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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政治发展的过去和现在
自18世纪以来，政治发展的条件发生剧烈变化；发展中的政治、经济、社会三个方面，及其在马尔萨斯式世界中的互动；在今天的互动；当代世界的期望
亨廷顿在1968年发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他的中心见解是，政治发展有其独特逻辑，与经济和社会的逻辑既有关联又有差异。他认为，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一旦超越政治发展，政治衰败就会发生，因为现存政治制度无法容纳动员起来的新兴社会群体。他还认为，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遭遇此起彼伏的政变、革命、内战，原因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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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政治发展遵循自己的逻辑，未必是整体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看待这个观点要以经典现代化理论为背景。该理论来自19世纪的思想家，如马克思、涂尔干、滕尼斯和韦伯。他们试图分析欧洲社会的工业化所引起的巨变。尽管彼此之间有很大差异，他们都倾向于主张，现代化是个整体，包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随之而生的大规模分工、强大的集权官僚国家、亲密的村庄群体变为不近人情的城市群体、公共的社会关系变为个人的社会关系。所有这一切，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汇聚。该宣言宣称，“资产阶级的兴起”改变了一切，包括劳动条件、全球竞争、最为私密的家庭关系。根据经典现代化理论，这些变化始于16世纪早期的宗教改革，在之后三个世纪得到迅猛的展开和传播。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现代化理论家移军美国，抢占地盘，像哈佛大学的比较政治系、麻省理工的国际研究中心、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比较政治委员会。哈佛大学的比较政治系，由韦伯心爱的学生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领军，希望建立跨学科的社会综合科学，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冶于一炉。[1]现代化理论家将强烈的规范化价值注入现代化本身，在他们眼中，现代化的好处总会一同到来。经济发展，亲戚团体瓦解，个人主义兴起，更高更包容的教育，价值观以“成就”和理性为方向发生规范性转变，世俗化，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这一切被视为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经济发展将提供更好教育，导致价值观的改变，依次再促进现代政治，等等，从而取得无止境的良性循环。[2]
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在摧毁现代化理论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它强调，现代性的好处不一定相得益彰。尤其是民主，对政治稳定而言，不一定是好事。亨廷顿讲的政治秩序，相当于我在本书中所论的国家建设。他的发展策略，被称作“威权式过渡”（authoritarian transition），主张政治秩序优先于民主，该书因此而变得名闻遐迩。[3]这也是土耳其、韩国、中国台湾、印尼所走的道路：先在威权统治下实现经济现代化，再在政治制度上开放民主竞争。
本卷呈现的历史材料确证了亨廷顿的基本见解，即发展中的各方面应分开对待。如我们所见的，中国人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创造了韦伯式的现代国家，但没有法治或民主，更不用说个人的社会关系或现代资本主义了。
此外，欧洲的发展又与马克思和韦伯的描述大相径庭。欧洲现代化的萌芽远早于宗教改革。我们曾在第16章看到，随着日耳曼野蛮人皈依基督教，脱离基于亲戚关系的社会组织，在中世纪黑暗时代便已开始。到13世纪的英国，自由买卖财产的个人权利，包括女性的财产权，已属根深蒂固。天主教会11世纪晚期与皇帝的争斗是现代法律秩序的根源。它建立欧洲第一个官僚化组织，以管理教会的内部事务。它一直被当作现代化的障碍而横遭诋毁。但从长远看，在推动现代化的关键问题上，它至少像宗教改革一样重要。
所以，欧洲走向现代化，不是全方位的突飞猛进，而是几乎历时一千五百年的点滴改良。在这特有的次序中，社会中的个人主义可早于资本主义，法治可早于现代国家的形成，封建主义作为地方抵抗中央的顽固堡垒，可成为现代民主的基础。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封建主义是资产阶级上升之前的发展阶段。但在事实上，它主要是欧洲的独特制度。不能把它说成是经济发展的普遍过程，也不能期望非西方社会遵循相似的发展次序。
然后，我们需要分别对待发展中的政治、经济、社会三个方面，弄清它们作为分立的现象，又是如何相互关联、如何周期性互动的。我们必须弄清此事，因为它们现在的相互关系的性质，与在马尔萨斯式世界的历史条件之下，已然十分不同。
托马斯·马尔萨斯
约在1800年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出现，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在那之前，生产力因技术革新而持续增长、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的美事是靠不住的。事实上，它几乎不存在。
但这并不表示，1800年之前没有发生过生产力的大幅增长。农业、灌溉、铁犁、印刷机、远航帆船，都提高了人均产值。[4]例如，公元前第三个千年和第二个千年之间，墨西哥特奥蒂瓦坎（Teotihuacán）的农业生产力因引进玉米新品种而增长两倍。[5]那时所缺乏的是年复一年的生产力和人均产值的稳定增长。我们今天假设，电脑和互联网在五年后将获得巨大改进，这很可能是正确的。而中国西汉的农业技术，即基督诞生后不久，与19世纪沦为半殖民地之前的清朝的相比，则相差无几。
图7. 人均GDP水平比较：中国与西欧，400—2001年（单位是1990年国际元）来源：麦迪逊（Maddison）（1998，2001，2003a）
