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欧洲资产阶级社会的文化与性别,1870~1914

初次发表在《技术、识字和社会演变:杰克·古迪工作的意义》(Technology,Literacy and the Evolutim of Society:Implications of the Work of Jack Goody.劳伦斯·厄尔鲍姆出版社2006年版),大卫·奥尔森和迈克·科尔编辑。

19世纪中期,英国开始定期出版公共生活或其他公共领域中人物介绍的汇编,其中最出名的是《当代绅士名人》(Men of the Time),它是现今《名人录》(Who.s Who)[17]的老祖宗,而《名人录》又衍生出了众多关于人物生平的参考书。在开始审视1870~1914年间资产阶级文化中两性在公共和私人场合的关系之前,我先要提及这个小小的,但意义重大的文字上的改变。1

这个文字上的改变意义重大,不是因为过去只介绍男性的参考书决定从今往后也介绍女性。事实上,《当代绅士名人》很早就留出了一小部分篇幅介绍女性名人;《名人录》自1897年起也开始介绍女性,但此类人物介绍汇编的女性比重一直没有很大的增长。曾在这方面做过努力,但比例仍维持在3%到5%。直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掀起了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才有更多妇女进入了不以性别作基础的参考书:《英国传记大辞典》1970到1980年补编中15%的条目是女性。这个文字改变的重要之处,在于正式承认妇女作为一种性别在公共领域有一席之地,而以前她们一直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只除了少数几个例外。最资产阶级化的大不列颠被一个女人统治了50多年之后,女性才有权正式跻身于公共人物的行列,这一点突出地表明了这个改变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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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再举一个承认女性公共作用的例子。1908年伦敦的英法博览会像以前19世纪所有的世界博览会一样,汇集展示了各种象征,包括流行的态度。这次博览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第一次和奥运会一起举办,[18]就在奥运会比赛的体育场内进行,也是因为它专门设了一个女性作品厅。对这个展厅里面的展览我们无须在意,但有两点值得一提。其一,根据当时的报道,女艺术家宁肯把作品送去不做性别区分的艺术厅展出,而不愿在女性作品的题目下参展;其二,妇女工业理事会抗议说受博览会雇用的女性工人劳动负担过重,报酬则太低。2这里的意义是,女性作品厅颂扬女性,把她们看作行动者,不是被动的实体;把她们看作积极进取的个人,不是家庭和社会机器上的螺丝钉。

如果对比一下过去和新时代参考书中列名女性的标准,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变化。世纪早期这方面典型的刊物(《当代绅士名人》庆祝维多利亚女王登基50周年专刊)中列举的女性中一大部分不是因为她们自身的成就,而是因为家庭关系(是著名男性的姐妹、女儿、妻子、遗孀、情妇,或其他关系人),或因为她们是皇家或贵族的亲戚(这与前者的性质相同)。后来的参考书拿不准如何处理这类人物;典型的做法是把她们放在皇家和贵族女子一栏中,但总的倾向是不再包括她们。

女性得到公共承认的第三个证据是做出了认真的努力,千方百计寻找合格的人选来展示女性在公共领域中的成就。《当代男女名人》开始几期列举了一些年轻女子,只是因为她们大学考试得了高分,那几期还临时加上了一些贵族女子以壮门面。后来这两种做法都不再沿用了。3可能更引人注目的是诺贝尔奖建立头几年中女性在获奖者中的突出地位。从第一次颁奖的1901年到1914年,诺贝尔奖四次颁给女性(塞尔玛·拉格勒夫获文学奖,贝尔塔·冯·苏特纳获和平奖,玛丽·居里两次获科学奖)。恐怕以后任何一段相等的时间内都不会再有这么多女性获得诺贝尔奖。

