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如果有人以为博物学自19世纪之后便已销声匿迹，而博物学家只是业已灭绝的化石级生物，戴维·乔治·哈斯凯尔会告诉他：事实绝非如此。恰恰相反，博物学家不但接受了自然选择和演化论，而且在现代文明的空气和土壤中茁壮成长，悠游自在。

博物学家是一个个体特征各异的类群，正如博物学是一门相当广泛的学问。普林尼时代，博物学家以“虫鱼草木之名”为宫廷里的小王子启蒙；斯多亚学派的博物学者假借自然事物以讽喻世人，中世纪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近代以降，波澜壮阔的地理大发现，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让博物学家在远征的舰船上赢得一席之地：整个17、18世纪，博物学家一面为新兴的帝国经济寻找新的契机，一面忙着搜罗材料为古老的自然神学大厦添砖加瓦；19世纪中后期，当工业革命的推进促使人类文明的触须急速伸向自然界中各个角落时，博物学家开始将目光转向荒野，从中寻找救治“现代文明病”的良方妙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博物学家占据着不同的“生态栖位”。万变不离其宗的是：这是一群以观察、记录和描述自然事物为己任，并且乐在其中的人。

然而，当对外扩张已经到达世界的尽头、发现新物种的可能性日渐减少，荒野和原生态自然也成了一种奢侈时，博物学家的使命是否已经终结？发现的乐趣该从何处去寻觅？而当现代生物学要求以冷静客观的科学态度看待研究对象时，新生代的博物学家又该如何处理那些让他们显得“多愁善感”的情感共鸣？作为新生代博物学家的作品，《看不见的森林》对此做出了回答。

《看不见的森林》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呢？从内容上来说，它是一位美国生物学教授开授的生态学课程，也是一部翔实的物候观测笔记；从形式上来说，它更像一部科教纪录片，由一帧帧流动的、色彩鲜艳的画面构成；而从文学的角度来说，它是丛林版的《所罗门王的指环》，也是写给成年人看的《少年哥伦布》。尽管哈斯凯尔像以往的博物学家一样，选择了一个相对“远离人类文明”的场所，即美国田纳西州一片老龄林中的方寸之地，但是他也告诉我们，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能找到这么一块安详宁静的“圣地”固然是幸事，如若不然，也不妨碍博物学观察。

首先，博物学的圣地不在别处，就在眼前和足下。出于对东方哲学的热爱，哈斯凯尔主张“反求诸己”，以静观和冥思的方式来取代对外扩张的、掠夺式的发现之旅。当我们将搜寻的目光从远处收回来，聚焦于微小的空间，用新的视角、新的知识来重新考量庸常见惯的凡俗之物，便能从中窥视到一种神圣而耐人寻味的色彩。这正是“坛城”的魅力所在。事实上，无论是哈斯凯尔位于美国田纳西州老龄林中的方圆之地，还是梭罗的瓦尔登湖、约翰·缪尔的约塞米蒂峡谷、吉尔伯特·怀特的塞耳彭，乃至区区在下每日饭后散步的小区花园，都是一座“坛城”。

其次，“原生态的自然”只是一种理想。完全不受人类干扰的“圣地”并不存在。人类自以为会主宰自然的进程和命运，也是一种自大和傲慢的表现：人类或许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对人类来说，自然既不是慈爱的“母亲”，也不是脆弱的、亟需人类保护的婴儿。自然像岩石一样冷峻，在宏大的地质时间中依照自身的演化规律安然前行；它又像花朵一样稍纵即逝，在博物学家欣喜的目光中焕发出艳丽的光芒。人类在自然界中不过是一粒尘埃。人类之所以能认识自然，是因为“一粒沙中也能见到世界”。中国哲学家王阳明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当博物学家开始采取内省的方式来体察自然时，自然界更多地成了人类精神活动的外化，而不是与人类社会截然分离的被观察者。哈斯凯尔主张仅作为观察者，而不是参与者来看待森林以及林中生灵的生活，作为一种纲领性质的生态学研究指南是值得称道的；然而能否完全做到，则大可商榷。

毋庸置疑，现代生物学研究模式与传统的博物学思维方式，人类文化的强大作用与个人的情感倾向，这两种张力始终困扰着新生代的博物学家。哈斯凯尔在林中无意间碰到了三只小浣熊，陡然间产生“抱起一只浣熊，挠挠它的下巴”的冲动。他为此感到羞愧不安，并承认这有违生物学家应有的行为规则。因此，紧接着他又从“科学”的角度对这种油然而生的情感冲动进行了分析：人类的生物学特征，以及人类与其他生灵共同的演化之路，都决定了我们对其他生物的特定感情。虽然后天接受的文化教育左右着我们的思考方式，但是个人的情感倾向依然强烈，尤其是在我们重新回到森林，与其他物种正面相遇的一刹那。

哈斯凯尔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溢于言表，事实上这正是本书的亮点之一。在翻译中我常能体会到一种情感上的共鸣。翻译此书，于我来说本身也是一种愉快的学习。我很高兴与志同道合的读者一同学习书中的生物学知识，以及独特的自然主义写作方式。由于《看不见的森林》涉及的背景知识广泛，个人学识有限，译文中错谬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方家指正。

本书翻译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博物学文化与公众生态意识关系研究》（批准号13&ZD067）资助，特此致谢。感谢刘华杰老师一如既往的支持与帮助。还要感谢我的小女儿王霑，让我在耐心等待她降临的日子里，一面翻译这部有趣的著作，一面时常放下手头的活计，到户外去寻找我的坛城，静观那里的莺飞燕舞，花开花谢。

 

 

熊姣

2013年12月于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