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科学:社会职能和世界变化

初次发表于《伦敦书评》2006年第28卷,题为“红色科学”,评安德鲁·布朗(Andrew Brown)的《J·D·贝尔纳——科学的智者》(J.D.Bernal:The Sage of Science,牛津大学出版社)。

开始这篇书评之前,我先要讲一讲1944年两位科学家从蒙巴顿勋爵在(位于斯里兰卡的)康提的指挥部驱车沿山谷前往丛林的旅行。年轻的一位回忆了年长的一位的谈话。他“对周围一切事物都充满兴趣并深为了解——战争、佛教与艺术、他从每一个沟渠里采集的地质样本、泥巴的特性、发光的昆虫、铁树目植物的祖先;但他说得最多的是生物学的基本法则和20世纪30年代物理和化学技术的进步将带来的巨大发展”。

那位年轻的科学家是约翰·肯德鲁(John Kendrew),他和好几位其他科学家都在他旅伴谈话的激励启发下赢得了最高的科学奖,虽然激励他们的人反而不在获奖之列。他那位旅伴就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天才约翰·戴斯蒙德·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1901~1971)。他满头乱发,声音尖细,身材矮胖,衣着邋里邋遢,但任何人,无论男女,只要听过他的谈话,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显然,他的传记作者对他心生赞叹,衷心折服,正如所有和这位[用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话说]“多价的”和“具有异常吸引力的人”打过交道的人一样。有资格进行评判的人认为,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莱纳斯·鲍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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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这位卓越的悲剧性天才人物的传记有两个原因,一是出于对一个一眼看上去就与众不同、令人着迷的人物自然而然的好奇;二是想要明白20世纪科学、社会—政治和文化革命,以及它们对未来相互交织的希望和梦想,因为贝尔纳正是处于它们交叉处的人物。在两次大战之间,专注于未来的科学家中最突出的代表非贝尔纳莫属,柯尔达1936年根据H·G·威尔斯的小说《未来世界》拍的电影中的一个角色约翰·卡巴尔就是以贝尔纳为原型塑造的[演员雷蒙德·马西(Raymond Massey)饰演这一角色]。虽然贝尔纳的生涯本身已经证明艺术与科学并非水火不相容,但是F·R·利维斯(F.R.Leavis)在对可疑的科学文化发起狭隘尖酸的攻击时显然把他当作了攻击对象。

安德鲁·布朗所著《J·D·贝尔纳——科学的智者》1一书详细介绍了贝尔纳的生平,但未能就与他相关的历史问题给出答案。过去也有以存于剑桥大学图书馆的贝尔纳档案为基础写成的书,但这本长达538页、内容翔实的传记比此前任何传记都包括更多的事实,尽管还有6箱贝尔纳的情书尚未公开。等到了2021年的规定期限,那些情书向公众开放时,我们将从中更多地了解他的传奇情史。看完这本书后,会对贝尔纳多姿多彩的一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但还觉得略有不足。

贝尔纳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认为他的生平可以用三种颜色来写:红色代表政治,蓝色代表科学,紫色代表性。贝尔纳的爱尔兰渊源对于他意识形态的形成,甚至他科学事业的发展,都十分重要,这也是这本书写得最好的部分。后来支持斯大林主义的贝尔纳有没有放弃他年轻时作为新芬党革命分子的民族主义信念和所有关于“社会变革的激进观点”呢?关于他生平的红色方面,《J·D·贝尔纳——科学的智者》显然不如《政治的形成》2那篇文章,也许是因为作者太刻意要平衡一下自己对作为人和科学家的贝尔纳五体投地的钦佩所以才坚持拒斥作为斯大林主义者的贝尔纳。布朗显然有充分的资格讨论贝尔纳的科学成就,对此作为书评者的我没有能力予以评估,但对于贝尔纳没能在分子生物学革命中起到人们期望的中心作用这一关键缺失,他的分析似乎不如罗伯特·奥尔贝为新版《牛津英国传记大辞典》撰写的关于贝尔纳的词条。另外,许多著名的生物进化科学家转向了马克思主义,或更令人惊讶的是,转向恩格斯的理论,并因此成为亲苏人士,3包括J·B·S·霍尔丹(J.B.S.Haldane)、李约瑟、兰斯洛特·霍格本(Lancelot Hogben)、C·H·沃丁顿,还有贝尔纳本人,但布朗对这些著名科学家这方面的心路历程似乎兴趣不大。

