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从永恒的混沌中苏醒。

我试着动动脚趾头,成功了。我发现自己正四仰八叉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双腿被石膏裹了个遍,但至少我能感觉到腿的存在。

我使劲闭上眼,又睁开,一共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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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终于不再晃个不停。

我他妈到底在哪儿?

迷雾渐渐散去,所谓记忆的玩意儿又回来了。我记起无数的夜晚,还有护士,还有针头。每次我稍微清醒些,就会有人进来给我一针。一直如此,没错。但现在,既然我感觉自己已经好了一半儿,他们就得适可而止了。

他们会吗?心头一震:也许不会。

我对人类动机的纯洁性有些与生俱来的怀疑,这会儿,这些怀疑一窝蜂地跑来压在我胸口上。我突然明白了:我被注射了过量的麻醉剂。在我看来,他们根本没有任何正当理由这样对我;也就是说,如果是有人付钱让他们干的,他们就不可能停手。一个声音对我说:好的,保持镇定,还要装出昏昏沉沉的样子。想出这个主意的是最坏的那个我——没准儿也是最聪明的那个我。

我这么做了。

大约十分钟以后,一个护士从门外探进头来。我呢,自然一副呼呼大睡的模样。她转身走开了。

到这时,我隐约想起了一点儿来这里以前的事情。

我似乎出了什么意外,之后的事模模糊糊的。至于之前发生了什么,那就更是毫无头绪了。我记得自己先被送进另一家医院,后来才被带到了这儿。为什么?我不知道。

不过,我的腿感觉还不错。不知从摔断腿到现在已经过了多久——我确实知道自己摔断了腿——但我想我还能站起来。

我试着坐起身子。全身肌肉乏得要命,这一动费了我老大的劲儿。外边是漆黑一片,从窗户看出去,只有孤零零几颗星星忽闪着。我冲它们眨眨眼,接着把双腿挪到床沿上。

我觉得昏头昏脑,好在这股子晕劲儿没多久就退下去了。我站起来,抓紧床头的铁杆,然后迈出了第一步。

好。腿还撑得住。

所以,从理论上讲,我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现在就可以走。

我回到床上,伸展开四肢,开始思考。刚才那阵折腾让我浑身冒汗,抖个不停,仿佛有一大堆圆溜溜的糖果在我眼前晃啊晃啊。

危险,情况紧急……

我想起来了,那次事故是车祸。闹出的动静可真不小……

门开了,光线透了进来。我眯起眼,从睫毛下往外看。原来是名手拿注射器的护士。

她向我的病床走过来。这人看起来像个女嬉皮士,深色头发,粗胳膊。

她靠近床边,我坐起身子。

“晚上好。”我说。

“怎么……晚上好。”她回答道。

“我什么时候能出院?”我问。

“我得先问问医生。”

“去问吧。”

“请把袖子卷起来。”

“谢谢,不用了。”

“我必须给你打一针。”

“不,你用不着这么干。我不需要。”

“恐怕这得由医生说了算。”

“那就把他找来,让他来解释。不过在这之前,你别想在我身上扎眼儿。”

“恐怕我必须执行命令。”

“艾希曼[1]也这么说来着,瞧他落了个什么下场。”我慢条斯理地摇着脑袋。

“好吧,”她说,“但我会把这件事报告给……”

“请便。”我说,“还有,顺便告诉他,我已经决定明早出院。”

“那是不可能的。你连路都没法走,还有内伤……”

“咱们等着瞧吧。”我说,“晚安。”

她根本没搭理我,转身就走。

于是我又躺在床上,动起脑筋来。这地方瞧上去像是家私立医院,这意味着,有人在帮我料理账单。我认识这个人吗?我的脑海里没出现任何亲戚的影子,也没有朋友。还可能是谁?敌人?

我又想了想。

一片空白。

想不出有谁会资助我。

我突然回忆起一个细节:那次事故原来是车祸。我开车冲出悬崖,掉进了湖里——只能想起这么多。

我……

心脏猛地一抽。转眼间,我汗流浃背。

我不知道我是谁。

为了转移注意力,我坐起来,把身上的绷带全给拆了。绷带下的皮肉似乎已无大碍,看来我的自作主张并没捅什么娄子。我从床头栏杆上撬下一根铁棒,用它敲碎右腿上的石膏。我突然有种感觉:必须赶紧离开这儿,我还有事要办。

我试了试右腿。没问题。

我敲碎左腿的石膏,起身向壁橱走去。

里边一件衣服都没有。

这时,门外传来脚步声。我回到床上,用被单遮住石膏碎片和报废的绷带。

门又一次被推开了。

接着,灯光照亮了整间屋子。一个五大三粗的家伙站在墙边,他穿着白大褂,一只手还停在电灯开关上。

“怎么回事?我听说你在找护士的麻烦?”没必要装睡了。

“我不知道。”我说,“怎么回事?”

