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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着镣铐起舞

我在研读《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片目录》时发现，在1950年代的译制片演职员名单上有一些我曾听说过但又感觉很陌生的名字。经过研究，我发现除了如寇嘉弼和陈天国等人是在1950年代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被调离上译厂外，演员潘康、温健、杨文元、邹华、闻兆等人都因各种罪名而先后被捕入狱，而邱岳峰和尚华则由于各自的“历史问题”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在1952年与毕克一起考入上译厂的一共有十人，其中配音演员邹华、闻兆、温健早在1957年就被划成“右派”送去劳改了，而潘康当年是作为当家小生培养的，后来他被认定参加了“黑灯舞会”，并作为“坏分子”被捕判刑。巧合的是前几年苏秀与已故著名作家程乃珊偶尔聊到了这件事，程乃珊亲口告诉苏秀说那个所谓的“黑灯舞会”就是在她先生严尔纯的家族位于铜仁路333号近北京西路口的老宅“绿房子”里举办的家庭舞会。当时只不过跳舞时室内灯光比较暗一些而已，就被人说成是“黑灯舞会”。就那样，一个很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配音演员就被彻底毁了。自从被打成“右派”后，潘康从此销声匿迹，至今不知所终。

1948年邱岳峰短暂的“国军生涯”中那个夜晚发生的事终于在八年后的1956年东窗事发了。东北那边有人检举揭发说，那天夜里被抓的其中一个人后来被国民党枪毙了，来抓人的那群人里其他人谁也不认识，就知道有个长得像外国人的人。于是这件事几经辗转后便查到了邱岳峰头上。邱岳峰一开始爽快地承认了他参与了那次行动，但声明自己并不知道抓的是谁，至于后来那人是否被枪毙则更加无从知晓。由于被专案组逼得走投无路，邱岳峰就只好把当时在杭州话剧团工作的妻子叫回上海一起回忆当时的情形。据说专案组当时对他说：“你就认了吧，其他人也认了，你认了也没什么事的。”就这样，邱岳峰实在没辙了，就只好签字认罪了事。当时在他认罪以后给的处分是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并处留厂察看一年，宣布的时候专案组的人还跟邱岳峰说：“没关系的，这‘历史反革命’帽子过两天就摘了。”1957年，上译厂开始评级，苏秀、姚念贻、张同凝等人被评为文艺十级，本来就只有邱岳峰一个人可以被评为文艺九级，比其他人高一级。最终，已经头戴“历史反革命”帽子的邱岳峰的那个九级自然也就没评上，他跟上面那几位同事一样被评了十级，并从此开始了他持续了二十多年的憋屈生活。他的妻子也从杭州话剧团辞职回沪，就此脱离了文艺工作。为了贴补家用，他太太一开始从里弄里找点儿代加工织毛衣的活儿，每次十件，计件付酬，后来里弄成立了生产组，她就到生产组去工作了。

那时邱岳峰一家已经搬到了南昌路钱家塘里那间十七点二平方米的小房间里。那间房子虽然小，且没有煤气，大家挤在一起烧饭，然而那幢楼已经是整个钱家塘里仅有的带“小卫生”（几家合用一个带抽水马桶的小公共卫生间）的几幢房子之一了。在那个年代住房比较宽敞的都是那些在1949年前已经是明星的人，如赵丹、刘琼、王丹凤等，像邱岳峰那类“后起之秀”的住房情况都不宽敞。其时被孩子们叫作“中国奶奶”的邱岳峰的顾姓继母已跟着邱岳峰的父亲一起来到了上海，两位老人就蜗居在虹桥路上一间小破房子里。1956年，邱岳峰的父亲去世后，他的继母一开始就独自住在那间小房间里，邱岳峰有时还带着孩子去看看中国奶奶，而她有时也会到钱家塘邱岳峰家吃饭，彼此关系非常融洽。再后来中国奶奶生病了，生活无法自理，就搬到了邱岳峰家里与他们一起生活。由于病情严重，老太太在钱家塘住了没多久就在邱岳峰家中去世了。她去世的那天，邱必昌下午放学回家进门后就看见中国奶奶躺在床上，他当时还以为老太太在睡觉，就放下书包自己跑出去玩了。等他在外面玩够了在傍晚时分回到家时，父母就告诉他：“中国奶奶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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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邱岳峰的继母去世一段时间后，他的生母就来到了上海与他们一起住。在邱必昌的记忆里，他的“外国奶奶”能说一口普通话，但她没有那位贤妻良母式的“中国奶奶”那么随和，对孙子孙女们很凶。她喜欢的就只有邱岳峰的小儿子“小三”邱必昱，所以小三一直对她印象挺好。而外国奶奶在“文革”开始时也死在了钱家塘邱岳峰家里。“文革”开始后，造反派就说邱岳峰每月一百零三元的工资“太高了”，就根据“每人每月十二元”的“国家标准”给他发每月六十元的生活费。在那个时期里，邱岳峰整天闷闷不乐，比之前更加沉默寡言，回到家也不谈单位里的事。

