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共同语

民族认同在发展中国家既重要,又存在诸多问题;印度尼西亚和坦桑尼亚成功建立起民族认同,尼日利亚和肯尼亚却没有;民主或专制,哪个更有助于民族认同的建立

 

我们在前面章节中看到,强大民族认同的存在是欧洲国家建设成功的关键。在当今发展中世界,软弱国家往往是副产品,源自民族认同的脆弱或根本不存在。这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更成为特殊的问题,那里的独立国家是殖民当局的发明,边界是任意划定的,与单一种族、语言或文化的共同体不符。它们曾是庞大帝国的行政单位,居民习惯于生活在一起,但没有共通的文化感或认同感。像尼日利亚和肯尼亚那样的新独立国家,在殖民主义留下的真空中,没有作出努力来铸造新的民族认同,因此在以后年份中,备受高度种族冲突的困扰。相比之下,印尼和坦桑尼亚的建国领袖规划出促进民族团结的理念。印度尼西亚当然不是非洲国家,但与尼日利亚有许多相似之处,如第14章指出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也有许多共同的特性。当然,印尼和坦桑尼亚也面临巨大政治挑战,包括腐败和种族冲突,但相对水平也很有关系。由于早期对民族建设的投入,它们的政府更为连贯且稳定,作为结果,近年来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石油与种族

像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尼日利亚从来就不是历史上的国家,无论殖民当局还是独立后的新领袖,都没有认真地从事过国家建设。英国接管尼日利亚时,所征服的不是组织良好的中央集权大国,像他们征服印度莫卧儿帝国时遇到的那样。土著人口主要忠于部落层次的小单位。[1]现被称为尼日利亚的领土,由时任总督的弗雷德里克·卢吉,在1914年1月1日首次合并为单一政治单位。这同一个卢吉,当年曾使间接统治成为英国的殖民政策。尼日利亚由两块疆域合并而成,一块是北尼日利亚保护地,另一块是南尼日利亚殖民地兼保护地。而后者本身,又是1906年拉各斯殖民地和尼日尔三角洲保护地的合并。这些地区因宗教、种族和财富的差异,仅有很少的共同之点,尤其是在南北之间。南部在欧洲传教士的努力下逐渐皈依基督教,而北部信奉伊斯兰教。合并是为了行政上的便利——较穷的北部不断出现财政赤字,与南部合并之后,财政上的补贴就会变得比较容易。当然,这一计划的明智与否,殖民当局从来没有想过还要去请教当地人。[2]

英国对在尼日利亚找不到的东西,也没有加以创建。它自17世纪以来一直待在印度,创建军队、全国官僚机构和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以及推行能统一次大陆不同种族、宗教和种姓的共同语(英语)。苏尼尔·基尔纳尼(Sunil Khilnani)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印度”作为政治单位的想法首创于殖民时代,围绕着渐渐引进的制度和民主理想建立起来。此外,印度作为帝国的支柱,在英国的战略计划中举足轻重。[3]

英国来到尼日利亚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说,已因全球帝国的负担而筋疲力尽。一旦他们决定不能以印度的方式在非洲投资,间接统治就是对策。所以,他们有意决定不植入强大国家结构,不努力发展经济,甚至对培养尼日利亚的有文化阶层,也兴趣索然。在独立前夕,北部的英语识字率是2%,全国仅有一千名大学毕业生。尼日利亚人不得进入官僚体系的高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任职于各级政府的非洲人仅有七十五名。[4]

如前所述,人们必须组织起来争取自己的自由,是强大国家和廉洁行政的形成途径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尼日利亚从未有过强大的民族主义政党,或向英国统治提出挑战,或在自己上台后追求国家建设的战略。相反,英国人把主权放在盘子里,交给尼日利亚人,还写下新国家宪法,提早公布离开的时间表,最终在1960年兑现。独立后上台的尼日利亚政党,从一开始就是地区性和种族性的,相互之间的怀疑甚至超过对前殖民主人,缺乏尼日利亚民族概念,也不知如何给新国家的认同定位。民族认同的缺乏很快导致国家的崩溃,由此陷入内战。[5]

