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白银、黄金和蔗糖

新大陆的资源和人口影响制度；西班牙制度的性质，以及马德里寻求将它们移植到新大陆；继承下来的阶级结构和种族削弱了法治和负责制

 

拉丁美洲是非西方世界中首先被欧洲人殖民的，也是有关政治制度起源的现代经济理论的发源地。拉美大部分地区建立起高度不平等的威权政治制度，原因在于，经济生产以殖民者遇上的地理、气候和资源等物质条件为基础，具有“榨取”性质。根据这个观点，即使创建制度的经济和技术的原始条件开始改变，制度特征仍持续数百年。出现在北美的不同政治制度——更民主、更平等、在经济上更自由——反映出当地农业生产的不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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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基本故事是正确的。拉丁美洲的特点是不平等的“先天缺陷”，迄今还未恢复过来；但光以经济来解释制度的起源，还远远不够完整。拉丁美洲制度是多种因素决定的（overdetermined），换句话说，专制和不自由的性质有多种来源，并不限于殖民者发现的物质条件。这并不是说，仿佛西班牙和葡萄牙已在欧洲创建了自由平等的制度，只要条件允许，本来可以将之植入新大陆。事实上，它们只是试图在殖民地重建自己政治制度的翻版。在18世纪波旁王朝君主治下，西班牙的国内条件发生变化，引进一系列温和的自由改革。随着西班牙本身的自由化，输往美洲的制度类别也变得自由化了。

北美和拉美之间的真正差异，与其说是在开初的制度条件，倒不如说是在之后发生的事件。在16世纪初，所有欧洲国家，包括英国，都是威权专制、等级分明和不平等的。但欧洲的国家在未来两个世纪中，经历众多暴力的战争和革命。首先，建立起一系列强大统一的现代国家；其次，在政治制度上发生变化，最终导致现代民主政体的兴起。在解释后续事件上，犹如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对狗不叫的评说，没有发生的与已经发生的，有时都很重要。在拉丁美洲，也有一只不叫的狗：大规模和持续的政治暴力，在塑造西欧的国家和民族认同上非常关键，却没有波及新大陆。一方面，这是一件好事，拉丁美洲一直是比欧洲或亚洲更为和平的大陆。另一方面，它的政治制度因此而发展缓慢，古老形式的威权政府及其所依据的社会不平等，也持续更长时间。

剥削

西班牙人征服新大陆不是出于战略原因，如欧洲列强19世纪末在非洲做的，也不想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新大陆居民。他们建立殖民地只是想致富，所以被吸引到人口众多的富庶地区，如阿兹特克和印加（Inca）在墨西哥和秘鲁的所在地。阿兹特克帝国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城（今天的墨西哥城）位于墨西哥谷，在埃尔南多·科尔特斯（Hernando Cortes）抵达时，可能已有一百万人，外加周围乡村的数百万。印加帝国从厄瓜多尔延伸至智利北部，涵盖多达一千万人口。西班牙在墨西哥和秘鲁设置两个总督辖区，正是因为那里有珍贵的黄金和白银，还因为能征用密集的当地人口充当奴工。

西班牙人先掠夺所征服的帝国以利己。印加统治者阿塔瓦尔帕（Atahualpa）被告知，为了赎命，必须装满一房间的金银。他做到了，但还是遭到西班牙人的杀害。到这些资源耗尽时，他们又在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Zacatecas）发现银矿，在秘鲁的万卡韦利卡（Huancavelica）找到汞矿，在安第斯山脉的波托西（Potosi）发现银山（当时在上秘鲁，今日在玻利维亚）。

在法律上，原住民被认为是西班牙皇家的完整臣民，其产权获得的法律保护无异于欧洲人。托管权（encomienda）可认为是另一种形式的奴隶制，该制度让西班牙国王向征服者赠予原住民而非土地。在这种情形下，原住民必须工作，以换取家长式保护。在有些情况中，教会试图与西班牙王室的地方代表携手，保护原住民免遭新移民的虐待。但在实践中，这些法律保护措施没有得到遵守。在西班牙定居者社区的带头下，事实上的奴隶制成了普遍做法。16世纪晚期，在总督弗朗西斯科·托莱多（Francisco de Toledo）的治理下，印加的劳役制度（mita）被修改成更严厉的强制劳动，要求劳工长期离开当地社区，忍受矿中极其危险的工作条件。殖民当局还强制已经稳步下降的人口迁移到所谓的“归化区”（reducciones），以便更好地控制和征召劳工。[1]