简言之,19世纪末的欧洲和北美出现了一股明显的倾向,要把女人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意义上的人来对待,要把她们看作和男人一样的人,因此也是同样有可能做出成就的人。这在当时正在起步的极具象征意义的体育界表现得十分明显。在英国、法国和美国建立网球男子单打锦标赛之后没几年,就建立了女子单打锦标赛。允许妇女,甚至已婚妇女,参加个人锦标赛,这在今天看来也许算不上革命性的行为,但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可谓惊世骇俗之举。当然,从某个意义上说,把第二性看作有成功潜力的个人的趋势与要求承认妇女拥有属于资产阶级个人的传统权利的压力正好不谋而合。在形式上或机制上,大部分国家直到1917年后才承认妇女的公民权,但这股潮流的力量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时期进步的高速迅猛中可见一斑。1914年,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妇女拥有投票权,但10年后,妇女投票权已被写入欧洲和北美大多数国家的宪法。与公共领域中的妇女更直接相关的是英国王室于1917年第一次建立了对男女平等开放的论功行赏的嘉奖制度——大英帝国勋章。

虽然女性进入公共领域理论上并不限于任何特定阶级,但实际上,我们看到,这类女子绝大多数都属于上层阶级和中层阶级,当然,娱乐界总是一个重要的例外。几乎所有其他能使女子出名的活动,无论是否专业性的活动,都需要要么有闲,要么有钱,要么受过好的教育,或三者齐备。劳动阶级的大部分妇女根本就没有这么好的条件。就连找到一份有报酬的工作或进入劳动市场对中、上层阶级的妇女都有公共意义,而这对劳动阶级妇女却是家常便饭,因为根据定义,劳动阶级都要劳动,多数人在生活的某个阶段都得做工挣钱,哪怕只是出于经济上的需要。另一方面,工作,特别是有报酬的工作,被认为和资产阶级女性向往达到的淑女身份格格不入。因此,一个中产阶级女子出去挣钱,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不正常的,在别人眼中,她不是可怜的苦命人,就是叛逆。无论是作为受害者还是作为叛逆,她都引起了和她的社会身份相关的公共领域的问题。此外,中产阶级女子希望进入的教育机构和有组织的职业——它们对其他阶级来说完全遥不可及——还对她们百般阻挠。所以,女性在这方面的成功本身就是引起公共兴趣的事情。1891年,没有男青年会因为仅仅得到大学毕业证书就列入《名人录》,但女青年就有可能因此被列入。所以,这一章实际上几乎完全讲的是属于或立志进入资产阶级的女子,当然,还有社会地位更高的女子。

在此无须过分深究上述发展的原因。显然,中产阶级妇女要进入公共领域的呼声很高。无疑,她们对公共生活的参与是以前的人(除了几个革命者以外)所无法想象的。她们能做到这一点,多亏一些重要的男性的支持,这也是毫无疑问的。那些男性首先是家庭中对女性有统治权的男性,其次是管理着妇女想进入的机构的男性,尽管后者不情不愿,拖拖拉拉。从这个意义上看,两性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是不可分的。

为了明显的原因,我们通常只强调妇女解放所遇到的反抗。确实,那种反抗顽固无理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任何不抱偏见的现代人在观察19世纪的情况时首先就会注意到它。1907年,维也纳心理分析学会曾就一篇关于医学院女学生的文章展开过讨论。那篇文章大放厥词,说女学生之所以上学是因为她们长得太丑,找不到丈夫,并说她们行为放荡,腐蚀男学生的道德,还说学习对女性根本不合适。彬彬有礼地对该文章进行讨论的那些心理分析家作为维也纳资产阶级的男性成员,肯定不属于固守传统或一味反动的那一类。然而,虽然他们不赞成文章作者谴责女学生的尖刻语气,但弗洛伊德就认为:“学习对妇女确实无所裨益,总的来说,妇女的命运并不因此而得到改善。而且,妇女在性的升华方面无法与男人相比。”

另一方面,我们绝不能忘记,每一个得以走出家门的资产阶级女子的背后都有一位父亲;是他同意她进入社会,也肯定是他为她支付各种费用,因为任何有“淑女”地位或形象特点的年轻女子若是没有父母或其他家长的首肯,很难找到有报酬的工作。事实上,父母给了女儿很多支持。只要想一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40年间女子中学教育的迅猛发展即可明了。从1880年到1913年,法国男子公立中学的数目维持在330~340所之间,但女子中学却从零猛增到138所,使男女中学生的比例上升到3∶1。在英国,1913年到1914年女子中学的数目和男子中学相去不远:350所女校对400所男校。在那30年前,甚至10年前,这都是不可能的事。

