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特供

在军旅作家吴东峰所著《他们是这样一群人》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记载:“文革”中某日,王建安将军与江青同桌就餐。服务员上红烧肉,将军以筷指之曰:“你搞的那个样板戏好是好,就像这红烧肉,江青同志啊,你总不能每天都叫我吃它吧!”江青闻之笑。次日,即为将军送上若干内部电影片。

这里吴东峰所说的“内部电影片”想必就是出自上译厂的内部电影参考片,简称“内参片”。1960年代末,正当文艺界汇集了包括童祥林、李炳淑、袁世海、阿甲、汪曾祺等艺术大家在内的大批编、导、演、音乐、舞美等各方面的精兵强将,为全国人民炮制八个样板戏这盘“红烧肉”时,上译厂的大部分演职员还正在位于奉贤县的上海文化五七干校与整个上海电影系统的同事们一起“战天斗地”呢。然而情况却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经过了几年全国上下各单位都大同小异的“党同伐异”阶段,上海电影译制厂的生产业务也就随着政治需要而提上了议事日程。1970年,北京下达了四部电影的译制任务,分别以A、B、C、D编号。A片为《红菱艳》,B片为《红与黑》,C片为《战火中的城市》,D片为《漂亮的朋友》。厂里由戴学庐负责B片和C片的译制工作,而伍经纬则负责A片和D片。那时候军宣队就开始探陈叙一的口气,问他:“要是再让你出来搞片子你搞吗?”陈叙一连忙言不由衷地回答:“我不搞。”然而当时所有来自上层的信号都显示要让他出山负责内参片了。果然过了不久,陈叙一就被“解放”出来搞业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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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B片《红与黑》中于连这一角色的配音演员选择上,厂里当时考虑的是孙道临,但陈叙一认为不合适,他认为孙道临的声音太贵族气,无法把发迹前于连的那种“痞子气”表现出来,最后就决定由伍经纬担纲配“于连”。与此同时,陈叙一提出把当时还在木工车间监督劳动的邱岳峰“暂时解放”出来担任A片《红菱艳》中的“莱蒙托夫”一角,可上译厂的工宣队和军宣队都不同意。由于陈叙一坚持己见,工宣队和军宣队只好开会讨论,最后军宣队比较圆滑,说“既然是中央信任陈叙一,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来负责。为保证质量,他怎么说就怎么办吧”。于是,邱岳峰便得以从木工间“被解放”了出来,回到了他久违的话筒前。另外,上译厂把当时还在上影厂工作的曹雷也借来担任C片《战火中的城市》中“柏林”部分的解说。

在内参片译制的最初阶段,所有的配音演员和参与参考片工作的电影演员都还是被从奉贤文化干校临时调回上海市区参加配音工作的,等译制工作一结束他们便又返回干校劳动。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上面突然把大队人马整建制调回厂里,还搞了个很郑重其事的仪式,念了一封周恩来的电报,说“我们搞内参片是为了研究国际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而那时的全体演职员对此都深信不疑。不久,第一批包括《战争与人》《虎、虎、虎》《漫长的一天》《啊,军歌》等日本电影就下达到了厂里,其中由日本左翼山本萨夫执导的《战争与人》是其中唯一的一部“非军国主义电影”,影片讲的是大财阀五代跟日本军阀的勾结以及他们一家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命运,而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带有军国主义色彩的电影了。由于这些“内参片”好像也不是什么正道来的(据苏秀估计就是盗版),好多片子没带独立的音乐效果素材,因此里面的很多日本军歌没办法挖出来用。由于苏秀在伪满时期的东北上过学,懂点日文,翻译就把日文原文歌词写给她,叫她照猫画虎地念给大家听,大家爱怎么记就怎么记,反正只要把发音记对了就行。由于大家进棚录音的时间通常是错开的,你有戏他空着,你空了他有戏,大家没办法凑起来一起练歌,但在那四五天戏录完后就要录歌了,因此大家必须在那几天里学会。结果就只好由伍经纬记旋律,由苏秀教大伙儿念歌词,而练歌就安排在中午吃饭的时间,于是一帮同事就开玩笑地管苏秀叫“拿摩温”[旧上海的洋泾浜英语,意思为“工头”(Number One),含贬义],因为她连上厕所的时间都不给他们。

