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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间接统治
塞拉利昂和国家崩溃的危机；既残酷又软弱的国家；何为“间接统治”，其何以获得发展；法国的直接统治如何不同，最终证明仍无法植入现代制度
塞拉利昂在20世纪90年代陷入可怕内战，军阀福戴·桑科（Foday Sankoh）率领的革命联合阵线（RUF）开始招募童子军——十二三岁的男孩，有的甚至更年轻——让他们吸食大麻、安非他明和可卡因，再迫使他们在朋友面前杀死自己的父母。这些心灵深受创伤的儿童，被带进最可怕的罪行。他们还犯下进一步的暴行，如切开孕妇的肚子以判断婴儿的性别，或截断被俘士兵或普通平民的手臂，使之无法回来复仇。女子经常遭到强奸，被迫成为童子军的妻子。1999年，革命联合阵线向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发起被称为“死城行动”的进攻，洗劫整个街区，肆意强奸杀害居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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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释人类的这种退化？有一个答案，通常不会获得明确表述，只是人们心照不宣的默认。那就是，非洲历来如此。热门电影《血钻石》（Blood Diamond）描述的塞拉利昂冲突、乌干达北部上帝抵抗军（Lord’s Resistance Army）的叛乱、卢旺达的图西种族大屠杀，更加深了西方的观念：非洲是一个残暴和野蛮的地方。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等人认为，西非的文明幕布破碎了，这些社会正在返回部落制的原始形式，唯有手上的武器是现代的。[2]
这个答案反映出对非洲历史和部落制的极大无知。以部落形式组织起来的社会是有序的，分支世系制是一种政治秩序，既维持和平，又限制权力。仅有极少数的部落酋长或头人，才拥有欺压同胞的权力或权威。与国家层次的社会相比，大多数部落社会事实上是相当平等的。它们有规范个人行为的明确规则，还有执行这些规则的严格方法（即使是非正式的）。部落的分支经常发生相互之间的小冲突，但并没有生活在霍布斯式的失范暴力之中，如20世纪90年代塞拉利昂和索马里代表的，也没有想方设法发明各种怪诞的酷刑。
像塞拉利昂那样的国家，为何深受恐怖暴力的煎熬？另一种解释是殖民主义。欧洲殖民主义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对原住民实施系统且密集的暴行。[3]塞拉利昂断人手臂用以警告威胁的做法，令西方舆论义愤填膺；但在利奥波德的比属刚果，这种做法是军警（Force Publique）的家常便饭。根据记载，“进入刚果的士兵被告知，要解释自己用掉的所有弹药；所以砍下并烟熏受害者的手脚和私处，放入篮子，呈献给指挥官，以证明自己的战绩”。[4]虽然奴隶贸易已被禁止，但非洲殖民地的经济，仍依赖不同类型的强迫劳动和经济榨取。非自愿征用也是欧洲人的普遍做法，所有殖民地要求大多数男人提供劳役，包括难以忍受和有损健康的工作，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数千人应征加入欧洲军队，经常死在远离家乡的战场。英国在塞拉利昂的茅屋税战争（Hut tax war），以叛乱罪名吊死九十六名部落酋长。[5]欧洲殖民官员经常像小霸王，很少受到制衡，任意颁布裁决（无论公正与否）。再看一下下面这段小插曲，来自德国控制下的喀麦隆。“保护地的帝国大臣莱斯特，让达荷美（Dahomey，西非国家贝宁的旧称）士兵的妻子在丈夫面前接受鞭刑，导致1893年12月的兵变；还在晚上从监狱提取女囚犯，以满足自己的性需求。莱斯特为此被带到纪律委员会面前，被裁定在执行任务中犯有过失，取消资历，调往另一个同等职位。”[6]20世纪后期兴起一门新学科，专门揭露欧洲殖民主义的恐怖，并试图解释，当代非洲的许多问题都植根于殖民地历史。与这个新学派携起手来的还有许多新兴的经济理论，也将管理不善追溯到榨取性的殖民制度。
把特定的殖民实践与当代结果直接相连，这一类理论注定会有缺陷。首先，塞拉利昂不是当代非洲的典型，比属刚果也不是非洲殖民地的典型。非洲大陆五十多个主权实体中，绝大多数和平稳定，塞拉利昂只是极少数失败国家之一。同样，比属刚果的殖民当局以残酷和盘剥出名，也属特例。像埃德蒙·莫雷尔（Edmund Dene Morel）那样的新教传教士和活动家，谋求保护普通刚果人不受掠夺，揭露军警和比利时公司的劣行。欧洲境内的民意最终迫使比利时政府大力抑制利奥波德的私营企业。绝大多数殖民政府，尤其是在独立即将来临之前，只使用很低水平的强制手段。
