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间里的“莱蒙托夫”

“文革”一开始,身背沉重历史包袱的邱岳峰在1949年所做的“解放后可以过上好日子”的美梦可谓彻底“随风飘去”了。在1956年他父亲去世前后,邱岳峰就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他的养母(邱岳峰子女口中的“中国奶奶”)先是一个人独居在虹桥路,后来她身患重病后就被邱岳峰接到自己家,最后在南昌路钱家塘邱家去世。养母去世后,邱岳峰在“文革”开始前又把他的俄罗斯籍生母(被邱岳峰子女称为“外国奶奶”)从福州老家接到上海,一家老小七口人在风雨飘摇中挤在他那间十七点二平方米的小屋子里。

由于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邱岳峰从“文革”伊始便受到造反派的“极大关照”自不必言,而且连在里弄生产组工作的太太也由于“受惠”于他而被搞得狼狈不堪。“文革”初期的一天,邱岳峰太太所在生产组的一个造反派头头吓唬她说:“当年邱岳峰拿着枪去查户口,你当时也在!”邱岳峰的太太听了这话就非常害怕,而邱岳峰知道后也紧张了起来。他跟太太说:“你走吧,离开上海避一避。”于是邱岳峰太太就被迫离家出走,远赴宁夏,到她弟弟那儿避了一段时间。而彼时双眼失明、瘫痪在床的邱岳峰生母主要由他太太照顾,好在邱岳峰有一个在徐汇区中心医院工作的医生朋友会不时过来为老太太诊疗。直到一天晚上,老太太看来实在是拖不下去了,邱岳峰就把他那医生朋友请来,问是否还有救。那个医生回答他说没有必要再救了,因为除非邱岳峰能有这个精力和财力一直维持,况且就那么拖着对老太太来说也是极大的痛苦。

1967年某天,老太太在南昌路家中驾鹤西去了,接着邱岳峰很快就毫无悬念地进了“牛棚”。就这样,本来就喜欢干木匠活儿的他就此先后在作为“牛棚”的位于万航渡路厂区内和奉贤县文化干校内的两处木工间里“非常老老实实、绝不乱说乱动”地干起了木匠活儿。同时,他每天回家后还要接受家庭所在地居委会的监督,天天扫弄堂,搞得单位、家里两头受苦。在“文革”时期,邱岳峰原来每月一百零三元的“文艺九级”工资也被扣发了,造反派按照“家庭成员每人每月十二元”的标准,每月只发给他六十元的生活费。这么一来,对本来就经济不宽裕的邱家来说又是雪上加霜,幸好当时邱必昌已经工作了,自己有了收入,这样那六十元就等于是家里其余五个人每月的生活开支。在生活最困窘的时候,邱岳峰就不得不经常向朋友、同事甚至邻居告贷。有一年春节,他写了张纸条让邱必昌拿到南昌大楼刘琼家里去向他借了五元。之后他还曾多次向好友韩非借钱应急,不过借的金额不大,每次三元五元,最多也不超过十元。邱必昌说那个时期他们是不进银行的,因为根本无钱可存。邱家经常是到了月底二十几号时全家人就剩下两元,在那种情况下邱岳峰有时还会硬着头皮向楼下一户家庭条件较好的邻居借点钱周转一下。“文革”前的邱岳峰是吸烟的,他日常抽的大多是类似“凤凰”和“飞马”等牌子的中档烟。由于邱岳峰在钱家塘弄堂里人缘较好,他买烟全部是赊账,从不给现钱,他平时从弄堂里的小烟杂店整条地拿烟,到月底发工资的时候再一块儿付账。后来到了“文革”中期,或许是考虑到两个儿子的健康,邱岳峰就让两个已开始抽烟的儿子邱必昌和邱必明把烟戒掉。有一天晚上,邱岳峰正在家里抽烟,而邱必昌也在一旁抽着,这时邱岳峰就突然发火了:“告诉你别抽别抽,还抽!现在我不抽了,看你们抽不抽!”说着,邱岳峰就一把将自己手中的烟给掐了,从此再没碰过香烟。邱岳峰这个举动令儿子邱必昌非常佩服,因为他自己日后也曾多次试图戒烟,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所以,这次“三娘教子”的最终结果是邱岳峰这个当爹的一下子把烟给戒了,而他的两个儿子却一直抽到了现在。随着长子邱必昌以外的三个子女分别去了外地和市郊农场务工、务农,邱家的日子也就这么一天天地混了下来。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干着干着,邱岳峰又不慎在厂里重重摔了一跤,而且还把腿给摔断了,于是他只好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还没等腿好利索,厂里的造反派就登门了,他们来到钱家塘邱家楼梯下扯着嗓子大叫:“邱岳峰,明天早上8点到厂里报到!”然后连楼也不上便扬长而去了。第二天,邱岳峰便只好拖着伤腿回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去了。因此,直到最后的岁月,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邱岳峰走路是有点儿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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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岳峰全家“文革”期间的合影
前排左起:邱岳峰、幼子邱必昱、邱岳峰太太
后排左起:次子邱必明、女儿邱必昊、长子邱必昌

