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页 | 棚内棚外-潘争 | 阅读 ‧ 电子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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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务正业

虽然顺利考入了上译厂，但我妈的专业之路却绝非一帆风顺。由于1960年代中苏关系交恶，从1949年底上影厂翻译片组成立后就一直大量供应的苏联片源骤然减少，厂里就没有苏联电影可配了。不但苏联电影，连追随苏联的那些诸如捷克、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片子也大量减少，就是有也基本是以反法西斯题材的居多，后来就连那些片子也少了，上译厂全年产量从1959年和1960年的每年四十五部的高点大幅下降到1961年的三十四部和1963年的三十七部，之后随着三年大饥荒和一拨接一拨的政治运动，译制片产量更是一路下降，一直降到1967年和1968年的各一部，直到后来随着内参片任务的下达，译制片产量才逐渐回升，从1969年的四部回升到1970年的十七部，厂里的创作生产才渐渐恢复正常。根据《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片目录》的记载：我妈第一部主角戏是在1960年为保加利亚影片《第一课》配音，在之后的十年，由于是新人，难度较大的角色还轮不着她，大多时候还只能配些零碎小角色。从我妈正式加入上译厂的1960年4月到“文革”如火如荼的1969年，“刘广宁”这个名字出现在上译厂译制片演员字幕表上的次数只有二十四次，其中主角戏有三部，分别是保加利亚影片《第一课》（1960年）、阿联酋影片《阿尔及利亚姑娘》（1962年）及苏联影片《姑娘们》（1962年）。那时候上译厂像样的戏并不多，但电影译制片已经引起了相当一批诸如超级译制片影迷张稼峰之类观众的关注，万航渡路上译厂大院门口经常有人前来要求报考，同时也有很多观众给配音演员写信，只是数量没有像“文革”结束后那段时间那么巨大。

我妈加入上译厂的时候正值中国三年大饥荒时期，原本介于脑力劳动和轻体力劳动之间的工作强度对厂里几乎所有演职员而言陡然增大了。由于他们必须长时间在棚里工作，而且演员配音时还必须站着，当时恶劣的食品供应条件很快对他们的个人工作状态和体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妈刚开始工作时并没有像那个时代加入国营单位的新职工一样领到一套烫着红漆字的单位名称的搪瓷饭盆和茶缸，而且连茶杯都是从家里自己带来的。当时万航渡路大院条件很简陋，食堂和澡堂都是跟美影厂合用的。由于那年头社会上的物资供应极为紧张，那时的菜场有时就连青菜都买不到，当时尚未结婚的我妈还会从厂里食堂买些炒青菜带回我外婆家。我妈自称当年吃食堂时她也没觉得苦（当然我也不认为那是件很苦的事情），说是“一个人可以吃一盘菜，而家里一大家子一盘菜，每个人吃不了多少”。虽然在我的记忆里外婆家每餐饭一般都会有很多道菜，但在当时全国大饥荒的时期，就连我外婆家也不得不每顿饭都要称米下锅，生怕吃粮食超量。那段时间，我妈中午在食堂吃饭时如果觉得菜难以下口，她就会花五分钱买一小碗甜面酱，拿菜蘸着酱下饭，倒也觉得颇为可口。

