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我是上班一族:
让朝九晚五的工作和生活不再混乱

大脑经常跟你作对,让你记不住实现“有条不紊”所需的信息。不过,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还有很多外力也在跟你作对。这里就要谈到这个问题:按照有序组织的观点,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错的。我们工作的组织方式是错的;教育、社会及社区的组织方式也是错的。在企业经营活动方面,一些最广为人们接受的假设又如何呢?你可以猜到:错的。

最终结果就是,每天你都在错误地做事。而你甚至可能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为你终生都在错误地做事。顺便说一句,这不是你出了故障,无须你去修理,是我们这个世界以及我们如何对世界做出反应的方式需要调整。

由于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组织安排都是真切、深刻而严重错误的,我们都承受着极大的压力,这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对于我们确信必做的所有事情,从来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我们总是感到在一个靠右行驶的世界上自己时时走在左边。我们生活在悬崖边,没有让自己从峭壁返回的空间。说轻点,我们有种紊乱感;说重些,我们会有挫败感。

  

我们生活在火药桶中,随时都会冒火星。

——邦妮·泰勒,《心灵日全食》

We’re living in a powder keg and giving off sparks.

——Bonnie Tyler,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仅举一例:闹钟一响,就像赛马开场。学校8点半开始上课,你得帮孩子收拾停当,匆忙把他们送到学校,以便你能在9点之前赶去上班。大家都在家里忙得团团转,你要尽快发出电子邮件,还得查看当天的日程安排。你也得负责孩子穿戴整齐,在他饭盒里装好午饭,还得看看他是否完成了家庭作业。到最后,每个人都穿上不同的衣服,带着自己的午餐和书包或公文包,匆匆跳上汽车。你驾车出门,并道进入高速路——很快就会汇入滚滚车流,因为大家都在拼命赶路,好在上班之前把孩子送到学校。在世界各地,这样的情景每个工作日都会上演。令人惊讶的是,这样的表演对参与者和全社会而言,都没有达到最令人满意的效果。

再看一个例子:每天你都端着一杯咖啡,拿着一张长长的待办事项清单,开始工作。你坐在桌前,打开电脑,开始收阅前天晚上送达的几十封电子邮件。有电话打进来了,让你参加一个临时安排的讨论会,后来你的手机又响了。浑然不觉到了午饭时间,待办事项清单上的工作你还一样也没做。

好了,再举一个例子。到了晚上,你正在用微波炉加热剩饭剩菜(经过这个白天的忙乱,谁还有时间和精力去准备晚餐啊),而这台20世纪80年代购买的微波炉坏掉了。第二天,你到商场里买了台新的。商家随后把微波炉送到你家,微波炉放在家中,等着你找专业人员上门安装。某个工作日,你忙里偷闲,打电话预约安装人员上门安装,可是你听到的是该公司的自动应答。到最后,安装服务公司有人给你回复,电话打到你家里。很不巧,打电话的时间是星期三下午3点,你还在办公室里。等你回家之后,听到电话留言的时候,安装服务公司的人已经下班了。这种《土拨鼠日》(Groundhog Day[1]般的痛苦折磨继续日复一日地重复。与此同时,厨房里摆着两台微波炉,一个都不能用,而你崩溃的感觉好像一触即发。

这三个故事看似毫不相干,但是它们只是朝九晚五的工作日中不计其数的实例当中的几个,这种最为根深蒂固的组织结构怎样以错误的方式或轻或重地影响着我们,由此可见一斑。

  

又一个工作日结束了,只是又得面对该死的高峰拥堵。

——警察乐队,《同步II》

Another working day has ended / Only the rush hour hell to face.

—— The Police, “Synchronicity II”     

我们工作的组织安排并不是一直这样与我们的需要错位,这些结构安排不过是按照以前的方式演化而来的,因为我们并没有针对当今世界的现实情况去大幅调整已有的社会、文化和职业结构。我们的结构安排没有按照能够真正满足我们当今需要的方式来组织,因而我们的大脑不堪重负。我们几乎没有多余的心力应付意料之外的事情,我们苦苦挣扎,压力重重。

朝九晚五工作日的陷阱

我们是怎样落入这般田地的呢?开始先看看朝九晚五、星期一到星期五的工作日是如何演化而来的:源于工业革命。

这场革命始自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工业革命传播到比利时、法国(对革命熟门熟路)、德国、美国及其他富裕国家。工业革命的影响无比巨大,创造出了新兴产业,生产出了新型商品,催生了新的社会阶层,造就了新城市、新村镇,新的交通运输方式也应运而生。

  

坚持工作,直到累得干不动。

——年轻善良食人族乐队,《我不满足》

Keep on working / till you’re fit to drop.

