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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再接再厉

难道80/20法则仅仅是一门有用的学问，或者是家里、办公室里或者实验室里信手拈来的廉价但很管用的诊断工具？难道它仅仅是一种智能软件，就像计算机程序一样非常有用但毫无道德规范可言？或者它是别的什么东西？我们能否超越“技术统治”，借助道德力量有目的地完善这一法则，并使之成为维护公平和正义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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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80/20法则能够帮助企业赢利。同时，本书指出，在生活中运用这一法则，人们就能够得到更多的收获，提高效率，获得幸福。我希望这一观点具有可信度。当我们要增强幸福感时，我们就会诉诸道德力量，因为那些能够增强幸福感的必然是一种向善的力量。然而，有时某人的幸福可能要以牺牲他人或多数人的幸福为代价。只有当我们能够证明80/20法则可以为大多数人或整个社会的良善服务时，我们才能说这一法则具有道德价值。因此，当前的棘手问题就是，我们能否运用这一法则来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

我想，只要我们不仅仅停留在对80/20法则的描述上，而是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实际行动，就能做到这一点。这一法则在商业领域的运作已经相当成功，我的自信正源于此。而且我深信，80/20法则的商业运作可以而且应当扩展到更重要的社会问题领域，而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企业的成功。

为何要在社会生活中运用80/20法则

80/20法则已经作为一种重要方法运用于商业领域来提高生产效率，增加利润。但是，在这里我想重点强调的不是这一事实本身，而是这种生产状况的改善是如何实现的。可以说，效率的提高是通过如下途径实现的：集中优势资源，培养“精兵强将”（即集中和培养能创造80%利润的20%的人力、物力）；确定并尽可能降低消极因素的影响（即降低那些造成了80%损失的20%的质量问题）；提高大部分弱势力量的效率（即提高那些计划创收但最终只创造了20%价值的80%的人力、物力因素）。所有这些措施都为企业赢得了良好的市场收益。除此之外，我希望每个人也都能以同样的方式运用80/20法则，增强幸福感，提高生活质量。

无论是推测还是现实情况都表明，我们完全能够以同样的法则增进整个社会的良善。在摒除某些意识形态纷扰之后，我们会进一步审视这种可能性。当然，我们需要谨慎行事。如果80/20法则被扭曲，用来为现有意识形态服务，那么有关公众利益的讨论就不会取得任何进展了。

80/20法则本质上属于右翼吗

80/20法则看上去和极右翼言论有相通之处。如果世界果真是被分成了两部分，即小部分强势力量和大部分弱势力量，如果我们的生活、社会、商业运作以及自然界都反映出这一不平衡现象（正如我在本书中提到的），那么这与极端疯狂的社会就仅仅一步之遥了。在这个世界里，不平等随处可见，并且成为进步的动力；市场成了经济进步的同义词，并且无拘无束地发展；精英统治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力量具有了想当然的合法性；社会变革必然失败，因为它要打破世界的本来秩序。

这确实是“一小步”，但其中却包含着对80/20法则的严重曲解。让我们先假定右翼言论具有其合理性。对自然界、商界、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的作用因素进行观察固然很好，因为我们可以观察到那些花费很少却创造了极大收益的强势力量。而且，只要它们是向善的，那么我们不断增强这部分强势力量也无可非议。但是，这一小部分强势力量同样可能变成一股恶势力，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就算这股恶势力富有创造力，也不能因此得到原谅或减轻其罪恶。

80/20法则认为，不平衡是自然存在的，但并不是说自然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更不是说我们可以对这种自然存在的不平衡置之不理。这一法则引发了人们对不平衡的关注，但并不表明整个宇宙、自然界、商业活动、社会生活或者我们个人的生活方式就呈现出一种理性的不平衡，而且这一法则也不认为这种不平衡是合乎道德规范或公平正当的。80/20法则认为上述不平衡运作方式产生了重要的效用，因此无论是向善的力量还是恶势力都应当受到重视。80/20法则在过去50年中的实际运用及其全部价值和力量在于，它强调了我们意料之外的非理想化局面。只要我们能对这一局面做出正确的判断，80/20法则就能引导我们完善现状。

80/20法则希望改进它所关注的事物

因此，就80/20法则的本质而言，它并非仅仅是描述性的，同时它也没有对事实进行夸大。它是说明性的，它观察到很多情况下事物并未达到其最佳状态，而且它也指出了改进现状的措施。少数强势资源效率如此之高令人惊叹！但是，那大多数的弱势资源呢？如果大多数自然资源效率极低，或者人类控制了更大部分的宇宙空间，那么大自然还会如此聪慧吗？如果80%的商业活动（以收益和资产计算）仅创造出20%的利润和收益，那么我们的商业运作还能有高效率吗？如果80%的时间只收获了20%的产量，那么我们充分利用了时间吗？在80%的公民只创造出20%产值（以总收入计算）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实现人尽其才了吗？

很明显，答案是否定的！而且同样明显的是，这不仅仅是我对80/20法则的理解，更是商人、质量工程师、战略咨询专家和其他所有使用者运用这一法则的方式。80/20法则的精髓在于它希望能够改进所关注的事物，并且也善于这么做。

