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 呼吸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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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工作室的书桌前写下这行字。一切如此清爽,天色尚早,别人还没有来。我遛完了狗,现在安静地坐在桌前,面对着一杯水和一张白纸,晨光在白墙上瞬息变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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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地方我尚未踏足,有些图书我尚未阅读。

我知道该好好读一读歌德。歌德曾对牛顿论色彩的观点做出回应,维特根斯坦[1]又对歌德的观点做出回应。我应该去一趟维也纳,看看维特根斯坦的那所房子。房子由他本人亲自设计,历时弥久,以至于与他共事的人们先后放弃参与,去做别的事了。那是一所无法居住的房子,一所哲学家的房子。他每说一句话都用疑问开头。百叶窗为什么应该拉下来?房间为什么应该是这个高度?他唯一不曾质疑的似乎是颜色,建筑物、内墙、台阶和窗框,全都是白色。也许对于维特根斯坦,白色本身就是个问号?

工作室楼上房间里的有些书是夜深人静时买的,尚未拆封,但它们对我的所有旅程都很必要。书堆上放着约翰·凯奇[2]的《四分三十三秒》乐谱。它们提示了无比庞杂的可能性,是我好几个星期迂回绕行和改变路径的证明。我原本要成为白色之王,要完成从白纸上穿越的旅程,从项狄[3]走向萨缪尔·贝克特[4]

我遗漏了什么呢?我已放弃参照自己列出的那些清单。三只白瓷杯已经增加为五件,三座白山增加为四座,我被带到了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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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了剑桥,把三年前购买的全新白瓷板铺开,又把八百年前产自景德镇的古老白瓷摆在上面,它们看起来很美。

我把收集来的碎瓷片、景德镇仿制的韦奇伍德花瓶、几件早期的麦森瓷器摆出来。还用自己做的瓷杯设计了一件小小的装置作品,也藏在博物馆里。我挨个写了写自己喜爱的瓷器,印制了一份朴素的目录,目录使用字典纸,配以素描插图。我觉得这是某种致敬。我给这次展览取名为“论白”(On Wh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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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了张小康等几位作者2003年发表的论文,研究陶瓷厂工人的死亡率。我接着读了矽肺病的症状,了解了黏土成为粉尘所造成的后果。陶工“存在于陶瓷中,靠陶瓷生存;粉尘充满他的肺部,使他脸颊苍白;他因陶瓷而生,他因陶瓷而死。他把手指抚在陶瓷上,如同扣在朋友的手上”,阿诺德·贝内特望着故乡所在的几座陶瓷镇,这样写道。

我翻开在斯塔福德郡做过调查的那位医生的报告,陶工们曾热情地欢迎他进入作坊。我的耳边仿佛听到三十三岁的萨缪尔·布罗斯特(Samuel Broster)的声音,他说:“我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哪怕工资再高,我也不会让我的孩子干这一行。”

我想起了在景德镇大器厂见到的那个人,他默默干活,不愿让孩子步自己的后尘走进粉尘。我想起途经附近一家贴花工厂的大门,里面的人正准备把花纸上的彩色图案移至陶瓷坯体上。我看见三个男孩在操作一台巨大的机器,机器喷溅出粉尘,粉尘汇入充斥化学物质的空气中。

白瓷让人付出代价。痴迷让人付出代价。瓷器是个成功的故事,但它毁灭山峦,消耗山上的树木,使河流淤积,港口阻塞,进入你的左右两肺。

我记得自己在作坊里度过的岁月。如果说瓷器让我付出了什么代价,那是其中之一。但它也让别人付出代价。孩子们在斯塔福德郡和景德镇的工厂里干活;雇工在地下室与契恩豪斯一道,在燃烧镜旁边忙碌;小男孩在旷野中采集苔藓,用于干燥黏土;在达豪,瓷塑造型师冲向电网自杀身亡。

我想这就是我一直在追寻的事物:一抹白光从海面上升起,又被海浪卷走;一缕风卷起白色的尘土,盘旋飞舞,终于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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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读诗人保罗·策兰[5]的作品。三十多年来他的诗一直陪伴在我左右,但直到几年前我才读到他在达姆施塔特[6]的讲话。那是1960年策兰获奖后的演说辞。他很少写散文,很少发表演说,生平只接受过两次采访。他对一个问题的答复只有五行字。

这次演说很艰难,他犹豫不决,一再想要开口,却不知从何说起。他的第一句话,只说了一个词就停顿下来。“艺术,你们会记得,就是……”

他写道,诗歌写到第九行以后会遇到障碍。他说得对,确实会遇到障碍。他想找寻一首诗从何而来,何以存在,于是他专心一意地注视着通往一首诗的路径,努力把握那个关键时刻的出现,也就是“可怕的寂静降临”,预示着诗歌即将现身。

他把这个时刻叫做“呼吸转换”(breathturn),在呼气与吸气之间这奇妙的停顿片刻,把自我感觉全部抛开,向一切敞开心怀。

策兰无法轻易找到一些词语并使之交融。德语是他的语言,但他是个犹太人,德语也是把他的家人杀死的语言。于是策兰把词语带入新的领地,变成Lichtzwang,“光之逼迫”,变成Atemwende,“呼吸转换”。他把词语压缩在一起,把词语拆开打散,从一行移到下一行。