有意思的是,这一过程中各地的情况很不一样,不过,我无法解释这种分别的原因。比如,1900年时,意大利女子中等教育等于没有,全国才有7 500名女中学生,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瑞士的女子教育也增长乏力,但俄国女中学生人数高达25万。如果因美国的大学生人数不可比而不予考虑的话,俄国在女子大学教育方面也独占鳌头。1910年俄国有9 000名女大学生,大约为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总数的2倍,奥地利的4倍。4众所周知,第一批给女生提供宿舍的是瑞士的大学,时间在19世纪80年代,主要是为来自东欧的学生准备的。

妇女教育的增长有没有物质的原因尚不明了,但父母思想的开放程度和女儿得到解放的前景成正比,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在欧洲的许多地方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批思想开明进步的资产阶级父亲向他们的女儿灌输了进步的观点和解放的愿望;在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他们同意女子接受更高等的教育,甚至拥有职业及公共生活,不过在罗马天主教国家中这样的情形比较少见。

这不是说这样的父亲把女儿当儿子一样看待。妇女进入医学界比从事其他职业容易,不排除是因为治病被视为一种照顾人的工作,因此与对妇女发挥的作用的普遍看法恰好契合。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晶体学家罗莎琳·富兰克林的父亲还建议她不要选择自然科学作为职业,最好做社会工作;5尽管他属于那种典型的富裕开明的犹太资产阶级,习惯于自己的孩子思想激进,甚至信仰社会主义。就是这类进步资产阶级在1914年前认识到,应该让自己的女儿,甚至妻子,发挥新的更广泛的社会作用。这个改变似乎来得非常迅疾。1905年,俄国的女大学生还不到2 000人,到1911年就猛增到9 300人。1897年,英国的女大学生只有约800人,6到1921年,仅全日制女大学生就达到了11 000人,这还不到女大学生总人数的1/3。另外,女学生的人数及其在相关年龄组中占的比例基本维持不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女性占大学生总数的百分比出现了明显下降。7从中可以推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愿意让女儿上大学的父母也许已动员得差不多了。在英国,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大学扩张之前,一直没有出现新的促使女子上大学的社会或文化因素。顺便说一句,我注意到,即使在1951年,女大学生出身中、上层阶级的比例比男大学生还是高很多。

女生入学率上升如此迅速的原因我们只能推测。在英国,它似乎与女权运动的兴起相关。女权运动是在20世纪初围绕着要求“女性投票权”的呼声发动的大规模运动。(我不敢妄自揣测其他国家的原因。)对于20世纪初争取女性投票权的运动,中、上层阶级的妇女肯定是没有异议的。1905年,英国公爵夫人当中有1/4都被列入女权主义的《英国女性年鉴》后附的人名地址录中,其中的3位,再加上3位侯爵夫人和16位伯爵夫人,还是保守和统一选举权联合会的副主席。《1913年选举权年鉴和女士名人录》汇集了大约700位争取妇女投票权的积极分子的名字;可以看到,她们大多数不仅来自中产阶级,而且属于英国上流社会的中、上阶层。8根据可以查得到的信息,这些女性的父亲70%以上是军官、教士、医生、律师、工程师、建筑师或艺术家、教授,以及公学校长、高级公务员和政治家;13%是其他的贵族或地主;12%是商人。其中,军官和教士尤其多,在殖民地工作过的也不少。《名人录》中的积极分子44%为已婚,根据可以查得到的信息,她们的丈夫有的从事传统职业,一般是商人,但更多的从事像新闻业这类新行业;有一点很清楚,这些积极分子大多数属于上层阶级或中上层阶级。值得指出,《女士名人录》中1/3的人家里有电话,而电话在1913年还是很少见的家用设备。只须再加一点即可完全说明问题:这些争取妇女投票权的积极分子至少20%有大学学历。

她们与文化的关系通过她们的职业可见一斑,这里只能参考《名人录》中对她们职业的介绍:28%是教师,345人是作家和记者,9%自称为艺术家,4%是演员或音乐家。在对其职业有介绍的229人中有75%从事的职业是与文化再生产的创作或传播直接有关的。

因此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20到30年间,19世纪资产阶级社会观念中女性的作用和行为在几个国家中发生了迅速而巨大的变化。诚然,新解放的中产阶级妇女只占当时妇女的一小部分,但正如本章开头时所说,她们如此迅速地得到了公众的承认,这说明这个占少数的群体从一开始就被视为先锋队,大军随后将至。