不平衡并不意味着效率。尽管它是普遍存在的，但不平衡既非必然也非必需。80/20法则不是古老的黑格尔式的抽象概念，它是构建和谐有序世界的一种手段。如果你对此有所怀疑，那么请回顾一下商业领域80/20法则的实际运用。很多商人在日常管理中运用了这一法则，并且发现20%的产品或收益占了利润的80%，而另外80%的产品则仅创造了20%的利润。他们并没有对此表示无可奈何，或者抱怨帕累托、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等的经典资本主义理论，而后就对这一现象置之不理了。不是这样的。这些非常明智并且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都试图来修正这种不平衡，他们想办法增加生产率最高的20%商业活动所占的比重，他们也在努力提高低生产率生产活动的效率，或者削减此类生产活动消耗的企业资源。他们积极运用80/20法则推动企业发展，以期改变现状。

直面80/20社会悲观论

我们需要强调现实生活中对待80/20法则的积极态度，因为像“80/20型社会”、“赢家通吃型社会”以及其他相关类型的社会都蕴藏着不公平利益分配突然爆发的危险。近来出现了这样一股思潮，它吸收了80/20法则的某些特点，预言人们无力阻滞社会不平等的迅速扩大。这里很有必要审视一下那些看似借用了80/20法则的悲观论或宿命论。

在前言和第13章里，我们提到了“赢家通吃”这一现象。它是指体育、娱乐及其他专业领域的“大腕”获得的报酬越来越高，这就导致高端收入者和普通人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在美国，这一现象尤为普遍，但最近也出现了向其他国家蔓延的趋势。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劳动人群中前10%的人所得收入增长速度极快，而那些处于最后10%的人其收入增速明显放缓，甚至停滞。早在1997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人们就已经广泛关注这一趋势所表示的含义。一份报告指出：

一些美国经济学家认为，未来美国经济主要由20%受到良好教育的专业人才支撑，他们的年薪将达到7.5万~50万美元，而其余80%拥有中等收入——年收入达3万美元的从业者工作条件很差、生活水平也每况愈下。

德国出版的一本叫作《全球化陷阱》的畅销书也提出了类似论调：日渐严重的不平等将使现代社会进入“20/80型社会”，即仅仅20%的幸运者有工作可做。该书深入考察了1995年旧金山全球精英会议的精神，指出在全球市场经济中将出现大规模失业：

20%的适龄工作人群足以支撑下个世纪的经济增长。金融大亨薛华城（Washington SyCip）指出，“市场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已经饱和”。1/5的工作人口足以制造所有的产品并提供世界经济发展所需的高质量业务。这20%的人口将积极参与到生活、工作和休闲中……

那其余80%的适龄工作人口呢？想工作却没有工作的人呢？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将会出现，专家指出：未来的发达国家将不存在中产阶层。对此无人表示异议。

我对这一看起来奇怪的预测心领神会。在我们出版的《去除管理》（Managing Without Management）一书中，伊恩·戈登（Ian Godden）和我用一章专门讲述了大规模管理型失业问题。我们指出：

由于未来10年里管理类、文书类和其他日常事务型工作岗位大幅减少，后管理型企业所需的雇员也将越来越少……如果所有国家的私营企业都变成后管理型企业，那么，由于不存在反补贴效应，企业总雇员数将减少约15%~20%。失业率将从美国现在的6%上升至25%左右，而且绝大部分失业者来自管理岗位。

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与80/20法则或者“20/80型社会”相联系的悲观论。帕累托所发现的社会不平等是各种社会类型的显著特征。20世纪，人们试图通过税收和福利政策来对收入进行再分配从而打破这种不平衡。但是，随着全球市场增速逐步回升，普遍的社会不平衡态势重新出现。全球市场增速越快，这种不平衡就越严重。同理，商业企业的生产能力越强，所需雇员就越少。全球性自由市场将带给我们两个相互关联的严重社会问题：大规模失业，包括向来受保护的中产阶级；更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居于社会上层的20%人口与处于社会底层的80%人口之间差距越拉越大。

悲观论者分成了两派：宿命论者和革命派。宿命论者认为不平等在所难免，人们对此毫无办法。但是，革命派还是占大多数，他们呼吁对不断增强的社会不平等予以足够重视。而且他们坚称，人类完全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变这一不平衡趋势。最具连贯性的观点来自《全球化陷阱》的几位德国作者。他们指出，全球化弊大于利，我们完全可以而且应当阻止它的进一步发展：“全球化并非自然定律。一定要终止这种漫无目的的发展模式。”

悲观论者的错误

我们对此做何评价呢？我认为无论宿命论者还是革命派所得出的结论都是错误的。虽然他们的大部分分析是正确的且有启发意义的，也或多或少地提到了80/20法则，但他们对这一法则的理解是肤浅的。如果能够正确理解80/20法则，那么他们就会发现无须革命也能改变现状。

让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失业和社会不平等问题，以及它们与日渐扩大的自由化、全球化市场间的关系。的确，随着各大公司开始削减不必要的管理成本，以及在国际市场竞争压力下被迫降低主营业务的成本，管理层大规模失业的危险越来越严重，如不采取这种措施，在自由市场条件下企业就得破产。在这一点上，悲观论者的观点还是较为正确的。