—— Fine Young Cannibals, “I’m Not Satisfied”     

在工业革命的前几十年,人们通常一天工作10~16小时,上夜班的情况司空见惯。在那个时候,这被看作聪明的企业经营安排——在一天24小时内,使用最多的劳工,获得最大的产出。后来在1881年,出现了一位时年25岁的名叫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的人物,他是米德维尔钢铁厂(Midvale Steel Works)的员工,最早开展了科学管理研究。利用一块手表和一个笔记本,泰勒对工人为完成任务所花的时间和体力加以分析。在对每项任务计时和记录之后,他把这些任务分解成最细小的活动。泰勒相信,采用这种办法,工厂可以用最少的活动和精力来创造出效率更高的劳力分配,进而提高规模效益。泰勒得出结论,尽可能压缩在工厂工作的时间,也可以提高生产率。

泰勒的理论具有革命性。效率变成了产业界的新教义,泰勒就是主教。在各种各样的公司企业里,都有一种追求一致性的驱动力,因为变动被看作效率的大敌。科学管理因其创立者之名被称为“泰勒主义”,后来传遍整个工业世界。

在泰勒主义的影响下,制造商最终建立了第一条流水生产线。生产过程现在就呈现在工人面前,而不是相反。工厂开始实现巨大的生产收益。到1914年,福特汽车公司开发的生产线就已经可以在93分钟内造出一辆汽车的底盘,而之前需要的时间是728分钟。

为了让一条生产线正常运转,所有工人必须同时在岗。假如负责为发动机安装火花塞的工人中午上班,上午生产的汽车一辆也没法发动。因而,企业会让全体工人在某时某地集体上班,而不能有什么变动。经过一系列的劳工运动,在他们8小时工作日的要求下,人们确立了每周工作40小时的制度。

原来如此!朝九晚五的工作日就这样诞生了。在那个时代,这种安排堪称完美。产出增加,效率提高,企业赢利,一如泰勒预想的那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朝九晚五(或者加一小时午餐时间的朝八晚五)制度也被很多非工业企业采用。泰勒主义甚至还影响了教育部门。既然大部分学生最终都要到生产线上工作,学校就应该训练他们为此做好准备,这种思维大行其道。这种思想让学生有了标准化的作息时间安排,有了可以上交的清晰明确的家庭作业,学生使用同样的教材,接受同样的任务。这是教育领域的生产线模式,由此带来不幸的结果,把富有创造力的孩子变成了千篇一律的应声虫。

好了,概而言之:工业革命带来了泰勒主义,泰勒主义带来了生产线,生产线带来了朝九晚五的工作日和40小时的工作周。即使我们大部分人不再在工厂上班,即使新技术让我们在任何想要工作的时间和地点都可以工作,每周40小时的工作制度依然还是我们上班工作的首要组织安排。每周40小时的标准化安排,已经导致了无穷无尽的交通堵塞,造成了孩子照料的左支右绌,带来了日常生活中的压力负担,尽管如此,实际情形还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即使我们的脚就要把自己踩死了,还要继续和着同一支朝九晚五的旧曲子起舞呢?

你的回答可能是:“我们要会面。”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对的。我们需要某些方面的协调一致,需要共同的工作时间,从而让我们待在一起,制订计划、解决问题、签订合同,难免还有共谋反对老板的行动。人们聚集在一起工作,也会让公司形成与众不同的文化,这种不同的文化本身就可以成为在此工作的一个原因,像Google公司和苹果公司就是这样。