图7是西欧和中国在公元400年至2001年之间的人均产值估计。它显示，从公元1000年到1800年，西欧的人均收入在八百年期间逐步上升，之后却突飞猛进。同期的中国人均收入，几乎是停滞不前，但在1978年后腾飞，速度甚至超过西欧。[6]
1800年后生产力大幅增长的原因，一直是研究发展的核心命题。首先是智识环境的巨变，促进了现代自然科学、实用科技、复式簿记、专利法和版权的涌现。最后两项又是鼓励不断创新的微观经济制度。[7]注重最近两百年的发展是未可厚非的，但这阻碍了我们对前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的理解。经济可以持续增长的假设，使我们重视有助于这种增长的制度和条件，如政治稳定、产权、技术和科研。另一方面，如果假设生产力的改进非常有限，社会就会陷入零和的世界，掠夺他人资源往往变成获得权力和财富的更佳途经。
这个生产力低下的世界，因英国神职人员托马斯·马尔萨斯的分析，而引起世人的注意。他的《人口学原理》初版于1798年，其时他仅32岁。身为八个孩子之一的马尔萨斯认为，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假设女子“自然”生育率是每人生育十五个小孩），而谷物生产以算术级数增长，这表示人均谷物生产只会下降。马尔萨斯还认为，农业效率可以提高，但从长远看，仍跟不上人口增长；实施道德限制，如晚婚和禁欲，可以帮助控制人口的增长（那是避孕尚不普遍的世界）；但人口过剩问题的最终解决，还得依靠饥荒、疾病和战争。[8]
马尔萨斯的文章出现于工业革命前夕。如上所述，工业革命引发了1800年后生产力的惊人增长，尤其是在开发煤炭和石油的能量上。从1820年到1950年，全球的能源供应增长六倍，而人口仅增长一倍。[9]随着现代经济世界的出现，马尔萨斯经济学遭到普遍贬斥，譬如说它的眼光短浅，对技术进步过度悲观。[10]但是，如果说马尔萨斯的模式不能用于1800—2000年这段时期，它却可作为理解此前世界政治经济的基础。
作为1800年前经济生活的一种历史描述，马尔萨斯模式必须作出重要调整。埃斯特·博塞鲁普认为，人口的增加和密集，不仅没有造成饥荒，反而促进了提高效率的技术革新。例如，埃及、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和中国发展出了密集农业模式，实现了大面积灌溉、新高产作物培育和农业工具的改进。[11]因此，人口增长本身未必是件坏事。食物供应量与死亡率并没有直接关联，除非在大饥荒时期。在抑制人口增长上，疾病一直比饥饿更为重要。[12]如食物不够，人类不必死去，可以缩小身躯来降低对卡路里的需求。[13]类似这样的情形似乎就在上一世代的朝鲜发生过，以应付广泛的饥荒。[14]最后，除了人口过剩，本地环境的恶化也是人均谷物生产下降的原因。对人类社会来说，环境破坏不是什么新鲜事（只是今日的规模前所未有）。过去的社会曾杀尽大型动物、侵蚀表土、颠覆当地气候。[15]
经过上述修改的马尔萨斯模式可提供良好架构，帮助我们梳理工业革命前的经济发展。全球人口在过去一万年中有惊人增长，从新石器初期的大约六百万，到2001年的六十多亿，这是一千倍的增长。[16]不过，增长的大部发生在20世纪；讲得更确切些，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1820年之前的经济增长大都是粗放型的，例如，开垦处女地、给沼泽排水、清除森林、填海造地等。新土地一旦得到开发，产量达到当时技术的限度，生活重又回归到零和。一人增加资源，他人必须削减，人均产量得不到持续增长。不管是世界整体还是本地居民，绝对增长之后便是停滞不前和绝对下跌。在全世界范围，人口因疾病而经历大幅度的滑坡。其中一次发生于罗马帝国末期，那时它面对野蛮部落的入侵、饥荒、瘟疫。另一次发生在13世纪，蒙古侵占欧洲、中东和中国，并把瘟疫带到世界各地。在1200年至1400年之间，亚洲人口从大约两亿五千八百万跌至两亿零一百万。在1340年至1400年之间，欧洲人口从七千四百万跌至五千二百万。[17]
如此缓慢的技术进步具有双刃特性。短期内，它改进生活水平，革新者为此而得益。但较多资源促成人口增加，从而减少人均产量。与革新之前相比，人类平均生活水平并没得到改善。所以，很多历史学家认为，从狩猎采集到农业社会的过渡，反而使人类生活越过越糟。虽然谷物生产的潜力大增，但人类的食谱更为狭窄，从而影响健康。他们为生产粮食消耗更多体力，居住在密集地域，为疾病的蔓延提供温床，等等。[18]
马尔萨斯式世界中的政治
在零和的马尔萨斯世界，人的生存对政治发展有巨大的意义，也与今日的发展大相径庭。马尔萨斯式世界的人们虽有资源，但只有很少的投资机会，譬如促使经济持续增长的工厂、科学研究或教育。如想增加财富，最好走政治途径来从事掠夺，即强夺他人资源。掠夺有两种：享有强制权力的人，可通过征税或赤裸裸的偷窃，夺走社会其他成员的资源；或将社会成员组织起来，去攻击和偷窃邻近社会。为掠夺而组织起来，增强自己的军事或行政能力，往往比投资于生产能力更为有效。
图8. 马尔萨斯陷阱
马尔萨斯认识到战争是限制人口的因素，但马尔萨斯的经典模式可能低估了战争在限制人口过剩中的重要性。它作为人口的控制机制，与饥荒和疾病互为表里，因为饥荒和疾病通常由战争引起。跟饥荒和疾病不同，掠夺是一种可以由人有意掌控、用以应付马尔萨斯式压力的手段之一。考古学家斯蒂芬·勒布朗指出，史前社会中的战争和暴力不断，原因就在于人口老是超越环境的支撑能力。换言之，多数人宁可打仗，也不愿挨饿。[19]
图9. 马尔萨斯条件下的发展
马尔萨斯模式加以扩充后，看去就像图8。像新作物或农具那样的技术进步，会暂时提高人均产量。但假以时日，这个增产会被人口增加或环境破坏所抵消，人均产量再一次降低。阻止贫穷的蔓延有四种主要机制：他们忍饥挨饿，体型变小；死于疾病；从事内部掠夺；向其他社群发起进攻（外部掠夺）。然后，人均产量又会上升，因为土地和粮食变得更为充沛，或因掠夺他人而致富。
在没有持续技术革新的马尔萨斯式世界中，千万不要高估零和思想所占的主导地位。除了掠夺，还有很多大家都可得益的合作机会。农民和城镇居民开展贸易，便可增加大家的福利；政府提倡公共服务，如治安和互相防卫，会使政府本身和百姓都得到好处。事实上，掠夺要求紧密合作，这一事实又是发展政治组织的最重要动机之一。
图9表明工业革命之前，马尔萨斯式世界中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集约型经济增长单独处于左上方，没有任何箭头指向它。集约型增长全靠技术进步，但这些进步不可预测，发生时间的前后往往又有很大间隔。对整个制度来说，那时的技术革新是经济学家所谓的外部因素，独立发生，与发展的其他任何方面无关。（博塞鲁普假设，与日俱增的人口密集周期性刺激技术革新，又使技术革新成为内在因素。但它和人口增长之间，又找不到预测或正比的关系。）所以，所发生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粗放型的，而不是集约型的。这表示，随着时间的流逝，总体的人口和资源有所增长，但不在人均基础上。
