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犹太人与德国

原为书评，评论彼得·普尔策（Peter Pulzer）所著《犹太人和德国国家：一个少数群体的政治历史，1848～1933》（Jews and German State：The Potitical History of a Minority，1848～1933.牛津：布雷克韦尔出版社，1992）和露丝·盖伊（Ruth Gay）所著《德国的犹太人：历史肖像》（The Jews of Germany：A History of Portait.纽黑文和伦敦：耶鲁大学出版社，1992）。初次发表于《伦敦书评》1993年第15卷，标题为“思乡”（Homesickness）。

直到18世纪晚期，大部分世界史都可以把犹太人一笔带过。这为数不多的一群人为世界开创了一神教的宗教，这一贡献得到了伊斯兰教的承认，但它给基督教带来了无尽的麻烦，或者应该说，为不幸生活在基督教统治下的犹太人带来了无尽的麻烦。在几乎整个西方思想和知识史中，在东方的伟大文化所有相关方面的历史中，犹太人的直接贡献恐怕用几条脚注就可以装下，尽管他们作为中间人和文化传输人的作用不可小觑，特别是在传统的地中海文化、伊斯兰文化和中世纪西方文化之间。然而，犹太人这个即使在大屠杀之前人口最多的时候也还不到世界人口百分之一的小小的民族，在20世纪的文化、知识和公共生活中都占据着不同寻常的显要位置，有鉴于此，他们在历史上的默默无闻令人不禁感到惊讶。

由于过去不准犹太人参与公共生活，所以法国大革命之前公共生活中没有他们的影子应该在意料之中。但可以看到，过去2 000年来大部分时间，可能只除了希腊文明时代之外，犹太人的智力活动几乎全部是在他们自己的小圈子里面进行的。多少世纪当中，从斐洛·尤迪厄斯（Philo the Jew）到斯宾诺莎，只偶尔有智者似乎认真注意过非犹太人的思想，像迈蒙尼德这样的人正好生活在穆斯林的西班牙的开放文明中，这绝非偶然。大拉比们为犹太教神圣的教义教规撰写极尽巴比伦式繁复精微的评注，这些评注仍然是犹太塔木德学院的主要课程。他们对不信教的人的观点不感兴趣。只是在医学领域，犹太人公认的专业知识跨越了族群的界限；但除医学之外，犹太人的求知和智力活动都集中于宗教问题上。犹太德语中指敬神场所的词“synagogue”（犹太会堂）不就是古德语中的学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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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聪明才智像储量巨大的油田，经由18世纪的启蒙运动这人类历史上最值得钦敬的运动开启了它。启蒙运动取得了许多造福人类的伟大成就，其中就包括对犹太人的解放。约瑟夫二世于1781到1782年颁布《宽容令》之后几乎一个世纪之内，这一法令的执行还只限于西欧和中欧西部的小型犹太社区，犹太人也几乎没有在他们日后成就卓著的一些知识领域有任何突出的表现。考虑到这一点，就会意识到犹太人对19世纪的贡献是多么不同寻常。哪个世界史的撰著人能不注意李嘉图和马克思呢？而他们二位都是解放的头半个世纪的产物。

可以理解，多数关于犹太历史的作者——他们自己也大都是犹太人——都偏重于外部世界对犹太人的影响，对犹太人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却着墨不多。即使彼得·普尔策的杰出著作《犹太人和德国国家：一个少数群体的政治历史，1848～1933》也没有完全脱离这个窠臼。对德国政治影响最大的两个犹太人，德国劳工运动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拉萨尔，在书中几乎没有提及（一共只有三处提到拉萨尔，其中一处还是关于他父亲的），而且，作者对于“在德皇威廉时期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内和有关辩论中许多犹太人地位显赫，但犹太选民对他们的支持却并不热情”这种情形显然感到不舒服，所以宁肯专门论述犹太选民的情况。