但是，历史证明繁荣不是问题。每一种新技术、每一项新发明、每一种节省人力资本的策略、每一次生产技术的革新、每一种降低物流成本的方法，简而言之，工业革命的每一次进步，不仅改善了市场经济国家里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水平，而且也提高了就业率。然而，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每一阶段也都出现了诸如勒德分子、人口爆炸论者、空想的革新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以及绿色环保主义者等，他们认为增长不会无极限，而且市场体系也无法提供足够的劳动力需求。人口的增长、妇女参加工作（或重返工作岗位）、小农阶级的解体以及吸纳劳动力最多的农业经济出现衰退、国内劳动力需求的实质性下降，所有这些本来预示着失业的问题，现如今都已经融入了市场机制中。资本主义的历史是一部较高生活水平和旺盛劳动力需求的历史。

250年来，悲观论者无不被证明是错误的。他们认为，现在情况真的不同了，有充分的理由证明他们悲观论点的合理性，诸如全球市场自由化程度越来越高，现在已经知道大型多业务企业原有的管理方法并不恰当，我们本无须雇用这么多管理人员，在未来10~20年里将出现管理层失业的高潮。

然而，我们能够并且可以对此做出调整。在无须为失业问题头疼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总体上维持全球自由市场体系及其带来的持续繁荣。制定低价策略将释放针对其他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力。除非经济衰退导致购买力大幅下滑，否则它仍会提供新的劳动力需求。总体来看，这些新增劳动力不是出现在大企业里，而是出现在小公司、个体企业（私营企业或小型合伙企业）里，而且主要提供大公司不占优势（或尚未推出）的私人服务。全球化市场的发展将进一步扩大现有的非全球性市场或者创造出新的市场。

由于短期内私有经济部门还不能提供所有的工作岗位——私有经济部门也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因此，我们应当将部分劳动力转移到社会经济部门中去。现在并不缺少高技术含量、有助于提高生活水平的各种业务工作——比如发展教育，运用各方面的知识改善我们生活的城市、社区或乡村。如果说商业化的市场运作不利于推行这些业务，我们的社会经济部门就没有理由不推动这些业务的开展，达到既增加就业又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目的。

在一个富裕社会里，失业本身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如果这个社会足够富足——市场自由化将使其越来越富裕——那么，就那些想工作却无事可做的人而言，失业就不应当成为问题。他们可以在市场经济之外找到就业岗位，只是他们拿不到市场价薪酬而已。但是，除非我们相信社会财富总值出现大幅“跳水”，否则非商业性雇员拿不到市场价薪酬并不是什么问题。而当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时，问题才会出现。

最严重的问题不是失业或贫困，而是不平等

在那些总体财富水平不断增长的社会里，日益加深的社会不平等是我们应当一直关注的实际问题。显而易见，在缺少财富重新分配机制的情况下，自由市场就意味着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而且市场自由化趋势越强，不平等程度就越深。这一现象在诸如美国、英国和亚洲部分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些国家已经完全实现了市场自由化，而且长期以来一直在推动自由化的发展。80/20法则对此做出了解释：80%有用的和有价值的（以消费者自由购买力计算）事物由20%的劳动力创造。如果市场运行畅通无阻，那么由于价值是在不平等情况下创造出来的，报酬的分配也将不平等。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追求财富和平等间有所取舍。如果我们选择财富的最大化，那么不平衡就可能有所加重。虽然整体生活水平仍在提高，但财富分配明显向富有者倾斜。

市场比任何其他机制更能有效地反映价值。应对不平等的正确措施不是去压制市场发展和价值创造，而是保证社会所有成员都能更加公平和普遍地参与到市场活动中来。

然而，我们实际上还没有就此采取适当的措施。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其一，使所有社会成员都参与到市场经济中来，使每个人都成为资本家和企业家（企业家能够很好地运用他们所掌握的各种资源）；其二，确保所有社会成员，特别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知道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社会创业精神

市场经济造成的不平等，不在于市场竞争中会出现赢家和输家，而在于并非所有人都处于市场经济之中。那些被排除在市场经济之外的人，或者只以有限程度参与到市场竞争中的人自然就落后了。

对于每一个打算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人而言都需要一笔启动资金，并且能够对自己的盈利前景做出理性判断。在这儿不是谈论如何做到，而是说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并且它要比拿福利金划算得多。一种方法就是设立一个由本国公民共同享有的基金，但是这笔基金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积累后才能被用于特定领域（例如投资教育、购买保险、支付养老金，或用作创业基金）。

更重要的是，该基金扶持的教育项目应当为每位公民提供个性化教育方案，培养他们参与市场活动的相关技能。如果需要，国家应该出资补助。80/20法则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很重要。既然20%的成本或资源能够创造80%的收益，那么我们就需要关注20%的高效教育方法，在其指导下，所有的年轻人都能够在市场活动中游刃有余。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方法能够保证社会的凝聚力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了。

80/20法则能够而且必须应用于教育领域

如果我们希望进一步改善社会状况，最好先在教育领域运用80/20法则。要做到这一点有三项基本要素：确定少数能够创造非凡成就的教育方法，合理分配教育资源，鼓励良性竞争。

80/20法则认为少数关键性因素造成了良好的教育效果，而且少数方式方法被证明能收到意想不到的结果。如果我们能找出这些关键因素和方法，并且扩大它们的作用范围，那么我们将取得巨大成就。