“人算不如天算”。从1970年开始,上译厂接到北京交与的译制八部内部参考片的“伟大任务”,这八部影片分别被编号为“沪内1~8号”:“沪内1号”法国故事片《红与黑》、“沪内2号”法国故事片《漂亮的朋友》、“沪内3号”英国纪录片《战火中的城市》(又名《三城》)、“沪内4号”英国故事片《红菱艳》、“沪内5号”英国纪录片《学生之死》、“沪内6号”英国纪录片《游行》、“沪内7号”美国故事片《舞宫莺燕》、“沪内8号”日本故事片《军阀》。而其中编号为“沪内4号”的英国故事片《红菱艳》则成为一双有力的命运之手,实实在在地扭转了邱岳峰当时的困境。

《红菱艳》在中国的译制过程着实是“一波三折”。这部片子一开始由北京方面译制,由于效果不佳,影片被转发到了上译厂。《红菱艳》在上译厂译制的第一个版本由中叔皇和李梓主配,第二轮译制完成后不知为何上面还是不满意,于是最后男主角换成了邱岳峰。

至此,就该片的配音阵容而言已经是“第三梯队”了。

这部影片是“文革”中邱岳峰主配的第一部西方电影。据邱必昌回忆,对于影片《红菱艳》中“莱蒙托夫”一角的人选问题,上译厂当时的“革命领导层”曾经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作为“革命领导班子”两大阵营的工宣队和军宣队各执一词。工宣队认为“莱蒙托夫”由毕克配最合适;而另一方的军宣队则认为非邱岳峰莫属。于是,一个大范围的“扩大会议”便按照“文革”中“发动群众”的标准模式召开了。当时与会的不单是导演组和演员组的创作人员,而且就连厂里的工人和食堂炊事员都被“发动”来了。就这么一来二去,最后还是陈叙一一锤定音,决定由邱岳峰担纲“莱蒙托夫”。

然而,这个在当时可谓“天上掉馅饼”的好机会却使邱岳峰感觉“压力山大”了。经过了过去十几年的折腾,特别是经过“文革”初期的“灵魂触及”,邱岳峰已经很怕了。在当时《红菱艳》可是一部给首长做“敌情参考”的“重要反动影片”,而他自己又长时间没在话筒前好好工作过了,是否能配得好,他心里真是一点底都没有。他担心配成功了还好,如果弄不好的话就又要倒霉了。在邱必昌的记忆里,在配《红菱艳》的那段时间里,他父亲在家时几乎什么事都不干,就是天天闷头准备台词。同时在那个阶段,邱岳峰在其他方面的境遇似乎并无太大改善。他就这么过着早晨5点起身当“清道夫邱师傅”扫弄堂,然后上班进棚做趾高气扬的芭蕾舞团老板“莱蒙托夫”,出棚后即钻进木工间乖乖当个默默无言锯木头的“邱木匠”的身份分裂的日子。银幕上西方人物与银幕下东方配音演员之间的命运落差是如此巨大,令人难以想象他当时的心境。但对于当时的邱岳峰而言,能够配戏,特别是还能配主角,就已经是不折不扣的“天降甘霖”了,这突然的命运逆转对他而言简直就如同台湾作家唐鲁孙先生在其作品中形容某人突然当上大官时用的“正在地里拾大粪,官从天上掉下来”的比喻一样了。在后来完成的电影《红菱艳》里,银幕上那个霸气十足的人物莱蒙托夫所透出的声音气质自信而优雅,让人根本听不出这是由一个当时正处在极其艰难卑微的处境下不得不低头夹着尾巴做人的“历史反革命”所演绎的角色。

在《红菱艳》顺利完成并审查通过之后,邱岳峰又连续参与了阿尔巴尼亚电影《脚印》《勇敢的人们》《天亮的时候》,日本电影《战争和人》《樱花特攻队——啊,战友》《啊,军歌》,联邦德国和罗马尼亚合拍的电影《罗马之战》,苏联电影《湖畔》以及法国电影《巴黎圣母院》的配音工作。1972年,英国电影《简·爱》的译制任务下达到了上译厂,担任该片译制导演的陈叙一很快便开出了角色分配名单,其中就准备让邱岳峰为美国著名演员乔治·斯科特扮演的男主角罗切斯特配音。没想到这份演员名单刚送上去,第二天“群众意见”就又来了,反对邱岳峰担此重任,建议导演换人。可陈叙一坚持己见,认为不能换。他表示:“如果要保证质量,就只有邱岳峰配罗切斯特最合适。”于是军宣队和工宣队就只好又坐下来开会研究了,后来还是军宣队比较“识时务”,说“既然上面指定让陈叙一来负责搞内参片,他就是权威专家。而且连中央都相信他,我们就不要反对了嘛,他要用谁就用谁,反正我们把报告打上去就可以了”。

