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基督教打破家庭观念

令欧洲退出亲戚关系的是宗教，不是政治；对欧洲家庭性质的普遍误会；天主教会摧毁延伸的亲戚团体；英国个人主义甚至在欧洲也属极端

 

我迄今所叙述的世界三个地区，其国家制度都自部落社会脱颖而出。中国、印度和中东的早期社会组织，都以父系家族的血统为基础，建立国家是为了克服部落社会的局限。每一个案例中，建国者想方设法让个人忠于国家，而不是忠于地方上的亲族团体。以领土和中央合法统治权力为基础的制度，不得不重叠在顽固的分支式社会之上。最极端的对策来自阿拉伯和奥斯曼帝国，他们绑架儿童，使之在人造家庭中长大，只忠于国家，不忠于自己的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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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些案例中，不让亲戚关系成为社会组织基础的建国努力，自上而下，都归于失败。事实上，这些社会的制度发展历史，大多涉及亲族团体的重新问政——我称之为家族制复辟。所以，秦朝和西汉所创建的非人格化国家制度，在东汉崩溃时又落到强大宗族手中，这些家庭继续成为中国政坛中的重要角色，直到隋唐。印度在创建强大的非人格化制度上，一开始就成绩平平，以分支式迦提组织起来的印度村庄，其社会生活大体上又与这些制度毫不相干。土耳其国家是最为成功的，在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的心脏地区削弱了部落组织的影响，但在治理不严的阿拉伯省却不如人意。事实上，奥斯曼帝国在边远的贝都因（Bedouin）社区，仅行使非常有限的统治，其部落组织至今保持原样。所有这些地区——中国、印度、中东——家庭和亲戚团体至今仍然强大，成为社会组织和身份的来源，远远超过欧洲或北美。在中国台湾和南方地区尚有成熟的分支世系家族，印度婚姻仍是家庭而不是个人的结合。部落的依附关系在阿拉伯中东无所不在，尤其是在贝都因的群体中。

例外的欧洲

欧洲的亲戚关系采纳不同形式。人口统计学家约翰·哈吉那尔（John Hajnal）在1965年的文章中注意到，西欧婚姻模式与世界上几乎任何其他地方形成强烈对照。[1]西欧男女倾向于晚婚，从总体上讲，不结婚的比率较高，这两个因素导致相对较低的出生率；更多年轻女子参加工作，家庭中有更多平等，由于晚婚，女子又有较多机会获取财产。这不仅是当代现象，哈吉那尔把这种模式的时期定在1400年到1650年。

西欧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其他差异也很突出。共同祖先的亲戚团体所组成的社区，其在欧洲的消失远远早于哈吉那尔所指出的。对欧洲人而言，亲戚和后裔很重要，特别是国王和贵族，他们有实质性的经济资源传给子孙。但跟中国贵族不同，他们没有陷入表亲的专横，因为分割遗产和长子继承权的原则早已深入人心。在中世纪，欧洲人享有更多自由，无须征得大批亲戚的同意，便可任意处置自己的土地和动产。

换言之，欧洲社会很早就是个人主义的。在婚姻、财产和其他私人事务上，当家做主的是个人，而不是家庭或亲戚团体。家庭中的个人主义是所有其他个人主义的基础。个人主义无须等待国家的出现，无须等待它来宣告个人法律权利，并行使强制权力来予以保障。更确切地说，个人已在享受实质性的自由，无须承担对亲戚的社会义务，先有这样的社会，再来建起国家。在欧洲，社会发展走在政治发展的前列。

欧洲何时退出亲戚关系？如果不是政治，转型动力何在？前者的答案是：蹂躏罗马帝国的日耳曼部落，在皈依基督教后不久，就开始退出。后者的答案是：天主教会。

马克思的错误

很明显，现代欧洲人的祖先都曾组成部落。他们的亲戚关系、法律、习惯、宗教实践，只要能找到的，19世纪伟大的历史人类学家都已作了详细记载，如甫斯特尔·德·库朗日、亨利·梅因[2]、弗雷德里克·波洛克（Frederick Pollock）、弗雷德里克·梅特兰（Frederic Maitland）[3]、保罗·维诺格拉多夫（Paul Vinogradoff）。他们是比较人类学家，掌握不同文化的渊博知识，为父系亲戚组织之间的相似而感到吃惊。那些组织分布于世界各地，如印度、希腊、日耳曼的社会。[4]

