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知识分子:作用、功能和矛盾

初次以英文发表,基于为《2011年纪念萨尔茨堡大学的迈克·费歇尔教授论文集》所写的德文稿。由我自己翻译为英文。

在文字发明以前,知识分子有社会功能吗?知识分子本身能够存在吗?恐怕很难。萨满教的巫医、神父、巫师,或其他主持和协助仪式的人一直担负着一种社会功能,也可以假设我们今天称为艺术家的人也有这种社会功能。但在需要使用、明白、理解、学习和保存的文字和数字的系统发明出来之前,怎么可能有知识分子呢?不过,用于交流、计算,特别是记忆的现代工具刚出现时,掌握这些技能的极少数人马上掌握了巨大的社会权力,使后来的知识分子望尘莫及。在美索不达米亚第一代农耕文化的初期城市中,会写字的人可以成为“教士”这个神职统治阶级的成员。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在文字世界中如果垄断了识字和为掌握文字而必需的教育,就意味着垄断了一种权力,保障这种权力不受竞争的手段就是使用专门的、在礼仪或文化上被认为是高级的书面语言的教育。

另一方面,笔从来硬不过刀。征伐者总是可以征服文人;但没有文人,就没有政体,没有扩大的经济,更不会有历史上伟大的帝国。受过教育的文人提供了把帝国凝聚在一起的意识形态,也为帝国输送了管理国事的大臣官员。在中国,他们把蒙古征服者变成了帝国王朝,而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帝国因为没有他们很快就分崩离析。第一批掌握了教育垄断的是安东尼奥·葛兰西所谓的“所有主要的政治统治制度中的‘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ect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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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中世纪晚期,一些非神职人员学会了用地区流行方言进行读和写,成为不承担社会功能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以方言写作文学或其他作品,同时也是那些作品的读者,引起了规模不大的新生公共领域的兴趣。现代领土国家的兴起又增加了对办事官员和其他“有机”知识分子的需要。这些人越来越多地是在现代化大学中受教育,他们的中学老师也是那些现代化大学的产物。另一方面,全民初级教育的普及,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学和大学教育的飞速扩大,产生了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的巨大的能读会写、教育良好的人才库。与此同时,20世纪新传媒产业的神速扩张也大大拓展了与官方机构没有关系的知识分子的经济空间。

直到19世纪中期,知识分子还都是很小的一群人。在1848年革命中起了重大作用的学生在普鲁士包括4 000名男青年(还没有女子),在匈牙利以外的哈布斯堡帝国一共才7 000人。这个新的“自由知识分子”阶层的新奇之处不仅仅在于他们和统治阶级受的是同样的教育,掌握同样的文化知识,那时已经认为统治阶级应当具有德国人称为“教养”的文学和文化素养,工商阶级也在日益跟上这股潮流;它的新奇之处还在于它的成员以自由职业知识分子的身份谋生的可能性比过去大了许多。新生的科技产业、科学和文化机构、大学、新闻业、广告宣传业、演出娱乐业,这些都为他们提供了新的谋生手段。到19世纪即将结束时,资本主义企业创造的巨额财富,足以使工商业中产阶级的一些子女和家属得以专门从事知识和文化活动。曼、维特根斯坦和瓦堡家族即是例子。

如果算上波西米亚人这个边缘群体,那么自由知识分子就没有公认的社会特征。他们只是被视为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成员(用J·M·凯恩斯的话说,“我的受过教育的资产者阶级”),或至多是资产阶级下面的一个分组,像学术人士或学者。直到19世纪后1/3的时间,他们才被集体称为“知识分子”或“知识阶层”,这个称呼从1860年开始,先是在动乱频仍的沙皇俄国出现,然后又出现在为德雷福斯案而举国震动的法国。在这两个情况中,构成他们群体特征的似乎是思想活跃再加上以批判的态度干预政治。即使在今日,“知识分子”也经常使人和“反对派”产生联想,而“反对派”在苏联社会主义时期就意味着“政治上不可靠”,尽管这种联想并不总是正确的。然而,公众中识字的人大量增加,新媒体的宣传潜力也随之提高,这给著名知识分子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提高声望的机会,连政府也可以对此加以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93位德国知识分子和他们的法国及英国同行各自发表蹩脚的宣言为他们的政府强词夺理地进行辩护,事隔一个世纪回想起来仍让人脸红。这些人在这样的宣言上的签字之所以宝贵,不是因为他们在公共事务方面经验丰富,而是因为他们作为作家、演员、音乐家、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的鼎鼎大名。