还有一种论点:尽管客户服务经常外包到遥远的国家(至少电话支持服务是如此),企业还是需要在其供应商、消费者和客户都有空的标准时间里承担法人职责。

泰勒与生铁搬运科学

在组织和效率方面教给我们全部知识的那位是何许人也?
1856年,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出生于美国费城,是一位律师的儿子,他父亲还是一名废奴主义者。泰勒很聪明,曾经考入哈佛大学法学院学习。但是,经常熬夜看书导致他出现眼疾,被迫退学。1875年,泰勒视力恢复,到一家水泵制造厂当了一名模具学徒工。3年后,他进入米德维尔钢铁厂工作,并在那里获得稳步提升。
在钢铁厂工作期间,泰勒于1881年实施了被公认为有史以来第一次的科学管理研究——密切观察工人如何执行任务。研究结果成了他为企业、学校以至于其他所有组织开发并发扬光大的指导准则。
泰勒认为管理人员应该负责进行所有思考,而生产工人则应该坚守工作本分——因为他们无论如何都没有能力思考。可想而知,他不会得到工人和工会的热爱。泰勒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的发言如下:
“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生铁搬运科学如此高深,一个人具有搬运生铁的体格而傻到心安理得地以此作为职业的程度,那他就不大可能理解这门科学。”
离开米德维尔钢铁厂之后,泰勒出任一家制造投资公司总经理(1890~1893年),后来成了第一位管理咨询师。到1915年去世时,泰勒获得了0多项专利,出版了好几部重要著作,其中包括1911年出版的《科学管理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这本书现在仍然在印有售,你甚至可以从亚马逊网站上下载。它的效益怎么样啊?

管理与人力资源部门也需要考评工作绩效。如果大家工作时间不一致,他们怎么考核呢?很多人需要找到工作方法,目的不就是为了保持专注吗?对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是,绝大部分工作的绩效考评都可以像衡量产出的质量与数量一样容易——这些因素并不依赖于员工在工作日的具体工作时间。至于第二个问题,据我所知,不管是在家,还是在办公室,如果允许自己安排工作时间,很多人的专注程度和工作效率都会更高。

企业固守朝九晚五的工作日制度,还有别的原因。譬如,老板并不信任员工。他们想要大家在同一时间待在办公室里,从而确保没人偷懒。这一点我从来就不理解。自己不信任的人,你为什么要雇用呢?

然而我认为,我们之所以固守朝九晚五的工作日制度,根本原因在于这一制度在我们的文化中根深蒂固。这真是一个绝佳实例,刚好说明我们是怎样“知足常乐”——做决策,求变革,不是追求理想目标,只是差不多就行——而不是去努力实现根本性变革。抛弃朝九晚五的工作日制度,采用更有弹性的新模式,这样的思想简直难以想象,甚至不亚于发动一场革命。明明知道朝九晚五的作息制度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种种限制,而且我们也不喜欢这些限制,不过看起来恪守这一制度要比变革制度容易得多,因为变革过程本身就会给我们带来压力,增加我们大脑的负担。

当然,人们一直在努力摆脱朝九晚五作息时间表的束缚。互联网实现宽带连接,通信服务和计算机设备成本降低,这些都使得在家工作成为可能。但是,远程工作往往还是要按照朝九晚五的时间约束进行。这些人只是不用穿工作服,待在家里工作,休息时可以遛遛狗,也可以看看菲尔博士(Dr. Phil)[2]的谈话节目而已。

世界经济实现全球一体化,这也开始动摇朝九晚五工作制的基石。然而,在大多数时候,全球化不过是让我们工作的时间延长了,因为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我们还是要工作,除此之外,还要接听电话,处理位于其他时区的相关公司的业务,这些公司也是遵守朝九晚五的时间安排。

顺便说一句,我对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出色的解决办法。对于全球变暖和世界饥荒问题,我也一样没有答案。在我们有望把自己从朝九晚五的制度安排中彻底解放出来之前,我们整个社会不得不去克服很多障碍。尽管我们谁也无力单独改变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不过当这种运作方式涉及我们的自身生活时,我们对它的控制能力远远超过自己的认识。换句话说,如果你发觉自己掉进了朝九晚五的陷阱,你就可以有所作为:跟你的老板或负责人谈谈,讨论一下给你调整工作时间或者让你每周在家工作一两次的可能性。请他们考虑电话会议、视频会议和远程工作这样的选择。

我的目的并不是告诉你该在什么时间工作,而是想鼓励你看看自己的工作时间安排是否合适,如果不合适,就该有所改变。让我提出关于有序组织的第五原理://仅仅因为一直都按照某种特定方式做某事,并不意味着就该永远这样做。//