拉丁美洲的精英是西班牙殖民当局者——出生在半岛的（peninsulares）——以及被称为克里奥尔的白人定居者。西班牙的早期政策试图凭借不赠予土地的托管权制度，来阻止土地贵族的兴起。但克里奥尔还是凭借山高皇帝远的优势当上了大地主，其过程因长子继承制（mayorazgo）而获得加速。这个长子继承制是从西班牙进口的，允许地主家庭集中和扩充手中的土地；获得进口的还有另一项举措，那就是地主更愿意住在城市而不是自己的庄园，控制农民劳工的是代表缺席地主利益的经理。

精英的另一部分是获益于贸易的商人，他们的垄断权是重商主义的官方赋予的。这两个群体互为共生，商人将地主生产的主要产品，出口到受保护的市场，以获得稳定收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市民—商人精英，像旧政权法国和西班牙的精英一样，向愈益虚弱的哈布斯堡殖民政权购买爵位和公职，以巩固自身权力。[2]

拉丁美洲的种族和人种的巨大分隔，使阶级差别变得根深蒂固。借用历史学家大卫·菲尔德豪斯（David Fieldhouse）的话：“因为墨西哥人和秘鲁人扮演了欧洲工人阶级的角色，西班牙美洲就没有了白人无产阶级。这使西班牙殖民地不同于已成‘纯粹’欧洲定居地的北美殖民地。”[3]阶级差别与人种和族群差别相互重叠，使穷人和富人一目了然。更确切地说，由于通婚的普遍程度，从白色到黑色构成了一个浅深不同的连续体，标识着社会阶梯上的每一个层级。几个世纪以来，这种社会分层塑造着拉丁美洲的政治，至今在许多方面仍然如此。

奴隶制—种植园综合体

如果说有哪个地方气候与地理有着直接的政治影响，那么种植园综合体的出现就提供了例子，它要把热带农产品出口到欧洲去，特别是蔗糖。蔗糖不同于小麦和玉米等粮食作物，不适合家庭种植，因为人们无法以吃蔗糖为生。它是纯粹的出口作物，需要在种植地获得就近加工和大量投资，并从规模经济中受益。它最适宜长在潮湿炎热的气候中，如热带或亚热带。15世纪初，甘蔗栽培在葡萄牙和欧洲南部其他地区出现，很快转移到葡萄牙在西非的殖民地，如圣多美（S?o Tomé）。在那里它开始了与非洲奴隶发生了命中注定的关联，因为刚果和贝宁王国就近向甘蔗种植园提供劳工。[4]

欧洲人15世纪晚期抵达西非时，奴隶制已在那里存在好几个世纪，主要是北非和中东之间跨撒哈拉贸易的结果。葡萄牙人发现附近有不少奴隶，便让他们在圣多美的甘蔗种植园工作。1494年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让葡萄牙拥有现在的巴西，这一劳工制度证明是可以出口的。不同于秘鲁和墨西哥，葡萄牙在新大陆只发现很少的金银，人口也不是很多。但巴西东北部有完美的气候，适合葡萄牙人从非洲引进甘蔗。从西非运奴隶来巴西新建的殖民地很方便，因为那里的盛行风使从东向西的航程变得非常容易。而大西洋北部的航程比较困难，因为当地的盛行风朝相反的方向吹。在热带恶劣的工作条件下，奴隶人口繁殖得太慢，无法维持一定数量，所以出现三角贸易：非洲奴隶出口到巴西，蔗糖和像朗姆酒那样的蔗糖产品出口到欧洲，欧洲再将制成品出口到非洲，以换取更多奴隶。

今天巴西是新兴市场金砖四国俱乐部的创始成员，以及拉丁美洲的工业重地，但它的起源却是基于奴工的种植园殖民地。葡萄牙没有足够的力量或资源以西班牙治理墨西哥和秘鲁的方式来治理巴西，只好将权力和土地批给一组“授地舰长”（captain donatory）。他们在自己控制的领地上，俨然就是君主。这些授地非常广阔，沿海岸延伸一百三十英里，深入内地五百英里。事实上的权力落在强大而粗野的种植主阶级手中。他们拥有奴隶，到16世纪末，已在相对松散的政治体系中积聚了大量政治权力。[5]

