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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冲右突皆无路

“文革”初期，刚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调到上影厂不久的著名作家、名记者曹聚仁先生的女儿曹雷因为其定居香港的父亲而被看成“里通外国”，之后还被抄了家，父亲在多年里寄到上海的家书也被悉数抄走。因父亲肩负两岸沟通的重任，曹雷担心如果信件落到他人之手就有泄密的可能，于是她就独自去了北京，跑到府右街中南海西门总理办公室去找周恩来反映情况。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派人接待了她，曹雷就向来人讲述了她在上海的家被抄、她爸爸寄给家里的一千多封信件被全部抄走等情况。就在她从北京回到上海后不久，估计是总理办公室给打了招呼，时任中共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的张春桥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打来了电话，说“曹雷父亲的情况我们是知道的，抄她的家不好，抄去的东西应该归还”（大意）云云。曹雷至今还记得当时有这么个电话记录，她估计现在还可以在上海市委的档案里找到那个电话记录。张春桥的那个电话在当时还真是非常管用，后来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上影厂之后就不再整曹雷了。由于当时张春桥的电话里还说了这么句话：“如果曹雷有什么问题那是她自己的事情，但如果是因为她父亲的情况整她就不好了。”所以，既然有这么一句话撂在这儿，曹雷就得“乖乖做人”了，因为她担心如果是由于她自己有什么问题给抓住小辫子的话就麻烦了。

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科班出身的曹雷，语言和声音条件都非常好，被“松绑”后的她很快就被工宣队、军宣队调到上影厂大批判组，并被指定在各种大批判会上带头喊口号和登台念批判稿。这样一来，她的一副好嗓子就开始被用来一天到晚对着上影厂的大批“牛鬼蛇神”开火了。一天，上级把她派到被称为“远东第一监狱”的上海市提篮桥监狱。等曹雷赶到那儿时，造反派已经把当时被囚禁在那里的著名电影表演大师赵丹从牢房里提了出来。在他们批斗赵丹的时候，造反派就让曹雷在一旁看着。曹雷在1956年读中学的时候就曾跟赵丹的儿子赵茅一块儿拍过电影，并且那时她还经常到赵家去玩，跟赵丹、黄宗英夫妇非常熟悉。那天她坐在那儿连看都不敢看赵丹。在后来的时间里，曹雷在已到奉贤文化干校参加劳动后还经常被调回市区在各种大批判会上发言。她记得她还曾在批判周信芳［周信芳（1895—1975年）：艺名“麒麟童”，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京剧“麒派”艺术创始人。曾担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京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等职务］等一批著名艺术家的批判会上读稿子，如此这般，没完没了。

1965年，曹雷在电影《年青的一代》里扮演“林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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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正在干校劳动的曹雷再次接到通知，而这次是要求她立即到万航渡路上译厂报到，在最早几部内参片之一的编号为“沪内3号”的英国电影纪录片《战火中的城市》中担任旁白解说。这是一部记录列宁格勒、柏林、伦敦这三座城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战争破坏实况的纪实片，曹雷担任的是“柏林”部分的解说，另外两部分的解说则分别由上影厂演员中叔皇和谢怡冰担任。片中“柏林”部分是以一个德国中年妇女的主观视角，叙述她从希特勒上台到灭亡那十几年里在柏林的所见所闻，所以解说完全以第一人称来讲述。随着译制工作的进行，曹雷仿佛作为一个亲历者身临其境地目睹了希特勒上台，见证了他上台后的所作所为，最后看到了盟军对柏林的猛烈轰炸。这部分在最后的独白是“我们每天见面的时候我们不说‘再见’，我们说‘但愿明天能活’”。译制那部纪实片的1970年正是“文化大革命”进行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时候，而片子所记录的历史镜头改变了曹雷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很多看法。由于当时内参片译制是绝密工作，曹雷当时绝不敢跟任何人提及那部片子中那一系列触目惊心的镜头：犹太人开的店铺被砸，犹太人被迫胸前挂着代表犹太人身份的黄色六角大卫星，犹太人被纳粹冲锋队拉出来游街，犹太人的书籍被烧毁，狂热的党卫军和少年冲锋队在接受检阅……那一组组充斥着中世纪式的狂热和暴虐的镜头让曹雷觉得背后一阵阵发凉。虽然在当时她是不敢跟任何人谈及这种感受的，但是那些血淋淋的镜头却已深深印在了她的心里……跟所有参与过内参片工作的演职员一样，曹雷是被从干校悄悄地调回市区参加内参片译制工作的，等影片译制完毕后，她也就悄悄地回到干校继续修理她的地球了。在那时，凡是参加过内参片工作的上影系统演职员对他们在万航渡路工作期间的情况都是讳莫如深，绝口不提的，而曹雷也不例外。但是，等她回到干校之后只要一开批斗会，曹雷就会联想到《战火中的城市》里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镜头。每每想到这里，她就会觉得心里发毛，并产生一种想逃离干校的冲动，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要随意离开干校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曹雷就开始动脑筋找机会了。