遵守朝九晚五的工作日安排,只是因为我们已经习以为常。这个理由并不充分,事实上,这个理由相当蹩脚。一个安排能减少交通流量,有效照顾孩子,提高生产能力,这才是巧妙得多的办法。很不幸,在全世界已经预先设定好的时间框架中,这些目标很难实现。原因何在,请看下面的例子。

暑假的困境

这是在21世纪以“有序组织”为讨论主题的一本书,我敢说绝大多数读者不需要让自己的孩子放假帮着父母在田间劳动。但是,这却是绝大多数美国学校每年都为学生所做的制度安排,这个时间叫作“暑假”,这是组织结构与当今世界相抵触的又一例证。

工业革命以前,社会经济主要是农业。在美国农业社会,学校春季放假,让孩子帮助父母种庄稼,这是有意义的安排。从夏末到秋季,学校不上课,以便学生帮助父母收庄稼。这些假期渐渐地合并成一个漫长的暑假。即便是技术进步已经把我们的社会经济从农田转移到工厂,再从工厂转移到服务,这样的传统还在继续发扬。

那又怎么样呢?孩子需要放假休息,对吧?他们需要有享受童年乐趣的时间。你也愿意让孩子放暑假,这样全家就可以到迪士尼乐园游玩。孩子们需要利用暑假打工,以便为上大学积攒学费,也可以锻炼营销能力,还能学会承担职责。

我听到了你的论点,这些也都是很好的理由。暑假安排听起来很理想,但是实际上会给孩子和父母制造紧张,扼杀社会生产力。与朝九晚五工作日制度一样,暑假期间,大家都在同一时间休假。想想每个暑假和周末一望无垠的拥堵车流吧,全是赶往海边景点的一家家男女老少。这听起来很不公平——你竟敢给我的假期徒增压力?不过,事实如此。

此外,暑假也让上班族父母为了放假在家的孩子的日常照管焦头烂额,他们得尽量为孩子找些有益的事情来做。暑假期间,为了跟孩子在一起,父母也会感受到早下班、多请假的压力。请假可能会让他们在工作期间的压力更大,因为他们得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同样的工作。

随后就会涉及经济问题。暑假期间多抽出时间陪孩子的父母会损失收入,特别是那些按钟点计酬的员工和自主营业者,尤其如此。退一步说,选择另一种安排,把孩子送到夏令营,这也花费不菲。

暑假结束时,你家的孩子皮肤晒黑了,他们大概跟我当年学数学一样,已经忘了放假之前所学的内容。等到学生们毕业之后,终于上班了,他们已经对多年来暑期停工休息的安排习以为常。阵亡将士纪念日[3]到劳动节[4]之间的这段时间,紊乱无序、效率低下成了美国人根深蒂固的习惯。

社会和技术进步早已让这套制度严重过时了,由于我们还在继续遵守这样的制度,因而再次给我们增加了诸多压力,导致生活紊乱无序。而我们甚至还没有看清楚这一点,或者说并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近年来,有些学校做出了调整暑假安排的努力。例如,美国一些学校试着推行长短学期交替的模式。在这些学校,9周学期和3周假期一年到头交替安排。按照这种模式,任何一周都有一批学生在休假。倡导者说,采用这样的时间安排缓解了学生拥挤状况,孩子们得到老师更多的关注。不过,尽管存在我所提到的那些不利方面,很多父母还是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整个暑期都放假休息,因而这种交替放假的模式从来就没有推广开来。

解决暑假困境的答案是什么?对不起,我还是没有答案。这个问题太大,远远超出个人的能力范围。不过我们可以给自己提出几个重要问题,以此作为寻求解决办法的开端。让全体学生同时放假有意义吗?假如学校穿插安排零星假期,效果会怎样?对于你的日常生活、全家团聚的时间以及孩子的教育,全新的校历安排会产生什么影响?或者说得更直白些,学校是围绕怎样让人学会知识技能,而不是围绕学生需要放假务农这一过时的假设进行组织,不是更有意义吗?