蔗糖革命的第二阶段发生在往北一些的加勒比海，那里的条件和贸易风有利于到英国和北欧其他地区的出口。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遇到的加勒比（Carib）和阿拉瓦克（Arawak）原住民，早已死于疾病，极少数后裔融入白人或奴隶的定居者群体。自16世纪中叶开始，巴巴多斯、向风群岛（Windward Islands）和背风群岛（Leeward Islands）成为巨大的出口工业中心。之后，这个中心西移至法属殖民地圣多明各（今海地）、牙买加和波多黎各，最后才抵达古巴。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甚至丹麦，都参与殖民和建立种植园的活动。投资于种植园的商业公司，一开始对白人契约劳工和非洲奴隶一视同仁，但之后发现，后者比欧洲人更能抵抗当地疾病，并能在更苛刻条件下工作。但这并不等于非洲人在新大陆的兴旺；像巴西的情形一样，加勒比海的奴隶人口也无法补充自己，必须依赖来自非洲的新人。结果，从1600年到1820年，运到美洲的非洲人是欧洲白人的五倍。[6]对新兴的跨大西洋商业经济来说，奴隶制是不可或缺的。英国奴隶制殖民地的出口值，几乎是非奴隶制殖民地的十倍。[7]

菲利普·科廷（Philip Curtin）所谓的“种植园综合体”，以及因此而孵化出的奴隶制，其兴起与气候和地理有清晰的关联。在哪里会出现奴隶制，与殖民列强的身份没有关系。更为自由的英国人和荷兰人，像专制的西班牙人一样，都渴望参与这项贸易。

如果有个历史事件，能证明自然条件对制度的重要性，那就是奴隶制和棉花在美国南部的兴起。美国独立战争时，奴隶制存在于整个美国，包括北部殖民地。但那时很多人认为奴隶制是即将死亡的制度。尽管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拥有奴隶，但利用奴隶种植像烟草和小麦那样的农作物，在经济上并不特别划算。

所有这一切因棉花在美国南部的传播而发生巨大变化，19世纪初，轧棉机的发明，以及英国新兴纺织工业对原棉的大量需求，又促进了进一步的变化。像蔗糖一样，棉花受益于大种植园的规模经济，从而重燃对奴隶的需求。跟加勒比海和巴西不一样的是，美国大陆的奴隶人口繁殖得很快。虽然奴隶贸易结束于1807年，奴隶劳工仍在不断增加，愈益成为本地资本的重要来源。

历史学家对北美的奴隶制经济有长期辩论，经常还非常激烈。有些人追随南北战争之前的批评者，认为这种做法经济效率低下，在同等条件下无法与自由劳工竞争，终将在自由市场中自行消亡。有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驱动南北战争的，与其说是有关奴隶制的道德考量，倒不如说是自由劳工和奴役劳工的竞争。不过，总的来说，直到南北战争前夕，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种植园生产，似乎是颇具竞争性的经济企业；只是在战争和奴隶制取消之后，与北方相比，南方的人均收入才开始下降。[8]

强大的经济利益在北美奴隶制中涌现，很快压倒英国定居者带来的民主和平等的政治倾向。南北战争之前，“特殊制度”的南方捍卫者为了给奴隶制辩护，以圣经为依据提出许多新奇论据，从人种的自然秩序，到简单炮制的等级和人种支配的传统。亚伯拉罕·林肯会强调，这些理论和“人人生而平等”的建国主旨相矛盾，可是，它还是挡不住经济自利成为压倒性的原则。

本土国家

拉丁美洲制度发展问题上的一大疑惑是，在塑造后续发展中，前哥伦布时期的美洲本土政治制度为何没有发挥更大的作用。拉丁美洲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殖民者建立的，无论是从欧洲进口的，还是因应当地条件自创的。欧洲移民在热带非洲和东南亚大部也受疾病的限制，一如在加勒比海的情形。在世界其他地区——南亚、中东和东亚——已有大量原住民，经常还组织良好，难以驱走，所以大规模的欧洲移民受到阻碍，或进展缓慢。在西班牙新大陆帝国的核心区域——墨西哥和秘鲁——限制定居的不是疾病，而应是组织起来的当地人口。不同于北美的游牧部落社会，以及阿根廷和智利抵抗白人殖民者的马普切人（Mapuche），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已组成国家层次的复杂社会，可在很大范围内行使中央权威。只是他们权力崩溃的速度和彻底——如威廉·普雷斯科特（William Prescott）和贾雷德·戴蒙德等学者描述的——相当惊人。[9]皮萨罗率领仅一百六十八名西班牙军人，却击败指挥可能达八万军队的印加王阿塔瓦尔帕，自己竟无一人伤亡。

戴蒙德将之归功于技术因素，如西班牙人拥有印加人没有的马匹、步枪和钢剑，以及在战术上的突然袭击。众所周知，西班牙人带来摧残土著人口的旧大陆疾病，最终杀死90%的当地居民。[10]

