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一 日本文壇的苦行僧

附錄一 日本文壇的苦行僧

余阿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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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文學獎的發表,每屆都在星期四,川端康成於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七日得獎,波蘭的米瓦希於一九八○年的十月九日得獎,都在星期四,最近五年來,每次宣布諾貝爾文學獎,也都在星期四。

這兩年來,日本作家井上靖的呼聲很高,特別是去年秋天,日本新聞界傳說不是巴金,便是井上靖,後來又傳說巴金謙讓了,註定非井上靖莫屬。於是井上靖的故里伊豆半島的湯島町,每到禮拜四的晚上,町長以下幹部職員,加上井上靖的老朋友二、三十人,就聚在一起,等待那興奮的時刻。

等到六點沒有消息,七點的新聞也沒有出來,等到九點多只好解散了。可是井上靖在東京世田谷的住宅門前,卻圍了五六十個各報社和電視台的記者,六七輛電視轉播車早已發動引擎,亮著燈光,隨時準備現場轉播。

當時,筆者為了採訪新聞,也擠在這五六十個記者中間。九點半還沒有消息,日本記者好些人拿出對講機與其他陣線聯絡,「喂喂,這裡是井上邸,有消息沒有?請回答。」「喂喂,這裡是文部省,這裡掌握到的情況是,過了十點會有消息進來,請回答。」可是過了十點,依然沒有消息傳來。在井上邸內,準備慶賀的「青蛙會」會員,派代表出來向記者們道辛苦,等記者散去後,他們繼續「祝賀」到一點多。

像這種情況,兩年來已經體驗過好幾次了。每次井上靖都會過意不去,在我們離去之前,出來向我們表示「歉意」,說他是「無心」讓我們站那麼久的。他的一句名言是「今年諾貝爾又援例沒有頒獎給我。」

畢竟是一個新聞記者出身的作家,對新聞記者的甘苦比誰都了解得深刻,不像寫病態與感傷作品的三島由紀夫,記者要求訪問,十之九次必定回答:「電話裡談好不好?」川端康成算是比較隨和的,然而他太木訥,缺乏經驗的記者很難採訪到東西。

井上靖自己在每日新聞幹過十六年文教記者,懂得怎樣提供材料給來訪的記者。每次沒有等到好消息,他自己夠失望了,還是要講幾句話,讓記者的採訪簿記有一些內容。記得有一次他說了這樣一段話:「為什麼會引起這樣的騷動呢?我自己從前幹過記者,當然明白,最主要原因,

就是萬一我得獎了,自己的報導輸給別的報怎麼辦?偏偏這件事又是毫無根據的,在大騷動的漩渦中,所有認識的人,都毫無根據,沒有一個人知道這件消息,連是不是列入有力候補都沒有人知道。想了一想,我只有幾本書給翻譯出來,外國人就是要給日本人獎,憑什麼來評價呢?拿作家來比較,說誰比誰優秀,那是很困難的,更何況用各種不同文字寫成的作品,如何評定其高下?所以萬一諾貝爾獎給了我,那是我的運氣,就像一塊石頭從天上掉下來,不偏不倚掉在我的頭上一樣(笑),可是幸運是在寧靜中才會降臨的,像今天這樣騷動的話,根本就不會來,不過我對這樣騷動,雖然感到有點慚愧,卻不會責怪大家,你們一片好意集合在這裡,我應該感謝才對,可惜時間都浪費掉了,本來人生就有很多這樣的浪費,算了吧,這次的騷動,對我還是非分之想,現在這個非分之想,已經從我的屋頂上飛走了。」

井上靖是一位靠雙腿寫作的作家,但他當記者的時代卻是一個靠雙腿寫新聞的記者,曾經當過他屬下的著名女作家山崎豐子,便說他是一個用頭腦採訪的知性派記者。自從當了作家以後,幾乎每寫一部作品,都要花工夫做周密的調查,為了寫《冰壁》,他攀登了穗高岳,不管怎樣疲勞,睡前必定做好筆記,在山上三晝夜,一本筆記簿全部寫滿了。他的努力與細心,從密密麻麻的筆記上可以清楚地覺察出來。

他以短篇小說《獵槍》成名,以《鬥牛》獲得芥川文學獎,那時他已四十三歲。他放棄記者,走上作家的路,是有原因的。他在每日新聞已升到文教部副部長的職位,為了寫美術評論拜訪一位畫家,這位畫家當頭就潑了他冷水,告訴他:「你真的想寫藝術評論的話,最好先去歐洲看看原畫再寫,那麼你可以當日本第一流的美術記者,否則還是不去寫的好—。」