马尔萨斯式世界中至关重要的政治制度是国家，它是取得粗放型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强制能力——军队和警察——是开展外部掠夺（战争和征服）的资源，又可用于国内居民以保障统治者的掌权。反过来，通过征服或征税而获得的资源，又可转换成强制能力。于是，因果关系是双向的。国家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如安全和产权，可提高经济生产力，但仅得一次——即奥尔森所解释的从流寇变成坐寇——但它无法促使生产力持续增长。
国家权力受合法性的影响，法治和社会动员如要影响政治，全凭作为传送带的合法性。在大多数马尔萨斯式社会，合法性以宗教形式出现。中国、拜占庭帝国和其他政教合一的国家，从其控制的宗教权威那里获得合法性。在基于宗教的法治社会中，宗教将合法性赋予独立的法律秩序，后者再向国家颁发或拒绝法律上的批准。
在马尔萨斯社会中动员新的社会群体，会比在当代世界遇上更多限制。在动员惰性社会参与者方面，宗教合法性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例如7世纪的阿拉伯部落和唐朝的佛道两教。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在动员新兴精英上发挥了类似作用。在农业社会，宗教经常成为抗议的载体，以反对既有的政治秩序。所以，它不仅能提供合法性，还能制造不稳定。
马尔萨斯式世界中，政治发展的可能性体现在两条主要途径上。第一条围绕国家建设的内部逻辑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政治权力创造经济资源，后者回过来又创造更为强大的政治权力。这个过程自作循环，直到一个极点：对外扩张的政治体遇上物质上的极限，如地理或技术的；或碰上另外一个政治体；或两种情形的组合。这就是在中国和欧洲出现的建国和战争的逻辑。
政治变化的第二条途径与合法性有关。它或者建立法治，或者授权给新兴的社会参与者，以影响国家权力。我所谓的印度弯路，其根源就是婆罗门宗教的兴起，它削弱了印度统治者仿照中国方式集中权力的能力。新兴的社会参与者一旦获得宗教授权，既可对国家权力作出贡献，如阿拉伯人；又可约束君主集权的尝试，如英国议会。
在马尔萨斯式世界，变化的来源相对有限。国家建设的过程非常缓慢，在中国和欧洲都持续了好多世纪。它也避不开政治衰败，政体回到低层次的发展阶段，不得不再从头开始。新兴的宗教或意识形态不时出现，但像技术革新一样，有点靠不住，无法向现存制度提供持续的活力。此外，技术限制了人们和思想在世界上的迁徙和传播。中国秦始皇发明国家的消息，从没传到罗马共和国领袖的耳朵。只有佛教穿越喜马拉雅山脉，抵达中国和东亚其他地区，其他制度大多困顿于自己的出生地。基督教欧洲、中东和印度的法律传统都自我发展，很少相互影响。
当代条件下的发展
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发展的不同方面在工业革命开始后如何互动。最重要的变化是持续性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出现，从而影响了发展的几乎所有方面。粗放型经济增长继续出现，但在促进政治变化上，其重要性远远比不上人均产量。此外，民主加入国家建设和法治的行列，成为政治发展的组件。这在图10中获得说明。
这些不同方面在当代世界的客观关联已有实质性的研究，可在下列关系中得到总结。
图10. 发展的诸方面
国家建设和经济增长之间
国家是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示范了该命题的反面，即国家崩溃、内战、国际冲突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20]20世纪晚期，非洲的大部分贫穷都得归罪于国家的薄弱，以及不时发生的瘫痪和动乱。除了建立国家以提供基本秩序外，强大的行政能力与经济增长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处于绝对低水平时（少于1 000美元），国家变得尤其重要。到了较高水平的收入，国家仍然重要，但其影响可能会发生不成比例的改变。已有很多文献，把良好统治与经济增长联在一起。“良好统治”的定义，因不同作者而各有差异，有时包括政治发展的三大组件。[21]
强大凝聚的国家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早已确定，但相互的因果关系却并不很清楚。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认为，良好统治是内生的，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它的成果。[22]这听起来很有逻辑，因为政府是大开支。穷国腐败泛滥的原因之一是它们付不起好薪水，以致它们的公务员很难负担家用，所以趋于受贿。政府方面的开支，包括军队、通向学校的道路、街上的警察，在2008年的美国大约是人均17 000美元，在阿富汗却只有19美元。[23]所以一点也不奇怪，阿富汗的国家远远比不上美国，或者，对之大笔援助只会制造腐败。
另一方面，既有经济增长没能促成良好统治的案例，也有良好统治促成经济增长的案例。举韩国和尼日利亚为例。朝鲜战争之后的韩国，1954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尼日利亚，后者在1960年从英国手中赢得独立自主。在接下来的五十年中，尼日利亚的石油收入超过三千亿美元。然而，其人均收入却在1975年和1995年之间出现下跌。相比之下，同期的韩国经济每年增长7%到9%，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已成为世界上第12大经济体。这表现上的差异，几乎完全归功于韩国政府，它的治理成绩远远超过尼日利亚。
法治和增长之间
在学术文献中，法治有时被认作统治的组件，有时被认作发展的方面（我在本书的做法）。如第17章所指出的，与经济增长有关的法治，涉及产权和合同的强制执行。有大量文献显示，这个关联确实存在。大多数经济学家视之为理所当然，但不清楚，对经济增长来说，普遍和平等的产权是否必不可少。在很多社会中，稳定的产权只为精英而存在，也足以推动经济增长，至少在一段时间内。[24]此外，像当代中国那样的社会，拥有“足够好”的产权，虽然缺乏传统法治，仍能取得很高水平的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和稳定民主之间
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在20世纪50年代率先注意发展和民主的关联。自那以后，出现了很多将发展与民主连在一起的研究。[25]经济增长和民主之间的关系可能不是线性的——即更多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产生更多的民主。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显示，低水平收入时的关联较强，中等水平收入时的关联较弱。[26]有关发展和民主的最完整研究之一显示，从独裁到民主的过渡，可在发展的任何阶段发生，如果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高，遇上逆转的机会较小。[27]
