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断改行又一春

1956年，当曹雷还在上海市复兴中学读高一的时候，上影厂从各个学校选拔了一批中学生参加了由刘琼执导的中国第一部体育故事片《两个小足球队》的拍摄。虽然这部电影用的基本是非职业演员（中学生），但当年的小演员里面也很出了些在日后大名鼎鼎的人物。除了曹雷，他们中还有赵丹的儿子赵茅、过传忠（复旦大学附属中学语文特级教师）、金嘉翔（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著名神经内科学教授）等人，而他们其中很多人当时都是上海市青年宫话剧队的队员。由于当时包括曹雷在内的那些中学生演员的普通话都说不好，在影片中扮演赵茅爸爸的老配音演员程引就提议把这部戏拿到上译厂去做后期配音，他们那帮小演员除了赵茅是为他自己配音外，其他人就混在其中录群戏，影片中的主要角色就请上译厂的青年演员来配音。这种现在很流行的做法在当年还是比较特殊的，而那次毕克还在该片中为一个小角色“传达室老头”配了音。曹雷就是在那个阶段跟上译厂的配音演员熟识了起来，后来在她高中毕业报考上海戏剧学院时，胡庆汉还帮她辅导过朗诵，而这也就是曹雷与上海电影译制厂结下的最初渊源。但那时的曹雷却怎么也不会想到，她的艺术生涯将会在四十岁之后“重打锣另开张”，转而与电影译制片结下了后半世的不解之缘。

时间一晃到了1981年，组织上总算给当年《春苗》创作组的主创人员下了个“不算‘三种人’”的结论，之后就把曹雷调到了导演组，不让她再回上影厂演员剧团了。这样一来，年近四十的曹雷成为一名场记，并先后参加了影片《四〇五谋杀案》和《好事多磨》的拍摄。在工作了将近二十年后成为一个电影导演专业里最基层的场记，对曹雷这个1962届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的本科毕业生来说简直就是“革命革了几十年，一觉回到解放前”（我是1990年从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后进入上影厂导演室工作的，进厂工作后只干了一部戏的场记，就于1991年被升为助理导演了，而那时我年仅二十三岁）。好在曹雷干具体工作还是很认真负责的，并且她也自认为是一个“很出色的场记”。在电影摄制组里，一些像照明师傅之类的工人跟当时地位与他们“脚碰脚”（上海话意思“差不多”）的曹雷关系处得特别好。如果遇到大热天在外边拍戏时那些工人想喝水了，他们就会跑到曹雷那儿捧起她的大茶缸子“咕咚咕咚”灌上几口。有一次摄制组在安徽拍外景，其中有一天拍夜景时摄制组的车来送饭了，曹雷在准备吃饭时把自己的眼镜摘下来，顺手放在了送饭的吉普车引擎盖上。吃完饭后，由于忙着收拾碗筷，她就把那副眼镜给忘在引擎盖上了，然后那辆吉普车就带着眼镜开走了。等曹雷回过神来发现眼镜不见了时，她可真急坏了，因为那么一来整个晚上她都没法工作了。就在她心急火燎的时候，摄制组里的两个照明工人就不声不响地沿着车驶去的方向去找眼镜了。那两位摸着黑一路走一路找，一直走了有一里多路，才在路边把曹雷的宝贝眼镜给捡了回来并完璧归赵，而且令她庆幸的是，那副眼镜居然一点儿也没摔坏。

