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 ‧ 电子书库

久梦成真

说实话，我这人从来就不信有什么“心灵鸡汤”能浇灌出美好的人生，但如果说还有谁能够在现实世界里照着“心灵鸡汤”所指引的那样，目标清晰、意志坚定、脚踏实地、步步为营，最后取得事业成功的话，我所见过的唯一的活生生的例子也就是童自荣了。

第一次见到童自荣叔叔时，我还在上幼儿园，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个英俊而有些腼腆的青年，丝毫没有我之后所见到的戏剧学院表演系学生所特有的那种豪迈气质。从那时起我就叫他“小童叔叔”，而这个称谓至今未变。不但我对他的称呼未变，连我妈对他的称呼也几十年未变。当他们见面的时候，颤颤巍巍的“小刘”跟说话已经有点漏风的“小童”互相打着招呼，坐在一起聊天。此情此景，令人不禁感叹岁月之无情。

童自荣是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话剧表演专业1966届毕业生。他并非出生于艺术之家，儿时接触的主要艺术形式也无非是广播、沪剧、苏州评弹等当年最为普通的种类，因此他小时候所处的人文环境跟一般上海市民并无二致。虽然他自称电台是他最初的启蒙老师，但童自荣坦承他小时候也未曾想到过自己后来会从事艺术工作。他在1950年代就开始看译制片，而他最喜欢的配音演员是邱岳峰。从“迷恋译制片”到做起“配音演员梦”，童自荣一发而不可收。我曾经问过他报考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是不是有“曲线救国”的意思，童自荣的回答竟然是：“高中毕业了总得上个大学是吧，暂时没有机会到译制厂工作呀，而我也不像现在的年轻人那么胆子大，自己敢跑到厂里去要求试音或跟个别演员拉上关系呀，这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我的个性完全是内向的，而这个个性也让我觉得选择这条路是契合的，在幕后工作是最合适我的。”因此，在走进上海戏剧学院考场时他就已经很清楚自己将来的目标了，这一点真得令我十分汗颜（我当年考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原因除了是为了逃避我父亲给我指的理工科之路外，竟然是我觉得当导演可以骂演员，很神气）。童自荣对自己未来职业生涯的规划非常明确，但也不失理智。他的第一个目标是考上海戏剧学院话剧表演专业，因为如果考上了，他至少可以证明自己有做演员的素质，如果考不进，就说明自己在这方面不行，也就不能再做梦了。在这点上他一点不盲目。但就是在他跨出这第一步时，命运之神就已垂青于他了，童自荣顺利地考取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与后来成为著名演员的顾永菲和赵有亮同班。这次的成功给了童自荣极大信心，他终于一步跨进了艺术的大门，不过这对于他的“配音演员梦”而言还只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进大学后，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表演和台词这两门主课上，因为这是将来配音工作的基础，而他对其他的课并不太在乎。与其他诸如播音员等工作不同，配音工作的特殊性就等于是在棚里演戏，而事实后来证明童自荣当年对配音工作的理念和理解都是正确的。从中学开始，童自荣每次去电影院看外国译制片的时候都会买一张电影说明书。而当他看到那张薄薄的说明书上面印着的邱岳峰、毕克、于鼎、尚华这些名字时，他就会产生心跳加快、热血沸腾的兴奋感。直到现在，当他回忆起那些场景时他还是显得那么兴奋，看来这实在不是一般的“迷”，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痴迷”了。上海交响乐团中提琴演奏家邝维平兄跟我讲过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二十多年前，他与他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时的同学，现任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余隆一起留学德国。有一次，一个同学告诉他们柏林爱乐乐团音乐厅有一个通道可以进到大厅里面去看乐团排练，于是他们俩就找到那个地方溜了进去，悄悄坐在高处的台阶上偷看乐团排练。那天正好是指挥大师赫伯特·冯·卡拉扬在指挥柏林爱乐排练俄国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的芭蕾舞组曲《火鸟》，邝兄说当时他们看到卡拉扬就站在下面乐团前面的指挥台上，而当乐团奏出《火鸟》第一个音符时，音乐所产生的冲击力简直能“把他们掀翻”，而当时就是那种痴迷和激动使得他们浑身战栗。后来又过了一会儿，他们终于让时任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手赫尔穆特·斯特恩在偶尔抬头时发现了。斯特恩是在哈尔滨长大的犹太人，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并且他是在哈尔滨开始学的小提琴。他和蔼地对余隆和邝维平说：“你们两个中国人下来吧。”于是，这俩一个指挥专业、一个中提琴专业的学生被乖乖地叫了下来，战战兢兢地坐在了音乐厅的第一排。他们带着顶礼膜拜的心情，同时在生理上和心理上仰望着卡拉扬驾驭着柏林爱乐乐团演奏出天籁般的音乐。最后，邝兄颇为感慨地说：“当时卡拉扬挥起手臂一个动作下去，乐团那种宏大的音乐感觉就马上出来了。后来我们俩听过的好乐团实在太多了，但在这个世界上却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乐团能让我们有那一刻的感受了！”我想，童自荣当年在看外国译制片时的心情大约也是如此的吧。

