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借我一英镑

斯图尔特:

真是没想到!《爱德华人》杂志居然活到了今天。但我很高兴,这份杂志至今犹在。圣爱德华中学也活到今天,这又是一个惊喜。他们把英国的所有文法学校都裁掉了,把它们变成了普通中学和高中。学校合并来合并去,不知怎的,就是没有把圣爱德华中学给合并了。好像没有人管我们。所以,这所学校至今还在,靠各地的毕业校友供稿的这份杂志至今还在。在毕业之后的头几年里,我不怎么关心这些事。现在毕业差不多15年了,我对母校的事却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你在杂志上读到某一个熟悉的人名,记忆的闸门就哗地打开了。校友们从世界各地寄去文章,讲述各自的近况。天哪,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贝莱现在竟然负责整个东南亚的生意!我记得当年老师在课堂上问他,泰国的主要农作物是什么?他回答,晶体管收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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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利弗说,学校里的事,他什么都不记得了。他说——他怎么说的来着?——他说,即使把石头扔进他记忆的井里,也不会溅起任何水花了。每当我把《爱德华人》杂志里写的人和事告诉他的时候,他总是哈欠连连,问,谁啊?语调极其无聊,但我不相信他不感兴趣。只是他没有主动说起过这个学校的事情罢了。在别人面前,他或许在吹嘘他上过更牛的学校——伊顿或别的什么学校。他这样做,我并不奇怪。我一直以为,你本来是什么,就是什么,不应该去伪装成别的。但是,奥利弗以前一直说我的想法不对,还说你假装什么,就是什么。

我与他太不一样了,你也看出来了吧。有时候别人真的奇怪我们俩怎么成了朋友。他们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我能感觉到。他们觉得我与奥利弗交了朋友,是我的幸运。奥利弗让人难忘,他能说会道,他去过远方,他会说外语,他熟悉艺术——岂止是熟悉——他即使穿上一件并不合身的衣服,他的朋友们也都会说穿在他身上就是时尚。这些我都不会。我总是词不达意,当然在工作场合除外。我去过欧洲和美国,但我没有去过尼尼微和遥远的奥弗;我没有多少时间去搞什么艺术——确实没有时间——但是,你要知道,我没有任何反对艺术的意思(有时候我也在汽车的收音机里听一场不错的音乐会,与大多数人一样,假期里也会看上一两本书);我不太在意穿着,上班的时候只求利索,回家的时候只求舒服。我以为,奥利弗喜欢我,就是因为喜欢我本来的样子。我去学奥利弗的样,是毫无意义的。啊,对了,我们俩还有一大不同:我有很多很多的钱,奥利弗却几乎身无分文——至少没有任何知道钱为何物的人称作钱的那种东西。

“借我一英镑。”

这是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那时我们的座位挨得很近。那时我们都是15岁。我们在同一个年级已经两个学期了,却没有真正说过一句话,因为我们有各自的朋友。再说,在圣爱德华学校,座位是按照上一学期的期末成绩排定的,所以,我们不可能坐得那么近。不过,或许是前一个学期我的成绩上去了,或许他的成绩下降了,或许两种情况兼而有之——总之,这次我们总算坐在一起了。奈杰尔——当时他叫奈杰尔——开口向我借一英镑。

“借钱干啥?”

“太无礼了!你为什么想知道这个?”

“不了解贷款的用途,审慎的财务经理是不会批准发放贷款的。”我答道。这句在我看来完全在理的话,不知怎的,却引发了奈杰尔的一声大笑。坐在讲台上的比夫·沃金斯先生抬起头来——这是一节自习课——满心疑问地瞟我们一眼。说实在的,这眼神不只是带着疑问。这一看不要紧,却进一步触发了奥利弗的笑神经,笑了好一会儿,他才想到应该给老师一个解释。

