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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录取过程千疮百孔

纽约哪家餐馆最好？这个问题没有正确答案。什么是“最好”？当然取决于你是什么人、你想吃什么。大学也是如此。但由于有《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的年度最佳大学排行，所以你不知道哪所大学最好。

过去30年来，那份杂志让越来越焦虑的家长和学生相信，本科经历可以压缩成它提供的几个可以衡量的因素，可它提供的这套东西与学生在学校体验到的教育质量几乎毫无关系。¹亿万富翁莫蒂默·朱克曼（Mortimer Zuckerman）是这份杂志的母公司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有限公司的唯一所有者，我们对大学排名这一信息的渴望让他的公司大发横财。2007年，《高等教育纪事报》就这份大学排名系统的合法性争议采访了朱克曼，“他态度相当生硬，充满戒备”，采访进行了1分30秒就结束了。²

美国大约有3 000所得到认可的四年制学院和大学，选10位你羡慕或认为的成功人士，去领英上查看一下他们的资料，你会发现这些人毕业于7～10所不同的大学。如果找个学者咨询一下，看孩子在哪里可以得到最好的大学教育，他们会建议孩子去这样的地方：能够在教室、在研究和指导关系中，定期给本科生提供与教师密切交流机会的学校。优秀的本科教育资源遍布美国，可以去小型文理学院、社区学院、公立学校或私立学校，也可以去一些品牌响亮的学校。一所学校的品牌可能很响亮，但并不一定就是最好的学校。学术圈的人都知道，在教育卓越性评价方面，大学排名毫无意义，然而排名对申请者的影响却非同小可，结果，他们只看到了一小部分最佳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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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在所有关于过度养育及其危害的讨论中，那只“房间里的大象”⁽⁶⁾不就是大学招生吗？是该谈谈这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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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我申请斯坦福大学时，竞争相当激烈。当时大约有19 000名学生申请2 400个左右的名额，最后有1 600名学生接受了录取，录取率为12.6%，接受录取的学生占67%。到了2014年，大约有44 000人申请大约2 200个名额，录取率为5.02%，创下了斯坦福大学和全美大学历史上的最低录取率。近年来，录取人数和接受录取人数之间的差距缩小了，也就是说，接受斯坦福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人数增加了。最近，斯坦福将年级规模增加到了1 700人上下，这样估算下来，2014年的接受录取率为77%。招生官理查德·肖（Richard Shaw）告诉我，实际是79%，这样一来，我以前的同事就得奋力为多余的学生寻找床位！³作为校友和前教务长，看到斯坦福大学在过去50年间从一所区域性大学一跃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级名校，我为之欢欣。但它太难进了，像当今大多数斯坦福校友一样，我看着那些统计数据摇头叹息：“放到现在，我也进不去了。”

史密斯学院招生官西多妮娅·多尔比应她所在地区高中和社区中心的邀请，就如何应对大学招生过程，给学生及家长进行了讲解，本书在前面谈到过，有些申请书令招生官觉得有趣，而有些活动和机会，学生之所以参加，只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意愿，在那个部分，多尔比已经出现过了。在讲完如何找到一所与学生相匹配的学校后，她告诉听众：“如果下雨的概率是5%～10%，那你会穿雨衣吗？不会。但是，如果听说有5%～10%的录取机会，人们却不会假设自己可能属于那90%～95%的人群。”

可能你会感到惊讶，但在2014年春天，多尔比在电话上对我说同样的话之前，我一直期待我的孩子们可以进入这些最挑剔的学校。我的理由是：我和我丈夫上的都是斯坦福大学，为什么要对孩子有更糟糕的期待？在他们出生之前，也许更早，我就已经有这种感觉了。但同多尔比交谈后的几周，我一直在琢磨那个5%～10%的数字。有那么多孩子成绩优异，标准化考试分数很高，还具备大学希望在年轻人身上看到的各种条件，我开始更理性地思考，我的孩子们如何才能拿下大学入场券。

以前我为什么那么确定我的孩子能够战胜这些困难？为什么我如此肯定我希望他们战胜那些困难？在耶鲁大学教授、社会评论家威廉·德雷谢维奇看来，当前我们推动孩子去做不可能完成，且不见得适合他们的事，既显得傲慢，又造成压力，是不智之举。在《优秀的绵羊》一书中，他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要继续人为地制造教育资源的稀缺性，然后迫使孩子们为有限的机会相互竞争，从而陷入恐惧和绝望吗？”⁴