他写的诗篇幅变短了。它们成了片断、哭喊和叹息,它们想要开口说话,发出声音。这些诗歌周边的空间变得广阔起来。在他后期出版的诗集中,纸页上的空白之多超过了诗句。

与他文章中写到的诗歌之路一脉相承,这次演讲中他探讨了诗歌之路也可能是更改路线,绕道而行。他说,你送自己上路,出发去寻找自己。那意象是路径、出发、偏离和“某种回归故里”。要想寻找自己、创作事物,没有坦途可走。

然后他感谢大家听他演讲:“女士们,先生们,我走过了这条几乎不可能的道路,你们的在场中,有些东西让我略感安慰。”策兰走过了这条几乎不可能的道路。

策兰让我想到,在这条路上有人与你同行是多么值得感激的事。有人在身旁陪你走一段路程,这安慰几乎意味着一切。

我还想到,殷弘绪有满大人做他的朋友;契恩豪斯有莱布尼茨相伴;威廉有斯威登堡相伴,还有萨利始终在他身边,虽然后来他失去了她,但他们有望在前方白色的永恒之地会合。在这条路上,我找到了他们,他们所有人都与我相伴。

此外,我还有苏和孩子们。这是我的白色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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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坐在了我的轮车边。轮车贴地很低,我弯腰弓背,左边是堆成塔的瓷泥圆球,右边是一摞台板,等着把做好的瓷胎摆在上面。我面前是一小桶水、一块海绵、一把刀,还有一副形似手斧的竹条,怀里搁着一块用来擦手的布。不知什么地方丝丝缕缕传来音乐。

我的狗在旁边不远处。还有咖啡。

我拉坯制作三四英尺高的小瓷杯,做得很快,听任杯口边缘参差不齐,或者我可以把它们做成椭圆形。再过几个小时,我就可以拿起这些坯体,用刀子进行削切。我快速下刀,再用拇指把底足抹得光洁,然后盖上自己的印章。三十年过去了,我的印章已经磨平,看不清姓名或地址,只剩一块空白的长方形。

我使用产自利摩日的瓷泥,那里靠近殷弘绪的出生地。我使用从特里戈宁山二十英里外的矿坑开采的黏土,威廉曾在那里找到了白土。

我制作了2,455个瓷杯,给它们全部施了白釉。

我使用了这趟旅程中找到的所有白色,它们蕴含着成功、尝试、安慰、忧郁、威吓和悲悼。其中包含景德镇“白如凝脂”的白色,包含柿右卫门、南京、西藏、威尼斯、圣克劳和德累斯顿“奶白色、像水仙花”的白色,包含麦森、普利茅斯码头上科克塞德“像烟一样”的白色,包含布里斯托尔、伊特鲁利亚、卡罗来纳、圣彼得堡和包豪斯的白色。还包括阿拉克的白色。当然也包含现在我的新工作室的白色。工作室位于西诺伍德,挨着公共汽车站。

陈列柜高七英尺,宽八英尺,瓷杯摆在陈列柜的架子上。我把这件四重奏般的装置作品叫做“呼吸转换”。瓷杯的排列具有重复回环的节奏,有停顿和休止。有时很密集,有时很松散。留白的空间多于词语。

陈列柜被拍了照片,瓷杯被编号、打包、装箱,运往大洋彼岸,再打开包装,放回到架子上。这是我在纽约的展览,取名为Atemwende,“呼吸转换”。

苏一如既往陪在我身边,孩子们从学校请假,打算过一个长周末。这是他们第一次来纽约,我们在切尔西吃了匹萨,去中央公园散步。对于这件事,他们表现得体,满心骄傲。我带着我的大家庭到处闲转。

开幕时有人问我,制作白色之物,何以可能?小时候有人问过我同样的问题,如今这仍是个好问题。有人问我年复一年坐在轮车边会不会感到厌烦,我的助理是否参与制作?有人问我是不是又在写作?

对于这些问题,我给出的回答是:白色是重新出发的方式。白色不是为了体现品位高雅。制作白色瓷杯从来不是为了体现品位高雅。制作瓷器是为了再次出发,找到自己的路,沿着这条路迂回曲折地回到自己。我并不感到厌烦。我亲手制作所有瓷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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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转换”展览细部,埃德蒙·德瓦尔,2013年

不,我现在没有写作。我写过。现在,我又开始制作瓷器。


[1] 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1889—1951),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其研究领域主要在数学哲学、精神哲学和语言哲学等方面。

[2] 约翰·凯奇(John Cage,1912—1992),美国先锋派古典音乐作曲家,勋伯格的学生,著名实验音乐作曲家、作家、视觉艺术家。

[3] 《项狄传》的同名主人公,这本书是十八世纪英国文学大师劳伦斯·斯特恩的代表作之一。

[4] 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1906—1989),爱尔兰著名作家、评论家和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69年),以创作荒诞派戏剧闻名。

[5] 保罗·策兰(Paul Celan,1920—1970),生于罗马尼亚一个讲德语的犹太家庭,父母死于集中营。他是继里尔克之后最有影响的德语诗人,代表作《死亡赋格》。

[6] 达姆施塔特(Darmstadt),德国中西部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