经济增长似乎有助于民主的稳定，但逆向的因果关系却不大明显。这似乎很有道理，只要数数近年来取得经济增长惊人纪录的威权政治体——当初仍处于独裁统治的韩国和台湾地区，中国大陆、新加坡、苏哈托（Suharto）治下的印尼、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治下的智利。因此，凝聚的国家和良好的统治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民主是否发挥同样的正面作用，就有点含混不清。
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或公民社会发展）之间
很多古典社会理论将现代公民社会的出现与经济发展联在一起。[28]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市场增长与社会上的分工有关：市场一旦扩展，公司充分利用规模上的经济效益，社会专业更加精益求精，新兴的社会群体（如工人阶级）得以涌现。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流动性和开放途径，打破了很多传统形式的社会权威，代之以更有弹性的自愿组合。分工愈细所造成的转型效果是19世纪思想家著作的中心思想，例如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
社会动员和自由民主制之间
自托克维尔开始，大量的民主理论认为，如果没有积极参与的公民社会，现代的自由民主制无法生存。[29]组织起来的社会群体，允许形单影只的个人汇集各自利益，投身政治领域。即使不追求政治目标，志愿组织也会有意外效用，帮助培养在新奇环境中彼此合作的能力——通常被称为社会资本。
上述的经济增长有助于自由民主，恐怕要通过社会动员的途径来生效。经济增长促使社会新参与者出现，随之，他们要求在更为公开的政治制度中获得代表权，从而推动向民主的过渡。如果政治系统已有很好的制度化，便可容纳这些新参与者，然后可有迈向全面民主的成功过渡。这就是20世纪的前几十年，随着农民运动和社会党的兴起，在英国和瑞典所发生的。这也是1987年军事独裁垮台后，在韩国所发生的。
高度发展的公民社会也能成为民主的危险，甚至可以导致政治衰败。基于民族或种族的沙文主义群体会散播不容忍的偏见；利益群体会尽力追求零和的租金；经济冲突和社会冲突的极度政治化会使社会瘫痪，并破坏民主制度的合法性。[30]社会动员也可导致政治衰败。政治制度拒绝社会新参与者的要求，即所谓的亨廷顿式过程，就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高度组织起来的社会群体一再罢免获选的总统。[31]
民主和法治之间
民主的兴起和自由主义法治的兴起在历史上一直有密切关联。[32]如我们在第27章所看到的，负责制政府在英国的兴起与保卫普通法不可分。越来越多的公民受到法治保护，这一向被视作民主本身的关键组成部分。这个关联在1975年之后的第三波民主化中继续有效，共产主义专政的垮台导致了代议民主制的兴起和立宪政府的建立，以保护个人权利。
思想、合法性和发展的其他方面
有关合法性的思想，其发展有自己的逻辑，但也受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的影响。如果没有在大英图书馆奋笔疾书的马克思，20世纪的历史可能会相当不同，他对早期资本主义作了系统性的批判。同样，共产主义在1989年的垮台，多半是因为很少人继续信奉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
另一方面，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影响了人们对思想合法性的认同。对法国人来说，人权的思想顺理成章，因为法国阶级结构已发生变化，还有18世纪晚期新兴中产阶级高涨的期待。1929—1931年的金融大危机和经济受挫，破坏了部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使国家干涉经济获得合法性。后来，大福利国家的兴起、经济停滞、由此而生的通货膨胀，为20世纪80年代保守派的里根—撒切尔（Reagan-Thatcher）革命打下基础。同样，社会主义无法兑现关于现代化和平等的诺言，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居民眼中，反使自己名誉扫地。
如果政府成功推动经济增长，也可获得合法性。很多迅速发展的东亚国家，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即使没有自由民主制，也广受民众支持。相反，经济危机或管理不善所引起的经济倒退，可能动摇政府的稳定，如1997—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印尼独裁政府。[33]
合法性也有赖于经济增长的好处分配。如果好处只给处于社会顶端的寡头小集团，没有得到广泛的分享，反而会动员社会群体奋起反对既有的政治制度。这就是波费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专政下的墨西哥。从1876年到1880年，再从1884年到1911年，他治下的国民收入得到迅速增长，但产权只适用于富裕精英，为1911年的墨西哥革命和长期内战创造了条件。其时，弱势群体为争取份内的国民收入而奋斗。最近，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受到民粹领袖的挑战，后者的政治基础是穷人和先前遭到边缘化的群体。[34]
现代发展的范例
发展的不同方面中有多重关联，这表示今天有很多潜在的路径通向现代化，其大部分在马尔萨斯式环境中是无法想象的。让我们以韩国为例，它的发展组件得到特别满意的聚合（参看图11）。
图11. 1954—1999年的韩国
朝鲜战争结束时，韩国有相对强大的政府。它自中国继承了儒家的国家传统，并在1905年到1945年的日本殖民期间建成很多现代制度。[35]朴正熙将军1961年通过政变上台。韩国在他的领导下，推行工业化政策，以促进经济的迅速增长（箭头1）。韩国的工业化仅在一代人的时间，就将一个农业穷国改造成为主要的工业强国，并开启了新兴力量的社会大动员——工会、教会团体、大学生和其他传统社会所没有的民间参与者（箭头2）。全斗焕将军的军政府因1980年的光州镇压而丧失合法性，这些新兴的社会团体开始要求军政府下台。在盟友美国的温和推动下，1987年军政府下台，宣布了总统的首次民选（箭头3）。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国家的民主过渡，帮助加强了政权的合法性。反过来，这又帮助韩国平安渡过1997—1998年的严重亚洲金融危机（箭头4和5）。最后，经济增长和民主莅临都有助于韩国法治的加强（箭头6和7）。