在比夫拉湾(Gulf of Biafra)发现的大量石油储备,给尼日利亚相互竞争的种族群体带来争夺目标,也造就让未来政治保持稳定的机制。政府控制经济资源,将之分给精英,后者再将之(扣下自己的丰厚份额之后)分给追随者网络。如果有心怀不满的群体,以暴力威胁寻租联盟,就会受到更多补贴和现金的收买。政治腐败和依附主义,就是尼日利亚为稳定和民族认同的缺乏付出的代价。

印尼开始时像尼日利亚一样,但在随后几年中有非常不同的发展。20世纪之前,印尼的国家根本不存在。这个地域涵盖超过一万一千个岛屿的群岛,曾有各种不同名字,如印度群岛、东印度、热带荷兰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它包括各种各样的苏丹王国、部落和贸易站,以及说几百种不同语言的种族群体。很少原住民知道自己村庄之外的世界,或自己岛屿之外的世界。[6]

这一切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发生改变。其时,荷兰向荷兰东印度公司总部的巴达维亚(Batavia,即今天的雅加达)之外扩展政治控制和贸易网络。定期的轮渡给人带来群岛是一个整体的感觉,更使朝觐麦加变得可行,让印尼穆斯林与更广大的穆斯林共同体相连。接触到欧洲教育的少量本土精英涌现出来,开始接纳西方概念,如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7]

到了20世纪的第三个十年,这个殖民地有了十分多样的认同定义。由于大部分人是穆斯林,他们可把自己当作伊斯兰国家,如巴基斯坦。印尼共产党要发动阶级革命,让自己与共产国际挂钩,就像中国和越南共产党已经做的那样。还有很多区域和地方的认同,本来是可以支持当地的单独政治体的,特别是在较大岛屿的爪哇和苏门答腊。

相反,名叫印度尼西亚的单一国家的全新理念,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其时,印尼全国协会、印尼全国政治协会代表大会和青年印尼(Young Indonesia,民族主义的青年团体)先后成立。[8]1928年10月在巴达维亚召开的第二次印尼青年大会,通过国歌《伟大的印度尼西亚》(第一次公开使用“印度尼西亚”一词),并宣布印尼语为民族语言。

对新生国家来说,采用印尼语为民族语言是认同形成的重要因素。印尼语是经典马来语的标准化版本,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群岛的贸易商和旅行者的通用语。但把它当作第一语言的印尼人很少,绝大多数继续使用爪哇语(Javanese)、巽他语(Sundanese)和荷兰语(受过教育的精英)。爪哇语是殖民地中掌握政治优势的种族群体的语言。相比之下,印尼语更平等,也没有反映讲话者和听话者相对地位的复杂标志。许多早期的青年民族主义者不会说印尼语,或说得不好。采纳印尼语,提倡多民族的印尼,合在一起就战胜了20世纪初流行的其他认同概念。区域性的独立运动,曾在爪哇、苏门答腊和西里伯斯(Celebes)出现,在更广泛的印尼团体成立之后,决定自行解散。由于荷兰耍弄分而治之的伎俩,许多新民族主义精英认识到,形成最广泛的联盟是赢得独立的关键。

在印尼的理念背后,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是印尼独立后的首位总统苏加诺。1927年,他出版名叫《民族主义、伊斯兰教和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讨论当时的三大思潮,认为当中不存在根本矛盾,不会阻碍反荷兰统治的广泛政治战线的成立。苏加诺声称,伊斯兰教和马克思主义的启示是相似的,因为它们都反对高利贷。他批评追求神权国家的“狂热”穆斯林,理由是他们会引起与印尼其他宗教团体的冲突。同样,他反对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它敌视宗教。苏加诺不愿将西方自由主义纳入到他的综论里面,因为这种学说没有为强大国家提供理由。在他看来,强大国家在塑造民族认同和实施再分配上,将发挥整合作用;而为了取得“社会正义”,再分配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思想后来被苏加诺在1945年的讲话中阐述为“五大支柱”,成为支撑印尼独立国家的“潘查希拉学说”(Pancasila)的基础。[9]苏加诺是个极其混乱的理论家,想把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各种思想综合起来。不过,他的目的不是哲学,而是实用。他想创建综合性的民族认同,可以让自己把盛行于印尼的各种政治潮流汇合在一起,同时又能予以牵制。他以尽可能宽泛的术语来为印尼民族下定义,不提及其中任何一个种族。他接受宗教,但是使之中性化,只字不提伊斯兰教,只提泛指的一神教。[10]

