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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奔波的教授，
1909—1914
苏黎世，1909年
爱因斯坦17岁时，满怀信心地考取了苏黎世联邦工学院，见到了他未来的妻子米列娃。时光荏苒，1909年10月，爱因斯坦已是而立之年，他又回到了这个城市，在与联邦工学院毗邻的苏黎世大学任副教授。
这次返乡至少暂时使他们的关系有所恢复。米列娃对重返最初的爱巢兴奋异常。一个月后，她又一次怀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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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惊喜地发现，阿德勒夫妇也住在他们这座公寓大楼里。现在，这两对夫妇走得更近了。“他们都不拘于传统，”阿德勒带着赞许给父亲写信说，“通过与爱因斯坦深入交谈，我越来越认识到我对他的好评是公正的。”
到了晚上，爱因斯坦与阿德勒经常在一起讨论物理学和哲学。为了不受孩子或配偶打扰，他们往往会去这座三层建筑的顶楼讨论。阿德勒向爱因斯坦介绍了皮埃尔·迪昂的著作，他已经将迪昂的《物理学理论的目的与结构》（La Théorie Phy-sique, son objet et sa structure）翻译成了德文。针对理论与实验证据之间的关系，迪昂提出的观点比马赫更具整体论色彩。这种观点似乎影响了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410]
阿德勒特别佩服爱因斯坦独立思考的能力。他告诉父亲，爱因斯坦有一种不受他人所左右的品质，反映出内心的自信而非傲慢。“我们就许多物理学家甚至无法理解的一些问题取得了共识。”阿德勒自豪地说。[411]
爱因斯坦劝阿德勒埋头钻研科学，不要参与政治。“耐心一点，”他说，“总有一天，你肯定会接替我在苏黎世（大学）任教。”（爱因斯坦认为自己将会转到一个更有名的大学。）但阿德勒没有听从，执意担任社会民主党报的编辑。爱因斯坦感到，效忠于一个党派就意味着放弃了某种思想的独立性，这种顺从使他感到惶惑。“一个这样睿智的人如何可能会效忠于一个政党，这在我看来是完全不可思议的。”爱因斯坦后来这样悼念阿德勒。[412]
在苏黎世，爱因斯坦还见到了老同学格罗斯曼。格罗斯曼当年曾把笔记借给他，并帮他找到专利局的工作。如今，格罗斯曼已是苏黎世联邦工学院的数学教授。爱因斯坦经常在午饭后拜访格罗斯曼，就一些复杂的几何和微积分运算寻求他的帮助，以把相对论拓展成更加一般的场论。
爱因斯坦甚至与联邦工学院的另一位著名数学教授胡尔维茨结下了友谊。当年，爱因斯坦经常逃胡尔维茨的课，胡尔维茨也曾断然拒绝爱因斯坦的工作请求。每逢周日，胡尔维茨家会举行音乐会，爱因斯坦则成了那里的常客。一天散步时，胡尔维茨说他女儿有一道数学作业题弄不明白，爱因斯坦下午便去帮她解决了这个问题。[413]
正如克莱纳所预言的，爱因斯坦的教学能力已经有所提高。虽然他不是一个举止优雅、衣冠楚楚的老师，但这种不拘小节也会成为他的优势。“他上衣很破，裤子有些短，坐下来开始上课，看到这些我们将信将疑。”曾经在苏黎世大学听过爱因斯坦许多课程的汉斯·坦纳回忆说。爱因斯坦没有讲义，只有一张卡片大小的写满字的纸条。他边说边想，不紧不慢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学生们细细地观察着这一切。“我们见识了他的推理技巧，”坦纳说，“相比于那些讲求完美的授课方式，我们肯定更欣赏这种。”
在讲课过程中，爱因斯坦不时停下来问学生们是否跟得上，也允许学生们打断他。“在当时，老师与学生之间的这种热情互动并不常见。”另一位听过课的学生阿道夫·菲什说。他休息时，有时会让学生们围坐在他身旁聊天。“偶尔一时兴起，还会抓住学生的胳膊讨论。”坦纳回忆说。
在一次上课时，爱因斯坦忽然想不起一项计算应当如何进行了。“一定是哪个该死的数学变换，我一下想不起来了，”他说，“在座的有谁能看出来吗？”毫不奇怪，没有人看得出来。爱因斯坦接着说：“那么我们跳过1/4页，不再浪费时间。”10分钟后，爱因斯坦在讲解别的内容时停下来喊道：“我知道了。”正如坦纳后来赞叹的：“虽然他的讨论主题复杂多变，他仍能抽出时间反思那一特殊数学变换的实质。”
在晚间快要下课时，爱因斯坦经常会问：“谁打算去露台咖啡馆（Café Terasse）？”就这样，一个非正式群体组成了。他们在露台上一边眺望着利马特河（Limmat River）一边交谈，直到咖啡馆打烊为止。
有一次，爱因斯坦问学生们有谁想去他的寓所。“今天早上我收到了普朗克寄来的研究论文，其中肯定有错误，”他说，“我们可以一起读它。”坦纳和另一个学生接受了邀请，随他一起到了家，然后立刻开始审读普朗克的论文。“我去准备咖啡，看看你们能否发现其中的错误。”他说。
过了一会儿，坦纳喊道：“您一定弄错了，教授先生，这里面没有错误。”
“看，错误在这儿呢，”爱因斯坦指着一些不一致的数据说，“因为如若不然，某某东西就会变成某某东西。”这正是爱因斯坦卓越才能的一个生动例证，他可以透过一个复杂的数学方程（在别人看来这仅仅是一种抽象），看出其背后隐藏的物理实在。
坦纳呆住了。他提议：“我们写信给普朗克教授，向他指出这个错误。”
爱因斯坦这时已经变得更加圆通，特别是对普朗克和洛伦兹这样的偶像式人物。“我们不要告诉他犯了一个错误，”他说，“结果是正确的，但证明错了。我们只需写信告诉他实际证明应当是怎样的。重要的是内容，而不是数学。”[414]
虽然爱因斯坦曾经研制过测量电荷的机器，但他已经成了一位实打实的理论物理学家而不是实验物理学家。第二年，有人希望由他来指导实验室工作，他很恐慌。他告诉坦纳说，自己几乎不敢“拿起一件仪器，因为担心它会爆炸”。他向另一位著名教授坦言：“我对实验室的恐惧由来已久。”[415]
1910年7月，爱因斯坦即将在苏黎世大学待满一年，这时米列娃（艰难地）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名叫爱德华，小名泰特（Tete），然后一连病了几个星期。医生认定她劳累过度，建议爱因斯坦多挣些钱雇一个女仆。米列娃很生气，她本能地庇护起爱因斯坦来。“我丈夫的工作已经把他累个半死了，这难道不是明摆着吗？”她说。最后，米列娃的妈妈不得不从诺维萨德赶来帮忙。[416]