资产阶级对妇女解放并不特别欢迎。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有些知识分子,甚至包括一些开明知识分子,开始发表仇视妇女,或至少是极端歧视妇女的言论;这种态度似乎表达了某种不安和恐惧。从奥托·魏宁格、卡尔·克劳斯、莫比乌斯、龙勃罗梭、斯特林堡,以及风行一时的尼采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当时典型的反应,不过是形式不同,歇斯底里的程度有异罢了。他们强调,永恒和根本的女性特质不包含智力能力,因此,女性在迄今为止男性专属的领域里参加竞争往好里说是毫无意义,往坏里说则对男女两性都是灾难。前面提到的1907年心理分析家的辩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像剑桥使徒社这类由英国男性知识青年组成的强烈而有意识的同性文化,可能也反映了类似的不安。9

不过,这里要强调的不是男性暗地里对女权的继续反对,而是他们承认了资产阶级女性的作用已经发生的变化,前面引用的弗洛伊德的话就表明了这一点。在男性眼中,这场世纪末的两性之战中的一个要素是对资产阶级妇女在性方面的独立的承认。把包括资产阶级女性在内的所有女性作为独立的人来对待,这本身就是新事物;在男性看来,女性的本质不再是端庄、温婉和贞洁,而是肉欲性感,不再是守贞(Sittlichkeit)而是纵欲(Sinnlichkeit)。卡尔·克劳斯就这个主题写过许多作品,从施尼茨勒到穆西尔,整个奥地利文学充斥着这方面的内容。在里希特霍芬姐妹的时代,谁能说这样的描写不现实呢?性解放自然成为妇女解放的一部分,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当然,这对按习俗要求必须保持完璧之身的资产阶级未婚女子来说特别重要。研究一贯表明,要人吐露自己性生活的状况非常之难,把性生活量化更是难上加难。但我相信,到1914年,在欧洲的新教徒和犹太人中间,和中产阶级的女孩春风一度已经比20年前容易得多了。H·G·威尔斯(H.G.Wells)的丰富情史就是证明。通奸的情况难以得窥真相,在此不便妄加揣测。

那么,在资产阶级文化的这个阶段,性别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它在公共和私人领域中有何地位?有一种说法是,传统的19世纪资产阶级社会的女性典范把女性作为文化的首要载体,或者应该说把女性作为生活中精神和道德这些“高级”价值的化身,与之相对的男性则代表着物质的,甚至是动物性的“低级”价值。典型的形象是殷实的商人被太太强拉去听交响乐,坐在音乐厅里穷极无聊。这种典范有一定的代表性,即使我们假设商人太太参加文化活动是为了爬上音乐会听众的高级社会地位,而不是真的喜欢音乐。然而,一定要记住对资产阶级女性文化作用的一个关键的限制。在实践中,一方面,男性在公共领域中垄断了智力活动(文化无疑属于这类活动);另一方面,女性得不到必要的教育,而没有这样的教育,文化就无从谈起。当然,资产阶级妇女也读书,但她们主要读的是其他妇女专门为女性市场写的作品,如小说、时尚、新闻、社会花边消息和信件。这个女人世界中的伟大小说,如简·奥斯丁的作品中描写的聪明活泼的年轻女子,不仅在男人当中知音难觅,在女人中同样落落寡合,因为男人要求的只是自己的新娘掌握那些被称为“造诣”的对文化的漫画式模仿——弹一点儿钢琴,会一点儿素描或水彩画,等等;别的女人则一心只想着用什么办法和招数找丈夫,其他的一窍不通,有时连家都管不好,像《傲慢与偏见》中的班奈特太太。既然一桩好婚姻的根本在于找个有钱的丈夫,那么管家的能力就不是很重要。