“对不起,先生,”他终于对老师说,“我向您道歉。真没想到维克多·雨果竟然会如此滑稽可笑。”说完,他又大笑了几声。我感到这一切都是由我而起的。

下了课,他对我说,他在商店里看到一件漂亮的衬衣,很想买一件。我问他这件衬衣二次转让的前景如何——我想着如果他破产了,也好回收我的贷款。这一问让他更乐了。我提出了我的贷款条件:四周内还清本金,加上5%的利息;否则,第五周开始利息升至10%。他说我是一个放高利贷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别人这样叫我。四星期之后,他还给我1.2英镑。每到周末他就穿上新衬衣到处显摆。之后,我们就成了朋友。朋友:我们的主意已定,就这样做了朋友。在那个年纪,你们不用纠结要不要做朋友,自然就做朋友了。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不少人对此很是吃惊,我记得我们就故意做朋友给他们看。奈杰尔假装是我的老大,我假装很笨,竟然觉察不到他在做我的老大。他更装出一副爱出风头的样子,而我则装得更为呆板木讷。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是朋友。

我们后来一直是朋友,即使他上了大学,我没有上;即使他去过尼尼微和遥远的奥弗,而我没有去过;即使我进银行上班,有了一个稳定的工作,而他不断跳槽,最后在埃吉维尔大道边上的一个小巷里做了一名英语教师,教外国人学英语。他教书的这所学校名叫莎士比亚英语学校,校门外,一面霓虹灯做的英国国旗闪烁不停。他说,他之所以接受这份工作,就是因为这面霓虹灯国旗总让他热血沸腾。不过说实在的,真正让他热血沸腾的是钱——他太需要这份工资了。

接着,出现了吉莉安,我们就成了三人了。

吉尔与我说好了,不对任何人说起我们相识的真实经过。我们对外的一致说法是,我办公室一个叫詹金斯的同事下班后带我去附近的酒吧喝酒,我们巧遇了他的某一个前女友,而吉莉安碰巧与她在一起,其实她们也不甚相熟。我与吉莉安一见如故,之后很快又约会了一次。

“詹金斯?”奥利弗听完我用不甚肯定的语气讲述的这个故事之后问道。其实我紧张的是,怕他问及吉莉安。“他是套利交易员吗?”奥利弗喜欢假装知道我的工作情况,嘴里不时蹦出这个奇怪的词,以显示他对一切都了如指掌。现在我一般不理他那一套。

“不是,”我说,“他是新来的,不过他年纪很大了。他没干多久。干不了。”这是实话。我之所以挑选了詹金斯来说事,是因为他刚刚被炒了鱿鱼,以后不会有人碰到他。

“好了,他在那里上班的时候,至少给了你一份幸事。”

“一份什么?”我问道,一脸的愚笨。他笑了一下,一脸的老练。

说实在的,与人打交道,我从来不在行。有些人天生善于与人交往,有些人就不行。我的家庭不像别人家,不是什么大家庭,没有那么多兄弟姐妹,也不会有各种各样的表妹堂哥“冒出来”,我在家里的时候,这个家就一直冷冷清清的,没有多少亲戚来往。我20岁的时候,父母过世,姐姐搬到兰开夏郡,做了护士,结了婚。这个家也就散了。

现在我一个人住在斯托克纽因顿的一间小公寓里,按部就班地上班下班,有时也熬个夜,形影相吊,十分孤单。我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外向型性格的人。即使我遇到我喜欢的人,我也不会在他们面前多说两句,多问几个问题,以表示我喜欢他们,相反我会闭嘴歇声,好像我不指望他们会喜欢我,好像我不觉得他们认为我很风趣。结果,他们也就看出我确实不是一个很风趣的人——这倒没冤枉我。以后我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但并不下决心加以改正,让自己变得善于交际,相反我还是麻木不仁,一如既往。在这个世界上,有一半的人总是自信满满,另一半的人则自卑不堪。我不知道如何从自卑的世界一跃进入自信的世界。为了做一个自信的人,你首先就得有自信: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广告不错,标题是:“年轻有为的专业人士?25~35岁?工作太忙碌,社交无起色?”这个广告,做得真不错。没有鼓动大家一窝蜂地赶往度假胜地,进行无上装狂欢。也没有流露这样的信息:缺乏社交,全是你自己的错。缺乏社交,这甚至也是发生在最优秀的人士身上众多事情中的一个。一个明智的补救做法是,花上25英镑,坐到伦敦的一家酒店里,喝上一杯雪利酒。即使事情不见得有起色,但是保证不会让你受到侮辱,这是毋庸置疑的。

