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们这里一片昏暗的野旷地带,愚昧的军队
在黑夜中厮杀,此起彼伏的警报中是惊惶溃败。
——马修·阿诺德《多佛尔海滩》

本书讲的是一个社会的艺术和文化的遭遇;那个社会——资产阶级社会——与1914年的那一代人一起,已经永远消逝在历史中。本书还讲到了自20世纪中期以来人类所经历的全面巨变中的一个方面;对地球上80%的地方来说,中世纪在20世纪50年代戛然而止,而到了60年代,全球各地管理人际关系的既有规则和习惯都开始明显地难以维系。因此,本书讲的也是一个失去了方向的历史时代;在新千年的初始,这个茫然无措的时代面对陌生难辨的未来表现出的惶惑不安实为我此生仅见。作为历史学家,我致力于研究思考社会现实和艺术之间盘根错节的奇特关系,写过不少东西。20世纪末,我又应萨尔茨堡艺术节组织者的要求就此做了一些演讲(讲我这方面的怀疑);一年一度的萨尔茨堡艺术节源远流长,是从斯蒂芬·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中幸存下来的著名活动,茨威格与它也有着很深的渊源。本书的前几章就是我在萨尔茨堡的演讲,之后的内容包括我从1964年到2012年间写的东西,其中一半过去从未发表过,至少没有用英文发表过。

本书首先对20世纪各种不着边际、匪夷所思的宣言做了介绍。第二章到第五章是对新的千年开始时各种艺术境况的现实思考。然而,如果不回顾昨天那个逝去的世界,就无法理解这几章的论述,于是第六章到第十二章对那个世界进行了探讨。它基本上形成于19世纪的欧洲,不仅创作了一套基本的“经典之作”,特别是在音乐、歌剧、芭蕾舞和戏剧方面,而且在许多国家形成了现代文学的基本语言。我援用的例子主要来自我自己的文化背景所属的地区——从地理上说是中欧,从语言上说是德语,但也包括1914年之前那几个十年中文化的“小阳春”,或“美好时期”。这一部分以对这一文化遗产的思考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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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卡尔·马克思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经济和社会后果的预言可以说是尽人皆知。确实,欧洲资本主义在19世纪确立了对全球的统治,并通过武力征服、技术优势和自身经济的全球化改变了世界;但与此同时,它还带来了一整套强大的信仰和价值观,并自然而然地认为这套观念比其他的都优越。这一切加起来构成了“欧洲资产阶级文明”,而这个文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却再也没能恢复元气。这种傲然自信的世界观的核心是艺术和科学,以及对进步和教育的重视。可以说,艺术和科学取代了宗教而成为时代精神的核心。我本人就是在这个“资产阶级文明”中出生长大的,它戏剧性的象征是19世纪中期在维也纳围着中世纪和帝国时期的老城中心建起的一圈宏伟的公共建筑:股票交易所、大学、城堡剧院、气势恢宏的市政厅、造型古典的议会大厦、巍然相对的艺术历史博物馆和自然历史博物馆,当然还有19世纪每一个自尊自重的资产阶级城市必备的中心——大歌剧院。在这些地方,“文化人士”在文化和艺术的神坛前膜拜。19世纪的教堂只是背景的陪衬,算是对教会和皇帝[1]之间联系的漫不经心的承认。

这一文化情景看似新奇,其实深深地植根于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王公、皇家和教会文化之中;那是一个煊赫权力和极端财富的世界,而权力和财富正是赞助高等艺术的典型力量。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留存了下来,公共艺术展览就显示了艺术与名声、财力之间的联系,当然后者已不再限于显赫的门第或精神上的权威。这也许是一个原因,说明了为什么这种情形没有随着欧洲的相对衰落而消亡。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资产阶级文明”依然是高等文化的代表,这种文化需要行使权力予以支持,不惜血本予以培育,赞助者则因此而获得高度的社会声望。在这个意义上,高等艺术如同香槟酒,即使在全球化的世界里也仍然是以欧洲为中心的。

这一部分结束时,我对这个时期的遗产以及它所面临的问题阐述了一些想法。

面对传统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它赖以维系的价值观的崩溃,20世纪是如何应付的呢?这是本书第三部分的八个章节讨论的题目,其中介绍了对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做出的各种理智和反理智的反应。这些章节讨论了20世纪期间科学对文明的影响。尽管文明高度崇尚进步,但它对科学无法理解,并因科学而受到损害。还讨论了公共宗教在一个世俗化日益加速的时代内奇特的两难境地;艺术也是一样,它失去了原有的依靠,用尽办法寻找新的方向感,或是通过“现代派”或“先锋派”与技术竞相追求进步,或是试图与权力结盟,或是最终灰心丧气、愤愤不平地屈从于市场,但是都徒劳无功。

