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易北河以东

匈牙利成为失败负责制的另一选择；西方废除的农奴制却在东欧冒头；宪政主义和贵族统治出现于匈牙利；自由如要兴盛，既要有强大中央国家，又要有对它的制约

 

早期现代的法国和西班牙是弱的专制主义和失败负责制的案例。形成于16世纪和17世纪的国家是专制的，因为它的君主政体集中权力，无须以正式方式向议会或其他代议机构负责。其他政治和社会的参与者，如高等法院和西班牙议会，公社叛乱者和投石党人，反对国家集权，最终都被一一击败。他们失败的方式凸现了专制权力的基本弱点。国家向精英参与者提供一部分国家职能，将他们逐一收买，既削弱了他们集体行动的能力，也限制了可在他们身上行使的权威。他们的财产和特权，虽然经常受到挑战和侵蚀，但基本上完整无缺。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相比之下，匈牙利和俄罗斯提供了两条另类发展路径，它们彼此之间不同，又有别于法国和西班牙的模式。这四个案例最后都以政治负责制的缺席而告终。在匈牙利，专制努力最初是失败的，因为强大和组织良好的贵族阶层，可以向国王权力施加宪法的限制。跟英国议会一样，匈牙利议会也迫使匈牙利国王向自己负责。但他们对负责制的追求，并不代表全体国民，只代表狭隘的寡头阶层；他们只想使用这份自由，以进一步榨取自己属下的农民，又避免向中央国家缴纳重税。其结果是愈益恶劣的农奴制得到扩张，国家趋于孱弱，最终不能抵抗土耳其。换言之，一个阶层的自由导致了其余阶层的不自由，还导致国土被强大邻国宰割。

我们花时间来考虑匈牙利的例子，只想显示，对中央政府权力的宪法限制，并不一定能建成政治负责制。匈牙利贵族阶层所追求的，是更加彻底地剥削农民的“自由”，强大中央国家的缺席让他们得逞。大家都理解出自中央专政之手的中国式暴政，但暴政也可来自分散的寡头统治。真正的自由倾向于在社会精英参与者的均势中出现，匈牙利从没能做到这一点。

主人和奴隶

欧洲历史中重大谜团之一是早期现代之初，即16世纪和17世纪，主子和奴隶的关系在东西欧得到截然不同的发展。易北河以西的地区——西部日耳曼国家、低地国家、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中世纪期间强加于农民的农奴制逐渐取消。奴隶制从未在西班牙、瑞典和挪威出现。相比之下，易北河以东的地区——波希米亚（Bohemia）、西里西亚（Silesia）、匈牙利、普鲁士、利沃尼亚（Livonia）、波兰、立陶宛和俄罗斯——先前自由的农民却在历史同期逐渐沦为农奴。[1]

跟封建制一样，农奴制有繁多定义。历史学家杰罗姆·布鲁姆认为，“如果一个农民受领主愿望的束缚，相互之间的关系使他低人一等，并在社会中无能为力；这种情形又被认作是领地上法律和社会结构的根本，而不是领主与他的契约或协议的结果；这样农民就是不自由的”。对农民享有司法权的是领主，而不是国家。他们的关系可由详细的惯例规则所定位，但领主可以修改规则，使之更加不利于农民。农奴仅保留少许的法律权利，不同于奴隶，但实际差别并不大。[2]

从12世纪以来，西欧农奴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程度上赢得自由。他们通常先升为领主土地上的佃户，土地使用权可能限于自己的一生，也可能传给孩子。有些土地受到限制（mainmortable），只能传给与自己同住的孩子，否则就要归回领主。在18世纪，废除该限制成为自由改革家的重要目标之一。在其他案例中，农民直接升为地主，享有随意买卖和赠与土地的全部权利。法国大革命的前夕，法国农民已拥有土地的50%，超过贵族的两倍。[3]托克维尔指出，那时的领主早已停止参与对农民的统治。这就是残留的收费权利，或迫使农民使用领主的磨坊或酒坊，受到如此强烈憎恨的原因。[4]

在东欧发生的情形恰恰相反。中世纪时期，与西方相比，那里反而有相当充分的自由。多半因为它仍属人口稀少的边境地带，来自西欧和欧亚大陆的殖民者，可遵循自己的法律。从15世纪开始，整个东欧建立新规则，限制农民的迁徙。农民不得离开他耕耘的土地，否则就要面对大笔罚款的威胁。帮助潜逃农奴要受沉重处罚，城镇收容农民的能力大受限制，以防止他们逃避庄园上的义务。