一个矛盾的现象是,在处于社会低层但不断努力提升自己的人群中,女性传载文化的作用表现得最为明显(包括苏联意义上的文化,指搞好个人卫生这类的事情)。劳动阶级的男性普遍勇猛野蛮,只有女性代表着不同的价值观。在资产阶级的世界中,男性靠脑力而非体力的资格和努力取得成功,以此有别于下层愚昧不明的大众,恰好也与上层贵族那群野蛮的少数人区分开来。从社会地位较低的人的传记和自传中可以看出,鼓励儿子在智力或文化方面的志向的经常是母亲而不是父亲,D·H·劳伦斯就是例证。住在偏远地区的哈克贝里·费恩[19]对妇女的文明影响避之唯恐不及,是理想中典型的男子汉气魄十足的男性。大规模初级教育甫一建立,英语国家和其他几个国家就出现了出色的女教师。在法国,早在1891年,女教师的人数就超过了男教师。10

据我之见,资产阶级妇女直到19世纪末才得以成为货真价实的文化载体。顺便指出,这段时间内,妇女作为独立的文化赞助人也开始崭露头角:伊莎贝尔·斯图亚特·加德纳是艺术收藏家,霍尼曼小姐、爱玛·康斯、莉莲·贝利斯和格里高利夫人是剧院的创办人、支持者和管理人。当然,她们也通过做艺术和工艺生意积极参加商业文化和(主要由女性组成的)室内装潢这一新行业(艾尔西·德·沃尔夫、茜瑞·毛姆,等)。“室内装潢和陈设是近几年来妇女非常成功的行业。”11显然,这全要归功于女子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扩大,包括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之后英国艺术学校数目大为增加,以及中欧的学校大量增设艺术史课程;这些学校里的多数学生可能都是女性。然而,是资产阶级本身结构的改变使得文化成为它的一个中心特点,并突出了女性在其中的作用。

三个变化不谋而合。第一,地位已经确立的资产阶级——指已经成功,不需要再往上爬的家庭,或通常第一代以后的资产阶级家庭——面临的问题不再是如何赚钱,而是如何花钱。如同任何家族史所显示的那样,这类家庭产生了一个有闲的部分,特别包括孀居或未婚,靠非劳动收入过活的女性成员。用这类收入从事文化活动最理想不过了,因为它既体面,又不像凡勃伦所谓有闲阶级的炫耀性消费那样花费巨大。当然这类活动有时还是相当费钱的,弗里克、摩根、梅隆等人可以做证。

第二,在同一时期,正式的学校教育成为家境富裕的标志,至今依然如此;这也是把暴发户的后代培养为真正的资产阶级的最佳办法。凯恩斯家族从在小地方做园丁的洗礼派教徒到世界闻名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三代发家史就是明证。12教养(Bildung)和有教养的资产者(Bildungbürgertum)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文化因素。简言之,虽然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英国诗人马修·阿诺德目之所及只有野蛮的贵族和不懂艺术的庸俗中产阶级,但那个庸俗的环境中已经开始出现数量相当大的一群有教养的资产者。

第三,与此同时的另一个发展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出现了明显的隐私化和文明化的趋势。这方面英国又是先驱,它首创了真正舒适的资产阶级家居生活方式——位于郊区或乡村,建筑风格时髦,陈设高雅时尚的别墅或村舍。虽然这里不是讨论这一发展的地方,但要指出,首先,这种新风格代表了审美和艺术的价值观——莫里斯墙纸就是证明;其次,按资产阶级的定义,专职主持家务的妇女因此而与文化建立起重要的关系,就连比阿特丽斯·韦布(Beatrice Webb)都得从社会和政治活动中抽出身来去寻找威廉·莫里斯设计的家具。13当时在英国至少成立了3家商业公司,专做布料、家具和讲究审美的艺术与工艺的室内装潢生意。这3家公司至今仍在,它们是希尔斯公司(做家具生意)、桑德森公司——它今天仍在出售莫里斯亲自设计的墙纸和窗帘,和自由百货公司——它的名字被意大利人用来表示德语中青年风格(Jungendstil)的意思。而青年风格或新艺术风格在各个地区的变种就是应用于家居生活的艺术先锋派。

所有这三点都必定会把妇女推到文化生活的中心。毕竟是她们在靠非劳动收入或别人赚取的收入生活的资产阶级有闲阶层中占了大多数。我们已经看到,在几个国家中,她们在原来只有男性才能接受的中等教育方面迎头赶上。另外,在英国和美国,她们上学的时间一般比男孩还长,尽管上大学的不多。在资产阶级的家庭分工中,她们负责花钱,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即使是今天所谓“美丽家居”方面的实用性花费也有非常清楚的文化方面的考虑。文化的生产者对此心知肚明,虽然他们也许像威廉·莫里斯一样,对自己成为闲着没事的阔太太感兴趣的人物并不开心。

