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第2版① 序言
等级、格调,新的社会话题

《格调》中译本三年前的出版,在中国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作为策划者和译者,我感触良多。社会等级和生活品味这样的话题,已经再次进入中国人的生活。但在对此书的评论中,还存在种种试图淡化或消灭这一话题的努力,虽然这样做的结果反而强化了争论。有些批评者将此书的广受关注简单地归咎于“商业炒作”,但在我看来,喜欢将问题简单化的知识阶层“平民代言人”,再一次远离了大众社会生活的现实。

1. “阶级”还是“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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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英文名字是“CLASS”,我将其译为“格调”,受到一些批评文章的质疑。尽管我在《格调》第1版的前言中已对书名的译法作了说明,但仍有众多批评者评头品足,我如果不予以正面回答,恐怕真会给读者造成“有意炒作”之印象。

先从词义上说。按照《韦伯斯特大辞典》的定义,英语“class”一词有多重含义,翻译过来相当于中文的“种类、阶级、阶层、等级、班级”以及口语中常用的“格调、品味和档次”。在此种情形之下,取何种中文译法,便要斟酌作者的用意和书的内容来恰当决定,而不能仅从标题的字面意思确定。这大约是翻译工作的常识。

再者,从内容上说,福塞尔尽管是在讨论社会等级,但他的主旨却集中在各阶层人的行为举止、风范、品味和教养上。社会等级自古有之,但根据人们的生活品味来判断等级,却是福塞尔的独到之处。凡读过此书的人都能看出,福塞尔并非在写一本关于美国社会分层理论的学术著作。因此,如果简单地译为“阶级”、“阶层”或“等级”,显然不能准确反映此书的主题,会对读者形成误导。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作者在书中对“class”一词的用法,来寻找恰当中译法的线索。比如,第二章中作者谈到肯尼迪在电视里看到尼克松时说:“The guy has no class”,然后作者补充道:“he was not talking about money”。书中这句话译为:“‘这家伙一点没档次’,当然他指的并非金钱。”那么肯尼迪说的“class”是指什么呢?根据作者上文提到的“……与金钱同样重要的因素还有风范、品味和认知水平”的语境看,此处的“class”指的显然是人的格调、品味或档次,而不是尼克松的社会等级。尼氏当时以副总统身份与肯尼迪竞选总统,如何能没有阶级地位?认为“class”一词必须译为“阶级”的人,除了对此书的理解存在偏差之外,我不得不说,其英文知识也是有限的。

最后,我想问,从什么时候开始,翻译书的书名必须直译而不能意译了?若必须直译,我们今天有多少翻译书需要改名呢?我至今记得,当年傅东华将美国小说Gone with the Wind翻译成《飘》,而不是《随风而去》,曾传为译界佳话;再有,朱生豪先生将莎士比亚的Much Ado about Nothing译为《无事生非》而不是《无事空忙》,以及宋兆霖先生将Wuthering Heights译为《呼啸山庄》而不是《伍瑟林高地》等等,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并且,港台译界至今绝大多数译著的书名仍根据内容意译。说到底,书名的翻译是译者风格和原作内容结合的产物,从来没有所谓的一定之规。

2. 真问题还是“伪问题”

有文章称,“格调”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伪问题”(见《南方周末》1999年7月2日《新生活》专栏沈宏非的文章:《一切从〈格调〉开始》),此说法颇令人不解。如果说文章作者自己相当超越,生活格调问题并不进入他的生活,那么此事可以与之无关,但为何却必须与他人无关,因而要贬斥为“伪问题”呢?谁有权力为大众设定“真问题”、“伪问题”的判断标准?

按照社会学理论,社会问题是不能被凭空制造出来的,而是由社会需求、文化变革与经济发展决定的,并成为这些因素的外在表象和场景。随着经济生活的改善和个人财富的增加,人们追求生活格调的愿望也在生长。由于书中对等级社会里的种种恶俗和奢侈进行了精辟的描述和分析,《格调》一书很自然地抓住了中国读者的注意力。简单讲,人们之所以要阅读《格调》,是认为此书讨论的问题与自己的生活相关。

尽管此书谈论的是美国的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但受全球市场和商业文化渗透的影响,各国社会生活中的共通性已经越来越普遍。因此,不仅仅是作者的视角具有启示性,作者描写的生活内容也已经有了大量的中国翻版。无视中国社会今天的生活形态或因对其缺乏观察而妄下断言,恰好暴露了知识分子的褊狭。不同文化中的“不可通约之处”固然存在,但由此便将生活格调处理为中国人的“伪问题”,却不具有任何说服力。