革命和意识形态战争此起彼伏的“短暂的20世纪”成为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活动的时代。在反法西斯主义时期和后来的社会主义年代,知识分子积极捍卫自己的事业,并被公认为思想界的重量级公共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东欧剧变之间那一段是他们意气风发的时期。那是反动员的伟大时代:反核战争、反老欧洲最后的帝国主义战争和美国新帝国的第一场战争(阿尔及利亚、苏伊士、古巴、越南)、反斯大林主义、反苏联入侵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等。在几乎所有这些运动中,知识分子都站在前列。

仅举一例,英国的核裁军运动发起人中有一位著名作家兼当时威望最高的知识周刊的编辑,一位物理学家和两位记者。一俟建立,它马上选举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为主席。从本杰明·布里顿到亨利·莫尔和E·M·福斯特,艺术和文学名人群起响应,踊跃参加,其中的历史学家E·P·汤普森在1980年后成为欧洲核裁军运动最著名的代表。伟大的法国知识分子萨特和加缪的名字家喻户晓,苏联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无人不知。描写共产主义者对时代的失望幻灭,具有影响力的作品集(《失败的上帝》)刊头排列的名字都是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美国的秘密情报机构甚至觉得有必要出资建立像文化自由大会这样的组织,专门用来争取欧洲知识分子的人心,增加他们对冷战时期的华盛顿的好感。也是在这个时期,西方的大学自1846年以来第一次在规模和数量上迅猛发展,使政府开始把它们视为政治和社会反对派的滋生地,甚至是酝酿革命的温床。

知识分子作为领导站在政治反对派前列的时代,如今已经成为过去。那些联署宣言,为事业大声疾呼的伟大人物今在何方?除了极为罕见的几个人,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的诺姆·乔姆斯基,他们或陷入沉默或已经离世。法国受人景仰的思想家在哪里?萨特、梅洛-庞蒂、加缪、雷蒙·阿隆后继有人吗?福柯、阿尔都塞、德里达和布迪厄的接班者何在?20世纪晚期的思想家选择放弃追求理性和社会变化的重任,任由纯理性的个人组成的世界自动运作,据说,这些纯理性的个人通过市场的理性运作来最大地实现自己的利益,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市场自然会趋向持久的平衡。在一个大众娱乐无休无止的社会中,社会活动家发现要动员公众支持某个事业,借助世界闻名的摇滚乐手或电影明星比使用知识分子更有效。哲学家无法与波诺(Bono)或伊诺(Eno)相匹敌,除非把自己包装成全球媒体新世界中的那个新角色——“名人”。我们生活在一个新时代中,要等脸书(Facebook)上自我表达的噪音和互联网的平均主义理想充分产生了社会效果之后才能告一段落。

所以,伟大的知识分子反对派的没落不仅是因为冷战结束了,也是由于在这个经济增长、消费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西方的公众对政治变得漠不关心。从古雅典集市的民主理想一路走来,到今天购物中心不可抗拒的诱惑,供19世纪和20世纪的伟大超凡的力量挥洒的空间被大大压缩,这个力量就是可以通过政治行动改善世界的信念。不是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目标就是要缩小国家的规模和范围,减少它的公共干预行为。这方面它取得了部分的成功。

但还有一个因素决定了新时代的特点,那就是传统价值和观点的危机,最重要的是坚信理性和科学进步,以及认定人性可以改善的传统信念遭到了抛弃。自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以来,18世纪启蒙运动的语汇及其对革命思想光明未来的坚定信心传播到世界各地,鼓舞着争取政治和社会进步的斗士。这样的意识形态和信奉它的国家联起手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了希特勒,赢得了也许是它的最后胜利。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启蒙运动的价值在“血与土地”的反全球化力量和所有宗教中都在发展壮大的激进趋势面前节节败退。即使在西方,我们也看到了对科学抱有敌意的新的非理性的兴起,同时,对不可抵挡的进步的信念被对不可避免的环境灾难的恐惧所取代。

这个新时代的知识分子怎么样呢?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的巨大增长使他们成为一个有政治影响力的阶层。1968年后发生的事情表明,学生很容易被大规模地动员起来,不仅在一国之内,而且跨越国界。从那以后,通信方面的空前革命大大加强了个人采取公共行动的能力。大学教师巴拉克·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和俄罗斯发生的事情是最近的几个例子。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创造了“信息社会”,生产和经济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依靠知识性活动,也就是说,依靠有大学学位的男男女女和教育他们的中心——大学。这意味着即使是最反动、最专制的政权也得给大学里的科学家一定程度的自由。在前苏联,学术界是表达不同政见和进行社会批评的唯一有效的论坛。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实际上废除了高等教育,后来也明白了必须给科学家以一定的自由。在一定的程度上,中国的人文和艺术学科的学者也沾了光,尽管这些学科在经济和技术上并不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巨大增长使得大学学位或大学毕业证书成为加入中产阶级,获得专业职业的不可或缺的资本,于是在教育水平较低的大众眼中,大学毕业生成了“高等阶级”的成员。蛊惑民心的煽动家常把“知识分子”或所谓的“自由派”说成是狂妄自大、道德放荡并享受经济和文化特权的精英阶层。在西方许多地方,特别是在美国和英国,教育差距有可能成为阶级界限,一边是靠一纸大学文凭就能十拿九稳地找到好工作、平步青云的幸运儿,另一边则是心怀怨恨、愤愤不平的广大民众。