如果说邱岳峰的事情还有点儿影子的话，尚华尚二爷头上的那顶“历史反革命”帽子则来得更让人啼笑皆非了。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因为当时规定某特务组织的成员如果佩戴证章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的话就可以不用买车票免费乘车，因此生活不宽裕的尚华为了省点儿车钱就问人借了一枚那个组织的证章挂在衣服上。但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耍的那个小聪明已被人看在了眼里。1950年代初，这桩连他自己都可能已经忘记了的陈年旧事被人检举了出来。于是，一顶分量沉甸甸的“历史反革命”帽子就结结实实地落到了尚二爷的头上，压得他在其后的二十年里一直抬不起头来。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经常看到尚华在演员休息室里与人大声地打着哈哈，非常起劲地，甚至有时是喋喋不休地说着些个家长里短、无关紧要的话题。现在想来他肯定是怕在人群里落单，因此总是不断地在找人说话，就是一些不值得一提的小事情在他的嘴里也能说得很热闹。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里，尚华一直是谨小慎微地过着他压抑而拮据的日子。他不敢乱说话，但又不能不说话。尚二爷小心翼翼地注意与其他同事保持着恰如其分的融洽交流，好不让自己显得孤立，但同时又要时时防着自己“祸从口出”，因此他平时在厂里很会做人，在对着领导时甚至会显得有些“巴结”。要知道一个人长期那样是很苦的，因为他无法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而在那种处境里他又不得不步步小心，不能不处世圆滑。其实许多好打哈哈的人都是那种必须自我保护的人，尚华就那么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背着沉重的家庭包袱，夹着随时可能被揪出来的历史尾巴，战战兢兢而又兢兢业业地当了一辈子其实并不普通的“普通人”。虽然他与大家在同一个空间里工作，但尚华和邱岳峰那类人从内心来说跟其他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的日子很苦涩，内心愤懑但无法表达。一般人如果在工作上遇到不高兴的事还可以使使小性子，但他们绝对不敢。“文革”中尚华在“牛棚”里非常规矩，造反派一喊就恭恭敬敬地连忙应答。一个人扭曲成那样是非常可怕的，但他们就是那样活过来的。

由于家庭人口多负担重，当年尚华和邱岳峰两人经济上都不宽裕。上译厂有一个惯例，就是大家在每月25日向互助储金缴纳五元，而这笔基金就是用于有人困难时用来救急的，而当年他们俩一般到了25日时手头都已经没钱了。好在上译厂有个陈叙一，因为如果没有老厂长，他们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二十年日子恐怕会更难过。由于陈叙一爱才，上译厂这个集体对他们二位丝毫没有歧视，并且由于他们的专业水准高，是这个集体不可或缺的人物，大家对他们还是非常尊重的，而他们也是兢兢业业地工作，非常珍惜他们所拥有的创作机会。也许是那些年从这个集体里“被消失”的潘康、闻兆、温健、杨文元给了他们太多的刺激，我不知道当年他们心里是否有着“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戚戚感，但与那些蒙冤坐牢的同事相比，他们已算是很“幸运”的了。当年在“文革”期间厂工宣队比较注重对诸如程晓桦和童自荣等刚进厂的年轻人进行再教育，而这“再教育”其中一条就是要他们平时注意尚华、邱岳峰等人的一言一行，注意与他们之间的“阶级划分”。就在那么难熬的日子里，邱岳峰和尚华竟然还能完美地演绎出如此多堪称经典的角色，这真是他们的本事。曾经有人说“配音是戴着镣铐起舞”，意思是说配音在创作时会受到原片角色的很大限制，但现在看来邱岳峰和尚华等人才是真正在“戴着镣铐起舞”。