据当年还是上影演员的孙渝烽回忆,当时他在奉贤文化干校管着陈述、李纬等一干“牛鬼蛇神”劳动时发现同厂的演员康泰、高博、仲星火等人突然被神秘地调回了市区,当时干校的人都不知道他们去干什么,而他们自己也是三缄其口,反正就说是有工作,大家也不敢打听。直到有一天工宣队通知他:“孙渝烽,你整理一下,明天回上海。”他问:“干吗?”工宣队回答说:“你去译制厂,他们现在搞片子需要人,你就到那儿报到。”第二天,孙渝烽就跟着上影厂演员唐学芳一起来到市区万航渡路的上译厂向陈叙一和时任上译厂党支部书记许金邦报到。陈叙一和许金邦对他们说:“你们来啦,挺好,先熟悉一下,马上进入工作。”当时编制还在上影厂的孙渝烽模模糊糊有个感觉,觉得他们三个人应该是要被调到上译厂工作了,而这次回来一方面是参加译制工作,另一方面好像也是一次试用,看他们行不行。对孙渝烽来说,能离开干校到上译厂工作就意味着他每天能回家,能天天见到两个孩子,而这就令他十分高兴了。

孙渝烽等三人报到后,许金邦就带着他们在厂里到处转了一圈。孙渝烽还记得他走进演员休息室后第一眼就看到毕克坐在那儿。当时他就跟包括毕克在内的所有在场的同事点头握手,毕克看了他一眼,问:“你原来在哪儿?”孙渝烽回答:“我是上影演员剧团的,之前在干校。”毕克听了点点头,两人就算认识了。孙渝烽对这些配音演员的名字原来就很熟悉,就是以前没见过面。他对上译厂的第一印象是:里面的小楼梯上上下下曲里拐弯,办公室都很小,录音棚就是在楼顶阳台上面搭的,很简陋。但当他一想到就是在这个录音棚里面诞生了这么多外国译制片时,他的仰慕之情就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了。

孙渝烽报到后没两天任务就来了,他开始跟着陈叙一参加英国影片《简·爱》的译制工作。在正式工作前,老厂长还问了他一句:“你跟着我有问题吗?”孙渝烽回答:“没问题,干什么都行。”陈叙一说声“好”,就让孙渝烽跟着他开始搞本子了。就这样,孙渝烽边学配音边学导演,从搞本子到初对、复对,全程参与,一口气跟着陈叙一搞了十几部片子,为他以后的译制导演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那时的内参片译制工作总是搞得神秘兮兮的。上译厂万航渡路大楼阳台通上面录音棚的小楼梯上还挂着一块“非工作人员请勿上楼”的牌子,所有参与配内参片的上译厂和上影厂的演员都是在被安排配某部戏时才知道那部戏的内容,没戏的时候他们就不能进棚,也不能打听,任何人回家都不可以透露任何有关内参片的事情给家人朋友听,更不可以把剧本拿回家,而每次内参片译制完成后厂里只留一本剧本存档,其他的立即上交并销毁。1971年,北京发下了一部长达三小时的影片《罗马之战》给上译厂,还要求十天内完成整部影片的译制工作。由于剧本不许拿回家,演员又需要时间准备台词,厂里就在厂区大楼里临时准备了男女宿舍各一间,让所有参与内参片的演职员带好毛巾、牙刷、替换衣服住在厂里,大家要么打地铺,要么就睡在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双层床上。苏秀记得那年市场上桃子特别多,大家就一脸盆一脸盆地买回来吃。在那十天里,大家除了录音、吃饭、睡觉,其他什么事都不干。