我们能做到这一点，而且已经有成功的先例了。希望我们能从这下面的两个案例中得到一些启发。

布鲁金斯学会在全美500所高中开展的一项研究全面评估了影响学生表现的诸多因素。正如人们所预料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学生的天资和态度，而这主要是由家庭背景决定的。长期来看，学校很有必要保证所有的学生都能保持积极上进的求学态度，也就是说，要使他们感到自己真的很想学习。我们只有确保所有家庭都能创造财富、拥有财富，才能做到这一点。然而，短期来看，刚才提到的方法并不适用，学校必须用现有的资源来开展工作。

此项研究表明，除了学生的天分和态度，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学校自身。某些学校比其他学校要强很多。进一步看，该项研究解释了真正好学校的与众不同之处。一般的解释是：好学校在经费、教师工资、学生平均开支、班级规模、毕业要求方面有自身优势或者特点。但这些解释都没抓住要领。真正发挥关键性作用的因素是家长对学生情况的掌握、学校目标的清晰度、领导能力、学校自主权以及教师们的教学自由权和受尊重程度。

很少有学校能实现这些条件的最优化配置。如果老师和家长的教育教学主导权能够得到增强，那么我们就无须进行大规模的教育投资就能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还有就是学校教育方法的问题。这里，我将为大家介绍另一项研究，它实际上包含了一系列的研究课题，是由戈登·德莱顿和珍妮特·沃斯在《学习的革命》一书中提出的。下面是书中提到的一些方法：

• 在新西兰的弗莱克斯梅尔郊区，通过运用录音带辅助阅读法，阅读能力落后同龄孩子5年的11岁儿童在不到10星期的时间里就赶上了同龄人。

• 在美国军队的一项实验中，运用书中提到的方法学习德语的美国士兵，学习速度提高了661%——也就是用1/3的时间超过了预期进度的两倍。

• 在英国雷迪奇的布利德雷穆尔高中，学生用速学法学习外语。如果用普通方法，只有11%的学生能够拿到满分100分中的80分，而用新方法，65%的学生达到了80分以上。如果用普通方法，只有3%的学生能得到90分，用了新方法，38%的学生达到90分以上，比过去高出10倍。

尽管德莱顿和沃斯没有提到80/20法则，但实际上他们对这一法则给予了很高的赞誉。80/20法则的要点是：好钢用在刀刃上。总会有少数的方法、创业者、重要因素和生产方式能够产生最优效果，找出它们并进一步发挥它们的作用。这样，不仅能改善现状而且能加速前进。

我们必须坚决彻底地解决教育问题。因此，必须采取最有用的方法。这就意味着不仅需要采取能显著改善学生思维能力的方法，而且需要完善教育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必须拥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每位老师和学生家长都能够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并且发挥主导作用，他们只接受客观公正的教学评估。

另外一个能够大幅改善教学系统的关键因素是竞争，好学校能够在竞争中不断壮大。如果差学校的家长和学生都希望进入好学校，那么这些好学校就应当做到能够接管差学校，而差学校则应当被有关部门关停。

很多年前，彼得·德鲁克就曾指出，美国是唯一一个教育系统不存在竞争的发达国家。如今情况已经有所改变：在纽约市的东哈勒姆区，在明尼苏达、艾奥瓦、阿肯色、俄亥俄、内布拉斯加、爱达荷、犹他、马萨诸塞、佛蒙特以及缅因等州，现在都为学生提供了自主选择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但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竞争性教育体系仍很不完善。除非这一体系得以建立，否则我们无法满足学生和社会的需求。也只有这一体系得以建立，我们的教育才能得到巨大而持续的进步。

教育质量不佳的问题特别突出。少数好学校和大多数普通学校间的差距越拉越大，正如少数效率极高的方法和大多数平淡无奇、毫无效果的方法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一样。采用改进的教学方法、给家长和老师更多的主动权并且允许竞争的存在，如此将80/20法则系统运用到教育教学中去必将产生非常积极的效果。刻意阻碍这一法则释放其在教育领域的威力，就违背了人性，特别是违背了孩子的天性。

80/20法则强调了普遍性低迷

我曾经高度赞扬市场运作方式，而且指出，我们可以尽享自由市场带来的繁荣，而不出现自然失业或更多的社会不和谐因素。这似乎很难实现。我之所以敢这么说，是因为80/20法则一直在强调我们要运用各种资源，诸如时间、金钱、精力、个人努力、智慧等方面的失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资源的低效运用反而成了好事。因为虽然我们总体表现很差，但我们总能发现少数有用资源，它们比大多数资源的使用效率更高，这样，我们就能有所改进。市场是好东西，因为它们为低效资源与高效资源间的转化创造了条件。但是，它并不能确保这一转变顺利实现。转变的实现取决于知识、技术和创业精神。而与非市场条件相比，这些因素在市场条件下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但市场也需要正确引导。如果市场已经实现效益最大化，那么就不可能再出现持续性进步了。进步取决于我们找到能够应对各种问题的好方法，包括我们运作自由市场经济的方法。运用80/20法则，我们总能改善现状。