从他皱起的眉头看,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把他弄糊涂了。过了一两秒钟,他说:“你该打针了。”

“你是医生?”我问。

“不是,但医生让我给你打一针。”

“我拒绝,”我说,“这是法律赋予我的权利。你想怎么样?”

“这一针你挨定了。”说着,他绕到了病床边。这时我才注意到,他手里拿着一支注射器,刚才他一直遮掩着不想让我看见。

我给了他一拳。照我看,这一拳够他受的,正好落在皮带扣下边四英寸的地方。他膝盖一软,跪在地上。

过了好半天,他才挤出一句:“操你妈!”

“再靠近我试试,”我说,“看还会发生点儿什么。”

“我们有的是法子对付你这种病人。”他气喘吁吁地说。

于是我知道,是时候行动了。

“我的衣服在哪儿?”

“操你妈!”还是那句。

“那么我只好穿你的了。给我。”

回答同上。同样的脏话听三遍,实在让人腻烦。我用床单蒙住他的头,拿起那根铁棒,狠狠给他来了一下子。

只花了大约两分钟,我就穿好了这身行头。莫比・迪克[2]加香草冰淇淋的颜色。难看。

我把他塞进壁橱,然后透过带格子的窗户向外张望。天空中,残月抱着新月[3],在一排白杨树上方晃悠,草坪闪耀着银光。夜晚正在垂死挣扎,无望地跟太阳讨价还价。没有任何东西能告诉我现在身处何方。不过,我的房间应该位于一幢大楼的第三层,在我的左下方还能看到一点亮光,似乎一楼的什么人还醒着。

我离开房间,仔细观察了一番走廊的情况。我左边的走廊两侧还有四扇门,每侧两扇,这些门后头的房间估计跟我所在的一样。走廊尽头的墙上有一扇带铁格子的窗户。我走上前去,外面仍是地面、树木和夜色,没什么新鲜的东西。于是,我转身朝相反的方向走去。

门、门,还是门,门缝里看不见一丝亮光,四周唯一的声响是我的脚步声。借来的鞋子总是不合脚,太大了。

手表显示现在是五点四十四分——手表当然也是那个可爱的小伙子的。铁棒插在皮带下,用整洁的白大褂遮住,走路时来回擦着我的髋骨。天花板上固定着一排灯,功率四十瓦左右,两盏灯的间隔大约是二十英尺。

右手边出现了向下的楼梯。我走下去。楼梯上铺着地毯,非常安静。

二楼也是一连串的房间,跟我住的那层差不多,所以我继续往下走。

到了一楼,我向右转,寻找那间门缝里透出亮光的屋子。

找到了,就在靠近走廊尽头的地方。我懒得费神敲门,径直闯了进去。

有个家伙坐在一张锃亮的大办公桌后面,穿着件俗气的浴衣,正在核对什么账目。这间屋子不是病房。他抬头看见我,两眼睁得老大,眼神很警觉;嘴唇张开,准备大叫。不过也许是看见了我的表情,他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而是迅速站了起来。

我把身后的门关好,往前走了几步,接着告诉他:“早上好。你有麻烦了。”

看样子,麻烦总能引起大家的好奇心,因为在我花了三秒钟走到他跟前之后,他的话是:“你什么意思?”

“意思是,”我说,“你将被起诉。首先因为你限制了我的人身自由,然后是因为你玩忽职守,滥用麻醉剂。我已经开始有了断瘾症状,没准儿还会使用点儿暴力什么的……”

他站直了身子。

“出去。”他说。

桌上放着一包香烟,我为自己点上一根,然后对他说:“坐下,闭上嘴。有些事情我们得好好谈谈。”

他坐了下来,不过并没有闭嘴。

“你违反了规定。”他说。

“那就让法庭来决定谁该为此负责好了。”我回答道,“把我的衣服和随身物品给我。我要出院。”

“你的身体状况不允许……”

“没人征求你的意见。要么马上照我说的做,要么你就等着上法庭吧。”

他想按桌上的一个按钮,我一把推开他的手。

“照我说的做,马上!”我又说了一遍,“我刚进门的时候你就该按那个,这会儿已经太晚了。”

“科里先生,你太固执了……”

科里?