非洲殖民地国家和独立后出现的国家，这之间确实存在较大的连续性，但与特定恶行的继承无关。残暴只是其中一部分，主要的殖民地遗产是软弱国家，缺乏足够的权力或权威迫使治下的人口服从。独立后的非洲总统制看上去非常强大，所掩盖的现实却是，国家根本无法渗透和塑造社会。塞拉利昂——以及利比里亚、索马里和刚果——的恐怖代表了软弱国家的极端版本，因为独立后的国家彻底崩溃。填补真空的不是非洲的传统社会，而是失去祖国的半现代化混血年轻男子。他们自行组织起来，利用全球经济的机会，凭借钻石等大宗商品，来赚取自然资源的租金。
说一个国家既残酷又软弱，似乎有点自相矛盾。杀害、监禁和拷打对手的不都是强大国家吗？但事实上，这两者可以合二为一。所有国家都集中并利用权力——即以暴力强迫他人，但成功国家更多依靠权威——民众广泛相信政府的合法性，自愿遵从国家的意志。在和平的自由民主国家中，拳头通常躲藏在法律、习俗和规范的手套之中。公开使用胁迫和暴行的国家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它们无法行使正当的权威。在渗透和塑造社会时，它们只有迈克尔·曼所谓的“专制权力”（despotic power），而没有“基础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7]无论非洲殖民地国家，还是殖民结束后出现的独立国家，概莫能外。[8]
殖民地国家的现实，不是欧洲人强力植入的专制政权，而是“间接统治”。自1858年的印度叛乱以来，这个策略一直在实施之中，到了弗雷德里克·卢吉勋爵（Lord Frederick Lugard）之手，第一次获得系统性阐述。除了其他任职，卢吉还担任北尼日利亚（1900—1906年）和香港（1907—1912年）的英国总督。他从非洲经验中汲取教训，认为英国既没有资源也没有人力，以管辖香港的方式来直接管理庞大的非洲属地。他在《英属热带非洲的双重任务》中断言，将欧洲的法律和制度强加给不情不愿的非洲臣民，只会适得其反；如果采纳原住民自己的习惯做法，反而会给他们带来更好更公正的治理。这促使新式政权率先出现于北尼日利亚的穆斯林酋邦；处理日常政务的是英国人挑出的当地酋长，仅接受以地区殖民官（district officer）或专员为首的极少白人的监管。[9]
即使在非洲殖民主义的高峰时期，在非欧洲人的总量也是很少的。表3提供所选地区的殖民官人数与当地人口的比例，从肯尼亚的1比18 900（有很多白人定居者，需要更多关注），到尼日利亚和喀麦隆的1比52 000。
在非欧洲人总数稀少不可避免导致，殖民当局必须依靠酋长、村中长老、首领、办事员、通译和其他黑人官员来从事政府的实际工作。世界各大首都的财政部对资助贫困的属地毫无兴趣。借用格雷伯爵（Earl Grey）的话：“改善不文明人的措施是否合理，最可靠的检测是要看他们能否自足。”如许多评论家指出的，间接统治与其说是新政策，倒不如说是对当地实际情况的承认。这一切事实表明，殖民主义的制度遗产不可能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因为英国把恰恰相反的东西——保存习惯法——当作自己明确的政策目标。如历史学家萨拉·贝里（Sara Berry）描述的，这是“小本经营的霸权”（hegemony on a shoestring）。[10]
表3. 非洲的欧洲殖民官密度
来源：Michael Crowder，《热带非洲的白酋长》（The White Chiefs of Tropical Africa），载Lewis H. Gann和 Peter Duignan合编，《非洲殖民主义（1870—1960）》（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Karen Fields，《殖民地非洲的复兴和叛乱》（Revival and Rebellion in Colonial Africa）
对“本土法律和习俗”的搜索