童自荣大学毕业时的1966年正好是“文革”最疯狂的年头，大学毕业生全部“留校闹革命”，于是童自荣就在学院里继续混了五年，之后与后面几届的毕业生一起被发配到江苏泰州的部队农场，跟好几所大学的毕业生一起劳动了两年，直到1972年才又回到了学院待分配。据说当时上海戏剧学院的工宣队定下来的方针是“基本一个不留，统统分配出去”（这个说法应该是准确的，因为当我1980年代中进入上海戏剧学院学习时我就没见过教师中有六五届、六六届留校的毕业生）。而对于童自荣而言，即使是在农场劳动的两年里，他渴望成为一名配音演员的梦想火苗也从未熄灭过。在那些政治动乱、不知道何时出头的日子里，这个梦想成为他的生活动力。冥冥之中，他总觉得将来会有机会跨入上译厂。虽然这在当时看来很盲目、很主观，简直是在说梦话，但他却一刻也不曾放弃这个念头。后来当他们那几届的毕业生被陆续分配去了上影厂、上海人艺、青话、中央实验话剧院等单位时，童自荣却得到了一个对他而言如同一声春雷般的消息——上海电影译制厂要补充年轻血液了。

圆梦的机会是来了，可童自荣的个性比较内向，而且在当时那个年代，他眼里的配音工作也带有点特殊性，有那么点儿小资情调，所以他也怕别人说他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崇洋媚外，觉得有这样的理想好像不太见得光。他从来不会跟人说他埋在心里的想法，哪怕是对他的父母也不说，他所能做的就只是默默地期盼着圆梦的那一天。但因为那时正好遇到学校要再分配了，童自荣就把他的想法跟他的表演主课老师李志舆老师（后任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教授，曾主演“文革”伤痕电影《苦恼人的笑》）说了。他觉得李志舆老师为人正直，对艺术有追求、有造诣，所以他很愿意把自己的想法向李老师和盘托出。李志舆老师在听了童自荣的想法后表示理解。作为老师，根据他的经验和对童自荣的了解，李老师觉得他走这条路是合适的，于是他就欣然答应帮童自荣向学院工宣队反映一下他的个人意愿。而令童自荣始料未及的是，李志舆还做了一桩比他的预期更进一步的事——这位为学生“两肋插刀”的老师居然找了他的嫂子、上影厂老演员张莺。

故事说到这儿，我就不得不先介绍一下李志舆老师的家庭背景了。李家一门三兄弟都是著名演员，李志舆和他的大哥李纬、二哥李农被称为“沪上影坛三兄弟”。老大李纬（1919—2015年）：上影厂著名演员，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由电影导演孙瑜引荐进入中央电影摄影场任演员。李纬参演的第一部影片是沈西苓导演的《中华儿女》，之后在1940年他同白杨、金焰、王人美、魏鹤龄等拍摄了孙瑜编导的影片《长空万里》。同年，李纬转任中华剧艺社演员并参与演出了《孔雀胆》《棠棣之花》《离离草》等话剧。抗日战争胜利后，李纬在观众演出公司当演员，除演出话剧外，他还在上海实验电影工场、文华影业公司拍摄的影片《浮生六记》《小城之春》中扮演了主要角色。1952年李纬加入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并在1953年转任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他先后在《我这一辈子》《51号兵站》《飞刀华》《舞台姐妹》《没有航标的河流》《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车轮四重奏》等二十余部影片中担任主角或重要角色。1987年，年逾古稀的他在影片《菊豆》中饰演了一个性无能而又有虐待狂的染坊老板杨金山。那个角色没有语言和特殊的形体动作，他凭着精湛的演技在银幕上用眼神和内在感受将人物的恶毒和变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老二李农也是上影厂演员，曾在《年青的一代》等影片中担任重要角色。三兄弟中最小的弟弟李志舆一方面是上海戏剧学院的教授，桃李满天下；另一方面他自己也是位优秀的演员，曾于1979年和1980年分别在上影故事片《苦恼人的笑》和《巴山夜雨》中饰演男主角，并因主演电视连续剧《徐悲鸿》于1985年获得第三届《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奖。说到那次颁奖，还有个在江湖上流传甚广的笑话。据说在那次颁奖典礼上，是由一位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拍革命题材电影著称的德高望重的老演员给李老师颁奖。她风度翩翩、神采奕奕地站在台上，以非常清脆的嗓音大声说道：“我宣布，本届《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男主角的获得者是‘李志兴’同志！”结果台下芸芸众生先是一愣，然后笑成一团。此乃题外话。