至于性,布朗正确地指出了弗洛伊德主义——这里指的是弗洛伊德的思想而非他的理论——对红色知识分子的产生以及作为贝尔纳个人解放力量的关键性作用。尽管贝尔纳在20世纪30年代拒斥了弗洛伊德的思想——布朗对此并未提及,但他的行为并未因此而发生任何变化。确实,贝尔纳的里比多和他难以抵御的魅力同样强大,但读完这本书后,我们只知道他显然对聪明的女人极具吸引力,他也尊重她们,无论是否和她们发生过性关系;我们还惊讶地得知他是乐盲,生活完全没有条理,实验室里也乱七八糟,从来没有为自己买过东西。然而,我们有没有比以前更明白为什么他的历任夫人和众多的情妇对他怀有惊人的终生不渝的感情呢?我们对他的情感世界有没有更多的了解呢?

奥登写道:“廉价传记会告诉你他所有的身世遭际。”由于布朗这本书,我们了解到了许多贝尔纳的生平事迹。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帮助我们理解贝尔纳和他那个时代呢?他出生在蒂珀雷里郡一个富裕的天主教农民家庭,但他的思想和眼界远远超出了他那个家庭背景的一般人。几乎还在牙牙学语的时候,他就显现出对数学和科学的特别才能以及无所不包的广阔好奇心。布朗没有像别的传记作者那样强调贝尔纳家西班牙犹太人的一面,这无疑是因为对贝尔纳智力的启发明显地不是来自他的农民父亲,而是来自他出身新英格兰长老会牧师家庭、见多识广、勤奋好学的母亲。(事实上,根据以色列母裔的标准,非犹太妇女的儿子和孙子不能算是犹太人。)

小贝尔纳被送去贝德福德公学就学,这是英格兰的一所小型公学,理工科相当强;按通常的路子,他获得了剑桥大学的奖学金——幸亏没有去上他父亲首选的斯托尼赫斯特学院。他在剑桥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思想如天马行空,无拘无束,被同学们称为“智者”,意思是全方位的天才。他从虔信天主教转为崇尚无神论,从积极支持爱尔兰共和军对英国的作战转为支持社会主义和十月革命更广泛的反帝国主义;他也接受了弗洛伊德的思想,它使他得以摆脱性压抑以及“宗教和理性主义的幻想”。他在大学时有了第一次性经验,按现在的标准算是晚的,但对当时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来说并不晚;结果大学没毕业就结了婚有了孩子。他的伴侣艾琳·斯普拉格,直至他去世都寸步不让地坚持说,她才是他唯一合法的妻子。20世纪30年代,他和玛格丽特·加德纳又组织了一个家庭,也生了孩子。50年代,他和玛戈·海涅曼组织了他的第三个家庭。加德纳和海涅曼在贝尔纳去世后都还健在。

虽然他的天才和独创性卓越无比,无可否认,但奇怪的是,他科学研究的道路并不平顺。他被迫从数学专业转到物理专业;他没能拿到第一流的物理学位,这使他一度无法进入卡文迪什实验室,该实验室的主任伟大的卢瑟福对贝尔纳的个人作风和治学方法不以为然,更不喜欢他信仰共产主义。贝尔纳的科研方向是晶体学,他作为“自然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化学家”4觉得晶体学有意思,适合他实验、模型和理论三者相结合的路子。贝尔纳在伦敦和诺贝尔奖获奖者布拉格一家一起过了几年惬意快活、无拘无束的日子,然后于1927年又回到剑桥。在那以后的12年是他成果最丰的时期,无论是在科学上还是在他对政治的影响上。在此期间,他作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崭露头角,创立了现代分子生物学[用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的话说,贝尔纳是他和沃森(Jim Watson)的“科学祖父”],并且通过他影响巨大的著作《科学的社会功能》5成为科学计划和科学政策最首要的理论家。剑桥大学是他的基地,直到1938年他接替P·M·S·布莱克特成为伯克贝克学院物理系主任,那时伯克贝克学院还不是科学研究的主要中心之一。他一直留在伯克贝克,在战后建起了杰出的晶体学系。他的名声吸引了最出类拔萃的年轻研究人员,其中有弗朗西斯·克里克(他后来去了剑桥)、罗莎琳·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阿龙·克鲁格(Aaron Klug)。可是,虽然贝尔纳在启发生命科学革命中发挥了如此巨大的作用,但他一直没有投身于这方面的研究。DNA的分子模型一经提出,他马上认识到它是“生物学最伟大的发现”,但他没有参与研究。

