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知識分子的覺醒

我從杭州到上海以後就進當時最大的書局商務印書館當編輯。同時兼了江蘇省教育會的一名理事，膳宿就由教育會供給。但是年輕人幹不慣磨桌子的生活，一年之後我就辭職了。與商務印書館之間的銀錢往來也在翌年清結。

我與幾位朋友在國立北京大學和江蘇省教育會贊助下開始發行《新教育》月刊，由我任主編。雜誌創辦後六個月就銷到一萬份。它的主要目標是「養成健全之個人，創造進化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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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正是歐戰後不久，自由與民主正風靡全世界，威爾遜主義已引起中國有識之士的注意。中國青年正浸淫於戰後由歐美湧至的新思想。報紙與雜誌均以巨大篇幅報導國際新聞和近代發展。中國已經開始追上世界的新思潮了。

《新青年》正在鼓吹德先生與賽先生（即民主與科學），以求中國新生。這本思想激進的雜誌原為幾年前陳獨秀所創辦，後來由北京大學的一群教授共同編緝。《新青年》在介紹新思想時，自然而然對舊信仰和舊傳統展開激烈的攻擊。有些投稿人甚至高喊「打倒孔家店」！這些激烈的言論固然招致一般讀者的強烈反感，但是全國青年卻已普遍沾染知識革命的情緒。

孫中山先生於民國七年（一九一八?）移居上海。我們前面已經談過新誕生的民國的坎坷命運，而且一部分正受著割據各省的軍閥統治。中山先生的國民黨，最強大的據點是南方和上海。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國民黨成立新政府對抗北京政席，以求維護革命人士所致力的原則，並進而推廣於全國。當時廣州的南方政府是由總裁控制的。若干參加分子的政治見解非常膚淺，孫先生無法同意，乃離粵北上定居滬濱，從事中國實業計劃的研究。

他的目光遠超乎當時的政治紛爭之外，他的實業計劃如果順利實現，可以解除人民貧困，促使國家富強，並使中國躋於現代工業化國家之林。根據中山先生的計劃，中國的工業建設分為食衣住行四大類。這些都是人民生活所必需的，孫先生就根據這些因素計劃中國的工業建設。

他設計了貫串中國廣大領土內所有重要商業路線和軍運路線的鐵路網和軍路網；他定下發展中國商埠和海港計劃；他也定下疏濬河流、水利建設、荒地開墾等的計劃大綱。他又設計了發展天然資源和建設輕重工業的藍圖。他鑑於中國森林砍伐過度，又定下在華中華北造林的計劃。

他對工業發展規定了兩個原則：（一）凡是可以由私人經營的就歸私人經營；（二）私人能力所不及或可能造成壟斷的則歸國家經營。政府有責鼓勵私人企業，並以法律保護之。苛捐雜稅必須廢除，幣制必須改善並予統一。官方干涉和障礙必須清除；交通必鬚髮展以利商品的流通。

鐵道、公路、疏濬河流、水利、墾荒、商埠、海港等都規定由國家主持。政府並須在山西省建立大規模的煤鐵工廠。歡迎外國資本，並將僱用外國專家。

孫中山先生是中國第一位有過現代科學訓練的政治家。他的科學知識和精確的計算實在驚人。為了計劃中國的工業發展，他親自繪製地圖和表格，並收集資料，詳加核對。實業計劃中所包括的河床和港灣的深度和層次等細節他無不瞭如指掌。有一次我給他一張導淮委員會的淮河水利圖，他馬上把它在地板上展開，非常認真的加以研究。後來我發現這幅水利圖在他書房的壁上掛著。

在他仔細研究工業建設的有關問題和解決辦法以後，他就用英文寫下來。打字工作全部歸孫夫人負責，校閱原稿的工作則由余日章和我負責。一切資料數字都詳予核對，如果有什麼建議，孫先生無不樂予考慮。凡是孫先生所計劃的工作。無論是政治的、哲學的、科學的或其他，他都以極大的熱忱去進行。他虛懷若谷，對於任何建議和批評都樂於接受。