在集中大批精兵强将搞内参片的时候,为防止译制片的演职员受资本主义电影“流毒”的影响,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驻扎在上译厂的工宣队和军宣队针对每一部内参片都要组织参与工作的相关演职员搞大批判,大家“边吸毒边消毒”。而大批判需要有人牵头组织,这时他们想到了曾在奉贤干校组织过“大批判”的孙渝烽,于是他就成了厂里的“大批判负责人”。每次完成译制工作后,孙渝烽就要组织所有参与该片的同事对他们所配的影片进行批判,人人发言,个个过关,口诛笔伐,人仰马翻,且每部影片的翻译、导演、主要演员还要进行重点发言。当时每当安排好一部戏的演职员名单后,孙渝烽就得忙不迭地打听是谁配主角,然后就跟他们打招呼,请他们准备后面的批判发言。后来由于来的片子太多了,最忙的时候厂里要同时配好几部戏,孙渝烽就请示工宣队和军宣队:“是否可以二三部戏合并一起批判?”对方回答说:“可以。”于是后来就一直这么做了。当时大批判所用的语句无非是什么“麻痹劳动人民,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搞阶级调和,宣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宣传剥削有理”等几句车轱辘话。有一次,黄佐临先生在演员休息室里坐在孙渝烽旁边的沙发上,在场的还有上影厂老演员高博。当时高博悄悄地跟孙渝烽说:“小孙啊,这些稿子你都留着,将来换个片名和主角名字就可以了。”佐临先生看着高博笑笑,然后碰碰孙渝烽:“小孙,他说得有道理。”由于当时江青把她自己保留的例如《翠堤春晓》等一大批黑白影片都调到上译厂进行译制,此外还调了一批诸如《山本五十六》和《大海战》等带有军国主义色彩的日本影片。而对那些影片,厂里就更需要“深揭狠批”了。我妈记得有一次他们配的法国电影《漂亮的朋友》里有一支曲子旋律挺好听,于是就有人轻轻哼唱了,但却不知怎么就让军宣队听到了。他们马上如临大敌地说:“有的人配了片子就哼里面的歌了,不知不觉就受了影响,中毒了!”当时的大批判不仅要按时进行,而且每次厂里批判完了还要给负责审查内参片的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写简报汇报。当时每天早晨8点至9点厂里还有个“天天读”——就是全体演职员每天一上班就要读一个小时的“红宝书”。但在那一个小时里,大家基本上也就是戏少的打瞌睡,戏多的背台词,手里上面是红宝书,下面是剧本。由于读完红宝书之后的9点整就要进棚录音了,而大家在正式录音前都要准备台词,所以就借读红宝书的时间偷偷准备了。那时厂里那些根本不懂艺术的工宣队师傅还会在业务讨论会上不懂装懂地指指点点,有时导演定了配音名单交上去后,工宣队师傅也会煞有介事地指着名单发话:“哎,这个人你可要考虑一下。”而老厂长的应对策略就是跟工宣队打马虎眼。遇到那种场面,他就坐在在那儿跷着二郎腿,不疾不徐地回答:“哎呀,这个人嘛,思想上和艺术上要相辅相成的,可以提一下,让他注意点。你说政治上是吧?也让他注意点嘛!这个戏就让他试试看,我们在录音过程当中批判一下。”于是通常也就这么过了。在整个“文革”时期,陈叙一经常拿这种话与工宣队和军宣队周旋。由于他打马虎眼的功夫“博大精深”,游刃有余,有些老演员就笑称他为“运动老狐狸”。

在内参片的鼎盛时期,上译厂每年要译制多则四五十部、少则二三十部的外国影片。跟搞样板戏一样,那时上海搞内参片时就算不是“举国体制”,也至少算是个“举市体制”了。为了配好内参片,经市委书记徐景贤批准,徐家汇藏书楼把本来已经封存的所谓“封资修”的书破例开放给上译厂参与内参片的人员借阅,但书跟剧本一样,一律不许带回家去。因此,类似《呼啸山庄》《笑面人》《悲惨世界》《傲慢与偏见》《巴黎圣母院》《欧也妮·葛朗台》等名著一时上译厂的创作人员都能有幸阅读了。此外,一到任务集中的时候,全市几乎所有电影、戏剧、外语方面的大腕都会被召集来帮忙,于是万航渡路大院里一时间是群贤毕至,厂里是一派“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景象。我妈记得其中有一次上影著名演员达式常甚至是被上译厂从电影《难忘的战斗》拍摄现场临时调来的。那天达式常还穿着戏装,一身戏里角色的解放军军装,打着绑腿,等他的戏一配完,人就马上又被汽车送回拍摄现场去了。有段时间里曾经有过好几部内参片同时到达的情况,陈叙一自己来不及翻本子,而已经借在上译厂工作的孙道临先生又要翻又要导又要配也来不及,因此就导致了剧本积压,于是英语功底深厚的张骏祥先生、黄佐临先生以及上海外语学院的几个大牌教授都被请来帮忙翻剧本了。后来黄佐临先生的女儿,上影厂著名导演黄蜀芹在她的文章里特别提到这件事,说她很感谢上译厂给了她父亲这个工作机会。到上译厂翻本子看戏是那个时期令“牛鬼蛇神们”颇为艳羡的“美差”,她父亲在那段时间是比较愉快的,这让佐临先生暂时摆脱了作为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黑线人物整天被批斗的命运。佐临先生后来说:“我总算还做了点业务的东西,而且我还能看到片子。尽管大批判时也还要说上几句,后来就好了,所以我感到是译制片厂让我追回了失去的青春。”有一次,上译厂工宣队在审片会议中向徐景贤汇报时说了一句:“为了支持内参片的译制,我们已经特地把孙道临同志调到了译制片厂工作了!”我妈当时就听到孙道临伯伯在后面小声嘀咕了一句:“我可不是调来的,是借来的。”我小时候曾经在有天下午看到厂里的一辆黑色小汽车接了一个外国人来,而那天我就站在厂门口还跟这个外国人聊过天。那是我记忆中第一次跟外国人直接对话,而那个小车司机还饶有兴趣地站在一边看着我们聊。当时我很诧异那个外国人的中文怎么说得那么好,后来我妈说那是个阿尔巴尼亚留学生,可能是当时在搞阿尔巴尼亚片子时阿语翻译遇到难题了,厂里就把留学生找来帮助听一些原片语句。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能“用车接送”的都是牛人,可见搞内参片是多么不惜工本了。