我觉得,他们应该给我们每一个人发一个姓名牌别在胸前,就是某个大型会议上常见的那种。但是我又觉得,他们会认为,那样一来就暗示我们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说。有一个人,应该是主办方的人,在分发雪利酒,每见一个新到的人,就领着这个人与大家见面。因为来的人太多了,他记不住所有人的名字,所以我们只好自报家门。或许他是故意不记我们的名字的。

我正在与一个有口吃的男人说着话,他在接受培训,准备做房地产经理。这时,主办方的人带着吉莉安进来了。这个家伙口吃,这个情况倒让我增添了几分自信。这话说起来有点残忍,但是以前我经常遇到这样的事:你觉得自己口才平平,说出的话平淡无奇,可边上的家伙突然慧根大开,口吐莲花。是的,我经常遇到这样的事。这差不多成了一个最原始的生存法则:找一个比你差的人在身边,这样你就心花怒放了。

或许,“心花怒放”这词有点儿夸张,但我还是给吉莉安讲了一两个奥利弗给我讲过的笑话,我们两人都说见到这么多人真是不自在。聊着聊着,我发现吉莉安有一半的法国血统,这下我有话说了,而那个房产经理想说说德国的事,但我们没有任何兴趣。我还没有太弄清楚这里的情况呢,就把半个肩膀转过去,将房产经理撇到一边,对吉莉安说:“瞧,我知道你刚到这里,但你不想找个地方吃晚饭吗?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今晚没空,下次也行。”不瞒你说,我对自己说出这样的话都感到不可思议。

“你觉得我们这么快就离开这里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

“不是必须先与所有人见面吗?”

“不是必须这样的。”

“那好吧。”

她对我笑笑,低下了头。她很羞涩,这我喜欢。我们出了门,来到一家意大利餐厅吃晚餐。三星期之后,奥利弗从某一个充满奇光异彩的地方回来了,于是我们就成了三人。整个夏天,我们仨,就像那部法国电影。电影里的几个人成天在一起,骑着自行车兜风。

吉莉安:

我不羞涩。我只是紧张,不羞涩。这不是一回事。斯图尔特才羞涩呢。一开始就看得出来,很明显。他手拿雪利酒杯站在那里,太阳穴都微微沁出了汗,显然一副无所适从的样子,但努力地想克服这种不适,看他那样真是痛苦。当然,在这样的场合没有人会感到轻松自在。那一刻,我觉得,这真有点儿像人口市场,我们没有受过这种培训,我们的社会不提供这样的培训。

斯图尔特一上来就讲了几个笑话,但一点儿也不好笑,因为他太紧张了,而且我觉得这些笑话本来就不好笑。然后我们说起了法国,但他说的仍是老一套,说什么光闻气味都能分辨这是法国的什么地方,即使蒙着眼睛也能分辨。但重点是,他很认真,无论对我,还是对他自己,都很认真。你知道的,这太感人了。真的感人。

我在想,那个想聊德国的口吃男人不知后来怎么样了。希望他找到了人。

我在想,詹金斯不知后来怎么样了。

奥利弗:

别告诉我,让我猜猜。让我把我的心灵感应全部集中在我朋友斯图[1]那可爱的、有点儿打皱的肥臀上。肥臀?我的意思是,他的臀部非常突出:霍屯督人[2]的臀部。

《祖与占》?我记得没错吧?我想没错。以前他提过一次,但只是向我,从来没向吉莉安提过。《祖与占》。奥斯卡·威内尔,那个家伙身材矮小,一头金发,另外——真还说不准——或许也有个肥臀;让娜·莫罗;还有那个个头高大、一头黑发、举止优雅、长相迷人的家伙,满口的牙齿长得真好,直叫人想亲吻(他叫什么名字来着)。唉,演员倒没问题,唯一的问题就是记不住情节了。他们整天一起骑车,过桥,一起嬉闹,对吗?我想是这样的。《祖与占》这部电影是不错,但远非二战后电影史上最重要的一部,斯图尔特挑选这部电影作为他学习法国文化的参考资料,倒是他的典型做法。我最好提前给你提个醒,斯图尔特是这样一种人,他竟然把莫扎特的《第21钢琴协奏曲》与《艾尔维拉·麦迪根协奏曲》混为一谈[3]。说起古典音乐,他最喜欢的就是弦乐队模仿鸟叫或钟鸣,要不就是模仿小火车爬过山岗的轰鸣声。这难道不是老土得太可爱了吗?

或许他修过一门法国电影课,目的就是为了钻研泡妞的技法。你要知道,泡妞可从来不是他的强项。我经常帮他,为他安排四人约会,但是到最后往往是这样的局面:两个女孩都为了我而吵起来,斯图尔特则躲在角落里生闷气,展现着一个老顽固的全部魅力。哎呀,那真是令人伤心的场面。我担心我的斯图尔特日后会指着我的鼻子骂我。

“你应该多帮我。”有一次,他非常难过地向我抱怨。

“帮你?帮你?我找来女孩子,我介绍给你,我还费劲地推动晚上的气氛向上走。而你呢,枯坐一旁,怒视远方,活像《众神的黄昏》里的哈根[4]——请原谅我用了这个典故。”

“我有时候觉得你请我来,只是让我来买单。”

“我当年要是在股票牛市里抽了身,”我这样提醒他,“而你,我的好朋友,失了业,带了两个这么棒的女朋友来,我一定会荣幸之至地买单的。”

“对不起,”他说,“我只是觉得你不应该对她们说我在女人面前没有一点儿自信。”

“啊,原来你对这一直耿耿于怀哪。”现在我开始明白了,“约会最终的目的是让每个人都舒心。”

“我觉得你不想让我得到一个女朋友。”斯图尔特悻悻然,下了这个结论。

这就是为什么当我看到他找了吉莉安时感到非常吃惊。谁会相信这事?还有,谁会相信他是在一个酒吧搭上她的?请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吉莉安,穿着齐臀缎子裙,坐在吧台凳上;斯图尔特,一边用腕上计算器算出当前日元无比坚挺,一边漫不经心地滑动他的领结;一个男招待,不问也知道休斯先生想要一杯刚出窖的1918年的舍西亚尔,必须倒在可以集聚葡萄酒特有气味的特殊杯子中;斯图尔特,悄悄移到吉莉安旁边的凳子上,不经意地散发出带有他男性性感的微妙麝香;吉莉安,向他借火;斯图尔特,从他凌乱的阿玛尼西装口袋里轻轻取出登喜路玳瑁打火机……

哎呀呀,我的意思是,得了吧。我们来看看实际情形吧。我已经听人轻声细语地讲过这个令人心跳的故事。说实话,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脏。一个设法使自己在下星期被炒鱿鱼的神经错乱的银行职员(真的,你必须神经错乱了,才会被解雇),一天晚上与斯图一起去乡绅酒吧喝一杯下班[5]后的饮料。我让斯图尔特向我数次重复了这个店名:乡绅(Squires)酒吧。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我问道,“这家酒吧的拥有者是一个自视为乡绅的人?或者,这是一个像你这样的乡绅想要开怀畅饮的地方?”

斯图尔特想了好一会儿:“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这么说吧,撇号放在哪里?”

“撇号?”