即使没有资产阶级妇女自发的解放运动,她们的文化作用也会因上述原因而加强,而妇女解放运动必然也是争取教育和文化平等的运动。也不要忘记,艺术的先锋派和社会的先锋派,包括妇女解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特别紧密。另一个不应忽视的事实是,资产阶级男性开始普遍认为“女人们翩然而过/一边谈论着米开朗琪罗”(T·S·艾略特),要比她们参加更传统的活动更好。

可以肯定,这个时期受过教育的妇女文化修养得到了提高,她们自认有义务进行文化活动,并在维护文化生产,特别是表演艺术方面担负起了更重要的责任。19世纪“林荫道戏剧”的作家心目中的典型观众是没有女性的,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如英国商业剧作家特伦斯·拉提甘所说,他们写作的对象是想象中来伦敦西区看日场演出的“埃德娜姑妈”。相比之下,美国电影院原来的观众几乎全部是穷苦的粗人,75%为男性。美国引进并最终自己制作了经典影片(即有文化意义的高级影片),主要是为了引起新中产阶级妇女及其孩子的兴趣,好赚他们的钱。我敢肯定,从1908年开始重版意大利大师作品的美第奇学会,或“岛屿书库”丛书的出版商也盯上了年轻女性读者这个市场。

尽管如此,仍不能说资产阶级文化在此期间的巨变主要由妇女促成,或表现出了对于哪个性别的倾向。即使在小说创作这个在英语世界中女性一贯占突出地位的文学分支中,那时“严肃的”女小说家比起简·奥斯丁和乔治·艾略特的时代来似乎都黯淡了不少,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又出现了一段消沉期。14人物汇编中的女性条目原来(和表演艺术家一道)占一大部分的“作家”在这个时期的比重也迅速缩小。不过,对整个资产阶级而言,文化变得更加重要了。

我觉得这主要是因为在1870年以后,青年成了资产阶级公共生活中一个特征鲜明的层次。虽然青年无疑包括地位比以前更平等的女青年,但自然也包括男青年。青年和文化的联系,或更具体来说,青年和现代化的联系人所共见,无须多谈。那个时期的语汇就表明了这一点(青年风格、青年、青年维也纳,等等)。很明显,大多数资产者是在青年时期上中学和上大学的时候,通过学习以及同龄人之间交流的耳濡目染获得了文化知识和品位的。比如,尼采和瓦格纳风靡一时,也明显地发生在年轻一代中间。

然而,鉴于获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资产阶级男性远多于资产阶级女性,从统计的角度来看,认真致力于文化的人本应以男性为主才是。

同样重要的是,资产阶级男性选择(并有能力)以文化事业为生的人比过去多了很多;父母或亲戚对他们这种选择的支持也大为增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又使其成为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时期的一些文化名人至少在经济自立之前生活要靠家族生意补贴,或由亲戚或其他好心人帮助,如指挥家托马斯·比彻姆爵士、作曲家弗里德里克·德利乌斯、小说家E·M·福斯特(E.M.Forster,用他自己的话说:“股息入账,崇高的思想随之飞扬。”)、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卡尔·克劳斯、斯特凡·格奥尔格、托马斯·曼、莱纳·玛利亚·里尔克、马塞尔·普鲁斯特,还有捷尔吉·卢卡奇。在欧洲可以称之为文化区的地方,甚至有商人弃商从文,温特图尔的赖因哈特就是一例。他的情况也许有些特殊,但商人普遍希望自己的孩子赢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承认,而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正是从事商业以外的生计。这个时期的新事物是,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的途径不再仅限于做公务员或从政,或依靠家庭雄厚的财力炫耀贵族式奢华的生活方式,而是也包括从事艺术,或在较少的情形中,从事科学(如英国的罗思柴尔德家族)。这表示出社会对艺术更加接受,包括传统资产阶级最纯粹、最虔诚的价值观迄今为止最不能接受的艺术形式——表演。19世纪90年代,随着著名戏剧演员被授予贵族头衔,越来越多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儿子,甚至女儿,成为了专业演员。

