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渐隐

本书截稿前夕，国民大会正式选出蒋经国为国府第七届总统，得票一千零十二票，较六年前的一千一百八十四票，短少一百七十二票，扣除十张废票，等于说国大的人数，过去六年中，亡故一百六十余人。法统的延续，愈来愈难，决非危言耸听之词。

经国由被提名而最高票当选，得票率达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虽说明“众望所归”，未尝不是“台湾民主政治”的绝大讽刺，一党专政下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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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使经国有意谦让，谁能挑得起这付沉重的担子？而能成为台湾继续安定繁荣的中流砥柱，实非易事。因此，“巩固领导中心”这句老口一号，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二中全会举行前，一度曾有经国是否退居第二线的悬疑和什么人膺选副职的臆测。主要现年七十四岁的蒋总统受长期糖尿病的困扰，健康欠佳，可能不堪繁剧。

一度传说，孙运璇将受青睐，但为蒋身体状况的好转，予以否定。另一传说，孙将被提名为副总统，事实上，蒋虽有心，碍难照办，副总统必须为台籍，乃大势所趋。

台籍政要中，以谢东闵、邱创焕、林洋港、李登辉呼声最高。

如果，谢年事稍轻，蝉联为理所当然，谢自己亦颇雄心勃勃，胜利在望，然修于落选。

林洋港、邱创焕的能力，行政经验，稍胜李登辉，特别是林，头脑敏捷，处事果断，原是接班的最佳人选，不幸名落孙山。

经国作此抉择，一与其个性有关，一为台湾未来政局发展的方向所决定。

李登辉出身技术官僚，且自美康奈尔大学取得高级学位，容易取得华盛顿的好感。其次，李具严家淦的长处，唯唯诺诺，便于蒋过世后，集体领导和新权力架构的推行。

李获八百七十三票当选，较当年严家淦更顺利过关，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国代们曲承现实，接受经国台湾“台湾化”的不变方针。

未来六年，经国任重道远，一连串的迫切问题，均需非凡的勇气智慧去筹谋应付，诸如国会重组，调整地方自治，开放党禁、报禁，取消戒严法，以及政治制度化等等。国民党内的元老，相继凋谢，固有助经国迈步前进的动力，但他自己的身体，同样来日无多，更有急迫之感。

上届总统任内，如果我们为他开一成绩单，应是经济A+，政治B。过去六年，台湾经历了战后世界最大的经济萧条。开发中国家如墨西哥、巴西等，个个挣扎垂危，面临崩溃边缘，唯有台湾轻舟强渡。一旦回升，锐不可当，去年的双边贸易达四百亿美元，打破台湾外贸的历史巅峰，这一点上，经国与有荣焉。

正因为生活安定，经济繁荣，国民党始能在去年年终增补选中央级民意代表中，赢得压倒性的胜利（得票率超过百分之七十）。

经济飞跃，连带推动政治方面的开明与进步，若干举措，从西方民主的角度，微不足道，从台湾一贯严苛的极权统治以观之，代表着大幅度的改革，譬如：

—以放逐代替监禁。国民党对付离心分子的一贯手法，是奉送一顶红帽子，由“内调局”或“警总”罗织一些自白式的罪状，交军法审判，判处十至十五年的徒刑，送新店或绿岛入狱、感化。雷震、柏杨、李敖等，即是人尽皆知的近例。但高雄事件后，已一改常态，故陈鼓应、许信良、陈婉真之辈，获流放的机会。此举不能说非中国政治史上一大突破。

—释放系狱三十年的政治犯。这些人失去自由逾三十五载，个个七十衰翁，身心疲惫，无论从法律精神、人道观点，早该开释。现在让他们重见天日，家人团聚，经国恢宏的气度和宽恕的雅量，我们自当予以击节称赏。

—放宽出入境限制。国民党多年使用的杀手铜，是限制一切他不喜欢的人行动自由，出入境管理处，掌握详细的黑名单，凡有幸金榜题名，一律剥夺其宪法规定的迁移和旅行的权利。这条法令，初订于陈诚任东南军政长官的时代。情治单位，承继发扬，拒不摒弃，完全是一种“整人为快乐之本”的心理，殷海光教授已患癌症，当局仍严拒出境。经国掌权，略予放宽，所以殷海光夫人、柏杨、陈映真、杨逵……等，才相继展翅，遨游海外。