“是e一撇s(Squire’s),还是s一撇(Squires’)?这可是大有差别的。”

“我不知道,我觉得没有这一撇。”

“肯定有这一撇,即使是下意识的。”我们互相盯着对方看了几秒钟。我觉得斯图尔特根本没有弄明白我在说什么,看他那样子,好像他认为我在有意破坏他的现代版《保尔和维吉妮》[6]。“对不起,你继续讲。”

就是这样,他们俩,温克尔考夫特和斯图,在这个酒吧——不管是Squire’s酒吧,还是Squires’酒吧——大享其乐之时,进来了一位小姐,不是别人,正是温克尔先生的一个老情人,紧随着这位小姐进来的,竟然是我们亲爱的吉莉安。这约会四重奏接下来的进程在正常情况下是可以预料的了,不可预料的只是:这四人当中的一个人是斯图尔特,而在四人约会中的斯图尔特总是愣头愣脑,就像没有打开包装纸的面包棍。他是怎么从这昏暗的地下密牢的默默无闻的状态中突围的呢?我把这个难题抛给了他,当然用了一种更为得体的方式,你懂的。

“我们差不多谈起来了。我们差不多相互熟悉起来了。”

啊,那就是我的斯图尔特。我听到谁在说话?特里斯坦?唐璜?卡萨诺瓦?淘气到无法形容的侯爵吗?不,我听到的是我的伙伴和朋友,斯图尔特·休斯。“我们差不多谈起来了。我们差不多相互熟悉起来了。”

哦,亲爱的,你又用那种眼神看我。你不用说,我明白。你以为我是一个自认为高人一等的下半身动物,不是吗?事实并非如此。或许你没有理解我的语气。我用这种口气说话,只因为斯图尔特是我的朋友。我的老朋友。我爱他,这个斯图尔特。我们的友谊一直可以追溯——一直可以追溯到很早很早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还可以买到单声道唱片,奇异果的名字还没有发明,穿着卡其布衣服的汽车协会代表会向经过的每一个汽车驾驶员致敬,一包金薄片香烟只要四个半便士的银币,你的零钱可以买到一大壶蜂蜜酒。我们就是那样,斯图尔特和我。铁哥们儿。我得说一句,你不要低估我的朋友。有时候他的动作是有点慢,上边的那台老涡轮机不像兰博基尼那么突突地飞转了,但他能成事,能成事。有时候不见得比我慢。

“我能借一英镑吗?”在学校里(那学校叫什么名字?斯图尔特知道,你问他吧)我们坐在相邻的座位上,我向这个迄今为止智力平平,不过经过艰难跋涉,终于登上了一个差强人意的学业高地的男孩抛出了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可以打破僵局的开场白。结果你猜怎么着?他并没有乖乖递上钱来——任何一个暂时被允许呼吸高层空气的识相知趣的小喽啰都会这样做啊。相反,他开始背诵各种贷款条件。利息、百分比、股息、市场运行、市盈率……诸如此类。我想要的不过是区区一英镑,而他差不多要我在《欧洲货币体系》上签字。接着还问我拿钱干什么!好像关他什么事似的!好像我知道似的!我不屑地咯地笑了一声,这一声笑就让那个管理教室纪律的老壁虎很不高兴地朝我抖动了一下他的环状领子。我用一句俏皮话使他平静下来,然后与我这位胖乎乎的、对钱物异常谨慎的新朋友继续谈判。几个月后,我还了钱,丝毫不理会他嘴里利率什么的那一套,因为,说实话,我也弄不懂。从那以后,我们就成了好伙伴和好朋友。

他有过一个女朋友。我的意思是,在吉莉安之前。那是在四个半便士的银币就能买一包金薄片香烟这样的东西的日子里。你知道吗?我给你说说这个,我想他不会介意的——他不愿与她上床。听清楚了,他们没有干那事。他不愿对她窄窄的腰胯为所欲为。这种斯达汉诺夫式[7]的贞洁一连保持了几个月,那个女孩终于忍不住,做出了孤苦的示爱举动,但他正色告诉她,他想更进一步了解她。我说这女孩一直在暗示他,笨蛋,但是斯图尔特不吃这一套。是的,没错,他不吃这一套。