虽然爱因斯坦有时对两个儿子显得比较疏远，特别是对精神疾病越来越重的爱德华，但在他们小的时候，爱因斯坦的确在努力做一个好父亲。“当妈妈忙于家务时，爸爸会放下工作，一连几小时照看我们，把我们放在膝上摇来摇去，”汉斯·阿尔伯特后来回忆说，“我记得他会给我们讲故事，还经常拉小提琴使我们安静下来。”
作为思想家（如果不是作为家长）他有一种排除一切干扰的能力。对他而言，这种干扰有时也包括他的孩子和家庭。“甚至婴儿的大声哭闹都打扰不了爸爸，”汉斯·阿尔伯特说，“他能够继续自己的工作，完全不受噪声的影响。”
一天，来访的学生坦纳发现，爱因斯坦正在书房专心研究一叠论文。他右手写字，左手抱着爱德华。汉斯·阿尔伯特正在一旁玩着砖块，想引起他的注意。“等等，我马上就看完了。”爱因斯坦边说边把爱德华交给坦纳，然后继续演算他的方程。坦纳说：“这使我窥见了他巨大的专注力。”[417]
布拉格，1911年
1910年3月，爱因斯坦收到了一封信，邀请他出任布拉格大学（德语）[418]的正教授。这是一份声望更高的工作，无论是大学还是学术地位都上了一层。然而，从熟悉而友好的苏黎世搬到不那么舒适的布拉格有可能会导致家庭破裂。对爱因斯坦来说，职业上的考虑要重于个人事务。
在家里，他的日子又一次难熬了起来。“您注意到我心情不好，但这与您没有关系，”他给居住在柏林的妈妈写信说，“跟别人唠叨那些让我们沮丧和不快的事情，对克服它们毫无帮助。自己的问题只能自己解决。”
而科学工作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愉快，新的可能的机遇使他异常兴奋。“我很可能会得到一所较大的大学的正教授职位，那里的薪水要比现在高出不少。”[419]
关于爱因斯坦可能离校的传言在苏黎世大学不胫而走。他的15位学生写了一封请愿书，敦促主管部门能够“尽你们所能，将这位出色的研究人员和教师留在我们学校”。他们强调了在“这个新设立的理论物理专业”拥有一名教授的重要性，并对爱因斯坦大加称赞。“爱因斯坦教授有一种惊人的才能，他能够把最难理解的理论物理学问题讲得清晰易懂，我们都很喜欢上他的课，而且他很善于和听众建立一种和谐融洽的关系。”[420]
苏黎世的主管部门很想留住他，便把他的薪水从目前的4500法郎（与专利审查员的薪水持平）提高到5500法郎。[421]而那些试图诱使他去布拉格的人则捏着一把汗。
布拉格大学教务部已经把爱因斯坦定为首选，并将报告上呈维也纳教育部。（布拉格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的一部分，这样一种任命必须得到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及其幕僚的首肯。）泰斗式人物普朗克还为此写了充满溢美之词的推荐语。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胆识上或许超出了思辨科学迄今为止已经取得的一切成就，”普朗克宣称，“这一原理已经给我们关于世界的物理图景带来了一场革命，只有哥白尼所带来的革命可与之比肩。”普朗克还颇有预见地评论道：“与此相比，非欧几何只不过是小孩的游戏。”[422]
有了普朗克的认可，事情本来应该没有悬念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教育部更倾向于一个二流候选人古斯塔夫·尧曼，因为他有两个优势：首先，他是奥地利人；其次，他不是犹太人。“我没有得到去布拉格的通知，”爱因斯坦8月向一位朋友抱怨，“我已经被系里提名，但由于我的犹太血统，教育部不批准。”
然而，尧曼很快就发现自己是系里的第二选择。他坐不住了。“如果爱因斯坦是因为取得了更大成就而被提名为首选，”他宣称，“那么我将不会与一所只追求时髦而不论是非的大学为伍。”就这样，到了1910年10月，爱因斯坦可以安心地宣布，他本人的任命“几乎没有悬念了”。
最后一道障碍也与宗教有关。身为犹太人是不利因素，身为一个宣称不属于任何宗教派系的无信仰者则要被剥夺资格。包括教授在内，帝国要求其所有臣民都信仰某种宗教。而在正式表格里，爱因斯坦填的是无信仰。“在这方面，爱因斯坦天真得就像个孩子。”阿德勒的妻子说。
结果，爱因斯坦对工作的渴望还是胜过了执拗的不切实际。他答应把“摩西的（犹太教）”（Mosaic）写为他的信仰，也接受了奥匈帝国国籍，条件是自己同时也是瑞士公民。加上他已经放弃但不久又会被强加的德国国籍，他在32岁之前已经陆陆续续获得了3个国籍。1911年1月，爱因斯坦被正式授予这一职位，薪水相当于最近提薪之前水平的两倍。他同意当年3月搬到布拉格。[423]
爱因斯坦还有两位以前从未谋面的科学偶像——马赫和洛伦兹，在搬往布拉格之前，爱因斯坦见到了他们两位。他在到维也纳向部长们做正式陈述时，拜望了住在维也纳郊区的马赫。这位年事已高的物理学家鼓吹经验论，他深深地影响了奥林匹亚科学院，并且帮助爱因斯坦培养了一种怀疑论，对绝对时间等无法观察的概念保持怀疑。马赫胡须浓密，性情乖戾。“请大声跟我说话，”爱因斯坦进屋时他吼道，“我不仅性格惹人讨厌，而且还是个聋子。”
爱因斯坦试图说服马赫相信原子的实在性。长期以来，马赫一直把原子斥为人类心灵的虚构，无法直接观察到。“倘若通过假设气体原子的存在，我们能够预言该气体的一种可观察的特性，而不基于原子论就做不出这种预言，”爱因斯坦问道，“那么你是否会接受这一假说？”
“倘若借助于原子假说，我们可以在一些可观察特性之间实际建立起联系，而不这样做这些特性就会保持孤立，那么我会说，这一假说是‘经济的’。”马赫勉强地回答道。
虽然没有完全接受，但这对爱因斯坦已经足够了。“爱因斯坦此刻心满意足。”他的朋友弗兰克说。然而，爱因斯坦已经渐渐开始摆脱马赫那种针对任何不基于直接观测数据的实在理论的怀疑论。弗兰克说，他产生了“对马赫主义哲学的某种厌恶”。[424]这正是一次重要转变的开始。
在搬往布拉格前夕，爱因斯坦到荷兰莱顿去拜望洛伦兹，米列娃也一同随行。洛伦兹曾经提出运动系统中发生的变换和收缩，但没有实现爱因斯坦在相对论中完成的概念飞跃。洛伦兹夫妇邀请他们到家中小住。爱因斯坦写信说，他希望谈谈“辐射问题”，并说：“我希望事先使您明确一点，我并不像您所认为的那样，宣扬正统的光的量子化学说。”[425]
爱因斯坦把洛伦兹当成偶像由来已久。出访之前，他给一位朋友写信说：“我对这个人的钦佩超出了其他所有人；或者可以说，我热爱他。”他们最终见面时，这种感情又得到了进一步深化。他们在周六晚上彻夜长谈，讨论像温度与导电性的关系这样的问题。
洛伦兹认为爱因斯坦在一篇光量子论文中犯了一个小小的数学错误，但事实上，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它只是“从前的一个笔误”，在那里漏掉的一个“