有关阿兹特克和印加崩溃的叙述，并不完全令人信服。政治学家詹姆斯·马奥尼（James Mahoney）指出，在美洲其他地区，欧洲人在当地更原始的群体面前享有类似的技术优势，为了打败他们，却花了几十年。从长远看，疾病在原住民文明的最终消亡中肯定是一大因素，但当地人口的灾难性下滑，要等到16世纪下半叶才开始，离阿兹特克和印加的政治崩溃已有相当的间隔。现在看来，真正的解释必须涉及政治和制度。尽管这会有后见之明的嫌疑，但崩溃的事实表明，这两个文明并不像它们看起来那么制度化。

如果我们将阿兹特克或印加的国家与中国作比较，就会看得一目了然。中国在东周时期，尤其在长达五百年的狂暴的春秋和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逐渐脱离部落群体。中国北部的政治体总数从大约一千个减少至七个，每一个都发展出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中国在秦汉时期获得统一，前者是在公元前221年，后者是在公元前202年。在秦汉一统期间，组成中国的不单是早期战国七雄的残存，还有分布各地的部落和贵族势力。汉朝官僚体系模仿秦国，花了近二百年时间来肃清这些地方势力，建立统一的现代行政制度，治下的人口总数可与同期罗马帝国媲美。

新大陆本土帝国的政治发展水平，与其说像中国汉朝，倒不如说像东周中叶。无论阿兹特克帝国还是印加帝国，组织层次仍是地方性的分支世系制（如印加土地上的“阿伊鲁”氏族ayllu，这种社会单位至今依然存在于玻利维亚和秘鲁高地）和部落联盟。在这两个帝国中，种族是高度混杂的，使用相关但往往互不相通的语言。阿兹特克帝国是通过征服创建起来的，比科尔特斯的到来早了几个世纪。印加帝国的创建，比西班牙人的到来仅仅早了几十年。这两个帝国都通过镇压来维持统治——尤其是广泛拿臣服者用作生人祭的阿兹特克人。这使西班牙征服者很容易找到本土盟友，那些盟友踊跃加入与本土统治者的战斗，以求得自己的解放。科尔特斯与特拉斯卡拉人（Tlaxcala）和托托纳克人（Totonacs）建立联盟，与数万土著战士一起，向特诺奇蒂特兰城发起进攻。皮萨罗在秘鲁的情形也是如此，不久前，两位印加王子阿塔瓦尔帕和瓦斯卡尔（Huáscar），为继承萨帕印加（Sapa Inca，即最高领袖）的宝座而发生流血冲突。恰如墨西哥的情形，西班牙人也利用印加的内部分裂。在击败印加王子图帕克·阿马鲁（Tupac Amaru）的最后战役中，本土盟友还证明是关键因素。阿马鲁设法在18世纪发动最后一次有组织的抵抗，在当代秘鲁仍是本土骄傲的象征。

阿兹特克和印加有时被描述为拥有“官僚机构”，但它们的行政发展水平远远比不上中国西汉中叶，最明显的也许是语言。中国行政官员早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商朝（先于周朝），就以书面形式互相沟通。相比之下，阿兹特克人有被称为文字雏形的象形文字，可用于祭祀，但无法用于官僚等级体系中的常规通信。印加人没有书面语言可言，仅有名叫奇普（quipu）的彩色结绳体系，用来记录统计信息，要与帝国边远地区进行交流，就必须依赖使用克丘亚（Quechua）口语的使者。这意味着，这两个本土文明无法创建类似中国典籍的文献库，作为官僚教育的共同课程和文化认同的基础。更不用说，这两个新大陆文明无法像中国一样，颁布书面法律，让复杂的官僚等级体系来监管，以渗透各自的社会。[11]

所以，存在于墨西哥和秘鲁的文明，似乎更接近公元前3世纪的印度孔雀王朝，而不是同期的秦汉文明。在阿育王领导下的孔雀王朝，以武力成功统一北部三分之二的印度次大陆，但在三代以内就衰落了，因为他们从来没能建立强大的行政体系。像印加人一样，他们没有用于行政管理的书面语言。[12]这两个新大陆帝国覆盖广袤的领土，却非常软弱。一旦西班牙人击败并杀死作为军事集权象征的蒙特苏马（Montezuma）和阿塔瓦尔帕，帝国就分崩瓦解，分裂成其组成部分的种族和部落的群体，再也无法重组。在这些从属群体中，许多只是将忠诚从他们的本土领袖转移到西班牙人身上。所有这一切发生在原住民因欧亚疾病而遭受灾难性人口下降之前，而人口下降封死了任何幸存制度的命运。墨西哥人口从科尔特斯到来时的一千万，下降到1585年的两百万，到16世纪初更降至一百万。秘鲁人口从征服前的九百万降到1580年的一百万多一点，到1620年更降至六十万。[13]