1965年6月和8月，在毛泽东与卫生部长钱信忠等人谈了两次话后，“解决农民看病难”的工作就风风火火地展开了，而完成“最高指示”所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培养一大批农村医生。经过广泛地组织与培训，大批稍有文化基础又经过初级医疗培训的赤脚医生便迅速出现在了广大的农村，他们靠“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服务所在地的农民。1968年夏，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详细介绍了作为贫下中农代表的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卫生员王桂珍和作为知识分子代表的江镇公社卫生院大夫黄钰祥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先进事迹。从此，“赤脚医生”成为半农半医的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而王桂珍则被看作“赤脚医生”第一人，后来她的形象还被印在了1977年上海发行的地方粮票上。而上海《文汇报》刊发的这篇文章被1968年9月出版的《红旗》杂志和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而这样一篇被先后在三个重要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不但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同样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在阅读了9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后大为高兴，遂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而这一批示在发布两年多后让曹雷敏锐地捕捉到了，她灵机一动，就向上面打了个报告，报告上说“我们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应该走到工农兵当中去。像赤脚医生这样的题材，我们就应该去歌颂、去创造，而且我们将在这个过程中接受再教育”，总之把调门拔得非常高。曹雷当时的想法是自己宁可到农村去跟着赤脚医生跑，也不愿意整天在干校的大批判组里发言读稿子，她想尽快跳出这个环境。于是，她就在这个报告里请求让她跟着赤脚医生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改造自己。巧的是，当时“文革”时期上海的领导正在为长期只有八个单调的样板戏而伤神，已准备要开始抓电影创作了，而曹雷的报告对他们来说是正中下怀。由于当时北京方面有了《决裂》和《千万不要忘记》，所以上海就计划要抓一部工业题材和一部农业题材的影片，而在农业方面就决定抓“赤脚医生”这个题材，于是上面当即把曹雷调到了上影厂《赤脚医生》创作组。

《赤脚医生》这部电影的拍摄后来也是一波三折，上面一开始定的编剧有上影厂文学部的王苏江、赵志强、杨时文，当时在创作组负责的是上影厂工宣队的一个师傅，他就带着曹雷、赵志强等一干创作人员到上海郊县以及浙江、江苏农村采访了许多赤脚医生，曹雷还在上海的赤脚医生王桂珍家里前后住了相当长的时间。当时王桂珍的妈妈很喜欢曹雷，就把她称作“大囡”，把王桂珍叫作“小囡”。在那个时期里，曹雷天天跟着赤脚医生巡诊，他们干什么她也就干什么。久而久之，曹雷居然也学会了给人打针、扎针灸、拔火罐、采草药。后来创作组的人员也开始扩充了，把上影厂导演鲁韧和颜碧丽充实了进来。那时这个剧本是写了一稿又一稿，后来上面又要求先把戏写成一部话剧，在舞台上先竖起来看看。由于那时上海已经很久没有排演过话剧，因此这部叫《赤脚医生》的戏居然还挺轰动，在位于上海市普陀区的曹杨影剧院演了好多场。