苏加诺的民族综合,只能在日益专制的国家的框架内获得实施。1950年独立后的原本宪法规定,印尼是多党制的民主政体,苏加诺总统只是装饰性首脑。在1955年的第一次大选后,苏加诺开始向现行的议会民主政体发起攻击。由于少数种族的叛乱在外岛爆发, 1957年3月颁布了戒严令。苏加诺在军队和印尼共产党的支持下粉碎了自由反对派,又以纳沙贡(Nasakom)为基础建起全国阵线。纳沙贡是一个缩写,代表他小册子中的三股势力,即民族主义者、穆斯林和共产党人。他越来越依赖共产党的支持,以及来自中国和苏联的外援。他还利用国家机器,在潘查希拉思想的基础上,调动广大群众的支持。[11]

苏加诺最终还是归于失败,因为他事实上无法综合这三大支柱,尤其是其中的两个,即以军队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和以印尼共产党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两个支持来源,对彼此越来越持怀疑的态度。在苏加诺总统警卫队发动政变未遂之后,一些将领被谋杀,这导致军队在苏哈托将军领导下的反扑,苏加诺被迫下台,随后引发血腥清洗,印尼共产党因此遭到摧毁,丧生人数高达五十万到八十万。[12]

由此产生的苏哈托将军的新秩序,放弃苏加诺纲领中的马克思主义,仍依靠中央集权的强国作为民族团结的保障,还依仗潘查希拉思想作为民族认同的来源。印尼的华人少数民族,曾是印尼共产党的主要发展对象,现被迫改用印尼名字,融入广泛的大众中去。这场危机暴露了穆斯林多数民族和华人少数民族之间的激烈对抗,而印尼共产党的失败又使穆斯林组织得以加强。但新秩序政权继续使用潘查希拉思想,抵制使印尼国家更伊斯兰化的要求。甚至,苏哈托越来越依靠华人商界,视他们为政权的支持者。[13]

文化同化的机制是教育,印尼语从一开始就是公立学校的教学语言。国家推出培训教师的方案,让他们去自己省份之外的地方工作(常常也在那里结婚)。印尼复制的这个行政体系,类似于中国皇帝和奥斯曼帝国用来治理行省的方式。在苏哈托新秩序时期,比较重要的成就是小学教育的扩展,接受过小学教育的人口比例从1971年的55.6%增至1985年的87.6%。学校体系使用印尼语已有两代多人的时间,说印尼语的人日益增多,今天已接近人口的100%。[14]

印尼的民族认同变得根深蒂固,所用方式是尼日利亚永远也无法借鉴的——综合思想的明确阐述、民族语言的确立、基于全国军队的专制政权的支持。然而,这一综合过程的极限在东帝汶(前印尼属东帝汶)、西巴布亚(原西新几内亚)、安汶(Ambon)和亚齐(Aceh)等地暴露无遗,它们从未接受出自雅加达的民族叙事。[15]西巴布亚和东帝汶分别在1963年和1976年被印尼正式吞并,其种族大体上是非穆斯林的美拉尼西亚人。苏加诺在1927年的小册子中引用欧内斯特·勒南的定义,认为民族是享有共同历史、以同一共同体的方式行事的群体。根据这个标准,这两个地方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印尼民族的一部分。它们不属于印尼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满者伯夷(Majapahit)印度教王国,即现代民族主义者想象为印尼认同源泉的历史时期。它们自有与美拉尼西亚之根更近的认同源泉;在东帝汶的情况中,还存在葡萄牙宗主国的历史。当早期印尼民族主义者访问群岛的东部时,发现那里是全然陌生的部落居住地,有人甚至称当地人为“食人族”。[16]印尼政府将爪哇和其他地区的移民迁入这两个地方,以改变种族平衡;推广印尼语的教学;通过学校促进潘查希拉思想的传播;依靠武力对付当地武装叛乱,以维持主权。尽管有亲印尼民兵的可怕暴行,东帝汶仍在1999年的全民公决中投票赞成独立,在2002年成为独立国家。西巴布亚留在印尼中,只是仍有低水平的持续叛乱和独立运动。

尽管印尼国家实施的民族认同仍然有局限,但在这个百年之前远远不是单一国家的区域,政府已取得相当了不起的民族融合。事实上,印尼认同在20世纪90年代已变得非常安全。在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整个国家过渡到民主政体,向各省和地区大幅下放权力,无须担心分裂倾向。印尼仍是个断裂国家,针对华人、基督教社群和其他少数民族社群的暴力仍在继续。腐败程度仍然很高,但所有的成功都是相对的。考虑到印尼建国初的种族、宗教和区域的分裂,它的国家建设成就还是相当出色的,印尼本来可以看起来更像尼日利亚。[17]