在韩国的案例中，如现代化理论所表明的，发展中不同方面倾向于互相支持，彼此加强，尽管有明确的次序，如代议民主制和法治的开始，要等到工业化发生之后。韩国模式未必是普世的，通向现代化还有很多其他路径。在欧洲和美国，法治存在于国家巩固之前。在英国和美国，某种形式的民主负责制早于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中国迄今为止走的是韩国路径，但忽略了箭头3、箭头4、箭头7。1978年邓小平发动经济自由化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相当高效的国家。开放政策促使了未来三十年经济快速增长，数百万农民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参加工业就业，社会因此而发生巨大的变迁。经济增长帮助国家取得合法性，并建立公民社会萌芽，但没有动摇政治制度，也没有施加民主化的压力。此外，经济增长导致了法治的改善，因为中国试图将其法律制度提高到世界贸易组织所颁布的标准。中国未来的大问题在于，迅速发展所造成的社会大动员，会导致对更多政治参与的难以抑制的需求。
什么变了
马尔萨斯经济条件下的政治发展和工业革命以来的政治发展，两者的前景如果放在一起考察，可立即看到大量差异，关键是经济持续密集型增长的可能性。人均产量的增长，其所实现的不只是在国家手中注入更多资源。它还刺激社会的广泛转型，动员各式社会新力量，假以时日，将变成政治参与者。相比之下，在马尔萨斯式的世界中，社会动员非常罕见，要是有，大多源于合法性和思想。
传统精英锁在寻租联合体之中，由此造成功能失调的均衡，社会动员是打破这种均衡的重要手段之一。丹麦国王能在18世纪80年代削弱既得利益的贵族的权力，全靠组织良好的有文化农民的涌现——这是世界历史上的新鲜事，以前只有失序动乱的农民起义。这是工业革命前的社会，动员来源是宗教，打起宗教改革和普遍脱盲的旗号。20世纪80年代，韩国军队和商业精英对权力的掌控，因社会新参与者的出现而被打破。二战后韩国经济起飞时，这些新参与者几乎都尚未问世。政治变化因此而来到丹麦和韩国。丹麦的动员似乎是个意外——丹麦国王选择路德教——而韩国的动员却是马尔萨斯式世界中经济增长的结果，可以预测。在这两件案例中，社会动员在民主传播上都有良好影响，但在其他方面，也导致了政治不稳定。
那时的政治发展与现在相比，另一重要差异是国际因素对国内制度的影响。本书所介绍的几乎所有故事，只涉及单一国家，以及国内不同政治参与者的互动。国际影响基本上是战争、征服、征服的威胁，偶尔还有横跨边界的宗教传播。其时的“跨国”机构，像天主教会和伊斯兰的阿拉伯帝国，在跨越政治边界传播《查士丁尼法典》或伊斯兰教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早期现代的欧洲人尝试重新发现古典的希腊和罗马，这属于跨代的学习借鉴。但从整个地球看，发展倾向于各自为政，按地理和地域而分。
今天，情况已有很大不同。我们所谓的全球化，只是数世纪来持续开展过程的最新篇章，其间，与运输、通讯和信息有关的技术在不断蔓延推广。独立发展、几乎没有外界输入的社会，在今天是微乎其微。即使是世界上最隔离最困难的地区，像阿富汗或巴布亚新几内亚，也不能幸免。国际参与者以外国军队、中国伐木公司、世界银行经理的形式崭露头角，不管邀请与否。与以往所熟悉的相比，他们自己也感受到变化的加速。
世界各社会的更大交融增加了互相竞争，其本身就足以制造更频繁的政治变化和政治模式的汇聚。特别进化——即新物种形成和增加生物多样性——发生时，有机体扩散进入明显不同的微型环境，互相之间又失去联系。它的反面是生物全球化，暂栖船舱底层的生物从一个生态区域迁徙到另外一个，可能是意外，也可能是故意。斑马贝、野葛、杀人蜂（Africanized killer bee）都与本土物种展开竞争。这一切，再加上竞争力最强的人类，已导致全球物种数量发生骤减。
这也在政治领域中发生。任何发展中国家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发展模式，无须顾及本土的传统或文化。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试图输出各自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到了今天，美国仍有促进民主的项目。此外，还有国家指挥的东亚发展模式和中国特色的威权主义。像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那样的国际机构，随时准备提供关于建立制度的建议，以及资源和技术上的支援，以帮助扩大生产能力。现代的后发达者在制度或政策上无须重新发明车轮。[36]
另一方面，坏事也得以轻易跨越边界——毒品、犯罪、恐怖主义、各式武器、不法资金等。全球化被称作“主权的黄昏”[37]，这未免太夸张。但技术和增长的流动性，使国家很难在自己领土上执法、征税、规范行为、实施与传统政治秩序有关的其他操作。在大多数财富仍体现在土地上的时代，国家可对富裕精英施以相当大的影响。今天，财富可轻易逃至海外的银行账户。[38]
所以已不可能光谈“国家的发展”。在政治学中，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在传统上被认为是明显的分支。前者涉及国内发生的事情，后者涉及国家之间的关系。但现在，这两个领域的研究越来越被当作一个综合体。我们如何到达这一步，政治发展如何在当代世界发生，都将是第2卷的主题。
最终，社会并不受困于自己的过去。经济增长、社会新参与者的动员、跨边界社会的组合、竞争和外国模式的流行，都在提供政治变化的契机。在工业革命之前，这些政治变化要么不存在，要么颇受限制。
然而，社会并不能在一代人时间内自由重组自己。全球化对世界各社会的整合，其程度很容易言过其实。社会之间交换和学习的水平远远超越三百年前，但大多数人继续生活在基于传统文化和习惯的环境中。社会惯性仍然很大，外国的制度模式虽比过去更加容易得到，但仍需要融入本土。
必须以恰当的眼光看待本书关于政治制度起源的历史介绍。不应该期望，当代发展中国家必须重蹈中国和欧洲社会所经历的狂暴步骤，以建立现代国家；或现代法治必须以宗教为基础。我们看到，制度只是特殊历史情境和意外事件的产物，不同处境的社会很难予以复制。它们起源的偶然，建立它们所需的持久斗争，应让我们在接受建立当代制度的任务时，备感谦逊。如不考虑现有规则和愿意支持的政治力量，很难将现代制度移植入其他社会。建立制度不像建造水电大坝或公路网络，它需要克服很多困难。首先得说服大家制度变革是必需的；再建立支持者的同盟，以战胜旧制度中既得利益者的抵抗；最后让大家接受新行为准则。通常，正式制度需要新文化的补充。例如，没有独立的新闻界和自我组织的公民社会以监督政府，代议民主制将不会行之有效。
孕育民主的环境和社会条件是欧洲的独特现象，立宪政体似乎因意外事件的环环相连，脱颖而出。但一旦出现，它造就的政治和经济体那么强大，以至在全世界得到广泛的复制。普遍的承认已成为自由民主制的基础，并指向政治发展的初期。其时，社会更加平等，容纳更广泛的参与。我注意到，与取而代之的国家层次社会相比，狩猎采集和部落的社会提供更多的平等和参与。平等尊敬或同等高贵的原则，一旦获得明确的阐述，就很难阻止人们提出此类要求。这可能有助于说明，人人平等的概念在现代世界的无情蔓延，一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所提出的。