—言论尺度放宽。当年台北《经济日报》为了登载记者阮大方所撰关于琉球问题的四篇特写，蒋先生一怒，下令停刊，经羿川人王惕吾挽黄少谷等多方缓颊，始予宽免。经国当政，无复前朝的严厉，《台湾日报》无理取闹，不过下令强迫收买而已。

杂志书籍，查禁停刊的事，虽不绝如缕，“警总”滥用权力，藐视法律的事例，不胜枚举，但言论的尺度，和过去的确有天壤之别，否则李敖的《千秋评论》，今天《给宋长志上一课》，明天《给秦孝仪上一课》，早为当局查禁矣！

—较公平地办理选举。历年公职选举，因国民党党工于部许多不名誉的做法，一直民怨沸腾，秽声四起，政府的威信，固大为跌落，党外的攻击，亦达于顶点。“中坜事件”后，益见改善，这种进步的倾向，半归功于党外人士的争取促进，半得力于国民党人的知过能改的工作作风。

—向极端分子开刀。前总政治部主任王升，四十年追随经国，受宠信之专，环顾左右，不作第二人想，他自己亦俨然以接班人自许，公开场合，表示“‘共匪’最痛恨的是经国总统和我”，可见其狂妄之一斑。

王升利用刘少康小组的名义，结党营私，专横拔扈，成为国民党的“中央文革小组”，经国因病，未予觉察，了解实情后，一纸命令，将其铲除。

王升削权，且流放南美，说明经国的魄力和当机立断的决心。因王去，内部得以和谐团结，经国的声望，更是猛升数倍。从政治的角度观察，经国不愿在他身后，出现全斗焕式的强人政治。未来道路，正是今天的延伸，或许更宽广、更平直。

我们了解国民党政权的本质和经国的政治哲学基础，一个蒋经国的时代，和他父亲的时代，本质相同，手段方法大相径庭，哪怕上面所举的小事，蒋先生在世，绝难想象，进步再小，总是进步。

一个人的思想，与他所成长的环境、后天的训练，是分不开的，经国先生是狂热的马列主义信徒，后来蜕变为国民党党员，主义的内容迥异，统治方式，却有很多共同点。蒋先生口头遵从民主宪政，形式门面上的事，也尽力而为，内心里，行动上所表现的对民主自由的认知以及信念，其实交的是白卷。

经国呢？和蒋先生一脉相承，如果说有所区别，也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差。

他自己并不讳言这一点，详见其与美国记者的谈话。他对美式民主私下颇不以为然。无论外面如何批评，他仍是坚持他自已的思想模式，诸如五十年代的“以思想对思想，以组织对组织”的观念和行动。“政治部”、“救国团”、“特务机构”是他三个宠儿，所招引的批评责难也最多，和吴国祯、孙立人的冲突，即以此为导火线。究竟这些组织，是否为反共必需的手段？在当时争论不已，即使到今天，仍无众所一致的定论。

唯一能争取别人同情之处，是病急投医，求生存的手段。其次，是传统思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国粹后遗。

承认与否，在别人眼里，经国是位独裁者，那本从苏联携回的笔记簿，一直使他受用不尽。但是，大家当同意，他是位“聪明的政治家”（哈里曼语），一位有良心的独裁者(Dictator with heart)，倒行逆施的事，雅不为也。他随时在关心国计民生，兢兢业业。

苏联学回来的东西，并非一无可取。以接近群众而言，不仅别的国民党官员办不到，即使处处打着“人民”招牌的苏共，也早成历史的陈迹。

他比国府中的任何人，懂得走群众运动的道理，一九四八年，上海经济管制，他的确作了一次大胆地尝试，“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的成立，他寄予极大的希望，也惟有在他的推动下，才能组织起来。后来，虽然失败，乃大势所趋，非战之罪也。

关于他平易的故事，可以编著成书。一九五五年，一位记者，曾写下他自己的经历。

马丁代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常驻中国。江西时代和经国初识，到台湾，再次相逢。他这样写着：

“他几乎没有半点，我们在亚洲所常见的权力象征或排场，他自己开车，不用保镖。他叫他的司机‘马林可夫’，因为，很象那个俄国人的故事。

有一次，他的车子沿海滨公路疾驶，遇到几位候车的军官。经国把他们带回台北，每人收二十元台币的车资。其中，居然没有人知道他是谁。”[1]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马丁和他相处四天，最后一天，经国请他吃饭，除了译员在场，再没有他人，吃完自己付帐，和普通的客人一样，来去自如。