当时“文革”已经搞了六七年了，到了1972年和1973年的时候，随着林彪事件的爆发和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国社会紧张的政治气氛慢慢开始有些松动了。由于当时要在国际上“交小朋友”（跟小国家交往），国际交流活动就开始慢慢多了起来。从那时开始，就有一些诸如柬埔寨亲王西哈努克、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等外国领导人陆续前来访华，而上海则是他们访华行程中的必到之处。其中西哈努克亲王在那个年代正好流亡中国，更是频频造访上海。当时的广播里三天两头播报“西哈努克亲王应邀访华”的消息，由于我年纪小，听错了，还傻乎乎地缠着大人问：“为什么西哈努克亲王‘硬要’访华？”当年我们家住在长宁区新华路上，新华路是从虹桥机场到市区的必经之路，被称为“国际要道”。每当有外宾车队经过的时候，居委会就会组织大家沿街排队，鼓掌欢迎。我还依稀记得小时候站在自家阳台上看着周恩来陪西哈努克站在“红旗牌”敞篷车上一路挥手驶过新华路的情景。另外我也曾透过“红旗牌”车半遮着白色窗纱的车窗看到过穿着灰色中山装坐在车里的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和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秀珍的身影。据上海美食作家沈嘉禄所著《上海老味道》一书中记载，1973年，流亡到中国的西哈努克亲王到上海访问，在此之前，亲王已经访问了南京夫子庙，并在那里吃了十二道点心。此番来上海白相城隍庙，负责接待的南市区饮食公司从区内各大饭店调集精兵强将，准备请亲王品尝一下风味小吃。为了胜过南京夫子庙，还精心设计了一份十五道点心的菜单。其中有一道鸡鸭血汤，为做好这道风味小吃，师傅们三下南翔，寻找最最正宗的上海本地草鸡，然后杀了一百零八只鸡才找到所需的鸡卵——真叫是杀鸡取卵了。这个鸡卵并非成形结壳的鸡蛋，而是附着在肠子里的卵，才黄豆那么大小。黄澄澄的鸡卵，配玉白色的鸡肠和深红色的血汤应该相当悦目。但是当天亲王跟莫尼克公主举办家庭网球赛，打得兴起，一时难以收场，即传话出来，明天再去城隍庙吧。于是第二天师傅们又杀了一百零八只鸡。当这道汤上桌时，亲王一吃，赞不绝口，一碗不过瘾，又来一碗。虽然此事沈嘉禄先生并非亲历者，但当时参与接待的绿波廊经理肖建平曾告诉他说当年参与这项重要外事工作的餐厅职工都要事先接受“组织政审”，确保政治上绝对可靠。为了保证点心的质量，做点心的黑芝麻是一粒粒拣出来的，瓜仁也要选一样大小的，半粒的不要。

既然把招待外宾的美食准备得如此精心，那么为那些贵客访沪准备“精神食粮”的工作自然也不能懈怠。于是时任上海市主管文教的市委书记徐景贤计划搞一台小节目，以音乐、舞蹈、魔术为主。其中芭蕾舞自然是革命芭蕾舞，音乐则是华洋杂陈，他们把歌唱家任桂珍、林明珍都找了出来，民歌、外国歌、器乐演奏一起上，而对外文艺演出的场所就安排在中苏友好大厦（现“上海展览中心”）里面的友谊电影院。由于这样一台节目需要一名报幕员，也就是现在的“主持人”，他们就先后找了祝希娟（上海青年话剧团著名演员，曾在电影《红色娘子军》中扮演女主角“吴琼花”）和李守贞（上影厂演员剧团演员），可她们也实在不知道在那样一个时期应该用怎样的风格报幕，试了几次效果并不理想。后来上面又选了很多人，但领导们看了以后觉得这个不行，那个也不成，最后还是徐景贤说了一句：“把曹雷找来吧。”其时曹雷还在乡下跟着赤脚医生体验生活，一天，她突然接到通知要她立即赶回上海，于是就穿了一双沾满了泥的高帮套鞋匆匆忙忙回了市区。曹雷从十八岁起就在市里为一些外事活动报过幕，在这方面有些经验，她虽然起初也不知道要她做什么，但经过领导简单介绍情况后，她就已是胸有成竹了。在稍事准备后，曹雷就上台试了一下，用的也还是“文革”前的老套路。最后，那些头头们就拍板说：“就她吧！”就这样，在那段时间里曹雷就经常会主持一些对外文艺演出，当年费城交响乐团访沪音乐会和在文化广场演出的朝鲜歌剧《卖花姑娘》都是由她担任的报幕员。