英国殖民地的间接统治在表面上看来颇受欢迎。相比法国的目标是让殖民地同化到单一同质的法兰西帝国，卢吉的理论还有道德上的考量。他认为，与其试图把非洲人改造成二流欧洲人，倒不如让他们遵循自己的法律和习俗，接受传统权威的治理。这符合许多早期帝国的做法，它们也认识到，不能输出自己的制度，强加给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他人。恢复当地传统的愿望，导致手忙脚乱地去寻找“本土法律和习俗”。不管招致怎样的评说，这种寻找确实给人类学这个新领域带来大力的推动。殖民政府提倡有关专家的研究成果，如一直试图确定非洲“正宗”法律传统的查尔斯·米克（Charles Meek）和埃文斯—普理查德的著作。[11]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根据贝里的研究，欧洲殖民官员认为，“非洲社群包含相互排斥的社会文化单位——部落、村庄和亲戚群体——习惯和结构一直都没有很大变化”。[12]这适用于非洲的某些地区，如北尼日利亚（卢吉有直接经验），当地的穆斯林酋邦已有成文的法律，还建立起行政体系。但它不适用于非洲的许多其他国家，那里的部落认同是重叠的，还在不时发生变化。在许多地区，殖民地官员硬要找出部落“酋长”来承接下放的权力，只好捏造出一个，有时干脆提拔地区殖民官的男仆或助手。其实，殖民当局遵循“每个非洲人都有自己部落”的信念，凭空造出本来并不存在的部落，“梳理杂乱的种族背景，创建更为纯粹清晰的部落认同，来作为部落权威的基础”。[13]
借用特伦斯·兰杰（Terence Ranger）的话，这种“传统的发明”是基于对非洲社会的深刻误解：
白人将欧洲新传统与非洲的惯例相比较，这其实是两个毫无比较性可言的东西。欧洲人发明的传统的特点就是僵化，它包含各种有记录的规则和程序——如现代的加冕仪式。这些东西给人以定心丸，因为在一个变化万端的时期，它们代表了那些不变的东西……
几乎所有对19世纪殖民统治前的非洲的最新研究都强调，单一“部落”认同的假设与现实相差太远，大多数非洲人在多重认同之间进出，有时称自己是这个酋长的部下，有时又说自己是那个教派的成员；有时属于这个氏族，有时又是那个职业行会的新会员。[14]
间接统治的作用不是要发展本土制度，以实现现代化目标，而是要把想象中的权力关系冻结起来。
马哈默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进一步指责，独立后暴虐的头人，在很大程度上是间接统治促成的“分权式专制”（decentralized despotism）的产物。英国的间接统治，是为了达到两个长期的经济政策目标。首先，他们在商业性农业和白人定居者的要求下，试图将惯例的土地使用权转换成现代产权。现代产权是正式的，可以自由转让，由个人或法人实体拥有。如第1卷阐述的，惯例的土地使用权是私人产权的非正式体系，有时会被误解为共产党集体农庄式的公有制。传统的惯例财产，与亲戚系统密切相连，由于对亲戚的义务而受严重限制。个人通常无法决定土地的自由转让。[15]特别是酋长，更没有转让土地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惯例财产只存在于野蛮时代的欧洲。欧洲中世纪盛行的封建产权已经比较现代，因为它是正式且个人的，以合同为基础。将惯例的土地使用权改成现代产权，比从欧洲封建的土地使用权到现代产权的转换更具革命性。它涉及相关亲戚群体中的权威结构的巨大变化。当殖民当局试图向惯例业主购买土地时，却发现无人有权转让。在间接统治下造出从属的部落酋长，原因之一就是向他授予相当于欧洲封建领主的权力，让他有权将共有财产纳入现代产权体系。[16]
向本土酋长授权的第二个原因是让他成为税收官。所有殖民政府都向殖民地男性征收人头税，让殖民地有能力支付自己的管理费用。但人头税还可达到另一目的：迫使臣民以现金缴纳人头税，就会鼓励他们走出丛林，投身现金经济，成为欧洲商业性农业的劳工。本土当局的主要功能由此变成征税。他们既有现代武器，又有殖民地军队的支持，在征税上效率更高。欧洲人由此把自己政治权威的模式，强加给以不同形式组织起来的社会。
马姆达尼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新酋长比真正的传统权威专制得多。部落社会往往是自愿平等的，对头人有很多制衡。他引用1881年一段对话，一方是南非的本土法律和习俗委员会（Cape Commission on Native Laws and Customs），另一方是被认为非洲最专制领袖的祖鲁前国王开芝瓦约（Cetshwayo）：
你作为祖鲁国王，对你的臣民，拥有所有权力吗？
——与领土上的酋长们一起。
你是国王，酋长们怎样从你那里获得权力？
——国王想选出新酋长时，就把领土上的酋长召集起来，征求他们的意见，以确定候选人是否适合充任大酋长，如果他们说“是”，新酋长就产生了……
如果有人试图杀死国王，会被处死吗？
——他会被罚，以牛抵过，并接受严厉的训斥……
有人逃离部落，会受怎样的惩罚？
——如果他所在地酋长曾给他财产，就会要求退回，然后他可自由离去。[17]