另一方面,按照这些批评家的逻辑,由于《格调》写的是美国,因而不是中国的“真问题”,其言外之意似乎是在说,中国人的生活不需要格调,在我看来这几乎是对国人的冒犯。也许中国人的生活再回到过去的“无差别”时代,才比较符合批评家们为国人设计的价值定位。虽然按照沈文的说法,讨论这个问题会“沦为最没有品味的行为之一”,但这一论断并没能阻止人们用大量的报刊篇幅从事这一“没有品味”的行为。

3. 中国之现实

既然争论集中在对中国现实的不同理解上,对这一现实的判定便显得十分必要了。我有时会大为好奇,《格调》批评者眼中的中国社会是否和我看到的是同一个现实。

我所使用的判断依据大致有三个方面:物质需求、文化需求和政治需求。在这些层面上,我观察到的情形是,无论衣、食、住、行等物质需求,还是教育、阅读、运动、娱乐、休闲等文化需求,以及越来越多地对法治、权利、社会公正等的政治需求,在今天的中国,都是人们迫切渴望全面改善的事物。如果实现这些需求的过程重新出现了社会分层,恐怕也是历史的必然,它既造成了差异,也提供了社会发展的动力。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如此变化在有些人看来几乎不能容忍?为什么给人们提示阶层定位和理解自己生活方式的书被视为“误导”?难道没有此书的出版,人们就会终止改善自己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的努力?他们到底怕什么呢?

显然,这些文章都认为只有金钱才可能提高生活品味。换句话说,只有金钱是划分等级和品味高下的标准,没钱的人断然不会有品味,由此而判定《格调》一书是在讥嘲穷人,标榜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这种看似出于同情“劳苦大众”而进行的批判,恰好是在向“劳苦大众”宣判:他们的生活品味将永远得不到改善,因为那是有钱人的专利。

认真读过此书的人知道,这种说法显然歪曲了作者的原意。第一,作者提出通过一个人的格调判断其社会等级,并非意在提倡等级歧视。第二,作者坚定地认为金钱并不决定人的社会地位,他在书中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这一论断,比如美国总统的例子,名演员的例子,百万富翁的例子,地方议员的例子等等,他们都很有钱,但都缺少品味。为了说明钱不决定一切的道理,他还举了“蓝先生”与“白先生”的例子。第三,作者提出了“另类”的概念,为人们摆脱等级困境提供了出路。

其实,《格调》批评者的表面说法只是烟雾,问题的根源还在于怎样看待社会分层。

从这些批评中,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嗅出“乌托邦理想”和“平等社会”的潜台词。他们不能容忍存在社会等级差别的现实。为什么?其中的原因我只能猜测,除了对社会现实的隔膜以外,更可能的原因是,在一个存在等级差别和物质不平等的社会里,他们作为“精英分子”难以继续保持自身的优越地位。而在一个“乌托邦”社会中,只有他们掌握话语霸权,“劳苦大众”只能俯首听命。

至于另一篇文章,更是道出了这些人的精神优越感:“《格调》的畅销恰恰是目前趋炎附势、社会庸俗的潮流的集中表现,它掌握、利用并且扩大了这样的趋势和这样的潮流。”(见《深圳周刊》林维稼的文章:《〈格调〉:正在流行的西餐炒冷饭》)

暂且不论《格调》是否具有这样的魔力,单从以上说法的严厉,便可以感觉到这些批评者的颐指气使。他们能够并且必须为大众生活方式的选择操心,必须代表社会良知行使道德权力。在他们看来,社会中的多数仍然是“劳动人民”或“劳苦大众”,需要他们的拯救。他们不愿面对社会转型时期的种种新的社会特征,继续用他们所特有的话语方式指控人们的生活方式,将人们改善自己生存处境的努力斥为“庸俗”。

说到底,一个没有“救世主”的富足的公民社会不符合他们的口味,一个存在等级差异的社会令他们无所适从。为了保住自己曾经拥有的知识和话语权力,他们不得不对诸如生活格调这类会令他们“迷失”的事物展开批判。对于这样一个正在逐渐“边缘化”的知识群体,我想再说几句话。

4. 知识分子悖论

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群正面临最严峻的挑战,其生活形态和社会定位充满悖论。一方面,知识分子群体成为一个不确定的阶层。新的社会分层使知识分子的社会等级充满变数,他们在社会分层中的走向,大抵取决于其知识转化为社会影响力和生存手段的能力。