后来，那两部电影的导演沈耀庭和宋崇也觉得让曹雷当个场记实在有点儿太亏待她了，因此在她干了两部戏的场记后，导演胡成毅在筹拍儿童片《鹿鸣翠谷》时就提出来让曹雷担任他的副导演，理由是那部戏是孩子戏，而曹雷又是个女同志，比较细心，就那样她总算是升了一级当上了副导演。由于《鹿鸣翠谷》里的三个主要角色的人物背景都是农村孩子，而当时那种类型的孩子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很难找到，因此导演就让曹雷到全国各地去找小演员。于是，曹雷就一路风尘仆仆地从东北跑到西北，花了整整一个半月找小演员。当她来到古城西安的时候，曹雷突然觉得自己异常疲惫，而且是疲惫到在马路边等候公交车时竟然也会靠着路灯柱子迷糊过去。后来她找到了当地广播电台联系工作，电台的人说帮她去找他们少儿组的人来跟她谈。结果就在少儿组的人过来的时候，却发现她已趴在电台的办公桌上睡着了，起先，曹雷还以为是自己工作太紧张了，想回到上海后休息一阵。不料她刚回到上海就发现自己身体真出问题了。由于曹雷在《春苗》创作组时曾经在农村跟着赤脚医生学过一点医学常识，而就是那点常识让她在关键时刻救了自己的命。她做了自我检查，很快就发现乳房处有个硬块。曹雷觉得不对劲，就赶紧跟她丈夫，著名集邮家李德铭先生（艺名“林霏开”）说了。李先生还安慰妻子说：“你别害怕，别紧张，我明天就陪你一块到医院检查。”于是第二天曹雷就去了上影厂公费医疗定点医院——瑞金医院做检查。当时一看情况医生马上就建议她住院做冷冻切片活检。由于当天医院没有空床位，医生就让曹雷先回家等入院通知。很快就有床位了，切片检查也很快做了，切片结果证实是恶性肿瘤。为了根治疾病，防止扩散，医生当场就给曹雷做了整体乳房切除手术，那年她年仅四十一岁。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曹雷患病的消息传到上影厂后第一个着急上火的人就是《鹿鸣翠谷》的导演胡成毅。胡导演在曹雷手术当日就跑到瑞金医院去看望她。当时曹雷还在手术中，胡导演就在手术室外面的院子里团团转。当听到曹雷的手术结论是“恶性”时，胡导演就明白他只能另找副导演了。手术后，医生告诉曹雷说她还算幸运，病灶并没有扩散。时任瑞金医院院长傅培彬教授（现已故）还对她竖起大拇指说：“如果我国妇女都能有你这样的医学知识，在这样的早期能自己发现肿瘤，及时进行手术，这个病的死亡率将会大大地降低！”这话给了曹雷很大的鼓舞和安慰，她没想到跟着赤脚医生那几年，自己认真学习和体验生活所获得的知识竟救了自己的命。为了防止扩散，医生还希望她接受放化疗。曹雷反复考虑后回答医生：“既然你说我没有扩散转移，那切除以后我就不想做放化疗了，就吃中药好了。”因为跟着赤脚医生的经历也使她对中草药有了一些了解和信任。就这样，曹雷在手术后就跟着瑞金医院一位以祖传中医疗法治疗妇科疾病而著称的老中医连续吃了五年中药。

在她术后居家休养的那段时间里，上影厂就有人劝她不能再下摄制组了，不如干脆申请病退吧。而在那半年时间里，曹雷也一直在反复考虑自己的将来。既然摄制组明显是不能再下了，那休养半年后要不要考虑病退呢？自己的人生难道要在四十一岁时就谢幕了吗？她知道，如果下半辈子一天到晚在家里担忧病情的话，自己就是没病也会“担忧”出病来的。照她的个性，病退对曹雷而言根本就是不可行的选项，于是她就动了调往上译厂的念头。当时曹雷考虑自己是学表演的，她可以把学到的电影表演的那套方法用于译制片配音，并且这也不完全算是跨专业，比起当场记来说在专业上还是近得多的。由于曹雷本来就喜欢配音这个专业，况且她以前在上影厂演员剧团时就曾被借到上译厂配了好几部戏了，因此配音工作对她来说并不陌生。

打定主意以后，曹雷就跟上影厂领导谈了这个想法，结果当她的意见传到老厂长陈叙一处时，老厂长马上就点了头，说：“要！”当年搞内参片时，当曹雷配完第一部纪录片《战火中的城市》后的第二年，陈叙一就曾点名把她借到上译厂，在意大利、联邦德国、罗马尼亚合拍的影片《罗马之战》中担任了主要角色的配音工作。因为曹雷说话麻利干脆，当时陈叙一就曾经说过：“我就要她那张刀子嘴，就让她配电影里面杀自己姐姐的凶狠妹妹。”后来在1975年，曹雷又被时任演员组长的卫禹平再次借到上译厂参加了美国电影《鸳梦重温》和根据英国女作家奥斯汀的小说《傲慢与偏见》改编的《屏开雀选》两部影片的配音工作。由于担任这两部影片译制导演的卫禹平是她在1960年代初拍摄的电影《金沙江畔》时同一摄制组的老相识，所以彼此很熟悉。在当年他们同组拍戏的时候，作为电影界老前辈，卫禹平就对曹雷这个当时初出茅庐的新人很关心，还经常跟她聊天。所以，当曹雷提出要求调到上译厂工作时，卫禹平也当即表示了支持。就这样，在1981年5月的一天，曹雷就端着个中药罐子来到永嘉路上译厂报到了，就此正式从上影厂“过档”到上译厂，翻开了她个人艺术生涯崭新的一章。

