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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岁月
上海市静安区万航渡路618号大院曾经是上海的一处电影文化“圣地”，从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中，这个大院里曾同时驻有上海电影译制厂和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这两大著名电影制片厂，极富文化历史气息。在那个封闭的年代，上译厂为中国观众打开了一扇窥探世界的窗户，而前身为东北电影制品厂卡通股和上影美术片组的美影厂则在几十年里曾经为包括我在内的几代中国青少年带来过巨大的欢乐。这两个厂的作品风格迥异但各具特色，从1950年代开始，美影厂的那些留在几代中国人童年记忆中的美术片作品，如《大闹天宫》《渔童》《没头脑和不高兴》《葫芦兄弟》《哪吒闹海》《老狼请客》等，里面的声音几乎全部是来自同一幢楼里的上译厂配音演员，其中《大闹天宫》里邱岳峰配的“孙悟空”、《哪吒闹海》里毕克配的“托塔李天王”、《老狼请客》里程晓桦配的“狐狸”和于鼎配的“狗熊”都已经成为我们这代人心目中的经典。
当年的美影厂也是个人才济济的所在，他们不仅有着自己的“陈叙一”——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创始人特伟老厂长，还有中国美术片的开拓者万氏兄弟（万古蟾、万籁鸣、万超尘、万涤寰）、严定宪（动画片《大闹天宫》中“孙悟空”的造型设计者，著名动画设计师、美术片导演，其代表作包括《大闹天宫》《哪吒闹海》《人参果》等）、胡进庆（著名美术片导演，作品包括《鹬蚌相争》《人参娃娃》等）和钱运达（著名动画设计师、导演）等。除了特伟和万氏兄弟，在我妈当年进厂时美影的很多著名动画设计师和导演还都是小伙子。严定宪的夫人林文肖也是著名美术片导演，当年我妈经常见到他们小夫妻俩一起上下班，在食堂里一起排队用餐。说起万氏兄弟我妈当年还有个笑话。由于当时我妈不知道“大万”万古蟾和“二万”万籁鸣是双胞胎，所以每天早晨当她搭乘45路公交车上班时就常会看到车停常熟路站时上来一个“万”，到静安寺站时又上来一个“万”。因为早晨上班高峰时间车很挤，我妈并没有见到第一个“万”下车，但她却看到了第二个“万”上来，于是她就纳闷为什么那个常熟路上来的“万”每次坐到静安寺站都要先下车而后再上来呢。之后如是几次，我妈就发现不对了——原来有两个“万”先后上了同一辆车，而直到那时我妈才知道这两位“万”原来是对双胞胎。当年两个“万”长得极像，就是“二万”比“大万”长得还老相一些，“三万”万超尘和他两个哥哥长得很像，但旁人还能分辨出来了。后来“大万”万古蟾年纪大了以后得了摇头的毛病，两兄弟就能分出来了——摇头的是“大万”，不摇头的是“二万”。可到再后来却又分不出了——因为“二万”万籁鸣的头也开始摇了。
随着“四清运动”的展开，万航渡路大院里两家电影厂的正常生产很快都受到了运动冲击。其时《大闹天宫》下集在创作时已经碰到“四清”的边，质量已经没有上集那么好了。不久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便汹涌而来，把社会上几乎所有人都裹挟进这股来势汹汹的洪流中去了。在“文革”开始后的头两年里，上海电影系统里除上官云珠、郑君里、关宏达、郑梅平等导演、演员或自尽，或被迫害致死外，大批艺术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苏秀曾亲眼看到上影厂的造反派还把王丹凤和白杨揪出来，让她们跪地上接受批斗。而牛