”已经在后来补入。[426]洛伦兹的热情好客与“科学激励”使爱因斯坦深受感动。在接下来的一封信中，爱因斯坦的这种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您待人如此善良和宽厚，以至于在您家里的这段时间，我压根没想到我对这份盛情和殊荣是受之有愧的。”[427]
用派斯的话说，“在爱因斯坦的人生中，洛伦兹的形象就像慈父一般”。拜访洛伦兹使爱因斯坦深感愉快，此后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回到洛伦兹在莱顿的书斋。他们的同事埃伦菲斯特生动地描述了他们会面的气氛：
1928年，洛伦兹去世。爱因斯坦在悼词中说：“我站在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最高贵的人的墓前。”1953年，爱因斯坦为纪念洛伦兹一百周年诞辰会议写了一篇文章，评述其重要工作。“这位卓越的人物讲出来的，总是像杰出的艺术品一样明晰和美丽，”他写道，“对我个人来说，他比我一生中碰到的任何人都要重要。”[429]
米列娃对搬到布拉格很不高兴。“我不愿意去那里，那里不会给我多少快乐。”她给朋友写信说。但是一开始，他们在那里的生活是很不错的，直到城市的肮脏和势利变得让他们难以忍受。他们的房子第一次用上了电灯，而且也雇得起女仆。“这儿的人由于命运不同，有的趾高气扬，有的穷要面子，有的低三下四，”爱因斯坦说，“其中很多人还有点温文尔雅。”[430]
在布拉格大学的办公室，爱因斯坦可以俯瞰一个美丽的公园，它绿树成荫，花草修葺齐整。早上公园里聚集的都是女人，下午则都是男人。爱因斯坦注意到，有些人独自行走，好像在沉思着什么；另一些人则三五成群，指手画脚争论着什么。爱因斯坦向别人打听这是怎么回事。原来，这个公园属于一个精神病院。爱因斯坦后来对朋友弗兰克苦笑着说：“那些人是没有受量子理论折磨的精神病患者。”[431]
爱因斯坦一家结识了一位有很高修养的女士贝莎·范塔，她为布拉格的犹太知识分子举办了一个家庭文学音乐沙龙。爱因斯坦是理想的受邀对象：学界新星，既希望演奏小提琴，也愿意讨论休谟和康德。年轻的作家卡夫卡和他的朋友马克斯·布罗德也是此沙龙的常客。
在《第谷·布拉赫的救赎》（The Redemption of Tycho Brahe）一书中，布罗德以爱因斯坦为原型来塑造约翰内斯·开普勒这一人物，尽管他有时否认这一点。（开普勒是一位卓越的天文学家，曾于1600年在布拉格担任第谷的助手。）开普勒全然投身于科学工作，总是愿意抛弃常规想法。但在个人领域，他因其沉思超然的气质而不致“感情失常”。“他没有心，因此对世界没有什么好怕的，”布罗德写道，“他无法产生情感或爱。”这部小说面世之后，科学家瓦尔特·能斯特对爱因斯坦说：“你就是开普勒。”[432]
这有些言过其实。虽然爱因斯坦有时会显得不合群，但在回到苏黎世和伯尔尼之后，他与不少人都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形成了良好的人际关系，特别是一些思想家和科学家同道。埃伦菲斯特就是其中一位。这位年轻的犹太物理学家来自维也纳，在圣彼得堡大学执教，但由于背景不同，他在那里觉得很受排挤。1912年年初，他开始游历欧洲寻找新的工作，在前往布拉格的路上遇到了爱因斯坦，此前他们一直通信讨论引力和辐射。“请您一定在我家住下，这样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时间。”爱因斯坦回信说。[433]
1912年2月的一个星期五下午，天正下着雨，当埃伦菲斯特到达布拉格时，爱因斯坦正抽着烟斗，和米列娃在车站等他。他们进了一家咖啡厅，就欧洲的各大城市聊了一番。而米列娃一离席，讨论就转向了科学，特别是统计力学。在去爱因斯坦办公室的路上，他们也继续交谈。“在前往研究所的路上，我们讨论了统计力学的方方面面。”埃伦菲斯特在他的布拉格周记中写道。
埃伦菲斯特是一个沉默寡言、缺乏安全感的人，但他对友谊的渴望以及对物理学的热爱使他很容易与爱因斯坦成为朋友。[434]他们都渴望就科学进行讨论。爱因斯坦后来说：“几小时后，我们似乎已经成为天生的一对朋友。”第二天，他们继续进行激烈讨论，爱因斯坦解释了他推广相对论的种种努力。星期天晚上则稍事休息，他们演奏约翰内斯·勃拉姆斯的作品，埃伦菲斯特弹钢琴，爱因斯坦拉小提琴，7岁的汉斯·阿尔伯特演唱。“是的，我们将成为朋友，”埃伦菲斯特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这真让人幸福。”[435]
爱因斯坦已经在盘算离开布拉格了，他建议埃伦菲斯特日后接替他的位置。但埃伦菲斯特“坚决否认有任何宗教派系（reli-gious affiliation）”，爱因斯坦悲叹道。爱因斯坦曾经做出妥协，在正式文件上写下“摩西的（犹太教）”，而埃伦菲斯特却已经放弃犹太教，也不愿承认其他信仰。“您顽固地拒不承认有任何宗教派系着实使我为难，”爱因斯坦4月写信给他说，“为了您的孩子放弃这一点吧。毕竟，在您成为这里的教授之后，您可以恢复这种奇特的嗜好。”[436]
皆大欢喜的是，埃伦菲斯特接受了一个邀请，接替正要从莱顿大学退休的德高望重的洛伦兹（爱因斯坦较早前曾经收到过这一邀请，但没有接受）。爱因斯坦很激动，因为这就意味着，现在莱顿有两个朋友可以经常拜访了。对爱因斯坦来说，莱顿几乎成为他的第二个学术家园，成为逃离气氛沉闷的柏林的避难所。在接下来的20年里，爱因斯坦几乎每年都要到莱顿或附近的海滨胜地去看望埃伦菲斯特，直到1933年埃伦菲斯特自杀，爱因斯坦前往美国。[437]
1911年索尔维会议
欧内斯特·索尔维是比利时化学家和实业家，他因发明了一种制造苏打的方法而发了财。他希望用这笔钱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同时也有一些奇怪的引力理论想让科学家听，于是他决定出钱举办一次会议，邀请欧洲顶尖物理学家出席。这次会议预定于1911年10月底举行，后来也陆陆续续举行了一系列有影响的会议，被称为索尔维会议。
到布鲁塞尔的都会大酒店（Grand Hotel Metropole）出席会议的有20位欧洲最著名的科学家，32岁的爱因斯坦是最年轻的一位。与会者还包括普朗克、庞加莱、居里夫人、卢瑟福和维恩等人。化学家能斯特负责组织会议，不离老谋深算的索尔维左右。会议主席则由和蔼可亲的洛伦兹出任。正如他的忠实崇拜者爱因斯坦所说：“无可比拟的老练，技巧难以置信的高超。”[438]
会议围绕着“量子问题”而展开。爱因斯坦应约提交了一篇论文，使他跻身“八强成员”之一。对于这种令人受宠若惊的称号，他略带夸张地表达了自己的烦恼。他把即将举行的这次会议称为“巫师大聚会”，还向贝索抱怨说：“我为布鲁塞尔会议准备的蠢话把我搞得疲惫不堪。”[439]