新大陆的本土文化以各种方式塑造当代拉丁美洲，从墨西哥的亡灵节仪式，到安第斯山脉特有的阿伊鲁氏族组织。不过，与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的国家层次的本土组织相比，前哥伦布文明的较高层次的政治遗产发挥的作用小得多。

弱的专制主义

地理和气候并不是决定拉丁美洲政治制度的唯一因素。西班牙和葡萄牙也试图将自己的制度出口到殖民地。

率先在新大陆开创殖民地的哈布斯堡西班牙，在本书上一卷中被定为弱的专制主义。从1520年开始，西班牙国王击败当时的公社叛乱（Comunero revolt），削弱西班牙议会（Cortes），实施宫廷的集权，但仍受制于既有的法律制度。因为在西班牙，法律制度的罗马根源比西欧其他地区更深入人心。查理五世虽然在新旧大陆都获得庞大帝国，但拥有的合法征税权力仅局限于卡斯提尔一地。由此，他在意大利和低地国家的昂贵军费，只好让卡斯提尔独家承担。在16世纪，这导致向外国银行家的大量借款。西班牙皇家一再破产，试图通过货币贬值满足收入需求。像法国一样，西班牙最终也向富裕精英出售公职，使腐败合法化，削弱国家以非人格化方式统一施政的能力。强大的专制国家享有自主性，能掌控治下的精英；但西班牙政府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遭到治下精英的攫取。[14]

在这种情况下，来自新大陆黄金和白银出口的收入是至关重要的。但西班牙政府颁布严格的规则，以限制经济交换——这被称为重商主义——它错误地认为，这将使来自殖民地的收入最大化。新大陆的出口必须先行抵达西班牙，事实上是唯一港口，必须使用西班牙的运输船只，殖民地也不得与西班牙制造商竞争。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证明的，重商主义导致极端低效，非常不利于经济增长。它也有很明显的政治后果：能够进入市场和经济投资的仅局限于国家偏爱的个人或公司。这意味着，个人的致富道路需要通过国家和政治的影响力。这导致寻租心态，而不是创业心态，大量精力都花在寻求政治支持上，而不是如何开发创造财富的新企业。在这个体系中涌现出来的地主和商人阶级，凭借国家的政治保护而变得富有。

西班牙统治在新大陆的正式机构是以印度理事会（Real y Supremo Consejo de las Indias）为中心的威权体系。这个理事会和负责经济事务的贸易院（Casa de Contratación）一起编写法律，颁布法令——到1600年已累计四十万条。制衡这些行政机构的是并行的行政法院（audiencia）体系，由律师或法官主持。他们不得与当地女子结婚，也不得以任何其他方式干涉他们主持地区的政治。[15]到了16和17世纪，由于财政的拮据和愈益争权的克里奥尔的抵制，这种结构逐渐消亡。

西班牙政府可能希望塑造新大陆制度，但没有足够的权力或权威，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殖民地。这个问题典型地体现在“服从但不执行”（Obedézcase, pero no se cumpla）的流行语中。在伊比利亚半岛上重新征服摩尔人的，并不是正在现代化的国家，而是遵循皇家合同的“自由骑士”（free-lance）。他们中的许多人，如科尔特斯和征服秘鲁的皮萨罗，都是半独立的代理人。西班牙王室花了16世纪大部分时间试图控制他们，使用像托管权那样的制度，向殖民者赠予原住民而非土地。此时，处身欧洲半岛的本土政府因欧洲和地中海的战争而债台高筑，本身变得日益衰弱。西班牙采纳的公职出售的办法，也逐渐出口到新大陆殖民地，使权力平衡偏向地方精英。此前是民选的地方政府的理事会和市政会的职位，到1600年实行公开出售，成为世袭的特权。国家的制度化由此发生倒退，其官僚体系从现代的变成家族式的。

思想在制度演变中是非常重要的。在殖民统治第一个世纪中，没有西班牙的霍布斯和洛克来告诉定居者：他们拥有自然和普遍的人权。作为替代品，他们拥有继承或购买得来的封建特权。与北美的英国殖民者相比，拉丁美洲的克里奥尔更有可能要求保护自己的特权，而不是自己的人权。[16]