因此,对于当今实际需要而言,教育系统的组织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错误的。眼下我们或多或少地拘泥于这一制度。这套制度太难撼动,我们根本不能指望不远的将来会有所改变。不过,就像朝九晚五的工作日安排一样,你也可以有所作为,以便减轻由此造成的负面影响。如果家里有孩子,你可以跟街坊邻居组织一个幼儿游戏组,让家长轮流负责照看。暑假期间,你可以每周安排几天在家工作,从而节省通勤时间,同时得以顺便在家看护孩子。另外,还可以送孩子去上暑假班,尽管做出这种选择以后或许会让孩子抱怨你。

交通拥堵,汽车蜗行

几乎没有哪项技术进步对我们这个社会产生的影响会比汽车更大。而汽车以及由此带来的不为人们注意的社会结构,高居我所开列的当今世界诸般错误的清单之上。

汽车改变了一切,包括人们居住、工作、购物、玩乐及祷告的方式和场所。整个变化始于名叫卡尔·本茨(Karl Benz,奔驰汽车创始人)的德国人,他于1885年发明了第一辆实用汽车(那是一辆三轮车,不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随着时间推移,早期的汽车变得越来越现代(有了四个轮子),人们也能买得起。很快,美国大多数家庭都至少拥有了一辆汽车。一旦得以比以前更方便快捷地远距离旅行,我们就开始住得离市中心越来越远。不过,汽车造就的社区模式并没有把后来出现的诸如石油进口依赖、全球气候变暖、严重交通拥堵之类问题考虑在内。然而,即便对地球造成危害,并且让我们的生活徒增压力,我们还是继续建造、迁入并生活在这些需要往返通勤的社区。

汽车当初是作为一种可以带给我们自由的机器来营销的,它让我们行动更加快捷,从而可以为我们增加休闲时间。(关于这种说法,人们不是耳熟能详吗?)看看这里的“非预期后果法则”:汽车在城市的中心城区闯祸之后开溜,随着城市郊区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汽车无处不在,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

啊,郊区!周围住着像你一样的人,他们的房子跟你的房子也很像,除了这样的地方,你还能住哪里啊?你大概都不认识这些人,因为每天都是通过车库进出,而你们的房子相距很远,大家都太忙,根本不会停下来聊聊天,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你的车开得快,可是它能快到飞起来?

——特蕾西·查普曼,《快车》

You got a fast car / But is it fast enough so we can fly away?

——Tracy Chapman, “Fast Car”     

因为汽车,我们有了艾森豪威尔政府于1956年发起建设的美国州际公路。因为有了公路,我们得以生活得离熟悉的人——父母、祖父母、乡邻玩伴、公司同事——更遥远。

可别误会我的意思,我跟你一样喜爱汽车。不过,需要明确的是:汽车让我们散居于距离高速公路和城市街道数英里[5]远的地方。朝九晚五的工作日,来回接送孩子上学放学的时间,还有在路上的交通拥堵,这些问题加在一起,造成了难以置信的生产力流失,而且也是重重压力的主要来源。不妨这样想想:每天仅仅为了上下班,我们平均就要花去52分钟。一周就要在汽车上消耗4个多小时,这可是一个8小时工作日的半天啊。

当然,我们也在进步。随着油价上涨,人们日益精打细算,因而公司、家、商店、学校和教堂构成了联系更加紧密的社区。很有意思的是,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逃离市区的趋势不同,人们现在搬回闹市区的趋势方兴未艾。在家工作的人也增多了,至少他们有部分时间在家工作。但是,我们的现行体系是用了几十年发展起来的,同样也将需要几十年去变革。

当然,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摆脱汽车。不过,我们可以提出创新方案,减少汽车使用。譬如,为了停开校车,减少使用小汽车,意大利的莱科市就提出了一个聪明的办法。他们组织安排了“步行公交”路线,并为此提供财政支持。这个想法是由当地的环保组织提议实施的,旨在鼓励学生在成人的监护下沿着规划出来的线路步行上下学,因而无须父母开车接送。提出“步行公交”构想,是为了抵制三种不利社会趋势:交通拥堵、二氧化碳排放量过多、儿童肥胖,而每种趋势起码都可以部分地追溯到汽车这个源头。“步行公交”这个理念在意大利取得了成功,现在已经传播到法国、英国和美国的部分城市。人们怎样才能齐心协力地解决技术进步无可避免地造成的问题,这是一个经典实例。

从前,知识就是力量

泰勒提出“科学管理”这一方法,他不会认为这种创新对社会或个人有害。他说科学管理让尽可能多的人们拥有好工作,并因此而功成名就。不过,泰勒当年应对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和世界,在那个时候,知识就是力量,而且获取知识很困难。