命运之神就这样又一次降临在童自荣身上，他曾笑言，就李志舆这样一位老实巴交偏保守型的老师，在当时居然也会“走曲线”，搬出自己的嫂子张莺来帮助他圆梦，实在是出乎他的意料。由于性格泼辣的张莺和陈叙一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在受自己小叔子之托后，她就找到了陈叙一，直截了当地对他说：“这个小青年你必须要，不然的话我就天天到你家去闹！”这么一来老厂长就吃不消了，只得应承“行、行”。当然，陈叙一也相信自己老朋友的判断，他肯定考虑到童自荣在上戏学了四年表演，声音条件应该不错，因此也就答应了张莺的请求。就这样，没有考试，也没有试音，并且在进厂前连老厂长的面都没见过，童自荣就很快接到学院工宣队的通知，让他通过正常的大学生毕业分配渠道进入了上译厂，而在此之前他第一次见到上译厂的人也是由李志舆老师引见的。在毕业分配出结果前的一天，李老师带着童自荣去见李梓，请她听听童自荣的语言音色。而李梓当时也只是听了一下，并没有多说什么，至于她后来在那个过程中是否曾经向老厂长推荐过他或起过什么作用，童自荣一概不知道，总而言之他就这么顺利地进入了上译厂演员组。

在1973年1月的某一天，童自荣正式到万航渡路上译厂报到了。一进到厂里，厂党支部书记许金邦就带着他那招牌笑容，亲切地拉着童自荣的手把他带进了演员组休息室，而这时距离他大学毕业却已经有差不多七年了。当童自荣进到演员休息室里的时候，他看到了那些在自己心目中仰慕已久的配音演员。至今他还记得那天上午邱岳峰、毕克、尚华、于鼎等人都在，他想见的那些“高人”一下子都让他见到了，但在那个时刻他反而失望了，因为他们跟他想象中的“天皇巨星”形象太不相同了。之前童自荣觉得邱岳峰应该长得像他在《警察与小偷》里边配的那个小偷，又抑或长得像《白夜》里的“梦想者”，至于毕克这个之前在他心目中“仅次于上帝的人”给他的第一印象则让他很“失望”。本来那天童自荣是怀着“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心情兴冲冲地进上译厂的，但是当他见到那些偶像后，童自荣竟生出梁实秋在《雅舍谈吃·馋》一文中谈及羊头肉时的那种“滋味虽好，总不及在痴想时所想象的香”的感觉。于是乎，童自荣由此得出一个很有哲理的结论——那就是“配音演员跟观众之间的距离应该保持得越远越好”。后来，他曾经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极力反对媒体采访或曝光配音演员，他认为配音演员就应该像广播电台播音员一样躲在幕后，根本不应该跟观众见面。因为如果见面的话，观众对他们的好奇心就马上会得到满足，而他们作为幕后工作者的特殊魅力便也在顷刻间不复存在了。当然，童自荣对自己经过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入学考试严格甄选的个人形象还是很有信心的，他在谦逊地表示“虽然我形象还马马虎虎，但也不想当观众想象中的侠客或王子”的同时也说“有的配音演员和广播电台主持人的形象是‘不能见人’的”。对于小童叔叔的这个观点我深表赞同，因为这跟“网友会面见光死”的道理一样。