爱因斯坦的演讲名为“论比热容问题的现状”。比热容——单位质量的某种物质温度升高1℃所需的热量——曾经是爱因斯坦在苏黎世联邦工学院的老对手韦伯教授的专长，他曾经发现过比热容定律在低温情况下的一些反常。从1906年年底开始，爱因斯坦就用所谓的“量子化”方法来解决问题，即假定每种物质的原子只能以离散包的形式来吸收能量。
在1911年的索尔维会议上，爱因斯坦结合量子问题这一更大背景来讨论这些问题。他问道，我们是否可能不接受这些原子式的光微粒的物理实在性，它们如子弹一般，瞄准了麦克斯韦方程乃至整个经典物理学的核心？
作为量子概念的先驱，普朗克一直坚称，只有当光被发射或吸收时才是如此，光的粒子性并非光本身的实在特征。爱因斯坦在会议上悲伤地反对说：“这些在普朗克理论中那么令人反感的非连续性，在自然中似乎是真实存在的。”[440]
在自然中真实存在，在爱因斯坦看来，这是一种奇怪的说法。在马赫或休谟的支持者看来，“在自然中真实存在”这种说法的含义不够清晰。在狭义相对论中，爱因斯坦没有假设绝对时间和绝对距离的存在，因为如果观察不到，那么说它们“真实”存在于自然似乎是没有意义的。然而在此后的多年里，随着对量子理论的不安与日俱增，爱因斯坦越来越像一个科学实在论者。他相信自然中隐藏着一种实在，不依赖于我们的观察或测量。
爱因斯坦讲完之后，洛伦兹、普朗克、庞加莱等人提出了一些质疑。洛伦兹认为爱因斯坦说的一些内容“似乎与麦克斯韦方程完全不相容”。
爱因斯坦同意，或许欣然同意，“量子假说是一种权宜之计”，它“似乎与已由实验证实的波动说结论不相容”。但他对提问者说，必须以某种方式来调和光的波动说和微粒说。“除了我们不可或缺的麦克斯韦电动力学，我们也必须承认像量子这样的假说。”[441]
爱因斯坦并不清楚普朗克是否已经相信了量子的实在性。“我差不多成功说服了普朗克，在他苦苦反对我的观点这么多年之后，使他相信我的观点是正确的。”爱因斯坦写信给朋友海因里希·仓格尔说。但一周之后，爱因斯坦又对仓格尔说：“普朗克顽固地坚持某些错误无疑的先入之见。”
至于洛伦兹，爱因斯坦仍然一如既往地敬佩：“一件活脱脱的艺术品！在我看来，他是当代理论家中最有才智的。”而对于很少重视过他的庞加莱，则硬生生地评价了一句：“庞加莱一般仅仅是否定，尽管他很敏锐，但他很少把握事情的实质。”[442]
总体而言，他对这次会议评价不高，认为它大部分时间都在悲叹，而不是消除量子理论对经典力学的威胁。“布鲁塞尔会议就像在耶路撒冷废墟上的哀歌”他写信给贝索，“没有产生什么正面的东西。”[443]
在爱因斯坦看来，会议期间还发生了一件趣事：寡居的居里夫人和已婚的保罗·朗之万之间的浪漫故事。居里夫人德高望重，富有献身精神，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1903年，她与丈夫以及另一位科学家因为辐射方面的研究而分享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三年后，居里夫人的丈夫被马车撞死。朗之万是她丈夫的门生，与居里夫妇同在巴黎大学教物理学。他的婚姻很不幸，因为妻子总是虐待他。不久，他和居里夫人在巴黎的一间寓所幽会。朗之万的妻子差人潜入，偷走了他们的情书。
居里夫人和朗之万都参加了索尔维会议。会议期间，被盗取的情书开始在一家巴黎小报上刊载，拉开了轰动一时的离婚事件的序幕。就在这时消息传来，居里夫人因为发现镭和钋而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444]瑞典科学院写信给她说，鉴于她与朗之万的暧昧关系所引发的狂热，建议她不要来领奖。但她镇定自若地回信说：“我认为在我的科学工作与私生活之间没有关联。”索尔维会议结束后没过几个星期，她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奖。[445]
在爱因斯坦看来，整个狂热是愚不可及的。“她是一个朴实无华的人，而且才华横溢。”他还不太恰当地断定，居里夫人的长相还不足以拆散别人的婚姻：“尽管她生性热情，但她的魅力还不足以对他人构成威胁。”[446]
爱因斯坦曾写信给居里夫人表达对她的坚定支持，措辞要亲切得多：
爱尔莎登场
正当爱因斯坦声名鹊起，在欧洲巡回讲演之时，米列娃却仍然待在她所厌恶的布拉格，为自己没有进入曾经向往的科学界而垂头丧气。“我很想在那里听上一听，亲眼看看所有这些杰出人士，”1911年10月的一次讲演之后她写信给爱因斯坦说，“自从我们分别以来，时间好像已经过了很久很久，你还会认得我吗？”她的签名是，“你的老D”，就好像尽管青春已逝，她依然是他的多莉。[448]
这使得生性沉默寡言的米列娃变得更加阴郁和情绪低落。弗兰克第一次在布拉格见到她时，就觉得她似乎患上了精神分裂症。爱因斯坦也有同样的看法，他后来告诉一位同事，她的阴郁“无疑可以追溯到她母亲家族的一种精神分裂的遗传倾向”。[449]
1912年复活节假期到了，爱因斯坦只身一人前往柏林。此时，他的婚姻又一次变得岌岌可危，充满变数。在那里，他与一位从小就认识的比他大三岁的表姐（也是堂姐）重新熟识。
爱尔莎·爱因斯坦[450]是鲁道夫·爱因斯坦和范妮·科赫·爱因斯坦的女儿。她既是爱因斯坦的表姐，也是他的堂姐。父亲鲁道夫是爱因斯坦的父亲赫尔曼的嫡堂兄，曾经赞助过赫尔曼的企业。母亲范妮则是爱因斯坦的母亲保莉妮的姐姐。（所以爱因斯坦和爱尔莎首先是表姐弟。）赫尔曼去世后，保莉妮搬到了鲁道夫范妮那里，帮助他们料理家务。
爱因斯坦和爱尔莎小的时候，就在爱因斯坦慕尼黑的家里一起玩，并曾在歌剧院一同体验过艺术的魅力。[451]现在，经历了结婚、离婚，36岁的爱尔莎和两个女儿玛戈特和伊尔莎与她的父母住在同一幢公寓大楼里。
爱尔莎与米列娃非常不同。米列娃来自异国他乡，智力出众，情绪复杂。爱尔莎则是土生土长的德国人，一般认为要好看一些。她喜欢难以消化的德国食品和巧克力，这使她看上去像是一个富态的家庭主妇。她的面孔与表弟有些相像，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还会越来越像。[452]
爱因斯坦正在寻找新的伴侣。他先是和爱尔莎的妹妹调情，但复活节假期快要结束时，他决定选择爱尔莎来提供他所渴望的慰藉与关照。他所企盼的似乎并非风流韵事，而是实打实的支持与关爱。
