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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博物学家时常哀叹当代文化与自然界日益疏远。我认同这种抱怨,至少是部分认同。列举出20个企业商标和20种本地物种,让一年级学生来逐一辨认,他们总能指出大多数商标的名称,却几乎说不出任何物种的名字。对置身于现代文化中的大部分人来说,情况同样如此。

然而我们的哀悼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论调。现代生态学和分类学的奠基人之一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在谈到他那些18世纪的同胞时,曾写道:“极少有人用眼睛去看,极少有人用心去理解。由于缺乏这种观察能力和这类知识,世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晚近得多的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有感于20世纪40年代的社会状况,如是写道:“众多中间人和精巧的物质发明,使真正的现代人同土地分离开来了。他与土地没有任何有机联系……让他到土地上去消遣一天,要是这个地方不是高尔夫球场,也不是‘风景区’,他会觉得无聊透顶。”看起来,杰出的博物学家始终感觉到,他们的文化岌岌可危,随时可能失去同土地的最后一丝维系。

这两位作者的言论都令我深有同感。然而我又觉得,从某些方面来说,如今我们生活的时代对博物学家来说更为理想。现代人对生命群落的兴趣,比过去数十年,甚或数世纪以来都更为普遍,也更加强烈:对生态系统命运的关注,是国内以及国际上政治对话的一部分。在不到一个人有生之年的时间内,环境运动、教育和科学领域已经飞速发展,从原先的无关紧要,直至占据显要地位。如何治愈我们与自然之间的疏离,这个问题已经变成教育改革家的流行话题。这一切现代人感兴趣的,也许都是令人欢欣鼓舞的新兴事物。在林奈和利奥波德的时代,无论大众的想象力(popular imagination)还是政府,都不会十分关注其他物种的生态学。当然,现代人的兴趣,至少有部分是由前人满不在乎遗赠给我们的生态危机促成的,不过我认为,也是因为对其他生命形式纯粹的兴趣,以及对那些生命之福祉的关注而产生的a

现代社会给博物学家带来许多阻挠和障碍,但同时也提供了一系列相当可观的辅助工具。18世纪的经典著作《塞耳彭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的作者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 White)说,如果有一个图书馆可供查找准确的田野手册,有一台电脑得以搜索野花图片和青蛙的歌声,还有一个由最新的科学文献构成的数据库,他对自然界细致的观察将会更为丰富,他在思想上将不至于那么孤独,他对生态学的理解也会更加深刻。当然,他也有可能将好奇心挥霍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然而这里要说的关键是,对那些对博物学有兴趣的人来说,如今我们所能得到的帮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得多。

正是借助这种帮助,我对森林中这座坛城进行了探索。我希望这本书会激励其他人去开启自己的探索之旅。我很幸运,能够去观看一小片过熟林。这是一种罕有的特权:在美国东部的土地上,过熟林所占的面积不到0.5%。然而,过熟林并非凝视生态世界的唯一窗口。实际上,我在观看坛城的过程中得到的回报之一,就是意识到,我们应当用自己的关注去创建奇妙的处所,而不是一味寻找有可能带给我们惊异的“原始地带”。花园,市区的树木,天空,田野,幼龄林,还有城郊成群的麻雀,无一不是坛城。近距离观看它们,正如观看一片古老的丛林一样卓有成效。

我们所有人的学习方式都各不一样,因此,如果让我来建议大家如何去观察这些坛城,或许有些自大和冒失。不过,我从经验中得出的两点看法,似乎值得与那些有雅兴一试的人分享一下。首先,是抛开任何期望。对兴奋、美感、暴力、启悟或圣境的期待,会妨碍我们进行准确细致的观察,而且会因焦躁不安而使大脑受到蒙蔽。期待只是一股帮助我们开放感官之热情的力量。

第二个建议是,借鉴冥想训练的办法,不断地让思维的注意力回到当下这一刻。我们的注意力总是散漫无序。把注意力慢慢地拉回来,一遍遍地,从感官中搜寻各种细节:特定的声音,某个处所的氛围和气味,复杂的视觉特征。这种训练并不艰巨,但是确实需要审慎的意志行动。

人类思维的内在属性,本身就是伟大的博物学教师。我们正是从中学到,“大自然”不是一个孤立的处所。我们也是动物,是一类具有丰富生态学背景和演化语境的灵长类动物。只要我们集中注意力,我们就随时能观看身体内部的这只动物:我们对水果、肉食、糖和盐具有强烈的兴趣;我们热衷于社会等级制、宗族和网络;我们迷恋人类的皮肤、毛发与身体轮廓之美;我们还具有永无休止的好奇心和进取之心。我们中间每个人,体内都驻扎着一座层层叠叠的坛城,其复杂性与深度,毫不逊色于一片过熟林,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观望自身,与观望世界并不冲突。通过观察森林,我更清楚地看到了自己。

我们通过观察自身所发现的,近似于在周围世界中的发现。给生命群落中其他的部分命名,并试图去理解它们,欣赏它们,这种欲求是人性中的一部分。静静地观察富有生机的坛城,为我们重新发现和发展这种天性提供了一条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