童自荣进厂之后便旋即遇到了他配音事业梦想之路上的第三道坎。虽然他觉得老厂长对自己未来在业务上的发展应该是有其规划和想法的，但作为一个表演专业的大学本科毕业生，童自荣却还是跑了长达五年的龙套。在那漫长的五年内，厂里基本上不给他配主角。上海戏剧学院的金字招牌在那个时期不但没成为童自荣可倚仗的个人资本，反而还成了他配音事业上的羁绊。因为在学院给予他的长达四年的话剧表演训练中，童自荣的台词风格无形中就有了话剧表演的“舞台腔”——就是说台词时喜用共鸣腔，而这种习惯绝非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据童自荣自己说，刚进厂时他的那些毛病也是拜“文革”所赐。因为他的嗓音比较嘹亮，当时他老是在学院的大批判和大游行里负责喊口号，这就常常让他的声音不由自主地往上头冒，沉不下来，而这个坏习惯使他在配音话筒前总是松不下来，所以在业务上非常吃亏。另外，当时学院老师见了学生也害怕，不敢给学生提意见。因此，童自荣本来想当然地认为他的普通话在经历四年大学的学习后总该差不多解决了，但实际上却没有，他在有些字词上的发音跟真正的配音演员相比还是有较大的差距。童自荣进厂后参加的第一部“龙套戏”是苏联电影《解放》，他配一个苏军小兵，跟配一位苏联将军的毕克搭戏。录音棚里的毕克像银幕上的将军一样从容沉稳，而第一次站在话筒前的童自荣却跟他配的小兵一样紧张，而这么一紧张，他的声音就发挥不好了。由于童自荣一开始时连口型都对不上，毕克就只好一遍一遍陪着他。后来童自荣不好意思了，给毕克打招呼，而毕克则很有大将风度，只是微微笑着，也不多说什么，就说了句“再来”。后来老厂长甚至曾对童自荣很不客气地说过一句：“你什么时候改变语言了，说人话了，你就上戏！”然而，在别人来看很难熬的五年龙套生涯对童自荣来说却很是幸福陶醉，因为他可以天天在棚里看以前的偶像配音，看着他们是如何一字一句地讲台词，而那种快乐对他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精神享受。当时他觉得只要能让他干这份工作就心满意足了，哪怕永远配不上主角也没关系，况且那时他也真心觉得担任主角也没那么容易——因为老厂长要求实在太严了。陈叙一在给别的演员提意见时童自荣就在边上听，而他觉得有些要求还真不大容易能做得到。但如果达不到老厂长要求的话，那些配音演员就得一遍又一遍地录。因此，童自荣在“跑龙套”时也非常注意认真地把它跑好。他痴迷这份工作，人如果对什么“痴迷”了，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况且童自荣当时就认为首先自己得适应配音工作，所以哪怕让他配一两句话，他也是千方百计地把它配好。没事的时候他也经常泡在棚里看老演员配音，觉得既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学习，可以积累经验。同时，童自荣认识到更重要的是他必须得开口配音，因为哪怕只说一句话也比听十遍要来得有用。就这样，他在棚里接受了年复一年的磨炼。在那个时期，如果前辈在听了他的配音后能够说一句“你的声音跟这个人物非常贴，很有光彩，配得很有分寸”时，童自荣就会觉得非常高兴，至于那些诸如“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等富有哲理的闪光思想，他当时压根儿就没有。

1978年，在童自荣的龙套生涯持续了五年后终于得到了自己第一部主角戏——美国科幻电影《未来世界》。这部戏是由陈叙一亲自坐镇把关担任译制导演的，童自荣在片中为由美国老牌明星亨利·方达之子彼得·方达扮演的一个记者配音，跟他搭戏的是经验丰富的老演员李梓，反一号则由邱岳峰担纲，整个配音演员阵容强大。由于男主角的人物性格在童自荣看来并不复杂，因此他对于自己职业生涯的这一重要进展丝毫没有“里程碑”的感觉，因为在过往的五年里他已习惯于只用功做好工作而不问角色大小。而且他知道老厂长所欣赏的是部下的用功，而不是他们的小聪明。