还告诉我上影厂纸扎车间（专门制作拍戏用的纸花和被称为“巧玲珑”的纸扎房子、汽车、金童玉女等道具祭品）的一个纸扎师傅由于保存了一个印冥币的假钱币模子而被造反派指控为“扰乱金融”，最后被“革命群众”用滚烫的开水活活浇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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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航渡路618号大院里的“文革”烽烟燃起不久，美影厂便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造反战斗队。一开始他们还“文斗”，祭出自己压箱底的专业技能向对手“口诛笔伐”。当时不同派别的动画设计师们互相给对立面画漫画，画出来的漫画非常逼真传神，把那些人的体态表情特征都画出来了，而万氏兄弟也都被造反派画成了漫画，极尽丑化之能事。那时我妈一开始看着还觉得挺好玩，但转念一想觉得不对劲了。当技艺成了邪恶的帮凶时，它就成为一种软暴力工具。然而比技艺更具杀伤力的自然是针对肉体的暴行，因为如果说技艺的邪恶用途还是在精神层面上摧残人性的话，那么行为上的暴行就是在直接摧毁人的肉体了。美影厂的优秀编剧兼导演许秉铎（曾导演动画片《东郭先生》和木偶片《小猴与白胖》）在“文革”前曾和我妈一起在上影农场下放劳动，许导演当时在农场时是个“羊倌”，负责放羊。“文革”开始后，许导演便遭到了极为残酷的迫害。有一天，美影厂一个任职木工的严姓造反派打手逼着许导演光着脚，戴着高帽子跪在万航渡路大院小花园里一个已经干涸的池塘里，并重重地殴打他，后来那些造反派竟然把许秉铎导演给打死了。
既然美影厂的“革命形势”已是如此“热火朝天”，在同一个大院里的上译厂自然也难以置身事外了。由于“文革”前上译厂厂长兼党支部书记柯刚患病去世了，上海市电影局就把局机关的一个科长、老游击队员许金邦调到上译厂担任厂长兼党支部书记。许金邦是个瘦高个儿，总是穿一身蓝色卡其布中山装，戴顶深蓝色解放帽，脚上老是蹬着一双老布鞋或一双绿色解放鞋，操着一口苏北话，脸上总是带着“警惕”的笑容。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许金邦刚调来不久，“文革”就开始了，于是他也就跟当时分管业务的副厂长陈叙一一起被“揭竿而起”的上译厂造反派给斗了个昏天黑地。
据小鱼大姐回忆，上译厂造反派抄他们家的那天，陈家的保姆虞莲珍还正好跟她说：“我们家自己先破破‘四旧’吧。”当时小鱼大姐觉得家里好像也没什么太值钱的东西，唯一惹眼的就是她当演员的妈妈莫愁老师的大量旧剧照，于是两个人就连忙升起家里的壁炉，把那些疑似有“封资修色彩”的剧照大把地扔进去烧掉。然而她们俩却百密一疏，在烧完照片后却忘记把灰烬清理干净。那天莫愁老师正好出去了，就保姆、小鱼大姐，还有住在陈家隔壁的小鱼的一个同学在家。过了不一会儿，正当小鱼大姐还在家里东看西看“自查自纠”时，“咚咚咚”的敲门声就响了——她的父亲陈叙一被造反派从厂里押着回来抄家了。由于陈叙一那天没带钥匙，他就站在家门口叫“小鱼开门”。等小鱼一开门，她就看到一群她熟悉也不熟悉的上译厂造反派涌了进来，其中一个大声呵斥道：“陈叙一，把你们家的金银财宝拿出来！”陈叙一回答说：“家里东西都放在莫愁的写字台里，钥匙也在她那儿。”于是造反派们就嚷嚷着：“打电话、打电话，叫她回来，看看你们家有没有金银财宝！”这时小鱼就站出来说：“没有，没看见过！”陈叙一生怕女儿吃亏，连忙说：“小鱼你出去。”造反派又问：“你们家有没有武器？”那时的小鱼因为年少气盛，并不害怕，她梗着脖子说：“有切菜刀！”陈叙一急了：“小鱼你真的出去！”然后就对女儿的邻居同学说：“上你们家去。”
