纪念品送给了档案馆。管理员搬来一只灰色的塑料洗衣篮,里面装满了纳粹的物品,有装在袋子里的,有用报纸包着的。他说,其中也有阿拉克瓷塑。不过篮子最上面却是一根皮带、几颗纽扣、一张图表、党卫军三十八个师的说明图和几本杂志。他把它们一样样摆在书桌上。

然后,他打开了第一件物品。是一尊小鹿斑比的瓷塑。

斑比之后,是入睡的达克斯狗,站立的表情忧伤的达克斯狗,还有一只半躺的鹿,它的腿脚盘在身体下面。

我原本期待看到纳粹党突击队员的瓷塑,白色的瓷塑。

我端详着小鹿斑比,它的眼睛水汪汪的,腿细长纤弱,头歪向一侧。釉面白净细腻。我把它拿起来,看看它的底部,瓷器的底部总是应该好好看一看,它的底部是Allach、TH Kärner和党卫军北欧文字的漩涡装饰。

这是我在这世界上的第五件白色之物。

vi

我向档案管理员道了谢,把瓷塑重新包起来收到洗衣篮里。我走过工厂的庭院,走过营房之间狭长的过道,一路走向外边的铁丝网围栏。

返回机场途中,我绕道去了阿拉克早期在慕尼黑郊区成立时的原址。

这里,小街小巷构成一幅简单的拼图,几个孩子骑着自行车玩耍,一个人在遛狗,树篱修剪整齐。路牌说前面是条死胡同。可是继续往前却出乎意料地出现一处工业遗址。战前曾经有过几家工厂,如庞然大物矗立在这条马路边。

出租车在八号门牌前停了下来。这条街已更改名称,如今叫做“莱茵哈德·冯·弗兰克街”。八号是一座高大有山墙的房子,走上六级台阶到它的前门,一间作坊在杂乱纠缠的树篱后边向右延伸。作坊荒废破败。窗户被人打碎了,门上挂着锁。看起来与我当过学徒的那家作坊别无二致。

这就是阿拉克瓷起步的地方,在一条毫不起眼的郊区街道。

一块公告牌警告:闲人免进。


[1] 耶和华见证者,十九世纪末在美国发起的圣经信仰,是独立的国际性宗教团体。纳粹德国时期,耶和华见证者因拒绝听从希特勒政权的要求而遭到迫害或处决。他们在集中营佩戴紫色的三角形徽记。

[2] 红色西班牙人(Rotspanier),西班牙政治犯,因反法西斯或者信仰共产主义而被关押到集中营。之所以称为红色西班牙人,是因为红色是共产党的颜色。

[3] 辛提人(Sinti),特指定居在欧洲和北美某些城市的吉普赛居民集团,他们遵守吉普赛习俗,从事传统的吉普赛人职业。

[4] 罗兹(Lódz),波兰第二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