拍摄于1976年的《未来世界》描写的是机器人企图控制世界的恐怖故事，而在四十年后的今天，智能机器人阿尔法狗（AlphaGo）大胜韩国围棋高手李世石的结果已经预示着当年电影里所表现对未来机器人控制世界的担忧有可能会逐渐变为现实。在当年为这部影片配音的时候，童自荣也遭遇了在其配音生涯中令他印象深刻的一次另类“恐怖经历”。虽然当时他并不觉得这部戏很复杂，但有一场戏，自己所配音的记者查克·布朗宁企图说服电工跟他一起去揭穿未来世界游乐场的阴谋，由于跟不上口型，节奏老是慢半拍，他居然一连录了将近十遍都没有通过。在那种情形下他有点慌了，因为这不像龙套角色，如果配得不好是有可能会被导演换下去的，而如果那种事发生的话是很丢脸的事，而“戏过不了就换人”的做法在上译厂的历史中是有过先例的，所以童自荣可不想让自己落到那步田地。

但不想归不想，他还是怕得要命，连冷汗都出来了，他越来越担心是否会因为那场戏过不了而把他撤换掉。然而，经验丰富的陈叙一当时却表现得非常理解和体贴：“这个不要紧啊，咱们先休息。”其实那时还不到休息时间，但老厂长先让大家休息，让童自荣缓口气。等休息结束大家回到录音棚里的时候陈叙一的话也不多，只说了句“这恐怕不单是口型问题”，聪明的童自荣马上就悟过来是他的感情没有跟上。因为他所配的角色当时应该特别有激情，有发自内心的急迫感，而之前童自荣说台词的时候情绪不够发自肺腑，所以导致口型老是跟不上。于是，当时已冷静下来的童自荣要求多听几遍原片，接着马上实录，结果一遍就过关了。另外在《未来世界》的译制过程中还有个细节。由于片中男女主角的个性都很强，童自荣所配的记者布朗宁老是跟李梓配的女主角斗嘴，相互挖苦嘲讽。但其中有一句挖苦的话他是说来说去怎么都不到位，而陈叙一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从来不示范给演员看，他的启发方式就是用一两句话来点拨演员。当时老厂长就对童自荣说：“你是不是想一想上影厂有个叫杨华（上影厂老演员，曾在《不夜城》《51号兵站》等影片中担任角色）的演员，他生活里讲话的那种腔调，‘浪里浪声’（上海话，意思是故意冷嘲热讽，话里有话），那个意味就在里边了。”童自荣一听老厂长这话就马上领会了他的意图，他立马在台词处理上模仿了杨华的那种“浪里浪声”的腔调，结果一下子就通过了。在这部戏完成后，陈叙一加快了对童自荣的培养速度，只要是合适的主要角色老厂长都会给他配。这样就在同一年里，童自荣接二连三地在《悲惨世界》《孤星血泪》《华丽家族》《尼罗河上的惨案》《狐狸的故事》《缩小包围圈》等影片中担任主角或重要角色。他进步神速，开始进入上译厂主要演员的行列。等时间跨入第二年的1979年，童自荣在法国和意大利合拍的影片《佐罗》中为主人公“佐罗”配音，就此一炮打响，红遍天下，而“佐罗”这个角色也成为童自荣个人的艺术标签。从此童自荣苦尽甘来，踏上了他个人事业发展的高速路。而这一年，童自荣已经三十五岁了，距离他大学毕业已经整整十三年了。

老厂长曾对孙渝烽说过“对演员不能捧”。所以，陈叙一对演员最大的“表扬”从来就是以“不补戏”来体现的——那说明他已基本满意了。童自荣告诉我，在配完《佐罗》以后老厂长放了一句话：“以你的基础和水平，这次倒是假总督配得更好一些。配真侠客就应当再潇洒一点，松弛一点，反而显得你有力量。有力量不是很费力用劲地大喊大叫，这不是真有力量；真正的力量是很放松、松弛的。”童自荣完全同意陈叙一的看法，因为他配的佐罗并不是以虚张声势的方法来打败对手维尔塔上校。如果他表现出蔑视对手，这个角色给观众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当他悟到这点时，《佐罗》一片已经译制完成，来不及全面重配了。所以，童自荣认为虽然《佐罗》风靡大江南北，但相对他之后所配的另外几部由阿兰·德隆主演的电影，《佐罗》却并非是他最得意的作品。而这部戏的另外一个亮点则是童自荣和邱岳峰棋逢对手，一正一反，电光石火，相得益彰。令人可惜的是，在《佐罗》公映后不久邱岳峰就去世了，两人在《佐罗》中的那次堪称完美的合作遂成绝唱。