年度大学排名的扭曲报道

今天，拥有大学学位是必要的。1975年，在25～29岁的美国人中，学士学位拥有者的比例是21.9%，今天这个数字是33.5%。⁵有本科文凭的求职者从1/5变成了1/3，这意味着，曾经有一个高中文凭就可以找到高薪的白领工作，而今天，你得有学士学位才有资格入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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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大学很重要。但之所以导致21世纪大学录取压力陡增，是因为人们完全误解了要紧的是哪些大学。每年9月，《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会发布“最佳大学排名”特别报道，声称对1 400所大学和文理学院进行准确排名。一所学校的排名75%以上基于貌似客观的数据，⁶但有时也会受到学校或这份杂志本身的操控，如留校率、师生比、班级规模、SAT和ACT成绩、接受率、学生人均支出、毕业率及校友捐赠等。排名最后的22.5%来自“声誉”调查，由资深大学管理者给其他学校评分，分值从“边缘”的1分到“著名”的5分，大学校长们把这种做法称为“选美大赛”。

在互联网上，一期“最佳大学排名”的页面浏览量达上千万人次，而该杂志平均每月的页面浏览量仅为50万。大学校长和董事会对排名进行研究，因为他们知道排名的变化会直接影响他们的财务底线；大多数读者是高中生和大学生家长，他们错误地以为，排名真正体现了每所大学教育的相对价值。

位列名单最前面的25所学校会获得巨量申请，因为它们被视为顶级大学，挑剔程度一年胜过一年，可以吹嘘的入学学生SAT和ACT考分年年创新高，平均绩点接近或者超过曾经认为的完美水平4.0。德雷谢维奇将其称为“‘对小差异的自我迷醉’，然而这种差异毫无意义，制造这种差异的目的是为了让人觉得，跟与自己完全一样的人相比，自己更卓越。”⁷

作为衡量一个人的标准，无论这种差异多么没有意义，却是学生可以影响招生方程式的唯一因素，所以，是申请人最重要的条件。学生和家长为达到这类“无意义小差异”的极限而拼搏，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差异可以影响学生进入名校的机会。他们受人误导，以为这些大学能给每个人提供最佳的教育和人生成功机会。这种军备竞赛导致学生参加更多的AP课程，为每次作业和测试的每一分斤斤计较。学校通常有多个绩点最高的学生，恨不得计算到小数点后一万位。有个孩子的高级汉语分数较高，因此成为毕业致辞代表，可见这是多么强大的武器，但同学和家长因此抨击他，因为汉语是他的母语。其实这根本就微不足道。

尽善尽美的巨大压力

在这样的制度下，学生和父母压力很大，每次家庭作业、实验、论文、测验和考试都要力争做到尽善尽美。甚至连中学生也受到了影响，许多学区开始根据六年级的数学表现“跟踪”并“遴选”学生。由于能力欠缺、缺少兴趣、教学质量不佳、生活境况或者白日做梦等原因，有的孩子在六年级时，数学没有取得优异成绩，因此到了八年级，就不能选修代数，如今有些地区的标准更高，连几何也不能选，因此被排除在高中高级数学课堂之外，而许多大学都要求学生选修所在学校的最高级课程，并且得A。大学录取结果不及预期时，学生和父母发现，他们要怪罪的是孩子六年前的学习情况。

我经历过那种情形。我儿子索耶上九年级时修的是中等数学，即几何，而不是允许他高年级时修AP微积分的超级几何。我为这事烦心了大约5分钟，然后意识到孩子不喜欢数学。他的常规几何学得很好，如果一所大学因为他不是每门课都选修了难度最大的课程而不想要他，那就让他们见鬼去吧。在有些日子里，我可以这么尖锐；但在其他日子里，我同其他人一样焦虑。

2013年，芝加哥拉丁学校高中毕业生布莱克·扬给校报投稿，将她和同学在这种学术军备竞赛中感到的压力，与20世纪50年代精神病院病人的压力相提并论。

在一个4月天，我和布莱克进行了交谈。当时，她和同学们正在考虑大学录取的事，同时，按照拉丁学校的传统，5月1日那天，高年级学生要穿着未来大学的运动衫到校，这事也颇费心思。布莱克和同学们唯一在意的是未来大学的品牌。“我们知道，研究证明，其他学校也能提供更好的教育，但我们对此置若罔闻，根源在于希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每个人彼此都知根知底，你没法在社交媒体上遮遮掩掩。”