19世纪的历史人类学家相信，亲戚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化，人类社会有普遍的发展模式，从亲戚团体的大集团，转向个别男女自愿结合的小家庭。梅因有个著名概念：现代化涉及从“身份到契约”的过渡。[5]换言之，早期社会将社会地位赋予个人，安排一切，从婚配、职业到宗教信仰。相比之下，现代社会的个人可随意与人签约，走进不同社会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婚姻合同。但梅因没有提出一种动态理论，以解说过渡是何时和如何发生的。

实际上，对欧洲亲戚模式的过渡时间和过渡原因存在很多误解。很多人相信，跟世界上的其他民族类似，欧洲人始终居住于部落或庞大的家庭团体，一直到工业革命。其时，机器生产的压力和社会流动的必要性，才将之打破。根据这个见解，工业化带来经济变化和核心小家庭出现，都属于这同一过程。[6]

这个见解很可能来自早期现代化理论。卡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促使资产阶级兴起的，依次是技术革新和物质生产方式的变化。马克斯·韦伯指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有严重断裂。传统社会的特征是：广泛的亲戚关系，宗教或亲戚的约束对市场交易设限，缺乏个人社会流动性，基于传统、宗教、超凡魅力的非正式社会规范。而现代社会是个人主义的、平等的、以优秀和市场为导向的、流动的，并以法理型合法性权威组建起来。韦伯主张，这些特征属于一个整体，如果由教士指定价格，或财产受亲戚义务束缚，这样社会就不能发展出高效的市场经济。他相信，这种理性的现代化仅在西方出现，并把向现代化的过渡定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一系列事件，包括宗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和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认为，经济变化促使个人主义和核心小家庭的兴起，而韦伯则把基督新教当作主要动力。总之，依他们看，这个变化仅有几百年历史。

从身份到契约

20世纪的社会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把从身份到契约的过渡一直往前提。我已提及，哈吉那尔认为欧洲的特殊模式始于15世纪和16世纪。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对英国个人主义起源的研究显示，生前任意处置财产和死后在遗嘱中剥夺子女继承权，早在16世纪初就获得英国普通法的承认。[7]这很重要，因为他所标志的“农民社会”中，如东欧和世界大部分区域，亲戚义务大大限制了业主出售土地的能力。农民社会的特征就是大家庭，产权要么共有，要么陷于亲戚的相互依赖之中。这样的社会中，许多非经济因素把农民牢牢绑在他们所耕种的土地上，诸如祖先葬于此之类的理由。

但麦克法兰注意到，土地所有权（seisin）流行于英国，至少还要往前再提三个世纪。根据一项研究，15世纪晚期英国某区的地产转户中，生前赠与家人的占15%，死后遗赠给家人的占10%。[8]更早的是12世纪末13世纪初，英国的佃户（villeins，不得随意离开土地）无须获得领主的许可，已在购买、出售、出租土地。[9]

如要衡量复杂亲戚组织的衰退，就要考量女子拥有和处置财产的法律权利。父系家族的社会中，女子嫁与宗族中的男子，或给宗族生下男性后裔，方才取得法律地位。寡妇和未婚女儿有分享遗产的权利，但通常必须将宗族的财产留在父系家族中。1066年的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之后不久，英国女子就可自由拥有和处置财产，并可将之卖给外人。至少从13世纪起，她们不但可拥有土地和动产，而且可起诉他人，或被他人起诉，甚至可签署遗嘱和合同，无须征得男子监护人的许可。父系社会一旦承认这种权利，就会破坏宗族控制财产的能力，从而破坏社会制度的整体。[10]所以，女子拥有和遗赠财产的能力是部落组织退化的标志。它显示，严格的父系社会规则已经消失。

根据麦克法兰，早期英国个人主义的一个有趣标志是“扶养合同”。它最早出现于13世纪，由孩子和父母签署。共同祖先的后裔团体所组成的部落社会，通常崇拜共同祖先。儒家道德的大部分涉及孩子照料父母的义务，尤其是儿子。儒家道德家讲得很清楚，对父母的义务大于对自己孩子的，中国法律严惩不孝子女。

