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启蒙和成就：1800年以来犹太人才智的解放

原为2005年5月10日利奥·拜克研究所成立50周年纪念会上所作的演讲。初次发表于2005年《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第27卷，标题为“犹太人大流散的裨益”（Benefits of Diaspora）。

今天晚上我讲的题目和关于犹太人历史的大部分著述有所不同。我讲的不是外部世界对犹太人的影响；犹太人几乎毫无例外地只占他们居住地人口的一小部分，受到的影响也几乎毫无例外地深远广大。我的题目正好相反，我要讲的是犹太人对人类的影响。特别是18世纪晚期犹太人得到了解放，加之犹太人的自我解放，使这种影响在19世纪和20世纪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的基本论点很简单，也不是什么新颖的见解。阿诺德·波克（Arnold Paucker）在他的《经验和回忆》最后几行阐述得十分精到。像他一样，“我写作此书之时，正兴起一种时髦，甚至对启蒙运动——就是使我们犹太人终于过上了人的生活的进步——也提出质疑”（这是我的翻译）。我还要补充说，正是这个进步使犹太人在最初发明了一神教，启发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创始人之后，得以对世界文明做出了第二个重大贡献。从公元1世纪犹太人被驱逐出巴勒斯坦到19世纪，这一段的世界史既是对犹太人强制隔离的历史，也是犹太人自我隔离的历史。他们生活在非犹太人的社会中，把当地的语言接纳为自己的语言，把当地的烹调法稍作改动以适应自己宗教仪式的要求，但他们只是在很少的情形中才偶尔能够参与所在社会的文化和知识生活，重要的是他们自己也没有参与的意愿。结果，他们对生活的原创贡献微不足道，虽然他们在不同的文化之间，特别是（欧洲）中世纪时期在伊斯兰世界和西方基督教世界之间作为中间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即使在解放以后犹太人自己成就巨大的领域中，他们的中间人作用仍然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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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一个犹太人成就卓著的领域：数学。据我所知，在19世纪之前，现代数学的重大发展没有一项是由犹太人做出的——当然我是外行人，说得不对欢迎指正——也没有发现有哪个犹太数学家在自己的环境内进行研究，做出了重大进步，但很久以后才被更广泛的数学界所发现，比如印度的数学家，他们从14世纪到16世纪的研究是用马拉雅拉姆语写的，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发掘出来。国际象棋是又一个例子。犹太宗教当局强烈告诫不要过分沉迷于它，迈蒙尼德[10]尤其反对下棋，把它视为有碍钻研法学的旁骛。难怪第一个出名的犹太国际象棋棋手是法国人阿隆·亚历山大（Aaron Alexander，1766～1850），他生活的时代恰好与启蒙时代相吻合。

从14世纪到18世纪，这段时间很可能是犹太人被迫或自动集中聚居，与社会隔离的高峰期；1492年后，由于拒绝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被驱逐出西班牙治下的地区，当然也包括意大利和其他地方，结果使这种隔离进一步加强。除了日常生计活动中不得已的接触，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在社会和知识方面接触的机会因此而减到最少。那时，西方大城市中犹太人群体硕果仅存的只剩了阿姆斯特丹主要由西班牙系犹太人组成的社区。很难想象犹太人能够和外面有知识的非犹太人有什么智力方面的非正式接触。要知道，直到19世纪开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犹太人都只能居住在大城市的隔离区内，或者干脆不能在大城市居留。

有句话说得非常正确，在那个时候，“犹太人似乎并不在意外部的世界”。1确实，犹太教在时间的长河中发展出了一套关于正统做法的繁杂的程式规定，其中《安息日律法》加强了犹太人的隔离；而犹太人智力活动的传统形式，对《圣经》和《塔木德经》说教式的阐述，犹太人生活中一切意外状况都从它们包含的教义中寻找解释和应对的办法，这些也都严格限制了犹太人思想与活动的范围。更有甚者，犹太教当局禁止非犹太来源的任何哲学、科学和其他学科的知识，2在最黑暗的沃里尼亚，甚至连外国语言都遭到禁止。3有一个例子最好地说明了犹太和非犹太知识世界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东欧的犹太人中（罕有的）解放先驱者认为，非犹太人文化中任何受过教育的人必读的一些书籍，如欧几里得的著作、关于三角函数的著作、关于地理和人口学的著作等，都必须翻译成希伯来文才能在犹太人中间传播。4