资产阶级文明哪里出了问题?虽然它建立在摧毁一切,改变一切的大规模生产模式的基础之上,但是它的实际活动、它的机构以及政治和价值制度都是由少数人为少数人设计的,尽管这个少数可以,也必然会扩大。它过去是,今天仍然是精英制度,也就是说,它既非平等主义,亦非民主制度。直到19世纪末,“资产阶级”或上层中产阶级仍然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1875年,即使是教育发达的德国也只有10万名学生上人文学校(小学和中学),而且没有多少学生能坚持到毕业。大学学生一共只有16 000人。就连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法国和英国这三个最大、最发达、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加起来的总人口为1.5亿,其中,也只有15万大学生,占总人口的1‰。1945年后,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的迅速扩张造成受教育人数的成倍增长,大批学生在学校学到了19世纪的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在这样的文化中真正感到自如。

显然,资产阶级文明遭遇的威胁来自被排除在精英阶层之外的大多数人。他们期盼建立一个进步的,同时也是平等主义的民主社会,那是一个没有资本主义或消灭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希望也许和社会主义者相同,但是他们采纳了资产阶级的许多“现代”价值观,没有试图用别的东西取而代之。有“政治觉悟”的社会民主活动家想通过文化活动使工人自然而然地吸收这些价值观,而社会主义者主持的地方当局也确实为此组织了各种文化活动。矛盾的是,这个时期内,像职业足球及球迷这类次级文化的发展,经常被认为没有政治意义,不过是幼稚的玩乐。在我童年时期的维也纳,人们对无产阶级对足球的沉迷和痴狂习以为常,但据我所知,没有人把这种现象与无产阶级作为选民对社会民主党同样狂热的支持联系起来。

本书汇集的各篇论文提出的基本论点是:按照逻辑,资本主义发展和资产阶级文明必将摧毁其自身的基础。这个基础是由进步的少数精英管理的社会及其机构,多数人对这个社会制度持容忍甚至赞同的态度,只要它能够保证稳定、和平和公共秩序,并能满足穷人合情合理的期望。20世纪的科学和技术先是改变了,后又摧毁了过去谋生的方法;西方经济的迅猛发展催生了大规模消费的社会;大众作为选民和消费者获得了决定性的政治发言权。在这三重的打击下,旧有的社会制度完全无力招架。20世纪,或更确切地说,20世纪下半叶是西方普通男女当家做主的时代,尽管妇女的地位比男性尚差一筹。进入21世纪,这一现象开始向全球扩展。同时,把民主等同于全民投票和代议制政府的政治制度的缺陷开始显露;鉴于政治和治理结构不但没有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反而由于几乎所有国家都成了主权的“民族国家”而得到加强,这个问题就愈加严重。此外,占统治地位,或至少有巨大影响力的新老精英阶层茫然不知所措,即使知道该如何做,也没有采取行动的必要权力。

不过在文化方面,由普通大众主导的世纪成就不凡,虽然传统的资产阶级高级文化的受众大大减少,只剩了年事已高的人、附庸风雅的人或沽名钓誉的有钱人。1960年,古典音乐勉强只占唱片出产的2%,且主要是20世纪之前的作品,因为音乐界的先锋派从未赢得过多少听众。确实,新技术和大众消费的结合不仅形成了我们今天的文化大格局,而且也产生出了它最伟大、最有创意的艺术成就——电影。所以,民主化的美国才成为20世纪媒体地球村的霸主;无论是在写作风格方面,还是在音乐、戏剧方面,它首创了各种新的雅俗共赏的艺术形式,也因此而获得了大规模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当今社会的技术型工业化经济源源不断地生产信息及声像、文字、记忆和象征这类文化产品,数量巨大,无处不在,人的生活为之饱和,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它完全改变了我们理解现实和欣赏艺术的方式,特别是终结了“艺术”在过去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特权地位,也就是说,艺术不再是衡量好与坏的标准,也不再代表真善美这样的价值观,不再能净化人的心灵。

对威格莫尔音乐厅[2]的听众来说,艺术也许仍然重要,但它却与目前混乱的市场社会的基本思想格格不入。根据这个基本思想,“自我满足”是经验的唯一目的,而为达到这个目的用什么方法并不重要。用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话说[其实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说的]:“球柱的功用跟诗歌一样。”此言显然不确,至少没有充分估计到消费者唯我独尊的心态在多大程度上与集体参与和自我展示的习惯融在了一起,这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参与和自我展示已经成为我们娱乐性国家和公民社会的特点。资产阶级社会至少自认为知道文化是什么(如T·S·艾略特诗中写的,“女人们翩然而过/一边谈论着米开朗琪罗”),而我们却没有言辞或概念来形容自己经验的这个方面。现在文化的特征也与过去完全不同。“这是艺术吗?”只有拒绝接受流行观点的人才会问这个问题;他们不肯相信关于“艺术”的资产阶级传统概念已经消亡,尽管在陵墓里得到了仔细的保存。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达达派、马塞尔·杜尚的小便器和马列维奇(Malevich)的黑色正方形已经标志了传统艺术的穷途末路。当然,艺术并未像人以为的那样就此消失。有“艺术”作为组成部分的社会也依然存在。然而,我们已不再能理解,更不知如何应对目前各种声像文字的创作,这股创作洪流席卷全球,在现实空间和网络空间都大有失去控制之势。

谨希望本书能为这方面的讨论厘清一些认识。

[1] 指奥匈帝国的皇帝——译者注。

[2] 英国伦敦专门上演室内音乐的音乐厅。——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