在那次抄家的过程中，陈家的保姆虞莲珍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智慧。她平时一直称陈叙一和莫愁为“先生”和“太太”，但那天在对着造反派时她却忽然改口，称他们两口子为“陈同志”和“莫老师”。造反派进门后不久就发现壁炉里刚烧过东西，就质问她们：“为何要烧东西，是不是在销毁罪证？”虞莲珍就理直气壮地大声回答：“我是在帮他们家‘破四旧’呢！”说着她还拿出居委会发给她的“治安员”红袖章在造反派面前摇晃着。造反派翻了翻壁炉灰烬里残留的碎片，发现烧的的确是剧照，就转了话题问她：“陈叙一在家有什么反动言论？”虞莲珍机智地回答：“陈同志每天回家就看看报纸，莫老师就写写东西，没什么反动言论呀。”最后，那帮人终于等到莫愁老师回来，就马上逼她打开了抽屉。因为那个时候市面上大衣还能卖出去，但鞋却没人要，且莫愁老师的脚又很小，她的旧鞋也没人能穿，因此壁橱下面放的全是她的鞋。一看到那么多鞋，造反派就又来劲了：“莫愁，你居然有这么多高跟皮鞋，还是共产党员呢！”虽然那时莫愁老师的单位上海音乐学院还没开始斗她，她却在家里先来了场“热身赛”。后来，虞莲珍阿姨到小鱼的同学家找到她说：“小鱼，你先别回去啊，他们还在呢！”后来小鱼就一直在同学家吃完晚饭后才回家。进了家门后，她发现父母都已经睡了，小鱼还推醒父亲问：“怎么啦？”陈叙一平静地说：“没事儿，睡觉！”从那时开始，陈叙一就从没跟女儿提起他被批斗的经历，一直到小鱼从吉林插队回来，莫愁老师才告诉她说：“你爸爸有一次差点就回不来了。那次是造反派把他揪到外面去斗的，他全身都被涂了糨糊，身上贴满大字报，到很晚才回来。回来后你爸就说了一句‘我舍不得小鱼’。”在那个阶段，陈叙一在外面受了很多罪，还曾被造反派拉出去殴打过，好在厂里有同情陈叙一的同事暗中保护他，其中放映员吴学高就是个例子。吴学高在批斗老厂长时神情非常凶恶，煞有介事地又骂又训，但当时就有明眼人看出他是在“保护性造反”，一直在护着老厂长。那时斗陈叙一的不仅有上译厂的造反派，就连其他本来与他毫无瓜葛的单位也会把他“借去”批斗。有一次，小鱼大姐的婶婶告诉她，说自己所在单位土产公司在陕西南路上的文化广场斗他们公司的一个领导时居然也拉上陈叙一在一旁陪斗，看来那时陈叙一在社会上的名气真是“大”到不可理喻了。在那段时间里，不单万航渡路上译厂大院里贴了大量打倒陈叙一的大字报，而且连淮海中路上的上海市电影局外面沿街的墙上都贴满了声讨陈叙一的檄文，大字报上给陈叙一加封了诸如“漏网右派”“走资派”“黑帮”等等一大堆的“头衔”。在那次抄家后不久莫愁老师就也被隔离了，与陈叙一分开两处，各受各的冲击。由于“文革”前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已经停办并被合并入北京电影学院，莫愁老师就回到了上海市电影局电影研究所，与著名导演陈西禾先生一起工作。“文革”开始前不久，陈叙一的小学同学、著名声乐教育家周小燕先生在上海音乐学院开办歌剧班，需要聘请教师去教台词课。这个位置一开始找了上影厂老演员朱莎，但后来音乐学院说朱莎的背景有点复杂，就改找莫愁老师去。但莫愁老师是个演员，总希望能回归银幕，后来还是周小燕教授的先生、时任上海市电影局局长的张骏祥导演说服了莫愁老师去上海音乐学院任教，但随之到来的“文革”令她在音乐学院也受到了冲击。在那个时期里陈家分崩离析，全家四口人分别待在四个地方：陈叙一在上译厂挨斗，莫愁老师被上海音乐学院造反派隔离，他们的长子在大学读书，后被下放江苏泰州部队农场锻炼，只剩下小女儿陈小鱼跟家中的保姆留在家里。当时小鱼大姐还在读初中，到了学校分配的时候，她的班主任也对她落井下石，极力想把她赶去农村插队。第一次学校给小鱼发了个去安徽插队的通知书，因为那时陈叙一的长子所就读的大学已经把学生全部发配到位于江苏泰州的军垦农场“锻炼”去了，因此陈家的邻居（也就是陈家被抄家那天小鱼在她家吃饭的那个同学的妈妈）就对她说：“小鱼，不去！”然后那位同学妈妈就拿了个信封，把“插队通知书”装在里面给学校寄了回去。那时其实学校已经停课了，学生也基本都离校了，而小鱼的那个造反派班主任却“不辞辛劳”地跑到上译厂去向厂里的造反派揭发说“陈叙一家就是一个资产阶级温床，他们家还有保姆云云”，于是小鱼就被经常叫到万航渡路去开“可以教育好的黑帮子女”会议了。就在那个班主任去了上译厂揭发不久后的一天下午，既未被解放也无事可做的陈叙一早早地从厂里回到了家里，小鱼看到她爸爸早回来还问：“爸爸，你怎么不上班？”陈叙一回答说：“厂里让我给你做做工作……”不久，小鱼大姐就自己去派出所把户口迁走了，再过了一段时候，陈叙一和莫愁老师夫妇俩也被发配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去了。