苏秀阿姨曾告诉我，她至今还保留了一个小番茄酱罐，而且是最小的那种，那是三年大饥荒期间她在家里做饭时拿来量米用的。由于副食品供应极度匮乏，居民主食消耗量急剧上升。如果不是精打细算、量入为出的话，基本上配给各家的米肯定是不够吃的，到了月底家中就会发生“无米下锅”的窘况。为了给大家增加些营养，上译厂食堂想办法弄来些兔子肉做给大家吃。由于经常处于饥饿状态，缺乏必要的营养，在那段时间里苏秀最想吃的“美食”竟然是馒头夹白糖。老太太说那时他们这批有一定专业级别的人每人每月有两斤黄豆的配给，所以叫“黄豆干部”，文艺八级以上的人在两斤黄豆的基础上每月会再多两斤白糖，而六级以上的高级知识分子除了有黄豆和白糖配给外每月更有两斤猪肉。此外，在那个年代达到某个级别（好像是文艺九级）的文艺创作人员就会获发一张“上海文艺会堂”（上海市文联所属的文学艺术家俱乐部）出入证，而那些够资格的文学艺术界人士就可以凭这张出入证进入文艺会堂的餐厅吃一根油条，喝一碗罗宋汤，当年他们几位老配音演员就是凭着这个出入证带孩子去那里打牙祭。赵慎之那时也曾带着她的小女儿小妹到文艺会堂吃那一小碗罗宋汤和一根油条。由于食物分量太少，孩子吃不饱，还馋得舔碟子舔碗的。但无论如何像苏秀和赵慎之等人享受的那点待遇在当时已是非常令人羡慕的了，因为像我妈那样刚参加工作的年轻演员们是什么都享受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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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进厂时“文革”还未开始，但经过1950年代那几轮政治运动后，周围的气氛已经很紧张了。我的太公刘崇杰先生曾贵为政协委员和重要统战对象，但身为国民党政府前高级外交官的亲孙女，我妈在进厂头三年就是不被接纳加入厂工会，而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她的出身不好。虽说当时厂里并没有把我妈归为“五类分子子弟”，但她也实在不是工农兵出身，离“根红苗正”的政治标准差得不止一星半点。当年我妈在婚后曾经因小产而休了一段时间的病假，由于不是工会会员，结果到了月底我爸去厂里取我妈的工资时发现钱已被扣得差不多一文不剩了（如果是工会会员就只扣一部分工资，而非会员病假是全额扣除工资的）。后来我妈在上译厂工作了几年后才获准加入工会，那时她虽觉得心里有点愤愤不平，但又觉得厂里在业务上还是培养自己的，也就释然了。从进厂到1960年代末的十年里，哪怕是配些零碎小角色，我妈都下了很大的功夫，而老厂长也尽量会拿合适她的角色让她锻炼，使她的业务很快成熟起来。在初期的“学艺”阶段，我妈有两个诀窍：一个是“偷戏”（在棚里观察老演员工作）；另一个就是看专业书。不管懂不懂，她都在厂图书馆借了诸如《斯坦尼拉夫斯基表演体系》和郑君里的著作《角色的诞生》这类大部头的表演专业著作看。后来我妈说其实当时她也看不懂那些书，最多也只能算是“囫囵吞枣”，但读那些书毕竟是在不断吸收养分，加上她当年经常去观摩话剧，还跟着咽音练声法发明人林俊卿博士的大弟子薛天航先生学习声乐（并因此在薛先生家结识了我的父亲——上海歌剧院小提琴演奏员潘世炎），在语言艺术方面悟性颇高的她就这样快速成长起来了。

虽然在进厂半年后就作为主要配音演员担纲了《第一课》的配音任务，比后来进厂五年才配主角的童自荣进步的速度快了很多，但在其业务工作刚刚半年时，我妈就接到指令要她去“下放农村劳动”。她首先去的地方是上海近郊宝山县大场镇附近的一个公社。在当时全国大饥荒的情况下，上海郊区的各方面条件比市区更差，劳动和生活都很艰苦。我妈说那时她倒不怕艰苦，就是舍不得脱离业务。结果，那次下乡让她整整在市郊农村待了一年，还先后辗转了几个地方。在宝山劳动期间，我妈先是住在一个仓库里，那个仓库前面有一个堂屋，堂屋边上有一个厢房，厢房里住的是一起下乡的男同事，她记得男的有上影厂文学部的王大卫、盛衍泰、丁然、林朴晔、但遇春（早期中国著名导演但杜宇之子），女的有上影厂老演员韩非的夫人李浣青和美影厂特技组的徐桂珍，而我妈是那批人里年纪最小的一个。一开始他们的生活非常艰苦，每天清晨要出“卯时工”，也就是天还没亮就要出工。我妈凌晨空着肚子起床出去干活，卯时工回来才能喝到一碗薄得可以照见人影的稀粥，那粥是由一个当时充当炊事员的女社员煮的，等匆匆喝完那碗稀粥他们就又得下地劳动去了。由于劳动强度大，肚子又吃不饱，早晨下卯时工后喝的那碗粥在上了一两次厕所后就无影无踪了。我妈回忆说那时她觉得所有能吃到的食物好像都不耐饥，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因营养不良而开始浮肿。后来在这个公社待了没多长时间，上面又把他们那批人给换到了另一个也在宝山境内的叫“严家宅”的地方。我妈清晰记得那时上海的交通不太发达，到地处郊县的宝山已经感觉是去很远的地方了。当时我妈在我外婆的陪伴下从家中出发搭电车到位于闸北区的老北站，再换一辆到大场的公交车，而转了几趟车到达严家宅后还要坐“二等车”（就是自行车后面加木板）才能回到住处。在严家宅下放期间，我妈就住在猪圈旁边一处漏风的房子里，后来电影系统下放干部中带队的小干部帮忙把砖缝砌严实了才总算不再漏风了。后来有一次我外婆去探望我妈，看到她的宝贝大女儿住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可把她给心疼坏了。我妈当时住的房间里面还有一间房，是一个老太太带着她两个孙子住的，那个老太太还曾经在上海市区做过娘姨，我妈房间对面的房间是她媳妇住的，而那间屋子还同时充作生产队的食堂。据我妈说那个食堂真是天晓得，所谓的“菜汤”里只是漂了几片菜叶而已，后来这类公社食堂很快就办不下去了。