就这样,邱岳峰才被正式确定担纲这个后来在中国电影配音史上堪称经典的“罗切斯特”角色了。

邱岳峰一眼就瞄准了这个机会。看了原片后,他便主动表示“要下功夫准备”。他对《简·爱》的准备非常到家。在该片的译制过程中,他每天早早就来到厂里做准备,甚至人在棚里工作时都表现得严肃极了。据孙渝烽回忆,令他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影片已经录制两天后的一天上午,邱岳峰准备要配罗切斯特和简·爱在花园争论之后简·爱出走,罗切斯特绝望地大声呼唤简·爱(一个非常经典的片段)的那场激情戏。由于当时陈叙一在录音时有个习惯,就是从来不会从第一段按顺序录到最后一段。他总是先录一些过场戏,让演员把握了人物的基调后再录重场戏,所以那天就是一个配“重场戏”的日子。

那天一大早,邱岳峰捧着个装茶水的大口玻璃瓶进了录音棚。孙渝烽一眼看到他手中的玻璃瓶里泡着几片当时市面上非常罕见的西洋参,就惊奇地问他:“哎,你今天怎么会有西洋参的?”邱岳峰说:“我怕顶不下来,好不容易搞了几片西洋参泡在里面,很贵的。”

当天下午上班后一开始就是录这场戏,邱岳峰一上来就来了几遍,在当时棚里的同事们听来都觉得效果已经很可以了,但陈叙一却始终跷着二郎腿边看边抖。由于老厂长在思考或表示不满时就喜欢抖腿,潘我源曾经笑称陈叙一的那些神来之笔的台词都是从他那个腿里“一抖一个词,一抖一个词”那么抖出来的,因而当时在棚里的所有人都知道,他这一习惯性肢体语言所传达的意思就是“这戏不能过”。

一时间空气似乎有些凝结了。陈叙一坐在那儿抖着腿,而邱岳峰站在话筒前已经实录两遍了。棚里的同事们都感觉真的已经很够意思了。大家望着陈叙一,但老厂长却还是在那儿不停地抖着他的腿。

邱岳峰一看这阵势,就说:“老陈,我再来一遍吧。”

“好,再来。”

又来了一遍,邱岳峰赶忙自己又说:“我口型不好,再来。”

陈叙一想了想,说道:“这样吧,放两遍有声,再放一遍无声,让他休息一下,喘口气。”

休息好了,再次进入实录,邱岳峰又一次发出声嘶力竭的喊叫。一直在旁边看着这一切的孙渝烽听到邱岳峰的嗓子都已经有点嘶哑了。

这次实录一结束,大家扭头一看,发现陈叙一的腿不抖了。

“过!”

直到这个时候,邱岳峰才停下来喝了口水,他的心总算是定下来了。

事后孙渝烽问老厂长:“我觉得前面听着都挺好了……?”

陈叙一说:“不够揪心,要揪心,要喊得让简·爱揪着她的心,把她揪回来!”

老厂长就是这样,在录音棚里他的指令通常非常简单,“不够,这个地方是不是再浓一点儿、再浓一点!”简洁明了。而那天他就只对邱岳峰提点了一句:“要揪心。”邱岳峰一听就明白了:“再来!”

也许邱岳峰对“罗切斯特”的演绎太完美了。若干年后,当陈丹青到了美国去看原版《简·爱》时,他的耳朵里都是邱岳峰的声音,以至于他表示“简直不能忍受《简·爱》中罗切斯特的扮演者乔治·斯科特的声音”。这个感觉我在1980年代看乔治·斯科特主演的另一部影片《巴顿将军》时也有同样的感觉。不可否认,乔治·斯科特是个伟大的演员。但是,至少在中国放映的译制片《简·爱》里,他的光辉形象却不幸让邱岳峰的声音给生生比了下去。

配完《红菱艳》以后,感觉神清气爽的邱岳峰就不禁有点“飘飘然”了。由于《红菱艳》中的芭蕾舞团老板莱蒙托夫留着一撇漂亮的小胡子,在配完这部影片后邱岳峰居然也留起了胡子。但没过多久,工宣队就直接给他撂了句话:“老邱啊,不要翘尾巴啊!”这句“醍醐灌顶”的话一下子就把邱岳峰刚刚复萌的“小资情调”给打了个精光。当天下班回家后,他就立刻把他那新蓄的小胡子给刮掉了。当时他太太还觉得有点奇怪,问他为何把胡子刮掉,邱岳峰心有余悸地回答:“工宣队跟我讲了‘老邱不要翘尾巴’。”