犹太人解放之前和之后的情况对比令人震惊。多少世纪以来，世界的知识和文化史，更不用说政治史，都可以完全忽略不计为正统所承认的犹太人的贡献，可能只有迈蒙尼德是例外。但一进入现代，犹太人的名字在各个领域都占据了超出比例的份额，仿佛一下子打开了装着犹太人才智的高压锅锅盖。然而，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海涅、门德尔松·巴托尔迪、李嘉图、马克思、迪斯累里，还有在以柏林为代表的一些城市中如鱼得水的富裕犹太人当中那种解放后欣欣向荣的氛围，就以为犹太人的隔离被彻底打破了。拿破仑战争结束时，大部分德系犹太人仍然没有融入非犹太人社会，即使在德国本土也是一样，除了在行政上把他们算作有世俗姓氏的治下人民——那是很晚才发生的事。就连最上层的犹太人家族也还没有完全融入。卡尔·马克思的母亲一辈子都觉得说高地德语[11]不那么顺畅自然，罗思柴尔德家族的头两代人彼此通信时用犹太德语，用希伯来字母拼写。生活在哈布斯堡帝国中欧腹地的犹太人则一直没有受到解放的波及，至少直到19世纪40年代，开始可以向城市移居的时候。加利西亚和俄罗斯的犹太人小村子就更晚了。至于美国犹太人，据说“进入20世纪很久以后，大多数移民还都记得传统的犹太社会的情形，或自己就属于”那种受《哈拉卡律法》[12]治理的社会。5大部分西班牙系犹太人也维持了他们传统的隔离状态。除了几个小型飞地，如法国和荷兰的难民社区，以及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的古老社区之外，恐怕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没有哪个地方的犹太人从精英阶层到民众全体融入了周边的社会，比如习惯于使用非犹太人的地方语言。

因此，犹太人的解放不是像喷泉那样突然迸发，而是如涓涓细流汇集为大河。我把《犹太百科全书》中介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分组按生日排列了一下。三组中只有1位是1800年之前出生的，31位出生于19世纪上半叶，162位出生于19世纪下半叶。（解放前犹太人在医学领域就已经在世界上有了一席之地，所以医学家出生日的曲线没有那么突兀。）无须说明，在这个阶段，我们注意的主要是德系犹太人。他们占世界犹太人口的一大部分，而且人数在不断增加，犹太人大规模城市化的主力也是他们。举例来说，1848年，维也纳的犹太人约4 000人，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人数激增到17.5万。

关于少数犹太人精英，比如19世纪早期住在柏林的405家教育良好的富裕犹太人，他们的示范性效力和实际影响都不能低估。6民主前的自由社会就是为这样的群体建立的。所以，尽管意大利犹太人只占人口的0.1％，但根据意大利选举法规定的限制，却等于选民的10％；1851年萨伏依王国加富尔的当选就是靠了都灵犹太人的选票。这也许是一个原因，说明为什么犹太人在西欧和中欧的政治舞台上得以迅速崛起。据我所知，法国大革命几乎没有犹太人参加，其他欧洲国家同情革命的人士中也没有犹太人，除了在荷兰的资产阶级中间，不过那是意料之中的事。相比之下，到1830年革命的时候，法国（特别是南部地区）、德意志和北部意大利的犹太人在政治活动中已是不容忽视的力量，突出的例子是马志尼，他的秘书就是犹太人，他的几位得力干将和资助人也是犹太人。到1848年，犹太人声名显赫到了惊人的地步。一个犹太人当上了法国新革命政府的部长［克雷米厄（Cremienx）］；另一个成了革命的威尼斯的领导（丹尼尔·马宁）。3个犹太人在普鲁士制宪会议上高居要位，4个犹太人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国民议会解散之后，是一个犹太人保存了议会的印章，几年后由他的英国后代还给了联邦共和国。在维也纳，是犹太大学生发出了三月革命的呼唤，维也纳作家宣言的29个签名者中有8个犹太人。在波兰，梅特涅开列奥属波兰地区颠覆分子名单时，上面还没有明显的犹太名字，但几年后，犹太人就表现出支持波兰独立的热情，选入帝国国会的一位拉比和波兰人坐在一起。在实现民主前的欧洲，政治活动，哪怕是革命性政治活动，都专属于一小批受过教育的人。