当然,我认为他是在说谎,不过他要走到那一步,那将是需要想象力的。此外,我还有别的证据。科学家已经发现了性与食物之间确定无疑的对应关系,对性的兴趣,与对食物的兴趣密切相关。(你不相信?那么请看这一条:人类最重要的费洛蒙[8],学名异丁醛,在强大的脉冲碳链中,与……豆芽的气味极其相近!好好琢磨这句话,朋友。)如果你以前没有发现,那么你很快就会发现,斯图尔特竟然相信食物之所以存在,其最主要的理由是为了掩盖食物下面的这个碟子上的隐秘图案。但是,用古老的筷子夹菜,那速度,没有几个人能比得过我——年轻时的奥利[9]。这可不是吹牛。

因此,在人类行为的相关方面,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太多麻烦。我从来不让家庭来妨碍我。可能我风流种的名声使斯图尔特男子气概全无。在莎士比亚英语学校的这个工作毫不妨碍我往那个方向发展。课后的单独辅导,即一对一面对面教授。斯图尔特一定打过我房间的电话,知道了我的电话到目前为止是用差不多15种语言应答的。他现在万事大吉了。他得到了吉莉安,不是吗?

说实话,在他悠然地走进乡绅酒吧,然后与吉莉安一起双双出来的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一个固定的女朋友。我的情绪有点儿低落,而这低落的情绪总让我对什么事都看不惯,嘴里总会冷不丁地冒出来古怪的酸话。不过我为他高兴。我怎么可能不为他高兴呢?他们俩第一次一块儿到我家里来的时候,他实在是太可爱,太小狗模样了:摇尾乞怜、叼骨讨好,连我都差一点儿要抚摸他的耳背帮他挠痒了。

我好好布置了一下公寓,否则真会把客人吓跑的。我拉上摩洛哥窗帘,窗帘下摆不那么规整地盖住了沙发,把《奥菲欧》第三幕的唱片放到唱机的旋转垫上,点上一炷埃及线香——这样就算收拾好了。颇有一种欢迎来到奥利家的效果,我想。噢,我本来可以把房间布置得更好一些——挂上一张斗牛海报,让斯图尔特觉得轻松自在——不过我发现,一个人不能完全掩盖其个性,否则他的客人来了之后,不会留下什么印象。听到门铃响起,我赶紧点上一支高卢香烟,准备迎接我的末日。说不定是斯图尔特的末日,且看事态发展。

她没有问我为什么大白天还紧闭窗帘。近来,我对这一怪癖的解释已经变得越发巴洛克化了:从一种罕见的眼疾到对早期的奥登[10]致以永不消退的敬意,我发现现在我可以做到话在嘴边张口就来。也许,斯图尔特早就对她打过预防针。

“你好,”她说,“斯图尔特老跟我说起你。”

听了这句话,我做了玛卡洛娃[11]在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一个动作,好让大家都放松下来。“啊,上帝,”我站在摩洛哥窗帘旁边,说道,“他没有泄露我战争受伤的秘密吧?说真的,斯图尔特,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阿尔巴尼亚佐格一世国王的后裔的,但这也用不着到处吹嘘啊。”

斯图尔特碰了碰她的胳膊——我以前从来没有看到他表情自然地做过这个动作——然后低声地说道:“我对你说过,他讲什么你都不要信。”她点点头。我突然奇怪地感觉到我不在多数人的那一边。那的确很奇怪,因为他们只有两个人,而通常有需要更多的人,才能让我产生少数派之感。