因為他的眼光和計劃超越了他的時代，許多與他同時代的人常常覺得他的計劃不切實際，常常引用「知之非艱，行之唯艱」的傳統觀念來答覆他。他對這些人的短視常常感到困擾。當他在四十年前倡導革命運動時，他就曾遭遇到同樣的障礙。後來他寫了一篇叫《心理建設》的文章，提倡知難行易的學說。中西思想重點不同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中國人重應用，而西洋人重理知。中國人重實際，所以常常過份強調實踐過程中的困難，有時是實在的困難，有時只是想像的，以致忽視實際問題背後的原理原則。凡是經常接觸抽象原則和理論的人，或者熟悉如何由問題中找出基本原則的人，都不難了解中山先生的立論。在另一方面，凡是慣常注重近功實利而不耐深思熟慮的人，可就不容易了解中山先生的主張了。在清室式微的日子裡，中國並不缺乏銳意改革的人，但是真能洞燭病根，且能策定治本計劃的人卻很少。孫先生深知西方文化的發展過程，同時對中國的發展前途具有遠大的眼光，因此他深感超越近功近利的原理原則的重要，他知道只有高瞻遠矚的知識才能徹底了解問題的本質。

只要我們把握這種基本的知識，實踐起來就不會有不可解除的困難了。真正的困難在於發見基本的道理。事實上，不但真知灼見的事情，必能便利的推行，而在許多地方，即使所知不深，亦能推行無阻。例如水泥匠和木匠，只要他們照著建築師的吩咐去做，即使他們不懂得建築學，也照樣能執行複雜的建築藍圖。醫藥方面的情況更明顯，診斷常常比用藥困難，醫科學生知道得很清楚，在研究醫學之前，他必須對生理學和解剖學先有相當的了解，而在研究生理學和解剖學之前則又得先研究物理與化學等普通科學。每一種科學都是許多為學問而學問的人們經過幾百年繼續不斷研究所積聚的結果。由此可見醫學的基礎知識之獲得比行醫遠為艱難。

與孫先生同時代的人只求近功，不肯研究中國實際問題的癥結所在，希望不必根據歷史、社會學、心理學、科學等所得的知識，就把事情辦好，更不願根據科學知識來訂定國家的建設計劃。因此他們誣衊孫先生的計劃是不切實際的空中樓閣。他們的「現實的」眼光根本看不到遠大的問題，更不知道他們自己的缺點就是無知和淺見，缺乏實際能力倒在其次。以實在而論，他們自己認為知道的東西，實只限於淺薄的個人經驗或不過根據一種常識的推論。這樣的知識雖然容易獲得，但以此為實踐基礎反常常會遭受最後的失敗。

在西洋人看起來，這些或許只是理論與實踐，或者知識與行為的哲學論爭，似乎與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不發生關係。但是中山先生卻把它看得很嚴重，認為心理建設是其他建設的基礎，不論是政治建設、實業建設或社會建設。有一天我和羅志希同杜威先生謁見孫先生談到知難行易問題，杜威教授對中山先生說：「過重實用，則反不切實用。沒有人在西方相信『知』是一件容易的事。」

《新教育》月刊，一方面受到思想界革命風氣的影響，一方面因為我個人受到中山先生的啟示，所以在教學法上主張自發自動，強調兒童的需要，擁護杜威教授在他的《民主與教育》中所提出的主張。在中國的教育原理方面，《新教育》擁護孟子的性善主張，因此認為教育就是使兒童的本性得到正常的發展。事實上孔子以後，中國教育的主流一直都遵循著性善的原則。不過年代一久，所謂人性中的「善」就慢慢地變為受古代傳統所規範的某些道德教條了。因此我們的主張在理論上似很新鮮，實踐起來卻可能離本來的原則很遠很遠。所謂「發展本性」在事實上可能變為只是遵守傳統教條，中國發生的實際情形正是如此。

自從盧梭、裴斯塔洛齊、福祿培，以及後來的杜威等人的學說被介紹至中國思想界以後，大家對孟子學說開始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中國兒童應該從不合現代需要的刻板的行為規律中解放出來。我們應該誘導兒童自行思想，協助他們根據他們本身的需要，而不是根據大人的需要，來解決他們自己的問題。我們應該啟發兒童對自然環境的興趣。根據兒童心理學的原則，兒童只能看做兒童；他不是一個小大人，不能單拿知識來填，更不應拿書本來填，教育應該幫助兒童在心智、身體和團體活動各方面成長。

這些就是指導《新教育》的思想原則。讀者不難覺察，這與當時國內的革命思想是恰好符合的。《新教育》月刊與北京大學師生間知識上的密切關係，終於使我在第二年跑進這個知識革命的大漩渦，擔任了教育學教授，並於校長蔡先生請假時代理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