在不出卯时工的日子里，我妈会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与李浣青和徐桂珍搭公交车去大场，目的就是为了去买一碗不要粮票的枣子粥和两只大饼。那所谓的“枣子粥”其实也就是在一碗白粥上搁一颗枣子，连咸菜都欠奉，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妈觉得有碗不要粮票的白粥喝就已让她很是心满意足了。她总是先在铺子里把那碗粥喝掉，然后把那两只大饼包起来带回去当干粮，以补充食堂饭菜数量的不足。半年后，我妈等一干人又转到了上影农场继续劳动。上影农场的条件已经比宝山农村好多了，有自己办的食堂，还养着猪，但在那年头，猪都饿得不长膘了。当时上影农场场长是上影厂的工会主席，他告诉大家说由于猪圈里没有铺稻草，猪怕冷，睡觉时就只能像马一样站着，不肯躺下去。至于干活，用我妈的话来说就是“干不了也得干啊”。好在当时她只有二十出头，力气也就慢慢练出来了。至于伙食条件，在上影农场时起码早晨起来出工时每人可以有一大碗掺了山芋藤和南瓜的烂糊面吃，总算是比严家宅的稀菜汤好多了，而那时从小到大在家娇滴滴的大小姐刘广宁已经可以每顿吃一大碗烂糊面了。劳动时我妈他们就用木柄的铁搭开生荒，而当地人民公社社员用的锄头是竹柄的，比上影农场的农具还轻便些。我妈颇有些自豪地说她开荒开得比王大卫还好。而天天吃那种山芋藤南瓜烂糊面，居然肩膀上还长出了肉，为此她写信跟我外婆说自己“胖了”。当时他们刚到农场时大家还只能喝河水，后来才有了井水。那时我妈还挖过大粪，她跟另一个男同事负责把积粪敲开。由于大粪很臭，我妈他们干活时得戴着口罩方不至于被熏昏过去。

由于当时天气还很热，农村全都是敞开口的“朝天粪坑”，臭气熏天，很多人因此而得了疟疾。后来我妈也染上了疟疾，但她的病一开始还查不出来，人家的状况是一会热一会冷，而她却不感觉冷，也不闹肚子，就只是发烧，所以疟疾症状并不明显。我妈记得那天是1961年的中秋节，大家都到食堂去领豆沙包。我妈领到了包子张嘴一咬，发现吃到嘴里的包子味道是苦的，同时她人也开始发烧了。由于那时上影农场没有医务室，她就去了嘉定县的一所卫生院看病。农村卫生院条件非常简陋，连验血都没有，卫生院的乡村医生就把我妈的病当感冒治，给她打了退烧针。等回到农场宿舍，我妈躺在木制双层床上，一身身地出汗，汗水把被子都浸湿了，可烧就是退不下去。就那么她整整熬了一个星期，直到体温直线升到了40．3℃，领导才批准她回市区去上海市电影局医务室看病，于是我妈简单整理了一下行李就准备回市区了。由于高烧超过40℃，她人非常虚弱，连行李都提不动，还是请徐桂珍的爱人帮她把行李提到了公共汽车站，她自己手里就拿着一瓶药。当她从上影农场坐公交车到了老北站后就找了个公用电话打回家给我外婆，告诉家里自己回市区了。由于找不到三轮车，我妈就只好自己提着行李搭15路无轨电车，再换乘26路电车回到了淮海中路家中。一到家她立刻就躺倒了，我外婆陪她去了电影局医务室看病，结果一验血就说是疟疾。由于怕疟疾传染家人，家里就在一楼客厅里支了个帐子，让她睡在客厅里养病。我妈是那次在上影农场第三个得疟疾的，她估计是被其他人传染的。回到家后我妈还是一直高烧不退，医生就连续给她打奎宁针。由于奎宁多打对耳朵不好，并且那次医生给我妈打的剂量较大，后来有一段时间她老是觉得耳边有人在说话。在那段时间里，即使是在家里她也睡不安稳，尽说梦话，说的都是农场菜地里的事情。在家养了一个多月后，她的病总算是慢慢好了，但经此一病，我妈人也瘦了，体力也差了，等她回到农场就连铁镐都拿不动了。不久，我妈的一年下放期满了，于是她就回上译厂了。她还记得临离开上影农场时就见到上影厂演员凤凰（舒适先生的第二任太太）前来农场报到了，跟她同去的还有几个刚分配到电影系统的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