做了行政院长以后，经国的足迹，遍及台湾全岛，而且不时出现。看起来，他好象典型的美国政客，想竟选什么？心血来潮，到田边和农夫话家常，到乡下的摊子上，叫一碗面果果腹充饥，报纸的吹捧，不在话下。这类故事，举不胜举。

亲民的动机，随各人不同的观点，会做出种种不同的结论来，恶意的批评，说他搞愚民运动；善意的赞扬，说他亲民爱民，求治心切。

照我们局外人看，经国愿意和老百姓多接近，总难说是件坏事，既可开辟官民沟通意见的渠道，复可遏阻下级官员贪赃枉法之风。再说，江西时代，经国做专员的时候，已经建立此一风气，今天不过昨天的延续而已，并非突然心血来潮。

群众运动，得自苏联，他的辩才无碍，未尝不是“孙大”的培训之功。卜少夫说：‘他是很好的演说家，富煽动力，主要的在声调与措辞中渗透着浓厚的感情，所以他的讲话很能操纵听众的喜怒哀乐。”

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作者是他的弟子，平均每周至少有一次听他训话的机会，我们的感觉，和卜的观察，不谋而合，蒋先生语无伦次，经国口若悬河，父子两人，差别真大。

经国对人热情亲切，只是他冷酷的外型，容易制造别人的错觉，这里有个故事。

“当时我下榻圆山招待所，一天下午，我在草地上散步，王新衡兄陪他来看我，这是我第一次与他晤面。

当我们坐在草地上闲谈时，他远远看见薛伯陵将军从屋子里面出来踏下石级，预备上汽车外出，便连忙迎上去，替他开车门，薛一见到了他，就打算不出去了[奇Qisuu.ｃom书]，邀他里面坐，他大概是说不耽搁薛的约会，改天再来拜访吧。薛仍按照原定计划外出，他恭敬地送薛上了车，关好车门，直直地伫立着，直等薛车出了大门，才回头走向我们。

他那种诚笃谦逊视薛为父辈之恭敬态度，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2]

金门之行，这位《新闻天地》的负责人，提供另一个切身的经验。

“我们又去了金门，陪伴我们去的是蒋经国。这也是我个人与他六次接触中的一次。清晨八时二十分模样，空军运输机沿着台湾西海岸飞，窗外是蓝天与海水，他看着我们大家在试穿紧急救生衣，也帮助说明如何将救生衣充气，如何抛发黄色药粉。他对来往离岛之间（他来往离岛次数远超国防部部长俞大维，不过他的行动报纸上从未刊载而已），以及各离岛的军事部署等等太熟悉了，一路上他在做我们的向导。

飞机飞到与金门之间最短距离时，低降到距离海面仅五百英尺高度，笔直飞渡海峡。

此次金门之行，足足有七小时在一起，我发觉他说话动作，对任何人－包括对我们这个小团体、对司令官、对士兵、对在金门前线受训的学生、对飞机驾驶员，都流露着一种亲切自然纯朴的味道，任何人似乎不感到面对着的是总统之子，他不令人不安、嗫嚅、紧张。我做了二十年以上的记者，政治把戏、政治表情，看得不算少，做作得再出色，也瞒不过我这双阅尽沦桑的眼的。蒋经国待人接物就那么自然，具有使人易于亲近的魅力，如果是做戏，真是做得太出神入化了。

回航中，他大概很累了，也许当晚还有别的需要他耗费精力的工作，他在机舱尾部，拉了几只降落伞拚在一起，倒身便睡下。

他在我们众人之前，在放在地上的降落伞上面呼呼入睡。

飞机在夕阳下似乎也很倦乏的慢吞吞飞向台北。

我颇欣赏这位躺在眼前的人，他并未顾忌这样似乎失去尊严（同机尚有他的部属，以及第一次谋面的我们访问团中好多位），也不觉得这是失礼，态度任意自如，习惯纯熟。”[2]

对长辈的谦恭，对师友的尊敬，在他身上，处处找到中国传统旧礼教的光辉，这一点，应归功于蒋先生庭训的贡献。

和亲属相处，或朋友间的来往，一般认为，北极熊的影响，对他的性格，产生不少反面的作用，如多疑多变，反复无常等等。

艾伦·怀丁教授，就这样批评他说：

“他从不信任别人，别人也不信任他。他的同燎们说：‘他太需要朋友了。’他不算是个现代人，他需要教育和吸收新知，在他周围是个小集团，但包围这位‘王子’的人们常在改变。很少有人永远和他接近。他个人的遭遇经历，几十年的斗争，形成他今天的思想和行为。”[4]