解放者坚信，他们的事业要成功，必须实现两个改变。一个是实现一定程度的世俗化，另一个是教育犹太人学会并习惯使用书面文化的通用语言，最好是本地的民族或国家语言，但也不一定——想想热情学习马扎尔语的匈牙利犹太人。我说的世俗化不一定是要抛弃犹太人的宗教（虽然解放者中间有许多人一拥而起去皈依基督教，无论是真心的还是出于务实的原因），而是把每时每刻管理着生活各个方面的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宗教降格为生活的一个部分，尽管是很重要的部分。世俗化也包括受过教育的犹太女子与非犹太人通婚或同居，这在文化中以及后来在（左翼）政治中都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妇女解放和犹太人解放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题目，可惜今晚我没有时间讨论这个问题，而且说实话，我也没有资格。

初级教育必须用本地语言，但直到19世纪后1/3的时间，初级教育才得到普及，尽管从19世纪中期开始，识字在德意志的许多地方就已经相当普遍。1811年后，德意志的犹太男孩一般都开始接受公共教育；他们肯定不必像东欧那样，非得去宗教学校学习希伯来文。在俄国和奥属波兰边界以西，犹太宗教小学不再能与世俗学校竞争。到19世纪中期，中学教育的范围仍然很小，相关年龄组（10到19岁）的孩子入学的比例从最少的0.1％（意大利）到最多的2％（普鲁士），能接受大学教育的更是凤毛麟角。这种情况恰好增加了像犹太人这样人数少，但有钱人比例高的群体的孩子上学的机会；因为犹太人高度尊重知识，所以就更愿意送孩子上学。所以，19世纪70年代普鲁士大学中犹太学生的比例到了最高点。随着高等教育开始扩大，这个比例开始有所降低。7

和受过教育的非犹太人使用同样的语言，无论是说、读，还是写，这是犹太人加入现代文明的前提条件，也是打破隔离，实现融合最直接的办法。然而，得到解放的犹太人热情高涨地接受他们所在国的语言和文化还有一个原因，可以说他们不是去加入早已确立的俱乐部，而是在参与俱乐部的创办。犹太人的解放正值德意志、匈牙利和波兰古典文学和各国音乐流派创立之时。有什么能比19世纪早期拉埃尔·瓦恩哈根（Rahel Varnhagen）在柏林所处的氛围更接近德意志文学的前沿呢？正如西奥多·冯塔纳（Theodor Fontane）写到一位热情洋溢的犹太解放者时说的：“只有在他［指卡尔·艾米尔·弗兰佐斯（Karl Emil Franzod）］的周围才能看到对德意志文学真正的兴趣。”8两三代人之后，解放了的俄国犹太知识分子同样，用亚博廷斯基的话说，“疯狂地、无所顾忌地爱上了俄国文学”。只有在使用多种语言的黎凡特，因为没有单一的国家语言文化，语言的改变才不那么重要。由于1860年成立的世界以色列人联盟的努力，现代化的黎凡特犹太人用法语接受教育，同时继续讲犹太—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或土耳其语，但已不再用它们作书写文字。