其次,在这一深刻的历史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开始由过去的单一形态走向多元,若干不同的社会思潮将他们分化为不同甚至相互敌对的阵营,贴上了如“新权威主义”、“制度创新派”、“新儒家”、“民族主义”、“后现代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环境主义”、“女权主义”、“市场主义”等标签。这些标签的使用,显然有其现实理论立场的来源。

再者,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陈旧,过去多年的无效训练难以转化为改善生存的手段,更不足以应付知识更新的挑战,无法适应从前现代社会② 向市场经济和后工业化社会转型的现实。因此,由于社会发展的曲折轨迹和方向,多数知识分子从20世纪80年代社会变革推动者的位置上退下来,回到他们惟一熟悉的传统立场上来。虽然他们希望继续扮演“为民代言者”的角色,但由于持续的边缘化,逐渐失去了观察、体验和判断社会现实的语境。他们的立场固然多从“劳苦大众”的利益出发,但如果语境错位,则不但无法解释和实践历史变革,而且很容易陷入历史的诡吊。举例说,在纳粹法西斯统治德国时期讨论犹太人的“不良”商业行为,就是忽视价值立场和道德底线的做法,即便冠以“学术研究”的名义,其动机仍然十分可疑,即使不是助纣为虐,至少也是极端缺乏良知和人道主义责任。

事实上,“代言人”总是倾向于成为“指导者”。一有机会,“代言人”就打算指导别人的阅读,仿佛读者缺少起码的文化常识,如果没有他们的指导,即使像盆栽柑橘树在广东不说明等级这样的文化差异,人们也会搞不清楚,非得他们来指点迷津。在一个多元化发展的社会里,当人们有权选择自己的价值取向时,这类“指导”就会显得既多余又滑稽。

5. 也谈“炒冷饭”

既然林文把《格调》一书定位为“西餐炒冷饭”,作为译者,我想沿着林文的思路梳理一下这一说法。

如果说译介西方著作应被称作“炒冷饭”,则自严复翻译《天演论》始的一切引进西方思想的努力均可被称为“炒冷饭”。所谓“冷”者,意思可能是说某一思想或理论已经在西方不时髦了,却又被引进到中国来,实在有辱国人的智力。言外之意是“热饭”可炒,“冷饭”还是留给西方人自己去慢慢吃吧。

若按此分析,便有三个问题需要讨论:一、引进西方思想是否是“炒冷饭”;二、何为“冷饭”何为“热饭”,标准如何定;三、是否只有“热饭”可炒而“冷饭”不可炒。

对于第一个问题,只要具有常识判断能力的人就可以回答,因为中国正是在引进和借鉴西方思想的过程中,开始自己的启蒙和现代性进程的。没有西方思潮的“东渐”,中国仍会在闭关锁国的黑暗笼罩之中沉睡。

第二个问题则相当关键。一百年来,中国对引进“西学”的选择充满血腥的斗争,恰恰因为有此排他性的“冷饭”和“热饭”之分。认为某一理论“热饭”者,便很容易将其视为惟一“真理”,对其他西方思想尽数排斥。而其判断标准,似乎只有一条,即能否为实现其一己的政治目的所用。不能为其所用者,一概作为“冷饭”扫荡之,绝不容许“败坏”国人的精神。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这一习惯仍然未改,即使是一本谈论生活格调与社会等级关系的书,也未能幸免被斥为“冷饭”的命运。

第三个问题最说明价值取向。我以为,有些被视作“冷饭”的东西恰恰是西方文化中的精华,只有不断地“炒”才能使其价值彰显出来。

这篇序言本不欲讨论严肃问题,然而“生活格调”引发的“等级”和“品味”大争论,实在让人无法不“严肃”。也许只有本书作者赞赏的“另类”一族,能真正游离于种种喧嚣之外,不为等级焦虑所困扰。

书通常是给读书人看的,不读书的人有其他的消遣方式。但如果一本书内容严肃却进入了大众阅读领域,则它的话题必然与大众有关。《格调》就是这样的书,无怪书出版后引出了一大堆克隆品种,妄图靠着相似的外貌蒙骗读者的钱财。如今一切都已风平浪静,再读此书,仍有无限乐趣。于是重新修订了文字,再加上敝人一篇描写中国人生活格调的拙作,重新授权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以飨读者。

石 涛
2002年2月于北京


 2002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相对开放的后现代社会而言,前现代社会较为封闭,除了社会生活,更多的是思想上的封闭。——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