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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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始于一场融雪。树林里潮湿、浓郁的气味扑鼻而来。覆盖在森林大地上的一层厚厚的落叶,在潮气作用下膨胀起来。空气中弥漫着氤氲的枝叶芬芳。我离开森林陡坡上逶迤而下的小径,翻过一块房屋般大小的岩石。岩石已经风化,上面苔迹苍苍。再越过山麓上一处浅浅的洼地,我便看到了我的路标:一块从落叶丛中兀出的长条卵石,就像是一只冒出海面的小鲸。这块砂岩界定出坛城的疆域。

翻过乱石堆,走到卵石前,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我双手贴在一棵高大的山胡桃树灰色的条状树皮上,从树旁跳过来,坛城便踩在我脚下了。我绕到对面,在一块平坦的岩石上坐下来。停下来呼吸了一阵宜人的新鲜空气,我开始着手观察。

落叶堆上斑斑驳驳。几根光秃秃的山胡椒茎和一株齐腰高的幼小白蜡树,伫立在坛城中央。从坛城边沿岩石上射过来的光芒,使腐烂的叶子与沉睡的植物那种沉闷的革质色彩显得分外暗淡。这些石头是峭壁被侵蚀后留下的残余物,经过数千年的风吹雨打,被打磨成了疙疙瘩瘩的不规则形状。岩石大小不等,小者如土拨鼠,大者如大象;大多数估计有抱成一团的成年人那么大。它们的光芒不是来自石头本身,而是来自石头上覆盖的地衣。在潮湿空气中,地衣的光彩令珠宝翡翠也相形见绌。

地衣依靠阳光和水气多样化的“碎片”,在砂崖峭壁的微小生境中构建出了“山峦”:“冰砾”最高处的石脊上洒落着表面粗粝的灰白碎片;岩石间幽暗的峡谷呈现出一派紫色的光影;“绿松石”在垂直岩墙上熠熠闪光;绿黄色的同心圆沿着缓坡流泻而下。地衣的色调,无不如浓墨重彩勾绘般的鲜亮。这种夺目的色彩,与森林其他地方冬气阴郁的沉闷景象形成鲜明对照。

“补充生理学”(supple physiology)使地衣得以在大多数生物遭到封禁的冬日焕发出生机。地衣通过“投降者悖论”来主宰寒冬腊月。它们并不燃烧养分以求得温暖,而是让自己的生命节奏随着温度变化而涨落。地衣并不像动植物一样依赖于水。地衣体在潮湿天气里膨发,在空气干燥时瘪缩。植物在寒气来临时闭门不出,紧紧裹住细胞,直到春天逐渐哄诱它们出来。地衣细胞却睡得不沉,冬季只要天气稍稍放暖,它们就能快速恢复生机。

这种生命进路也曾被他人独立发现。据公元前4世纪的中国道家哲学家庄子记述,一名老者没入大瀑布下面的旋涡中,惊恐万状的旁观者想要冲过去营救他,谁知老者竟毫发无损,镇定自若地从水中冒出来。有人问他何以幸免于难,他答道:“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与齐俱入,与汩偕出,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地衣早于道家4亿年发现了这种智慧。真正借助庄子隐喻中顺天知命的思想成为大赢家的,是依附于瀑布周围岩墙之上的那些地衣。

地衣表面的宁静与单调,掩盖了其生命内在的复杂性。地衣是两类生物的复合体:其一是真菌,其二是藻类或细菌。真菌丝丝缕缕地遍布于地衣体的地上部分中,构建出一个理想的温床。藻类或细菌驻扎在这些丝缕的里面,利用阳光的能量,积聚糖分及其他营养分子。正如任何联姻一样,双方都因这场联盟而改变。真菌体向外延伸,变成一种类似于树叶的结构:一个保护性的上皮层,供捕捉阳光的藻类栖身光合生物层,还有供呼吸的小气孔。藻类这方,则丧失了细胞壁,转而向真菌寻求保护;为了更快速、但从生殖上来说并不那么令人激动地进行自我克隆,它还牺牲了性活动。在实验室里,地衣真菌无需它们的伴侣也能生长出来。但是这些“寡妇”是畸形的、病态的。同样,地衣上的藻类和细菌离开了真菌伴侣,通常也能存活,但是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生长。通过摆脱个体性的束缚,地衣制造出一个征服全球的联盟。它们覆盖陆地表面近10%的疆域,在更北边那些冬季占据了全年大部分时间的树木稀少地带尤其繁盛。即便是此地,在田纳西州一座树木葱茏的坛城里,每块岩石、每段树干和每节枝条外面也都包裹着一层地衣。