我妈进厂的时候，潘康、邹华、闻兆、温健等人已经因“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坏分子”等罪名而进了监狱，当时在被捕的人里面就还剩下个戴着“右派”帽子的杨文元暂时还没有进去。另外在职演员中邱岳峰和尚华是“历史反革命”，但是这三位每月一百零三元的工资在当时都还保留着。我妈在进厂之前就曾看过杨文元配的民主德国电影《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等译制片，那时厂里还让杨文元配正面人物，但后来就说不能让他配正面人物了，只能配资本家一类的反面人物，而那些本来适合他的正面角色就分配给于鼎了。被捕前的杨文元是个很会说话的人，整天叽叽呱呱的，但在那个年代“喜欢说话”的负面效应大约就是“祸从口出”。根据我妈的记忆，杨文元是在1960年代夏季的某天下午被捕的，他已在1950年代被划成“右派”，只是当时人还留在厂里工作。但他却不服气，认为自己很冤枉，于是就给东欧某国驻沪总领事馆写了一封信为自己辩解。后来这件事被人揭发了，于是他就大祸临头了。我妈很清楚地记得杨文元被捕的那天天气非常热，演员组的演员们在下班后还在一起讨论着事情，大家还纷纷说早点讨论完就回去了，我妈也跟李梓说“如果没事就想回家了”。当时李梓可能已经接到了通知，就回答我妈说“我上去问问看”。过了一会儿，李梓下来跟大伙儿说“再谈一会”。由于我妈觉得实在太热了，就独自出厂门去买了根冰棍。当她吃着冰棍回到会议室时还见到杨文元穿了件汗背心在那里高谈阔论。过了一会，一个上译厂人事科的人走进房间对他说：“杨文元，有人找你。”杨文元“哦”了一声就站了起来，顺手拿起他挂在藤椅背上的短袖衬衫就走了出去。当时大家也没当回事，但过了一会儿就听到说他被抓走了。虽然他是突然被捕的，但我妈估计在人事科的人叫他的时候，杨文元心里就应该已经有数了。待大家惊魂甫定后起身出门回家时，我妈一眼看到由于戴了“反革命帽子”而没有资格参加“群众会议”的邱岳峰脸色刷白地站在门外……

被捕后不久，杨文元即被定为“叛国投敌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为了杀鸡儆猴，在宣判的那天，他戴着手铐被押回到万航渡路上译厂大院内的一号机房当众进行公判。据说当时法院的人在宣读判决后还当众问他“服不服？”，杨文元高声回答：“很服！”之后便在同事们复杂的眼神里被押上警车带走了。可能是由于在里面压力巨大，在宣判现场大家注意到他的头发已经脱落了很多，头上出现了大块大块的斑秃。1961年杨文元在被捕前最后一次出现在电影演职员字幕表上是他担任解说的苏联科教片《蜜蜂和丰收》，在为这部农业科教片配完解说后不久，杨文元自己就在青海开始了他的劳改农场生涯。他一去就是二十二年，一直到1970年代末才由陈叙一设法把刑满后已经留场就业的他从青海劳改农场调回了上译厂。当年被捕时杨文元还只是个三十出头的小伙子，在被判刑并遣送青海后，他的女朋友也毫无悬念地与他分了手。等到平反后再次回到上海时，杨文元已是五十出头的半老头了。