事实上,从1939年初到1946年,他没有在学术界活动,而是加入了英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项极其成功的计划——募集科学家为政府做研究工作。虽然他是“战时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和创立者之一,但他似乎与原子弹项目没有关系。有那么几年,科学和政治,理论和实践浑然一体。就连外行人也能懂得他最精彩的成就并为之激赏,比如他正确地预见到1940年德国轰炸考文垂的结果和他对诺曼底登陆处沙滩的杰出研究,还有他镇定自若的勇气。书中关于这段时期的章节对不搞科学的读者来说可读性最强,当是意料中事。1945年到1946年间,这位战时的圈内人又一次成为圈外的共产主义分子和叛徒嫌疑人;虽然政府在政治上转弯不像乔治·奥威尔那么灵活,后者马上不失时机地对贝尔纳的斯大林主义思想和他的“懒散作风”发起了攻击。值得注意的是,1945年到1946年间政府还要求他计算在未来的核战争中,欲打败苏联,美国和英国各需要多少军力。他以他一贯冷静的理智和充足的干劲完成了这项任务。那是他最后一次为政府做事。顺便说明,从未有过任何证据或认真的暗示说他与苏联情报机构有联系。

这位科学大师的战后学术生涯本是一路凯歌,却在他的创造能力处于巅峰状态的时候戛然而止;原因难道仅仅是冷战吗?《牛津英国传记大辞典》说得有道理,1945年后他激进的政治观点使他难以重建他战前的地位。他公开全力支持斯大林,这一点肯定对他损害至深。因为他企图为1948年被苏联官方承认为正统生物学的李森科(Lysenko)那似是而非的理论辩解,结果他在科学家同行当中也曾一度威信扫地,并再也没有完全恢复。然而,这仍不能解释为什么他对伟大的分子生物学革命只起了敲边鼓的一点儿作用,或者为什么他从科学研究转向了就五花八门的各种题材和历史进行写作。如布朗记录的那样,他为撰写巨著《历史中科学的作用》6做准备的时候,“有时感到心力交瘁”。

贝尔纳继续发挥着他的天才,“把独创的思想之箭射向他目之所及的任何靶子”,并因此而引发有益的成果,但他自己在科学上的名声却并非来自他战后的研究工作,可能只有布朗对描述的他关于液体结构的研究给予了精彩的描述。罗莎琳·富兰克林回忆说,伯克贝克物理实验室的条件即使按战后被炸得满目疮痍的伦敦的标准来看也算是原始的。给这些物质上的困难雪上加霜的还有学院中别人的嫉妒和敌意,而且当国际形势达到危机程度的时候,贝尔纳又遭到了来自学院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攻击。他满怀热诚,孜孜不倦地投入工作,但取得的科学成就却没有1939年人们预想的那么伟大卓越。

到1951年,常人难以承受的工作量对他强壮体魄的摧残开始显现。他除了全职做科研和学院的工作外,还经常周游世界,宣传苏联支持的和平运动,此外还近乎着迷地不停撰著、讲课和开会。他爬山开始力不从心,走起路来步子不稳,他把自己的步子比作利尔诗中没有脚趾的“疱跛”的步伐。仅仅在1961~1962年的一个学年内,他除了去世界各地宣传和平运动外,还四处讲学,到过智利和巴西,到过柏林、慕尼黑,以及耶鲁大学(他在那里举办了题为“分子结构、生物化学的功能及进化”的一系列研究生讲座)、加纳科学院、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关于物理冶金学的学术会议、法国物理学会、英国科学促进协会,还有在格拉斯哥、曼彻斯特和纽卡斯尔的各个机构或协会,更不用说还要在皇家学会的贝克讲座上以及各种科学学会和学生团体中演讲。他在20世纪50年代期间还出版了5本著作。这一切当然占去了他大量的时间,使他只能见缝插针,时断时续地做科研。