根据马姆达尼的研究，英国间接统治造出的新酋长比祖鲁国王更加专制，拥有现代欧洲国家式的权力：有权单方面取得土地所有权，有权征税，有权颁布正式法律，有权惩罚犯罪。中央殖民政府可能显得极其微弱，在地方一级却成立更专制的体系，不受真正非洲传统社会的制衡。他们还在公民和臣民之间划清界限：前者是白人定居者（偶尔情况下是混血儿或亚洲人），享有现代法律体系及其连带的权利和特权；后者受制于发明出来的惯例法律。法律多元化掩盖了这一事实：与非洲黑人相比，白人殖民者的权利获得更为详尽的保护。非洲人从来没有机会，以自己希望的方式来应用自己的法律。惯例法律必须符合欧洲的道德，禁止某些令人反感的做法（印度的寡妇殉夫自焚，也许是这方面最有名的案例）。这种双重标准的极致表现，就是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18]
兰杰、马姆达尼等人认为，间接统治和发明传统留下恶性影响，由此引出激烈辩论。托马斯·斯皮尔（Thomas Spear）认为，欧洲官员操纵非洲社会的能力——创造以前不存在的独裁者、部落和种族认同等——被过度夸大了。新传统必须以现存的实际文化为基础，才能被人接受。欧洲人也没有立即简单冻结某种状态，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一直有持续不断的相互适应，仅“在解释传统及其对殖民治理和经济活动的影响时，才引出不可解决的争论”。有些新部落酋长活像独裁者，其他的试图软化欧洲人的要求，或伪造人头税表，或包庇个人躲避殖民地的司法部门。当地代理人为了行使权威，必须寻求合法性。这通常意味着，设法考虑被统治者的利益和愿望。在白人地区殖民官和当地人口之间斡旋的，不只是酋长，还有通译和助理。试图合并、移动和拆散部落的社会工程计划，往往以失败告终。与其说欧洲人操纵非洲社会，倒不如说非洲人常常操纵欧洲人。殖民官寻求弄懂“惯例”的规则，得到的却是偏袒个别当权者或个别利益的故事；他们太天真或太无知，以致无法发现真相。借用卡伦·菲尔兹（Karen Fields）的话：“间接统治只是一种方式，让殖民地国家成为惯例秩序中生出的权力的消费者。不是真正的权力从殖民当局转给非洲统治者；恰恰相反，而是真正的权力掌握在被统治者手中。”[19]
这场辩论中的真相可能介于两者之间：在某些情况下，殖民当局能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当地人；在其他情况下，非洲人能发挥能动性，予以抵制。与征服美洲新大陆的欧洲人相比，非洲殖民主义者留下的制度烙印实在太浅。
这个复杂过程在肯尼亚非常明显，它在最近几年中深受种族冲突的血腥折磨。今天的种族群体——基库尤、卡伦津和卢奥——在它变成英国的保护地之前，大大不同于现在的状态。殖民当局显然把种族当作控制肯尼亚人口的手段，但绝不是凭空“创造”种族认同。他们所做的只是启动经济现代化的缓慢进程，在广泛意义上缔造认同的基础，再加以形式化，使种族认同成为统治工具。要把乡村肯尼亚人逐步吸入市场经济，就要有更高级别的社会关联。来自不同分支的两个基库尤人，如在肯尼亚乡村见面，会视对方为陌生人，如在内罗毕相遇，身边还有卡伦津人或卢奥人，就会视对方为同种同族。
到最后，间接统治的遗产是好坏参半。它确实造成地方上的专制、暴政和不公，但殖民地国家的权力不够强大，无论是在地方一级，还是在中央一级，都无法赢得对国家意志的例行服从。殖民当局通过因地制宜从当地人口那里获得更多首肯，但也经常误解地方情形，以致认识不到，许多非洲人其实希望获得现代财产和投身更广泛的市场经济。[20]非洲日益扩展的市区没有实施间接统治，逐渐涌现出像种族和阶级那样的认同新来源。结果是，民族主义运动突然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让欧洲人措手不及。非洲人不想回归传统，而要迈向独立和国家主权。今天，作为间接统治发明地的北尼日利亚，其贫困情形要比更受现代化势力影响的南半部严重得多。所以，间接统治的影响是非常保守的。它所欠缺的是，无论是在抱负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没有为强大的现代国家打下一个基础。
法式殖民主义
比利时像英国一样在刚果实行分权形式的统治，而法国和葡萄牙，则在自己的非洲殖民地拥有更为集中的行政管理。对法国人来说，这是第二天性，因为法国政府本身就是高度集权的。法国人认为，罗马法具有普遍适用性，不愿向习俗屈服。间接统治没给独立后的非洲留下强大政治制度，直接统治会有不同结果吗？简而言之，答案也是否定的。不管英法方法之间有什么理论分歧，资源和知识的局限阻碍了法国当局在塑造殖民地上超过英国。实际上，法国以既定的方式而不是应有的方式与非洲人打交道，造成了极度的冷漠无情。这种态度在独立后的数十年中，感染了法国对非洲法语国家的政策。[21]