除了杨文元，配音演员温健也是在1957年被扣上“右派”帽子的。当年被捕时他年仅二十四岁，等平反回到上海时也已是年近半百的人了。但与杨文元不同的是，温健体格健硕，个人意志十分坚强。在外地劳动改造的二十余年里，他坚持锻炼身体，保持了良好的体格和精神状态。苏秀在温健回厂后曾经问他：“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你根本没有反党却说你反党，你觉得冤不冤枉？”温健谨慎地给了一个很微妙的回答：“我没有觉得冤枉。我是不想反党，但是我说的话客观上还是起到这样的作用，那就是我错了。”

回厂工作以后，温健每天早晨6点多就推着自行车跑步到厂，然后上班前就在永嘉路大院里进行大运动量的锻炼。因此，尽管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牢狱之苦，1980年代的他依然头发乌黑，肌肉结实，身板笔直，走起路来精神抖擞，与同样在劳改农场待了二十二年的杨文元当时已显得弱不禁风的龙钟老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84年，在我们家从新华路搬到永嘉路上译厂大院旁边的居民楼后，当时正在读高中的我还曾主动要求跟随温健伯伯一起晨练。可练了一段时间后就发现当年还不满十八岁的我体力竟然还比不上当时已五十出头的温健。结果我练了没多久就悄悄打了退堂鼓，溜之大吉了。在温健二十二年的劳改生涯中，他不仅通过坚持锻炼“野蛮其体魄”，并且他还在牢里自学了德语，所以当他从劳改农场回到上译厂后就进入翻译组，成为一名专业德语翻译。1985年，温健第一次作为翻译独立完成了奥地利电影《茜茜公主》的剧本翻译工作。这是他回厂后翻译的第一部大片，温健不但能作文字翻译，更让同事们惊讶的是他竟然在大家看原片时当场口译，而那天观片结束后在场的同事们少有地热烈鼓掌。几十年的铁窗岁月令上译厂损失了一名配音演员，但多了一位优秀的德语翻译。

在1949年上影厂翻译片组建立后的短短十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在这么个只有几十名职工的小厂里就居然有那么多人因为各色政治或非政治的罪名而遭遇不幸，可见当时的阶级斗争打击面之广，强度之高。苏秀曾说过“谢天谢地，还给我们留了一个毕克”。但是，就在她还在为别人的命运而难过的时候，苏秀自己也曾在两件事上遇上过麻烦。其中第一件事是她在哈尔滨读中学时曾参加过一个读书会，读的也就是些当时在国统区哈尔滨属于禁书的托尔斯泰和郭沫若等人的著作，并且她也并不清楚那个读书会是否有什么政治背景和色彩。第二件事是由于抗战胜利后东北在国共两党间几易其手，其间国民党曾在东北搞过一个教授“三民主义”的训练班，而既非国民党员也非三青团员的苏秀去听过几次课。其实一开始组织上并没有掌握那件事，还是苏秀自己主动讲出来的。为此组织上还曾经去东北外调过，结果在那个班的学员名单里并没有发现她的名字，苏秀得以过关。后来在反右开始前的“大鸣大放”阶段，苏秀、胡庆汉、姚念贻正好去北京领奖而不在厂里，令她又躲过了“引蛇出洞”这一劫。等他们从北京回到上海时，反右运动已经全面铺开了，苏秀自然也就噤若寒蝉了。后来丁建华问苏秀：“老苏，你平时说话这么口无遮拦，怎么不是右派呢？”苏秀当时还幽了她一默：“我把共产党看得跟上帝似的，而且我还是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来迎接解放的，所以我怎么能是右派呢？”其实当时别说是从伪满洲国跟着身为国民政府公务人员的丈夫来到上海的苏秀，在反右期间，就连早在解放前就脱离资本家家庭投奔张家口解放区参加革命的时任业务副厂长陈叙一也因为说了句“有打天下的干部，有坐天下的干部”而差点儿被划成“右派”。后来到了“文革”时期，有一天陈小鱼经过淮海中路近瑞金二路的上海市电影局门口时还见到了一张批判她父亲的大字报，在上面加给陈叙一的各种“光荣称号”中有一个便是“漏网右派”。当年在反右开始直至“文革”前主持上译厂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是地下党出身的时任厂长兼党支部书记柯刚，此人在“文革”前因患乳腺癌病逝于上海。