英国的习俗却不同，父母活着时，如把产权愚蠢地转移给孩子，就得不到惯例的剩余权利。中世纪有一首诗歌，描述了父亲将财产移交给儿子的故事：儿子后来觉得扶养父亲的负担太重，便开始施以虐待。一天，父亲冷得直打寒战，儿子叫孙子送去一只麻布袋，“小男孩把麻布袋一割为二，一半留给爷爷，另一半带回给父亲。他的意思是，现在父亲虐待爷爷，等到自己长大，也会如法炮制，给他半个麻布袋以御寒”。[11]为了避免如此的困境，父母与孩子签署扶养合同，规定孩子在继承父母财产后所承担的扶养责任。“贝德福德的一对夫妇在1294年放弃财产，作为回报，将得到食物、饮料、主屋的居住；如果两对夫妇发生争吵，老夫妇会搬到另外房子，将在圣米迦勒节（Michaelmas）获得五十六蒲式耳的谷物，其中二十四蒲式耳的小麦，十二蒲式耳的大麦，十二蒲式耳的大豆和豌豆，八蒲式耳的燕麦。此外，他们还将得到这另外房子的一切，可动的和固定的。”[12]

让马克思暴跳如雷的“纯粹的金钱关系”，似乎不是18世纪资产阶级的发明，其在英国的出现比资产阶级的兴起早了好多世纪。将父母寄放在疗养院，在西欧有很深的历史根源。这显示，与马克思的主张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只是社会关系和习俗变化的后果，而不是原因。

如果说欧洲在13世纪离开复杂的亲戚关系，即从身份过渡到契约，这依然太迟。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注意到，封建主义在9至10世纪兴起之前，亲戚关系是社会组织的基础。部落宗族之间的血亲复仇在欧洲社会有悠久历史，我们对此很熟悉，只要看看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知道了。此外，布洛赫证明，在那段时期，亲戚团体或庞大家族共同拥有财产，即使个人已开始随意处置土地，卖主仍需获得亲戚团体的同意。[13]

不过，布洛赫提示，可以追溯到像中国、印度、中东那样单一祖先的巨大父系宗族，很久以前就在欧洲消失了。“罗马家族视男性后裔为绝对重要，立场异常坚定。但此事到了封建时代，已变成闻所未闻。”作为证据，他指出，中世纪的欧洲人从不单凭父亲来追溯他们的后裔；而在部落社会中，为了维持宗族分支的界线，这是不可或缺的。在整个中世纪时期，母亲让女儿冠母姓是很普遍的，这在中国那样的父系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个人经常认为自己属于两个相互平等的家庭，母亲的和父亲的。两个杰出家庭的子孙往往合并两个宗族的姓氏（如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其中季斯卡和德斯坦都是姓氏[编按：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系法国前总统，1974—1981年任职]。今日西班牙人喜用父母的双姓）。到13世纪，类似当代的核心家庭已在欧洲遍地开花。血亲复仇很难继续，因为报仇圆圈变得越来越小，很多人觉得，自己与争论双方都有关联。[14]

在布洛赫看来，某种意义上，封建主义的整个制度可被理解为迫不得已的调整，这是为了适应社会上的隔绝，因为亲戚关系不再是社会团结的来源。自7世纪晚期起，欧洲遭受了一系列外国侵略者的蹂躏：来自北方的维京人、来自南方借道于北非和西班牙的阿拉伯人或撒拉森人（Saracens）、来自东方的匈牙利人。即使阿拉伯人受挫于图尔战役，穆斯林对地中海的控制仍然切断欧洲与拜占庭和北非的贸易，它曾是罗马经济的基础。[15]随着卡洛林帝国（Carolingian）在9世纪的式微，城市也开始凋零，受无数军阀骚扰的居民撤回自给自足的村庄。

在这欧洲文明的最低点，由于更大政治结构的倒塌，亲戚关系试图卷土重来。但其时，欧洲的父系宗族结构已变得如此脆弱，以致不能成为社会支持的来源。封建主义兴起，成为亲戚关系的替代：

 

暴力气氛所孕育的无数危险，时时都在威胁个人。甚至在封建的初期，亲戚团体似乎不能提供足够的保护。根据它们当时存在的形式，这些团体的范围太模糊，太多变。父母都可界定后裔这种二元性，更造成了深刻的破坏。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被迫寻求或接纳其他的纽带。在这点上，历史是决定性的。仍有强大父系团体的地区——北海边上的日耳曼地区和英伦岛上的凯尔特地区——对属臣、采邑、庄园一无所知。亲戚关系只是封建社会的必要元素之一，它的相对孱弱解释了封建主义的出现。[16]

 