当曹雷踏入永嘉路大院的大门时，在此之前的十年内上译厂演员组已经在第一代老演员班底的基础上增加了乔榛、孙渝烽、杨成纯、施融、盖文源、丁建华、程晓桦、翁振新、王建新等一批新人，而她在正式进厂时就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了。进厂后，曹雷观察到老厂长陈叙一一直是在有计划地把一批批的年轻演员往上推。老厂长从不当面夸演员，但他特别敢用人，敢往年轻演员身上压担子，而且在角色难度上循序渐进，慢慢加码。就这样，陈叙一在自己负责上译厂业务的近四十年时间里把配音演员队伍构建成一个有序迭代的阶梯式架构，培养出了相当一部分既能配又能导的“两栖人才”。他在1970年代初期推了刘广宁和乔榛，在1970年代中推出了童自荣，在1970年代末推出了丁建华，并且他从1950年代起就先后培养了苏秀、胡庆汉、伍经纬、孙渝烽、曹雷等“配导俱佳”的复合型人才，且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跨界”的，其区别只不过是在导演或配音方面侧重多一些罢了。曹雷当年进上译厂时在艺术上其实已经比较成熟了，她进厂后配的第一部戏是巴西影片《异乡泪》，说的是在巴西的日本移民的故事。作为“热身”，曹雷在那部戏里面只配了个次要角色，但有趣的是，在那部影片的演职员表安排上，陈叙一一反过去通常片头只打两三位主要配音演员，然后把剩下的一堆演员名字放在片尾的做法，他破例在《异乡泪》的第一张演员表上列了八位配音演员的名字，而其中曹雷正好列在字幕表最下端。老厂长其实就是通过这种做法“昭告天下”：曹雷已经正式出现在上译厂的演员阵容里了。

自1981年5月进厂以后，曹雷就正式成为了陈叙一麾下的兵，对于她而言，这可跟以前借调来配戏的感觉很不一样。既然身份“正式”了，工作就也得正式了，不能再抱着那种“打一枪放一炮就跑”的“临时工”心态了，而且有关配音的所有业务她都得重新学起。曹雷一开始进厂时的定位是配音演员，但好在之前她本来就是上海电影系统的人，跟上译厂的同事们一向很熟悉，所以她的起步还算顺利。她不仅不把自己当外人，而且还把某些1970年代入厂的同事视作“新人”。有所不同的是，以前借来配戏时是导演已觉得曹雷的声音与某部片子里的某个角色路子相符，工作开展得比较直截了当，但正式进厂后她就必须学习适应各类不同的角色了。作为一个四十多岁的成熟演员，曹雷的戏路就只能配比较成熟的女性形象，而成熟的女性形象就必须有符合角色年龄和阅历特征的丰富个性。因此，她就必须致力于开拓自己的戏路，不但要尝试不同角色，而且必须得配得人各有貌，哪怕只是配一个群众角色也要配出色彩来。曹雷认为，既然这个世界里的人物是多姿多彩的，原片演员本身也是多姿多彩的，那么她就不能以不变应万变，而是必须把她所配的每个角色都设法琢磨出特点来。1982年，曹雷接受了为捷克影片《非凡的艾玛》的女主角艾玛配音的任务。她非常喜欢艾玛这个人物，认为这是个有分量的角色，而她也可以通过这个角色把自己往“成熟女性”的戏路上引。当时《非凡的艾玛》是由杨成纯执导的，而当时在演员组众人眼里，艾玛一角绝非一块“好啃的骨头”。当片子下达到厂里大家一起看原片时，配音演员翁振新就说了句话：“我们厂没人能配这个角色。”艾玛的气质让曹雷想到了一个人——上影厂老演员林彬。林彬原来是舞台演员，跟陈叙一一起在苦干剧团一起共过事。早在曹雷还是上戏学生时，她就喜欢看林彬配的苏联影片《第六纵队》（又名《但丁街凶杀案》），这部片子她前前后后一共看了八遍，因此她觉得艾玛的气质跟林彬配的那位女主角玛德琳·蒂波的气质很相近。看过原片不久，该片译制导演杨成纯就跟曹雷说：“我们在做这个片子的口型，你来看看吧。”曹雷本来还以为导演的意思是让她去学做口型员。不料，在影片初对的时候，杨成纯就跟她直接透了底：“你多注意一下，我们想让你来配这个角色。”当时曹雷觉得这个担子很重，那时她的脑海里又闪出林彬配的《第六纵队》里的那个角色。《非凡的艾玛》是曹雷调入上译厂后第一次挑大梁，在为《非凡的艾玛》配音的整个过程里，她满脑子想的都是“林彬”，应该说是林彬的声音在这部戏的译制过程中一路引导着曹雷，让她在声音上造就了另一个玛德琳·蒂波——非凡的艾玛。