不过，在所有使犹太人得到解放的语言中，德语比其他语言都更为重要，原因有两个。从柏林到俄罗斯腹地，从斯堪的纳维亚到亚得里亚海沿岸，直到最偏远的巴尔干半岛，在遍及半个欧洲的大片地区，是德语铺就了从落后到进步，从狭隘闭塞到广阔天地的道路。我们现在经常容易忘记这一点。德语是走向现代化的通道。席勒是19世纪德语世界的普通读者渴望道德和政治自由的典型代言人，在这位诗人的百岁诞辰之际，卡尔·艾米尔·弗兰佐斯写了一个题为“席勒在巴尔瑙”的故事，对此做了绝妙的描绘。故事里，一个多明我会修士、一个年轻的鲁塞尼亚乡村小学校长和一个位于被作者愤恨地称为“半亚洲”地区的犹太人村子里的穷孩子得到了一本薄薄的、印刷粗劣的席勒诗集，他们从席勒的诗中发现了19世纪的教育和现代文化带来的解放。9故事以他们朗读《欢乐颂》结尾。在最黑暗的东方，席勒的作品甚至被翻译成希伯来文。德语这种解放的作用说明了在76％的人口都是犹太人的布罗迪市这个加利西亚犹太人最大的中心，长老们为什么坚持把德文定为学校授课的语言。1880年，他们甚至到维也纳的帝国法庭申诉陈情，而且居然胜诉；他们为自己的规定辩护的理由是德文是加利西亚的通用语言，但这显然不是实情。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东欧犹太人都讲犹太德语。它是德语的一种方言，是犹太人以前和外部世界联系的遗物，现在它却像1492年以来的犹太西班牙语一样，成了语言隔离的标志。按一般情况，犹太德语本应和普遍作为口语与书面语使用的国家语言共存，其他的德语方言就是这样存在了下来，至今瑞士德语仍在使用。但犹太德语不同，它是犹太人加入现代世界的障碍，因此必须去除。这是语言上的必要，也是意识形态上的必要，因为犹太德语是最蒙昧的群体使用的语言。身穿“德式上衣”，讲波兰语或德语，这是华沙一小群解放先驱者的标志。10无论如何，讲犹太德语的移民的孩子去德语学校上学，在语法上先就居于劣势。他们的语法用犹太德语是足够了，但用于书面德文就有错误。得以跻身于上流社会的犹太人新贵甚至会在形象和语言上和自己的出身完全划清界限。阿瑟·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的小说《通向野外的道路》对世纪末维也纳犹太人的同化作了细致入微的敏锐描述，里面个性强烈的富商老艾伦伯格在他太太的沙龙里，当着非犹太人“上层人士”的面故意在谈话中夹杂一两个犹太德语的词，以此表示抵抗维也纳犹太人同化入德国文化的渴望。11

这样，讲犹太德语，未同化的东方犹太人和同化了的西方犹太人之间就出现了根本性的分歧，直到双方都葬身于希特勒的大屠杀。12这种分歧尽管肯定在有知识的人士之间有所谈及，但它似乎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布科维纳正式爆发的。13那里骄傲的中产阶级人才济济，受过极好的教育，他们遇上了第一波（由对德国化的怀疑者发起的）要通过犹太人自己的民族语言——犹太德语——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地位的努力。对得到解放的中欧犹太人来说，“东方犹太人”所代表的不是他们，也不是他们想要的；那些人与他们截然不同，几乎是另一个物种。我记得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住在维也纳，一次听了大人的谈话后我问一位年长的亲戚：“这些东方犹太人都叫什么样的名字？”这使她大为窘迫，因为她知道我父母双方，格林家和科里斯舍纳家，就是从奥属波兰直接迁来维也纳的，正如德国犹太人中的一些名人，如鲁道夫·莫斯（Rudolf Mosse）、海因里希·格雷茨（Heinrich Graefz）、伊曼纽尔·拉斯克（Emmanuel Lasker）和阿瑟·鲁宾（Arthur Ruppin），也是直接从普属波兰移居维也纳的一样。