今天的负责制
如第1章所指出的，民主在世界各地未能得到巩固的原因，与其说是思想本身的呼吁不够，倒不如说是物质和社会条件的缺席，无法促使负责制政府出现。成功的自由民主制，既要有强大统一、能在领土上执法的国家，又要有强大凝聚、能将负责制职责强加于国家的社会。强大国家和强大社会之间的平衡方能使民主生效，不管是在17世纪的英国，还是在当代的发达民主国家中。
欧洲早期现代的案例与21世纪初的情形之间有很多平行和对照。自第三波开始以来，欲巩固权力的未来威权领袖和希冀民主制度的社会群体，两者之间发生了频繁的斗争。
图12. 今天的政治权力
这是很多苏联继承国的情形，后共产主义的统治者——通常来自前任执政党——开始重建国家，集大权于己身。这也是委内瑞拉、伊朗、卢旺达、埃塞俄比亚的情形。有些地方，像2000年之后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或2009年总统选举之后的伊朗，这种做法得以成功，政治反对派联合不起来，无法阻止专制国家的建立。但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动员起来的政治反对派抵制国家权力，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获得胜利。在前南斯拉夫，国家彻底崩溃。
早期现代欧洲的情形显然与21世纪初大不相同，但仍有集权化和社会抵抗的相似场景。今天有工会、商业团体、学生、非政府组织、宗教组织和其他社会参与者（参看图12），以取代贵族、士绅、第三等级、农民。当代社会所动员的社会参与者，与我们研究的农业社会相比，更为广泛，更加多样。相关的政治分析，必须弄清国内外不同参与者的性质和凝聚程度。公民社会是否齐心合力和众志成城，或同盟中已有分裂？军队和情报部门是否忠于政权，或存在愿意与反对派谈判的温和路线派？政权的社会基础是什么，掌控怎样的合法性？
今天的国际体系，与我们所研究的早期现代案例相比，对这些斗争有着更大的影响。反对派群体可从国外获得资金、训练、甚至偶尔的武器，而当局也可向志趣相投的盟国呼吁支持。此外，经济全球化提供财政收入的其他来源，如自然资源的出租或外援，从而允许政府避开自己的公民。国王和议会的征税争执不会在石油丰富的国家发生，可能解释了它们中极少民主政体的原因。
未来会怎样
就未来的政治发展而言，我们可提出迄今尚无答案的两个问题。第一个与中国有关。我从一开始就宣称，现代政治制度由强大的国家、法治、负责制所组成。拥有全部三条的西方社会，发展了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因而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中国今天在经济上迅速增长，但三条之中只拥有一条，即强大的国家。这样的情境能否长久？没有法治或负责制，中国能否继续维持经济增长，保持政治稳定？经济增长所引发的社会动员，到底是受控于强大的威权国家，还是激起对民主负责制的强烈追求？国家和社会的平衡长期偏向于前者，如此社会能否出现民主？没有西式的产权或人身自由，中国能否拓展科学和技术的前沿？中国能否使用政治权力，以民主法治社会无法学会的方式，继续促进发展？
第二个与自由民主制的未来有关。考虑到政治衰败，在某一历史时刻取得成功的社会不会始终成功。自由民主制今天可能被认为是最合理的政府，但其合法性仰赖自己的表现。而表现又取决于维持恰当的平衡，既要有必要时的强大国家行为，又要有个人自由。后者是民主合法性的基础，并孕育私营经济的增长。现代民主制的缺点有很多，呈现于21世纪早期的主要是国家的软弱。当代民主制太容易成为僵局，什么都是硬性规定，无法作出困难的决策，以确保自己经济和政治的长期生存。民主的印度发现，很难整修自己行将崩溃的公共基础设施——道路、机场、供水和排污系统等——因为既得利益者借用法律和选举制度横加阻挠。欧盟的重要成员发现，显然已负担不起自己的社会福利，但无法作出削减。日本累积了发达国家中最高水平的公债，仍然没有采取措施，以消除经济中阻碍未来增长的僵硬。
还有美国，它无法认真处理长期的财政难题，像健康、社会保障、能源等，似乎在政治上日益陷入功能失调的政治均衡。每个人都同意，必须解决长期的财政困境，但消弭赤字而必需的增税或削减开支，仍受到强大利益群体的阻挠。国家制度的设计基于相互制衡，使难题的解决变得尤其困难，加上美国人在意识形态上的僵硬，使之束缚于既定的对策范围。尽管出现这些挑战，美国不太可能重蹈法兰西王国的覆辙，即公职家族化。但它可能也是只有短期的权宜之计，推迟而不是避免最终的危机，像法国政府那样。
现在回头看，制度的最初出现是为了历史上不确定的原因。其中某些存活并得以流传开来，因为它们能满足某种意义上的普遍需求。这就是为何制度在历史上得以互相结合，为何可以提供政治发展的概论。但制度的继续生存也涉及很多意外。一个人口中位年龄在二十几岁的迅速增长的国家，其政治制度卓有成效，但可能不适合三分之一公民已在退休年龄的停滞社会。如果制度无法适应，社会将面临危机或崩溃，可能被迫改用其他制度。不管是非民主政治制度，还是自由民主制度，它都一视同仁。
但有重要理由相信，政治负责制的社会将胜过没有政治负责制的。政治负责制为制度的改善提供和平途径。中国政治制度在王朝时期一直无法解决的问题是“坏皇帝”，像武则天或万历皇帝。英明领导下的威权制度，可能不时地超越自由民主制，因为它可作出快速决定，不受法律和立法机关的挑战。另一方面，如此制度取决于英明领袖的持续出现。如有坏皇帝，不受制衡的政府大权很容易导致灾难。这仍是当代中国问题的关键，其负责制只朝上，不朝下。
我在卷首指出，这里所提供的制度发展的历史介绍，必须对照工业革命后的不同条件。在某种意义上，我已经重新洗过牌，以便直接解说和修正《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所提出的问题。工业化发轫后，经济增长和社会动员取得极为迅速的进展，大大改变了政治秩序三个组件的发展前景。这将是我在第2卷解说政治发展时所用的架构。
[1] 有关背景资料，参见 Nils Gilman，《未来的文官：美国冷战时期的现代化理论》（Mandarins of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章。另请参阅 Vernon Ruttan，《政治发展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 to Political Development?），载《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第39卷，第2期（1991年）：265—292页。
[2] 例如 David C. McClelland，《成就社会》（The Achieving Society）（普林斯顿： Van Nostrand出版社，1961年）；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A. Shils）编，《走向普遍的行动理论》（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年）。