私营企业没有很好地运用资源

法国政治经济学家萨伊在1800年就曾指出，“企业家将经济资源从低生产率领域转移到高生产率领域且提高了产量”。这一过程是80/20法则的核心，它指出市场运作仍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现在这一过程被称作套汇。自由市场为套汇创造了机会，但其本身并不产生套汇收益。而且，套汇只出现在最简单的市场领域（例如本国货币价值领域）。

萨伊在对企业家进行观察时发现，只要存在竞争，现代商业企业的套汇量就会增加。然而可悲的是，大多数企业领导没有创业精神，而且一家企业结构越复杂，其有效套汇的机会就越少。企业，特别是那些拥有多领域业务的企业（即控制着大多数自由市场经济资源的多业务企业），一般都是许多主管（工作效率各不相同）和不同业务部门（利润率各不相同）的联合体，这也是为何现在这种多业务公司普遍走向“解体”的原因。各组成部分通过“企业分拆”从原有的多业务公司中独立出来，专营某一市场领域。这些分拆出来的企业很简单，因为它们仅经营一项业务并且股市业绩非常突出，这也表明在分拆之前出现了很大程度的资本流失。那些懂得80/20法则的人只要在简化企业构成后顺利完成套汇，就会很坦然地面对前期资本损失造成的压力和利润增加带来的轻松。

80/20法则指出企业没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即使是在非常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套汇过程，即资源调配，也不是自发实现的，总需要我们给予适当的推动。如何判断推进的正确方向，又需要什么样的推动力呢？

80/20法则为我们提供了清晰的答案。通过比较（去平均化）每种力量的贡献和所消耗的资源，我们可以从众多弱势资源中挑出少数强势资源，借此就能判断出推进套汇的方向。如果这些资源是有益的（例如，能够增加利润），那么我们就应当将资源从众多业绩不佳的业务领域中转移出来，并且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少数高生产率的业务领域（“领域”可以是一种产品、一位客户、某个分销渠道、一群主管或者这些要素的任意组合）。在很多情况下，不管是推动低效率领域效仿高效率领域的生产方式，还是对低效率领域组织结构进行重组，都可将生产率提高数倍。要找到正确的推进方向，就需要简化、去集中化以及在低整合程度上衡量各种资源的市场表现，而且还需要采取果断措施重新分配资源以实现最佳运用。这种推进的目标就是要采取更加细致和根本性的措施，实施这种措施后，只有高生产率领域才能分到更多的资源，而低生产率领域只能自生自灭。

商人和其他人一样，一般都不愿意进行如此彻底的变革。激进改革措施剥夺了某些人的既得利益（最重要的是剥夺了那些管理层的既得利益），产生了破坏性变化，而且要求每个人都负起应尽的责任。大多数人希望生活过得平静、稳定和无所负担。由于市场不是自发运行而是受人操控的，所以它们总是不完美。参与市场活动的组织规模越大、越复杂，市场的缺陷就越突出。与非营利性组织相比，商业机构已经运作得很成功了，因为商业机构拥有更广阔的套汇空间，而且竞争多多少少有利于套汇。但是，不能就此认为商人都喜欢竞争。80/20法则认为市场总是有缺陷的，对资源的运用总是做不到十全十美，这就为灵活套汇保留了巨大的空间。而且套汇过程将愈加简单化，清晰地展现出每种资源的表现。

那么，80/20法则给有责任感的右翼分子传递了什么信息呢？当然，这么问显得过于简单。右翼分子包括保守派、激进分子、自由主义者，也包括独裁主义者和社会自由主义者。但大部分右翼都推崇经济不平等、崇拜精英（或明或暗）、不满经济和社会干预政策、迎合市场与竞争。

就经济不平等而言，80/20法则认为它是根深蒂固并且极具破坏性的。同样，这一法则也揭示了精英主义得以盛行的原因，并且支持这样一种观点——成就只属于少数人，但这也使我们关注为何无法有效运用所有资源。只有当精英改善了全体人民而不仅是其自身的生活境况时，只有当精英认真对待减少浪费这一问题时，他们才能够得到认可。80/20法则赞同市场行为并且将套汇视为创造经济繁荣的基础，但它同时也指出，大多数企业运营效率还很低，并且大多数管理者还不是竞争或套汇的拥趸。我们接下去将考察，在社会领域或经济领域，80/20法则是否能引导我们采取或多或少的干预性政策。

存在对80/20法则的左翼解读吗

正如80/20法则所言，市场不能产生最佳结果而商业运作的效率又特别低，那么，这一法则能否证明国家为减少浪费、造福民众而干预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正当性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让我们避开经济问题，先简要地谈一下社会问题。80/20法则的一般性应用能给我们一些启发吗？它们是支持保守政策还是干预策略？

80/20法则有益于打击犯罪

自1993年以来，纽约市的犯罪率大幅下降。例如，在犯罪现象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北布鲁克林，谋杀案从1993年的126起直线下降到1995年的44起，下降了65%！城市生活质量已经有了很大改善——没有人会预测到这种变化，但这无疑是下大力气实现的。警官威廉姆·布莱顿发现，大多数案件是一小部分罪犯所为，而且大部分案件都是由一小部分特定原因引起的，例如，年轻人在街角酗酒。于是，他开始着手安排大量警力整顿问题最严重的街区，打击少数犯罪分子，处理少数易引发犯罪的情况。警方对违法犯罪行为绝不姑息，即使是像在街头喝酒闹事、随地大小便、乱涂乱画也绝不放过。大规模的集中整治行动初见成效。布莱顿警官也许不知道80/20法则，但他用的正是这一法则：关注引发80%问题的20%的原因。在这个事例中，就是下决心铲除那20%的犯罪分子。