开始交谈时，布莱克的声音欢快礼貌。她满怀感激之情，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能入读一所极好的私立学校，眼看漫长而艰苦的大学申请过程就要终结了，她感到开心。“终于可以为了学习而学习了，”她告诉我，“而不是为了进入某所大学，或者向其他人证明什么。”

回首往事，布莱克说自己早在小学四年级时就“为大学担惊受怕”了，“我做作业的时间总是不太正常，每天晚上要做几个小时。”初中的时候，有些晚上，她做作业的时间长达7个小时。过去8年里，她不得不“加油！加油！加油！”，她认为这与同辈人群和芝加哥的学术环境有关。说到录取结果，布莱克停顿了一下，后悔自己的数学能力不够强，她认为这要怪她一年级时的数学老师。“那时我从来搞不懂数学，如果一年级时老师教得好些，我现在就能上更高级的数学课了。数学仍然困扰着我。”

布莱克将上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这是全美最好的公立大学之一，但从她的语气中，我感觉得到这个过程给她造成的影响。访谈已经进行了30分钟，开始时，她的声音欢快明丽，现在则变得迟滞起来，她态度倦怠，语气中流露着无可奈何的感觉。

升入高三前的那个假期，由于对老师布置的AP历史作业感到沮丧，布莱克写下了《疯了，疯了吗？拉丁学校的压力程度》一文。她将高中生与精神病院病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作对比，这种对比并没有数据基础。“这真的只是一种意愿，如果真有证据表明我们处于极端状况，已经到了人类能够承受的极限，那我们就知道自己已经足够努力了，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情况。人们的焦虑程度太高了，这种状态也很可笑，学校的人谈论‘恐慌症发作’和‘无法呼吸’之类的话题，对此，人们表现出一种病态的自豪感。”

布莱克在文章结尾处表达了明确的期望：“我希望终有一天，童年能得到恢复。也许有一天，我们不会陷入令人瘫软的压力，而只有促使我们积极进取的压力。”我问她恢复童年是什么意思，她回答说：“自由。你再也不能拥有夏天了，你必须学习、实习，你不能单纯地享受夏天，你不能享受没有家庭作业的快乐，那是不可能的。

“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单纯地当个小孩儿。各种事情像一根根绳子一样，把你捆绑得严严实实，你不能尽情玩耍，不能有一刻的无忧无虑，因为电话、学校、标准捆绑着你，没有发挥自主性的空间。夏天你没法去游泳池，就像是‘不行，我必须去做事’的那种感觉。你不可能快乐，因为按照规定，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如果不做，你会觉得内疚。”感觉她已经被体制驯化了。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如此。

我感谢布莱克接受我的采访，这时，传来门响的声音，我知道我家的高中生索耶回来了，接下来，有三四个小时的作业等着他。下楼迎接他时，我心想，作为母亲和教育者，我对这个问题也负有责任。每个人都说这个系统有它的价值，但作为其中一员，我想向布莱克表示歉意。后来，我跟索耶分享了同布莱克的访谈记录，对访谈最后她希望恢复童年的情绪，索耶的反应是：“没错，她一针见血。”

SAT的好处何在

这种压力是家长与大学招生方式共同催生的，在SAT考分的问题上，这一点体现得最为普遍和明显，然而，这个分数将继续作为学生价值的衡量标准沿用，以致滥用。插一句，如果SAT分数高，真的会得到更多的大学助学金。为了帮助学生获得参与这场军备竞赛的弹药，即提高学习成绩、SAT考分、AP成绩，撰写别具一格的大学申请书，一个庞大的大学预备产业应运而生，具体形式体现为开在大商场的辅导中心、收费14 000美元的周末论文辅导班，以及上门辅导的个人指导老师。这已成为一个年收入达数十亿美元的产业。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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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芭拉·克罗南（Barbara Cronan）担任位于纽约的美国大学理事会营销主管，该组织承办SAT、SAT预考（PSAT）和AP考试。ACT是与SAT类似的考试，由竞争对手ACT公司运作。大学理事会的使命是帮助孩子了解大学教育的重要性、申请方式及支付方式，包括第一代移民子女及来自贫困地区的孩子。克罗南是她家的第一位大学生，作为所在组织的一员，她体会到了极大的个人满足感。