最终,超负荷的工作压垮了他。自1963年开始,他发作了好几次中风,一病不起,虽然直到1968年,他仍然担任着他终于迫使伯克贝克学院建立起来的晶体学系主任的职务。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轮流住在玛戈·海涅曼和他的女儿珍,还有另外两个也声称是他妻子的太太家中。那是一段悲惨的时间,他天才的大脑逐渐失去了与外部世界交流的能力。最后,即使是一辈子与他相伴,熟悉他的声音和字体的他最亲密的人,都无法明白他发出的声音和在纸上画出的线条。他在世的最后两年处于无声的单独囚禁之中,被困在每况愈下的肉体中在各家之间辗转。他逝世于1971年9月15日,终年70岁。

即使是最独一无二的个人也必须放在他或她所处的时间和地点的大背景中来看,这样才能看懂这个人的生平。贝尔纳希望通过政治、科学和个人三方面革命的结合——借助列宁、弗洛伊德和对晶体之类的发掘达到这三方面的结合——实现人类的进步和解放。这是他自己的梦想,他的梦想也是他个人的悲剧,但这种梦想和悲剧只能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成长起来的人身上。作为人,贝尔纳是生活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危机时代的爱尔兰人,后来又成为共产主义革命者。作为科学家,他深切地意识到,他生活在法国社会学家乔治·弗里德曼一本当时很有影响的书中所谓的“进步的危机”7之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150年间,受过教育的西方世俗思想坚信,文明遵循着一种普遍的模式在不可阻挡地向着更美好的未来前进,尽管进步的步伐也许时快时慢,过程也许有时出现中断。即使对文明可能产生的负面后果感到担忧的人也无法否认其现实性。但在1914年后,19世纪的世界完全被打烂,人类在战争、革命和经济崩溃中该何去何从?进步的殿堂只剩下互为支持的三大支柱:不断前进的科学,自信的、合理化的美国资本主义,再就是俄国革命给满目疮痍的欧洲以及后来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国家带来的希望。它们各自的代表人物是爱因斯坦、亨利·福特和列宁。科学的前进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但社会危机、思想风险,甚至科学进步本身都日益促使科学家把视线从实验室转向社会。

20世纪20年代时,就连新生的苏联都把亨利·福特作为榜样。年轻的贝尔纳虽然相信共产主义,但也同意,人的需要可以通过“合理化的资本主义或者苏联的国家计划”来得到满足。然而,那个时代的中心推动力量——世界经济危机——打碎了美国模式,也推翻了德国和日本开明的集体资本主义模式。相比之下,苏联的粗放型工业化模式则高歌猛进。对相信进步的人来说,通往未来的唯一道路似乎就是由历史创造、经科学改造的新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社会。贝尔纳一生的奇特之处,在于他始终不渝地坚持他在20世纪30年代树立起来的信念,相信这个未来只能在苏联社会中才能实现,哪怕那个社会采纳了斯大林主义的模式。

对于当时活力充沛的年轻自然科学家来说,科学进入公共领域既是必然,也是必须。一小群先驱探索者在(年轻的贝尔纳所谓“科学光辉灿烂的新世界”)各个领域不断做出新发现,使他们确信自己欣逢科学的盛世。自1895年以来,科学领域的革命促成了在了解和掌握自然方面巨大惊人的无穷进步,改变了世界。只有科学家知道这些进步是如何发生的,只有他们真正了解这些进步的潜力。贝尔纳不是唯一对“未来世界”做出大胆预测的科学家。在宣示科学的力量这个方面,他做出的具体的,可能也是最持久的贡献,是他分析了科学怎样实际推动社会和思想的前进,以及应如何对科学进行组织以使它实现高效的发展。