在“文革”初期译制的那几部阿尔巴尼亚电影一般都是由上译厂派员携带完成拷贝赴北京中影公司送审的,后来到了内参片阶段,审查工作就交由上海市委负责了。一开始影片审查是由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徐景贤(当时上海市委设有第一书记,为张春桥)和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王秀珍带着几个市里的造反派头头参加。其中在搞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时徐景贤还请了上海警备区的老干部来审查。那部影片里我妈配的年轻女游击队员角色有那么句台词:“会好的,会嫁得出去的。”不料老干部听了这话心里就别扭了:“这是什么话,这个时候还说什么结婚!可不可以把这个词换成我们革命的词句呢?“这下轮到徐景贤傻眼了,他只好哭笑不得地站起来说:“我们照着原片翻译的台词是不能够改动的。”那两位老干部也就不吭气了,于是审查也就那么通过了。

过后不久,江青就指定徐景贤一个人来负责上译厂内参片的审查工作了。一开始审片是在上海市委所在地康平路市委大院(俗称“康办”)内的放映室进行,但由于市委放映室内只有单片放映机,所以每次审片时上译厂就不得不把双片放映机从万航渡路厂区拆卸后运到康平路市委放映室再架设起来,审查结束后再把机器拆卸运回厂里,非常不方便。那样搞了几次后,徐景贤就提出审片不要在康平路市委大院进行了,改由他亲自去万航渡路。据孙渝烽的回忆,每次片子译制完成后厂里就通知康办,然后康办就请徐景贤去厂里审查。徐景贤每次来厂审片几乎都是在傍晚7点左右,他总是轻车简从,坐一辆“上海牌”小汽车来到万航渡路上译厂大院,一般情况下他就带个司机,如果他的秘书同车前来也只能等在外面,不能进入放映间与领导一起看片。当时审片用的小放映间就在万航渡路厂区大门边,里面陈设简单,面积也不大。徐景贤来审片就为他在前排放一把软皮椅子,既无水果也无夜宵,就是清茶一杯,桌子旁边放个热水瓶,由陈叙一带几个主要创作人员坐在后排陪同。审片开始前一般由陈叙一先给徐景贤大致介绍一下影片背景和厂里组织创作的情况,然后徐就说“好吧,那我们就看片子吧”。在孙渝烽的印象里徐景贤是个文人,态度谦和,审片时他一般不说话,最多有不明白的地方就悄悄问一句:“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边看边问,坐在后排的陈叙一或影片译制导演跟他咬咬耳朵就行了。在审片过程中陈叙一一直表现得很轻松,而孙渝烽除了第一次有点紧张,后来也就坦然了。在历次影片审查中,徐景贤从未以激烈的态度提过苛刻的问题,也很少提出大规模修改补戏的要求,有时他临走前还会说一声“大家辛苦了”之类的客气话。在通常情况下,如果他看完影片后说“可以,没问题”,审查就算通过了。有个别时候徐也会问类似“这个词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这么翻?你们是怎么琢磨的”之类的问题,陈叙一或该片译制导演就给他讲“原意是什么,我们是怎么样译过来的,这样意思会清楚点”。徐景贤就会说“这个好”,有时他甚至说“你看看人家的戏演得多好,外国演员演得的确非常好,很生活,很真实”。由于当时徐景贤是受江青委派来审片子的,审查完毕如果他点头了影片就直接送北京了,因此他在审片后一般都会提些问题,而陈叙一和译制导演就要做好准备向他解释。在孙渝烽的经历中,徐景贤对他参与过的片子没有提出过大的改动,最多也就是对个别地方做些小修改,大致上还算好说话,最多是说“有一个词请你们斟酌一下”,老厂长就回答说“那我们就改一改吧”。在内参片译制历史上最折腾的是英国电影《红菱艳》,影片引进后北京的左派就扬言:“干吗一定要上海翻译片厂的人配啊?北京演革命戏的人也可以配!”结果电影让“北京演革命戏的人”那么一配,就硬是把《红菱艳》给配出革命味儿来了。第一次配音完成后江青亲自看了一遍,觉得实在不行,之后《红菱艳》的配音任务就被转交给了上译厂。在上译厂配的第二版是由上影厂演员中叔皇配莱蒙托夫,李梓配女主角,却不知为何这第二版又未能在北京通过。于是再次走马换将,把正在木工间劳动改造的邱岳峰放出来担纲“莱蒙托夫”一角,这才算是在北京过了关。