虽然《非凡的艾玛》顺利完成，曹雷自己也觉得挺满意的，但她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不能老是顺着这个路子配戏。在《非凡的艾玛》之前，曹雷还配了一部日本电影《啊，野麦岭——新绿篇》，那部影片是《啊，野麦岭》的续集，她在里面为一个有点儿自暴自弃的女工阿竹配音。影片中的阿竹进厂没多久就让工头强奸了，之后她就开始破罐子破摔，又抽烟又喝酒，说话也是沙哑的野嗓子。那个角色让曹雷想起了以前到纺织厂体验生活时相处的那些什么粗话都敢说的女工。该片译制导演苏秀让曹雷担纲这个角色对她的锻炼很大，因为阿竹是之前《啊，野麦岭》中所没有的人物。虽然原来的角色在续集里都还在，但续集的主角却已经变成“阿竹”了。影片中有一场阿竹喝完酒与女工友爱子（刘广宁配音）对话的戏，情节是爱子到小酒馆里找到已经醉卧酒桌的阿竹并唤醒了她，阿竹醒过来后对爱子说：“我做梦，梦到我们那时候从山里面出来，下着大雪，那个冷啊……我就在想，我们那时候就想出来以后能挣上钱，能够让家里人吃上白米饭，穿上好的衣服，可想想，这些年过的都是什么样的日子……”之后就开始大哭了。曹雷在自己排这场戏的时候，就忍不住一边排一边哭，然而导演苏秀就发现这场角色处在酒醉状态下的戏没法给曹雷排了——因为她入戏过深，拿着剧本念着念着就开始哭了，于是苏秀就赶紧提醒她：“你控制点，控制点，先把口型找准了，要不正式录音时情绪都没了。”可曹雷还是刹不住车。录音后，苏秀对曹雷说：“看看，叫你控制点情绪！等你口型对上了，情绪都磨没了！”最后虽然整部戏串起来鉴定时大家并没提出太多意见，但曹雷却对自己的表现不甚满意。鉴定结束后，她自己主动找苏秀商量，要求再录一遍。由于苏秀考虑到那时曹雷对角色口型已经熟了，而且她本人也觉得录好的这一遍不如排练时饱满，于是两人一合计，就决定要“无事生非”一把，把这场本不需要补的戏重新补录了一遍，而结果自是皆大欢喜，这样才算是消除了她们俩内心的不安，弥补上了两人之前共同的缺憾。