尽管有区域、宗教和人种上的明显差异,坦桑尼亚在民族建设中的记录非常类似于印尼。坦桑尼亚在种族上高度多样化,分为一百二十个不同族群。像印尼一样,多年来执掌统治的是强大的一党制国家,把民族建设定为明确目标,并在很大程度上获得成功。它采用自上而下的专制权力来实现这一目标,也像印尼一样。

最适合与坦桑尼亚相比的国家是它北面的肯尼亚。两个都是英国殖民地或托管地,在气候和文化上也非常相似。事实上,两国之间的边界是殖民当局划定的直线,从西部的维多利亚湖一直到印度洋,人为地分开散居于边界地区的当地居民。

在冷战期间,两国经常被拿来做比较,因为肯尼亚采纳乔尔·巴坎(Joel Barkan)所谓的“庇护—依附(patron-client)资本主义”,而坦桑尼亚采纳“一党制社会主义”。[18]在1963年独立后的二十年中,肯尼亚的增长大大超过坦桑尼亚,据说是展示了市场经济的优势。(见表4)

 

表4. GDP增长率,1965—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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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世界银行

 

但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两个国家的位置颠倒过来。相对于坦桑尼亚,肯尼亚遭遇急剧的经济衰退(见图16)。最近,坦桑尼亚分享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强劲增长,从1999年到2011年,取得约6%的年增长率。相比之下,肯尼亚遭受种族群体暴力的折磨,特别是自2007年总统大选以来。它的GDP增长率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一直偏低,而且有很大波动,受到持续的政治冲突的影响。相比之下,坦桑尼亚一直保持稳定。原因最终可追溯到:坦桑尼亚的一党专政实施民族建设的政策,而较为自由的肯尼亚没有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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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GDP增长率,1989—2011年

来源:世界银行

与肯尼亚相比,坦桑尼亚在塑造民族认同上享有现存的优势,它的一百二十个种族群体中没有一个大得足以支配整个国家。而肯尼亚有五个主要的族群,占人口的70%。[19]这些较大族群——基库尤、卡伦津、卢奥、马赛、卡姆巴(Kamba)和卢希亚(Luhya)——中的任意两个,一旦组成联盟,就足以控制政府。同样重要的是,斯瓦希里语(Swahili)在坦桑尼亚充当民族语言。斯瓦希里语是一种班图语(Bantu),从桑给巴尔等沿海地区的商人那里借用了不少阿拉伯词汇,是东非许多国家的口语。它是殖民时代的通用语,也是商人的语言,所起的作用与印尼语非常相似。19世纪晚期的坦噶尼喀是德国控制的,与在肯尼亚的英国相比,德国殖民当局作出更加协调一致的努力,使之成为民族语言。所以在独立时,使用它的坦桑尼亚人大大超过肯尼亚人。[20]

坦桑尼亚开国总统尼雷尔(Julius Nyerere),发挥了与印尼苏加诺相似的作用。他以自己的乌贾马学说(ujamaa),建立起基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非基于种族的民族认同。他的乌贾马学说就是非洲社会主义,在他的文章以及像《1967年阿鲁沙宣言》(Arusha Declaration)那样的文件中,获得清晰详尽的阐述。[21]他认为,种族分裂是对社会主义项目的严重威胁,所以极力抑制他所谓的“部落制”。跟苏加诺一样,他对西方多元化的自由观念没有耐心,希望实施一党专政,从而改造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创建了作为政治工具的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Tanganyika African National Union),后来又演变成坦桑尼亚革命党(Chama Cha Mapinduzi)。这个政党坚持列宁主义纪律,对全国各地的干部实施集中的控制。不同于许多非洲新统治者,尼雷尔不但关注城市,而且力求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渗透乡村。[22]在这个过程中,尼雷尔的政府比乔莫·肯雅塔做出更大努力,把斯瓦希里语当作民族语言,使之在1965年成为所有中学的必修课。借用亨利·比嫩(Henry Bienen)的话:“斯瓦希里语是坦噶尼喀民族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等同于坦噶尼喀的本色。”[23]