像英国一样，法国也通过酋长实施统治，但不认为他们是拥有自己传统合法性的共同体代表，只把他们当作法国政府的代理人，两者的关系相当于“军官与军士之间”。[22]一直用到20世纪40年代的规则，是1854年在专制的第二帝国时期制定的；执行这些规则的，是像塞内加尔总督路易·费代尔布那样的军官。法国遵循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模式，逐步征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独立政治体。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等的大片土地，被分割成较小的“治理圈”（cercle），再依次分为市镇和村庄。第二帝国在1870年变为第三共和国，但没有作出大的改变；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法国的共和传统在实施统一规则上变得更加一丝不苟。既定目标是让殖民地“同化”到法国体制中，尽管规定法语和教育的普遍应用，但没有让大多数非洲臣民最终成为法国公民的长期计划。[23]
法国和英国的许多重要区别，在于如何管理、培训和录用殖民官。所有管辖广大区域的官僚体系，必须在两种人之间作出选择。一种是通才，可以是优秀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另一种是专家，对特定地点的情形了如指掌。后者因自己的当地知识而占优势，但易于被当地利益俘获，养成狭隘的偏见。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称这种当地知识为“智慧”（mētis）。[24]通才更为可靠，往往也更为有效，但倾向于在不适宜的场合滥用普遍的理论。英国政府倾向于奖励专家，而法国模式比较鼓励通才。所以，法国殖民官每隔几年就会被调走，不只是在非洲各地，而是去帝国其他部分。这样一来，他们中很少有人学会讲本土语言或掌握当地知识。[25]
法国和英国在招募何种人充当殖民官上也有不同。在英国，他们往往来自上层中产阶级或士绅家庭，其中大部分人上的是公立学校（即美国的私立学校）和名牌大学，如牛津或剑桥。（我们已在第8章中看到，英国官僚体系的改革始于印度参事会的改革。）在法国，新人来自资产阶级，与他们的英国同行相比，对非洲酋长更为不屑，视之为封建或君主制的残余。法国殖民当局发现，自己无法吸引足够数量的优秀候选人。对那些殖民官的性格人品，还有很多轶事奇闻。一位医生报告：“嗜权的精神病患者在殖民地特别多——在比例上，远远超过法国本土。他们都是心理不平衡的个人，追求殖民地生活，在精神上特别受异国情调的吸引。”殖民地学校（école Coloniale）主任在1929年说：“当一个年轻人离开法国去殖民地时，他的朋友就会想，他一定犯了什么罪？他一定在逃离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中病态的库尔兹先生，还是有现实原型基础的。所有这一切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法国提高殖民官的教育水平和专业精神，获得改善的医疗条件又鼓励他们带家人一起上任。这又引发当代发展部门熟悉的新问题：他们会在殖民地的外籍人士社区，整日与妻子和孩子在一起，而不是与当地人在一起。[26]
法国人最终发现，同化的政策不可行。已获得丰富经验的殖民地学校毕业生开始争辩，要采纳更为灵活的政策，以帮助殖民地社会在“自己的结构中进化”。到了20世纪中叶，整个欧洲的规范在发生变化：对传统文化的完整性有更大赏识，也认识到以蛮力将外国制度强加于当地社会只会造成破坏。人类学开始时只是欧洲殖民主义的工具，现在变成强大舆论，以争取本土文化的平等和尊严。[27]借用一名法国耶稣会士的话：“习俗属于共同体本身。不让共同体享有对它的解释权和修改权是一种暴行，比没收耕地或森林更严重，尽管不太明显。”[28]像其他殖民国家一样，法国人在当地的总人数极为稀少，也没在任何殖民地植入法式的强大制度。所以到最后，直接统治和间接统治殊途同归，都归于失败。
反讽的是，让非洲人变成法国人的政策失败，却造成反面效果，让法国人变成了非洲人。法国人与独立后的非洲打交道，更愿意依据当地规则来玩当地的权力游戏。相比之下，美国和英国，至少还对像民主和人权等的普遍原则作口惠而实不至的表态。所以，法国人很高兴与独裁统治者合作，如蒙博托和象牙海岸的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Félix Houphou?t-Boigny）；或为了自身的外交利益，派遣伞兵以支撑令人厌恶的政权。这也导致国内的腐败，如20世纪90年代初的“精灵事件”（Elf affair），其中的高层商人和官员，卷入以利润丰厚的合同交换回扣的丑闻。[29]