这次经历对于曹雷来说等于是上了一课，她现在认为配音时需要演员有情绪，但作为配音演员就必须百分之百地控制好情绪，而且在演员排戏的时候千万不能把戏撑到最足，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就把演员的情绪提前用完了，到正式录音的时候就容易麻木。作为导演要非常爱护和理解演员，恰如其分地控制好演员的情绪。曹雷跟苏秀在《罗马之战》里曾合作配一对姐妹（苏秀配姐姐，曹雷配妹妹），在戏里两人打得你死我活，但私下里她们却特别谈得来，成了“铁姐们”。进厂后，曹雷在苏秀执导的几部戏中担任过重要角色，她坦诚地说苏秀在专业上对她的帮助特别大，教了她很多东西。苏秀当导演时对演员要求非常严格，工作时头脑冷静，思路清晰，颇得老厂长的真传。在《啊，野麦岭》续集中，苏秀给予曹雷的指导对于她日后自己担任译制片导演时的工作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曹雷调到上译厂没多久后，当时刚上初中的我就在永嘉路大院演员休息室里遇见了她，那时候我妈还和我说：“看见曹雷阿姨没有，她现在正式调过来了。”小时候我总觉得曹雷阿姨目光锐利，我不大敢跟她说话。曹雷阿姨说在那个年代里上译厂的家庭气氛还是比较浓厚的。于鼎有时会把他长期患病的妻子带到厂里洗澡，组里的女同事就会在女浴室里帮助照顾他老婆。他老婆有时会待在浴室里不肯出来，于鼎就急得在外面跳脚，而曹雷等女同事就会想办法把她哄出来，大家的关系彼此都处得跟家人一样。她还热心地帮尚华和于鼎老哥儿俩织帽子和毛衣，尤其是于鼎，帽子是一顶旧了又织一顶，直到最后他逝世的时候都是戴着曹雷给他织的贝雷帽。而尚华对曹雷给他织毛衣很是感激，就管她叫“曹兄”，曹雷连忙说“不好叫‘曹兄’的”，尚二爷却坚持说他觉得就该叫她“曹兄”。那时的上译厂创作氛围也非常好，在工作中大家很少会有个人私心，更少你争我夺之事。那时的永嘉路大院录音棚外的休息室里放着一台扩音器，外面休息室里候场的人就能听到棚里面正在配音的演员的声音。在曹雷刚进厂的那个阶段，她在录音棚里配音时，于鼎和尚华他们就在休息室里听扩音器，如果他们听到她哪句话说得不对，他们就会马上跟棚里面说：“哎哎，你的重音不对。”在那个时期，大家就是这么互相扶持着一路走过来的。有一次，刚到厂里不久的曹雷在一部英国电视连续剧里面配一个女巫。她在棚里录音的时候，尚华就在外面竖着耳朵听，然后给她做“赛后点评”，告诉她以后配戏时可以往某个方面靠。尚二爷自己没怎么导过戏，但他非常关心同事的表现，并尽可能地给予指点。所以到了上译厂后曹雷心里觉得很踏实，因为无论她配得好坏，周围的同事都会无私地帮助她。不仅是于鼎和尚华，其他同事如苏秀、卫禹平、赵慎之等老一辈配音演员都是这样用自己的肩膀把下一代演员给撑起来的。赵慎之有个特点，就是她配戏时凭的是自己的直感，不像苏秀那样有理论上的总结和升华。但她如果觉着其他同事有什么亮点时就会很坦诚地说出来，并无任何私心。