其实，正是东方犹太人自19世纪晚期开始的大规模移民标志着并帮助改变了犹太人对现代世界的影响。从19世纪到20世纪，犹太人对非犹太社会的影响显然有其连续性，但犹太人在20世纪的影响力是19世纪所无法比拟的。19世纪这个开明的资产阶级世纪进入20世纪时，正合了一本重要的新书书名——“犹太人的世纪”。14美国的犹太人社团成为西方犹太人最大的群体。与其他发达国家的犹太人不一样的是，美国犹太人主要由贫穷的东方犹太人组成，人数众多，当时已经同化了的德裔犹太人的圈子容纳不下他们。这些后来的犹太人虽然在法律上与别人同等，但在文化上一直处于社会的边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15波兰和俄国的犹太人在俄国革命的帮助下，通过大规模的政治觉醒实现了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改变了犹太人解放的性质，包括犹太复国主义所争取的解放的性质。20世纪下半叶受过教育的人从事非体力劳动的机会大大增加，尤其是在中高等教育行业。另外，法西斯主义抬头，以色列国的建立，1945年后西方反犹歧视的急剧减少，所有这一切也都改变了犹太人解放的性质。犹太人在文化舞台上的大规模存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都是不可想象的。显然，过去也无法想象有这么多自我意识强烈，特别喜欢买书的犹太读者；这种情形明显地影响了关于犹太主题的文学大众市场的形成，先是在魏玛共和国，继而在其他地方。因此必须把这里涉及的两个时期清楚地区分开来。

从一开始，解放了的犹太人对所在国社会的贡献就大得超乎比例，但由解放的性质所决定，这种贡献并没有犹太文化的特性，因为犹太人一心想作纯粹的法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和英国人。而且，即使他们所在的社会中反犹情绪仍广泛存在，但在那个开明的时期，那些社会也欢迎一个能加强它们的政治、文化和民族价值观的富裕繁荣、教育良好的少数群体。16举通俗娱乐业为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犹太人在其中占据着统治地位。这个行业包括欧洲和美国的轻歌剧和音乐舞台剧、话剧，后来又加上电影，还得算上大西洋两岸的通俗歌曲。19世纪时，奥芬巴赫是法国人，施特劳斯是奥地利人。即使在20世纪，艾文·伯林也算是美国人。在全部由犹太人控制的好莱坞的全盛时期，若是想找出祖克尔（Zukor）[13]、洛伊和梅耶（Loew和Mayer）[14]心目中百分之百的美国白人价值观以外的东西，或者名字像移民的电影明星，那简直是痴心妄想。在统一后的意大利，占人口0.1％的犹太人在公共生活中发挥着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大的作用：有17个犹太人进了参议院或官至总理或部长，甚至将军。17然而，他们与其他意大利人没有任何分别，直到1945年后，才有历史学家提醒我们注意犹太人超乎寻常的入阁比例。

高等艺术也是同样的情形。犹太人作曲家谱写的是德国和法国音乐。从某种意义上说，犹太音乐家和表演大师今天仍是如此。当年他们精湛的技艺征服了歌剧院和音乐厅的听众，是愚昧黑暗的东方第一丝解放的曙光。20世纪伟大的犹太小提琴家和钢琴家加强了西方古典音乐的曲目，而没有像名不见经传的吉人赛提琴手、黑人爵士乐手和拉丁美洲的音乐家那样，去扩大音乐的范畴。19世纪伦敦的少数几个爱尔兰作家（王尔德、萧伯纳、叶芝）在英国文学上留下的“爱尔兰”印记比犹太作家在19世纪欧洲文学上留下的犹太印记大得多，也明显得多。另一方面，在“现代主义”时代，犹太人对本国文学和视觉艺术的贡献更加明显，影响也大大加强。这可能是因为这些领域中现代主义的创新使其对获得解放的新来者以及在世界上地位尚不确定的群体特别有吸引力，也可能是因为19世纪的社会危机使非犹太人更加关注犹太人的游离状况。20世纪给西方文化灌注了犹太意识十分强烈的心理分析之父的思想。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的中心人物是犹太人，托马斯·曼也专注于这样的主题，卡夫卡则是在死后对20世纪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反之，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总的来说反映的是美国的状况，也有全球性的含义；在我们为之所感动的时候，我们几乎没有注意到戴维·马梅特（David Mamet）的意见，那就是这部话剧的素材是典型的犹太人经验。