在谈到那段往事的时候，小鱼大姐非常动情地提起当年他们家的老保姆虞莲珍阿姨。“文革”初期陈家被抄后，陈叙一家里真正变得是“家徒四壁，空空如也”了。可莲珍阿姨非但没有在陈家焦头烂额的时候选择离开，而且她还自掏腰包贴补陈家的日常开销。当年小鱼去吉林插队、她哥哥去军垦农场劳动时，除了莫愁老师打报告申请了点钱外，他们的行装都是莲珍阿姨出钱置备的。另外陈叙一在“文革”前就习惯每晚喝一小杯白酒，“文革”开始后，由于家里没钱，这个习惯也就难以为继了。而此时又是莲珍阿姨自己掏钱给陈叙一买酒。就这样，老厂长每晚餐桌上的这一小杯白酒才始终不曾断档。虞莲珍比陈叙一夫妇年轻些，是个从未嫁过人的老姑娘。由于“文革”中陈家在陕南村的三间房子被迫退掉两间，一家只能挤在一间房内生活。这样一来，这位忠心耿直的保姆在陈家就再也待不下去了。后来有人给她介绍了一个在浦东川沙县周浦地段医院任党支部书记的山东籍老干部。那个老干部丧偶，儿子又在山东，就他一个人住在浦东自己的房子里。由于听上去条件还行，虞莲珍也就勉强同意了。后来她离开陈家的时候哭得非常伤心，原来她是准备独身一辈子，并在陈家养老的，却让“文革”闹腾得只能改变初衷，勉强嫁人了。好在两人结婚之后那个老头对她非常好，也总算是“好人有好报”了。后来过了若干年后老头去世了，虞莲珍就一个人住在老头留下的那套房子里。“文革”结束后，陈叙一被落实了政策，还领到了“文革”中被扣发的几千块钱工资。而他在领到补发工资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带着女儿小鱼去浦东看望虞莲珍，还赠送了一笔钱给她。
在小鱼大姐离沪去吉林插队之前的日子，陈叙一还得天天去万航渡路报到，而那时莫愁老师还被隔离在上海音乐学院的牛棚里。有一天小鱼正走在淮海中路上，忽然看到前面一辆公共汽车上走下来一个人，后面还跟着个红卫兵，小鱼大姐一看原来是莫愁老师，但由于旁边有红卫兵，她没敢跟她母亲打招呼。第二天，她接到音乐学院打来的电话叫她去，说是一个学生去提审莫愁老师时她走路滑倒了，在人倒下来时她的手在地上撑了一下，结果把手骨摔断了。而前一天小鱼大姐看见莫愁老师时，她正是由红卫兵押解着去岳阳医院看中医治疗断手。经过此番折腾，莫愁老师本来就孱弱的身体变得更加虚弱了。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在老厂长家见到老太太时总感觉她显得很弱，话也不多，一般总是微笑地看着我妈跟老厂长聊天，偶尔也会插上几句话。
在“文革”初期的那几年，上译厂的创作生产几乎完全停顿了。从“文革”开始的1965年到1969年的五年时间里，上译厂总共才译制了十五部电影，几乎以阿尔巴尼亚、朝鲜、古巴、越南电影为主。在“文革”中运动最激烈的1966年到1968年三年中，上译厂一共才译制了四部影片；其中1966年两部，1967和1968年则更离谱，每年各一部而已。在“文革”初期厂里译制的那几部阿尔巴尼亚电影都是由戴学庐和伍经纬负责携带拷贝赴北京中影公司送审的。他们到了北京后就在招待所住下，等待中影公司的审片通知。一般而言他们俩总要等上个六七天后才会有人通知审片，而所谓“审片”也就是由中影公司出来几个造反派与戴学庐和伍经纬见面，审好片，再问几个问题便收下拷贝，然后让他们俩回上海。当时他们送审时一般是坐飞机去北京，而在那个年代坐飞机是非常“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旅行方式。当时的民航班机上还免费供应“中华牌”香烟。由于戴学庐不吸烟，所以他觉得无所谓，而有中华烟抽对于烟瘾颇大却经常囊中羞涩的伍经纬而言简直就是“老鼠掉在米缸里”了。