[3] 该论点的最新版本由亨廷顿的学生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提出，除了国家建设，他还强调法治作为政治秩序的组件。参见《自由的未来：美国内外的不自由民主）（The Future of Freedom: Illiberal Democracy at Home and Abroad）（纽约：诺顿出版社，2003年）。
[4] 参见Angus Maddison，《世界经济的增长和互动：现代化的根源》，12—30页。Gregory Clark认为，从狩猎采集时期到1800年看不到生产力的增长。但这难以置信。Gregory Clark，《告别救济》（A Farewell to Alms）。
[5] Massimo Livi-Bacci，《世界人口简史》。
[6] Angus Maddison，《世界经济的增长和互动：现代化的根源》，9页。
[7] 例如David S. Landes，《松绑的普罗米修斯：技术变化和工业发展》（The Unbound Prometheus: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69年）；David S. Landes，《国富国穷》（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纽约：诺顿出版社，1998年）；Nathan Rosenberg和L. E. Birdzell，《西方如何变富》（How the West Grew Rich）（纽约：基础读物出版社，1986年）；道格拉斯·诺斯和Robert P. Thomas，《西方世界的增长》（The Growth of the Western World）（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3年）；Philippe Aghion和Steven N. Durlauf编，《经济增长手册》（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第1卷（阿姆斯特丹：Elsevier North Holland出版社，2005年），尤其参见Oded Galor的章节：《从停滞到增长：统一增长理论》（From Stagnation to Growth: Unified Growth Theory）；Oded Galor和David N. Weil，《人口、技术与增长：从马尔萨斯式停滞到人口统计学过渡及更远》（Population, Technology, and Growth: From Malthusian Stagnation to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Beyond），载《美国经济学评论》第90卷（2000年）：806—828页。
[8] Massimo Livi-Bacci，《人口和营养：欧洲人口统计史论文》（Population and Nutrition: An Essay on European Demographic History）（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12页。
[9] Massimo Livi-Bacci，《世界人口简史》，28页。
[10] 参见Alan Macfarlane，《马尔萨斯式陷阱》（The Malthusian Trap），载William A. Darrity Jr.编，《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第2版（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2007年）。
[11] Ester Boserup，《人口与技术变化》，63—65页。另请参阅Ester Boserup，《发展中经济和人口统计的关系》（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Relationships in Development）（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0年）。
[12] Massimo Livi-Bacci，《人口和营养：欧洲人口统计史论文》，119页。
[13] Massimo Livi-Bacci，《世界人口简史》，36页。
[14] 参见 Marcus Noland和Stephan Haggard的《朝鲜的饥荒：市场、援助与改革》（Famine in North Korea: Markets, Aid, and Reform）（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7年）。
[15] 这是Jared Diamond的主题，《崩溃：社会如何选择失败或成功》（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纽约：维京人出版社，2005年）。
[16] Massimo Livi-Bacci，《世界人口简史》，31页；Angus Maddison，《世界经济的增长和互动：现代化的根源》，7页。
[17] Massimo Livi-Bacci，《世界人口简史》，31页。
[18] Massimo Livi-Bacci，《人口和营养：欧洲人口统计史论文》，20页；Jared Diamond，《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人口与技术变化》，35—36页。
[19] Steven LeBlanc和Katherine E. Register，《持续的战斗：高尚野蛮人的传说》，68—71页。
[20] 参见Paul Collier，《最底层的十亿人：为什么最贫穷的国家走向失败以及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The Bottom Billion: Why the Poorest Countries Are Failing and What Can Be Done About It）（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
[21] Stephen Knack和Philip Keefer，《制度与经济表现：应用另类标准的全国测试》；Dani Rodrik和Arvind Subramanian，《制度的首要性（这究竟意味什么）》（The Primacy of Institutions [and what this does and does not mean]），载《财政与发展》（Finance and Development）第40卷，第2期（2003年）：31—34页；Daniel Kaufmann，Aart Kraay和Massimo Mastruzzi，《治理很重要》第4卷：《1996—2004年的治理指标》。
[22] Jeffrey Sachs，《终止贫穷：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行性》（The End of Poverty: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Time）（纽约：企鹅出版社，2005年）。
