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对未来的忧虑

首次发表于《伦敦书评》2009年第31卷,题为“C代表危机”,评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所著《病态时代:两次大战之间的英国》(The Morbid Age:Britain Betneen the Wars),伦敦艾伦·莱恩出版社2009年版。

关于历史,以前和现在的研究者问的问题很不一样。传统学者问的是:“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时候发生的?为什么发生?”但过去40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着重注意的问题是:“人们对那件事情的感觉如何?”第一批口述历史学会创建于20世纪60年代。自那以后,关于“遗产”和历史回忆的机构和著作呈爆炸性增长之势,尤其是有关20世纪的重要战争的著作。对历史记忆的研究实质上研究的不是过去,而是从后来的时段对过去的回顾。理查德·奥弗里的《病态时代》属于另一种类型,采取较为直接的手法对过去的情绪氛围进行研究。他努力挖掘出当时的人对他们周围和他们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反应——可以称之为历史的气氛音乐。

虽然这类研究领域至为有趣,特别是由理查德·奥弗里这样好奇钻研和惊人博学的学者来做研究的时候,但它给历史学家提出了很大的问题。把一种情感描述为一个国家或时代特有的标志意味着什么?社会上普遍的情绪,即使是与重大历史事件明显相关的情绪,到底有什么意义?如何衡量情绪的普遍性?在多大程度上衡量?现在使用的衡量方法是民意调查,这是在1938年左右才开始的。无论如何,任何情绪都因人而异,比如反犹情绪在西方极为普遍,但在阿道夫·希特勒和维吉尼亚·伍尔芙的身上,它的强烈程度就不一样。历史上的情绪并非在一段时间内稳定不变,也不是全社会都人同此心,哪怕是所有人都在经历着同样的事情的时候,比如在伦敦遭到德军空袭时。在理智上对情绪的表现更是因人而异。怎么才能将不同人的情绪进行比较或对比?简言之,历史学家对这个新领域该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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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弗里研究的具体情绪是危机感和恐惧感。在他看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弥漫着“大祸将至的预感”和对文明即将终结的忧虑。这种情绪并非英国独有,也非20世纪的专利。其实,在过去的千年中,至少在信奉基督教的世界里,几乎每个时期都出现过这种忧惧,《圣经·启示录》中关于大灾难的词语更是常被引用,诺曼·科恩在他的著作中对此问题做了探讨。(奥弗里引用阿尔杜斯·赫胥黎的话说,他在现代历史中看到了“彼勒操纵的手”[24]。)“我们”——无论这个词的范围如何界定——经常感到来自外部敌人或内心魔鬼的威胁,而欧洲历史充分证明,这种担忧绝非杞人忧天。

这一类著作的先驱是让·德吕莫(Jean Delumeau)关于西欧14世纪到18世纪早期恐惧的历史[《西方的恐惧》(La Peur en Occident)1978]。该书描述并分析了一个“不安”的文明,它处于“一片惊怖之中”,充满了“病态的狂想”、危险的感觉和对世界末日的恐惧。但是,奥弗里与德吕莫不同,他不认为这样的恐惧反映了真实的经验和实在的危险;至少在英国,人所共见,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社会没有崩溃,文明也没有危机。那么,为什么“那个时期出名的特点是众多的卡珊德拉和耶利米[25],他们共同营造了两次大战之间是焦虑、怀疑或恐惧的年代的这种深入人心的形象”呢?

《病态时代》内容丰富,文笔清晰风趣,旁征博引,把对灾难的各种预期条分缕析,包括资本主义的灭亡、对人口数量和素质下降的担心、“心理分析和社会绝望”、对战争的恐惧。分析研究的素材主要是德吕莫所谓的“知识与权力人士”的公开与私下的写作;德吕莫对他的著作所涵盖的时期也采取了同样的研究方法。德吕莫研究的对象是天主教的教职人员;奥弗里研究的则是他精心挑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勤于思考的政治人物。企图通过反战和作者所谓的“乌托邦政治”来避免想象中将要来临的灾难,这样的行为基本上被视为普遍悲观情绪的另一种症状。

姑且说奥弗里对“知识与权力人士”的忧郁愁闷的判断是准确的,尽管这方面显然有例外——有包括卢瑟福在内的科学家,他们自知恰逢自然科学的黄金时代;也有工程师,他们为新老技术无止境的进步而欢欣;还有官员和商人,他们看到大英帝国在两次大战之间到达鼎盛时期,而且似乎整个帝国都井然有序(除了爱尔兰自由邦);再加上侦探小说的作者和读者,作为这段时期典型的文学体裁,侦探小说讴歌这个有着道德和社会确定性的世界,它的稳定虽然遭到短暂的破坏,但现已恢复如前。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问题:奥弗里研究的那些头脑清醒、善于表达的少数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或影响1931年英国国王的3 000来万治下选民?