由于那时的上译厂除了你争我斗外几乎没什么正事可干，在那种环境下，满腹经纶的陈叙一自然也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赋闲在家的他没事就拿毛泽东诗词练毛笔字，后来陈叙一还曾自诩他已经能把毛泽东诗词“倒着背了”。其实不仅是毛泽东诗词，在那时他居然连《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也能倒背如流了。在那个非常时期里既然不能写其他东西，那么拿毛泽东的诗词练字是最安全的。自打从“四清运动”被批判，后来又经过了“文革”初期疾风暴雨式的“洗礼”后，陈叙一已然是身经百战，练就了一副“金刚不败之身”，对各种冲击很是从容淡定了。从1968年开始，上译厂大部分主创人员被发配到位于上海郊区奉贤县的上海文化五七干校去劳动了。等到了干校，陈叙一反倒又优哉游哉起来。据小鱼说，她爸是个挺讲究吃喝的人。由于那时在干校也没啥正经事干，陈叙一就会经常溜到附近镇上去吃白切羊肉。
既然陕南村陈叙一家已是被闹得天翻地覆，淮海中路宋庆龄大宅旁边弄堂里的我外婆家自然也难幸免。我的太公刘崇杰虽然已于1956年去世了，但却还是“活罪既免，死罪难逃”。他在永安公墓的墓地被红卫兵捣毁，骨灰被深埋，最后竟落了个尸骨无存的下场。而那时我外婆家的亲戚也饱受冲击。我太公的亲外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吴毓骧早在1957年就被划为“右派”并投入监狱，他所有的财产都被没收，并在几年后病亡于上海提篮桥监狱，而他的妻子——出生于澳大利亚的上海永安百货公司四小姐郭婉莹则先是被送进“资本家学习班”，同时还要在已经家徒四壁的情况下设法偿还她丈夫经营的德国医疗器械代理公司“欠国家”的十四万元巨款，后来到了“文革”时期，她就干脆被下放到农村养猪去了。
既然造反派对“反动官僚”的阴宅都如此“上心”，那么我太公曾居住过的阳宅自然就更不会被放过了。运动开始后，浩浩荡荡的各路大军便轮番到我外婆家抄家，把家里值钱的钢琴、家具、珠宝首饰全抄走不算，最后一批来的造反派甚至把家里的棉被和冬衣都抄走了。其时上译厂的造反派自是不甘落后，也结队上门很是如此这般了一番。当他们把家里唯一的一件红木制家具——桌子搬走时，我外婆曾央求他们留下桌子，说：“这是孩子做功课要用的。”当时上译厂的一个女造反派就恶狠狠地对老太太说：“这是红木的呀！”由于感觉收获不大，来抄家的造反派中一个与我妈同组的女配音演员眼珠一转，突然恍然大悟道：“像这样的大户人家是不会把全部值钱东西都放在家里的，他们家肯定在银行有保险箱！”于是她就搜了我外婆的身，还把我的太婆带到隔壁房间盘问。不一会儿，我太婆便招出家里在汇丰银行有个保险箱。于是一干人便把我太婆押到外滩汇丰银行的保险库里，让她打开保险箱，把里面的财物席卷一空后便扬长而去了。不久后，在我外婆家服务了几十年的老保姆张妈和老厨师袁顺都先后离开了，全家六口人也被从居住了多年的独栋小洋楼里扫地出门，辗转迁往安亭路一所房子底楼两间又黑暗又潮湿的房间里居住，而那里就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
1970年代中期刘广宁全家摄于位于上海市新华路211弄1号2楼的老房子
中左：刘广宁，中右：刘广宁的丈夫潘世炎，后：长子潘争，前：次子潘亮
1967年夏天，当我妈正怀着我时，由于我父亲卷入了上柴联司“炮打张春桥”的事件，他的工作单位上海歌剧院的造反派到新华路来上门抓人。幸好我父亲比较机灵，感觉不对就提早跑路了。于是，由于晚到了一会儿而扑了个空的歌剧院造反派就气急败坏地在我家位于新华路211弄1号2楼的那间十六平方米小屋里“守株待兔”，死等我父亲回来。后来天色已晚，我家的邻居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跟造反派说“人家一个女人在家，这么晚了不方便”，这才把他们给请走了。