与西班牙马尔贝拉市长曾经采取的措施颇为相似，布莱顿警官所付出的努力效率很高，不仅有效打击了犯罪，而且改善了相邻地区的社会环境。第1章中讨论的“转折点”概念有助于解释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那就是，一旦一项新发明或新实践发展到一定程度，再稍加努力就能获得巨大回报。某些街区存在着一定数量的违法行为，诸如在公共场合酗酒、随地大小便或乱涂乱画等，这些行为即使无伤大雅，也会越积越多，最终导致汽车盗窃案增加，一向遵纪守法的市民开始变得行为不端，年长者和富有者背离社会主流。但是，只要警方下大力气打击犯罪，协调好邻近街区间关系，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就会发生转变，整个社区的面貌也会大为改观。

采取这种社会政策的用意很明显。花力气解决那些还没有达到“转折点”或“临界点”的问题就像把钱丢进下水道。但是，如能集中精力应对那些产生80%问题的20%的情况，下功夫推动“转折点”的到来，那么所投入的每一笔资金，付出的每一分精力都会收获意想不到的回报。

但是，你可能会问，这与左翼和右翼、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政策又有何关系呢？事实上，关系很大。一开始我就先讨论犯罪问题——它是右翼分子倾向于由国家（以武力方式）采取强硬措施对付的少数社会问题领域之一，这多少有“偷梁换柱”之嫌。但毫无疑问，80/20法则在对付犯罪方面确有成效。另一个案例取自英国警方所采取的打击犯罪策略。他们锁定了作案最为频繁的少数犯罪分子，并展开大搜捕。如果一种集中式的干预性策略能有效遏制犯罪，并且80/20法则和“临界点”概念也能对其做出合理解释，那么干预政策在任何社会领域都能取得成功。

社会干预政策中存在的两大“特例”

然而，并不能就此认定80/20法则能够证明社会干预政策的合理性，因为仍存在两大“特例”。

一个特例是，80/20法则很可能找出非同寻常的解决办法。别忘了这一法则的核心思想就是：任何问题或机会都存在少数关键性因素，我们必须辨别这些因素并用专注和果断的方式进行处理。80/20法则的这一思想将回击左翼和右翼分子们千篇一律的说教。

以非常棘手的医疗保健问题为例。大多数国家的左翼分子希望拓宽医保的覆盖面，例如修建更多的医院，雇用更多的医生和护士，如有需要还可以通过提高税收来增加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右翼分子则希望能保持或削减税收并保证那些真正需要救助者得到医疗补助。在争论中，双方很难达成共识，也难以判断哪一种政策更适当。

但是，如果问80/20法则更倾向于哪种政策，那么答案是：两者都不。30年前，美国国家卫生总署曾经试图对疾病起因进行科学归类，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只有10%的疾病起因可归结为医疗保健及其缺失，而50%的疾病起因与个人生活习惯有关。然而，不管是在民主党治下还是共和党治下，国家预算拨给纠正性医疗保健项目的费用竟然高于那些提倡合理营养搭配、健康教育、自我保健等公共卫生项目费用的20多倍！

80/20法则坚称20%的开支将产生80%的预期收益，另外80%的开支只能带来20%的收益。要有所收获就需分辨出产生80%收益的20%投入和产生20%收益的80%投入。在这一案例中，那些产生80%效果的20%因素主要包括健康教育，特别是那些最有效的早期宣传教育。医疗保健问题就像大多数问题领域一样，预防总胜过治疗，预防总比治疗更省钱；在初期阶段就控制住疾病的发展总比到了晚期再采取措施管用得多；培养青少年养成坚持一生的良好生活习惯要胜过任何形式的公共卫生投资。

真正花大力气在各级学校开展健康教育无疑是明智之举，而且要一直推动此类健康教育的发展，直到“临界点”真正出现，学生的生活习惯实现彻底转变。政府部门应当推动、监管各类健康教育项目以改善国民饮食和身体素质，还可以借助私人企业的力量。我们也许不需要太多医院、医生和护士，而需要更多的家庭志愿卫生工作者、营养师、体育馆、健身设备、公园、自行车道以及对不健康食品征收重税。

另一个“特例”困扰着作为“政策执行者”的政府的表现

80/20法则对医疗保健等社会系统工程持相对乐观的态度。这一法则预示着，非常规措施建立在对产生80%效应的20%因素进行观察的基础上，而把大量精力投入到这20%关键因素当中总能有所收获。这一法则还指出，只要把足够的资源投入到每个“转折点”上，我们就能在任何社会问题领域取得成功。重要的一点是，解决方案应当是非传统性的并且是注重实际的，它应当建立在对真正发挥作用的20%的因素基础上。现在，我们要介绍另一个“特例”，也是一直困扰左翼分子的一个主要问题，即作为各种公共服务的提供方，政府部门的表现并不是很好，甚至远差于私有企业的表现。除了个别例外（例如英国国家卫生服务局），政府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好像总是属于那些只能创造20%价值的80%的活动。

