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政治衰败

美国林务局的中心使命变成对野火的控制;科学管理的失败;林务局因相互冲突的任务而丧失自主性;什么是政治衰败,及其两个来源

 

在进步时代,伯纳德·费尔诺和吉福德·平肖创建的美国林务局,是国家建设中首屈一指的案例。在1883年《彭德尔顿法》之前,也在择优官僚体系的推广开来之前,美国政府仍是依附式体系,其中的公共职位由政党分配,以依附主义为基础。相比之下,林务局却配备大学毕业的农学家和护林员,以才能和技术专长为招聘标准。本书第11章曾叙述过它的斗争,平肖尽管面对众议院的传奇议长乔·坎农的强烈反对,仍为林务局夺得对土地办公室的掌控。在这个国家建设的萌芽阶段,核心问题仍是官僚体系的自主性:决定如何分配公共土地的,应是林务局专业人士,而不是国会政客;林务局还应有权招聘和晋升自己的员工。多年后,林务局仍是高质量官僚机构的光辉榜样。

护林熊(林务局如何丧失自主性)

让人大吃一惊的是,在许多评论家看来,今日林务局却是高度功能失调的官僚机构,以错误的工具在执行过时的任务。它配备的仍是专业护林员,其中不少人仍对林务局的使命高度敬业,但它已经失去了许多当年在平肖领导下争得的自主性。国会和法院对它下达名目繁多且经常相互矛盾的任务,它不可能同时满足,在这个过程中,又花费纳税人大量金钱。林务局内部的决策体系常常陷入僵局,平肖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士气和凝聚力荡然无存。情况变得如此糟糕,以致有人写了整本书来论证应该彻底取消林务局。[1]没有一个政治制度是永恒的,林务局的当前处境让我们知道,削弱高质量政府的力量来自何方。

推动19世纪末期官僚体系改革的是学者和活动家,如弗朗西斯·利伯(Francis Lieber)、伍德罗·威尔逊和弗兰克·古德诺,他们对现代自然科学能解决人类问题充满信心。像同时代的韦伯一样,威尔逊对政治与行政分得很清楚:政治是理应接受民主竞争的终极目标领域,而行政是可通过实验进行科学分析的执行领域。类似的智识革命也出现于商业世界,即弗雷德里克·泰勒“科学管理”学说的兴起。除了其他项目,它主要运用工时与动作的研究来尽量提高工厂效率。许多进步时代的改革者试图让政府采纳科学管理,认为公共行政可以变成一门科学,以免受政治的不合理要求。他们希望,社会科学终有一天可成为严谨的自然科学。[2]

在有了20世纪的经验之后,早期对科学的信心,以及公共行政也可变成科学的信念,看来既幼稚又偏颇。在这一时期,自然科学发明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官僚机构被用来管理死亡集中营。这些早期改革者身处的背景是,运行政府的仍是政治投机者,或腐败的市政老板,就像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形。今天,没有公立大学愿意让州立法机构来做招聘和终身教职的决定,也没有人希望由国会挑选疾病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所以要求公共官员的甄选以教育和才能为基础,在当时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科学管理的问题是,即使最有资格的科学家偶尔也会出错,有时还错得可怕。这就发生在林务局的身上,最终让扑灭森林火灾演变成它的中心任务。

林务局的使命演变始于1910年爱达荷州大火,它在爱达荷州和蒙大拿州烧掉三百万英亩的林地,导致八十五人死亡。火灾损失引起的政治抗议,导致林务局日益专注于野火控制。局长威廉·格里利(William Greeley)宣称:“消防是科学管理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乐得把它纳入既有任务。[3]到80年代,这个任务的规模急剧膨胀,甚至有评论员称之为“向野火发动的战争”。林务局的常设员工增至约三十万人,在高峰年间更雇佣几万消防员,还拥有大量飞机和直升机,每年花在灭火任务的支出高达十亿美元。[4]