“入院手续不是我办的,”我说,“但我他妈绝对有权离开这儿。我现在就要走,咱们还是别浪费时间了。”

“很明显,凭你的身体状况,现在不可能出院。”他回答道,“我不能批准你这么做。我马上叫人护送你回病房,让你上床休息。”

“想都别想,”我说,“否则我让你见识一下我的身体状况到底怎么样。现在,我有几个问题。首先,是谁送我来的,谁付的账单?”

“好吧。”他叹了口气,那一小撮黄棕色的胡子耷拉了下去。

他打开一个抽屉,伸手进去。我警觉起来。

我的动作很快,他连保险都没来得及打开就已经脱了手——一支点三二自动手枪,很漂亮,柯尔特公司出品。我拿起桌子上的枪,打开保险,对准他:“回答我的问题。显然你认为我是个危险人物。也许你想得没错。”

他无力地笑了笑,为自己点上一支烟。如果这是为了装出镇定自若的样子,那他可犯了个错误——他的双手抖个不停。

“好吧,科里。如果这么做能让你感到高兴的话。”他说,“是你妹妹办的入院手续。”

我一头雾水。

“哪个妹妹?”

“伊芙琳。”他说。

没印象。将计就计。“太可笑了。伊芙琳和我已经好多年没联系了,”我说,“她甚至不知道我在这个城市。”

他耸耸肩。

“不管怎么说……”

“她现在住哪儿?我要给她打个电话。”

“我手边没有她的地址。”

“去拿。”

他起身走到一个档案柜跟前,打开柜子,飞快地翻了起来,最后拿出一张卡片。

我仔细地阅读上边的内容。伊芙琳・伏罗美尔夫人……纽约的地址,我同样没一点印象,但我把它记在脑子里了。卡片上还写着,我的名字是卡尔。好。又多了些信息。

接着我把枪插在皮带下,和铁棒一起。保险当然已经关上了。

“好吧,”我对他说,“我的衣服在哪儿?还有,你准备怎么补偿我?”

“你的衣服车祸时全毁了,”他说,“我必须告诉你,你的双腿确实都骨折了——左腿有两处。老实说,我不知道你怎么能站得起来,这才过了两个星期……”

“我向来恢复得很快。”我告诉他,“现在,咱们说说钱的事……”

“什么钱?”

“庭外和解费。刚才不是说了嘛,我准备指控你玩忽职守什么的。”

“别开玩笑了!”

“谁在开玩笑?给我一千块就不起诉你,现金,现在就要。”

“这种事情我连谈都不想谈。”

“嗯,你最好考虑一下,事关重大呀。想想看,如果审判前我找媒体大肆渲染,对这地方的名声可不好啊。我肯定要联系美国医药协会,各大报纸,还有……”

“这是敲诈,”他说,“我决不答应。”

“要么现在付钱,要么等到法庭审判以后。”我说,“我倒无所谓,不过现在付款可以享受不少优惠。”

如果他上钩,就证明我的猜测是正确的——这里头肯定有些不可告人的勾当。

他瞪着我,我也不知道持续了多长时间。

最后,他说:“我现在拿不出一千块。”

“你这儿有多少?说个数。”

他顿了顿,说:“这是盗窃。”

“算不上,老兄,这叫现金支付,当场提货。到底多少,说吧。”

“我的保险柜里大概有五百。”

“拿出来。”

他打开墙上的一个小保险柜看了看,告诉我里边只有四百三。我可不想为了证实他的话而在保险柜上留下指纹,所以我点头接受,把钱塞进衣兜。

“离这儿最近的出租车公司是哪家?”

他说了个名字,我从电话号码簿上查到号码,同时弄清了这里是美国北部。

我要他打电话给我要辆车,因为我不知道这地方叫什么,又不愿意让他发现我的记忆出了问题。在我拆掉的那些绷带里,有一条是缠在头上的。

他打电话时,我听到了这地方的名字:绿林私立医院。

我掐掉手里的烟头,拿起另一根烟,在书架旁一张带坐垫的棕色椅子上坐下,给双脚减轻了大概两百磅的负担。

“我们就在这儿等,待会儿你送我到门口。”我说。

他再没说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