之后我父亲在无锡、常州等地躲了几个月，等上海歌剧院内的局势稍稍稳定后才敢回到上海家中。那时人虽然是回来了，但在此后相当一段时间里，我爸还是犹如惊弓之鸟般惴惴不安，随时准备被抓。有一天半夜，楼下突然有人喊他的名字敲大门，我父亲心里已有准备，他起床穿上衣服，还把一双连标签都没撕掉的新袜子套在脚上，然后下楼开门。结果来人没抓我爸，却把住我家楼上的上海乐团副团长王辉（我们兄弟一直叫他“胖伯伯”）给抓走了，那些造反派在离开之前还把我家放在外面走廊菜篮子里的番茄黄瓜给吃个了精光。王辉伯伯是我爸在部队文工团时的分队长，他在电台工作的爱人邢小沪阿姨（我从小叫她“胖妈妈”）也是我爸同一部队的战友。由于丈夫突然被抓，而自己那天还要上早班，因此她当时就手足无措了，结果我父母就把他们的独生女儿萧萧带到了我家继续睡觉。幸好之后造反派抓人的事再没发生过。我出生后，我妈休完了五十四天产假后就回厂上班了，她在恢复上班前就把不到两个月大的我送到外婆家，由太婆、外婆和小姨照顾，结果她们一连照顾了我将近七年，直到上小学前我才回到自己家与父母和弟弟一起生活。
在“文革”开头那几年里，上译厂所谓的“上班”除了搞运动之外就是一天到晚开会，今天斗这个明天批那个，互相打派仗。此外厂里还隔三岔五地组织职工下乡参加“三秋”，甚至有一次厂里还居然让他们到上钢五厂去拆炉子和烟囱。在1970年代中期，厂工宣队曾把上译厂职工组织到益民食品厂劳动了一段时间，任务是生产援助越共的军用压缩饼干和其他食品。我记得那时我妈还带过食品厂处理给职工的碎饼干回家。在我的记忆里，那些饼干渣子奶油味儿十足，香极了！而我妈当时还感叹过一句，说援越食品“用的全是最好的原料”，全是用防水蜡纸（据说用蜡纸是因为食品要放在河里的竹筏底部拖着偷运进越共根据地）包装的大包大包的压缩饼干、水果糖、巧克力、维生素丸等优质食品。在食品厂劳动期间，有一天我妈在大饼油条摊子上吃早点时还把里面插着我照片的皮夹子给丢了，很令她心疼了一阵。之后不久，我妈便又再次去了奉贤文化干校。
在“文革”初期的1966年里，上译厂总共只配了两部影片：《正直人在沉睡》（联邦德国）和《伊绍玛鲁家属》（罗马尼亚）。1965年时厂里还来了一部意大利影片《回家去》，却不知为何还没有投入译制就被收回了。在之后的1967年到1969年的三年中，上译厂的大部分主创人员都处在“文革”狂潮的冲击中。那个时期他们主要的“创作成就”就是差不多一水儿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共计有《宁死不屈》和《海岸风雷》等六部。当时曾有人认为他们应该打破上译厂的演员结构和一贯风格，改由当时上影厂演员剧团一些类似码头工人出身的工农兵形象的演员来配音，可试了一下后发现他们的声音跟哪怕是阿尔巴尼亚电影里工农兵角色的形象也完全不搭调，最后只得作罢。而等我妈下到奉贤文化干校时，著名演员杨在葆、梁波罗等大批上影厂演职员早已云集于此，干校里已经是“群星璀璨”了。无独有偶，我爸那时也接到通知，要他去在上海县闵行地区莘庄的上海市文化局干校劳动。由于当时我太婆岁数大了，外公身体不好，外婆和小阿姨既要照顾老的又要照顾小的，忙不过来，于是我就被父母送到威海路、陕西北路附近的一所托儿所（后来这幢红砖楼成为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的校舍）里全托，这样我们全家三口人就分了三处地方居住。由于那时已在外婆家待惯了，我非常不愿意去托儿所，于是就天天在里面故意捣蛋，还把尿撒在托儿所阿姨身上，弄得那位负责照顾我的蒋姓阿姨对我很是痛恨。直到现在，我还依稀记得那时我老趴在托儿所的阳台栏杆上对着楼下威海路上驶过的49路公交车哭。那是因为当时我外婆家所居住的位于乌鲁木齐南路住所的弄堂口就有49路开过，当时的49路是上海唯一一条全部用进口捷克斯柯达公交车的公交线路，除此以外其他的公交线路全部用的是国产车，所以49路车的外形特征非常明显。而从起点站始于东安路的49路在驶往终点站汉口路的途中会经过威海路，我看到那种斯柯达公交车就会非常想念外婆，于是就整天趴在阳台栏杆上哭哭啼啼地不肯进屋。