时间在一天天过去，在工作了三年之后，上面对《赤脚医生》剧本的修改却始终不满意，说他们“只会写点儿好人好事，并没有把它上升到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但如何把“赤脚医生”的先进事迹上升到“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这让创作人员大挠其头了——“文化大革命”是自上而下的，小小的赤脚医生哪儿有什么能力来“驱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呢？结果上影厂创作组改来改去弄了三年还是弄不好，最后上面就发话叫他们把任务移交给市委写作班，让写作班在创作组几易其稿的剧本基础上继续把本子“上纲上线”到“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而导演则换成了刚拍完样板戏《海港》的谢晋。这时原先的创作组人员对剧本修改已没有了任何发言权，之前曹雷给剧中的女主角赤脚医生起了个“田春苗”的名字，上面觉得不错，后来就干脆把电影名字也改成了《春苗》。最后，剧本在第八稿定稿后就被送到上海市委审查并获得通过，影片随即投入外景拍摄，并于1975年4月拍摄完成。1975年9月，电影《春苗》在全国公映。影片中一个由老演员白穆扮演的医生对患者说的一句“病人腰疼，医生头疼”的台词一时成了当时的流行语。

虽然是“慢工出细活”，可那个戏一磨就是三四年，曹雷一开始在话剧版《赤脚医生》中还是扮演女一号“田春苗”，但由于剧本创作拖得时间太长，到电影开拍时她已是人到中年，早就不是“苗”了，于是就改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年轻演员李秀明来演“春苗”，而那时的曹雷也已被调离了创作组，对剧本和影片都无权过问了。《春苗》公映一年后，“四人帮”就垮台了，于是“春苗”也就变成“毒草”了。曹雷当时还庆幸说“亏得没演电影”，但她没想到的是，《春苗》片头演职员表上的作者名字中却还是有她。

由于《春苗》成了毒草，曹雷就又开始挨批了。影片创作组成员整天被人盯着开会，让他们“讲清楚”，但那时的曹雷已是百口莫辩，实在是“讲不清楚”了。其实当年她本来就是想找个借口跳出运动圈子，结果跳来跳去却还是被政治套在了里头。而且这次非但是被“套牢”，她还成了“毒草炮制者”。那时的曹雷的确是觉得百般无奈，心里有说不出的憋屈。

在当时另外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是有关上影厂拍的另一部工业题材的电影《盛大的节日》。那部影片的拍摄一直拖到“四人帮”垮台时才刚刚结束，而片子还在万航渡路上译厂做后期配音，并未全部完成。我小时候就曾在万航渡路大院看过那部后来并未公映的电影。影片里的主人公是以在上海造反起家的王洪文为原型，由北影厂演员张连文扮演。我现在还清楚记得其中的一个情节：造反派们由于开会找不到地方，就上了一辆公共汽车，一起坐在车厢尾部的那排座位上开会。那个会时间开得很长，他们就跟着那辆公交车一圈圈地转，一直转到天黑，后来车上的女售票员还出于“阶级感情”买了几个面包送给造反派们充饥。结果“四人帮”一倒台，那部片子自然也就“胎死腹中”了，而上海市委在过去几年里投在那部电影上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自然也就统统化为乌有了。后来，那部《盛大的节日》还被老百姓戏称为“盛大的末日”，被画进了揭批“四人帮”的漫画中。

曹雷是一位从舞台到银幕、从表演到写作俱佳的“三栖人才”。由于她老是被人感觉想要“冒尖”，在那个年代她的经历就应了一句老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虽然曹雷一直在试图逃避，但她逃来逃去却总是逃不过运动的风口浪尖。“四人帮”在台上时说她是“文艺黑线的尖子”，要挨整；“四人帮”倒台了，她又成了“毒草炮制者”，还要挨整，那时的她觉得自己简直就没个出头日子了。就是在那种苦闷的状态下，曹雷得了癌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