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政治衰败和家族政府的复辟

四百年汉朝为何倒塌；大庄园增长的意义和马尔萨斯式社会的不公；门阀士族攫取政府和国家变弱；中国意义的国家

 

不能假定，政治秩序一旦出现就能自我持续。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开初只是一篇名叫“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的文章。他认为，与现代化理论的循序渐进相反，没有理由可以假设，政治发展比政治衰败更有可能。社会中各竞争力量取得平衡，政治秩序便会涌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内部和外部都会发生变化。当初建立平衡的参与者在进化，或干脆消失了，又出现新参与者；经济和社会条件也会发生变更，社会遭遇外部侵略，或面对新的贸易条件，或引进新的思想。因此，先前的平衡不再有效，引起政治衰败，直到现存参与者发明新的规则和制度来恢复秩序。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汉朝的崩溃原因多种多样，涉及早先政治平衡方方面面的变迁。公元2世纪，由于外戚和宦官的干涉，汉朝皇族的团结和它的合法性受到严重破坏。除了中国，宦官还在很多帝王的宫廷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已被阉割，不再有性感觉和性能力，所以深得信任。他们没有家庭，在心理上完全依赖主人，也不会想方设法为子女（因为不存在）争夺利益。他们扮演重要角色，帮助中国皇帝避开强大自治的官僚机构，并慢慢发展了自己的集团利益。

先是外戚梁太后一族的领袖挑选软弱的汉桓帝（公元147—167年在位）继承皇位，以便自己的宗族获得政府高位和特权。不久，大难临头。皇帝在宦官的帮助下发动了现代拉丁美洲人所谓的自我政变（auto-golpe），残杀梁氏外戚。宦官摇身一变，成了强大政治力量，获得皇帝褒奖的官职、免税等，从而威胁了官僚和儒家的地位。始于165年，官僚和儒家开始发起反宦官运动，最终取得彻底胜利。[1]

环境条件令形势雪上加霜。173、179、182年发生瘟疫；176、177、182、183年发生饥荒；175年发大水。广大民众的悲惨导致道教的兴起，它在农民和其他庶民中吸引众多信徒。儒家是一种道德，不是超现实的宗教，一直是精英的行为准则。道教源于古老的民间信仰，现在变成非精英的抗议宗教。184年爆发的黄巾（他们头戴黄色头巾）起义以它为精神支柱，更因过去十年中农民所忍受的艰辛，而迅速星火燎原。虽在二十年后遭到血腥镇压（据传死去五十万人），它摧毁了大量的国家设施和生产力。[2]这些灾难的结果是中国人口的骤减，从157年到280年，骇人听闻地减少了四千万，等于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二。[3]

从中国政治发展的角度看，家族精英攫取国家权力以削弱中央政府，是汉朝衰败的最重要原因之一。秦朝消灭封建主义，创建非人格化现代国家，这一努力现在遭受极大挫折。在中国，亲戚关系再次成为权力和地位的主要途径，一直延续到9世纪的晚唐时期。[4]

但这不是周朝封建主义的复辟。秦朝以来已有太多变动，包括强大的中央政府、官僚机构、披上礼仪合法性的宫廷。西汉已逐步消除封地上的家族影响，当贵族家庭卷土重来时，他们没有重建地方上的权力基础，而是直接参与中央政府机构。周贵族和汉贵族之间的区别，有点类似17世纪晚期英国贵族和法国贵族之间的区别：英国领主仍住在自己庄园，行使地方上的权力；而法国贵族被迫迁去凡尔赛，以靠近宫廷和国王来谋取权力。在中国，宫廷中的权力就是通向地产的阳关大道，有权有势的官员可获得土地、侍从、农民、免税特权。

富人更富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经历了大庄园（latifundia）愈益扩张。它们受贵族家庭的控制，其家人身居高位，要么在长安的中央政府，要么在地方州郡。这加剧了贫富悬殊，一小群贵族家庭掌控日益集中的财富。他们逐步剥夺政府的税收，因为自己的富饶农地无需纳税，这些家庭就是今天所谓的追求租金精英的早期版本。他们利用政治关系攫取国家权力，再使用国家权力使自己富上加富。