与此同时,西方世界的治理人表现出明显的无知。他们的愚昧无能和他们自1914年以来在军事和经济上的失败一样令人震惊。面对革命动乱,他们束手无策;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经济灾难证明,面对丰足中的贫穷,他们也一筹莫展。(正是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需要”和“国家福祉”进入了英国科学界的语汇。)社会需要科学家。虽然科学研究和理论过去一直对争吵不休的政治唯恐避之不及,但不管他们自己愿不愿意,原来是局外人的科学家现在必须参与公共活动去传播科学,预言未来,并身体力行,积极探索。自从希特勒上台,德国书籍被焚,学者凋零之后,科学家即成为欧洲的光荣,成为文明未来的捍卫者。在这个关键时刻,苏联在大萧条中似乎毛发无损,这证明了市场经济理论的虚妄无用,使“计划”成为一剂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即使在非布尔什维克的眼中,苏联也成了榜样。“计划”的魅力超越了国界和意识形态,社会主义者喜欢它,因为它与他们的思想相吻合;科学家和技术官僚喜欢它,因为他们实际就是这样做的;国家领导人喜欢它,因为他们开始认识到必须用它来应付经济萧条和战争带来的问题。

历史以残酷的讽刺表明,“计划”最伟大的成就是动员人民,凝聚政治、科学和社会的希望来全力以赴取得战争的胜利,却不是建立好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把政治和科学的决定融为一体,把科幻小说的情节变为现实,有时这个现实如噩梦般可怕。最纯粹的核理论家和实验者1939年对希特勒的政治评判被投入社会应用,研制了原子弹。战争证明了贝尔纳的预言,即需要一种有计划的“大科学”来开辟了解自然和服务社会的新领域,并把知识付诸实践。这是建造核武器的唯一办法。战争,只有战争,才能给核、空间及计算机领域中的科学和技术提供足够的资源和支持,使它们得以在20世纪下半叶迅猛发展。战争使人掌握了无限的新力量,也因此摆脱了控制,颠倒了魔法师和学徒的关系。创造了这些力量的魔法师深知它们的危险,但在那些寻找各种借口使用这些力量并因此而自鸣得意的学徒面前却无能为力。原子弹的制造者成了反核先锋,在冷战期间,他们也成为原子弹使用者怀疑和轻蔑的对象。

罗伯特·奥本海默和戴斯蒙德·贝尔纳(他在1945年后宣传反对核战争的时间比花在任何其他活动上的时间都多),也和许多其他人一起是这种关系颠倒的受害者,虽然他们受害的方式不同。在一个方面,身为原子弹主要设计师的奥本海默的遭遇更悲惨;他的敌人和迫害者借口他战前与共产主义分子有联系,把他逐出了公共生活,使他的地位一落千丈,而对他的指控明显是虚假不实之词。贝尔纳由于自己的政治信仰,在1945年后被视为“安全风险”,应在意料之中。然而,从另一个意义上说,贝尔纳的情况同样具有悲剧性;因为他和打倒他的人本是一条战线上的人,对政治-科学的未来抱有同样的向往,但那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却打破了这个统一战线,结果造成了冷战期间超级大国对抗的危险。

在1948年柏林空运那些紧张的月份里,斯大林决定加强苏联防御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和其他危险的堡垒,下令从即时起有两种敌对的科学。其中只有一种是正确的,所有共产党人都必须遵守,因为它得到了党的认可。围绕着李森科的争议争的就是这个问题,而不是有机体繁殖的性质问题。最近的研究表明,李森科的理论直接“受到斯大林的批准,实际上等于是斯大林口授的”,8这毫不令人惊奇地终结了“红色科学”的时代。贝尔纳把“红”的义务放在“专”的责任之上,毁了自己的一世英名。

斯大林把生命科学研究挑出来作为苏联正统科学的打击目标,全然不知此举的历史性讽刺,因为正是这一领域最吸引西方科学家接近苏联思想,产生了“红色科学”时代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物。生命科学家在苏联脆弱无依,因为政府不得不允许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进行研究,无论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有什么错误,但遗传学家既不能生产武器,又不能立竿见影地提高农业产量。李森科漏洞百出的农业生物学理论被苏联官方宣布为正确的、唯物主义的、进步的、爱国的,与其相对的则是反动的、经院式的、外国的、不爱国的资产阶级遗传学。(结果,3 000来位生物学家马上失去了工作,有的甚至失去了自由。)李森科事件中苏联的理念和实践都完全站不住脚。