肯尼亚的情形非常不同。大种族群体基库尤人,凭借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在独立后扮演支配角色。反抗英国殖民当局的茅茅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基库尤人领导的,他们还为国家贡献了开国总统乔莫·肯雅塔。肯雅塔成立自己的民族主义政党,即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但根据构思,它不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列宁主义组织,而是庇护式分配体系。在人们眼中,国家不是站在不同种族群体上面的中立仲裁者,而是等待攫取的奖金。所以,当肯雅塔的继任者丹尼尔·阿拉普·莫伊(Daniel arap Moi)在1978年上台时,庇护政治突然从基库尤转向支持莫伊的卡伦津和其他种族群体。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追求从富人到穷人的再分配,而肯尼亚政府追求从一个种族到另一个种族的再分配。抓到政治权力的种族群体对庇护政治的公然利用,用记者米歇拉·朗(Michela Wrong)一针见血的评语说就是:“轮到我们吃了。”[24]

肯尼亚的经济衰退能直接追溯到莫伊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庇护政治和腐败的水涨船高。从那时起,肯尼亚的政治以各种族群体抢夺总统和国家资源的零和游戏为中心。它的高潮是2007年总统大选后的大杀戮,其中一名候选人是基库尤的姆瓦伊·齐贝吉(Mwai Kibaki),他的对手是卢奥的拉伊拉·奥廷加(Raila Odinga)。[25]开国总统的儿子乌呼鲁·肯雅塔(Uhuru Kenyatta)在2013年被选为总统,但由于他在2007年群体暴力中扮演的角色,而遭到国际刑事法院的起诉。

坦桑尼亚推动民族语言,努力杜绝地域主义和种族认同。这一切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种族群体在坦桑尼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远远低于肯尼亚和没有把民族建设当作明确目标的其他国家。经济学家爱德华·米格尔(Edward Miguel)发现,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种族多样性非常相似,但前者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物品,表明那里的种族色彩比较不明显。[26]

强烈的民族认同本身并不能创造良好效果,必须与明智的政策关联起来。从独立日到90年代初,尼雷尔在坦桑尼亚建立非洲社会主义的努力,除了民族建设,在其他方面都是大灾难。在经济政策上,坦桑尼亚占据经济制高点,把生产者的财富再分配给他人,从而摧毁了经济奖励。它破坏作为出口收入的主要来源的农业部门,提倡替代进口的工业,从长远看却是不可持续的。它阻拦外国的私人投资,主张“自给自足”。在政治领域,坦桑尼亚犯了许多严重的早期错误。它宣布自己为一党制国家,让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的干部监管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一切。不单是其他政党,公民社会组织也被禁止或受到严格控制;新闻自由非常有限。社会主义时期最糟糕的政策,也许发生于1973年至1976年之间;那时,80%的乡村人口被迫参加乌贾马集体农庄。它在大规模社会工程上的努力,跟苏联和中国一样,给经济和个人自由带来可预见的负面影响。[27]

坦桑尼亚债务危机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自那以后,糟糕的经济政策宣告结束,改成更为明智的市场经济。这种变革,加上它避免尼日利亚式或肯尼亚式的种族冲突,让它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速度。也像印尼一样,这并不意味着,种族(或宗教)不再是冲突和不稳定的潜在来源。桑给巴尔的穆斯林获得日益增长的动员,赞成另外组建独立的国家。印尼和坦桑尼亚成功创造的,都是更为有效的政治秩序。

我曾说过,成功的民主国家受益于历史上以暴力和非民主手段完成的民族建设。在欧洲发生的情形,也在发展中国家发生,如印尼和坦桑尼亚。今天,这两个国家都是相当成功的民主政权。2013年自由之家给印尼的自由度评级是2.5(最好是1,最糟是7),坦桑尼亚是3.0。当年在建立民族认同时,这两个国家都比现在专制得多。反过来,鉴于现存的分裂和国家权力的局限,很难想象尼日利亚和肯尼亚今天会投入民族建设的项目。在这两个国家中,无人有足够的权威,来书写民族叙事或颁布新的民族语言。所以,就共享的认同和现代国家的建立而言,先后次序和历史都很重要。