到一九七二年，他做行政院长以前，他的干部圈圈的确非常狭窄。江西时代，以留苏同学为主，南京、合湾时代，以青干班、中央干校的学生为核心。这些人的共同特色，对他忠诚，想法比较一致，排他性强。缺点：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他们的知识领域都非常狭窄。才气纵横、性格飘逸如叶公超之流的人物，于是很不易在经国周围出现。

很多和他极亲密的战友，昙花一现，消声匿迹，如：

他苏联时代的同学高理文，一九三七年，陪他在奉化念过书（业师徐道邻），上海经济管制，担任主任秘书。到台湾后，栖身中央信托局，弄个顾问闲差，长此退而不休。

做过空军学校校长的胡伟克将军，五十年代初期，官拜总政治部少将副主任，一度任政工干校校长，半年工夫，为王永树取代。这位曾经风云一时的空军将领，风度、气质，均属上乘，但深受经国忌嫉。摘去纱帽后，一蹶不振。一十年前，抑郁而终。

曾任军统局处长，也是莫斯科回来的王新衡，以朋友身的，做他的入幕之宾。为时甚久。六十年代后期，不知何故至受到冷落。

不过，和衣复恩比起来，上述诸人，就幸运得多。衣复恩忘了“侍君如侍虎”的道理，经国一怒，换来五载铁窗生活的代价。对待部属，蒋先生那种温情主义，他极不以为然。

唯一和他保持永恒友谊的，是不久前去世的魏景蒙，魏和他的关系，非常微妙：朋友、客卿，部下兼而有之。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蒋先生归天，魏可能是少数中的少数接到官邸通知的一位。魏在汉城，有人问他，究竟和副院长是什么样的关系？魏说：“‘我是经国先生的大茶壶，随时听其差遣。”[5]

近年，经国的“智多星”数元老重臣黄少谷，大小事问计于这位年过八十的司法院长，不时屈驾黄府，移樽就教。黄老成持重，忠心耿耿，故深为经国器重。

蒋先生时代的老人，经国上台，纷纷失势，难怪那位当过联勤总司令的黄仁霖，感慨系之。引用历史先例“前皇亲信的老臣，永难为后之来者所容忍”，以自慰。

经国接班，提出“大有为政府”，起用“肯年才俊”，和他既往几十年的用人传统，初度告别。吸收了不少技术官僚，如李国鼎、陶声洋、孙运璇、蒋彦士、李登辉等；政治新血，如钱复、关中、魏镛、魏萼、宋楚瑜、王唯农、周应龙等，积极推动党政方面的新陈代谢，加速知识的，专业化的官僚体系。这项努力，与他近几年的成就，相辅相成是的不开的。

蒋先生在世，个人崇拜运动，发展至巅峰。经国带头领导，不遗余力，他自己上台，部属跃跃欲试，尤以王升最卖力，冠以“三平”四家的桂冠。但是经国自己，却不以为然，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日就总统职，当日下午，召见主管宣传的负责人，指示下列三点：

“第一，今后不希望再有‘蒋经国时代’这一类名词出现在报纸杂志之上。他认为今天是一个民主时代，不应再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如果真有‘时代’的话，只有群众的时代，而没有个人的时代。

第二，今后不希望称呼他为‘领袖’。他认为国民党只有两位领袖，一是孙中山先生，一是已故的蒋介石总裁。除了他们两人之外，没有人可以再被称为领袖，他个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一个普通的国民，只愿以党员与国民的身分，与全体同志及全国同胞一起，共同奋斗。

第三，今后不希望有‘万岁’的口号出现。他认为只有国家民族的万岁，只有三民主义及国民党的万岁，没有个人的万岁。’，[6]

假使没有这道命令，“万岁”、“语录”，马上就会铺天盖地而来，和蒋先生生前，还有何区别！

这些，我们都归类为经国的进步面，与他父亲时代，划出了明显的界限。

一般说，他是他父亲的孝子。如果，你读过他的《守父灵一月记》，任何人都会得到这个印象，而事实也确是如此。蒋先生在世，凡事秉承老人的意志，从不愈越，父亲去世，照遗嘱办事，奉为圭皋。

背上背着父亲遗留下的大包袱，以致缩手缩脚，很多可以轻而易举扭转国民党形象的事，却可为而不为，譬如：

“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将军，蒋先生食言，从一九三七年，软禁到现在，几逾半个世纪。张已八十老翁，释放后，任由其鹏程万里，会对国府甚至台局，有何影响？但其正面意义，和对历史的交代，那就无法估量。