因为做事情的是“人”而不是“神”，而既然是“人”就会犯错误。老一辈的配音演员来自五湖四海，他们的语言里总不免有点儿家乡口音。例如毕克和尚华平时说话就时不时会露出一点天津口音或山东味儿。但奇怪的是他们一进录音棚配戏时那点儿口音就没了。曹雷还记得邱岳峰最怕说的词是“得克萨斯州”，这个地名在他嘴里一说就成了“得克萨斯肘”，天津味儿就出来了。而胡庆汉作为导演则是经常大大咧咧的，对他信任的演员就特别放手，有时甚至到了“不管不顾”的地步，结果在1984年当胡庆汉导演美国电影《游侠传奇》时，他的那种工作方法就出了问题。这部片子是讲一个白人家的黑人仆人的孩子和主人的孩子一起闯荡江湖的故事。当时曹雷在配另外一部片子，胡庆汉跑来找她，说请她为演白人男主角童年时期的小演员配几句话。男主角童年时期的戏并不多，台词也就只有几句话，曹雷在不知道前后因果的情况下就被临时拉进录音棚开始配音了。她看到画面情节表现的是这个白人小男孩跟黑人小伙伴在麦田里玩时看见有一帮人往他家方向走去，这时他就对小黑人说：“去我家，去我家。”由于没有完整看过前后的戏，曹雷就想当然地认为小白人是让那个黑人小伙伴到他家去玩，于是她就用欢快的语调配了那句“去我家！去我家！”，不料这下就出事了。等那部戏配完做鉴定时，陈叙一一听那句话就嚷嚷开了：“哎，不对呀，这词儿谁配的？曹雷这词儿说得不对呀，意思整个儿说拧了！”曹雷当时一头雾水，等她完整地看了全片后她方才明白，原来那场戏里白人小孩看到的是一帮匪徒到他家里去抓他的父亲，而白人孩子之前还听见那帮人说准备上他家去如何如何。因此，曹雷配的那句“啊？去我家？去我家？”是应该用惊恐的语气说出来的，与之前她配音时所用的欢快语气完全背道而驰，整个儿一满拧。鉴定进行到一半时陈叙一就开始光火了：“曹雷这词儿说得不对啊，导演是干什么吃的！”而到了这时候胡庆汉居然还没明白过来，陈叙一就对着他说：“老汉，胡老汉，我记你一辈子！”但那天胡庆汉不知是怎么了，老厂长话已经说到这个分儿上了，他愣是还没缓过神来。那天鉴定结束后，胡庆汉还追问曹雷：“老头儿说他那个‘去我家’是什么意思啊？他是说配这戏之前我到他家里去了？”曹雷这下哭笑不得了：“老汉，他说的是这句词儿！”胡庆汉傻傻地看着她：“这句词儿怎么了？”这时的曹雷都快哭了：“这意思不对了呀！”鉴定结束之后，曹雷就去找了陈叙一，说：“这不怪胡庆汉，是我说错了。我没看前面的片子，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整个儿理解错了。”陈叙一坚决地说：“你是理解错了，但导演是干什么吃的？我不管，我就找导演！他为什么不指出来就让你过了？就这么来鉴定啦？我就是只认导演的！”

记得1970年代早期，上译厂还在万航渡路的时候，有一天下午我跟我妈一起下班出了厂门，准备步行到静安寺坐76路公交车回家。那是一个夏天的黄昏，虽然太阳已经渐渐西斜，外面的气温还是很高。当我们走到接近北京西路的时候，我妈忽然想起了什么，拿出钱包打开一看，就自言自语了一句“坏了”，原来她那天钱包里没带钱。我妈是有月票的，乘公交车没问题，但我那时身高已经超过一米二，必须得买票了。就在这时我妈忽然发现胡庆汉正在前面慢条斯理地走着呢。那天他穿了一条黑色裤子和一件白色短袖衬衫，提着个黑色人造革拎包，手里还摇着把折扇。我妈一看到胡庆汉就连忙叫住他：“胡老汉、胡老汉，借两毛钱。”胡庆汉慢慢转过身，笑眯眯地掏出钱包，从里面拿出一张两角的钞票递给我妈，然后转过身，就又摇着他那把扇子踱着步向前走了。

胡庆汉其实身体并不好，很早就患了糖尿病，因此他比较贪吃。我记得小时候我们这批小孩子夏天都喜欢喝上译厂大院里供应的那种在糖浆里掺上大量冰水制成的冷饮，而当时在大人里面比我们小孩还爱喝那种冷饮的就只有两位，一位是胡庆汉，另一位是上影厂演员康泰。上海电影系统开运动会时上译厂也参加了，而胡庆汉对运动会可不感兴趣，他就守着那个装着冷饮的大桶喝了个痛快。还有一次曹雷记得她和胡庆汉一起到无锡去参加活动，当地主办方招待他们吃无锡大馄饨。据曹雷回忆，那次吃的那个无锡大馄饨真叫大，里面包的肉馅足有一个肉圆大，曹雷说她连一个都吃不下，但胡老汉却津津有味地吃了一个又一个。其实现在想来那就是一种病态，如果当时有人多提醒提醒他就好了。由于身体欠佳，胡庆汉只活到六十五岁就不幸去世了。但他的儿子胡平智是我们这批“译二代”中唯一一个子承父业的孩子。虽然上译厂已是辉煌不再，但无论如何这也算是对胡庆汉伯伯在天之灵的一个安慰吧。