关于德吕莫研究的中世纪晚期和早期近代的欧洲,回答这个问题可以做到心中有数。那个时期的基督教西方,教士和布道者的思想和信徒的行为之间有着有机的联系,尽管那也并不能保证两者完全一致。罗马天主教会的教士在思想和实践上都是权威。但是,文字在两次大战之间有什么样的影响或实际效果呢?奥弗里的索引中列举了很多作者,让我们来看一下其中占了两行以上的作者:优生学学会的查尔斯·布莱克尔(Charles Blacker)、维拉·布利坦(Vera Brittain)、西里尔·伯特(Cyrit Burt)、G·D·H·科尔(G.D.H.Cole)、莱纳德·达尔文(Leonard Danwin)、G·洛斯·迪金森(G.Lowes Dickinson)、E·M·福斯特(E.M.Foster)、爱德华·格洛弗(Edward Glover)、J·A·霍布森(J.A.Hobson)、阿尔杜斯和朱利安·赫胥黎(Aldous and Julian Huxley)、斯托姆·詹姆森(Storm Jameson)、厄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阿瑟·基斯(Arthur Keith)爵士、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科斯莫·兰(Cosmos Lang)大主教、巴兹尔·利德尔·哈特(Basil Liddell Hart)、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吉尔伯特·默里(Gilbert Murray)、菲利普·诺埃尔-贝克(Philip Noel-aker)、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阿瑟·庞森比(Arthur Ponsonby)勋爵、伯特兰·罗素、萧伯纳、阿诺德·汤因比、韦布夫妇、H·G·威尔斯,还有莱纳德和维吉尼亚·伍尔芙。他们这些人写的东西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和效果呢?

除非他们得到像维克多·戈兰茨出版公司和金斯利·马丁的《新政治家》这种重要出版社或期刊的明确支持,或有像罗伯特·塞西尔勋爵的国际联盟或谢泼德牧师的和平誓约同盟那样的大型组织做后盾,否则他们虽然能撰著,但没有别的能力。和19世纪一样,他们很有可能成为谈论的话题;如果他们出身于精英阶层或得到了该阶层的承认的话,那么在精英阶层范围内,他们也很可能对政治和行政产生影响。有几个末日预言者是诺埃尔·安南的“知识贵族”的圈内人,他们在精英阶层的影响就更大些。但除了《泰晤士报》和《新政治家》读者来信栏的投稿人和读者以外,他们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公众的意见”呢?

这本书没有调查两次大战之间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但似乎没有证据表明上述文人的思想对“公众意见”有任何影响。格雷西·菲尔茨[26]、乔治·福姆比[27]和巴德·弗兰纳根[28]并不时时担忧社会要垮台,伦敦西区的剧院也没有这种忧患意识。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我自己)青年时代的工人阶级没有怨天尤人的情绪,他们“觉得对自己处境的主要因素无力改变,但并未因此而绝望痛苦或失望愤懑,而是接受现状,认为这就是生活”。的确,正如奥弗里所表明的,大众传媒的飞速崛起使他书中列举的思想家的“核心思想”广为传播。然而,无处不在的电影,以及在20世纪30年代初发行量就超过200万份的报纸,都不愿传播让人忧郁的思想,英国广播公司BBC电台倒是安排了一点儿时间,请这些思想家的代表发表谈话;到30年代中期几乎家家都能听到BBC广播,如果奥弗里能估计一下BBC这方面的节目有多少就好了。一个相关的数据是,《听众》是一本记录广播电台谈话和辩论的刊物,1935年发行量为52 000,而《广播时报》的发行量是240万。1