不过，书中卓有见地，有时过于详细的分析基本上没有沉溺于犹太人历史上的分离主义。此书也许是德国犹太人自由主义最后硕果仅存的著作，属于伦敦利奥·拜克研究所那一批历史学家的传统。它沉着、低调的力量和论述的持衡正是这个卓越的研究所在阿诺德·珀克（Arnold Paucker）和韦尔纳·莫斯（Werner Messe）这样的学者主持下产生的著作的特点。普尔策和他在利奥·拜克研究所的同事们一样，明白自希特勒之后一般人难以理解的情况，那就是德国犹太人仍然感到自己在骨子里就是德国人，他们“在汉普斯特德、华盛顿高地、好莱坞和纳哈里亚这些地方建立起了‘第四帝国’；他们仍然读莱辛、康德和歌德的书残纸旧的著作，依旧听录有富特文格勒指挥的音乐和《三分钱歌剧》的有了划痕的唱片。这证明了德国文化的根深蒂固。”简而言之，他明白为什么得到解放的19世纪的犹太人如此热切地要“宣布他们离开了犹太人聚居区，进入了（现在愿意接受他们的）文明”。

“在所有犹太人当中，德国犹太人在知识智力方面占主导地位，甚至是统治地位”，原因之一是得到解放的犹太人中讲德语的比讲其他语言的多，即使只算1871年成立的德意志帝国领土上的居民。而且，正如露丝·盖伊论说明晰、有大量插图的《德国的犹太人》一书所表明的，德国犹太人中压倒多数的是本地人，即使在东方的犹太人开始大批向西移民，并由于学校教育放弃犹太德语而用德语之后，也没有改变这种状况；不过这本书也同样忽视了马克思和拉萨尔。

然而，德国文化波及的地区要大得多。普尔策观察到（但没有强调），德国社会民主运动众多知识界的领导人物，包括除一位以外所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从别处转到德国活动的，有从哈布斯堡帝国来的（考茨基、希法亭），也有从沙皇俄国来的（卢森堡、帕尔乌斯，还有马尔赫列夫斯基和拉狄克）。这表明，在从俄国边界直到法国国界的广袤地区，德语代表着文化。德国犹太人和德国文化区其他地方获得解放的犹太人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前者只有德国文化，后者则有许多人是多文化，甚至是多语言的。也许就是这些人构建了20世纪80年代捷克和匈牙利的持不同政见者梦寐以求的理想的中欧，希望能把否则不相往来的各个文化和人民团结在一起，成为多民族的帝国。

而且，是他们把德语带到了哈布斯堡帝国最偏僻的角落，甚至在那里建立起了帝国的前哨，因为，作为那些地方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最大的组成部分，他们在生活中使用标准的书面体德语，而不是东方讲德语的各个群体使用的方言，如斯瓦比亚语、撒克逊语和（经德国语文学家不无遗憾地确认的）犹太德语。德语是自由和进步的语言。露丝·盖伊书中记载，像雅各布·弗罗默这样的波兰犹太神学院的学生借助两种字典——俄希（伯来）字典和德俄字典——偷偷地学习《塔木德经》评注中的德文。席勒的作品打碎了另一个寻求解放的波兰人所说的“迷信和偏见的枷锁”。现在，犹太人聚居的小村庄已经成为历史，今人尽可对它怀旧凭吊，但当时不得不在那里生活的年轻男女却深受其苦。

德国犹太人一心想做德国人，但正如普尔策敏锐地指出的，他们想融入的“不是德意志民族，而是德国的中产阶级”。因此，对“同化”这一19世纪提高社会地位的伟大梦想最经常的指责完全不适用于德国犹太人。他们并不否认他们的犹太身份，即使极少数皈依别的宗教的人也没有放弃犹太人的身份。普尔策表明，尽管德国犹太人经过了大规模的世俗化，并坚决致力于成为德国人，但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犹太文明，直到在希特勒手中遭到灭绝。德国犹太人对自己身份的坚持也不是对反犹主义的反弹，普尔策提醒我们，德国的反犹情绪比起别的地方还是比较温和的。沦为难民的物理学家鲁道夫·佩尔斯爵士说：“在希特勒之前的德国，犹太人的身份是个可以承受的负担。”使赫茨尔皈依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不是德国的反犹主义，也不是维也纳明显得多的反犹情绪，而是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