虽然苏秀侥幸逃过了反右风波，但那一网所打的“鱼”的数量在上译厂这么个弹丸之地也实在很不算少了。但令人惊奇的时，在1957年反右运动如火如荼、中国社会动荡剧烈的年头，上译厂作为一个挖出不少“右派”和“历史反革命”的“树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的所在，其译制片生产居然并未明显受到冲击和影响。在风起云涌的“扣帽和抓捕”风潮中，1957年厂里的译制片产量还奇迹般的创造了建厂以来的最高纪录，总共译制了三十四部外国影片。

尽管长期的政治高压笼罩在当时中国社会几乎大部分人的头上，但在这个世界里却总还有些能够自我调节情绪并保持良好心态的人。在上译厂的老演员中，我最欣赏潘我源阿姨的性格。也许大家都姓潘，是本家，我爸见到潘阿姨时总是很亲热地称呼她“大姐”。潘我源出身于国民党元老家庭，她的母亲早年曾由国民党派往苏联留学，与蒋经国是同学，回国后在国民党内历任要职。潘我源的父母很早就离婚了，她跟着母亲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可她并不安于大小姐的日子。1948年，本来她母亲已经安排好她去台湾，结果十九岁的潘我源却跟着她的男友、电影演员夏天等人一起投奔了解放区，从此就与她的母亲天各一方几十年。上海解放后，潘我源与夏天回到上海并结了婚。夏天被分配到上影厂演员剧团，潘我源则先是到上影厂演员剧团，之后又转到上影厂翻译片组担任剪辑工作。苏秀曾开玩笑地说，潘我源虽然出身于国民党高官家庭，但一点也不像个大小姐；她也去过解放区，可也不像个革命干部。当时只有十九岁的她嘴上常叼着根香烟，说话大大咧咧，笑起来不管不顾，“嘎嘎嘎”地像只鸭子，所以她才有了个“鸭子”的外号。后来陈叙一发现了潘我源的声音特色和艺术天分，就尝试让她配些角色，不想却歪打正着，使得音色奇特的潘我源成为配音演员队伍里的一朵奇特的花朵。在演员组里潘我源充当的是“彩旦”的角色。像《凡尔杜先生》中那个中了头彩的女佣人、《冰海沉船》中的女财主、《车队》里的黑人女卡车司机“黑寡妇”等角色简直没人能比她配得更精彩了。此外整个上译厂这么多年以来敢公开跟陈叙一“叫板”的就只有潘我源一个人。她敢在陈叙一“过分挑剔”的时候将他推出录音棚并把棚门反锁上，而老厂长对此的反应也只是在棚外虚张声势地喊着“这个婆娘好生无礼”，此后并无下文。有一次，陈叙一又在录音棚里“横挑鼻子竖挑眼”，潘我源就开始挑衅他，说“你有种自己来配配看！”，看到潘我源跳出来，陈叙一虽然心里有点发怵，但嘴巴却仍然很硬，说“来就来！”，结果那次他最后只证明了“术业有专攻”这句话是对的——尽管陈叙一在话筒前反复练了好几次，试图想跟上口型，但最后已经紧张地满头大汗的他竟然把一句不知道原文是什么的台词说成了“我爸是只大马猴”，引得众人哄堂大笑，这场闹剧方才落幕。后来这个故事成为上译厂的经典段子，最后传到了我这个“译二代”的耳朵里。在厂里，潘我源是最会和陈叙一开玩笑的人。1971年我妈主配苏联电影《湖畔》。由于这是她第一次配如此重的主角戏，在片子完成之后潘我源就问陈叙一：“哎，老头，你说她配的戏怎么样？”老厂长就只轻描淡写地“嗯”了一声，可潘我源却还不依不饶地接着说道：“看样子是不错，要不然你的脸早就拉得跟驴一样长了。”