不管怎样，在跑了五年龙套后，童自荣成为当之无愧的一线配音演员，那时他成了两方面的“专业户”：第一是“阿兰·德隆”专业户，第二是“王子专业户”。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不但上译厂几乎所有的王子角色基本都让童自荣包圆了，而且在同一部电影里同时配两个角色这种事也全让他给干了。打《佐罗》以后的另两部影片《黑郁金香》里的兄弟俩和《铁面人》里面的孪生兄弟恰巧都是那种剧情设计，这让童自荣大大过了几把“一鸭二吃”的瘾。据童自荣说，他当时在看《佐罗》原片的时候只是略微觉得那是部好戏，但他绝没意识到这将是他在艺术上彻底翻身的机会，并且当时他更没意识到在中国观众心目中“童自荣”这个名字将会与“佐罗”二字紧密联系，成为他个人的品牌。但世间万事总是把双刃剑，这个标志在一开始对童自荣树立自己在观众心目中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但反过来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也曾为“佐罗”所累，在这个阴影下很是蛰伏了一段时间。

后来有人问童自荣，既然他配了那么多“王子”，那他是如何区分不同的“王子”呢？《水晶鞋与玫瑰花》里的王子很高贵，佐罗的精神也高贵，而他到底是经过理智的分析还是很自然地就这么处理了呢？对此童自荣的回答是，他在塑造角色的过程当中压根儿就没有多想“高贵”这两个字，相反他想得更多的是应该用怎样的情绪和在规定情境下哪些台词是需要强调的。例如“佐罗”一角的形象非常帅，所以童自荣作为配音演员就得考虑把这个“帅”在语言上也表现出来，这时他想到了孙道临先生。孙道临先生讲话的时候很有音乐性，抑扬顿挫感很明显，非常潇洒。于是，童自荣在配“佐罗”时就借鉴了孙道临先生说话时的那种腔调来说台词，效果很不错——那种“帅”就这么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来。然而接下来这种已经取得效果的做法就不能再那么千篇一律地往下延续了，否则就很可能会影响到以后其他角色的塑造。在配完《佐罗》不久，香港导演张鑫炎执导的武打片《少林寺》到上译厂配音，在片中，童自荣为由李连杰扮演的“觉远和尚”一角配音。然而这个角色就绝对不能潇洒了，因为那是个绝对土气、稚气的角色。当时该片的配音导演苏秀就有些担心了，她跟童自荣说：“直言相告，你可千万不要出来‘佐罗’啊，如果‘佐罗’出来的话角色就失败了。”她这样一点拨，可真提醒了童自荣，他在觉远和尚的台词处理上就刻意避免了“矜持成熟”，突出了“孩子气”。但他同时也抓住了这个角色的激情段落，因为恰如其分的激情会使观众由于被演员的声音吸引而忽略他们的某些小缺陷。所以，童自荣在处理“觉远在被师傅轰走时追着师父连喊好几个‘师父一定要把我留下’”那场戏的时候，他的眼中竟流出了泪水。在拓宽戏路方面，童自荣配的日本电影《蒲田进行曲》中的风流超级明星“银四郎”一角则是他第一次脱离之前所擅长的正面角色的开始。从一开始，他就琢磨这类他之前很少接触的角色。“银四郎”是个玩世不恭、自私自利的超级明星。为了向上爬，他讨老板的喜欢，追求老板的女儿，可以把自己已怀孕的女友一脚踢开。对这么个角色，童自荣并没有简单地把他处理成坏到骨子里的那种人，但真正要把握这种分寸非常难。如果声音处理太表面会造成角色脸谱化，而且人物的台词本身就说明了银四郎有他自己的喜怒哀乐和苦闷孤独，这些都需要配音演员通过适当的处理表现出来，否则角色就失败了。而在那部戏中，童自荣的演绎把这些复杂的情绪都成功地揭示了出来。后来在1985年，童自荣一反之前的戏路，在奥地利爱情片《茜茜公主》里扮演了一个有点神经质的上校波克尔，而这个角色又成了他的另类代表作。童自荣对这个角色的成功经验感受就是在配喜剧型角色时一定得讲究一个“真”字，而不能用胡闹、恶搞、假模假样的处理方式，因为如果那么做会破坏角色在观众心目中的形象。他的经验是“你越想让观众笑，观众反而笑不起来”。因为不管是反派人物、喜剧人物，凡是“人物”，其内心一定是有追求的，而他们所说的台词也都是有目的的。