经国有胆识，尽可昭告天下，或悄悄然送他到美国或去大陆，父亲的过失，儿子去补救过来，何等光明磊落！

一度同意李敖出境，等到办护照的阶段，突然，出尔反尔，收回成命。当局的顾虑，谅系怕纵虎归山，担忧李在国外与当局为敌。可是，被禁足的李敖，他在台湾所能发挥的破坏作用，会低于国外吗？

共产党人有句话：“我们这个党就是靠人家骂出来的，谁要骂就骂吧！”说的固是事实，在他的管辖下面，又另当别论。可是反过来说，靠骂，骂不垮国民党政权的，何不大方就干脆大方到底？人各有志，要走请便。

一九七五年，北京释俘，经国如果有雅量，应全部接纳，欢迎赴台，予以优厚安置，俾向海内外表示一种负责的态度和对人性尊严的重视，而不该以“共匪统战”为借口，拒人于千里之外。

过去患难与共的旧袍泽，没有功劳有苦劳，不幸兵败被执，究非投降起义可比，他们愿意来归，表示人心不死，威武不屈。反目以待，与情、与理、与法都说不过去，引此为鉴，谁敢再为国府效劳呢？

留大陆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子弟，当局一律禁止出境，纯粹是一种小气的报复主义。反观海峡彼岸，反共如卜少夫，乃弟无名氏，申请赴港，他们并未故意刁难，相形之下，论胸襟气度，实差之远甚。

北京提议“三通”，认真实行起来，对中共不一定有利，台北尽可通过慎密设计，作出有利反应，愿意回去团聚的，自由出境；赴大陆旅游，提供方便；书报电影，相互交流。这样做，对当年追随国民党到台湾的军民，诚诚恳恳，坦白交代。宅心忠厚，大公无私，国际观瞻上，台湾重视人道主义，处事通情达理，形象自然大变。

国府说：“这下正中了中共统战的阴谋。”“统战”又何惧之有？台湾今天大有条件，和中共你来我往，改畏战为迎战，的弱势为强势，人家就不会这么轻估你了。无奈，此种驼鸟式的心理，在台湾中上层干部里，特别普遍，始终处处退缩，无法抬头挺胸，正视现实。

蒋先生去世以来，党内顽固的旧臣元老，先后被逐出党决策阶层，经国正可为所欲为，发挥意志毅力．写下他生命史上最后的一章。

然而，受格局、才具的限制，石破天惊，殊少可能，小恩小惠，无补时艰。

一位历史学教授，期望国民党转变为国会政党，他说：“此时，国民党大胜之际，开放党禁，国民党当可站在与日本的自民党一样的地位。如此，国家的政治情势不致因为开放党禁而受损；反之，有了若干新政党，分别代表台湾多元化社会的各种成的，两极化的现象可转变为多角的制衡。”

进一步分析，他说：“政治力量的两极化将最后形成为直接的冲突。高雄事件的余痛，至今未愈合。台湾经不起再有一次冲突。”[7]

这位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高见，其要义是开放党禁，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亦即谢善元教授若干年前所主张的“循政党政治常轨”，改变“台湾现存的政党政治实况”。

一九七四年，经国行政院长任内，即曾信誓旦旦，“内政方面，力行民主宪政”。又说，“要循政党政治常轨，来策进国家民主宪政。”转瞬十年，经国的话，究竟实现了多少？有目共睹。如仍以“非常时期”为借口，反对开放“报禁”、“党禁”，怎不令人怀疑他的真意所在？有生之年，则民主难期，宪政难期！

北京的和谈攻势，只要台湾和大陆的离的现状存在一天，中共当然不会放弃此项努力。蒋经国总统不予理睬，亦在吾人意料之中，和的关键，在权力之争，其余都属次要。

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不可能放手台湾，北京不可能用兵，对峙如旧，但仍将是不和、不战的局面，双方在经济和其它领域中，继续其和平竞赛。

注释：[1]Robert Martin ．U．S. News＆World Report, Dec .2, 1955.

[2]卜少夫著《蒋经国浮雕》，香港《新闻天地》，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第8页。

[3]同[2]。

[4]Allen Whiting“Mystery an of Formosa", Saturday- Even-ing Post, March 12. 1955。

[5]司马桑敦生前告诉笔者，他是在汉城听魏说的。

[6]香港《星岛日报》，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日。

[7]许俾云文，一九八四年元月洛杉矶《国际日报》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