总而言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段时间,对于属于或希望成为资产阶级的欧洲人来说,文化成为比以前重要得多的阶级特征。然而,那时两性之间并没有清楚的文化分工,就连理想的模式也不存在。当然,在实践中,妇女在文化中的作用受到重视,主要出于两个原因:第一,因为大多数资产阶级成人男子要谋生,所以必然不如大多数不工作的资产阶级已婚妇女有空余时间从事日间的文化活动;第二,前面已经说过,因为资产者的家居越来越“美化”,而妇女(根据传统)主要负责管家和布置家居,迅速崛起的广告业也起了有力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好莱坞电影中,经常会看到身家百万的大老粗被太太的附庸风雅折腾得不胜其烦;但显然不可能把这样的漫画式形象套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男性头上。还处于财富积累期的第一代资产者也许是这样,甚至也可以包括在办公室忙碌了一天,回到家里疲惫不堪,只想按通常的办法放松一下的商人。但是,中产阶级有一大批人接受了中等和高等教育,并以教育程度和举止的文雅礼貌界定自己的社会地位,对于这一批人,这样的形象显然并不适用,对他们的子女就更不适用。至少必须区分E·M·福斯特的小说《霍华德别业》(1910年)中描绘的由施莱格尔和威尔考克斯两家所代表的两种资产者;前者文雅,后者粗鄙。也不应忘记,在这个时期,就连腰缠万贯的大老粗也很快懂得,收藏油画也是一种炫耀性消费,与买赛马、买游艇和养情妇别无二致。

因此,本章的结论是,男女之间没有文化上的分工,并不是男人在外面忙于市场运作和与人交流沟通,无暇顾及文化活动,而女人则是文化和精神价值观的传承者。为了前面讲过的理由,我要说这只是19世纪前期的偶然现象。当时观念中的女性的范畴与风趣、教养和修养毫不相干,只除了在最表面的意义上;而资产阶级世界观恰好认为,文化不能只有表面的意义。

在资产阶级妇女解放的早期,妇女确实夺得了过去在法律上或事实上一直是男性专属的高等文化权利和其他权利。但她们恰恰是通过摆脱规定了女性具体职能的女性专属领域来赢得那些权利的。至于她们仍然留在其中的某个女性专属领域,那里面也没有资产阶级高等文化的内容。正好相反,那个女性专属领域中当时的重大发展是把女性作为货物和服务的市场来进行系统的开发,无论是诱使她们购买一般性的货品,还是购买文学作品。一方面,出现了专门针对女性的广告,另一方面,出现了专为女性读者服务的刊物,普通报纸和期刊也开设了妇女专栏。这两个趋势都有意识地采用它们认为最能有效地打动妇女,让她们打开钱包的手法,集中于它们认为女性最感兴趣的题目:家庭、家居、子女、美容、爱情、浪漫故事,等等。高等文化不在女性普遍关心的题目之列,除了极少数唯恐在社交场合跟不上最新潮流的巨富和极端势利鬼。许多解放了的知识女性一定也是时尚杂志和浪漫小说的热心读者,这并不有损于她们的地位,但即使在今天,也不会有多少这类的女性公开坦承自己喜欢看浪漫小说。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1880到1914年间的女性想效仿男人,更不是说她们想做男人。她们很清楚,男人和女人不一样,即使他们做一样的事,彼此承认地位平等,或承担同样的公共责任;罗莎·卢森堡的信件和比阿特丽斯·韦布的日记就此表明得非常清楚。前面描述的一切只是说明,那时坚持女性有其特有的领域,包括声称她们对文化负有特殊的责任,个中有政治和社会的因素。解放了的男女都希望公共领域中没有针对任何性别的歧视。而在这个公共领域中,资产阶级意义上的文化在“中产阶级”一词的定义中,也许比过去,甚至比后来都更加重要。

[17] 《当代绅士名人》中的“men”是男人的意思,而《名人录》(Who.s Who)则不区分性别。——译者注

[18] 据查,历史上一共有三次世博会和奥运会同时举办,1900年的巴黎世博会,1904年的圣路易斯世博会和1908年的伦敦世博会,所以伦敦世博会应该是最后一次,但作者在这里说是第一次。——译者注

[19] 哈克贝里·费恩,马克·吐温小说《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的主人公。——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