农民损失最大自由的是俄罗斯。回溯到12世纪的基辅罗斯（Kievan Rus），其时已有奴隶和农奴。随着15世纪莫斯科国家的兴起，农民的义务持续上升，活动自由也在逐渐减少，直到每年仅得一次假（前提是债务已经还清），在圣乔治节（St George’s day）的前后。到了下一世纪，连这唯一年假也被取消。[5]俄罗斯领主对农奴的权利稳步加强，直到18世纪末。其时，人权原则正在整个西方传播。农奴永久绑在主人身上，没有活动权利。事实上，主人可随意调遣农奴，从一处地产迁到另一处，甚至将农奴放逐到西伯利亚，之后又任意召回。俄国统治阶层开始以手下农奴的数量来评估自己的地位。俄罗斯的贵族高层富得惊人：伯爵尼古拉·谢列梅捷沃（N. P. Sheremetov）拥有185 610名农奴；到他儿子手上，这个数字增至30多万。18世纪末，伯爵沃龙佐夫（Vorontsov）拥有54 703名农奴；到19世纪中期农奴制废除之前，他的继承者光是男奴就有37 702名。[6]

农奴制在东西欧为何有如此迥异的发展？答案在于经济、人口和政治因素的总汇，使农奴制在西方难以维持，在东方却盈利丰厚。

西欧人口密集，在1300年是东欧的三倍。随着始于11世纪的经济繁荣，众多人口变成城市居民。这些城市从意大利的北部辐射至佛兰德斯，其存在首先是政治软弱的产物，再就是国王发现，保护城市的独立可以挖对手大领主的墙脚。城市也受到古老封建权利的保护，罗马时代的城市传统并未消失。由于受到如此庇护，城市发展成为独立的社区，通过贸易增长来开拓自己的资源，独立于庄园经济。[7]自由城市的存在，又使农奴制愈加难以维持。它们好像是国内的边境线，农奴可以逃到那里来赢得自由，因此有中世纪的说法，“城市空气使你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8]相比之下，人口相对稀少的东欧城市更为小型，跟中国和中东类似，主要充任现有政治权力的行政中心。

14世纪的灾难性人口下降，更促使西欧趋向自由和东欧趋向非自由。重复发生的瘟疫和饥荒对西欧的打击，比对东欧更为严峻，爆发时间也更早。经济增长在15世纪恢复，西欧看到城镇的再生。它们提供避难所和经济机会，防止贵族进一步榨取手下的农民。事实上，为了挽留农民继续耕耘，领主必须提供更多自由，从而开启了现代的劳动市场。中央君主政体发现，保护城镇的权利可以削弱贵族对手。日益增加的需求必须依赖来自东欧和中欧的进口，包括食物和贵金属。但在易北河的东面，软弱的独立城市和国王，允许贵族依靠农民劳力来开发农产品的出口。如历史学家杰诺·苏克斯所说：“从长远看，易北河对岸的地区为西方复苏作出了贡献……‘第二次农奴制’的立法凶兆，以可怕的同步出现于勃兰登堡（1494）、波兰（1496）、波希米亚（1497）、匈牙利（1492、1498）、俄罗斯（1497）。”[9]

这是对东西欧农民权利不同模式的最明显解释。在西方，愈益强大的国王支持城市，其存在可以抵消贵族权力。在法国和西班牙，国王最终在长期斗争中获胜。与领主有委屈或冲突的农民和其他参与者，从精英的竞争中获得更多机会。在东欧，城市和君主权力都很弱，让贵族阶层自由支配属下的农民。这样的模式出现于匈牙利和波兰，国王由贵族阶层选出。东欧两个地区有强大国家：15世纪之后的俄罗斯和18世纪之后的勃兰登堡—普鲁士。然而，在这两个案例中，国家都没有代表平民来反对贵族，反而联合贵族来反对农民和资产阶级，再招聘贵族服务以增加自己的权力。

后来，农民在大规模行动中获得解放，例如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61年的解放宣言。但非精英的真正自由——不仅农民还有城市中的工匠和资产阶级——还需依赖现有精英参与者的僵局或均势。非精英团体在两种情况下都受到压榨：第一，分散寡头变得太强大，那是匈牙利和波兰的情形；第二，中央政府变得太强大，那是俄罗斯的情形。

宪政主义及其在匈牙利的衰落

今日匈牙利只是中世纪幅员辽阔王国的缩影，它曾在不同时期囊括今日奥地利、波兰、罗马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和塞尔维亚等部分。匈牙利人是公元第一个千年末期侵犯欧洲的部落民族，由七个部落组成，其主要部落马扎尔（Megyeri）的统治者创建了阿尔帕德（Árpád）王朝。阿尔帕德大公伊斯特万（István），在1000年受洗为基督徒，并获加冕为匈牙利国王。他监督匈牙利皈依基督教，后来被追认为圣人，即匈牙利的守护神圣斯蒂芬。[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