控制野火的问题是,“科学林业”的早期支持者并不清楚火灾在森林生态环境中发挥的作用。森林火灾是一种自然现象,在维护西部森林的健全中自有重要功能。不耐阴影的树木,如巨型西黄松、北美黑松和红杉树,需要火灾来定期清理林地,以便新树的萌芽再生。一旦野火受到控制,森林就会受到外来物种的入侵,如花旗松。(北美黑松事实上还需要火灾来传播自己的种子。)长年累月下来,这些森林积累下茂密的树木和大量的林下干柴,使万一发生的火灾变得更加猛烈,更具破坏性。它烧死的不是小型的入侵物种,而是巨大的古老树木。公众的关注始于1988年的黄石大火,它烧掉将近八十万英亩的林地,过了好几个月才得到控制。生态学家开始质疑防火目标的本身,导致林务局在90年代中期改弦易辙,转而实施“任它烧”的新策。

多年的错误政策不能一下子逆转,因为西部森林已成巨大的火药桶。此外,由于西部人口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居民搬到森林附近,更易受到野火的威胁。据估计,从1970年到2000年,野地与城市的交叉地界增加超过52%,而且还会继续下去。像喜欢住在洪泛区和堰洲岛的人一样,他们让自己暴露于不应有的风险,更借助政府资助的保险来减轻自己的负担。通过选出的议员代表,他们努力游说,以确保林务局和负责森林管理的其他联邦机构获得拨款,继续保护自己财产免受野火的威胁。最终要做理性的成本效益分析,证明也是非常困难的。政府可能动辄花上一百万美元,仅仅是为了保住价值仅十万美元的家,因为在政治上无法作出见火不救的决定。[5]

与此同时,曾被平肖用来创建高质量机构的最初使命却遭到侵蚀。刚开始时,它既不是灭火,也不是环境保护,而是对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即木材采伐。至此,这个使命的范围已大大缩水。在20世纪最后十年,国家森林每年的木材收成从一百二十亿板英尺下跌到四十亿板英尺(编按:一板英尺为一英尺长、一英尺宽且一英寸厚的木材体积)。[6]部分原因与木材的经济效益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上世纪美国观念的转变。随着环保意识的抬头,天然森林越来越不被当做可利用的经济资源,反而成了值得保护的自然保留地。这个转变只是当时社会观念的诸多变化之一。大坝等大型水电项目,早前被视作掌握自然的英勇壮举,后来被理解为有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在北美地区,水坝的建造在20世纪70年代几乎全部停止。当林登·约翰逊总统签署1964年《野生动物法》时,林务局使命的变化也被写进法律,责成林务局、国家公园管理处、鱼类及野生动物局,监管和保护辖下的九百多万英亩土地。[7]

不少批评者指出,即使是当初的核心使命,即可持续地采伐木材,林务局也做得并不好。它木材的销售价格远远低于运营成本,这意味着,政府无法从本是富有价值的资产获得适当收益。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未能对木材进行合理定价,漏掉很多机构的固定成本。像其他机构一样,林务局不能保留盈余,所以没有控制成本的动力。反过来,它的动力只在于如何增加每年的预算和人员编制,不在乎自己的创收。[8]

林务局的政绩为何在几十年中出现如此恶化?这个故事对政治衰败背后的各种力量会有所提示。

当初,吉福德·平肖的林务局曾被视作美国官僚体系的黄金标准,因为他为训练有素的职业组织赢得高度自主性,中心使命是国家森林的可持续利用,成员愿意为之奋斗。早先的林业处及其上司农业部,属于19世纪以党派为基础的依附式政治体制,主要目的是向国会成员提供政治好处。新林务局能够任命和提升自己员工,并在日常工作中不受国会干涉,是履行这个中心使命的关键。

一旦林务局单一明确的使命被潜在冲突的多项任务所取代,问题便露出端倪。在20世纪中间的几十年,消防任务开始取代木材开采,无论预算还是人事都集中于消防。不过,消防任务本身也存在争议,随即被保护主义和环保主义的功能所取代。然而,旧任务一个也没被丢弃,反而与支持林务局内不同派别的外部利益集团挂起钩来:木材消费者、环保人士、房屋业主、西部开发商和寻求临时消防员工作的年轻人。早在1905年就被平肖挡在土地买卖之外的国会重新插手微观管理,只是这回不是通过旧式腐败来插手(典型如1908年巴林杰丑闻导致塔夫脱总统解雇平肖的那次),而是通过立法授权,迫使林务局追求经常相互矛盾的不同目标。例如,为了保护住在野地与城市交界的越来越多的屋主,符合环保人士主张的“任它烧”的政策就无法直接实现。对森林的长期健康有利的事情,对个体屋主来说却是坏事,牵涉于这一过程的双方,纷纷求助于国会和法院,迫使林务局保护各己的偏爱。