在西方科学家中,几乎只有贝尔纳积极地公开捍卫苏联的理念和实践,几年后,他还为斯大林写了一篇令人难以置信的讣告,题为“作为科学家的斯大林”。他为何如此,个中缘故至今仍不清楚。只说他把对党的责任凌驾于科学良知之上是不够的,尽管他为李森科进行的学术上的辩解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实际上他连共产党员都不是。然而,他是国际上为苏联摇旗呐喊的重要公众人物。也许他这样做是出于对世界和平的关注,希望能影响苏联境内的事态发展。如布朗所述,他确实成了赫鲁晓夫的朋友和知音。无论他的动机如何,他的立场对他的事业、他本人以及他的名声都有损无益。

很清楚,贝尔纳没能实现他的政治目标。虽然他从未批评过苏联,但他一定因自己的政治希冀落空而失望。不过,作为关于1945年后科学的组织、结构和公共资助的预言家,他的影响就大多了。从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到“引用指数”,这些都是他的遗产。但他作为科学家有什么成就呢?

很少有别的科学家像他一样得到同行如此高度的赞扬。从不妄自菲薄的吉姆·沃森写道:“贝尔纳头脑的范围之广是传奇性的。”与沃森共获诺贝尔奖的弗朗西斯·克里克写道:“我把贝尔纳看作天才。”莱纳斯·鲍林认为贝尔纳是他所见过的最有才华的科学家。他的传记作者找出了至少6位诺贝尔奖得主对贝尔纳的评论,他们有的比贝尔纳年长,有的比他年幼,但都异口同声地表示对他的“钦佩甚或崇拜”。然而,正因为他的兴趣如此多种多样,正因为他一对某个问题发生兴趣即马上着手研究,但不久就失去耐心,所以他无法专注,而专心致志是取得重大成就所必需的品质。可能1964年C·P·斯诺对他的评价是最公允的:

他的天分极高,他是他那个时代最博学的科学家,可能是最后一位可以有意义地称为懂科学的人。……然而他的成就尽管巨大,却没有像本来可以做到的那样稳拔头筹。世界各地的其他科学家受贝尔纳的启发写出的科学论文汗牛充栋。但贝尔纳缺乏大多数科学家都有的专心致志的钻研精神,科学家就是靠这种精神才能把创造性的研究进行到底。如果贝尔纳能够有这种心无旁骛的专注,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大部分发现都会出自他之手,他将会多次获得诺贝尔奖。9

那么他的成就是否因此而减色呢?科学知识的矛盾是,它(与有些创造性艺术不同)是积累性的,所以,虽然有些科学家赫赫有名,但他们在研究领域里的进步其实是集体努力的结果,不是任何个人单枪匹马的成就。最伟大的科学天才在历史上都是可以替代的,因为他们的发明别人早晚也会做出来,他们的工作不可避免地构成持续不断的集体努力的一部分;莎士比亚或莫扎特的作品则不同,是他们所独有的。门捷列夫当之无愧地受到我们的敬佩,但没有他,化学元素照样会有它们的周期表。1962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克里克、沃森和威尔金斯身后有一个军团的研究人员,是他们的工作使这3位获奖者得以实现突破,也是他们在继续发展获奖者提出的思想。另一方面,没有一个褒奖和勉励的机制能够记录像贝尔纳这样的人的贡献,虽然从1962年到1964年的3年之间,他至少有4名学生和弟子获得了诺贝尔奖,这还不算本来想追随他的克里克和在贝尔纳自己的实验室工作的罗莎琳·富兰克林,后者若非英年早逝,获奖的机会也很大。贝尔纳的成果不是实在可见的,而在于他培养造就了一种求知的冲动,一种氛围。

关于伦琴其人,我们也许一无所知,也不需要知道,但他的科学成就无人不晓:是他在1895年发现了X光。直到2012年,还没有几个人知道希格斯是何许人,但以他命名的神秘的希格斯玻色子引得物理学家多年来争论不休。科学中没有永远记载贝尔纳名字的东西。大部分认识他,感受过这位传奇人物影响的人都已故去。贝尔纳对科学的贡献在于科学发现的初期,很多时候无法落实到具体方面,一旦直接受到他启发的几代人逝去,他的名声就只能由历史学家来维护了。他们不仅要深刻了解科学的历史,还要在记得当时情景的人都已去世的情况下重建他那个时代的情绪和心态——那种全球性的灾难感和全球性的希望。从此以后,作为这些历史学家的出发点,安德鲁·布朗的书就是他们的必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