有些生物学家声称,真菌是压迫者,它们诱捕它们的藻类受害者。这种解读未能看到,地衣上的伴生者们已经不再是个体,它们让渡了在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划界的可能性。正如农妇要侍弄她的苹果树与玉米地一样,一块地衣也是多种生命的混合体。一旦个体性消解,再分发好人卡与坏人卡就没什么意义了。玉米是受压迫的吗?农民对玉米的依赖,是否使之成为受害者呢?这类问题的前提,是基于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划分。人类的心跳,与栽培植物的花开花落,是同一个生命。“单独”是没有的事:农民的生理机能,是在以植物为食料的依赖关系中塑造而成的。这种依赖关系,可以追溯到成千上万年前的第一批蠕虫类动物。栽培植物对于人类来说,不过一万年的历史,但是同样存在依赖关系。地衣使这种依赖关系在物理上更加亲密,它们融为一体,细胞膜相互缠结,就像玉米棒子与农民融合一样,被演化之手牢牢束缚着。

坛城里地衣的光怪陆离,显示出地衣体中涉及多种藻类、细菌和真菌。蓝色或紫色的地衣中包含“蓝—绿细菌”,即蓝菌(Cyanohacleria)。绿色的地衣含有藻类。真菌通过掩盖黄色或银色的遮光色素,将自身的颜色混合进去。细菌、藻类、真菌:生命之树上这三根脆弱的枝干,将它们颜色各异的茎干缠绕在一起。

藻类的繁盛揭示了一种更古老的联合。藻类细胞内部的色素颗粒吸取阳光的能量。经过大量的化学反应,这种能量被转化,并与空气分子结合形成糖和其他养分。这种糖同时为藻类细胞及其真菌伴侣提供能量。捕捉太阳的色素被保存在微小的“宝石箱”(即叶绿体)内部。每个叶绿体都被裹在一层膜里,并且具有自身的遗传物质。这些深绿色的叶绿体,是一亿五千万年前入驻藻类细胞内部的细菌们的后裔。细菌房客放弃了它们厚实的外皮,它们的性能力,还有它们的独立地位,恰如藻类细胞在与真菌联合构成地衣时做出的牺牲一样。叶绿体并非唯一一种生活在其他生物体内的“细菌”。所有植物、动物以及真菌细胞,体内都寄居着鱼雷形的线粒体。线粒体充当微型的能量工厂,燃烧细胞内的养分,释放出能量。这些线粒体曾经也是自由生活的细菌,如今像叶绿体一样,为了与同伴融合而牺牲了性与自由。

生命的化学螺旋DNA,承载着更古老联盟的标记。我们的细菌祖先混在其他物种中间,打乱并交换自己的基因,就像厨子互抄菜谱一样,调和了遗传指令。偶或有两个大厨彻底合二为一,两个物种便会融合为一体。现代生物,包括我们自身的DNA,都留存着这类合并的痕迹。虽然我们的基因作为整体发挥作用,但是它们带有两种或多种微妙的、截然不同的书写方式,这是数亿年前结成联盟的不同物种留下的痕迹。生命之“树”,是个拙劣的隐喻。我们系谱中最深远的部分,类似于网络或河口三角洲,处处丝缕缠结、支流横溢。我们是俄罗斯套娃,我们的生命之所以可能,是缘于内部的其他生命。然而套娃可以拆分,我们体内的细胞和基因助手却无法与我们分离,反之亦然。我们是大尺度的地衣。

联盟、融合,坛城的居民们结成有利的伙伴关系。然而,在森林里,合作并非唯一的关系。劫掠和压搾行为同样存在。这类痛苦关系的暗示者正蜷缩在坛城中央的落叶堆上,周遭是长满了地衣的岩石。

这位暗示者慢慢地展开身体,我的观察能力一时麻痹,未曾觉察它。起初我的注意力被湿漉漉的落叶堆上匆匆爬过的两只琥珀蚁吸引住了。我看着它们仓皇奔忙了半个小时,然后才注意到,蚂蚁对落叶堆里面扭结成一团的细线特别感兴趣。这团细线差不多有我的手那么长,颜色跟它下面的山胡桃树叶子一样,呈现出一种被雨水浸溃过的深褐色。一开始,我忽视了这团线,以为只是枯葡萄藤上的卷须或是叶柄之类。然而,正当我打算挪开目光去观看更振奋人心的东西时,一只蚂蚁用触角拍拍这根卷须,那蜷缩成一团的家伙便直起身子,蠕动起来。我这才意识到:它是一条铁线虫(horsehair worms),—种奇异的生物,生来就有着剥削他人的癖好。