封建主义是指，个人自愿屈服于无亲戚关系的他人，仅仅是以服务交换保护。“国家和家庭不再提供足够的保护，村庄的社区仅能维持界线之内的秩序，城市的社区几乎不存在。各处软弱者觉得有必要获得强人的庇护，而强人必须通过说服或强制来获得签约下属的支持，以保障自己的威望、财富、人身安全。”[17]

但我们还没算出欧洲脱离亲戚关系的日期，以及合适的因果关系。[18]社会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为过渡日期作出了最令人信服的解释。他把过渡的起点提至6世纪，将责任放在基督教身上——具体地说，放在天主教会的机构利益上。[19]

古迪注意到，罗马帝国结束时，与众不同的西欧婚姻模式从主要的地中海模式分化出来。包括罗马家族的地中海模式，属于严格的父系家族或父系社会，具有分支式的社会组织。父系团体倾向于同族通婚，有些更偏爱交叉表亲的婚姻。（我在第11章提及，交叉表亲的婚姻在印度南部的达罗毗荼文化中非常流行，在阿拉伯世界、普什图人[Pashtuns]、库尔德人、众多突厥人中也很普遍。）男女有严格的分隔，女子拥有财产或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很少。在所有这些方面，西欧的模式是截然不同的：分配遗产时男女都有份、禁止交叉表亲的婚姻、提倡异族通婚、女子有更多的产权和参与权。

天主教会促动了这一分化，它极力反对四种行为：与近亲结婚、与兄弟的寡妇结婚（levirate，即所谓的兄终弟及或夫兄弟婚）、领养孩子、离婚。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在6世纪敦使异教的盎格鲁—萨克逊人皈依基督教，尊敬的比德（Venerable Bede）在报告此事时就提及，格里高利直率谴责部落实行的与近亲和兄弟的寡妇的婚姻。后来的教堂法令禁止纳妾，提倡一生不分的一夫一妻婚姻。[20]

古迪认为，这些禁令并不直接依据《圣经》或基督教经典。被禁的行为在耶稣诞生的巴勒斯坦是很普遍的，耶稣父母可能就是交叉表亲的婚姻，与兄弟的寡妇结婚在犹太人中也很流行。事实上，基督教福音是反家庭的：在《马太福音》中，耶稣说，“爱父母超过爱我的人，不配我；爱子女超过爱我的人，也不配我”。古迪又称，这些话语来自宣称耶稣将统治尘世一千年的先知，他试图招募人们离开安全的亲戚团体，进入新兴的分裂教派。赞成禁令的神学观点则经常来自《旧约》，犹太人对此却有不同见解。

根据古迪，教会坚持这个立场的原因，与其说为了神学，倒不如说为了教堂自己的物质利益。交叉表亲的婚姻（或任何其他近亲的婚姻）、与兄弟的寡妇结婚、纳妾、领养孩子、离婚都是他所谓的“继承策略”；借此，亲戚团体得以继续控制代代相传的财产。其时，欧洲和地中海世界的居民寿命低于35岁。夫妇生下儿子、长到成人、再一次传宗接代的可能性相当低。因此，为了让人们得以孕育继承人，社会提供各式合法途径。讨论中国时，已解说过纳妾一事。在一夫一妻的社会，离婚可被视作变相纳妾。哥哥在生孩子之前就已去世，嫂子就与弟弟结婚，以确保哥哥的财产将与弟弟的融合在一起。交叉表亲的婚姻能保证家产留在自家人的手中。无论什么情形，教会有计划地切断将财产传给后裔的各种途径。同时，它又强烈提倡信徒向教会自愿捐出土地和财产。拥有财产但无继承人的基督徒日益增多，得益的便是教会。[21]

西欧女子相对较高的地位也是教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意外结果。寡妇若在家庭团体内重新结婚，会将财产归还部落。教会尽量使之难以实现，所以她本人必须拥有财产。女子有权拥有和处置自己的财产，对教会大有裨益，无子女寡妇和老处女变成了捐献的一大来源。女子有权拥有财产破坏了单传原则，从而敲响了父系宗族的丧钟。[22]