从前,知识就是力量。那个时候,知识来之不易,传播也很困难。印刷术没有发明,学校教育尚未普及,绝大多数人都不识字。在这样的时代,只有极少数人拥有知识,知识是“紧俏用品”。

为了阐明我要表达的意思,假定时间是在1世纪,而你打算要当个石匠。一开始,你要在石匠师傅跟前做一个卖苦力的学徒。师傅不给你付工钱,而是教给你手艺。师傅让你住在他家里,管你吃饭。他让你不停地干活,而自己则不必终日劳累。你要学养家糊口的知识,只有他有。由于掌握这种知识,他就有了力量和地位,而你不行。

几年以后,你学徒期满。于是进入下一阶段:出徒的熟练工。你可能成了这位石匠师傅的雇工,或许你选择走村串巷,不断磨炼手艺,进而获得更多知识。再过些年头,你终于掌握了成为一个石匠师傅需要具备的知识。这对你十分有利,现在你也拥有了力量,有资格招收自己的徒弟,把知识传授给别人。在人们寿命很短的年代,你很快也就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这样的过程以几十年为周期,往复循环。后来,这种模式出现了变化。随着印刷术的发明,有了图书,后来又有了报纸杂志,知识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保守。印刷文字以我们无法预料的方式改变了人类社会。

随着时间推移,人们能够想到的任何主题都会有相关信息印刷出版。寻常百姓获取信息,突然变得十分容易,而且成本低廉。学校纷纷建立,更多的儿童学会识字,新的机会开始出现。如果不愿意当石匠,你就可以不当。你可以另学一门手艺,而且无须跟村里的师傅学。知识不断传播,掌握知识者不在少数——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有力量和地位。

随着时间流逝,广播、报纸、电视以及后来的互联网等新式大众传媒纷纷出现,它们使知识传播得越来越远(尽管并非人人都会把电视和知识相提并论)。结果,人们开始发展出日益专业的知识技能,他们相信这些知识技能还会继续为其带来力量。

但是,这样的预期也有问题。如今,发达国家的绝大多数人都能很容易地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交流沟通的成本也很低廉,我们拥有很多受教育机会,即便是专业知识也未必会给你带来力量。实际上,你可能甚至都不必额外开发自己的知识。只要登录Google网站,借用一下别人的就行。(顺便声明,我在这里讨论的不是技能。如何运用你所获取的知识,这永远都是有价值的。我所说的是“获取知识”这一过程本身。)

换言之,知识并非是触手可及的,学徒是获取知识的首要方式,在那时,知识就是力量。但是,在信息广泛传播、交流成本低廉的时代,知识传播太迅速,知识掌握者根本无法长期掌握知识。因此,力图把大量知识装进自己的脑袋,那是没抓住要点。建立一套存储和组织知识的系统方法,从而在需要知识的时候可以使用或者记起知识(如何具体操作,详见第二部分),这是一个好得多的策略。

假如这是一次讲座,而不是一本书,我会要求大家举手回答:有多少人相信或者曾经相信知识给了你力量?一旦我点完人数——如果大家都是如实回答,我得花点时间数人头——我也得不好意思地举起自己的手,我本人也曾经掉进了这个陷阱,而且这个陷阱把我送进了医院。

现在,共享知识才是力量

时间回溯到2004年1月,那时我在Google公司首席信息官的职位上刚刚工作了几个月。那是一个星期五的傍晚,在我下班之后,接到了时任公司财务总监乔治·雷耶斯(George Reyes)的电话。

“需要你来开个会。”乔治说。

“没问题,什么时间?”我问道。下星期一我要去欧洲,参加一个最要好的朋友的婚礼,同时也为公司出差办事。

“现在行吗?”

我叹了口气,跟身边的几位朋友道别。等我赶回办公室时,会议室里正在开会,里面坐得满满的,有投资银行家,有乔治,还有Google公司的其他一些职员。大家无不对Google公司共同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打算让公司上市的“疯狂”想法议论纷纷,他们想知道的是:我们能办到吗?