詹姆斯·马奥尼指出，到1600年开明的波旁时期，西班牙出口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西班牙王室配合在欧洲半岛发生的改革，从17世纪50年代起，禁止行政法院席位的买卖——其中大多数由克里奥尔购得——并开始让更专业人士主持行政法院，他们来自欧洲，职位是委任而不是购得的。从法国借鉴来的总督制度也扩展到殖民地，以任命的专业代表代替地方上买来的行政长官和市长。贸易也因查理三世的《自由贸易法》而获得开放：对港口和运输船只的限制被取消，与北美的直接贸易变得合法化。其他方面的努力，包括削弱秘鲁和墨西哥的商人垄断，以增加经济体系中新参与者的竞争能力。[17]

这些新制度的影响是巨大的。帝国重心开始从秘鲁和墨西哥的旧中心，往南移向温暖的更适合定居的阿根廷和智利。阿根廷原先只是秘鲁总督辖区的一部，到1676年开始有自己的总督辖区。布宜诺斯艾利斯港的人口到1800年已增长至五万。贸易因告别重商主义而有显著增长，从1682年到1696年，出口到西班牙的货物价值增加了十倍。针对这日益繁荣的前景，欧洲移民开始改变目的地，涌到这些新区域，构成新的社会群体，完全不同于旧精英的克里奥尔地主和商人。这些移民带来更自由的思想，为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恶性冲突做好了准备。这个冲突支配了独立后拉丁美洲的政治。[18]

在美国和法国大革命之后，思想再一次变得重要。它们带来的平等观念，随着时间的流逝，使奴隶制在道义上越来越难以接受。当然，美国大革命没有对美国殖民地的奴隶制产生直接影响，但给定居于整个新大陆的人们带来摆脱欧洲监护的念头，帮助促使法国的破产，为1789年大革命打下基础。法国大革命对奴隶制殖民地的圣多明各产生了即刻的直接影响。1791年，圣多明各在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的领导下，爆发了奴隶反抗，持续了好几个阶段后，在1804年赢得彻底独立，建立以奴隶领袖为首的新国家海地。英国议会于1807年终止奴隶贸易，在随后几十年中，派遣英国海军到非洲海岸，以执行对奴隶贸易的禁令。宗教思想也是关键，如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他对新教福音派的皈依，促使他成立了废除奴隶贸易协会。奴隶制在英国殖民地持续到1833年的《奴隶制废除法》，在美国持续到1865年第十三条修正案的通过，在古巴持续到1886年，在巴西持续到1888年。

拉丁美洲的先天缺陷

拉丁美洲天生就有缺陷。西班牙和葡萄牙把自己的专制主义和重商主义制度带到新大陆，以应对在当地找到的经济机会。它们在这样做时，不仅复制了伊比利亚半岛的阶级结构，还复制了其独特的政治体制，其中的威权国家遭受地方精英的部分攫取，以致无法对精英行使支配。这种阶级结构与欧洲相比有一个重大差异，那就是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阶级与人种和种族划分相对应，变得更加难以克服。

拉丁美洲国家19世纪初开始从宗主国赢得独立，它们继承了这一遗产。这些新独立国家的宪法大多数在名义上是代议制的，事实上还有不少以美国1787年建立的总统制为蓝本。但拉丁美洲所有的国家，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在维持稳定的民主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上，都遇上了大问题。

不稳定的政治和经济的长期表现不佳，与背后的不平等问题密切相关。阶级结构和资源分配不均，造成尖锐的政治两极化，19世纪对立的两极是自由派和保守派，20世纪是保守派政府和马克思主义或民粹主义对手。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发生于不同时期，尤其是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中叶，不少国家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与发达世界的差距。但政治不稳定打断正常的经济生活，逆转早期的成果，使差距重新增大。经济精英支配名义上是民主的政治体制，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阻止经济机会的民主化。[19]

在墨西哥可清楚看到历史遗产的影响，它是西班牙哈布斯堡帝国在新大陆的两个总督辖区之一。在18世纪波旁王朝的治理下，经济自由化的努力只取得有限的效果，因为墨西哥城的经济精英奋起反对新来者，以保护自己的地位。不同于新开发的阿根廷，流动的雇佣劳工制度始终没能在墨西哥乡村扎根。相反，大地主通过债务劳工等半强制手段控制了广大农民。[20]

墨西哥独立战争开始于1810年，其时，18世纪的矿业繁荣已经放缓。下一章将予以详述，它开始时只是一场社会革命，以两位神父以及他们贫穷的信徒为主，旷日持久，动荡不断。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19世纪20年代中期，摧毁了作为墨西哥出口主要来源的采矿业。[21]动荡之后，墨西哥在政治上仍然相当不稳，在此后四十年中见证了六次政变和一系列独裁军阀。