规则发生变化后的数世纪中，天主教会在财政上非常成功，这绝对不是牵强附会。7世纪结束之前，法国富饶土地的三分之一都在教会手中；从8世纪到9世纪，在法国北部、日耳曼、意大利的教会财产翻了一番。[23]这些捐献使教会成为一个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很强大的机构，为格里高利七世的叙任权斗争（investiture conflict）铺平道路（见后文第18章）。这些捐献，跟富裕穆斯林给伊斯兰慈善事业瓦克夫的捐赠有相似之处，但后者主要是富人避税和遗赠子女的对策。而在天主教的欧洲，无子女寡妇和老处女所捐出的土地，则没有附带任何条件。教会因此发现自己成了大地主，在欧洲各地管理庄园，监督农奴的经济生产。这帮助教会履行其赈济饥民和照顾病人的使命，使教士阶层和男女修道院的大幅扩充成为可能，也使内部规则和等级制度的发展变得必不可少。这一切让教会在中世纪的政治舞台中成为一名独立角色。

这些变化对西欧的部落组织构成相当大的破坏。日耳曼、挪威、马札尔（Magyar）、斯拉夫的部落皈依基督教后，仅在两代或三代的时间就见证了其亲戚架构的解散。事实上，这种皈依植根于政治，如马札尔国王伊斯特万（István，或St. Stephen）在1000年接受圣餐。但社会风俗和家庭规则中的实质性变化，不靠政治当局，而靠运作于社会和文化层次的教会。

欧洲建国的社会背景

欧洲（以及其殖民地）是个例外，因为它脱离复杂的亲戚关系，首先在社会和文化层次，而不在政治层次。在某种意义上，教会采取政治行为，更改了婚姻和遗产的规则，但其动机却是经济的。教会不是其所在领土的主权统治者，更确切地说，只是一个社会参与者，它的影响只在制定文化规则。因此，中世纪时，欧洲社会已经非常个人主义了。它早于欧洲国家建设的开端，比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更早了数个世纪。家庭中的变化，与其说是这些现代化巨变的结果，倒不如说是促进现代化发生的有利条件。16世纪在意大利、英国、荷兰兴起的资本主义，不必去克服印度和中国那样的亲戚大集团的抵抗，后者亟欲保护自己拥有的实质性财产。相反，资本主义在那些社会顺利扎根，它们已有私人产权的传统，财产经常在陌生人之间转手。

这不是说，欧洲的建国者一帆风顺，没有遇上既得利益的社会建制。恰恰相反，我们在第21章继续讲述欧洲国家起源时，将看到各式强大的社会参与者，他们在创建法治和负责制政府方面至关重要。虽然没有氏族或部落，但有既得利益的贵族，他们在封建时期积累下了财富、军队、法律地位。

这些社会建制是封建的，并不基于亲戚关系。这一事实，对后世的欧洲政治发展来说，造成了重大差别。属臣的封建关系是强者和弱者自愿签署的合同，规定了双方的法律义务。它将高度不平等和等级化的社会形式化，但也为个人主义（签署合同的是个人而不是亲戚团体）和法律人的理解树立先例。历史学家杰诺·苏克斯（Jenö Szücs）认为，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到1200年便获得契约特征，从而打下了将尊严扩充到农民阶层的基础。自那以后，“西方每一次农民反抗，都在表述地主违反合同所激怒的尊严，都在诉求自己的‘自由’权利”。[24]但这种事没有发生于下列社会：土地产权以亲戚关系和惯例为基础的，或以某亲戚团体称王称霸于另一亲戚团体为基础的。

以封建制度替代亲戚关系建制，对地方治理的功效而言，另有重要的政治影响。宗族和封建制度都在不同时期发挥主权和统治的功能，尤其是在中央国家式微时。它们都可提供地方安全、司法和经济生活的组织。但封建制度更为灵活，因为依据的是合同，更能组织决定性的集体行动，因为其等级分明。跟宗族中的权威不同，封建领主的权利一旦获得合法确认，便不需要持续的重新谈判。财产的法律文件，无论在强者或弱者的手中，都代表自由买卖的权利，不受基于亲戚的社会制度的限制。地方上的领主可“代表”社区讲话，但部落领袖做不到。如我们所知，欧洲殖民者在印度和非洲经常犯的错误，就是假设部落领袖相当于封建社会的地方领主。在事实上，两者截然不同。

马克斯·韦伯的遗产之一，就是以价值概念来考量宗教对政治和经济的影响。他的新教工作伦理（work ethic），据说通过工作的神圣化，而直接影响工业革命中企业家的行为。价值肯定是重要的，上帝之下人人平等的基督原则，使女子更容易获得拥有财产的平等权利。