不过，普尔策在描述把犹太人团结在一起的纽带时不该用“族裔”一词，因为犹太人感觉彼此之间的联系不是生物的，而是历史的。他们不认为自己是由血缘或祖先的宗教联系在一起的群体，而是像奥托·鲍尔说的，是“共命运的群体”。不管如何称呼他们，解放了的犹太人的群体行为都和非犹太人的行为有所不同。（东方犹太人当然在行为举止上和别人大不一样。）普尔策书中的大部分篇幅用来介绍他们具体的政治行为。作为群体，他们在德国的政治光谱上属于温和的自由左派，但绝不是极左派，这并不令人惊讶。即使自由主义在希特勒崛起的年代里崩溃之后，犹太人转投的也是社会民主派，不是共产党。德国犹太人与哈布斯堡帝国和沙皇俄国的犹太人不同，他们不相信救世主。可以说，他们中间加入共产党或投票给共产党的人数相对较少。在1933年之前，同样为数不多的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者把犹太复国主义视为个人信仰的重生，而不是向外移民的纲领。和东方犹太人不同，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用他们中间一个人的话说）“瓦尔特（瓦尔特·冯·德尔·福格威德）、沃尔夫拉姆（沃尔夫拉姆·冯·埃申巴赫）、歌德、康德和费希特的土地上”的外人。

简言之，德国犹太人在德国安然自得。他们的遭遇也因此成为双重的悲剧。他们不仅将遭到灭顶之灾，而且对自己的命运毫无警觉。普尔策花了很多笔墨来解释相信自由主义的德国犹太人为什么即使在1933年以后也没能，或者应该说不肯，认识到希特勒的意图。当然，没有人能够料到最终在马伊达内克和特雷布林卡集中营所发生的事情，连做梦也想不到；东方犹太人经历了1918～1920年的事件，见过自己的亲戚遭到周围的人的屠杀，被杀的人数以千计，但就连他们也没有想到后来的惨状。无人能够想象。1942年，第一批关于种族灭绝的可信报告传到西方时，没有人愿意相信。人类历史上无此先例。然而，1933年1月30日的事件[15]发生时，本人正住在柏林，当时还是学生。我可以作证，那时有些人已经感到在希特勒政权下会大祸临头。确实，尽管许多犹太人不愿意离开德国，但也做了最坏的准备，可惜他们还是低估了灾祸的程度。毕竟，按1933年德国犹太人的人数来算，从那以后的6年内，几乎2/3移民他国，因此得以幸存，不像他们不幸的波兰兄弟。然而，即使德国掌握在纳粹手中，犹太人离开也是不情不愿的。比如，德意志银行创立人的一位后代把妻儿送到了安全的地方，自己在1938年“水晶之夜”发生后宁肯自杀也不肯离开德国。

幸存者的遭遇也很悲惨。德国文化雄伟、辉煌、壮丽，保加利亚犹太人埃利亚斯·卡内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写道：“我思想的语言仍然是德语”；只有经历过那个文化的人才能充分体会失去它的痛苦。只有那些姓氏依然记录着祖辈在黑森、斯瓦比亚和法兰克尼亚居住过的市镇乡村的人才知道被连根拔起的悲伤。他们的损失是不可弥补的，因为中欧的犹太人社区再也不可能重建，即使能够重建，他们所属的德国文化也已风光不再，从世界文化降为地区文化，几乎可以说是较大的地方文化。

德国失去了什么呢？具有矛盾意味的是，德国的损失可能比过去哈布斯堡帝国内的国家损失得少，因为德国犹太人融入了现存的中产阶级文化，而哈布斯堡帝国得到解放的犹太人创立了新的文化，像维也纳的文化，就同德国的很不一样。从文化上说，驱逐或消灭犹太人并未给德国带来太大改变，虽然它比1933年以前更狭隘了，不再处于中心的位置。不过这其实是低估了德国的损失。对落后地区希望进步的欧洲人来说，德语不再是代表现代化的语言。它不再是从东京到剑桥的每一个学者都必须掌握的用于学术发表的语言。当然，这种情况不单单是犹太人的逃离或死亡造成的。但犹太人的消失在一个方面显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1900年到1933年，几乎40％的诺贝尔物理奖和化学奖都花落德国；但自1933年以后，比例降到只有1/10。历史以悲剧式的嘲讽或黑色幽默记录下一位诺贝尔奖获奖者坚持要在1945年后重访德国，因为“他对德国语言和风景有着遏制不住的思乡之情”。

[15] 指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