这条蠕虫蜿蜒爬动的方式表露了它的身份。铁线虫是从内部开始使劲,通过肌肉的牵引拽动鼓胀胀的身体。这使蠕虫具有一种独有的伸缩姿势。这条蠕虫不需要什么复杂或优雅的行动。到了这个阶段,它生命中只剩下两件任务:勾搭一个配偶,然后产卵。在生命的早期阶段,当蠕虫还蜷成一团躺在蟋蟀体内时,它也不需要进行高难度运动。蟋蟀替它行走,替它觅食。铁线虫干着家贼的营生,抢劫蟋蟀,而后杀死蟋蟀。

当蠕虫从产在水坑或溪流里的卵中孵化出来时,它的生命周期便开始了。肉眼难以觉察的幼虫在河床上爬来爬去,直到被一只蜗牛或者小昆虫吃到肚子里。一旦住进新家,幼虫就为自己裹上一层保护衣,形成一个囊泡,然后耐心等待。在这个时节,大多数幼虫的生命都会就此终结,再也无法完成生命周期中剩余的步骤。坛城里这条蠕虫,是极少数能闯进下一阶段的胜利者之一。它的寄主爬上岸,呜呼哀哉,被一只杂食性的蟋蟀吞咽下去。这一系列事件几乎很难完成,因此铁线虫父母需要产下数千万颗卵,才能保证生命周期的完成。平均来说,一大批幼虫中只有一两条能存活下来,顺利进入成年期。一旦进入蟋蟀体内,头上带刺的幼虫“海盗”就在寄主肠壁上钻孔,进驻入内。在那里,它从小逗号般的幼虫,长成一条同我的手一样长的成虫。它蜷成一团,以便适应蟋蟀体内的空间。当蠕虫无法再长大时,它就释放出一些化学物质,控制蟋蟀的大脑。这些化学物质使怕水的蟋蟀变成自杀式的潜水员,四处寻找水坑或溪流。只要蟋蟀一头扎进水里,铁线虫就绷直强劲有力的肌肉,从蟋蟀体内破壁而出,自由自在地扭动着身子爬走。只留下惨遭浩劫的“小皮艇”慢慢淹没,消亡。

一旦获得自由,铁线虫便急切地渴求伴侣。它们在数千万蠕虫裹成一团的混乱状况中交配。这种习性使它们获得了另一个名字:戈尔迪乌斯虫(Gordian worms)。这个名字源自于传说中18世纪的戈尔迪乌斯国王那个无比复杂的结。神谕说,谁能解开这个结,谁就能继承王位。所有王位候选人都失败了。另一位劫掠者,亚历山大大帝,解开了这个结。像蠕虫一样,他欺骗了他的主人们,用剑劈开这个结,获取了这个国家的王冠。

在戈尔迪乌斯式的交配活动达到巅峰后,蠕虫们四散开来,各自爬走。它们将卵产在湿漉漉的池塘边缘和潮湿的林地上。一旦孵化出来,幼虫就会高扬亚历山大式的劫掠者精神,首先侵入蜗牛体内,而后浮上水面,劫杀蟋蟀。

铁线虫与寄主的关系,是赤裸裸的压搾。受害者没有从中得到任何潜在收益,也不可能因受难而得到补偿。然而,即便是这种寄生虫,也要靠着内部一大堆线粒体来维持生命。协作活动为劫掠行动提供动力。

道家的融合思想、农民的依赖性、亚历山大式的掠夺,坛城内的关系,呈现出多面的、混合的调子。盗匪与良民之间的界限,并不像初看起来那般易于划分。事实上,演化过程并未划出任何界限,一切生命都兼具劫掠与团结的性质。寄生度日的土匪要靠体内共同生活的线粒体来提供营养。藻类中充盈着来自古老细菌的“祖母绿”,转而又在灰白的真菌壁内卸下武装。就连生命的化学基础DNA,也是一棵色彩缤纷的五月柱1,一个错综复杂的戈尔迪乌斯结。

 

 


1 ——欧洲许多国家都有立五月柱的传统。通常要从森林中挑选合适的木柱,然后在柱上挂上五颜六色的装饰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