在视觉艺术中，原来只有一两个刚好是犹太人的名人（利伯曼、皮萨罗），到20世纪则出现了一大批犹太人，在游历各国，四海为家的艺术家中占了很大比例。从伟大的柏林/莫斯科1900～1905年艺术展的目录所载“艺术家生平”中可以看出，其中大约20％是犹太人，而且他们的名声更加卓著（莫迪里阿尼、帕散、马库西斯、夏加尔、苏蒂恩、爱泼斯坦、利普希茨、利西茨基、扎德基恩），有时他们犹太人的特征也更加明显。最近，在美国化的大众传媒文化中，就连非犹太人的记者在英语中都引入了犹太德语的惯用语和成语。今天，大多数讲英语的非犹太人都明白“chutzpah”（厚脸皮）这个字的意思，而40年前，除了犹太人几乎没人知道。

既然民族和文化对现代自然科学没有影响，这个领域的情况自然不同。自然科学在20世纪离常识越来越远，外行人也越来越弄不懂。犹太人在这一领域的贡献自1914年后大大增加，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记录就是证明。然而，只有意识形态的极右派才会把犹太人和科学联系起来，成为“犹太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操作空间相对较大。确实，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处于急剧历史变革时期社会的性质、结构和变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几乎从一开始就特别吸引解放了的犹太人，在这一点上，圣西门的追随者和马克思开了先河。这也正符合犹太人支持全球革命运动这种可以理解的倾向，在受马克思激励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时代，犹太人的这种倾向也特别突出。可以说，19世纪早期的西方犹太人是受外来的意识形态激励而得到解放的，而东方的德系犹太人基本上是通过与他们紧密相连的普遍革命的意识形态自己解放了自己。就连建立了以色列国的犹太复国主义也深深地浸透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结果，在20世纪，有些领域发展了起来（比如在欧洲的某些地区，社会学，特别是心理分析，十分发达），其中的研究者似乎犹太人特别多，如同国际级小提琴大师的队伍。但这类科学的特点，像犹太人有突出贡献的所有其他领域一样，不是它们与哪个民族有什么特殊联系，而是它们缺乏确定的概念，因此为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有人正确地说，在英国，“（中欧）流亡者最大的影响可能是在较新的、跨学科的领域（艺术史、心理学、社会学、犯罪学、核能物理、生物化学），以及变化最快的专业（电影、摄影、建筑、广播），而不是在确立已久的领域。”18爱因斯坦成为20世纪科学的最出名人物，不是因为他是犹太人，而是因为在一个智力激荡变化不已的世纪中，他成为了一门处于巨变之中的科学的标识。

这就讲到了我这篇关于犹太人对西方文化和知识贡献的概览的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它在有些地区比别的地区明显得多？拿实打实的诺贝尔科学奖来说，让我们看一看来自英国、俄国、以色列和南非的获奖人之间的分别。英国共有74位获奖人，其中有11个犹太人，但可能除了1人以外，没有谁是在英国出生的。俄国自从1917年以来共有11位获奖人，6人或7人是犹太人，应该都是本地人。直到2004年以前，以色列在任何国家的研究者都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尽管以色列的人均科学论文产量居于世界前列。不过，2004年有两位以色列人获奖，一个出生在本国，一个出生在匈牙利。另一方面，自从以色列建国以来，南非人数不多的立陶宛犹太人（大约15万人）出了2到3位获奖人，虽然他们都是在非洲大陆以外的地区做研究的。如此悬殊的分别该如何解释呢？