平肖当年创建的这个小而有凝聚力的机构,曾被赫伯特·考夫曼(Herbert Kaufman)在《护林员》(The Forest Ranger)一书中大加赞赏,却渐渐演变成一个各自为政、大而无当的烂摊子。它沾上很多政府易患的通病:官员只在乎保住自己的预算和工作,而不是高效履行自己的任务;即使科学和周遭的社会都在发生变化,他们仍抱住旧的任务不放;其中很多人像平肖一样,为了保住自主性与利益集团建立联系,但由于没有单一明晰的任务,最终还是难逃各路依附者的一再攫取。

全线沦陷

如果林务局只是政治衰败的一个孤立事件,还算说得过去。不幸的是,公共行政专家的大量证据显示,美国政府的整体质量在不断恶化,历时已超过一代人的时间。借用保罗·赖特(Paul Light)的话:“对想要有所作为的年轻人来说,联邦政府已成为最后一招的目的地。”根据帕特里夏·英格拉哈姆(Patricia Ingraham)和大卫·罗森布鲁姆(David Rosenbloom)的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联邦机构一直处于“瓦解”之中。[9]这一结论获得两个沃尔克委员会(Volcker Commissions)工作成果的支持,它们分别在1989年和2003年进行过有关公共服务的调查。[10]

许多美国人的印象是,过去几十年中,美国政府的规模一直在扩展,但这只部分正确。政府承担的任务确有显著增加,从减少儿童的贫困到反对恐怖主义;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联邦雇员的实际规模一直维持在大约二百二十五万人以下,其间还有反复的裁员。在2005年,雇员总数约一百八十万人。真正扩展的部分,首先是一系列公共机构,它们执行公共功能,却又独立于政府;其次是大批莫名其妙的承包商,他们或是提供食堂服务,或是保护外交人员,或是为国家安全局管理计算机系统。[11]

有迹象显示,美国的官僚体系已偏离了韦伯的理想,不再是一个唯才是举、唯贤是用、充满活力、高效运作的组织。这个体系从整体上已经改变了择优取士的做法。随着两次中东战争结束,一半的联邦新雇员来自退伍老兵,并且这个群体大部分是无能的。尽管或许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是国会命令导致了这一结果,但这绝不是大多数公司自愿选择雇员的做法。对联邦雇员的调查提供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画面。学者赖特指出:“激发联邦雇员积极性的,是薪酬而非使命感;相比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公职毫无竞争力却让公务员深陷其中,还无法给予他们足够的资源来做好本职工作;他们既不满意对表现出色的奖励,又不满意对差劲工作的姑息;也缺乏对自己组织的信任。”[12]

根据2003年全国公共服务委员会的调查,“进入官僚体系的人经常发现,自己陷入规则和章程的迷宫,个人发展受到阻碍,创造力遭到扼杀。对最好的雇员来说,薪水太低;对最差的来说,薪水又太高”。[13]当然,驱动政府工作的一直是服务伦理,而不单是金钱奖励。这同一调查又发现,希望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年轻人更愿进入非营利机构而不是政府。有项调查问及受访者的组织在管教表现欠佳者方面做得怎么样,只有9%回答“非常好”,67%回答“不太好”或“不好”。这些趋势在21世纪初的头十几年变得日益加剧。[14]

制度如何发生衰败

林务局的痛苦只是政治衰败广泛现象中一个小案例。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制度既有发展,也会遇上普遍的政治衰败。即使社会变得富裕和民主,这个问题还是无法得到解决。的确,民主本身也可以是衰败的来源。

有关衰败的许多最著名文献,包括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和贾雷德·戴蒙德的著作,都专注于整个社会或文明的系统性衰败。[15]可能是有文明衰败的一般进程,但我严重怀疑,可以从既有案例中提取社会行为的普遍规律。我在这里感兴趣的衰败,仅涉及具体制度的运作,可能与系统或文明的更广泛进程有关,也可能毫不相干。单个制度可能发生衰败,而周围的其他制度仍然健康。