“文革”时期孙渝烽在与陈叙一的接触过程中就觉得老厂长在政治上很敏感。有一天下午4点多钟,已是快到下班的时候了,老厂长突然让他在当晚徐景贤来审查影片时准备回答关于“大批判”的问题。晚上审查结束时徐景贤觉得挺好,影片审查顺利通过,陈叙一和孙渝烽就送他出来了。本来徐景贤都已经上车了,却忽然回过头来问:“你们这个大批判还坚持吗?”陈叙一说:“我们坚持。”然后给孙渝烽做了个手势,孙渝烽就开始汇报了:“我们一直坚持所有的片子来了以后都搞大批判,有时候如果太忙,我们就把两三部片子合在一起批判,做到重点发言,人人口诛笔伐。”徐景贤满意地说:“很好,这个你们要坚持下去,搞片子一定要消毒。”说完就上车走了。那天晚上,当时家住老西门的孙渝烽同家住陕西南路的陈叙一一同骑车回家,孙就问老厂长:“老头,你神了!你怎么知道他今天会问这个事啊?”陈叙一回答:“你不看报纸,最近这个报纸上‘反击右倾翻案风’多厉害啊。我就是备着,万一他问,你就汇报。”此外,吴文伦也曾经讲过一个故事。1976年,上译厂为由狄安娜·窦萍主演的影片《美凤夺鸾》配音(由刘广宁主配)。片子译制完成之后就照例要召集有关演职员“批判消毒”,当时也参加那部电影配音的吴文伦在“消毒会”中想了半天,却怎么也想不出那部电影到底“毒”在哪里。正当他还在纠结的时候,陈叙一开口了:“这戏很毒啊,因为毛主席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它却说历史是美女创造的。”这下子就把问题拎得很高,也很绝。听到这话,吴文伦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些权威是给整怕了”。