就在那样的状态下，不久后我就在托儿所里生病了，于是我爸就托人带信给我妈，告诉她我在托儿所吃枇杷吃坏肚子得了菌痢。我妈一听就急坏了，马上去向工宣队请假要求回市区。一开始工宣队还磨磨蹭蹭不答应，我妈说她当时急得心口疼痛，中午午休时也根本睡不着。后来工宣队勉强批准我妈回市区两天，她就立马赶到威海路上我待的那所托儿所把我接回了外婆家，并且决定不再把我放在那儿了。我妈后来告诉我，那天当她赶到托儿所时就看见我正耷拉着脸坐在凳子上，看到她就顿时放声大哭。之后当我妈带我离开托儿所时，由于生怕那位蒋阿姨不放我走，我还忽悠她说“等礼拜一我就会回来的”。
1971年中我弟弟出生后，我妈就再次被调到奉贤文化干校参加为期四个月的“轮训”。那时我们在新华路市文化局宿舍的住房面积很小，十六平方米的房间里只能放一张大床。由于家里请了个保姆照顾弟弟，我爸妈就只好打地铺，让保姆带着我弟弟睡床。有一次在我妈离家去干校的前夜，家里的保姆突然提出要加工资，否则就威胁说要立马辞工走人，一时间搞得我妈非常狼狈。第二天一早我妈离家的时候，保姆抱着我弟弟在门口目送着她提着简单的行李走向公交车站，我妈还记得那天在她走出一百米开外后还能听到我弟弟的哭叫声。到了干校后，因为惦记着留在家里的父亲和弟弟，同时还担心那个刁钻的保姆再出幺蛾子，我妈夜不能寐。几天后她在地里劳动时昏了过去，后被同事抬到了干校医务室急救。
“文革”当中上译厂工宣队曾对大伙儿说：“干校是基地，你们去干校就是去改造的。”其实经过几年的建设，那时奉贤文化干校的条件已经比刚开办时好多了。当年为了开发这个干校，上面就组织了一批身强力壮的上影系统职工成立了“尖刀班”，钻进奉贤东海边的芦苇荡里割芦苇开垦土地。最早的时候大家住的都是茅草房，而我妈在“文革”中第一次去干校时就曾住过那种草房。后来到轮训时那些房子的顶上已经盖上瓦了，而在轮训期间他们还要继续搬砖头加盖房子，大伙儿每个人都戴着毛巾扎的头套，戴着大口罩，却个个脸上身上还是搞得脏兮兮。在那段时间里，上译厂群英在搬砖头盖房时的标准装束是每人一件围兜，戴着大口罩和袖套，全体穿得破破烂烂，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就这样，他们又陆续在干校盖了许多砖瓦房。当时奉贤文化干校的对面是空军的一个高炮基地，再旁边是上海市出版局五七干校。当年的奉贤是上海郊县里比较穷的一个县，当地农民生活很贫苦，他们经常在夜里出来偷干校的东西。为了防盗，干校就从上海第一医学院弄来一条叫“小黑”的纯种德国狼犬在晚上出来守夜。小黑来干校不久后就有附近农民在夜里偷木板时被它发现了，它当即吠叫着撵了上去，偷木板的农民一看不妙，扛着木板撒腿就跑，小黑则在后面紧追不舍，最后把那农民逼得丢下木板跳进河里才作罢。由于河对岸空军高炮部队的军人都穿绿军装，而当地农民的服装样式也跟干校里众人的穿衣风格不尽相同，所以小黑本能地认为他们那两拨人与河这边穿得破破烂烂的电影艺术家们不是一路人，于是它就经常对着河对岸的军人和路过的农民狂吠。久而久之，干校里的人们只要听见狗叫就知道对面有解放军或农民路过了。虽然它对军人和农民不太客气，小黑对穿得破烂的电影艺术家们却非常友好，即使它在干校里看到刚下乡的生面孔，只要来人跟干校的人穿一样风格的破衣烂衫，它就一定不会叫唤。因此干校里的艺术家们都开玩笑说小黑是只“反动狗”——因为它跟臭老九最好，而看见工农兵就要叫。后来，由于狗妨碍了他们偷东西，小黑让当地农民给打死了，直到今天，还是有不少当年在奉贤文化干校待过的老艺术家在聊起干校生活时就会提到那只可爱的小狼犬。