大学毕业生不属于真正的富人。真正的富人只占人口的极少数,他们在20世纪后30年和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获得了做梦也想不到的巨大财富;那些人——其中也有女人——的个人资产相当于一个中型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的财富都来自商业和政治权力,虽然有些人无疑是知识分子出身,有研究生,还有中途辍学的大学生,美国在这方面有好几个突出的例子。矛盾的是,东欧剧变后,他们日益自信的炫富反而使未受教育的大众产生了对他们的亲近感,后者摆脱处境的唯一办法是要么成为足球运动员或传媒文化明星,要么中彩票巨奖;每个国家中都有几百个这样不靠文字或商业天赋而上升到社会顶层的人。从统计数据上分析,穷人通过此种途径发财的机会微乎其微,但那些成功了的人确实得到了可以炫耀的金钱和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更容易动员起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上受剥削的失败者和小人物起来反对美国保守派所谓的“自由派”,因为大众似乎与自由派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只是,在西方经历了好几年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之后,对经济两极分化的不满才开始取代对知识分子高人一等的仇视。奇怪的是,这方面两个最明显的表现都是知识分子促成的。民众普遍不再相信自由市场能为所有人带来更美好的未来(“美国梦”),甚至对现行经济制度的未来日益感到悲观。首先揭开这一点的是经济记者,而不是超级富豪,只除了极少的例外。宣称“我们是99%”,以此与1%的超级富人形成反差,并高喊这样的口号占领华尔街和其他的国际银行和金融中心,这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共鸣。即使在美国,民调也显示有61%的受访人支持这个运动,支持者中一定包括许多反自由派的共和党人。当然,那些在敌人的地盘安营扎寨的示威者并不属于99%。像过去常发生的那样,示威者是人们所说的激进知识分子的先锋队,是学生和波西米亚型艺术家中的积极分子;他们发起一系列小型冲突,希望能发展为全面战斗。

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我们正处于政治非理性的时代,而且这种非理性又由于时代对未来的疑惧而进一步加强,在这样的新时代中,19世纪和20世纪知识分子那种古老的独立批评传统如何保存?当今时代有这样一个矛盾的现象: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非理性与先进技术相安无事,甚至对先进技术使用起来得心应手。美国的情况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以色列激进分子的定居点表明,信息技术的专业人员中不乏真心相信《创世记》中上帝创造世界的故事的人,也有很多人相信《旧约》关于要消灭不信基督教的异教徒的嗜血号召。今天的人类已经习惯于内心充满矛盾的生活;在感情世界和对情感毫无感应的技术之间,在个人经验及感知的范畴和无意义的庞大之间,在生活的“常识”和造就了我们生活框架的智力活动(在绝大多数人眼中)的不可理解之间,人需要不断地找到平衡。人类生活这种全面的非理性有可能与今天在科学和社会方面从未如此地依靠的马克斯·韦伯所谓理性的世界相容吗?诚然,由于信息传媒、语言及互联网的全球化,哪怕是最强有力的政府当局也无法使一个国家在实际上和思想上完全与世隔绝。然而,问题依然存在。

另一方面,没有创新思想固然照样可以使用高级技术,尽管不能再进一步改善,但是,科学发展是需要思想的。所以,即使今天最全面反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也比以前更需要有思想的人以及使他们能够蓬勃发展的环境。可以肯定地假设,这些人对他们生活其中的社会和环境也会有批判性的想法。在东亚和东南亚以及穆斯林世界新兴的国家中,这些人可能和过去一样,是促进政治改革和社会变化的力量。在危机重重、彷徨犹豫的西方,他们也可能再次成为这样的力量。确实,可以说目前系统性的社会批评的力量主要集中于受过大学教育的新阶层。但是,只靠勤于思考的知识分子是无法改变世界的,尽管若没有他们的贡献,任何改变都不可能实现。改变世界需要普通人和知识分子建立起统一战线。除了几个孤立的例子之外,今天要建立这样的统一战线可能要比过去困难得多。这就是21世纪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