1949年8月17日凌晨3时许,日本国营铁路公司在日本福岛县境内东北干线松川至金谷川路段行驶的上行旅客列车脱轨翻车,造成司机等三名乘务人员死亡,三十多名旅客受伤。这个事件就是后来被称为“日本国铁三大谜案”之一的“松川事件”。事发次日,吉田茂内阁的官房长官增田甲子七未经调查就指责事故为工会所为,检察厅遂以“列车颠覆致死罪”起诉国铁工会会员十人和东芝松川工厂工会会员十人,趁机迫害工会和日共。1950年福岛地方法院初审时判处全部被告有罪,其中十人被判处死刑。1953年案件由仙台高等法院复审,判处十七人有罪,三人无罪,其中铃木信等五人被判处死刑,武田久等五人判处无期徒刑。但当时社会上普遍认为罪名并不成立。1959年,日本最高法院否决原判决,将该案退回仙台高等法院。1961年,仙台高等法院判处全体被告无罪。1963年,该判决由日本最高法院予以确认。1970年,日本政府还向原被告支付七千多万日元的赔偿金。为了给被牵扯进案件的日共洗清罪名,日本左翼导演山本萨夫在1961年拍摄了电影《松川事件》。该片在完成的同年输入中国,由周恩来亲自指定上译厂负责译制任务。于是上译厂就调集了本厂和上影厂演员剧团的精兵强将,由时汉威和胡庆汉联合执导,卫禹平、高博、郑敏、梁波罗、钱国民、伍经纬、毕克、于鼎、富润生、程引、陆英华、杨文元、邱岳峰、尚华、苏秀等人担任配音,并破例为该片配备了金文江和梁英俊两位录音师,在极短的时间内于1961年8月就完成了这部上下集、总共达二十一本长度的电影。当他们按时完成任务后,上译厂“能干急活,能打硬仗”的形象就算在北京树立起来了,后来北京还曾发过几次急任务给上译厂。而另一次据说是为了让中国驻外大使了解国际动态,上面组织了几部片子要赶译出来。那次厂里基本上是一边翻译剧本,一边打印剧本,而另一边演员就直接进棚配音了。再后来在“文革”期间译制供军队高干观看的日本军国主义影片《啊,海军》《虎、虎、虎》等内参片也是照这个节奏完成的。在内参片任务最繁忙的时候,参加工作的演职员都被要求带着毛巾牙刷住在厂里。大家没日没夜地加班工作,困了就打个地铺或在休息室眯一会儿。由于天热时万航渡路录音棚里没有冷气,为了降温,厂里就只好拿几块大冰块放在一个大木盆里用电扇对着吹,但正式录音时还必须关掉电扇。有一次棚内录一场全部是男演员的戏,康泰热得实在忍无可忍,就一把将自己的汗衫脱了,就那么穿着短裤配戏。后来“文革”结束后还有人拿这事开他玩笑说:“你为‘四人帮’干活真是卖力,赤膊上阵配黄色电影。”有一次夜里为了录一场带混响效果的戏,工作人员在录音时把棚门敞开,在外面安装个大喇叭,里面演员大叫:“着火了,快来救火呀!”由于夜深人静时,棚里传出的声音太大,结果把住在周边的居民都给惊醒了,吓得他们纷纷跳起身来夺路而逃。

那时有几部电影甚至是棚里还在录音,上海市委的小车就已经在万航渡路上译厂大院里等着接拷贝了。有时北京方面等不及要看,上海这边录音棚里配好几本戏后就马上把拷贝交给市委的专车送虹桥机场,由当天班机运送北京。

那时,张春桥、马天水、徐景贤偶尔会半夜三更利用“审查”的名义要求看片子。有一次张春桥在上海时半夜三更突然想看电影了,于是接到通知后厂里马上就调了拷贝送到康平路市委大院,同时还把影片译制导演和主要演员叫去陪着。那次影片放映结束时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了,据说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还亲自端了一大盘油煎馄饨出来请几位上译厂的演职员吃夜宵,之后还用市委车队的值班汽车把他们一一送回家,此谓之“热炒”。纵观全球,这种把电影当电视连续剧看的方法在全球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伟大创举”了。当时,“中央文革”的几位首长对影片题材是各有各的喜好。王洪文喜欢看狗片,而江青则喜欢看文艺片。从艺术角度来看,平心而论,当年江青选片的眼光是很内行的,她选的一些片子还真不错,也不枉“伟大旗手”曾经在上海滩干过几年电影。我妈就曾主配过一部江青亲自选的美国电影《鸽子号》,画面非常美,影片内容也不错。1974年,上译厂接到为毛泽东要看的纪录片《猿和人》配音的任务。厂里为该片配备了卫禹平、戴学庐、伍经纬三位导演,而负责解说的配音演员就毕克一人,大家加班加点赶任务。我现在真是难以想象当年毕克先生是如何在三位导演的同时指挥下把活儿干完的。后来这部戏配完后也是由上海市委组织部来车接的片子,之后将影片拷贝直送虹桥机场,飞机飞抵北京后直送中南海,于是毕克深沉的嗓音就直达“中央”了……后来有人说内参片做到这个份儿上也算是“通了天”了。