为何20世纪所有的“大国家体制”都失败了

80/20法则不仅认识到“大国家体制”的缺陷，而且它也试图解释这一体制的失败。之前，我们已经对大多数私营企业的低效率进行了批评，因为80/20法则已经证明大多数公司，特别是那些结构复杂的多业务公司更倾向于进行交叉补贴，而且模糊了各种产品、客户、分支机构、经理等业绩表现的真实水平。然而，私营部门的效率相对而言还是更高一些，而且没有理由否定现代商业企业所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在过去的100年里，每个工人的产量提高了50倍，假如政府不挪用这些国民产品，那么生活水平就会有大幅度提高。大型商业企业为这种缓慢的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最大。

政府提供的服务事实上验证了80/20法则的预言。这是因为无法确定服务质量的责任人，而且也很难在整体水平上衡量投入和产出间的关系，更别说在个体层面上了。这并非作为服务提供方的政府不道德或不负责任所致，而是这种体制的内在缺陷——客户几乎没有选择权、无须测评服务质量而且对高质量服务无奖励性措施。

所有组织机构，特别是复杂机构，都具有内在的低效率特性。私营部门之所以比公共部门效率更高就在于市场的约束。在公共部门中不存在秩序和约束，因此，服务质量差者就能够长期存在，更严重的是，服务质量好的一方则无法获取所需资源，80/20套汇操作也不可能实现，在公共部门进行80/20分析就毫无意义了。事实上，你根本不可能得到有关服务质量的分项数据，而且没有人有责任或者义务将资源从众多的低质量服务者手中转移到高质量服务者手中，因此，也就不可能在服务质量方面取得重大进步。所以说，如果我们希望为少数高质量服务者提供更多的资源，一个好办法就是取消政府的所有服务功能。

有眼光的左翼分子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政府不再提供公共服务并非意味着政府作为投资者角色的弱化，赋税和财富再分配的水平与政府提供服务的水平毫无关系。然而，实际上，两者存在一定的相互关联。如果政府部门仍提供大部分服务，对税收和政府低质量服务的反感很可能降低政府的投资基数。相反，如果政府能从服务市场撤出（不管是由公益机构还是私有部门经营服务市场，或者由两者在这一领域展开竞争），那么，就能够以最小的代价提高服务质量，扩大服务范围。

就政府的经济干预而言，80/20法则意味着什么

左翼和右翼存在争议的另一主要问题领域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80/20法则认为，市场不可能十全十美，因为运营效率低下的复杂机构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非集中型市场，客户能够自由评估相对价值，尽可能地开展套汇操作。事实上，美国政府干预政策几乎总是偏袒制造商（他们能够对议员进行高效游说活动，并迎合政府的如意算盘，因为政府最关心的一般都是近期就业水平），而不利于客户利益的实现。反托拉斯政策是政府唯一一项让消费者受惠的政策，然而，即便在这一政策领域，过去大半个世纪里所取得的成绩也很平常。

80/20法则指出只要政府尽可能少地干预经济事务，高效率套汇操作就能顺利进行。这与政府管理社会事务（只要政府不是直接提供服务）截然不同，在社会事务管理领域运用80/20法则取得进步的潜力还很大。只能通过大规模重组来降低社会整体损耗，实现重组的唯一机制就是政治手段。

80/20法则认为仍有改进的空间

80/20法则所指的项目属于善思考的左翼分子还是激进的右翼分子，人们必须做出判断。这一法则可能有助于结束左右翼间一些毫无意义的争论——这些争论基于观念立场而非既得利益。这一原则的重要之处就在于它强调了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内在差距：投入与产出间的失衡、通过平均或全面考量而自欺欺人的方法、少数高效方法和大多数低效方式间的差别。因此，80/20法则具有内在的不甘平庸、不安现状和执着前进的精神——它认为，不管是个人还是整个社会都能够在获取财富和幸福方面取得巨大进步。

80/20法则为那些忠诚、无私的公民提供了改变原有政治忠诚并重新开始的机会。这一法则包含着一种激进的、有抱负的甚至稍微有些“乌托邦”式的政治纲领。这种政治纲领更倾向于干预型社会政策，它并不认为资本、公司和市场是完美无缺的。然而，它又不赞成将政府作为社会服务提供方，而且非常怀疑政府进行经济干预的价值。80/20法则对公共利益以及个人和社会利益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让我们重新审视原因与结果间的关系，这种思考也使我们能够取得更大进步。积极变化总是可能的，但也具有一定破坏性。就公共政策及其他方面而言，80/20法则的观点颇有些激进，它是基于表现且寻求变化的。

因此，我的答案是80/20法则确实具有某种精神力量。它能激发我们重组企业和重新进行社会规划的决心（不管是否出于利益考量），这样就能保证绝大多数可用资源能用到刀刃上，而且也能极大地提高大多数低效率资源的生产效率。