干校的夜晚没有任何娱乐活动，非常寂寞。在当时肃杀的政治气氛下，这群本来擅长制造快乐的人就只能噤若寒蝉，畏缩在空寂的乡间。有时河对岸空军高炮部队会夜训打靶，到了那时大家便会聚在一处，仰头望着军用飞机带着闪亮的拖靶掠过繁星点点的夜空，而这就是他们当时的“娱乐”了。相比较上译厂职工而言，上影厂职工就苦得多了。当年上影有很多人很早就被下放干校了，有些从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分配到厂的学生甚至在毕业后就没拍过电影，被耽误了很多年。当时从1965年开始大学生毕业就先不分配工作了，他们就在运动后再下乡劳动，所以在1970年代进入上译厂工作的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生童自荣、翁振新、程晓桦都是在毕业后先参加运动，再被发配到农场锻炼，一直过了好几年才给他们分配工作的。
当年“文革”中的革命形势可谓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在武汉立了大功的王力在回到北京不久后即被逮捕并投入监狱，由于写了《欧阳海之歌》而一时间大红大紫的广州军区作家金敬迈在红极一时后也突然命运反转，变成了阶下囚。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类似戏剧性的情节在全国比比皆是。1970年某日，上海市电影局革命委员会在陕西南路上的卢湾区体育馆召开大会，在宣布当场逮捕上影厂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路明后，革命当权派就在台上宣称“要深挖阶级斗争，盖子不能捂”！于是，“文革”初期在上译厂主持运动和生产的戴学庐和伍经纬便开始头皮发麻了，觉得上面那是在杀鸡给猴看，预感到自己也可能要大难临头了。果然，不久后他们便被宣布停职，关进了建在万航渡路厂区内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后来当厂里大队人马前脚刚整建制地从奉贤五七干校上调回厂，后脚戴学庐和伍经纬就反向而行，在时任上译厂党支部书记许金邦的“陪同”下被下放到了大队人马刚离开的奉贤文化干校，开始了“补课”。就这么，这场运动在几年的时间里把几乎所有人都轮番整了一遍。在那段时间里，不仅大人如此，我们小孩子的思维也不免受到些影响。记得我小时候听广播电台里描述反革命分子的时候总要加上那么一句“反动气焰极其嚣张”，因为最后两个字的读音与上译厂老翻译肖章的名字完全相同，年幼的我不知怎么地就联想到了他身上，想想他已经被电台点名了，估计很快要倒大霉了。但过了很长时间，我看到长得有点儿像电影里账房先生的肖老翻译并未消失，他还是穿着那皱巴巴的蓝布中山装整天在厂里转来转去。于是我就细细观察了他一番，结论是他的态度虽不可亲，但却也很不“嚣张”。
那时候去奉贤文化干校的班车点就设在现在徐家汇美罗城大门的地方，当年那个地方是徐汇区文化馆。有一次我跟我妈去干校取行李，我们俩一大清早就在区文化馆门口坐上了电影局车队一辆方头方脑的深绿色“交通牌”大卡车，卡车出发后就沿着老沪闵路一路开到黄浦江边的闵行西渡，然后搭汽车渡轮摆渡过江，等车抵达位于奉贤县境内五四农场附近的文化干校时都已是时近中午了。记得那天我妈在干校食堂只打了荷包蛋加青菜底一个菜，外加三两米饭，那天我们的午饭是在干校女宿舍吃的，那间房间里全是双层铁架床，显得有些拥挤凌乱。那顿饭我吃的是荷包蛋加三分之二的米饭，我妈吃的是青菜加三分之一的米饭。由于看到我们的菜太少不够下饭，跟我妈干校同宿舍的上译厂剪辑师钱学全阿姨就拿出一个大口玻璃瓶，用筷子从里面挟出几根绿油油的类似萝卜干的咸菜给我们。我夹起一条试探着咬了一小口，觉得那玩意儿脆脆的，极咸，却很下饭，后来我才知道那就是江浙沪一带常见的咸菜“腌青萝卜条”。饭后，几个上译厂的阿姨还带我到干校的猪圈去参观了一回，我还记得那天在看那个臭气熏天的猪圈时，栏里的一头大肥猪突然猛地往上一蹿，把我吓了一大跳。下午办完事后，我们搭乘同一辆卡车返回市区。当车最终抵达徐家汇区文化馆门口时，市区已是华灯初上了。
直到现在，我买菜时如果看到酱菜摊子上有青萝卜条卖就还会买上半斤，以纪念儿时在奉贤文化干校的那段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