问题是技术性的。人们纷纷向我提出十分具体的问题:为了完成这项事业,将会涉及哪些技术?众目睽睽,大家都看着我。我在发言的时候开始确信,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领域,我掌握着独一无二的知识(亦即力量)。鉴于我是初来乍到,我也乐得向同事们证明自己的价值。

因此,在公司首次公开募股的过程中,我扩展了自己的角色。那几个月里,我做着两项工作:一个是我应聘时确定的分内事,另一个是分配给我的有关首次公开募股的工作。在Google公司筹划公开上市的那6个月,我就没有好好吃过饭,原本很有规律的体育锻炼,即使不是完全放弃了,也是搞得乱七八糟。每周至少有3个晚上,我都会感到精疲力竭,就在Google公司总部附近酒店的房间里过夜。我跟睡眠苦苦抗争,第二天一早醒来,即便是感觉比前一天还要累,也得拖着身子去忙头等重要的工作。我还经历了频繁的头疼和眩晕。还没等到大功告成,我就瘦了30多斤。仅仅介绍“上市之前的减肥计划”,这可不是我要推荐的内容。简而言之,我被搞得焦头烂额。

到最后,有个同事建议我找些帮手。他很快就安排了一个小组,来支持我的工作。我感到就像以前电影里演的丛林探险者似的,自己正在泥潭中下陷,别人刚好抛给我一根藤条。不过,我在心里并不觉得需要援手。

其实我需要。

光阴似箭,很快到了2004年8月19日。我作为Google公司管理团队的一员,出席纽约纳斯达克股票交易市场举行的Google公司上市首日的开盘仪式。历尽艰辛,终于修成正果,因而那是一次令人难忘的经历。

  

每天都有英雄死去。

—— Lagwagon乐队,《孩子一团糟》

Heroes die off every day.

——Lagwagon, “The Kids Are All Wrong”     

那天晚些时候,我要和两位女同事一起赶往机场。我坐进汽车后排座位时,两位女士都看着我,发出了毫不隐瞒的警讯,好像我的双眼在出血。一位同事把她的小镜子递给我,我照了照镜子。事实证明,我的双眼确实在出血,两个眼睛的血管已经爆裂了。

返回加利福尼亚,去医院看了一两次,确诊我患了自身免疫紊乱症。要不是几个月以来的重重压力让它现形,我一直不知道还有这种病。随后我改变饮食,休息了一段时间,一切都恢复到常态。等到头脑清醒的时候,我认识到自己思维方式存在的错误,这种错误让我陷入困境。我错误地认为,为了把堪称近年来最激动人心的首次公开募股案例之一的Google上市操作成功,只有自己才具备协调此事所需的知识和能力。这种错误认识让我产生了虚假的力量感,迫使自己去承担超出自身能力的工作。除此之外,我还傲慢自大,一心要当英雄。我的整个大脑没有爆裂,简直就是个奇迹了。

这就引出了我关于有序组织的第六原理://知识不是力量,共享知识才是力量。//认为自己在公司或部门里掌握着独有的知识,因而具有特定的力量,这是一种谬论。

不管你要努力完成的任务是什么,也不管你要努力安排人生之旅的哪一段,当你跟别人分享而不是秘藏知识的时候,你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功,而承受的压力会更小。试想“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当你坐拥满堂智士,大家都愿意分享自己的知识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不能合力实现的目标。

较之为了建构自己的“独门”知识或者为了向大家证明你是拥有特殊知识的唯一人选而没日没夜地疯狂工作,这是一种好得多的办法。成立一个团队,搞清楚什么是你擅长的,坦承什么是你不熟悉的。把你不擅长的工作委派给别人,并且要信任他们,放手让他们去做。经常尝试和那些比自己聪明,其背景、眼界与技能跟自己迥然不同的人共事,这样会更好。分享自己的所知,鼓励别人也这么做,你就会从他们那里学有所获,他们也可以从你这里学到东西,然后你们都会胜任更好的工作。这不是你首先应该努力的目标吗?