当我们转向东亚国家时,就会发现截然不同的民族认同和国家传统。中国、日本和韩国,至少是世界上种族最同质的社会之一,很早就有基于共同语言和文化的强烈民族认同。但事情并非总是如此——中国文明在古代从黄河流域扩张出去,征服南部、东南部和西部,吸收无数非汉族人口,本身又遭受北部和西北的突厥野蛮人的入侵。第1卷已经指出,中国发明的不只是第一个国家,而且是第一个现代国家。它的建立围绕一种共同的文献语言,其中的古典著作一直是历代官僚的教育基础。从中国历史的一开始,民族认同和国家建设就相互关联。中国边界上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其他社会——韩国、日本和越南——也是如此。所有这一切发生在它们与欧洲殖民主义和西方观念有深入接触之前。这个事实对当代发展成果有强大影响:不同于尼日利亚和印尼,所有这些亚洲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只需建立现代国家,无须同时从事民族建设。像同时代的欧洲一样,它们的民族已经井然成型。


[1] 历史学家谈及,尼日利亚的西部和东南部曾存在国家和王国层次的社会,但其中只有很少政治体超越酋邦层次而变成真正国家,社会组织的主要形式仍是部落。在奥约(Oyo)王国的治下,使用约鲁巴语(Yoruba)的人民曾获得统一,集居于伊费城(Ife)和近尼日尔河三角洲的贝宁(不要与当今国家的贝宁混淆)。大批英国殖民者在19世纪晚期来到时,这些政治体已因自相残杀而分崩瓦解。尼日利亚北部有更大的政治结构,主要是因为伊斯兰教的组织能力。它通过跨撒哈拉贸易路线一直与中东挂钩,促使豪萨(Hausa)政治体和博尔诺(Borno)在11世纪后期改信伊斯兰教。索科托哈里发(Caliphate of Sokoto)是19世纪初形成的,在魅力领袖奥斯曼·丹·福迪奥(Usman dan Fodio)的带领下,发动圣战,征服豪萨王朝。如Atul Kohli指出的,索科托哈里发虽是西非最大政治体之一,仍远远落后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它没有集中的军队和官僚机构,无法在明确领土上强制执行命令,与其说是国家,倒不如说是酋邦或部落联盟的中心。参见Falola和Heaton,《尼日利亚史》,23、29—34、62—73页;Atul Kohli,《国家主导的发展:全球边缘的政治权力与工业化》(State-Directed Development: Political Power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Global Periphery)(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年),297页。

[2] Osaghae,《瘸腿巨人:独立以来的尼日利亚》,1—4页。

[3] Sunil Khilnani,《印度概念》(The Idea of India)(纽约:FSG出版社,1998年)。

[4] Atul Kohli,《国家主导的发展》,313、318页。

[5] 有关概述,参见Osaghae,《瘸腿巨人》,54—69页。

[6] Robert E. Elson,《印尼概念》(The Idea of Indonesia)(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1—4页。

[7] Jean Gelman Taylor,《印尼:人民和历史》(Indonesia: Peoples and Histories)(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3),238—239页。

[8] Robert E. Elson,《印尼概念》,64—65页。

[9] 苏加诺(Soekarno),《民族主义、伊斯兰教和马克思主义》(Nationalism, Islam, and Marxism)(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大学东南亚计划,1969年);Bernhard Dahm,《苏加诺以及争取印尼独立的斗争》(Sukarno and the Struggle for Indonesian Independence)(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69年),340—341页。

[10] Dahm,《苏加诺以及争取印尼独立的斗争》,336—343页:Eka Darmaputera,《潘查希拉和在印尼社会探寻身份和现代化》(Pancasila and the Search for Identity and Modernity in Indonesian Society)(纽约:E. J. Brill出版社,1988年),147—164页。

[11] Dahm,《苏加诺以及为印尼独立的奋斗》,331—335页。

[12] Jean Gelman Taylor,《印尼:人民和历史》,356—360页;John Hughes,《印尼剧变》(Indonesian Upheaval)(纽约:David McKay出版社,1967年)。

[13] Benjamin Fleming Intan,《“公共宗教”和基于潘查希拉的印尼国家》(“Public Religion” and the Pancasila-Based State of Indonesia)(纽约:Peter Lang出版社,2006年),50—68页。

[14] Taufik Abdullah,《印尼:走向民主》(Indonesia: Towards Democracy)(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2009年),215、434页;Elson,《印尼概念》,65页。