农业社会有条大庄园的铁律：富人将变得更富，除非遭到遏制——或是国家的，或是农民起义的，或是国家害怕农民起义而采取的。在前现代农业社会里，财富上的不均不一定反映能力或性格上的不均。技术是呆滞的，创业或创新的人得不到奖励。农业机械化之前，没有大规模生产的好处，所以无法解释大庄园的扩张。大地主的耕田都是分成小块，让单独农民家庭各自耕作。因债务机制，最初资源的小差别将与日俱增。富农或地主会借钱给较贫困的；遇上坏季节或坏收成，负债人不但赔掉家产，甚至可能沦为农奴或奴隶。[5]大地主又可购买政治影响，以保护和扩充自己的财产，长此以往，富人优势自我更新，有增无已。

所以，把现代产权理论误用于历史场景，只会导致根本上的误会。很多经济学家相信，健全的产权促进经济成长，因为它保护私人投资的回报，从而刺激投资和经济成长。但中国汉朝的经济生活，不像工业革命后二百年的世界，却像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人口学原理》中所描述的。[6]今天，我们期待技术革新所带来的劳工效率增长（人均产量）。但在1800年之前，效率增长全靠运气。开发农业、灌溉、印刷机、火药、帆船远航，都促进了生产效率的增长。[7]但在间隔的漫长岁月中，人口增加，人均收入反而降低。很多农业社会已达到其技术可能性的顶端，进一步投资不会增加产量。唯一的经济增长是粗放增长，即开发新耕地，或干脆争夺他人的。所以，马尔萨斯的世界就是零和，一方得益，另一方必然受损。富有地主不一定比小地主更为勤劳，他只是有更多资源来挨过难关。[8]

在集约增长不可能的马尔萨斯式世界，健全产权只会巩固资源的既存分配。财富的实际分配，代表不了生产效率或勤劳与否，只能代表起初的运气，或者业主与政治权力的关联。（甚至在今天流动和创业的资本主义经济，古板的产权捍卫者经常忘记，现存财富分配并不一定反映富人美德，市场也不一定是高效的。）

如由他们自由选择，精英们倾向于扩张大庄园。在这面前，君主有两种选择。他们可与农民站在一起，运用国家权力来促进土地改革和平均地权，剪去贵族的翅膀。这发生在斯堪的纳维亚，18世纪末瑞典和丹麦的国王与农民站在一起，反对相对较弱的贵族（参看第28章）。或者，君主站在贵族一边，运用国家权力来加强地方寡头对农民的控制。这发生在俄罗斯、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那里的农民原本多是自由的，但自17世纪以来，由于国家的同流合污，却逐渐沦为农奴。法兰西王国的君主政体太软弱，不能剥夺贵族，也不能取消其免税地位，只好把新税负担全部压在农民头上，直到整个制度在法国大革命中自我爆炸。君主的何去何从——保护现有的寡头政治，或反戈一击——取决于很多具体因素，如贵族和农民的凝聚力、国家面临的外部威胁、宫廷内部的钩心斗角。

汉朝的中国君主最初选择支持农民，一起反对愈益强大的大地主。西汉时期，有人不时呼吁回到商鞅废除的井田制。当时，它被视作农业社会地方自治的象征，而不是封建制度。贫困农民因大庄园兼并而丧失土地，其困境促使了恢复井田制的呼吁。公元前7年，有人建议大庄园地产不得超过三千亩（1亩等于0.165英亩），由于大地主的反对，最后无疾而终。篡夺王位终止西汉的王莽也尝试实施土地改革，使大庄园国有化。他也面对极大反抗，最终在应付赤眉军（他们把眉毛画成红色）起义中筋疲力尽。[9]

王莽土地改革的失败，反让家族贵族在东汉恢复时扩充财产，巩固权力。大庄园成功控制成百上千的侍从、佃户、族人，还经常拥有私人军队。他们为自己和部下取得免税地位，减少帝国税收以及可供劳役和征兵的农村人口。

中央政府因军队的衰退而进一步变弱。中国大部分军队专注于西北部的匈奴部落，驻扎在遥远的要塞，供应线拖得很长。农民很不愿意服这样的兵役，政府只好改在当地野蛮居民中招募雇佣军，或招募奴隶和罪犯。军人愈来愈像一个特殊阶层，在边境要塞的附近居住和务农，子承父业。这种情况下，获得军人忠诚的更可能是曹操和董卓那样的当地将领，而不是遥远的中央政府。[10]

日益增加的土地不均，加上2世纪70年代的自然灾害和瘟疫，黄巾起义终于爆发。秩序荡然无存，中央政府因派系斗争而分崩瓦解，这一切促使大户家庭躲在围墙后的庄园和地区，不再接受软弱国家的控制。汉朝的最后几十年，中央国家完全崩溃，权力落到一系列地方军阀手中，他们要么选择自己中意的皇帝，要么自己黄袍加身。[11]