20世纪30年代期间,书籍在企鹅出版社和戈兰茨出版社的手中经历了革命性的变化,成为最有效的传播知识的工具,但它的对象不是仍然把“杂志”叫作“书”的广大体力劳动者阶级,而是受过正式教育的人和胸怀大志、有政治觉悟、自学成才的一批人,当时这样的人数正在迅速增加。奥弗里书中的脚注显示,即使在这些人当中,除了1938年到1939年大战一触即发的那紧张的几个月以外,任何书籍的发行量都很难超过50 000册——左翼读书俱乐部的发行量就是这么多,现在的畅销书标准还到不了这么高。奥弗里对出版社的记录作了仔细的研究后发现,沃尔特·格林伍德关于大萧条的小说《领救济金的爱情》(Love on the Dole)从1933年到1940年售出了46 290本(“没有多少关于经济萧条的文化产品有过如此广泛的受众”)。1931年,在近3 000万的英国选民当中,潜在的读者群(把人口普查中“专业和半专业人员”和“职员及类似人员”加在一起)大约250万人。

诚然,“有些已故(或仍健在)的思想家的理论”的传播(套用凯恩斯的话)不是依靠这种常规手段,而是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其间一些大为压缩简化的概念,如“适者生存”、“资本主义”、“自卑情结”和“潜意识”,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公开或私下交流中的常用语汇。即使按照这样宽泛的标准,奥弗里列举的几个危言耸听的预言也只限于知识分子、激进分子和国家决策者的小圈子内,突出的例子有人口学家对人口剧降的担忧(事实证明他们错了)和优生学家关于淘汰所谓劣等基因人口的设想,现在这被视为阴险邪恶的计划。玛丽·斯托普斯对英国之所以产生巨大影响,不是因为她提倡给不正常的人做绝育手术,而是因为她率先倡导实行计划生育;那时英国民众已经认识到计划生育是对不完全性交这种传统的避孕方式的有用补充。

只有在公共意见与精英知识分子的担忧和恐惧不谋而合的问题上,他们的著作才成为对英国普遍情绪的表达。在担心战争爆发这个当时的中心问题上,大众和精英的感觉肯定是一致的,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在(英国)经济危机的问题上也是一样。在这些方面,英国人并非像奥弗里所说,只是间接地体验到两次大战之间欧洲的困境。英国人和法国人一样,记忆中深深地烙下了“大战”中血流成河的惨景,而且在街上每天都看到肢体残缺的劫后余生者(这可能更时刻提醒着人们战争所带来的恐怖)。英国人害怕再次爆发战争是有现实根据的。特别是自1933年起,战争的阴影笼罩着所有人,对妇女的影响可能更甚于男人,不过此书却没有描述妇女对那段时期的看法。

奥弗里不愧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专家,他在书的后半部分精彩地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那种灾难将临、无力回天的感觉,令人印象深刻。这种感觉最终压倒了绝对和平主义的呼声,但这正是因为它不是听天由命的无助情绪,如同彼得·亨尼西(Peter Hennessy)引用的1955年一份关于核战争的秘密政府报告中轻描淡写到惊人地步的那句话(“我国能够经得起全面攻击并仍有力还击应该是很值得怀疑的事”)。1939年,我的许多同代人都想过自己可能会死于下一次战争,这种想法是很实际的——奥弗里在书中引用了我这方面的回忆,但我们同时仍然坚信仗要打,能打赢,并将带来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英国人对两次大战之间英国经济危机的反应更为复杂,但说英国资本主义的困难不太严重肯定是错误的。20世纪20年代期间,英国人似乎比其他国家的国民更有理由为他们的经济未来而忧心。英国几乎是唯一一个制造业仍然低于1913年水平的国家,即使在20年代的高峰期,世界经济产出超过一次大战前50%的时候,英国的制造业也没有起色;英国的失业率从未降到过10%以下,比德国和美国高得多。大萧条给别国带来的打击比对已经步履蹒跚的英国严重得多,这并不奇怪,但不要忘记,1929年的影响如此之大,甚至迫使英国在1931年放弃了它19世纪经济特征的两条神圣原则——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奥弗里引用的大部分关于经济末日论的话都在1934年之前。

当然,经济危机促使掌握话语权的阶级一致认为,先前的制度不能再继续维持下去,因为资本主义有着根本的缺陷,或者是因为凯恩斯在1926年宣布的“放任主义的终结”。然而,未来的经济应当是社会主义经济,还是改革后加强政府干预的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关于这类问题的讨论只是在少数人当中进行的;与劳工运动有关的大约50万人议论前一种选择,大约几百名葛兰西所谓的英国统治阶级“制度内的知识分子”则探讨后一种选择。然而,根据我的记忆,我认为奥弗里说得对,在荒废的工业区以外的地方,国王那些不会著书立说的子民对经济困难最普遍的反应,与其说是感到“资本主义不管用,不如说是认为它不应该按照它原来的方法运作”。2至于“社会主义”吸引了积极分子以外的人——英国工党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鼎盛时期曾获得29%选民的支持,那是因为对选民来说,它代表了一种道德视角,认为可以通过国有化的魔法改造资本主义。