美国大革命只是暂时打乱经济增长。相比之下，墨西哥的经济恢复还要等到波费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的崛起。他统治墨西哥长达三十五年（1876—1911），被称为波费里奥独裁。他接手的是因几十年冲突和低增长而基本破产的国家，急需经济盟友。他在这一点上是相当成功的，创建银行业，让少数与政府挂钩的银行赚到大钱，从而让政府有资源来制止无法无天的状态，提供必要的政治稳定。这段促成经济增长的非常时期，让墨西哥部分赶上北美，以及像阿根廷那样更为自由的新兴大国。但迪亚斯建立的不是开放或自由的经济秩序，而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在某些方面，它类似于旧日的重商主义体系，只是操作人不再是西班牙王室，而是换成了地方精英。[22]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它都没有赋权给墨西哥大众。由此而来的社会紧张终于在墨西哥革命中爆发，这次动荡导致迪亚斯在1911年被推翻，动荡持续至1916年。事实上，墨西哥获得真正的稳定，还要等到革命制度党在20世纪40年代的兴起。这意味着，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内，经济增长或是停滞不前，或是在开倒车。

革命制度党一直是占支配地位的政党，掌控墨西哥政治直到2000年，总统宝座被国家行动党（Partido Acción Nacional）的候选人比森特·福克斯（Vicente Fox）取得。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是经济强劲增长的时期，墨西哥再一次拉近与美国的差距。但不平等和阶级的根本问题仍没得到解决。革命制度党确有显著成绩：它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重大的土地改革，解散墨西哥的大庄园；同样重要的是，它还继续对哥伦布到来之前的象征物实施革命性的复兴，培养强烈的民族认同。不过，它是通过依附主义赢得稳定的，向自己偏爱的政治团体分发国家资源，从而限制竞争，阻止墨西哥发展出具竞争力的私营部门。墨西哥经济已大幅放宽（特别是在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之后），但仍以大寡头垄断和新重商主义的贸易限制为主。革命制度党经过十二年的缺席，在2012年重返洛皮诺斯总统官邸（Los Pinos），希望能在这次更致力于认真的结构性改革，包括关键的能源部门的自由化。

气候和地理是拉丁美洲天生缺陷的根源。西班牙在墨西哥和秘鲁等处建立榨取性奴隶经济，留下不平等的遗产。这项遗产在最后一个银矿关闭后仍在负隅顽抗，使北美风格的开放型经济迟迟不能到来。

物质条件影响拉丁美洲政治制度的性质，但并没有将之完全封死。正式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朝民主的方向演变，正如欧洲的情形。更为僵化不变的是阶级结构，它将人口分割成较白较富的精英和更穷更黑的大众，正是这一结构在塑造着正规制度的运行方式。这意味着，19世纪和20世纪出现的形式上的民主，所导致的不一定是普通民众享有权利，而是精英对民主政治体制的间接掌控，用以维持社会现状。

[1] J. H. Elliott，《大西洋世界的帝国：英国和西班牙在美国，1492—1830》（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 Britain and Spain in America, 1492-1830）（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6年），23页； James Mahoney，《殖民主义和后殖民发展》（Colonialism and Postcolonial Development）（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69—70页；D. K. Fieldhouse，《殖民帝国：从18世纪起的比较调查》第2版（The Colonial Empires: A Comparative Survey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2nd ed.）（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82年），22—23页。

[2] Elliott，《大西洋世界的帝国》，41—42页；Mahoney，《殖民主义和后殖民发展》，63页。

[3] Fieldhouse，《殖民帝国》，14页。

[4] Philip D. Curtin，《种植园综合体的兴衰：大西洋历史论文》第2版（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lantation Complex: Essays in Atlantic History, 2nd ed.）（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16—25页。

[5] Philip D. Curtin，《种植园综合体的兴衰：大西洋历史论文》第2版（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lantation Complex: Essays in Atlantic History, 2nd ed.）（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42—45页；Thomas E. Skidmore和Peter H. Smith，《现代拉丁美洲》第6版（Modern Latin America, 6th ed.）（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22—26页。

[6] Gavin Wright，《奴隶制和美国经济发展》（Slavery and Ame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巴吞鲁日：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2006年），14页。Philip D. Curtin指出，在17世纪80年代，蔗糖小岛巴巴多斯的人口超过美国马萨诸塞州或弗吉尼亚州，是英国人口密度的四倍。参见《种植园综合体的兴衰》，83页。

