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中国市长班

 

在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有一个公共管理硕士班,和一个管理经济学硕士班,这两个班,被外界称为市长班。学员来自中国,大多数是组织部准备提拔的中青年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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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理工大学对中国政府官员的培训是从1992年开始的。迄今已经延续了二十多年,班培训了一千多名地方官员。除了市长班外,还有其他一些短期课程。已经先后有约1.3万名中国政府官员在该校接受培训。

20年时间,中央组织部已前后派送1000多名司级干部到新加坡受训,而各省委组织部则派出超过三万名干部在新加坡轮训。

在中共领导层看来,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对中国具有「特殊借鉴作用」,某些人解读为「华人文化下的一党独大的政治背景」。南大「市长班」项目副主任张志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政府为什么对新加坡非常感兴趣?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新加坡跟中国一样,都是稳定的执政党,而且新加坡经济繁荣,社会安定,而这正是中国政府一直梦想的。」

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2011年4月赴新加坡访问「市长班」时就曾表示,中国官员赴新加坡培训的宗旨之一,就是学习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对中国有「特殊借鉴作用」。他说:「新加坡在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矛盾,和正在探求的解决办法,正是我们现在遇到或将要遇到的矛盾,我们现在需要用或探索将要用的办法。」

具体负责「市长班」培训的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是吴伟博士。吴伟给予市长班以高度评价,认为培训「成就彪炳,全球史无前例 」——以新加坡这样的小国,给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大规模地培训官员,确实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事情。

这些官员认真勤勉,经过严格的培训和考试,并非如某些短期出国考察团体那样公费旅游或者出国镀金却一无所得。他们在新加坡留学期间,住在校内的宿舍,吃大学食堂,出门坐地铁公交车,生活费和普通大学生差不多,就凭这点,好歹也算是官场生涯中无可挑剔的「清廉经历」。

2011年的新加坡大选,是新加坡建国以来最激烈的大选。尤其是工人党的群众大会,甚至创造了一个体育场挤进去五万人的奇迹。在这样的人山人海中,就有一些中国市长班的学员,他们感受真切的大选,感受普通选民的想法,观察一个在华人为主的国家里的民主制度,他们不可避免要思考这样的问题:中国的未来的民主制度,将是怎样的情景?

一些市长班学员看到新加坡的反对党人数如此至少,会觉得反对党的力量很弱,根本不足以撼动人民行动党——但是,人民行动党是全力以赴、如临大敌。

在大选一开始,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就请来了资深的执政党议员、政府前政务部长曾士生,以及《联合早报》前任副总编吴元华,为学员们分析选情,讲解执政党的竞选策略。而学校也鼓励学员们参加各种竞选群众大会。

除了曾士生外,还有七八个以前退休的政府部长,包括卫生部、交通部、国防部等,是「市长班」的兼职教授。

这些学员并非只在课堂听课,他们要「走基层」。比如去看新加坡的国会辩论,看议员接见选民,去看新加坡政府各部门是怎样运作的。

继南洋理工大学之后,新加坡国立大学也于2010年才开设中国官员的长期培训课程。国大开设的高级公共行政与管理硕士学位课程(简称MPAM)同样是为期一年,负责管理该项目的是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这意味着中国官员到新加坡的培训并没有减少,而是在增加。经过邓、江、胡、习四代领导人,学习新加坡的做法始终没变,而我们看到更多学习新加坡的实践: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新加坡—天津生态城、新加坡—广州知识城、新加坡—成都高科技园区,上海的公积金制度、车牌拍卖,以及被中国很多人诟病的「以房养老」、延长退休年龄。

对新加坡政府来说,这种培训是双向的,通过与中国官员的接触交流,他们可以把握中国的发展趋势,熟悉中国地方官员的思维模式,更好地与中国合作。双方的彼此了解有助于消除各种文化政治上的误会。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是一个重大事件。在「南巡讲话」中,邓小平认为新加坡不仅经济发展迅速,而且社会秩序好,因此首次公开高调地提出中国要学习新加坡。

邓小平提出的不讨论「姓社姓资」,提出「不管白猫黑猫」,和李光耀的「我从来不会被任何意识形态捆住手脚」,有异曲同工之妙。新加坡强调政局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给中国20年的稳定时间发展经济」,「杀20万换取20年稳定」,也是类似的思维。

1989年事件也可能是邓小平认为中国更应该学习新加坡而不是欧美的一个原因。

据统计,目前中共高级别的干部培训多扎堆在美国哈佛大学,而地方政府组织项目则更青睐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和国立大学。这当然不会是偶然的。至于如何从中解读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思维,还是留给政治学者去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