纳斯达克的钟声

说实话,纳斯达克的“钟声”并不是那么令人难忘。事实上,纳斯达克甚至都没有交易场地。
纳斯达克是个全数字化的交易网络,因而并不真的需要敲钟来表示开盘和收盘。纳斯达克的“钟声”完全就是一种仪式,旨在仿效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著名传统。
在纳斯达克敲钟,实际上是站在一个摄影棚的舞台上,让各路财经记者用镜头进行现场报道。你会按下“敲钟”按钮,不过,这个按钮其实没有什么作用,那完全就是个照相机随时等候着的假象。

如何巧妙地工作

综合考虑所有这些因素,可以看到:人们对有序组织关注有加,这是在一个生活富足、技术先进的社会出现的奢华现象,也是这个社会的祸根所在。穴居人不会为有序组织烦恼,他们所忧虑的全部在于如何才能不被庞大的动物吃掉。回溯到19世纪50年代,那时的美国正处于内战边缘,美国百姓也不会为当时的紊乱无序而捶胸顿足。

虽然如此,鉴于我们所生活的当今社会的复杂性,还是有必要找出如何更好地实现有序组织的办法,否则我们就会举步维艰。我们需要跟迥然不同于自己的人齐心协力,这样才能找到应对重大挑战的创造性办法。

世界正在改变,步伐越来越快。雇主期望我们在更短的时间内,消耗更少的资源,完成更多的工作。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尤其如此。与此同时,完成每一项任务,都要求我们应对和处理比以往更多的信息,而大脑和社会结构并不适应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技术使得克服这些困难成为可能,这是好消息。技术可以通过无穷无尽的方式来帮助我们达到更高的效率,达到更高的生产力水平,进行更加有序的组织安排。不过,我认为我们才刚刚开始了解到这一点。我们或许有可以跟上世界变化步伐的手段,但是我们现在正落后于世界的变化,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向陈旧过时的行事模式发起充分的挑战。

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更加辛苦地工作,你本来已经够辛苦了。你真正想做的是更加巧妙地工作——利用现有的工具和技术,绕开社会强加给我们的种种制约。

不过,首先确认并坦承自身面临的生理、心理及其他方面的制约,这是十分重要的。下一章讨论的主题就是这些制约。一旦完成这个过程,你就会开始改变应对这些制约的方式,从而将其造成的影响最小化。下一章将会帮助你学会如何识别自身面临的制约,以便你能绕开它们,进行合理的组织安排,而不是对它们视而不见。然后,你就可以开始纠正自己那片天地中原本错误的一些事情。

你一定要知道的

· 从朝九晚五的工作日,到学校每年都放的暑假,再到“知识就是力量”的假定,很多确立已久的社会结构根本就是完全错误的,它们无不使得有序组织更加困难。

· 我们经常努力让自己的生活去适应过时的社会结构,而不是去修正这些结构,使之适应我们的生活。最终结果就是,我们每天都在错误地行事。这不是我们出了故障。不过,由于行事方式不对,我们加重了大脑的负担,给自己的生活平添了重重压力,这就让我们无法实现更好的有序组织。

· 好消息是我们并非无能为力。不过,为了人类兴旺繁荣,我们必须首先质疑我们的社会结构。或许我们无力大幅改变它们,不过我们可以改变应对它们的方式,把由此造成的影响减到最小,从而成功地绕开它们。有些事情你可以做到:

☆努力展望技术会给你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而不是等到这些变化成为不可撼动的惯例之后还是不理不睬。

☆利用那些经济便捷的技术(诸如快速互联网接入、视频会议等)在家工作,起码是部分时间在家工作。

☆为了避开交通拥堵,跟老板商量调整你的上下班时间。

☆如果家里有孩子,跟街坊邻居一起组织一个暑假游戏组,让家长轮流负责照看孩子。

☆送孩子去上暑假班,尽管这样很可能会让孩子以后报怨你。

☆考虑搬家,离单位、学校、教堂和商场更近一些,把路途中浪费的时间和资源减到最少。

☆切勿掉进“知识就是力量”的陷阱。跟别人分享自己的知识,邀请他们也给予分享。如此一来,人人都会把工作做得更好。

☆跟别人一道,最好是不同于自己的那些人,共同寻找解决自己那片天地里某些重大问题的便捷办法。

[1] 美国电影《土拨鼠日》讲述了在传统的土拨鼠日这一天,电影主人公陷入了一个偷天陷阱,每当他第二天醒来,都是相同的一天:土拨鼠日。这永恒的一天中,永远都是相同的人与事。——译者注

[2] 菲尔,心理学博士,美国脱口秀电视节目的主持人。该节目专门帮助别人解决婚姻等家庭问题。——译者注

[3] 美国阵亡将士的纪念日,各州规定的时间不尽相同,一般为每年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译者注

[4] 美国劳动节,每年月的第一个星期一。——译者注"

[5] 1英里≈1.609 334千米。——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