塞缪尔·亨廷顿使用“政治衰败”的术语,来解释许多新独立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动荡。传统政治秩序因经受快速变化而在全球各地陷入崩溃混乱。亨廷顿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引发对新社会群体的动员,现有的政治制度又无法满足它们的参与要求。政治衰败的根源就是因为制度无法适应变化的情况——即新社会群体的崛起及其政治诉求。[16]

所以,政治衰败在许多方面是政治发展的条件:破旧才能立新。但过渡可能是非常混乱和暴力的,不能保证政治制度会持续、和平且充分地适应新条件。

我们可以这个模型为出发点,获得对政治衰败的更广泛理解。如亨廷顿所言,制度是“稳定、受尊重和不断重复的行为模式”,最重要的功能是促进人类的集体行动。如果没有明确且稳定的规则,人们每一次交往非得重新谈判不可。这些规则的具体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同社会中都会有差异。但制定这种规则的能力却是基因遗传的,经过数世纪的社交生活进化得来的。

个人可能在计算自己私利之后再接受制度的约束。但人类的天性向我们提供一组情感,鼓励我们遵循规则或规范,与规范本身的合理性无关。有时,遵循规则因宗教信仰而获得加强;在其他情况下,遵循规则只因为它们是古老的传统。我们在本能上是墨守成规的,留意自己的同伴,寻求对自己言行的示范。规范行为的巨大稳定性促成了持久的制度,允许人类社会取得社会合作,水平之高是其他物种无法比拟的。[17]

但制度的稳定性也正是政治衰败的根源。创建制度是为了满足特定情况的要求,但原初的环境随时可能发生变化。亨廷顿描述的社会动员,仅仅是导致制度功能障碍的条件变化形式之一。环境变化是另一种,人类学家推测,气候变化导致玛雅文明和美国西南部印第安文化的衰落。[18]

制度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有好几种原因。第一是认知,人类遵循制度性规则,理由不完全是理性的。例如,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推断,各种各样的宗教规则有着理性的根据,是为了满足不同的功能需求——譬如,调节性生活和繁殖的必需、转移财产的先决条件和参加战争的组织方法。但即使有证据显示,自己的信仰是错的,或有不良的后果,狂热的宗教信徒仍不会放弃。当然,这种认知的僵化远远超越宗教的领域。大家创造并使用有关世界的心智模型,共同分享,甚至在自相矛盾的证据面前仍会坚持下去。这发生在自称是世俗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身上,也发生在当代新古典经济学身上。我们看到,美国林务局自认在森林管理上拥有“科学”知识,就是生动的案例。尽管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它控制野火的对策反而在破坏森林的可持续性,这个“科学”知识导致它的我行我素和顽强坚持。

制度无法适应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政治体制中精英或现任参与者的作用。新社会群体涌现出来,挑战现有的平衡,促使制度的发展。如果出现成功的制度性发展,体制规则发生变化,先前的在野群体变成当朝群体。至此,新当朝群体在新体系中有了利害关系,从今以后就会采取保卫现状的行动。他们已是当朝群体,可使用手中优越的信息和资源,在规则上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操纵。我们看到,《彭德尔顿法》建立起来的分类体系(任人唯才),马上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中组织工会,以保护自己的工作和特权。这个堡垒所防卫的,不仅是腐败的政客,而且包括自己的上级,后者会要求下级改进表现、克尽厥职。

现代国家制度即使不一定是民主的,也应是非人格化的,它在我所谓“家族制复辟”的过程中,尤其易被当朝群体攫取。我们已经知道,人类的自然交往以亲戚选择和互惠利他两大原则为基础,即偏爱家人和相互交换好处的朋友。现代制度要求人们违背自己的自然本能。如果没有强大的制度激励,政治体制中的当朝群体,就会使用职位来偏袒亲友,从而削弱国家的非人格化特征。权力越大的群体,会有越多的机会。精英或当朝群体的攫取过程,就是折磨所有现代制度的疾病。(前现代制度或家族制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它们从一开始就遭到攫取,成了当朝群体的私人财产。)