国家分裂和家族制复辟

秦朝统一中国之后最长命的朝代汉朝，终于在公元220年彻底崩溃。除了很短的例外，中国在今后的三百年中不再有统一国家。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小说之一《三国演义》，讲的就是东汉到晋朝这段时期。晋朝始于280年，但持续很短时间。小说作者罗贯中，在明朝写成（也许在14世纪晚期，但没有确定日期）这部作品。其时，明朝已从蒙古人手中解放中国，在汉人自己统治下，再度统一中国。[12]小说的潜在主题是中国的不统一（内乱），造成混乱和外国侵略（外患），还阐述了恢复国家统一的条件。在塑造现代中国人历史意识方面，《三国演义》可与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媲美。它被改编成电子游戏和无数电影版本。北京要求统一台湾，其背后对分裂的痛苦记忆，就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

从中国政治发展的观点看，值得关注的是亲戚关系和家族制，如何在汉和隋之间的空白时期（581年中国再度统一）重新成为中国政治的组织原则。中央国家的力量，正好与家族团体的力量成反比。即使在现代国家获得建立之后，各种形式的部落制仍是预设的政治组织。

汉朝终止之后的时期是非常复杂的，但从发展角度看，细节就不那么重要。中国最初分裂成所谓的三国：魏、蜀汉、吴。魏得以在西晋名下重新统一中国，但很快发生内战。西晋的都城洛阳在311年遭到匈奴部落的洗劫和占领，匈奴国王在中国北部创建众多外族朝代中的第一个。逃至南方的西晋幸存者，在长江边上的建康（现代的南京），也建立数个南方朝代中的第一个，即东晋。北方和南方一分为二，都经受了持续动乱。在北方，洗劫洛阳导致了所谓十六国的部落战争。有两次新的野蛮人入侵，第一次是原始西藏人的氐和羌部落，第二次是拓跋部落，即突厥鲜卑人的分支。拓跋部落建立了北魏（386—534），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汉化。他们冠中国人的姓，与汉人家庭通婚联姻。拓跋部落中的紧张导致再一次的内战，到6世纪早期分成东魏和西魏。在南方，迁自北方的旧宫廷重组东晋朝代，大量贵族家庭和侍从跟踪而来。到4世纪中，东晋灭于军事政变，之后又有武将建立的数个孱弱朝代。[13]

汉朝军阀曹操和儿子曹丕在220年建立魏国，制定九品中正制，从而加速了始于东汉的家族制倾向。每个郡和州，都派有仲裁人，官名叫中正，依据品德和能力评议官职的候选人。不像早先的汉朝推荐制度，遴选仲裁人的不是中央，而是地方，显然要受更多地方精英的影响。新招聘制度将所有精英家庭排成正式等级，又与各层官位挂上钩。汉朝时，不做官的人仍可有高级地位。自从有了九品中正制，官位变成争取高级地位的唯一途径。加上对血统的愈益重视，子承父位便成家常便饭。[14]

在强大中央政府的手中，九品中正制可以是削弱豪门、加强国家的对策。17世纪和18世纪初，法国君主出售一套精细的爵位和等级给贵族阶层，从而削弱该阶层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每个贵族家庭太忙碌了，沾沾自喜，瞧不起底下人，以致不能互相合作来保护自己广泛的阶级利益。3世纪的中国，九品中正制却似乎成了贵族攫取国家的手段。庶民人才不能再通过推荐或考试攀至高位，这些官位只保留给现任官员的孩子，好像他们是战胜部落的领袖。其时的皇帝往往不能保证自己的宠臣得到高位，因为宠臣缺乏合适的血统。这一切证明，真正的权力不在国家手中，而在贵族家庭手中。[15]

西晋垮台后，家族制在北方和南方各有不同发展。在南方，东晋宫廷由本地大户和洛阳迁来的贵族流亡者所掌控。他们把九品中正制也带来，政府操纵在王、陆、张姓的大户手中，都是高级血统的近距离表亲。[16]

大庄园的继续扩张加剧了贵族控制。早在3世纪晚期，西晋颁布土地法，规定所有农民有权获得最低数量的土地，以换取他们的徭赋负担。它也规定了贵族家庭拥有土地、免税租户和侍从的最高限额。但它和东晋时颁布的类似法律，从没得到执行。像王莽夭折的土地改革，这些失败证明了大庄园势力的日益壮大，直接威胁到国家的控制和资源。[17]