我们对个中原因只能猜测。很清楚，在科学领域中，专业研究人员的大量增加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请记住，即使在1913年，全普鲁士的大学教授加起来还不到2 000；德国公立中学教师的人数不超过4 200。19科学领域中学术界的职位少得如此可怜，这是否解释了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学术界著名的常规经济理论家中居然没有犹太人这一现象呢（一个出名的例外是李嘉图）？相比之下，犹太人在1918年之前获得的诺贝尔奖主要都是化学奖，一个肯定有关的因素是化工是第一个大量雇用在学校受过专业训练人士的行业——光是德国的三大化学公司就雇用了大约1 000人。20我父系一边有7个叔叔，他们当中唯一一个在1914年之前从事专业职业的就是做化学家的那位。

不过，这些都是表面上的原因，尽管是不能忽视的原因。显然，如果1948年后美国学术界没有对犹太人开放，或没有大规模扩张，那么就不可能在1970年后涌现出如此大批的美国本土诺贝尔奖获得者。21但我要说，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隔离，无论是犹太人解放前的那种隔离，还是由领土/民族主义造成的隔离；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犹太人在以色列虽然相对来说为数众多，但在诺贝尔奖获奖方面的表现却相当令人失望。看起来，生活在非犹太人当中，并同他们打交道，能够刺激更高级的创造性发挥，正如它刺激了笑话、电影和通俗音乐的发展一样。从这个角度看，住在布鲁克林还是比住在特拉维夫好得多。

另一方面，历史证明，在犹太人至少在理论上获得了平等权利的地方，他们在同非犹太人的关系中感到一定程度的不安反而是有好处的。这样的情形在德国和哈布斯堡帝国表现得很清楚，在美国也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相当长的时间后。20世纪上半叶在俄国/苏联、22南非和阿根廷也肯定如此。南非和美国的犹太人大力支持其他遭到官方种族歧视的群体，当然就是这种不安的表现。并非所有犹太人社区都有这种不安。我要说，即使在容忍度最高的国家，如第三共和时期的法国、弗兰茨·约瑟夫治下的西奥地利以及马扎尔人大规模同化时期的匈牙利，对犹太人的才智激励最大的时候也许还是他们意识到同化的有限性的时候，那就是在德雷福斯事件发生的那个10年长大成人的普鲁斯特笔下的世纪末，是勋伯格、马勒、弗洛伊德、施尼茨勒和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的时代。比起其他地方，英国的犹太人在国家领导层没有什么显赫的人物，在社会主义和社会革命运动的理论方面表现得也不突出，更不像别的地方的犹太人反叛性那么强——肯定比不上莱茵河以东和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人。对此，我无法提出任何结论性的意见，而且无论在希特勒上台和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以前情况如何，现在都已经时过境迁。

但今后会怎样呢？1945年之后的时代看到，犹太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产生了两个全然不同的结果。一方面，它使全球犹太人口的相当一部分集中到了一个民族国家——以色列。以色列本身也是犹太解放的产物，现在决心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流散海外的犹太人人数因此而大量减少，在伊斯兰地区尤其如此。另一方面，在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对犹太人几乎是全盘公开接受，我青年时代的反犹主义和歧视消失于无形；同时，犹太人在文化、知识和公共事务领域中取得了无与伦比的空前成就。启蒙运动在大屠杀后散居海外的犹太人中的胜利是史无前例的。然而，现在有些人想退回宗教极端正统的老的隔离中去，或建立纯粹基于民族血缘的国家，形成新的隔离；他们如若得逞，则非犹太人之福，亦非世界之福。

[10] 迈蒙尼德（Maimonides），12世纪犹太法学家和哲学家。——译者注

[11] 高地德语，德国的标准语。——译者注

[12] 《哈拉卡律法》，《塔木德经》中的口授部分。——译者注

[13] 祖克尔，派拉蒙电影公司的创始人。——译者注

[14] 洛伊和梅耶是米高梅电影公司的共同创始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