我在本书第1卷提及家族制复辟的众多案例。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国家,创建于公元前3世纪的汉朝中国,到东汉末期就遭到精英家庭网络的攫取,一直延续到7至8世纪的隋唐时期。其时,中央集权的国家才得到重建,但存在于汉朝的非人格化程度,要等到11世纪的北宋时期才得以恢复。马穆鲁克的奴隶将士,因保卫埃及和叙利亚免受蒙古人和十字军的侵占,而赢得合法性,结果自己却成了盘根错节的精英。甚至,到了王朝末期,马穆鲁克长者发现自己在主持庇护式精英网络,目的就是阻止年轻同行的攀升。这个事实,再加上对枪械等新技术的蔑视,导致他们败于奥斯曼帝国之手,马穆鲁克国家彻底崩溃。最后,旧制度的法兰西国家从16世纪末期起,把自己的公职逐步出售给富裕的精英。腐败的买官者变得盘根错节,使国家的现代化无法实现,只有在遭到革命的暴力剥夺之后,改革才成为得可能。

从理论上讲,民主本应该会减少精英攫取的问题,特别是被美国宪法奉为圭臬的麦迪逊式民主。它防止一家独大的派系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来对国人为所欲为。它的做法是,让一系列相互制衡的政府部门分享权力,允许不同的利益集团在广大多元的国家中相互竞争。麦迪逊认为,与其试图调节这些派系(我们今天称之为利益集团),倒不如利用它们的数量和多样性来保障个人自由。如果民主国家中某个群体获得不当的影响力,滥用它的地位,受到威胁的其他群体就可联合起来予以制衡。

民主确实能对精英权力提供重要制约,但经常是名不副实的。当朝的精英群体通常享有优越的资源和信息,可用来保护自己。如果普通选民对体制内精英如何吞食他们的金钱自一开始就一无所知,当然也就谈不上对他们的愤恨。认知的僵化也可能阻止社会群体动员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在美国,许多工人阶级选民支持许诺为富人减税的候选人,尽管这样做会伤害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这样做是因为相信这些政策会刺激经济的增长,最终还是会惠及自己,或使政府的赤字最终变为财政自给。这个理论证明是非常固执顽强的,尽管已出现大量相反的证据。

此外,不同群体组织起来保护自己利益的能力各有不同。在地理上,蔗糖生产者或玉米种植者聚集在一起,全神贯注于自己产品的价格;而普通的消费者或纳税人分散在全国各地,这些商品的价格又只占他们日常开支的一小部分。这个事实,再加上往往有利于它们的制度性规则(种植蔗糖和玉米的佛罗里达州和爱荷华州,都是总统选举中的关键州),让这些群体在农业政策上拥有巨大影响力。不同组织能力的另一案例是,中产阶级群体往往比穷人更愿意也更能捍卫自己的利益,如保留住房抵押贷款的省税功能。这也使得人人有份的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比只针对穷人的议案,在政治上更容易获得支持。

最后,自由民主制几乎普遍与市场经济连在一起,市场总会造就赢家和输家,加倍放大詹姆斯·麦迪逊“获取财产的不一样和不平等的天赋”。在平等机会的条件下发生,这一类经济不平等本身不是坏事,只要它能刺激创新和发展。但是如果经济赢家寻求将自己财富转换成不平等的政治影响力,就会在政治上造成大问题。他们可以在具体交易上这样做,譬如,向立法委员或官员行贿;或追求更有害的制度性规则的改变,譬如,在自己已占支配地位的市场遏制自由竞争。美国、日本和巴西等,有效使用环境或安全问题来保护国内生产者,公平的竞争环境开始变得有所偏袒。

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不同于社会或文明衰落的现象,在有关美国的讨论中,已成为高度政治化的话题。[19]美国最大的优势从来不是政府质量,私营部门从一开始就更重要,更具创新精神。尽管政府质量变得恶化,像页岩气和生物技术那样的新机遇,仍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奠定基础。这里的政治衰败仅仅意味着,许多具体的美国政治制度遇上故障,而僵化的认知和根深蒂固的政治力量相结合,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益强大,阻止了这些制度的革新。所以,制度改革是非常困难的,很可能会给政治秩序带来重大的破坏。


[1] Robert H. Nelson,《紧迫议题:撤销美国林务局的案例》(A Burning Issue: A Case for Abolishing the U.S. Forest Service)(马里兰州拉纳姆:Rowman和 Littlefield 出版社,2000年)。