在北方，战胜的羌人和突厥人首先是部落组织，就把自己的主要宗族安插到重要官位。初期仍有持续的冲突和部落之间的争战，这些外族家庭便是整个地区的领导精英。汉朝时兴起的中国贵族家庭，要么南逃去投奔东晋宫廷，要么退回自己的庄园。他们仍拥有地方权力，但避开宫廷政治。5世纪的后半叶，北魏朝代得以集中权力，5世纪90年代迁都到历史名城洛阳，事情于是开始发生转变。魏孝文帝禁止在宫廷使用鲜卑语和鲜卑服，鼓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邀请主要的汉贵族家庭赴宫廷供职。他得以创造统一的贵族阶层，将所有精英家庭排成正式等级，就像南方的九品中正制。在这样的环境中，多数高级官员同属一个宗族，贵族等级又是晋升高级官位的必要条件。[18]大庄园兼并土地，贵族阶层权力日益增加，也都是北方的难题。485年北魏颁布一条法令，限制大庄园，保证农民获得最低数量的土地。[19]

强大的中国国家

6世纪中期，北方的东魏和西魏被北齐和北周所取代。577年，北周进攻并打败了北齐。时任北周将领的杨坚成为风云人物，他出身鲜卑族，妻子来自匈奴一个强大氏族。杨坚在内斗中击败对手，于581年建立隋朝。他的军队在587年打败南方的梁，在589年打败南方的陈。这是220年汉朝崩溃以来，中国在单一中央政府治理下的首次统一（实际领土与秦汉时不同）。谥号为文帝的新皇帝把京城搬回长安，以汉朝为榜样重新打造强大的中央政府。他儿子兼继位人炀帝执迷于运河营造，还向朝鲜的高句丽王国发起草率的进攻最终失败。他死于618年，隋朝很快消失，这一段空白很短。名叫李渊的北方贵族在617年起兵，下一年攻取长安，宣布成立新朝代。唐朝是中国最伟大的朝代之一，持续了将近三百年，直到10世纪初。

隋唐重建中央集权，但没能终止贵族家庭的影响。他们在间隔的空白时期，攫取了众多小国的政府权力。我们将在第20章和第21章看到，反对家族制的斗争将持续随后的三个世纪，一直要到11世纪的宋朝，行政机构才返回汉朝时的“现代”基础。中国国家的重新集权，得以激活像科举考试和学而优则仕那样的制度。在先前的数世纪中，这些制度在门阀贵族面前一输再输。

汉隋之间三百年混乱所提出的最有趣问题之一，不是中国为何崩溃，而是中国为何再次统一。在如此广阔的领土上维持政治统一，这个命题绝对不是琐碎的。罗马帝国崩溃后，尽管有查理大帝和其他神圣罗马皇帝的努力，仍然得不到重组。汉朝之后的多国制度凝固成像欧洲一样的半永久制度，众多国家，相互竞争，这也不是不可想象的。

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已经有了。中国国家早熟的现代化，使之成为社会中最强大的社会组织。即使中央国家崩溃了，它的许多继承者在自己边界内，仍尽量复制汉朝的中央集权制度，仍尽量追求在自己领导之下完成统一大业。合法性最终来自天命的继承，而不在于偏安一隅。那些继承国家在边界内复制汉朝机构，从而防止进一步的分崩离析。所以，没有在中国出现像欧洲那样的一再分封。

中国何以再次统一的第二个原因也许更为重要，能向当代发展中国家提供启示。中国在秦汉时期所创造的，除了强大国家，还有共同文化。这种文化不能算所谓的现代民族主义的基础，因为它仅存在于中国统治阶级的精英阶层，而不存在于广大老百姓。但产生一种很强烈的感情：中国的定义就是共同的书面语、经典著作、官僚机构的传统、共同的历史、全国范围的教育制度、在政治和社会的层次主宰精英行为的价值观。即使在国家消失时，这种统一文化的意识仍然炽烈。

遇上不同传统的外族野蛮人时，这种共同文化的力量变得尤为显著。占领中国的几乎所有入侵者——匈奴、鲜卑（拓跋），或更迟的女真（满人）、蒙古、党项（西夏）、契丹——起初都希望保留自己的部落传统、文化、语言。但他们很快发现，如不采用中国精湛的政治制度，便无法治理中国。更有甚者，中国文化的威望迫使他们要么同化，要么回到老家的草原或森林以维护自身文化。