但此类解释经常引申新的疑问，为何有些宗教价值首先在社会中获得提倡，并深入人心。教会攻击延展的亲戚关系，就是一例，这些价值并不起源于基督教原则。毕竟，同是基督徒的君士坦丁堡东正教，并没有设法改变婚姻和遗产的法律。所以，紧密相关的亲戚社区在拜占庭统治的地区存活很久。例如，塞尔维亚代代相传的著名乡村团体“杂住盖”（zadruga），以长期血亲复仇著称的阿尔巴尼亚氏族。这些建制消失于西欧，归功于教会的物质利益和权力。教会对社会价值的控制，变成了为己谋利的工具。从这个角度看，经济龟站在宗教龟的上面；但从另一角度看，宗教龟又站在更为底下的经济龟上。

不管其动机是宗教的，还是经济的，天主教会变成了独立的政治参与者，其建制化的程度，远远超过其他社会的宗教权力。中国从没发展出超越祖先崇拜或鬼神崇拜的本土宗教。相比之下，宗教发明一开始就塑造了印度和穆斯林世界，成为政治权力的重要制衡。但在伊斯兰教逊尼派的世界，以及印度次大陆，宗教权力从没凝聚成国家之外的中央官僚机构。它只在欧洲出现，与现代欧洲国家的发展和今天所谓的法治的出现又密不可分。

[1] John Hajnal，《透视欧洲的婚姻模式》（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s in Perspective），载David V. Glass和D. E. C. Eversley编，《历史人口：历史人口统计学论文》（Population in History: Essays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芝加哥：Aldine出版社，1965年）。

[2] 亨利·梅因，《关于早期制度史的演讲》（Lectures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Institutions）（伦敦：John Murray出版社，1875年）；《早期法律和习俗》。

[3] Frederick Pollock and和Frederic W. Maitland，《爱德华一世之前的英国法律史》（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w Before the Time of Edward I）（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23年）。

[4] 关于该文献的概述，参见Lawrence Krader的引言，Lawrence Krader和Paul Vinogradoff，《人类学和早期法律：保罗·维诺格拉多夫选集》（Anthropology and Early Law: Selected from the Writings of Paul Vinogradoff）（纽约：基础读物出版社，1966年）。

[5] 亨利·梅因，《古代法》，第5章。

[6] 例如Peter Laslett编，《过去的家和家庭》（Household and Family in Past Time）（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2年）；Richard Wall编，《欧洲历史上的家庭形式》（Family Forms in Historic Europe）（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年）。

[7] Alan MacFarlane，《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牛津：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78年），83页。

[8] Alan MacFarlane，《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牛津：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78年），95页。

[9] Alan MacFarlane，《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牛津：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78年），125页。

[10] Alan MacFarlane，《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牛津：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78年），131—133页。

[11] Alan MacFarlane，《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牛津：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78年），142页。

[12] Alan MacFarlane，《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牛津：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78年），142页。

[13] 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125—127、131—132页。

[14] 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138—139页。

[15] 有关贸易终止的后果，参见Henri Pirenne，《中世纪城市的起源与贸易复兴》（Medieval Cities: Their Origins and the Revival of Trade）（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9年），3—25页。

[16] 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142页。

[17] 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148页。

[18] Alan MacFarlane并没有解释英国个人主义为何发展得这么早。马克·布洛赫认为，亲戚关系的衰退与11世纪开始的贸易增长有关。但不清楚个中的道理，因为在世界其他地区，像中国或中东，贸易的消长与宗族的稳定并没有明确的关联。

[19] Jack Goody，《欧洲家庭和婚姻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the Family and Marriage in Europe）（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年）。另请参阅Jack Goody，《欧洲的家庭：历史人类学论文》（The European Family: An Historico-Anthropological Essay）（马萨诸塞州摩顿市：布莱克维尔出版社，2000年）。

[20] Jack Goody，《欧洲家庭和婚姻的发展》，39页。

[21] Jack Goody，《欧洲家庭和婚姻的发展》，95页。

[22] Jack Goody，《欧洲家庭和婚姻的发展》，43页。

[23] Jack Goody，《欧洲家庭和婚姻的发展》，105页。

[24] Jenö Szücs，《欧洲三个历史性地区：大纲》（Three Historical Regions of Europe: An Outline），载John Keane编，《公民社会与国家：新欧洲视角》（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 New European Perspectives）（纽约：Verso出版社，1988年），302页。感谢Gordon Bajnai，他提供了此条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