进步：过去、现在和未来

我们为什么不承认人类拥有增强效率的潜力呢？1798年，托马斯·马尔萨斯，一位古怪的英国传教士在他的《人口论》中不无担忧地指出，“人口的增长比食物供应的增长要快”。马尔萨斯对人口增长的估计很正确，但是他不曾想到农业生产率的增长也会如此之快。在西方世界，我们现在已经能够养活自己，而农业人口已经从98%减少到3%！而且工业所创造的财富增加值也迅速增长，年生产率增长了3%~4%，每个工人所创造的产值增加了50倍。

我们已经见证了产品种类的极大丰富和品质的巨大改善，见证了改变家庭生活和办公环境以及打破二者之间界限的新型电子产品的兴起，见证了一个极度萧条和衰退的国家从毁灭走向复兴的全过程，见证了大多数欧洲国家放弃意识形态对抗、重新走向团结以及作为整体的亚洲国家开始迈向繁荣。所有这些成就都渗透着80/20法则的精神，在许多产品质量及新技术领域取得重大进展的过程中，人们都有意识地运用80/20法则来提高效率。

我们已经对上述变化了如指掌，然而，有人却仍不相信未来能够取得更大进步。我们认为工业化改变整个世界的能力已经是强弩之末，我们已经获得了所有能够获得的东西，我们和我们的后辈所能期待的也只是巩固现有成果。我们不相信政治家的说辞，对工业化同样失去信心，似乎我们已经不再心怀希望。我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担心，认为不久文明社会就将解体。

但是，如果我们认可80/20法则，就能够以乐观的态度看待这一切。请相信我的话，毕竟我曾经是非常熟悉跨国公司业务的战略咨询师。我认为改善工业效率的空间仍然很大。当然，现代企业已经取得了良好的业绩，特别是与20世纪的大型国有企业相比。但是，目前它们的效率仍然很低，在这一点上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因此，现代企业不会骤然停止前进的脚步。它们刚刚学会合理运用信息技术，它们只是最近才发现客户和投资者比它们自身的内部管理层更重要，它们也只是现在才意识到要提高竞争力。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们也初步认识到由企业的复杂性造成的损失和浪费是如此之高。

我可以非常自信地预言：不论管理层结构出现何种变化，只要将新技术和优秀的高层管理人才的意志相结合来为客户和投资者服务，那么就能使少数企业——仅仅是少数企业，创造出令人瞠目的崭新业绩。而且，只要完全自由市场仍然存在，50年后，我们的生活水平就将出现大幅提升，提升幅度之高将远远超过过去半个世纪的水平。

不论现代企业已经取得了多大的成功，对我们而言，正像80/20法则预示的那样，总存在“增值效应”。在这一案例中，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这一效应，而高高在上但效率异常低下的仍然是国有经济部门。尽管私有化进程已经开始，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大多数国家的国有部门仍然占用了30%~50%的经济资源。在私有化发源地英国，国有经济部门资源消耗量竟然高达40%。国有经济的理性基础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即便是左翼分子也很少有人相信这一点。如果我们能够实现包括教育、公共安全服务等在内的所有社会服务领域的私营化，但同时保证在现有和潜在服务提供商之间能展开高效竞争，而且允许非营利性部门与营利性企业进行公平竞争，那么服务品质将得到大幅度、持续性提升——比成本下降更重要的是服务质量的重大改善。例如，在教育领域，有些学校采取的教学方法比其他学校采取的方法更加高效，而且只有一小部分教育者能够合理运用信息技术开展教育教学。再如，如果我们能破除套汇的体制性障碍，将其广泛运用到实践中去，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经济发展都会实现质的飞跃。如果在计算机领域与在教育领域运用80/20法则的效率同样高，那么增值效应就会相当明显。

继续前进

不要再迟疑，也不必悲观。这些人性的弱点，正像它的反面一样，都能够自我实现。重新树立进步的信念，并意识到未来之路就在脚下。在那些少数很有启发意义的事例中，在农业综合企业、工业、服务业、教育、人工智能、医学、物理学及所有科学领域，甚至在社会政治实践中已经超越了之前不可想象的目标，而新目标接踵而至。应当牢记80/20法则，总是少数人和有组织的资源能够取得进步，它们表明最佳业绩并非遥不可及。进步需要精英分子的支持，但是这些精英分子必须以服务社会为荣，而且愿意奉献他们的聪明才智。进步取决于能够创造巨大成就的信息技术以及成功试验经验的推广，取决于打破既得利益者建立的社会结构，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尽享原本只有少数特权阶层能够享有的权利。正如乔治·萧伯纳所言，最伟大的进步要求我们非理性地对待自身的各种需求。我们必须找出能创造80%收益的20%的因素，并用我们揭示出的事实真相来进一步完善我们所珍惜的东西。如果我们得到的远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那么进步就要求我们理解已经取得的少数成就，并且保证它们能成为所有人都理解的最低标准。

80/20法则的最伟大之处在于它告诉我们不必等待，我们可以在职业生涯或者私人生活中实践这一法则。我们可以把自己取得的小部分成就、幸福和收获带给他人，从而使这些成就、幸福和收获更加有意义。我们可以取长补短，避免生活被大量毫无意义的活动充斥。我们完全可以把那些特别重要的性格特点、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伙伴关系从生活中分离出来。把它们单独拿出来，你就可以果断而坚决地扩展和延伸花在它们上面的时间和精力。你能变成一个更快乐的人，而且你也可以帮助别人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