[2] 李咏怡(Eliza Wing Yee Lee),《政治学、公共行政和美国行政国家的兴起》(Political Science,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Administrative State),载《公共行政评论》第55卷,第6期(1995年):538—546;Knott和Miller,《改革官制》,38—39页。

[3] Dean Lueck,《经济学和制止野火的组织》(Economic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Wildfire Suppression),载 Karen M. Bradshaw和Dean Lueck合编,《野火政策:法律和经济学的视角》(Wildfire Policy: Law and Economics Perspectives)(纽约:RFF出版社,2012年);罗伯特·纳尔逊,《紧迫议题:撤销美国林务局的案例》,4页;Stephen J. Pyne,《美国林务局的野火政策和研究》(Fire Policy and Fire Research in the U.S. Forest Service),载《森林史杂志》(Journal of Forest History)第25卷,第2期(1981年):64—77页。

[4] Nelson,《紧迫议题:撤销美国林务局的案例》,38页。

[5] Sarah E. Anderson和 Terry L. Anderson,《野火管理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ildfire Management),载Bradshaw和Lueck合编,《野火政策:以法律和经济的视角》,110页。

[6] Nelson,《紧迫议题:废除美国林务局的案件》,xiii页。

[7] Dennis Roth,《国家森林和野外立法的运动》(The National Forests and the Campaign for Wilderness Legislation),载《森林史杂志》第28卷,第3期(1984年):112—125页。

[8] 参见See Randal O’Toole,《改革林务局》(Reforming the Forest Service)(华盛顿特区:岛屿出版社,1988年),98—111页。

[9] Paul C. Light,《政府施政不善:联邦机构的衰落和怎样扭转》(A Government Ill Executed: The Decline of the Federal Service and How to Reverse It)(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8),126页;Patricia W. Ingraham和David H. Rosenbloom,《美国联邦机构的政治基石:重建摇摇欲坠的基础》(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the American Federal Service: Rebuilding a Crumbling Base),载《公共行政评论》第50卷(1990年):212页。

[10] 公共服务全国委员会,《重建公共服务》(Rebuilding the Public Service)(华盛顿特区,1989年)和《为21世纪振兴联邦政府》(Revitalizing the Federal Government for the 21st Century)(华盛顿特区,2003年)。

[11] 州级和市级的公共当局(如纽约和新泽西港务局)比联邦级的更为常见,其累积的公共债务比州政府和市政府的直接债券更大。参见Gail Radford,《公共当局的崛起:20世纪美国的国家建设与经济发展》(The Rise of the Public Authority: State build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3年)。有关承包商,参见Light,《政府施政不善》,192页以下。联邦雇员225万的最高限额有过一次突破,发生在1968年。

[12] Light,《政府施政不善》,106页;支持数据见108—120页。

[13] 《为21世纪振兴联邦政府》,1页。

[14] Light,《政府施政不善》,115页;Ingraham和Rosenbloom,《美国联邦机构的政治基石》。

[15] Oswald Spengler,《西方的衰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纽约:Knopf出版社,1926年);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2年);Paul Kennedy,《大国的兴衰:1500年至2000年的经济变化和军事冲突》(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纽约:兰登书屋,1987年);贾雷德·戴蒙德,《倒塌:社会如何选择兴衰》(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纽约:企鹅出版社,2005年)。

[16] 亨廷顿,《政治发展和政治衰败》(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cay),载《世界政治》第17卷,第3期(1965年)。

[17] 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第2章。

[18] 贾雷德·戴蒙德,《倒塌:社会如何选择兴衰》,136—156页。

[19] 例如,参见Fareed Zakaria,《后美国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纽约:诺顿出版社,2003年);Thomas L. Friedman和Michael Mandelbaum,《曾经是我们:美国在自己发明的世界中落后以及我们如何能回来》(That Used to Be Us: How America Fell Behind in the World It Invented and How We Can Come Back)(纽约:FSG出版社,2011年);Edward Luce,《开始考虑:美国处在下降时代》(Time to Start Thinking: America in the Age of Descent)《纽约:大西洋月刊出版社,2012年);Josef Joffe,《美国衰落的神话:政治、经济和半个世纪假预言》(The Myth of America’s Decline: Politics, Economics, and a Half Century of False Prophecies)(纽约:Liveright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