而对爱因斯坦充满崇敬的爱尔莎也很乐于提供这一切。爱因斯坦回到布拉格之后，她马上给他写信一把信寄到了他的办公室而不是家里，还建议了一种进行秘密通信的方法。“当我看到您的来信，得知您想到一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彼此保持联系，我是多么高兴！”他回信说，“我甚至不知道怎样告诉您，这几天我已是多么喜爱您。”爱尔莎要他将信件销毁，他照办了。而她则终身保留着他的回信，将它们封存在一个夹子里，并为它做了一个封套，注明“良辰佳书”（Especially beautiful letters from better days）字样。[453]
爱因斯坦为自己和她的妹妹保拉调情表示歉意。“我很难理解，我怎么会对她存有幻想，”他宣称，“但实际上很简单。她青春涌动，乐于顺从。”
十年前，当爱因斯坦给米列娃写情书，赞扬他们不拘于传统的高尚生活方式时，他很可能会把爱尔莎这类亲戚归于“平庸俗气”一类。但是现在，在这些同样热情洋溢的信中，他表达了对爱尔莎新的激情：“我必须爱一个人，否则生活就是悲惨的，而这个人就是您。”
爱尔莎知道如何使他就范：她取笑他受制于米列娃，断言他“怕老婆”。正如她所料，爱因斯坦在回信中坚称自己并非如此。“不要这样看我！”他说，“我坚决向你保证，我是个完全成熟的男子汉。或许什么时候我有机会向您证明这一点。”
受新的爱情驱策，向往着在理论物理之都的工作，爱因斯坦渴望搬到柏林。“不幸的是，我在柏林找到工作的机会很小。”
他向爱尔莎承认。但在访问柏林的时候，他竭尽所能为日后能在那里任职而努力。他在笔记本上列出了他与几位重要的学术界巨头的会面，包括科学家哈伯、能斯特和瓦尔堡等。[454]
爱因斯坦的儿子汉斯·阿尔伯特后来回忆说，1912年春天，就在自己过完8岁生日之后，他注意到父母的婚姻正在瓦解。但是从柏林回到布拉格之后，爱因斯坦似乎对他与表姐的新的感情纠葛产生了不安。他一连写了两封信，试图做一了结。“如果我们屈从于我们彼此之间的感情，就只能产生混乱和不幸。”他写信给爱尔莎。
到了月底，他的语气愈加坚定。“倘若我们形成了更密切的依恋关系，对我们两人以及别人都不好。所以，我今天是最后一次给你写信了，再次听从命运的安排吧。你也必须如此行事。你要知道，我说这番话并非出于铁石心肠或缺乏感情，而是因为如你所知，我也和你一样，绝望地背负着我的十字架（指米列娃）。”[455]
爱因斯坦和米列娃都感到，生活在布拉格的中产阶级德国人中间已经变得令人厌倦。“这是一帮没有自然情感的人，”他告诉贝索，“他们奇特地集自视尊贵与奴颜媚骨于一身，对自己的同事毫无善意。”那里的水对身体有害，空气里充满了煤烟，街道上一边是炫耀卖弄的奢侈，一边是令人悚然的悲惨景象。但最令爱因斯坦不快的还是那种虚伪做作的阶层等级。“当我来到研究所，”他抱怨说，“一个侍者酒气熏天，点头哈腰地说，‘您最谦卑的仆人。’”[456]
米列娃担心劣质的水、牛奶和空气正在损害着次子爱德华的健康，因为他已经食欲不振，寝食难安。而且事实已经很明显，丈夫更关心的是他的科学而不是家庭。“他不知疲倦地研究自己的问题；可以说他纯粹就是为它们活着的，”米列娃对好友萨维奇说，“我不得不羞愧地承认，在他眼里我们并不重要，处于次要地位。”[457]
于是，爱因斯坦和妻子决定回到那个他们认为能够恢复关系的地方。
苏黎世，1912年
苏黎世联邦工学院是爱因斯坦和米列娃的母校，他们曾在这里幸福地读书和交流思想。1911年6月，这所学院正式升格为大学，现在的名字是“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Eidgenössische Technische Hochschule，简称ETH），有资格授予研究生学位。如今，32岁的爱因斯坦已经在理论物理学界享有盛名，他要想成为这里的教授应该很容易。
事实上，这种可能性一年前就已经讨论了。在搬到布拉格之前，爱因斯坦曾与苏黎世的主管部门达成协议。“我私下里曾经做过承诺，在我接受另一个地方的聘任之前我会告诉他们，这样，如果他们觉得合适，联邦工学院的行政部门也可以来聘任我。”他对一位邀请他到乌德勒支大学任教的荷兰教授说。[458]
1911年11月，爱因斯坦的确收到了来自苏黎世的邀请，于是便谢绝了乌德勒支大学的好意。但事情其实并没有完全确定，因为苏黎世的一些教育官员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理论物理学教授是一种“奢侈”，太占用实验室空间，而且爱因斯坦本人也不是一个好教师。
仓格尔是爱因斯坦的老朋友，在苏黎世大学做医学研究。他写信给一位瑞士高层官员，为爱因斯坦说情：“现在一个真正的理论物理学家是当务之需。”他还指出，这样一个职位“不需要实验室”。至于爱因斯坦的授课才能，仓格尔的描写生动细致而又发人深省：
仓格尔写信给爱因斯坦，表达了他对苏黎世主管部门优柔寡断的愤怒。爱因斯坦回信说：“亲爱的苏黎世人或许会……喜欢我（省略号是原信中的）。”他要仓格尔别再关注这件事。“让联邦工学院[460]的事由上帝做出高深莫测的判决吧。”[461]
然而，爱因斯坦并没有放弃，而是耍了个小心眼来给联邦工学院施压。乌德勒支大学的主管部门正要把空出的职位授予另一个人一彼得·德拜，这时爱因斯坦要他们再等一段时间。“我向您提出一个奇怪的请求。”他写道。苏黎世联邦工学院最初似乎很想聘他，之所以急于办理，是因为担心他会去乌德勒支。“但是如果在不久的将来，他们知道德拜要去乌德勒支，定会热情顿消，从而使我总是心神不宁。因此我请您把正式聘请德拜一事再等一段时间。[462]
很奇怪，爱因斯坦在母校谋职竟然需要推荐信。居里夫人写了一封推荐信。“在布鲁塞尔，爱因斯坦先生和我一起参加了一次科学会议，使我能够有机会欣赏他明晰的思想、见闻的广博和认识的深度。”她说。[463]
他的另一封主要推荐信是庞加莱写的。庞加莱几乎已经提出狭义相对论，但却没有迈出最后一步。他说，爱因斯坦是“我所见过的最有原创性思想的人之一”。特别鞭辟入里的是他对爱因斯坦试图做激进的概念飞跃（这是他本人所缺乏的）的描述：“我特别钦佩他适应新概念的能力。他并不固守于经典原理，在面对物理学问题时，能够立即设想出所有可能性。”不过庞加莱也认为（也许此时他想到的是相对论），爱因斯坦提出的理论并不一定样样都正确。“由于他的探索沿着各个方向进行，我们不得不预期他所走的许多道路都是死胡同。”[464]
不久，事情全都办妥了。爱因斯坦将于1912年7月返回苏黎世。他感谢仓格尔“顶着重重困难”帮他取得了胜利，并且欢呼说：“我们又能重新在一起了，真是幸福之至。”米列娃也很激动。她希望这次返乡能够帮她挽回健全的心智和幸福的婚姻。离开布拉格回到故土，孩子们也很高兴。爱因斯坦给朋友寄明信片说：“我们两个老家伙和两个小熊仔对此十分快乐。”[465]