非洲在欧洲殖民主义之前不具备强大的现代国家，这是非洲大陆被轻易征服的原因之一。非洲殖民统治的遗产是削弱现有的社会结构——即使政策的明确目标是予以保护——但没有植入现代的国家制度。独立后的软弱国家只是软弱的殖民地国家的继承人。
塞拉利昂的崩溃是这份遗产的长期后果。它是英国在非洲的最古老殖民地之一，经由酋长的网络接受间接统治。在弗里敦的白人殖民当局对这些酋长，时而贿赂，时而威胁。它在1961年获得独立，没有现代国家可言。殖民当局留下的行政架构变质退化，尤其是在西亚卡·史蒂文斯（Siaka Stevens）1968年上台之后。他曾是警员，以哗众取宠和无耻腐败出名。
当金刚石砂矿（例如在河流中找到的那些）成为塞拉利昂所有政治参与者的争夺对象时，行政架构的恶化日益加速。保罗·科利尔认为，驱使这和其他非洲冲突的，不是社会不满，而是贪婪。[30]但自然资源的竞争并不一定引起冲突，博茨瓦纳的金刚石就被用来造福于自己的人口。塞拉利昂的问题是，它缺乏能维持秩序和公正、和平利用资源的国家。它的内战，以及因毒品而疯狂的童子军，并不构成对传统非洲的回归；除了贫穷之外，也反映不出社会或文化的悠久传统；它们只是一种现代创新，受全球金刚石行业的经济激励；更代表国家的彻底失败。[31]评论家兰萨纳·加贝列（Lansana Gberie）指出：“教训是……别无选择，唯有建立强大的官僚国家，在社会中发挥作用，有效提供像教育和就业那样的服务，并避免已成非洲弊政标志的腐蚀性腐败和公款滥用。”[32]
英国和法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验，与当代国家建设活动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在伊拉克、阿富汗和海地。下一章，我会继续追问，向殖民地提供强大制度一事，有人做得更好吗？
[1] 例如，参见人权观察的网站，www.hrw.org/en/news/2ooo/o5/31/sierra-leone-rebels-forcefully- recruitchildsoldiers。
[2] Robert D. Kaplan，《即将到来的无政府状态：打碎冷战后的梦想》（The Coming Anarchy: Shattering the Dreams of the Post-Cold War）（纽约：兰登书屋，2000年），4—19页。
[3] 经济学家Nathan Nunn在研究报告中显示，今日西非的高度不信任和几世纪前的奴隶贸易有很强关联。捕获奴隶涉及大量暴力；特别在南部，参与奴隶贸易的国家不断为航线和国外市场互相开仗。Nathan Nunn，《历史遗产：把现时不发达与非洲过去关联起来的模型》（Historical Legacies: A Model Linking Africa’s Past to Its Current Underdevelopment），载《发展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第83卷，第1期（2007年）：157—175页；Nunn，《非洲奴隶贸易的长期影响》（The Long-Term Effects of Africa’s Slave Trades），载《经济学季刊》第123卷，第1期（2008年）：139—176页。
[4] Wrong，《沿着Kurtz先生的足迹：蒙博托刚果的灾难边缘的生活》，47页。
[5] Lansana Gberie，《西非的肮脏战争：革命联合阵线和塞拉利昂的破坏》（A Dirty War in West Africa: The RUF and the Destruction of Sierra Leone）（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2005年），40页。
[6] 引自Jean Suret-Canale，《热带非洲的法国殖民主义，1900—1945》（French Colonialism in Tropical Africa, 1900-1945）（纽约：Pica出版社，1971年），90页。
[7] Mann，《社会权力的来源，第1卷：从开始到公元1760年的权力史》，169—170页。
[8] 当然也有重要例外，如博茨瓦纳和毛里求斯，治理国家仅用最少的专制。