對出身京都大學專攻美學的井上靖,這段話簡直是沉重的打擊,在今天看來,當時對井上靖毋寧也產生了起死回生的作用。

他的岳丈足立文太郎,當時任京都大學解剖學名譽教授,就鼓勵井上靖說:「人生四十以前是儲備期,到了六十歲還一事無成,一輩子就註定完了,現在開始下個賭注吧!」井上靖就孤注一擲——走上作家的路。為了專心創作小說,他與妻兒分居,過真正孤獨寂寞的生活,寫成的稿子交給佐藤春夫,再交給大佛次郎,最後交給《文學界》雜誌的顧問今日出海手中。他押對了寶!

從《獵槍》、《鬥牛》以來,他一貫地在故事中表現熱情、執念、愛與恨、虛無;《明日客》、《冰壁》《樓蘭》《海峽》《敦煌》《憂愁平野》則是一系列的戀愛小說;讀到以中國西域為背景的《天平之甍》、《蒼狼》等,他以簡潔的文體鳥瞰悠久民族的宿命問題時,雖然欠缺榮辱與共的切身感受,卻不禁為作者那股幼年的憧憬產生共鳴。

作家是喜歡向未知探索前進的,井上靖為了寫中國歷史小說,已親訪過二十幾趟西安與天山南麓,小說中的社會背景、人物塑造,都經過綿密的實地調查。說得精確些,他不僅具有新聞記者的銳利感覺,同時還具有「學者的考證癖」,對《敦煌》與《樓蘭》的歷史考證之熱心,使專家都為之驚訝。一九五七年到中國大陸採訪,旅行袋裡放著一本《天平之甍》的校樣稿,到達故事背景的廣州時,拿出舊資料問花草名,當地人連一個也答不上。

這趟旅行還有一個插曲,從廣州北上的粵漢線上,井上靖把化妝箱弄丟了,同行的人對他說:「中國大陸聽說沒有小偷,到底還是有啊—」井上靖連忙說:「可別讓翻譯人員知道,傳開去不大好。」車抵漢口,他只好去百貨店再買一套新的,不料剛買到手,翻譯人員把他丟掉的化粒箱送來了,他望望同伴說:「幸好沒有講出去—」

和川端康成一樣,井上靖也喜歡旅行。川端是喜歡漂泊流浪,身上時常只帶單程車票的錢。井上靖的旅行先有周密計劃,他說在東京沒有思考的時間,只有出門旅行,才能安靜構思。他還喜歡鑑賞藝術品,可是也僅止於鑑賞,買是不輕易買的。其他釣魚、看電影、高爾夫等,他都沒有興趣,連看書的時間都少有,他的書房裡堆積的書,都是寫小說必要的資料,有關西域的書籍,他自己說幾乎沒有遺漏。

除了中國歷史小說外,他還喜歡印度的,他說同樣是佛教文化、或漢字文化的國家,就有共通的歷史地盤,總比較容易理解,特別是中國的悠久歷史,對日本人簡直具有深不可測的魅力。

井上靖的歷史小說,受無常觀的影響很深,讀了每一部以西域為背景的作品,都會有一致的感覺:人生就像一場戰鬥,為了一個目標,迸發出青春的火花,但轉眼問,絢爛歸於平淡,一切回到靜寂。這就是歷史的潮流,青春與無常觀也就構成井上靖作品的雙重主題。

在苦心經營下,他的作品具有敏銳的時代感覺,同時也具有美學的特異性,所以他的作品能醞釀成比較高級的大眾文學性,和一般的推理作品或流行小說是不可同日而語的;說得率直一點,井上的文學,活似藝術家的精品,是靠井上的巧妙手腕雕琢起來的,有人讀了他的作品,也許會批評他並不是靈魂的藝術家,然而,評價藝術作品畢竟是靠主觀,對於任何作家或作品,我們不妨捨棄原來的尺度,另換一種角度和眼光。

他的作品,讀來不覺辛苦,筆調清新明快,架構確實,色彩並不膩艷,在精要處保持住一定的風格,在大眾性與藝術性的融合上,他算是成功了。讀他的初期作品《獵槍》(中央副刊連載過,亞新譯),那種華麗的詞彙與裝飾的趣味,或許會給人過分矯作的感覺,相反的,得了芥川獎的《鬥牛》雖獲好評,卻給人「稍澀」之感,好在這些毛病,在往後的一系列作品中很少再出現。