当年上影厂演员剧团有很多演员来上译厂配戏，潘我源跟他们非常熟悉，而根据她的性格就不免也对着他们嬉笑怒骂、无所不为了。当年那些在中国观众心目中大名鼎鼎的著名电影演员康泰、高博、温锡莹在潘我源嘴里变成了“康大鼻子”“高秃子”“温大腚”。不仅如此，她还在配戏时对他们“横挑鼻子竖挑眼”，搞得那几位哭笑不得，只好拱手求饶说：“姑奶奶请你高抬贵手，我们是来讨口饭吃的。”有一次，陈叙一跟老翻译肖章一起琢磨一个词，那个词原文大意是“风骚地兜圈子”，他们俩却一时想不出最恰当简洁的中文语句来表达。这时潘我源恰巧进了小放映间，她拿起翻译稿一看就说：“用‘转悠’不就行了嘛。”陈叙一听了拍案叫绝，并直接采纳。可事情到这儿还没完，接下来陈叙一还“不怀好意”地对潘我源说：“看来你对此很有经验嘛！”潘我源一听就笑骂道：“侬只老屈死！”（上海话“你个二百五”的意思）说罢便扬长而去。这在别人是绝不敢这么跟老厂长说话的，但也就是因为她这样的习性，使得包括陈叙一在内的同事们都挺喜欢她那种直来直去的风格。不过，陈叙一在与潘我源的对阵中倒也不算“全军覆没”。1970年代中，上译厂由万航渡路迁入永嘉路383号新厂区，有一天老厂长正好到二楼演员室来转转，结果又让潘我源给逮住了：“哎，老头，你待着别动！你这个私心也太厉害了，我知道当时上面让我们挑两个地方，一个是南京西路，一个是永嘉路。你干吗不挑南京西路？那个地方交通也方便，我们逛个街也方便，对不对？你非要弄到这儿来，又冷僻，交通也不方便，可就是因为这里离你家近，所以你要这儿！”陈叙一一看又是潘我源跟他叫板，就慢吞吞地开了口：“姑奶奶啊，本来当时我是考虑过要南京西路的，但后来我脑子里一出现你时我马上就打住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去了那儿，肯定整天就是逛街，录音天天迟到，对不对？那我怎么办？还有呢，你就挣那点钱，整天买这个买那个的，到月底钱也没有了，还要问这个借那个借的。所以嘛一想到你，我就决定要永嘉路了。”说完这话，陈叙一便带着得意的神情溜之大吉了，留下个目瞪口呆的潘我源站在原地。其实，潘我源的家就在离永嘉路不远的淮海中路1273弄的新康花园，那儿附近的商业网点也不少，她当时那么说也就是为了跟陈叙一开个玩笑，没想到那次她却“兵败滑铁卢”，让陈叙一在与她几十年“对掐战史”的惨败战绩中意外扳回了一局。

潘我源看似大大咧咧，狂放不羁，但其实她的个人生活并不太称心。她的丈夫夏天不太顾家，她自己带着两个孩子，家里家外一把抓。虽然潘我源的家庭生活并不和谐，并且她自己也曾在“文革”中因其家庭出身和口无遮拦而挨过整，但同事们却从来没见过她流露出悲悲切切的表情。相反，她非但自己做人乐观，还经常劝当时政治压力沉重的尚华，说“人愁眉苦脸过一天，快快乐乐也是过一天”，还叫尚二爷“向她学习”。因此，上影厂著名导演傅超武先生就曾说过：“电影厂有两个最快乐的人。男的是韩非，女的就是小潘。”

改革开放以后，潘我源跟在台湾的母亲取得了联系。由于她是独生女，为了照料当时已达八十高龄的母亲，她申请离职转道香港去了台湾。潘我源在几年前还曾时不时回上海跟老同事相聚，后来不知为何却突然失联了。有传闻说她患了老年痴呆症，住在美国洛杉矶的养老院里，已是不认识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