由于彼此共事了几十年，其实陈叙一是了解胡庆汉的，他之所以盯着胡庆汉绝非是有意跟他过不去，而是因为陈叙一的“导演负责制”理念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作为导演必须对全剧负责”！老厂长懂戏，外语好，知人善任，懂得如何把具有不同特长的人推上他们最适合的岗位，是个“做事一盘棋，胸中百万兵”的帅才。更可贵的是，陈叙一本人在工作上并无私心，虽然他本人就是个非常优秀的英语翻译和译制片导演，但他既没有抢着在翻译名单上挂自己的名字，也没有把好戏都抢过去自己执导。有媒体来采访时他总把演员和导演推出来，以致他自己留下的工作照片都很少。几十年来，老厂长不断地潜心培养一代又一代的译制导演、配音演员以及翻译，让他们尽可能快地发展，而他自己在多数情况下却退隐在幕后为部下把着关。当年有些剧本甚至老厂长是在翻译人员翻完第一遍后感觉不满意后，再由他自己重新翻过的，但他却还是会在演职员表上挂第一稿翻译的名字。陈叙一就是凭着如此的胸襟、才华和能力才打造了一个精品不断、人才辈出的上海译制片事业。曹雷在自己心中一直把陈叙一当作楷模，他的工作方法也是她通过学习获得的财富。

曹雷调到上译厂后不久，厂里就准备让她担任译制导演了，但她认为当时自己身体不好，还没过五年“敏感期”，因此在调动后的头几年里就一直没做过导演。就这样，一直到1985年曹雷才被厂里“连哄带骗”地执导了第一部译制片——美国影片《超人》，而这部影片完成之后她的这个导演职能就算基本定下来了。曹雷当导演后记住了这个岗位的几个要点，而其中最首要的一点就是“所有演员的表现和剧本的质量都是导演所必须负责的”。其次她也接受了老厂长的方法，把新进厂的年轻演员逐步往上推。她在1987年陪母亲去美国住了四个月，回国后她就发现厂里多了几张新面孔，其中包括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生任伟、沈晓谦和河南省戏曲学校毕业生狄菲菲。于是曹雷就分别于1988年和1992年在她执导的英国电影《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和美国电影《千年痴情》中两次启用了其中的两位青年演员任伟和狄菲菲来担任主角（有趣的是，这还促成了这对俊男倩女的婚姻）。曹雷选演员的方法是“不按常规出牌”，经常会让演员换戏路子。1986年，她在执导《斯巴达克思》时让乔榛配克拉苏，使得乔榛利用自己的语言特点给克拉苏这个人物带上了浓厚的贵族气息。同时，她让军人出身的盖文源配身份背景为奴隶的斯巴达克思，并让我妈配瓦伦西亚。结果，这三个角色都塑造得非常成功，而该片也因此获得了1987年全国优秀译制片奖。接下来，曹雷在1988年执导联邦德国、奥地利、匈牙利三国合拍的奥斯卡获奖影片《靡菲斯特》时用了童自荣来配主角霍夫根，童自荣当时因配《佐罗》等一系列侠客角色而显得戏路有点固化，而这个靠出卖灵魂给纳粹从一个普通演员爬上普鲁士国家剧院院长的小人、德国演员霍夫根使得童自荣一改自己过去正面人物的戏路，把霍夫根这个不顾良知挖空心思向上爬的小人物演绎得非常通透。童自荣成功地抓住了靡菲斯特这个既潇洒又魔鬼的人物的分裂性格，并把这些性格要素通过语言表现得淋漓尽致。《靡菲斯特》在译制完成后使上译厂蝉联1988年全国优秀译制片奖，并由童自荣代表上译厂前往领奖。

曹雷本来应该在1995年退休，但由于她是国家一级演员，厂里就续聘了她三年。但她只多干了一年就在1996年向厂里打报告要求退休。曹雷笑称退休后她发现工资单上的数字由原来的三位数涨成了四位数，而且退休之后她在外面满世界飞也不用给厂里交劳务费了。她非常满意现在这种“钱不多、活不少、还能到处跑”的生活，虽然已经年过七旬，她依然活跃在舞台和录音棚里，也经常周游列国，并用她那支妙笔记录下沿途的美景和感受。回顾自己的发展历程，曹雷感叹说她的经历真是典型的“塞翁失马”。如果不是生了那场病，她就不会调到上译厂来，也就不会有在译制片事业上的成功。相反，如果没有译制片给她的学习锻炼机会，她也不可能回到舞台上塑造这么多性格、形象各异的角色，并让她过足了演戏的瘾。因此她认为世上万事都是“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而现在的她对很多事情就非常达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