中国得以重新统一是因为秦汉两朝已创下先例，统治整体比统治其中一部更为合法。谁有此权利呢？这是个复杂题目，要作出回答，先要认真弄清中国对政治合法性的概念。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朝代的间隔期尤其富有启示。这段时期无疑是一场自由竞赛，政治权力的门外汉——农家子、可疑种族背景的外族人、未受儒家教育的军人——都有机会攀爬到制度的尖顶。中国人愿意向他们和其后裔提供合法性和绝对权力，其原因有点扑朔迷离。在后面论以及其他的改朝换代时，我会重新回到这一问题。

中国是创造现代国家的第一个世界文明。但这个国家不受法治限制，也不受负责制机构的限制，中国制度中唯一的责任只是道德上的。没有法治和负责制的强大国家，无疑是一个专制国家，越是现代和制度化，它的专制就越是有效。统一中国的秦朝作出雄心勃勃的努力，想把中国社会重新整顿为一种原始极权主义国家。这个工程最终失败了，因为国家没有工具或技术来实现这个野心。它没有激励人心的意识形态来为自己辩解，也没有组织一个党派来实现它的愿望，凭借当时的通信技术还无法深入中国社会。它的权力所到之处，它的专制是如此暴虐，以至激起了导致自己迅速灭亡的农民起义。

后续的中国政府学会收敛雄心，学会与现有的社会力量并存不悖。在这一方面，它们是专制的，但不是极权的。与其他世界文明相比，中国集中政治权力的能力颇不寻常。

在这方面，中国政治发展的路程与印度截然不同。这两个社会作为“亚洲”或“东方”的文明，经常放在一起。它们在早期表现出相似特征，后来却各奔东西，南辕北辙了。过去两千年中，中国的预设政治模式是中央官僚国家，缀以分裂和衰败；而印度的预设模式是一系列弱小王国和公国，缀以短暂的政治统一。我们如果察看印度的历史长河，它是民主国家的事实就丝毫不足为奇。这不是说印度早期就有民主思想，从而创下先例；而是说很难在印度政治中，建立起专制统治。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中看到，其原因在宗教和思想的领域。

[1] John A. Harrison，《中华帝国》，174—177页。

[2] John A. Harrison，《中华帝国》，179—181页。

[3] John A. Harrison，《中华帝国》，182页。中国历史人口的计算有很多争议。邓刚（Kent Deng）以调整后的正式人口数据显示，中国人口从公元157年的五千六百五十万，跌至公元280年的一千八百五十万，跌幅高达67%。邓刚，《以正式普查资料揭示前现代中国的真正人口统计》（Unveiling China’s True Population Statistics for the Pre-modern Era with Official Census Data），载《人口评论》（Population Review）第43卷，第2期（2004年）：32—69页。

[4] 参见伊沛霞（Patricia B. Ebrey），《东汉的荫庇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s in the Later Han），载《美国东方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第103卷，第3期（1983年）：533—542页。

[5] 有关墨西哥的当代案例，参见Kent V. Flannery，《文明的文化演变》。

[6] 托马斯·马尔萨斯，《人口学原理》（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纽约：企鹅出版社，1982年）。

[7] 参见Angus Maddison，《世界经济的增长和互动：现代化的根源》（Growth and Interaction in the World Economy: The Roots of Modernity）（华盛顿特区：AEI出版社，2001年），21—27页。

[8] 中国案例被描绘为“高级平衡的陷阱”，伊懋可（Mark Elvin），《旧中国模式：社会和经济的解释》（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斯坦福，加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年）。

[9] 白乐日（Etienne Balazs），《中国的文明与官僚制度》（Chinese Civilizations and Bureaucracy: Variations on a Theme）（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64年），102—103页。

[10] Scott Pearce，Audrey Spiro和伊沛霞编，《中国重建中的文化和权力，公元200—600年》（Culture and Power in the Reconstitution of the Chinese Realm, 200—600）（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1年），8—9页。

[11] John A. Harrison，《中华帝国》，181页。

[12] Moss Roberts，《编后记：关于〈三国演义〉》，载英译本《三国演义》（Three Kingdoms: A Historical Novel）（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4年），938—940页。

[13] J. A. G. Roberts，《中国简史》（A Concise History of China）（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9年），40—44页；伊沛霞（Patricia B. Ebrey），《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8年），21页。

[14] 伊沛霞，《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17—18页。

[15] 伊沛霞，《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21页。

[16] 伊沛霞，《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22页。

[17] 白乐日，《中国的文明与官僚制度》，104—106页。

[18] 伊沛霞，《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25—26页。

[19] 白乐日，《中国的文明与官僚制度》，108—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