在“文革”初期的那几年里,邱岳峰的日子是很难过的。但在那个时期比他日子更难过的人却是大有人在。1972年,在沪宁线上的江苏省龙潭监狱里发生了一个与美国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的情节极为相似的场景。《肖申克的救赎》是描写了被指控枪杀了妻子及其情人的银行家安迪·杜佛兰(蒂姆·罗宾斯扮演)在被判无期徒刑后,在长达二十年的牢狱生涯里,每天用一把小鹤嘴锄在监房里挖一个遮在一张明星丽塔·海华丝的电影海报后面的洞,最后终于从那个洞里逃出的故事。影片中有一个情节就是他把自己反锁在监狱广播室里,用高音喇叭向外播放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第三幕中伯爵夫人和苏珊娜的二重唱《晚风轻拂的树林》。在那个场景里,音乐使牢笼中的囚徒在精神上挣脱了沉重的枷锁,重新唤起了他们心底的人性和希望。1965年12月9日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就在那天,一位译制片资深影迷张稼峰因为在与南京大学的法国外教和中苏自费旅行团成员的交流中言词间对“伟大领袖”有所不敬而被逮捕,之后他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被投入当时名为“江苏省第九劳改队”的龙潭监狱。入狱后,又由于受他哥哥和同学朋友的事情牵连,张稼峰在监狱里饱受折磨。有一年夏天,他因为拿家人送进来的法语版《毛主席语录》背法文单词而被惩罚,关进了俗称“小号”的禁闭室。由于禁闭室的面积不到两个平方米,对于犯人而言,“关小号”令他们最难受的时间就是夏天了。小号里的犯人一般不让洗澡(虽然有时看守高兴了偶尔也会让犯人出来用自来水冲洗一下身子,但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那是一种奢望)。一个夏天下来,据张稼峰说,他身体所散发的味道已经不仅仅是汗臭,而是一种发酵过的类似水果糖的味道了。而当时的他在小号里就是通过回想他以前读过的书、看过的译制片、听过的古典音乐来打发难熬的时间,防止自己精神崩溃。

作为对劳改犯进行思想改造的一部分,劳改队里有时晚上会在院子里为犯人放映露天电影,而放的片子基本上都是《海港》和《智取威虎山》之类的革命样板戏。突然有一天晚上,正蹲在小号中忍受着酷暑和蚊叮虫咬折磨的张稼峰突然听到远处的院子里传来了他熟悉的配音演员邱岳峰的声音,原来那天晚上劳改队正在放映阿尔巴尼亚电影《第八个是铜像》。张稼峰竖起耳朵仔细倾听,于是他就清清楚楚地听到了邱岳峰讲的一句台词:“盐是从大海里来的,大海是人民的。”邱岳峰的声音对于当时身处极为严酷的环境中的张稼峰而言仿佛是来自天国的天籁之声,令他极为感动。“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那帮人还在!”这个消息对正在监狱小号中忍受折磨的他是极大的宽慰。虽然他还身陷囹圄,虽然“文革”的邪火还在神州大地遍地燃烧,但至少邱岳峰、李梓、赵慎之这帮人还在。这个在当时张稼峰看来很重大的信号重新燃起了他对未来的希望。当时他就想,总有一天他会走出监狱的!只要不死,总有一天他就能再次听到上译厂的配音!就是靠着这股信念,张稼峰终于熬到了1974年12月8日他出狱的那一天,并且后来还与赵慎之、苏秀等老一辈配音演员交上了朋友。

虽然政治压力还在,虽然还不能“翘尾巴”,但邱岳峰毕竟还是作为主力演员回到了录音棚,回到了话筒前。从1970年的《红菱艳》开始到“文革”结束的1976年后的几年时间里,邱岳峰先后主配了包括《最后的特攻队》《战争和人》《罗马之战》《湖畔》《巴黎圣母院》《简·爱》《白玫瑰》《在那些年代里》《红莓》《舞衫骑尘》《红袖倾城》《春闺怨》《化身博士》《同是天涯沦落人》《屏开雀选》《比男人更凶残》《基督山恩仇记》《碧云天》《音乐之声》《猩猩征服世界》《谍海群英会》《绑架》《琴台三凤》等一批欧美日优秀影片和一些阿尔巴尼亚电影,其中邱岳峰为《简·爱》的男主人公罗切斯特配的声音日后就成为他配音艺术的风格标签,至今为影迷们所津津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