[9] Karen E. Fields，《中非殖民地的复兴与叛乱》（Revival and Rebellion in Colonial Central Africa）（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2页。
[10] Sara Berry，《没有永久的条件：撒哈拉以南非洲农业变化的社会动态》（No Condition Is Permanent: The Social Dynamics of Agrarian Change in Sub-Saharan Africa）（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93年），22页，24页；Fields，《中非殖民地的复兴与反叛》，39页。
[11] 例如，参见Charles K. Meek，《殖民地的土地法和习惯》第2版（Land Law and Custom in the Colonies, 2nd ed.）（伦敦：Frank Cass出版社，1968年）；埃文斯—普理查德（E. E. Evans-Pritchard），《努尔人的亲戚关系和婚姻》（Kinship and Marriage among the Nuer）（牛津：Clarendon出版社，1951年）；埃文斯—普理查德，《盎格鲁—埃及苏丹的阿努亚克的政治体系》（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Anyuak of the Anglo-Egyptian Sudan）（纽约：AMS出版社，1977年）；Julius Lewin，《非洲本土法的研究》（Studies in African Native Law）（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47年）；Abernethy，《全球主导权的动态》，115页；Berry，《没有永久的条件》，30页。
[12] Berry，《没有永久的条件》，27页。
[13] Mamdani，《公民和臣民：当代非洲和后期殖民主义的遗产》，79—81页；William B. Cohen，《法属西非的法国殖民当局》（The French Colonial Service in French West Africa），载Gifford Prosser和William R. Louis合编，《法国和英国在非洲：帝国之争和殖民统治》（France and Britain in Africa: Imperial Rivalry and Colonial Rule）（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71年），498页。
[14] 特伦斯·兰杰（Terence Ranger），《在非洲殖民地发明传统》（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in Colonial Africa），载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和特伦斯·兰杰合编，《传统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年），248页。
[15] 控制部落社会土地的通常包括个人家庭和整个分支世系，个人并不拥有自由所有权，土地转让由于对亲戚的义务而受严重限制，酋长更像是代表整个群体的托管人。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第4章；T. Olawale Elias，《非洲惯例法的本质》（The Nature of African Customary Law）（英国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56年），162—166页。
[16] Mamdani，《公民和臣民》，138—145页。
[17] Mamdani，《公民和臣民》，44页。
[18] 有关肯尼亚土地法的双重体系，参见Ann P. Munro，《肯尼亚的土地法》（Land Law in Kenya），载Thomas W. Hutchison等合编，《非洲和法律: 在非洲英联邦国家制定法律体系》（Africa and Law: Developing Legal Systems in African Commonwealth Nations）（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68年）。