[7] Wright，《奴隶制和美国经济发展》，16页。

[8] 以为奴隶制效率低下的是Ulrich B. Phillips，《美国黑人奴隶制》（American Negro Slavery）（巴吞鲁日：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1966年）；以为奴隶制经济可行的是Alfred H. Conrad和John R. Meyer，《内战前的南方奴隶制经济：评论》（The Economics of Slavery in the Ante Bellum South: Comment），载《美国经济学评论》第66卷，第2期（1979年）：95—130页；Robert W. Fogel和 Stanley Engerman，《十字架上的时间：美国的黑人奴隶制经济》（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波士顿: 小布朗出版社，1974年）；Robert W. Fogel和 Stanley L. Engerman，《解释内战前南方奴隶制农业的相对有效》（Explaining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Slave Agriculture in the Antebellum South），载《美国经济学评论》第67卷，第3期（1977年）：275—296页。

[9] William H. Prescott，《秘鲁征服史》（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Peru）（费城：J. B. Lippincott出版社，1902年）；Prescott，《墨西哥征服史》（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Mexico）（费城：J. B. Lippincott出版社，1904年）；Hugh Thomas，《征服墨西哥》（The Conquest of Mexico）（伦敦：Hutchinson出版社，1993年）；戴蒙德，《枪炮、病菌和钢铁》。

[10] 戴蒙德，《枪炮、病菌和钢铁》，67—81页。

[11] Ferrel Heady，《公共行政：比较的角度》第6版（Public Administratio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6th ed.）（纽约：Marcel Dekker出版社，2001年），163—164页；Jean-Claude Garcia-Zamor，《阿兹特克人、印加人、玛雅人的行政实践：现代行政发展的教训》（Administrative Practices of the Aztecs, Incas, and Mayas: Lessons for Modern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载《公共行政国际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第21卷，第1期（1998年）：145—171页。考古学家认为，早期西班牙观察家将印加土地上的道路网络视作军事官僚的庞大设施，但它们的使用实际上倾向于宗教礼仪。目前尚不清楚，印加帝国的官僚制度究竟达到何种程度。参见Craig Morris，《印加在秘鲁中部高地的基础设施》（The Infrastructure of Inka Control in the Peruvian Central Highlands），载George A. Collier, Renato I. Rosaldo和 John D. Wirth合编，《印加和阿兹特克国家，1400—1800：人类学和历史学》（The Inca and Aztec States, 1400—1800: Anthropology and History）（纽约：科学出版社，1982年）。

[12] 有关孔雀王朝以及印度和中国的比较，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163—188页。

[13] Mahoney，《殖民主义和后殖民发展》，60页，68页； 戴蒙德，《枪炮、病菌和钢铁》，210—214页。

[14] 有关这些发展的解说，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第8章。

[15] Fieldhouse，《殖民帝国》，16页；Curtin，《种植园综合体的兴衰》，62—63页。

[16] Elliott，《大西洋世界的帝国》，59—60页。

[17] Mahoney，《殖民主义和后殖民发展》，44—47页；Skidmore和 Smith，《现代拉丁美洲》第6版，26—27页。

[18] Mahoney，《殖民主义和后殖民发展》，46—49页；Skidmore和 Smith，《现代拉丁美洲》，27—28页。

[19] 有关这个过程的概述，参见福山编，《落后：解释拉丁美洲和美国之间的发展差距》（Falling Behind: Explaining the Development Gap Between Latin America and the United States）（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章。

[20] Mahoney，《殖民主义和后殖民发展》，143—146页。

[21] Enrique Cárdenas，《宏观解读19世纪的墨西哥》（A Macro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Nineteenth-Century Mexico），载哈伯编，《拉丁美洲何以变得落后：巴西和墨西哥经济史论文，1800—1914》，66—74页；John H. Coatsworth，《19世纪墨西哥经济增长的障碍》（Obstacles to Economic Growth in Nineteenth-Century Mexico），载《美国历史学评论》第83卷（1978年）：80—100页。

[22] Jeffrey Bortz和Stephen Haber，《新制度经济学和拉丁美洲经济史》（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Noel Maurer和Stephen Haber，《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银行、金融市场和墨西哥工业化，1878—1913年》（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Banks, Financial Markets, and Mexican Industrialization, 1878-1913），载Jeffrey Bortz和Stephen Haber合编，《墨西哥经济，1870—1930：制度、革命和增长的经济史论文》（The Mexican Economy, 1870—1930: Essay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Institutions, Revolution, and Growth）（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