当年针对内参片曾有过许多分类方法。“沪内”“沪外”等都是编号,有时参与工作的人员都只知道代号,而不知道片名叫什么。后来大家也知道了怎样的代号就代表了怎样的影片类型。那时除了不能对家人亲友说内参片的事,在译制过程中也只有参加特定影片工作的人才能进棚看片子,其他人即使是驻厂工、军宣队里的无关成员都不能看,而那时他们对此还颇有微词,不过却也无可奈何。当时上译厂工宣队就有一个胖胖的胡师傅发牢骚说:“我不看,我也没参加工作,我就不看,这没办法的。”不过他也表示:“有些工宣队员和军宣队员对此是有意见的,可这是上面规定的,我们必须严格执行!”在“文革”期间,除了输入的外国影片需要在上译厂配音,也有向外输出的国产片是在万航渡路配音的,而为中国电影配外语的“配音演员”则是上海各大院校的外语教师和上译厂翻译了。我记得小时候我曾经饶有兴趣地在录音棚里看他们配德文版的《闪闪的红星》,为片中小主人公“潘冬子”配音的是一位女翻译。由于配音的不是专业配音演员,而且我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感觉当时导演只要求他们把口型对上就行了,其他的也就无法苛求了。

北京布置的内参片译制任务在不断地下达,神秘紧张的气氛继续笼罩在万航渡路上译厂大院的上空。据陈叙一爱女小鱼的回忆,在搞内参片最忙的时候她曾到万航渡路厂里给她爸送饭。趁着吃饭的工夫,小鱼就央求她爸让她进录音棚去看一会儿电影,但得到的回答总是“不可以,饭送到了,你就回家”。后来“文革”结束后,厂里发了在新光电影院(上海市电影局放映内部电影的主要场所之一,位于上海市南京东路后面的一条小马路天津路上)放映的内部电影票,陈叙一才会让女儿去看。不过当时尽管不给看,宠爱女儿的陈叙一还是会给女儿“说电影”,把女儿看不到的片子以讲故事的形式说给她听。陈小鱼记得有一次父亲把电影《红衣主教》从头到尾给她讲了一遍,以至于她后来自己去看这部电影时就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老厂长是真会讲故事,他的那些老朋友礼拜天在陈家聚会时就喜欢听他讲故事,而他会把最新译制的那些电影的精华部分都绘声绘色地讲出来。据说当年在苦干剧团时由于大家都很穷,经常买不起电影票,因此当外面有好片子时大伙儿就凑钱买一张票让陈叙一一个人去看,等他回来后再把整部电影跟大家讲一遍。小鱼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她爸曾经把英国电影《三十九级台阶》像说书一般绘声绘色地给她讲了一遍,不知道陈叙一的这种能力是否跟他早年在苦干剧团练就的“说电影”功夫以及喜欢听评弹的个人爱好有关。

在那个年代,负责创作八个样板戏的“样板团”里的艺术家们能够享受每月七元的“营养费”。我记得到1970年代中期时连反反复复排演各种版本的歌剧《白毛女》的上海歌剧院也开始给剧组演职员发营养费了。由于当时社会供给非常困难,如果没有相应的票证,老百姓就是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后来我父亲他们就一致要求把营养费折成食物发放,最后上面决定给他们每天发一客营养菜。所谓“营养菜”也就是一荤一素,多数是红烧大排加青菜或红烧狮子头加卷心菜等。当时父亲自己舍不得吃,每次都把营养菜带回家,把里面的那块肉一分为三,给妈妈、弟弟和我,而他自己却瘦成了上海歌剧院著名的“三大排骨”之一。反观上译厂的那些艺术家们,由于他们并没有名正言顺地公开“为人民服务”,他们的辛勤付出在那个年代根本不为人所知,所以不但连这点待遇都欠奉,而且任何营养费、加班费、夜餐补贴等福利一概没有。据程晓桦回忆,当时他们曾得到仅有的“好处”就是加班夜宵,也就是在加班加点、挑灯夜战的时候由食堂给加班的演职员做点儿面条、稀饭,有时来碗不收饭菜票的青菜皮蛋粥就已经很是令他们“欢欣鼓舞”了,至于别的什么也就不敢奢望了。当年孙渝烽和伍经纬都喜欢看书,还经常写东西。由于当时很多片子需要查资料,孙渝烽记得他自己就曾帮邱岳峰去借过有关卓别林的资料,后来在1973年搞苏联影片《解放》的时候,他们还去借过《第三帝国的兴亡》。由于那些书在当时属于“禁书”,没有上级单位的证明压根儿就借不出来,上译厂就向上级打了报告要求到复旦大学去借,这样孙渝烽便经常会跟伍经纬一起穿越整个市区到位于上海东北角的复旦大学借书。由于路途较远,两人就会经常在外面小饭铺里解决午饭。平时生活节俭的伍经纬此时便会花一毛钱买一包他爱吃的猪头肉,再来一杯啤酒,小小地“奢侈”一把。由于经济拮据,他抽的烟基本上都是质量很差的牌子,后来伍经纬去世较早应该跟他早年长期的拮据生活有很大关系。