繼《鬥牛》之後,他還得了不少的賞,譬如《天平之甍》得藝術選獎文部大臣賞,《冰壁》得藝術院賞,《樓蘭》、《敦煌》得每日藝術大賞,《淀殿下日記》得野間文學獎,《風濤》得讀賣文學獎,《露西亞國醉夢譚》得日本文學大賞。緊接著又得到菊池寬文學獎和國家最高榮譽的文化勳章,三年前就任日本筆會會長,目前正與大江健三郎等幾位理事籌備明年在東京舉行的國際筆會。

為了籌備國際筆會,必須向實業界和出版家捐款,井上靖在這方面有很高的本事。有人比喻他是日本文壇的德川家康,能在有意無意間化敵為友,如果當政治家的話,儼然是名幹事長的才具。譬如他與文壇的交往,建立人際關係是很有一手的。當時的文壇有四個重鎮,其一是擁有三千門徒的佐藤春夫,其二是早稻田的丹羽文雄,其三是舟橋聖一,其四是川端康成。普通的作家初出道,至多選擇一個重鎮追隨到底,井上靖則不同,成名作是靠佐藤春夫發表的,之後又參加舟橋聖一的同仁會。同時又加進丹羽文雄的「丹羽高爾夫學校」,最後還輔佐川端康成處理日本筆會理事的工作。換句話說,他同時擁有四個重鎮的精神支持和關懷。

但是井上靖既不師事名家,也不招募徒弟,他與任何人都談得來,並善加照顧,冠婚葬祭他都參加,並致辭。許多編者都以換班方式陪他喝酒。就任筆會會長以後,俗務一增多,寫作的時問也被侵佔了。

每年臨近秋季的時候,大家就開始討論井上的哪一部作品可能給諾貝爾獎看上,東大教授兼文藝評論家佐伯彰一認為,井上靖受獎的可能性不大,但他說,倘若井上的作品受到重視,可能是描寫成吉思汗東征的《風濤》,以及描寫美國移民的《摘棉花》較有希望,可惜這兩部作品只有韓譯本,而沒有英譯本或歐譯本。

佐伯彰一批評說,井上靖的作品不但通俗而且缺乏張力,通篇是沉悶的敘述,沒有一點高潮,不過描寫遣唐史的《天平之甍》倒是用整個亞洲史的觀點去寫的,這種歷史感覺西洋人是少有的,如果井上的作品得獎,這一點恐怕是主要的理由吧。

另一位文藝評論家山本健吉的看法則是:川端康成的受獎理由是以敏銳的感受性表現了日本人心理的精髓,對象作品是《雪鄉》與《千羽鶴》,這類作品是令西洋人吃驚的,其銳敏烘托出的特色,幾近於一種病態,猶如芥川龍之介與三島由紀夫所具有的,可是井上靖則不同,他正好相反,外國人很難了解他的優點,只有日本人能了解他。

山本健吉說,井上靖有歷史小說,有夏目漱石以來超出水準的新聞小說,何況他還有外國人很難理解的私小說,如《母親記》、《道》、《壺》等,如果因為這些作品而受賞的話,就更使日本人感到欣慰了。

井上靖大學時代因柔道摔壞一隻耳朵是很有名的趣聞軼事,可能因為這個緣故,上半身失去重心,站在講台上總是右肩上斜,稍微前傾,說話的聲音低低的,儘管如此,每次與他通電話,他從來沒有聽錯或漏聽一句話,問他今後的抱負如何?他說今後還是想繼續寫歷史小說,因為人類種種慾望的根源和極限,可以從日本或中國的歷史人物中探求出解答,這種工作是樂趣無窮的。

有位評論家比喻井上靖像一隻水鳥,雙腳在水面下拚命划,表面上卻只見端麗的姿態。然而我的印象中,井上靖卻像大學殿堂裡的一位苦行僧,他曾明白說過,與其當「利休」,他寧願當「西行」,利休是日本安土桃山時代一個特立獨行的奇士,留下許多生平資料,卻沒有作品留下,西行是鎌倉初期的一個歌僧,留下《山家集》等作品,卻「生平不詳」,井上靖身為一個作家,只希望留下作品,而不願留下生活實錄,這或許是他的真正心願,可是活在現代,可能嗎?

(原載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十日中國時報,為紀念余氏病逝東瀛所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