让我来重构一下她那天的模样。我没有在记忆的行李寄存员那里存下她的面容和外表的精确模样,但我觉得,她当时穿了一件颜色介于鼠尾草与拉维纪草之间的衬衣,一条灰色的501s [12]水磨石洗牛仔裤,脚穿一双绿袜子,一双荒唐可笑毫无美感的运动鞋。栗色的头发梳向后面,夹于耳际,自由地背在后面;不施粉黛的脸一色白净,突出了她棕色的大眼睛;樱桃般的小嘴和挺括的鼻子处于锥形的椭圆脸庞的较低位置,使她傲慢的额头更加醒目。我不由自主地发现,她的耳朵几乎没有耳垂,毫无疑问,这种现在越来越多见的遗传特征连达尔文都无法解释。

是的,我想那就是她打动我的地方。

我不是那种在外围费劲地啰唆了一圈之后才最后说到紧要的私人问题的人。我不会大谈特谈当下的新闻事件来转移鸟巢里的一只凤头麦鸡的注意力:东欧的政治骚乱,非洲的最新政变,鲸鱼的生存概率,当前悬挂在格陵兰岛的衣钩[13]上的令人讨厌的低压涟漪。我把台湾乌龙茶端给吉莉安和她的“乡绅”之后,马上问她多大年纪,做什么工作,她的父母是否健在。

斯图尔特看上去就好像兔子抽搐的鼻子,但她心情愉悦地回答了所有的问题。我弄清楚了:她28岁;父母(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英国人)分手多年,当年她父亲与一个荡妇私奔了;她自己呢,是一个勤劳的艺术女仆,她的工作内容是让往昔暗淡的颜料重新鲜亮起来。什么?哦,她是古画修复师。

在他们离开之前,我忍不住将吉莉安拉到一边,凑近脸告诉她我的一个金光闪闪的看法:运动鞋配501s牛仔裤,说实在的,绝对是一场灾难;这大白天的,就她这身打扮,穿街走巷一路走到我的公寓,不招致别人的公开嘲笑才怪呢。

“告诉我,”她问道,“你没有……”

“什么?”我催她把话讲完。

“你没有……你没有化过妆吧?”

[1]斯图尔特的昵称。

[2]The Hottentot,南部非洲的种族部落,他们自称科伊科伊人,主要分布在纳米比亚、博茨瓦纳和南非。在体形特征上,该种族的妇女大多臀部肥大,为其他人种的三四倍,医学上称之为臀脂过多。历史上,欧洲猎奇者曾将她们作为“动物”到处展览,牟取暴利。

[3]《第21钢琴协奏曲》,是莫扎特1785年创作的作品。1967年,大获成功的瑞典电影《艾尔维拉·麦迪根》(Elvira Madigan)使用了该协奏曲的第二乐章,使得该协奏曲的第二乐章也被称为《艾尔维拉·麦迪根协奏曲》

[4]哈根是瓦格纳创作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第四部《众神的黄昏》的主要角色之一,以邪恶、狡猾著称。

[5]post-Arbeit,原文为德语。

[6]法国作家伯纳丁·德·圣皮埃尔(Bernardin de Saint-Pierre, 1737—1814)所著的爱情小说,讲述的是发生在法属毛里求斯岛上的一段青梅竹马的爱情故事。

[7]指苏联煤矿工人阿列克谢·斯达汉诺夫(Aleksey Stakhanov),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苏联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全国开展名为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运动。

[8]Pheromone,信息素。个体分泌到体外,能被同物种的其他个体通过嗅觉器官察觉,并使后者表现出某种行为、情绪、心理或生理机制改变的物质。

[9]奥利弗的昵称。

[10]威斯坦·体·奥登(Wystan Hugh Auden, 1907—1973),诗人,被公认为艾略特之后最重要的英语诗人。

[11]娜塔莉娅·玛卡洛娃(Natalia Makarova, 1940—),俄罗斯芭蕾舞女演员,当代芭蕾史上的传奇人物,同时也是一位极具天赋的音乐剧和戏剧表演艺术家。

[12]美国服装品牌李维斯的一款著名牛仔裤。

[13]从地图上看,格陵兰岛的不少海岸线形状酷似衣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