1970年代中期,上译厂打了报告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反映万航渡路厂区地方太局促,要求换个条件好些的地方。报告打上去以后,当时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非常重视。可能是觉得上译厂搞了这么些年内参片卓有成效,应该改善一下他们局促不堪的工作条件,于是徐景贤大笔一挥,就给了两处地方让上译厂挑选(后来当上译厂于1977年1月迁入永嘉路新址之时,之前把这个地方批给他们的徐景贤已是身陷囹圄,不能“亲临视察”了)。其中一处是南京西路近石门二路的一栋别墅,就在现在的“王家沙食府”对面,里面有一幢小洋房,外带个小花园,而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位于徐汇区永嘉路383号的原属孔祥熙的别墅。从面积上来说第一个地方比永嘉路383号大院小一点,但地处上海市中心最为繁华的南京西路,地理位置比较好。后来陈叙一看下来觉得南京西路太闹,就选择了永嘉路。永嘉路新厂区里除了原有的小洋楼和门口的两间小房子外,厂里又在大院里新造了一座两层楼的录音楼、一个大放映间和一个片库。录音棚楼上是剪辑室等技术部门,行政、财务部门和食堂就设在小洋楼的底楼,二楼是翻译室和演员室,三楼是图书馆(第一任图书馆管理员是扮演《今天我休息》里面“罗爱兰”一角的上影老演员史原的爱人罗静宜)。而陈叙一将他们厂领导的行政办公室设在了一楼半靠里边的地方,而那里根本就晒不到太阳。同时,他把外面光线较好的地方让给生产办,把二楼朝南向阳的两个大房间中靠西边的一间给了演员组,靠东面的一间给了翻译组,而他自己的办公室则设在最靠里、采光最差的区域里。

苏秀曾说过她觉得“文革”中的上海电影译制厂就真像陈丹青所说的是“一片编外的天空”,几乎没受社会上多少影响。我想这都是因上译厂承担了译制内参片的特殊任务,而其中的代价就是演职员抛家弃子和长期超时间、超负荷地工作。我记得有一年厂里连轴转配戏,结果先是我妈把因疲劳而昏厥的苏秀送回家,而后过了没多久,她自己也因过度疲劳而失声昏倒,被老厂长派厂里的小车给送回了家。在我年纪很小的时候脑子里就印了这么一个画面:在上译厂万航渡路大院的录音棚里,黑暗中的银幕上正在放映一组华丽的电影画面。在一个有水晶大吊灯的大厅里,一群身着燕尾服衣冠楚楚的绅士和胸前勋章闪亮的军官在衣香云鬓、觥筹交错中穿行、交谈。当我的眼睛像电影镜头一样从银幕上方摇到银幕下方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穿着旧棉袄、手里端着剧本、背对着我站在一个话筒下的木架子前的男人背影,那人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银幕上的人物口型吐出一句句清晰而自信的台词。当时我注意到他穿的棉袄右手袖子肘部有块补丁。我现在已不能确定那是哪一位伯伯的身影,但当时银幕上下巨大的场景差异还是在我幼小的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而这其实也就是当年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相同社会阶层生活之间鸿沟般差异的真实写照。从1970年代初到“文革”结束的整整六年时间里,应该说上译厂的艺术家们(其实还包括上海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乐团的众多艺术家及上海各高校的外语大拿们)就像是被蒙上眼睛推着重磨的驴,兢兢业业地创作出一大批直到今天也算是空前绝后的艺术精品。随着1976年10月的到来,这些精品甫一面世便遭遇了中国观众已饥渴了达十年之久的心灵期盼,使得那些译制片几乎是一经公映便炮炮打响,从而使默默无闻了多年的配音艺术家也终于得以直面观众,获得他们应有的社会尊重。据我妈说她当年配的参考片至今都还有一半没有面世,其中相当一部分就被存进了中国电影资料馆压箱底,至今不能见天日。当时,作为内参片的电影上面连演职员名单都不能打,包括上译厂和参与配音的上影演员剧团在内的所有创作人员只能是“隐姓埋名”地默默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