[19] Thomas Spear，《新传统主义和非洲英国殖民地的发明限制》（Neo-Traditionalism and the Limits of Invention in British Colonial Africa），载《非洲史杂志》（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第44卷，第1期（2003年）：3—27页；Emily Lynn Osborn，《“铁圈”：非洲殖民地雇员和解释法属西非的殖民统治》（‘Circle of Iron’: African Colonial Employee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lonial Rule in French West Africa），载《非洲史杂志》第44卷（2003年）：29—50页；Fields，《中非殖民地的复兴与叛乱》，31、38页；Berry，《没有永久的条件》，32页。
[20] 参见Martin Chanock，《典范、政策和财产：土地使用权的惯例法的评论》 （Paradigms, Policies and Property: A Review of the Customary Law of Land Tenure） ，载Kristin Mann和 Richard Roberts合编，《非洲殖民地的法律》（Law in Colonial Africa）（新罕布什尔州朴次茅斯市：Heinemann出版社，1991年）。
[21] Cohen，《法属西非的法国殖民当局》，500页；Michael Crowder，《热带非洲的白酋长》（The White Chiefs of Tropical Africa），载Lewis H. Gann和 Peter Duignan合编，《非洲殖民主义，1870—1960》第2卷：《从1914年到1960年的殖民主义历史和政治》（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Vol. 2: 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Colonialism 1914-1960）（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0年），320页。
[22] Crowder，《热带非洲的白酋长》，344页。
[23] Suret-Canale，《热带非洲的法国殖民主义，1900—1945》，71—83页。塞内加尔的数个社区确实赢得法国国籍。
[24] James C. Scott，《国家的视角：改善人类条件的某些措施何以失败》（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9章。
[25] Suret-Canale，《热带非洲的法国殖民主义，1900—1945》，313—314页。
[26] Suret-Canale，《热带非洲的法国殖民主义，1900—1945》，371页；Cohen，《法属西非的法国殖民当局》，492、497页。
[27] 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第3章。
[28] 引自Abernethy，《全球主导权的动态》，120页。
[29] Melissa Thomas，《艰难抉择：美国对贫穷政府的政策为何失败》（Hard Choices: Why U.S. Policies Towards Poor Governments Fail）（未发表的手稿），第6章。
[30] Collier，Anke Hoeffler和Dominic Rohner，《超越贪婪和抱怨：可行性与内战》。
[31] Matthew Lange，《专制主义的谱系与发展：英国殖民主义和国家权力》（Lineages of Despotism and Development: British Colonialism and State Power）（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9年），96—100页；Gberie，《西非的肮脏战争》，17—38页。塞拉利昂的不幸在于它的钻石不同于博茨瓦纳，是冲积矿，让个人开采变得相对容易。Siaka Stevens在政治生涯早期支持贫穷矿工，以对抗国有控股矿业，削弱了国家控制钻石交易的能力。
[32] Gberie，《西非的肮脏战争》，1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