他的离职在布拉格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报纸上称，大学中的反犹主义或许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爱因斯坦感到有必要发表一篇公开声明进行澄清。他说：“尽管有这些猜测，但我并没有感到，也没有注意到任何宗教偏见。”他还说，犹太人弗兰克被任命为他的继任者表明，“这方面的考虑，并不是主要问题。[466]
苏黎世的生活理应非常愉快。爱因斯坦一家购置了一套六间屋子的现代住宅，风景宜人。他们又和仓格尔、格罗斯曼等老朋友重逢了，甚至连对手都少了一位。“凶恶的韦伯去世了，所以就个人而言，那也是快事一桩。”针对本科时的物理教授和强硬对手韦伯，爱因斯坦这样写道。[467]
音乐聚会又重新开始在数学教授胡尔维茨家中举行。演奏的曲目不仅包括爱因斯坦最钟爱的莫扎特的，而且还包括米列娃最喜欢的舒曼的。星期天的下午，爱因斯坦会带着妻儿站在门口高喊：“爱因斯坦一家倾巢到此。”
尽管有朋友们的支持和多种娱乐方式，米列娃的抑郁仍在加深，身体也越来越差。她得了风湿，出行困难，冬天街道结冰时就更是如此。她不常参加胡尔维茨家的音乐会，即便出席，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愁闷。1913年2月，为了使她能够走出家门，胡尔维茨一家打算举办一次舒曼专场音乐会。她来了，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创痛几乎使她崩溃。[468]
显然，爱因斯坦的家庭关系已经岌岌可危，濒临瓦解。一封信成了它所需要的催化剂。经过一年的沉寂，爱尔莎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
1914年5月，爱因斯坦在宣布“最后一次”给爱尔莎写信的同时，却又附上了自己在苏黎世的新办公室地址。现在，爱尔莎决定向他致以问候，祝贺他的34岁生日，附带索取一张他的照片，并请他推荐一本讲解相对论的好书。的确，她懂得如何奉迎。[469]
“没有一本相对论的书是外行能够看懂的，”他回复说，“不过表姐你要相对论干吗？假如有一天你碰巧来苏黎世，那么我们（不包括我妻子，她不幸嫉妒心很重）就可以在一起愉快地散步，我将告诉你我所发现的所有那些奇妙的事情。”接着，他更进了一步。与寄照片相比，见一面不是更好吗？“你要想让我真正愉快，就找个时间到这里住几天吧。”[470]
几天以后他又写信说，他已经差一位摄影师寄给她一张照片。推广相对论的研究工作使他这段时间精疲力竭。和一年前一样，他还抱怨米列娃给他带来了负担。“如果能够和你在一起待几天，而没有我的十字架（指米列娃），我愿为此付出一切！”他问爱尔莎那年夏天是否会在柏林，“我将乐意做短暂访问”。[471]
几个月后，柏林科学界的两位巨头普朗克和能斯特带着诱人的邀请来到苏黎世，爱因斯坦自然接待得十分殷勤。爱因斯坦在1911年索尔维会议上的表现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一直在派人打探他是否愿意到柏林工作。
1913年7月11日，普朗克和能斯特两对夫妇乘夜车从柏林赶到苏黎世。他们开出的条件有三点很诱人：爱因斯坦将被选为享有崇高声誉的普鲁士科学院的新增院士，薪水相当丰厚；他将担任一个新建的物理研究所的所长；还将成为柏林大学教授。这真是一个大礼包，而且似乎不需要做太多工作。普朗克和能斯特明确表示，他在大学没有硬性的教学任务，所里也没有什么行政差事。虽然他将获得德国国籍，但仍可以保留其瑞士国籍。
在联邦工学院那间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他们说明了来意，苦口婆心地进行劝说。虽然爱因斯坦知道自己很可能会接受，但还是说需要花几小时好好想一想。于是普朗克和能斯特携妻子乘缆车到附近的山里游览。爱因斯坦恶作剧式地告诉他们，他到车站去接时将带着暗号。如果拒绝，他会拿一朵白玫瑰（有人说暗号是一块白手帕），如果接受，则会拿一朵红玫瑰。当普朗克和能斯特一行走出车门时，他们欣喜地发现，爱因斯坦接受了邀请。[472]
这意味着34岁的爱因斯坦将会成为普鲁士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但首先普朗克必须使他能够当选。普朗克起草了一封信，能斯特等人在上面签了名。虽然像前面引用过的那样，这封信就爱因斯坦的科学贡献给出了一些不够准确的评价，“有时候他可能思辨过了火，比如他的光量子假说就是如此”，但通篇对他的诸多科学贡献大加赞赏。“在现代物理学如此丰富的重要问题中，爱因斯坦几乎对每一个都有重大贡献。”[473]
爱因斯坦意识到，这些柏林人这样做是有风险的。他被选上不是因为教学技巧（因为他将不用教课），也不是因为管理能力。虽然他一直在发表文章和论文解释如何推广相对论，但连他本人也不清楚这项工作是否会取得成功。“德国人正在把我当成可以获奖下蛋的母鸡，”他对一个朋友说，“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下蛋。”[474]
爱因斯坦同样也在冒险。他和家人都很热爱现在这个城市，而且工作稳定，收入可观。瑞士人的性格和他很对路。作为斯拉夫人，他的妻子对一切日耳曼事物都心存厌恶。他本人也有一种类似的反感，童年时就已扎根。对于那种具有普鲁士特色的阅兵式，少年时代的他就恐避之不及，德国人的僵化刻板也使他厌恶。只有在科学之都得到如此礼遇，才可能驱使他搬离此处。
在爱因斯坦看来，新的前景令人振奋，也有些可笑。“我将到柏林任科学院院士而不承担任何义务，活像一尊木乃伊，”他写信给物理学家雅各布·劳伯说，“我倒希望从事这样一种困难的行当！”[475]在给埃伦菲斯特的信中他承认，“我接受这份奇特的闲职，是因为讲课常使我精神紧张。”[476]不过，对荷兰德高望重的洛伦兹，他却表达得很严肃：“我抵挡不住就任新职的诱惑，因为那样一来，我就可以摆脱一切责任，全身心地投入到沉思默想之中。”[477]
当然，还有一个因素使新的工作无法抗拒，那就是能与新欢——表姐爱尔莎在一起。他后来向朋友仓格尔承认：“你知道，她是我去柏林的主要原因。”[478]
就在普朗克和能斯特离开苏黎世的当晚，爱因斯坦兴奋地给爱尔莎写了一封信，描述自己被授予的“巨大荣誉”。“最晚到明年春天，我将一劳永逸地来到柏林，”他欢呼道，“我已经在为我们即将共度的美好时光而欢呼了！”
在接下来的一周，他又发出了两封这样的信。“一想到我将很快来到你处，就感到欢欣鼓舞。”第一封信这样写道。几天后他又说：“不久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让我们共同欢呼吧！”对于吸引他到柏林的几个因素：无与伦比的科学群体，所获职位的荣耀和好处，有机会与爱尔莎待在一起……我们不可能确切知道它们孰轻孰重，至少他对爱尔莎说主要是因为后者。“我热切期望去柏林，主要是因为想见你。”[479]