大学理事会认为PSAT和SAT起着均衡器的作用，使不同背景的学生都有机会进入竞争激烈的大学。学生在十年级或十一年级时备考PSAT，参加PSAT考试的学生人数超过其他所有标准化考试的参考人数。大学理事会把PSAT考试数据出售给大学，因此，具备一定能力水平的孩子才得以进入大学的视线。这对于生活在贫困社区和资源匮乏地区的学生来说尤为重要，因为除了这个渠道之外，他们没有任何其他有意义的方式能够接触到这些大学。这使得各大学不停地往学生家里寄发宣传册，直到大学招生季结束一两年后，才告终止。所以，大学理事会相信他们的考试产品在大学录取中所发挥的作用。

考试对大学有什么用处呢？一种广泛的批评意见认为，大学购买PSAT考试数据后，发送宣传册给他们永远也不会录取的学生，从而推高申请人数字，借此推高它们表面的“选择性”，进而推高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的排名。至于SAT在大学录取过程中的价值，据称这份成绩可以预测学生在大学一年级取得成功的可能性。然而，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我交谈的每一位招生官都承认，他们看重SAT，并非因为它可以衡量天资，而是因为它可以衡量财富。情况是这样的：学生只要准备并反复参加SAT考试，就能提高考试成绩，他们能够承担的考试准备和考试次数越多，分数就越高。这意味着，SAT考分与社会经济地位高度关联，而与认知能力的关系不大。

著名作家阿耶莱·沃尔德曼在《坏妈妈》一书中披露了自由放任的养育方式，让人们感到惊异。关于这个话题，她也有自己的看法：“为了让我精心抚养的孩子参加标准化考试，我花了那么多的钱，想起来就觉得这事应该受到谴责。这种东西衡量的是父母的焦虑程度和支付能力，可大学还继续把它作为衡量标准，实在是太荒唐了。”⁹

大学知道SAT衡量的是财富，给大学评级的债券机构也了解这一点。在他们眼中，SAT高分证明大学拥有富有的学生家长，这些人有能力支付账单。

大学理事会对此也心知肚明，鉴于使命所在，他们非常恼火。2014年，他们对SAT考试进行了大范围的重新设计，部分原因就是想使这个考试摆脱迎合富人的考试准备行业。他们希望新的考试能够更好地评估学生应用知识的能力，而不仅是死记硬背的能力，因为学生在大学和生活中都需要这种能力。他们期望这些变化可以改变考试功能，不是测试你准备了多长时间、考了多少次，而是测试你头脑里的知识。但他们也认识到考试准备的价值，因此与可汗学院（Khan Academy）携手合作，向所有人提供免费的SAT准备服务。大学理事会竭力调整他们的考试与理想，SAT最终能否成为均衡器，而不是特权阶层进入精英学校的工具，结果还有待观察。新考卷于2016年上线。

对考试和排名的批评

许多大学官员对SAT考试的目的和价值存有异议，他们每年都收到《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名调查，对于其声称的价值，不认同者大有人在；对其要求评价兄弟院校、搞“选美比赛”的做法，他们尤其反感。大多数人认为，美国教学水平最高的是那些“谁都没听说过”的院校，可他们为什么不停止追随《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呢？这与他们不肯在招生过程中降低SAT分数比重的道理如出一辙。如果他们采取这样的措施，学校的排名就会下降，所以，如果兄弟院校不同步行动，那谁也不会动真格的。并不是说他们未曾尝试，但大家似乎没办法团结起来共谋改变。

劳埃德·撒克（Lloyd Thacker）于2004年创办了教育保护协会（The Education Conservancy），旨在解决大学录取过程中的紧张问题，并将录取过程与高等教育的价值相挂钩。他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大学校长和招生官，看看能否做点事情。撒克毫不掩饰他的热情与焦急，但你不会觉得那是不切实际的狂热。他的对手是整个美国的思维模式，是大学领导人的恐惧与亿万富翁的钱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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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大学已经选择退出《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调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俄勒冈州的里德学院。该校拒绝提供自己的数据，也不提交他们对其他学校的意见，他们接受了随之而来的申请率冲击。