从艺以来，童自荣一共在三百多部电影和电视剧中担任主要角色，但他谦虚地认为其中可以作为代表作并有所突破的作品并不太多，说“观众特别喜欢的也就十来部吧”。他特别遗憾地提到美国电视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当时上译厂已把那部剧全部译制完成，而电视台也已经播放了十五集了。结果当时上面不知是哪个大人物说该剧“有负面作用”，结果生生地被禁播了。那部电视剧里配音演员的阵容堪称豪华，童自荣配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工队长加里森中尉（片中特工队众囚犯对加里森称呼的英文原文“Sir”，也就是美军下级对上级的普遍称呼“长官”，但却被陈叙一别具匠心地译为“头儿”），施融配擅长飞刀的盗车犯“酋长”，乔榛配商业诈骗犯“戏子”，杨成纯配保险箱盗窃高手“卡西诺”，尚华配小偷“高尼夫”。虽然那部戏被上级领导无情地“腰斩”了，但该剧的配音质量非常之高，最难得的是陈叙一在事后对参与该剧配音的演员们评价了一句：“人各有貌，可以！”因为老厂长几乎从来不表扬演员，这个难得的褒奖让配音演员们高兴了好久。这让我想到了英国电影《孤星血泪》里邱岳峰配音的律师贾格斯吹嘘他过去辩护的一桩案件时的台词：“虽然最后犯人还是被绞死了，但辩护词感人至深。”老厂长出人意料地赞扬大概也算是对成功创作了那部由于长官意志而不幸夭折的《加里森敢死队》的部下们的一种安慰吧。

童自荣自称自己是“一个很乏味的人，一辈子就知道努力地把工作做好”。平时在单位里童自荣就一向不太愿意跟别人插科打诨凑热闹，他平时最典型的状态就是拿着剧本时而举头望天，时而俯首看地，嘴里还一直念念有词。有时他也会跟同事们聊一会儿，可话也不多说，一般讲几句后干笑两声，很快就走开了。童自荣的状态永远在工作里，如果接个重要角色的话，就是在家里他也开始“老僧入定”，对任何事都心不在焉了，而孩子和家务就全都扔给了他太太。1980年，在童自荣配《加里森敢死队》的那段时间，有一天他骑着自行车走在马路上，脑子里却照例在转着他的台词，结果就撞上了一辆飞驰而来的汽车。童自荣毕竟没有佐罗的身手，当发现车过来的时候他根本就已来不及反应，只听到“砰”的一声，他就被汽车连人带自行车压在了车下面。好在那辆车刹车及时，否则童自荣肯定会被撞飞出去。当他躺在地上缓过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脑袋离马路沿非常近，只要再靠前一点就磕在上面了，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他定了定神，慢慢爬了起来，试了试手脚，却庆幸地发现自己除了轻微的扭伤和擦伤外居然安然无恙。之后几个好心的路人把他送到长乐路上的上海邮电医院，到了医院一看到他的工作证，那几个人就惊呼起来：“哦，佐罗！佐罗飞起来了！”

童自荣对工作的专心痴迷不仅表现在与厂里同事的交往方面，而且就是在对外交流方面他也是如此，特别是他白天在厂里工作的时候尤其怕被人打扰。在1980年代，有一次记者来厂里采访他。估计来之前那个记者所在的报社已经给他打过“预防针”了，说估计采访童自荣会有一定难度，因为童自荣那时还在坚持“配音演员就应该待在幕后”的理念，不大愿意接受媒体采访，更不想公开亮相。于是那个记者就耍了个小聪明，选择在中午休息时间过来采访。当时他肯定觉得中午是休息时间，童自荣总可以说两句了吧。在来上译厂之前，他把报道的题目都定了——《“王子”是怎样炼成的》。而等那记者来到厂里走进演员休息室时，他却傻眼了，因为他发现他的采访对象童自荣大中午的正盖着衣服躺在演员休息室的沙发上蒙头睡大觉呢。这下那个记者可有点儿懵了，在来之前他设想了很多见童自荣的场景，但他绝没想到他第一眼见到的竟然是个拿衣服蒙着脑袋躺在沙发上呼呼大睡的童自荣。见到记者进来，当时在演员休息室里的其他同事跟他说：“你可别去打搅他啊，否则他是不会给你好脸色看的。”于是那位可怜的记者愣是没敢叫醒那个中午“不见记者见周公”的童自荣，只好自己眼巴巴地在演员休息室里等了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等到下午上班铃声响了，却只见童自荣一个挺身从沙发上跳起来，直接走进了录音棚。好在那个记者还算机灵，看到童自荣进棚了，他也就偷偷跟在后面进了棚，一个人悄悄躲在后面看他配音。后来终于等到童自荣一场戏全部录完，而且也是他当天的工作全部完成后，他才开始接待那个记者：“你是要采访是吧？现在可以了。因为我的工作全部结束了，现在有时间也有心情接受你的采访了。”当然，童自荣也理解记者的工作，他首先给记者解释了一下他的工作状态和习惯，告诉他如果下午自己有很重要的戏，尤其是下午第一场戏就有他的戏的话，他哪怕不吃午饭也要小睡一个小时。因为童自荣有个特殊情况，就是他的声带在中午容易充血，所以必须要躺一躺养养神。如果能睡着一刻钟固然对他下午的工作有很大好处，而且就算睡不着，只是养养神，也能帮助他消除一些声带上的充血。于是那个记者就明白了——原来，“王子”就是这样炼成的！