事实上，在这一过程中爱尔莎也助了他一臂之力。不久前，她曾主动拜访了主管柏林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的哈伯，告知她的表弟可能会接受一个柏林的职位。在听说爱尔莎的这一行为之后，爱因斯坦非常高兴。“哈伯知道他在和谁打交道。他懂得如何评估一位友好的女性老朋友的影响……你若无其事地去拜访哈伯是典型的爱尔莎（风格）。你没有把此事告诉别人吧？或者你仅和自己顽劣的内心商量过？要是我能旁观该多好！”[480]
甚至在搬到柏林之前，爱因斯坦和爱尔莎就已经开始通信，宛如一对夫妻。爱尔莎担心爱因斯坦疲劳过度，寄给他一封长信，提醒他应该多多锻炼和休息，注意健康饮食。他则回信说，他打算“吸烟像烟囱，工作像骡马，饮食无所顾忌不加选择，至于散步，只有有了真正合宜的同伴才愿意进行”。
然而，爱因斯坦明确表示，爱尔莎不要指望他会抛弃妻子。“在不伤害她的情况下，我俩才能过得很愉快。”[481]
的确，甚至在与爱尔莎的鸿雁传情中，爱因斯坦也试图做一个真正的居家男人。1913年暑假，他决定带妻子和两个儿子与居里夫人及其两个女儿一同徒步旅行，穿过瑞士东南部的山脉抵达科莫湖。12年前，他曾和米列娃在那里度过了最为激情和浪漫的时光。
然而，爱德华因患病而无法远行，米列娃留下来与朋友们一同照看，数天之后在他们快到科莫湖时才加入。旅行期间，居里夫人曾要爱因斯坦说出所有山峰的名字。他们也讨论科学，特别是当孩子们在别处玩耍时。有一次爱因斯坦忽然停住脚步，抓起居里夫人的胳膊。“你知道，我需要弄清楚的恰恰就是当升降机从空中落下时其中的乘客会怎么样。”他指的是关于引力与加速的等效原理。居里夫人的女儿后来说：“这样一种动人的全神贯注使他们年轻人乐不可支。[482]
随后，爱因斯坦一家去了米列娃在诺维萨德的家，还去了米列娃的家人在卡奇（Ka
)村的避暑别墅。在塞尔维亚的最后一个星期天，米列娃独自带孩子们去受洗了。汉斯•阿尔伯特后来回忆说，自己当时听到了美妙的歌声，3岁的弟弟爱德华则只顾捣乱。至于他们的父亲，倒是显得很乐观，随后又有些茫然无措。“你知道结果如何吗？”他对胡尔维茨说，“他们成了天主教徒。好吧，这对我来说都一样。”[483]
然而，家庭和睦的外表掩藏不住婚姻关系的恶化。在访问了塞尔维亚之后，爱因斯坦出席了在维也纳举行的德国物理学家年会，之后独自去了柏林。在那里他又见到了爱尔莎。“现在我有了这样一个人，一想起她就能产生真正的愉悦，我为她而活着。”他对爱尔莎说。[484]
爱尔莎的拿手好菜成了他们通信的一个主题。这与十几年前他同米列娃的通信和关系形成了鲜明对照。他与爱尔莎写信谈论的都是食物、安宁、保健、喜好等居家琐事，而不是卿卿我我地分享爱情的甜美，交流灵魂的愉悦和思想的洞见。
尽管关心着这些俗事，爱因斯坦仍然幻想着他们的关系能够免于落入俗套。“要是在这些天中的某一天，我们能够不落俗套地操持一下家务，那该多好！”他写道，“你还不懂得摈除奢华，崇尚简朴的生活是多么美好！”[485]爱尔莎送给他一把梳子，他一开始还自鸣得意，认为自己在个人打理方面已经进步不小，但很快就回到了更邋遢的样子。他半开玩笑地告诉爱尔莎，这是为了防范庸俗和小资。这些话他也曾用在米列娃身上，只是更为诚恳。
爱尔莎不仅希望使爱因斯坦就范，而且想嫁给他。甚至在爱因斯坦搬到柏林之前，她就写信敦促他跟米列娃离婚。就这样，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开始了，直至她最终取得胜利。但在目前，爱因斯坦还不同意。“如果一方不掌握对方罪责的证据，”他问道，“你认为离婚很容易吗？”虽然他不准备与米列娃离婚，但实际上已经分居，这一点爱尔莎应当接受。“我对待妻子就像对待一个不能解雇的职员，我有自己的卧室，避免和她单独在一起。”爱尔莎对爱因斯坦不想娶她很是沮丧，而且担心这种不正当的关系会对她的两个女儿产生影响，但爱因斯坦坚持说，结果最终会让人满意的。[486]
不难理解，米列娃对搬往柏林沮丧至极。在那里，她必须面对从不喜欢自己的爱因斯坦的妈妈，还有那位表姐，此时她已经敏锐地把后者当成了自己的对手。此外，柏林对斯拉夫人甚至还不及对犹太人宽容。“我妻子喋喋不休地向我抱怨柏林，说害怕那边的亲友，”爱因斯坦写信给爱尔莎，“这不无道理。”在另一封信中，在说到米列娃害怕她时，他加了一句：“我正希望如此！”[487]
事实上，他生活中的所有女人此时都在彼此争斗——他的妈妈、妹妹、妻子以及那位过从甚密的表姐。随着1913年圣诞节的临近，爱因斯坦一门心思投入到了推广相对论的工作中，以此来避免家庭纠葛。这又一次清楚地表明，科学如何把他从纯个人的事务中解救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对科学的爱愈发执着，”他告诉爱尔莎，“因为它使我从泪水的苦海中无怨无悲地升至宁静之地。”[488]
1914年春，就在他们搬往柏林前夕，爱德华患上了中耳炎，米列娃带他到阿尔卑斯山的一处度假胜地疗养。“这也有好的一面。”爱因斯坦对爱尔莎说。他将独自去柏林，而且“为了尽情享受这一刻”，他决定逃开巴黎的一次会议，从而早点到达。
在快要离开苏黎世时，一天晚上，他和米列娃去胡尔维茨家出席了一场告别音乐会。为了让米列娃高兴起来，演出曲目又一次突出了舒曼的，但没有奏效。她独自坐在角落里沉默不语。[489]
柏林，1914年
1914年4月，爱因斯坦迁入了位于柏林市中心以西的宽敞新居，这是米列娃到柏林过圣诞节时挑选的。在爱德华的中耳炎有所好转之后，她4月底来到柏林。[490]
爱因斯坦超负荷的工作和精神压力使他的家庭生活更加紧张。他已经开始了一项新的工作（实际上是三项新的工作）还要时断时续地努力推广他的相对论，将它与引力理论结合起来。例如，刚到柏林的4月间，他与朋友埃伦菲斯特频繁通信，讨论如何计算磁场中旋转电子所受的力。他根据这样的条件提出了一种理论，后来意识到它是错的。“天使露出了一半尊容，”他对埃伦菲斯特说，“进一步揭开时，一个魔鬼显现了出来，我跑掉了。”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他对柏林生活的评论（实际情况也许超出了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我真的很喜欢当地的亲戚们，”他说，“特别是一位和我年纪相仿的表姐。”[491]
