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边走边看

潘 争

上海电影译制厂(简称“上译厂”)的录音棚和上海歌剧院的舞台乐池是构成我的童年和青少年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对电影和音乐的耳濡目染为我后来的艺术专业学习、工作以及自身的文学艺术修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作为一个“译二代”,从1970年代到1990年代初,我与三代配音演员接触频繁,有幸见证了上海电影译制厂从万航渡路到永嘉路两个厂区的全盛时期,目睹了无数优秀外国影片的译制过程,就连我从小到大写作业用的草稿纸都是用的上译厂的旧剧本。从永嘉路大院时代开始,厂里译制完毕的电影会在送审前先在厂内放映几场,而每个职工每周都能获发四张免费票。当时这项“特权”极受广大影迷朋友的羡慕和追捧,“到永嘉路译制厂看电影”成了当时一件非常值得炫耀的事,而那些票也成了从小到大我父母用来“公关”包括我和弟弟的学校老师、“乔家栅食府”服务员、菜场卖肉师傅在内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利器。从小学开始,上译厂设在永嘉路大院原孔祥熙别墅三楼的厂图书馆是我青少年时期的精神粮仓。从小学二年级借阅张天翼童话集开始,我的阅读渐渐延展到扬州评话大师王少堂的《武松传》、金庸的《书剑恩仇录》、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等大量成人读物。十几年下来,我几乎把里面我认为有意思的书全部读了一遍,加上在厂里看的大量优秀外国电影,这些积累为我后来在上海戏剧学院的学习和在上影导演部门的工作打下了扎实的艺术人文基础。

世间万物都有发展规律,唯有创造历史的人和他们的成就能够万古长青。“外国电影译制片”是一个在特殊年代里创造的特殊文化现象,作为一个亲身经历了上译厂辉煌岁月的“译二代”,我觉得自己有义务记录下这段中国电影史上的辉煌篇章,让观众了解译制片配音工作幕后的人和事,体味其中的酸甜苦辣,并澄清一些谬传已久的历史迷雾。由于在本书之前苏秀、孙渝烽、曹雷等老一辈配音艺术家都已写过很多相关题材的书,再要写一本题材类似但角度不同的书的话,我就必须另辟蹊径。因此,在写作开始之前,我就为本书定下了“以细节塑造人物,用细节还原历史”的原则。我们中国人往往讲究“为尊者讳”“为逝者讳”,但我以为如果写作有太多忌讳的话,人物就会因没有血肉而变得苍白,而书的内容也就落了俗套。虽然观众听到的都是配音演员们那迷人的声音,但生活中的他们则是活生生的人。在与他们相处的几十年里,我见到的是有笑有泪、有功有憾、有缺点更有亮点的人,因此,在本书内,我力求描述出真实的作为“人”的他们,而非“高大全”的伟大艺术家。本书的内容排序基本上是按从194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成立一直到1990年代初为止的时间脉络进行的,基本涵盖了上海电影译制厂由初创、成长、发展到辉煌的四十余年黄金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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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努力唤醒自己的记忆,在2015年夏天我特意组织了包括两场电话采访在内的总时长近五十小时的十二场采访。我不仅采访了仍然健在的老配音演员和已故老艺术家的后代,也采访了昔日与上译厂颇多交集的上影厂老演员及译制片影迷,从他们那里获得大量一手资料。我将采访所获素材与自己亲历的各种历史细节加以反复比对核实,力争做到“不求面面俱到,但求真实还原”。

本书的促成者陈钢老师是我的“师祖”,他的高足,上影厂著名电影作曲家徐景新先生是我大学时期的作曲课老师。蒙陈钢老师的青睐,让我担纲这本书的写作,而师祖的嘱托我是义不容辞的。由于工作繁忙,从2015年11月开始我断断续续地写了几个章节。2016年4月初,在陈钢老师的“督战”下,我白天工作,从夜晚11点左右开始写作直至凌晨,每天几乎只睡三四个小时,终于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本书的写作。

在此我首先要感谢我的母亲刘广宁,正是她给了我从小接触电影译制片和配音艺术家的机会。如果我不是她的儿子,我肯定不会亲身经历并见证上海电影译制片的辉煌历史,更无缘结识那些大名鼎鼎、为众多中国影迷所顶礼膜拜的配音艺术家们了。同样我也要感谢接受我采访、为我提供大量写作和影像素材的苏秀阿姨、童自荣叔叔、曹雷阿姨、孙渝烽叔叔、程晓桦阿姨、牛阅读 ‧ 电子书库叔叔、吴文伦叔叔、戴学庐叔叔、季兴根叔叔、赵静老师,以及同为“译二代”的陈小鱼大姐(老厂长陈叙一的爱女)及她的女儿“译三代”贝倩妮(我上海戏剧学院的学妹,东方电视台主持人“贝贝”)、邱岳峰长子邱必昌大哥,还有上译厂译制片的资深影迷张稼峰先生。此外,我要特别感谢陈钢老师,没有他的鼓励和督促,也许我就不会有机会和动力来写作这本回眸上海电影译制厂辉煌历史的书。最后我要感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有限公司的麻俊生副总经理,由于他亲自担任本书的责任编辑,他的把关对确保我这个“久别影坛”后又“初涉文坛”的人的文字质量起了很好的保障作用。

由于年代久远,我的回忆和叙述难免挂一漏万,多有不足,还请广大读者指教并见谅。

2016年10月20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