2005年，位于纽约布朗克斯维尔的莎拉·劳伦斯学院停止接收申请人的SAT分数，因为“它无助于预测学生在我校的表现”，反而“严重误导招生工作，因为它有利于上得起昂贵辅导班的人”。《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随后通知该学院，如果他们不提交分数，那将假定该校学生的SAT平均分比兄弟院校低200分左右，¹⁰也就是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故意设置某种条件，惩罚莎拉·劳伦斯学院的不合作。

撒克试图把这些零散的努力势力整合起来，共同抵抗排名束缚。如果大多数院校都能有大无畏的精神，也能采取里德学院和莎拉·劳伦斯学院那样的措施，或许就会形成群体优势。¹¹撒克很快推出了《不参加排名的大学》（College Unranked）一书，¹²书中文章出自一些大学领导之手。他们共同建立了全面的大学搜索网站“大未来”（www. bigfuture.collegeboard.org），这是一个强大的交互式网站，由大学理事会主持，信息比《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网站要多得多。然而，尽管有上述努力，那份杂志的大学排名目前仍然是查看人数最多的大学信息源。

2007年，美国公共电视台《新闻一小时》（NewsHour）栏目的格温·伊菲尔（Gwen Ifill）发现了对大学排名暗流涌动的批评声浪，就此采访了《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主编布赖恩·凯利（Brian Kelly）。她询问大学排名是否“是一种营销工具，类似于《体育画报》推出的泳装特刊那类东西”？凯利回答说：“你知道，我们这方面当然是在做生意。我们是一个新闻组织，是一份出版物，但我们也要赚钱。我们出售自己生产的新闻，所以我们并不羞于承认……但是你知道，实际排名发布以后，事情就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了。”¹³伊菲尔聪明地将《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名特刊与《体育画报》的年度泳装特刊相提并论，因为对这两家杂志出版商来说，整个的财政健康都全靠那一期杂志。¹⁴

像劳埃德·撒克一样，鲍勃·斯滕伯格（Bob Sternberg）也孜孜不倦地想修复这个系统。斯滕伯格是康奈尔大学人类发展学教授，他提出了一套成功的智力理论。同SAT作为分析评价基础的一般智力理论相比，这套理论要宽泛得多。他多年研究标准化考试及其在大学招生过程中的使用，还担任过塔夫茨大学艺术与科学系主任及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的教务长。根据这些经验，他得出了自己的观点。

成长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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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2/3申请名校的学生在学术水平上都是合格的。根据SAT是710分或730分，绩点是3.7还是3.9来考核他们，真是不足为训。如果你想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就不能通过SAT考分或各科成绩来实现这个目标。”

多年来，斯滕伯格和他的同事开发了一系列评估方法，根据使用它们的学校分别将其命名为“彩虹”“万花筒”和“全景”，用于衡量他的广域智力理论，其中包括SAT所测试的分析能力，也会对创意能力、实用和常识，以及智慧和道德能力进行测试。在大学理事会的支持下，他和同事使用“彩虹”对大约1 000名学生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学生在大学一年级能否成功的预测，他的方法准确率比SAT要高出一倍，不同民族或种族学生间的表现差异也有所降低。这些研究结果非常有前途，他所在领域最好的期刊将这项研究作为主题文章。¹⁵然而，由于担心不可能在全美范围内“推广”斯滕伯格的测试，使其得到有意义的使用，大学理事会中止了对该项目的支持。

拉里·莫莫（Larry Momo）是纽约著名大学预备学校三一学校（Trinity School）的升学指导顾问，还曾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的招生官。他对这套制度也是深恶痛绝。¹⁶他曾经在大学理事会论坛发言，要求新任主席采取措施，降低标准化考试在大学录取中的权重，他还希望改变大学录取的方式。“第一次看完材料，一旦判断申请人有学术能力，为避免委员会的人盯着考分，何不干脆撇开它们，而只根据材料做决定？就算这在某一年降低了学校录取的平均分数，那又怎样呢？”

唯一能胜利实现这种变化的是那些最有名望的大学，即使SAT平均分数下降，它们的品牌也依然响亮。这个题目够写一本书的，这里不做专门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