4月底，米列娃到达柏林。来访的埃伦菲斯特觉察到她的忧郁和对苏黎世的思念。爱因斯坦却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他有一种印象认为，家庭占用了他太多的时间，他有责任完全专注于工作。”儿子汉斯·阿尔伯特后来这样回忆灾难性的1914年春天。[492]
夫妻关系涉及一些最神秘的自然力量。有很多闲言碎语，但都很难证实。爱因斯坦曾多次向他的朋友——特别是贝索夫妇、哈伯夫妇和仓格尔夫妇——痛心疾首地说，他们将会见证他的婚姻破裂，尽管他自己无疑负有责任。
也许需要责备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婚姻的破裂是一个盘旋下行的螺线。在感情上，他已经变得内向而孤僻，米列娃则变得更加冷漠和阴郁，双方互相影响。爱因斯坦通过投入到工作中来避免个人感情的伤痛，米列娃则苦于个人梦想的破灭，愈发怨恨丈夫的成功。她的嫉妒使她对任何与爱因斯坦亲近的人都心生敌意，甚至是他的妈妈（感情是相互的）和朋友。在一定程度上，她那不信任的性情固然是由爱因斯坦的冷漠引发的，但它本身也是一个原因。
搬到柏林之后，米列娃至少与萨格勒布的一位数学教授弗拉基米尔·瓦里查克保持着暧昧关系，后者曾经挑战过爱因斯坦对狭义相对论应用于旋转圆盘的解释。爱因斯坦对这一情况心知肚明。“他与我的妻子关系暧昧，不能因此而怨恨他们中的任何一方，”他6月给仓格尔写信说，“它只能使我愈加痛苦地感到孤独。”[493]
到了7月，尘埃开始落定。在这场纷争中，米列娃和两个儿子搬到了哈伯的住处。哈伯曾经招聘过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的办公室所在的研究所就是由他负责的。哈伯本人的家庭就很不幸。他的妻子克拉拉反对哈伯参战，因斗争无果而于一年后自杀。不过目前，克拉拉是米列娃在柏林唯一的朋友。随着爱因斯坦夫妇的冲突渐趋公开，哈伯成了他们的调解人。
7月中旬，爱因斯坦通过哈伯夫妇向米列娃发出了一份残忍的最后通牒，期望停火。这是一份令人惊讶的合同，爱因斯坦冷峻的科学方法、个人的敌意以及感情的疏远在其中表露无遗。全文如下：
条件
米列娃接受了这些条款。当哈伯转达了她的回应之后，爱因斯坦又给她写了一封信，“以便你完全明白目前的形势”。之所以准备重新住在一起，是“因为我不愿失去孩子们，也不愿他们失去我”。“和睦的”关系是不大可能达成了，但他还是打算保持一种“事务性的”关系。“个人方面必须缩小到很小一个范围，”他说，“不过我为此向你保证，我会以恰当的态度对待你，就好像我面对的是一个陌生女人。”[495]
直到这时米列娃才意识到，他们的关系已经无法挽回。他们于一个星期五到哈伯家会合，花了三小时拟出了一份分居协议。爱因斯坦同意每年给米列娃和孩子们提供5600马克，这只占其基本工资的一半。哈伯和米列娃到律师那里签订这份协议；爱因斯坦并没有同往，而是让从的里雅斯特赶来的朋友贝索代表他。[496]
爱因斯坦从哈伯家出来，径直到了爱尔莎的父母（也是他的姨妈和姨父）家。由于外出参加晚宴，他们很晚才回到家。他们得知这一消息时“心里有些不悦”，但还是让他住下来了。此时，爱尔莎和两个女儿正在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区避暑，爱因斯坦写信给她说，他现在正睡在楼上她的床上。“真是奇怪，使人觉得这般困惑，”他告诉爱尔莎，“这张床与别的床没有什么不同，就好像你从未躺在上面睡过一样，但我觉得它很舒服。”此前爱尔莎曾邀请他到阿尔卑斯山来看她，但他说他不能，“因为担心再次破坏你的名声”。[497]
他向爱尔莎保证，离婚已经箭在弦上，并称这是为她做的“一种牺牲”。米列娃将会搬回苏黎世照看两个儿子。当他们来看望父亲时，会在一个“中性地带点”，而不会在他与爱尔莎的住处见面。“这很合理，”爱因斯坦向爱尔莎承认，“因为让孩子们看到他们的爸爸和一个并非他们妈妈的女人在一起是不合适的。”
与孩子们分开使爱因斯坦心痛万分。他表现得好像对个人感情很超脱，有时也的确如此。但每当他想起儿子们不在身边的生活时，就会变得很动情。“倘若我的感受不是如此，那我就真是个怪物，”他对爱尔莎说，“我曾经在无数个日日夜夜抱着这两个孩子，或者用婴儿车推着他们到处走，同他们游戏，爬上爬下，嬉戏逗乐。以前我一出现他们便要欢呼，小儿子直到现在也还会欢呼，因为他太小了，不可能明白眼前的情况。现在他们将一去不复返了，而在他们的脑海里，父亲的形象正在被销蚀！”[498]
1914年7月29日早上，在贝索的陪同下，米列娃和两个孩子登上了开往苏黎世的火车，离开了柏林。哈伯和爱因斯坦去了火车站。整个下午和晚上，爱因斯坦“像小孩子一样号啕大哭”。对一个自得于回避个人事务的人来说，这一瞬间充满了痛楚。感情深厚的他曾经疯狂地爱上了米列娃，并且培养了与孩子们的亲情。这是他成年后极少数几次哭泣中的一次。
第二天，他看望了母亲保莉妮，心里好受了一些。保莉妮从来没有喜欢过米列娃，对她的离去很高兴。“哦，要是我们可怜的爸爸能够亲眼见到就好了！”保莉妮在谈到分居时说。保莉妮甚至说她对爱尔莎很满意，尽管她们偶尔有过不和。爱尔莎的母亲（保莉妮的姐姐）和父亲似乎也对事情的了结感到高兴，只是同时也表达了不满，即爱因斯坦对米列娃在经济上过于大方了，这意味着留给他和爱尔莎的收入要“少一些”。[499]
整个事件使爱因斯坦精疲力竭，他决定不准备再婚了，尽管一个多星期前他曾对爱尔莎说过相反的话。这样他不必正式离婚，这是米列娃强烈反对的。这个消息使正在度假的爱尔莎“失望之至”。爱因斯坦试图打消她的疑虑。“对我而言，除你之外再也不存在另一位女性，”他写道，“我之所以会对结婚一再望而却步，并非因为我缺少真正的感情！我是不是对舒适的生活、对漂亮的家具、对自己招来的憎恨，甚或对变成某种贪图安逸的中产阶级感到恐惧？我自己都不清楚。不过你会看到，我将永远忠实于你。”
他坚称，她不应当因为与一个不与她结婚的男人为伍而感到羞耻，或者让人可怜她。他们将在一起散步，并且相互支持。如果她能付出更多，他将心存感激。但不结婚将使他们不致沧为“贪图安逸的中产阶级”，防止他们的关系“变得平庸乏味”。在他看来，婚姻只能起限制作用，这是他本能抗拒的。“我高兴的是，我们之间温情脉脉的关系不必堕落为小市民的庸俗习气。”[500]
曾几何时，作为灵魂伴侣的米列娃恰恰能够对这种不拘于传统的观点产生共鸣。爱尔莎不是这样的人，吸引她的是一种舒适安逸的生活，婚姻也是如此。不结婚的决定她可以接受一时，但不能接受一世。
与此同时，爱因斯坦与米列娃就各个方面展开了拉锯战，比如钱、家具以及据称米列娃向孩子们灌输的对他的“恶语中伤”。[501]而在他们周围，一个链式反应正在将欧洲拖入历史上最不可理解的血战之中。
毫不奇怪，爱因斯坦通过投入科学来回应所有这些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