应该说配音演员里“清教徒”并不多，特别是那些男演员，大多是抽烟喝酒样样来，但童自荣既不抽烟也不喝酒，整个儿一苦行僧，而他的生活乐趣除了配电影外就是看电影。当年的上海市电影系统会定期组织创作人员“冬令进补”，就是在冬季某个时间里把上海电影系统各部门主要创作人员集中起来观摩一批优秀中外电影，而童自荣就是其中最忠实的“进补积极分子”。在那个年代，童自荣和他爱人工资都不太高，他们婚后生了两个孩子，经济上虽然不算是演员组里最困难的那类，但生活水平也还是比较一般的。由于童自荣是回族人，当年在万航渡路的时候他都是自己从家里带菜到单位，中午就只在食堂买点饭。后来上译厂搬到了永嘉路后，为了照顾童自荣的饮食习惯，食堂有时会单独为他炒个鸡蛋或者弄点别的清真菜，反正几十年下来我从来没听说过他特别喜欢吃些什么，也更没听他谈过吃喝玩乐一类的话题。

从1970年代末开始，上译厂一线配音演员的观众来信就日趋增多。我记得当年我妈收到的观众来信就多到她自己来不及看，就只好让我和弟弟“先睹为快”，看到有趣的再让她看。在那个时期童自荣收到的信自然也很不少，其中多数观众只是向他们仰慕的演员表示欣赏，也有很多请教他怎样才能成为配音演员，还有些女观众在信中大胆地暗示说“她今后挑对象最重要的条件是他的嗓音要像佐罗”。多年来，童自荣在厂里跟同事们没有很多的个人交往，他奉行的原则是保持工作关系即可，而且就连过年他也从来不去陈叙一家拜年，他唯一一次登门拜访陕南村陈家就是在老厂长手术后去探望了一次。童自荣的理念是：只要一门心思把工作做好，就是给陈叙一最好的报答了。

童自荣曾感叹当年的文艺界像他这样清心寡欲的人大概是很少的，但是他却在过去的几十年真心感到非常满足和快乐，否则他是没有动力这么用功的。一个十几岁的中学生早早就决定了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并且把它作为自己的理想，锲而不舍，毫不动摇，“有预谋、有计划、有步骤”地一步步从高中考进从建院以来从来就是非常难考的上海戏剧学院，然后在四年大学和毕业后长达七年（三年留校搞“文革”，两年农场劳动，一年多待分配）的等待中矢志不渝，最后终于进入了上译厂。而且这还不算完，童自荣在入厂后又坐了五年的冷板凳，靠着自己默默地努力和不断的积累，最后在电影《佐罗》中一举成名，让自己二十年的理想梦想成真。现在看来，这样的励志故事真的非常罕见，而且我也实在不敢鼓励有志从影的年轻人按他的方式来追求理想，原因是这么做的成功概率实在太低了，但是童自荣却沿着这条他自己的理想之路步步为营，最后迈向成功。回首艺术之路，童自荣觉得他对配音事业的那种痴迷并不是谁都会有的，尤其在追寻梦想的道路上的那份执着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一生从事一项自己最喜欢做的工作而且做得很成功，这样的幸运恐怕世界上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享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童自荣觉得他自己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