[15] 有关在20世纪50年代整合像安汶、亚齐和苏拉威西那样的地区,参见Taufik Abdullah,《印尼:走向民主》,221—240页。

[16] Jean Gelman Taylor,《印尼:人民和历史》,350—352页;Elson,《印尼概念》,69页;Dahm,《苏加诺以及争取印尼独立的斗争》,179页,作者描述了苏加诺1934年流亡至弗洛雷斯岛时的孤寂。

[17] 有关后威权的印尼,参见Donald K. Emmerson,《印尼将临的选举: 危险投票的一年》(Indonesia’s Approaching Elections: A Year of Voting Dangerously),载《民主杂志》第15卷,第1期(2004年):94—108页;《东南亚:注意民主与治理之间的差距》(Southeast Asia: Minding the Gap between Democracy and Governance),载《民主杂志》第23卷,第2期(2012年):62—73页。

[18] Joel D. Barkan编,《超越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Beyond Capitalism vs. Socialism in Kenya and Tanzania)(科罗拉多州博尔德:Lynne Rienner出版社,1994年),xiii页。

[19] Joel D. Barkan,《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分叉和融合:改革的压力》(Divergence and Convergence in Kenya and Tanzania: Pressures for Reform),见Joel D. Barkan编,《超越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Beyond Capitalism vs. Socialism in Kenya and Tanzania)(科罗拉多州博尔德:Lynne Rienner出版社,1994年),10页。又参见Barkan,《责备或不责备?坦桑尼亚、乌干达和肯尼亚的种族分裂、发展不平衡和冲突倾向》(To Fault or Not to Fault? Ethnic Fractionalisation, Uneven Development and the Propensity for Conflict in Tanzania, Uganda and Kenya),载Jeffrey Herbst,Terence McNamee和 Greg Mills合编,《断层线上:在社会中管理紧张和分裂》(On the Fault Line: Managing Tensions and Divisions Within Societies)(伦敦:Profile图书公司,2012年)。

[20] Julius Nyerere认为,德国严苛的压制促成坦桑尼亚的统一,让当地部落团结起来,投入民族主义的抵抗。Henry S. Bienen, 《坦桑尼亚:政党转型与经济发展》(Tanzania Party: Transform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0年),36页。

[21] Goran Hyden, 《超越坦桑尼亚乌贾马学说:欠发达与未被捕获的农民》(Beyond Ujamaa in TanzaniaUnderdevelopment and an Uncaptured Peasantry)(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出版社,1980年),98—105页。

[22] Cranford Pratt, 《坦桑尼亚1945—1968年的关键阶段:尼雷尔和社会主义战略的兴起》(The Critical Phase in Tanzania 1945-1968Nyerere and the Emergence of a Socialist Strategy)(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6年),64—77页;Bismarck U. Mwansasu和 Cranford Pratt合编,《坦桑尼亚走向社会主义》(Towards Socialism in Tanzania)(多伦多: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79年):3—15页。

[23] Bienen,《坦桑尼亚:政党转型与经济发展》,43页。

[24] Michela Wrong,《轮到我们吃了:肯尼亚告密者的故事》(It’s Our Turn to Eat: The Story of a Kenyan Whistle Blower)(纽约:哈珀出版社,2010年),52页;参见Barkan,《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分岔和融合:改革的压力》,23—28页;Goran Hyden,《政党、国家和公民社会:控制和开放》(Party,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Control versus Openness),载Hyden,《超越坦桑尼亚乌贾马学说》,81—82页。

[25] Maina Kiai,《肯尼亚的危机》(The Crisis in Kenya),载《民主杂志》第19卷,第3期(2008年):162—168页;Michael Chege,《肯尼亚:脱离危险边缘?》(Kenya: Back from the Brink?),载《民主杂志》第19卷,第4期(2008年):125—139页。

[26] Edward Miguel,《部落或民族?肯尼亚与坦桑尼亚各自的民族建设和公共物品》(Tribe or Nation? Nation Building and Public Goods in Kenya versus Tanzania),载《世界政治》第56卷,第3期(2004年):327—362页。又参见Goran Hyden,《坦桑尼亚农村的政治发展》(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Rural Tanzania)(瑞典隆德:大学出版社,1968年),150—153页。

[27] Barkan,《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分岔和融合:改革的压力》,5页,20页;Scott,《国家的视角》,223—261页;Hyden,《超越坦桑尼亚乌贾马学说》,129—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