但无论是相信社会主义还是相信计划资本主义都没有病态、绝望或灾难感的含义。这两种观点以不同的方式假定,危机是能够并应该克服的,苏联的“五年计划”似乎完全不受大萧条影响这一事实鼓舞了怀有这个信念的人们。奥弗里正确地注意到,这一事实在20世纪30年代使得“计划”和“规划”成了政治上“芝麻开门”的万灵咒语,就连非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家也把它们挂在嘴边。可是,这两种观点也都预示了更美好或至少更行得通的未来。只有从1914年前的时期遗留下来的几个无可救药的自由派才看不到希望。奥弗里的书中没有提到伦敦经济学派大师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在哈耶克看来,社会主义者和凯恩斯学派提出的建设未来的办法都是《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1944)上预见得到的磕磕绊绊。

英国人对经济危机的这种态度不足为奇。众多的欧洲人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劫难,那场大战给欧洲带来了一套前所未有的令人胆战心惊的象征——空袭炸弹、坦克、防毒面罩,等等,因此,对另一场很可能更加可怕的战争的恐惧是实实在在的。然而,对于过去或现在没有足够可供对比的信息的问题和情况,多数人倾向于无视或低估未来的危险,无论他们周围的言论是多么具有威胁性。1933年后,很多犹太人自己继续留在德国,但把孩子送去国外,这说明他们对生活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危险并非视若无睹,但实际等待着他们的命运在20世纪早期是无人能够想象的,就连犹太人中的悲观论者也没有想到。庞贝城中肯定有预言家警告过生活在火山脚下的危险,但恐怕他们当中最悲观的人也没有真正预料到庞贝城会全城覆灭。庞贝的居民们全然没有想到末日将临。

没有一个单独的名词能代表社会群体,甚至个人,对未来的设想或预感。虽然1917年后旧的社会秩序一去不复返,只留下一片废墟,前途渺茫,难以确知,但大部分欧洲人在日常生活中对“灾难”、“混乱”或“文明的终结”没有直接的感觉,所以并不以为将来会发生那样的事情。那类情况事后回顾起来更容易看清楚,因为在历史上真正灾难性的时段,如1945到1946年间的中欧,多数人都在为生存而挣扎,无暇分析、界定自己所处的困境。这就是为什么与空中力量鼓吹者的预期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城市的居民并未因空袭的炸弹而畏缩。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们“照常生活”。他们的城市虽然被炸得瓦砾遍地,火光冲天,但仍继续运转着,因为只要没有死,就得继续生活。我们不要用后来发生的破坏和蹂躏那种超乎想象的标准来评判两次大战之间关于灾难的预言,尽管预言不幸成真。

奥弗里的书尽管观察敏锐,在对历史材料的运用上手法新颖,匠心独具,但它显示了只围绕情绪论述历史所必然导致的简单化。用一种中心的“情绪”作为一个时代的基调不能帮助重现历史,正如“民族性格”或“基督教/伊斯兰教/儒教价值观”一样没有帮助。它们说明的东西太少,太模糊。历史学家应该认真对待这样的概念,但不应把它们作为分析的基础或叙述的结构。公平地说,奥弗里没有这样做。他的目的很清楚,是要就人人都应熟悉的主题,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历史,提出一套别出心裁的变化因素与其他专业历史学家进行理论争鸣。但是,那些因素只有老一代的人还熟悉。奥弗里在C(代表危机)键上弹出的变音令人激赏,虽然他没有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形势进行认真的对比。他的生花妙笔把这本书变成了导游指南,帮助对乔治五世的英国和对乔治二世的英国同样一无所知的读者去了解这个未知领域。这本书读起来给人以智力上的享受,它敏锐地发掘出英国知识生活某些部分许多前所未知的事实,使人受益匪浅,但不能用它来向不了解历史的人介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

[24] 彼勒指魔鬼。——译者注

[25] 卡珊德拉和耶利米两人都是预言者。——译者注

[26] 格雷西·菲尔茨,英国出生的意大利女演员和歌唱家。——译者注

[27] 乔治·福姆比,英国喜剧演员。——译者注

[28] 巴德·弗兰纳根,英国演员。——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