[23] 参见Melissa Thomas，《高度期望：富有的捐赠者与穷国政府》（Great Expectations: Rich Donors and Poor Country Governments），载《社会科学研究网工作论文》（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working paper），2009年1月27日。
[24] Stephen Haber，Noel Maurer和Armando Razo，《产权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Property Rights）（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Mushtaq H. Khan和Jomo Kwame Sundaram编，《租金、寻租与经济发展：亚洲的理论和证据》（Rents, Rent-Seek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and Evidence in Asia）（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
[25] 西摩·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民主的一些社会必要条件：经济发展与政治合法性》（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载《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第53卷（1959年）：69—105页；有关文献，参见Jared Diamond，《经济发展与民主再思考》（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Reconsidered），载《美国行为科学家》（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第15卷，第4和第5期（1992年）：450—499页。
[26] Robert J. Barro，《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全国调查》（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 A Cross-Country Survey）（马萨诸塞州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7年）。
[27] Adam Przeworskj等，《民主与发展：世界政治制度与和物质幸福，1950—1990年》（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Material Well-Being in the World, 1950-1990）（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
[28] Ernest Gellner，《自由的条件：公民社会及其对手》（Conditions of Liberty: Civil Society and Its Rivals）（纽约：企鹅出版社，1994年）。
[29] Ernest Gellner，《自由的条件：公民社会及其对手》（Conditions of Liberty: Civil Society and Its Rivals）（纽约：企鹅出版社，1994年）。
[30] 例如Sheri Berman，《公民社会与魏玛共和国的倒塌》（Civil Society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载《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第49卷，第3期（1997年）：401—429页。
[31] George Gray Molina，《出生于1952年的孩子：贫穷、受排挤和大众参与的前途》（The Offspring of 1952: Poverty, Exclusion and the Promise of Popular Participation）；H. Klein，《1952年以来玻利维亚的社会变化》（Social Change in Bolivia since 1952），载Merilee S.Grindle编，《宣布革命：比较视角下的玻利维亚》（Proclaiming Revolution: Bolivi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伦敦：拉丁美洲研究学院，2003年）。
[32] 这一点由Thomas Carothers提出，《次序的谬误》（The “Sequencing” Fallacy），载《民主杂志》第18卷，第1期（2007年）：12—27页；Marc F. Plattner，《自由主义与民主》（Liberalism and Democracy），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第77卷，第2期（1998年）：171—180页。
[33] Juan J. Linz和Alfred Stepan编，《民主政权的崩溃：欧洲》（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 Europe）（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8年）。
[34] 关于拉丁美洲的不平等，以及它与民主稳定性的关系，参见弗朗西斯·福山编，《愈加落后：解释美国和拉丁美洲之间的发展差距》。
[35] 参见郑恩雨（Jung En Woo），《捷足者必先登：韩国工业化中的国家与财政》（Race to the Swift: State and Finance in Korean Industrialization）（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1年）。
[36] 参见Alexander Gerschenkron，《历史视角下的经济落后》（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2年）。
[37] Walter B. Wriston，《主权的黄昏》。
[38] 参见Moses Naim，《非法活动：走私犯、偷运客和仿冒者在如何劫持全球经济》（Illicit: How Smugglers, Traffickers, and Copycats Are Hijacking the Global Economy）（纽约：双日出版社，20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