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至死方休

如果我编书,就要汇编一部人类死亡记录,同时附上以下注解:教会别人死亡的人,同时也能教会人生活。

——《探究哲理即是学习死亡》,米歇尔·德·蒙田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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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病床上,露西和我相拥流泪。CT扫描的图像仍然在电脑屏幕上闪烁。我作为医生的身份特性已经不重要了。癌症入侵了多个器官系统,诊断结果已是一目了然。病房里静悄悄的。露西说她爱我。我说:“我不想死。”我叮嘱她要再嫁,一想到她可能孤身一人,我就无法忍受。我告诉她我们应该立刻重新申请抵押贷款。我们陆陆续续打电话告知亲友们这个噩耗。过了一会儿,维多利亚到病房来了,我们讨论了扫描结果,和未来可能采取的治疗方案。她说起重返住院医生岗位的流程,我示意她别说了。

“维多利亚,”我说,“我再也不可能以医生的身份回到这家医院了,你不觉得吗?”

我生命的一个章节似乎已经结束,也许整本生命之书都已临近尾声。我不再是牧师或牧人,可以协助生死的过渡;我发现自己就是那茫然困惑、不知所措、需要度化的绵羊。重大疾病不是要改变人生,而是要将你的人生打得粉碎。感觉仿佛神迹降临,强烈的光突然刺进眼睛,照射出真正重要的事情;其实更像有谁刚刚用燃烧弹炸毁了你一心一意前进的道路。现在我必须绕道而行。

弟弟吉旺来到我床前。“你已经很成功了,”他说,“你知道的,对吗?”

我叹了口气。他当然是好意,但这些话非常空洞,没有意义。我之前的人生一直在积累潜力,现在这些潜力都将是无用的了。我本来有那么多计划,那么接近事业巅峰。现在我体力不支,重病缠身,我想象的未来和个人的身份认同轰然崩塌。我面对着我那些病人曾经面对过的,有关“存在”的窘境。

肺癌确诊了。我精心计划和辛苦创造的未来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在工作中那么熟悉的死神,现在亲自来做私人拜访了。我们终于狭路相逢,正面交锋。然而,我似乎一点也认不出面前这位死神。多年来我治疗过无数病人,如今自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我本应该看到和跟随他们密集的脚印,然而眼前却是一片白色沙漠,空空荡荡,艰险残酷,荒无人烟,闪着刺眼的光,仿佛一场暴风雨过境,抹去了所有熟悉的痕迹。

夕阳西下。第二天一早我就要出院了。和肿瘤医生约在那周晚些时候见面。但护士告诉我,我的肿瘤医生晚上下班去接孩子之前,会来看看我。她叫艾玛·海沃德,想在正式治疗开始之前先打个招呼。我和艾玛算是认识,之前接过她的一些病人。但除了偶尔因为工作上的事情接洽一下外,没有过其他接触。我的父母兄弟们也在病房里,各自待着,没说什么。而露西一直坐在床边,握着我的手。门开了,艾玛走了进来,她那身白大褂一看就知道穿了一整天,而且是很漫长的一天。但她的笑容很精神很明朗。艾玛只比我年长几岁,深色的长发,不过有点灰白的迹象。反正和死神打交道的人,几乎都有过早白头的状况。她拉了把椅子坐下。

“你好,我叫艾玛,”她说,“今天只能待一会儿,很抱歉。但我还是想过来,做个自我介绍。”

我们握手。我的胳膊和输液管纠缠在一起。

“谢谢你过来,”我说,“我知道你要去接孩子。这些是我的家人。”她向露西点头致意,接着又向我爸妈和兄弟们问好。

“很遗憾,你遇到这种事情,”她说,“很遗憾你们遇到这种事情。过几天我们再长谈。我已经让那边开始检测你的肿瘤切片了,这样治疗也好有个方向。可能用化疗,也可能不用,要看检测结果了。”

十八个月前,我因为阑尾炎住院。那时候大家都不把我当病人看,我还是他们的同事,甚至是我自己的医疗顾问。我觉得现在也应该一样。“我知道现在不是时候,”我开口了,“但过几天想跟你谈谈卡普兰-迈耶生存曲线。”

“不行,”她说,“绝对不行。”

短暂的沉默。她怎么敢这么说话?我心想。在我这样的医生眼里,这种预测是很有必要的,我有权利知道啊。

“我们后面再谈治疗方案,”她说,“还可以讨论一下你回来工作的可能性,如果你愿意的话。传统的化疗方法是用顺铂、培美曲塞,可能还要加阿瓦斯丁,但是引起周围神经病变的概率很高。所以我们可能会把顺铂换成卡铂,可以更好地保护你的神经,因为你是个外科医生。”

回来工作?她在扯些什么啊?她是出现幻觉了,还是说我对自己的诊断大错特错了?还有,要是不对我的生存周期做个实际的估计,这些都怎么谈啊?过去几天那种天旋地转的眩晕感又席卷而来。

“细节我们后面再说吧,”她继续道,“我知道,眼前这些就够你消化的了。我现在来主要是想在周四之前先见见你们大家。那么今天,除了生存曲线之外,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了。”我还晕着呢,“谢谢你过来。真的很感谢。”

“这是我的名片,”她说,“还有诊室的电话。我们下次见面之前这两天,要是遇到什么事,尽管打电话好了。”

我的亲朋好友很快寻遍了各自在医疗行业的人脉,看谁是美国最好的肺癌医生。休斯敦和纽约有比较大的肿瘤中心,我是不是应该去那样的地方接受治疗?至于怎么搬过去,或者暂时转院之类的具体操作问题,就到时候再说了。结果大家很快得到答案:艾玛是全国顶尖、世界知名的肿瘤医生,在一个国家级的癌症咨询委员会做肺癌方面的专家;不仅如此,她还是个很会理解病人的好医生,知道何时进,何时退。我略略想了想冥冥中的一系列事件:我满世界飘游,然后电脑随机地进行一通匹配,我就到这里做了住院医生,最后被诊断出绝症,又分配到一个最好的医生手里。

这一周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卧床不起。癌症在进一步恶化,我明显更虚弱了。我的身体,与其本身自带的特性,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上床休息或者下床上厕所已经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皮质下运动程序,需要费大力气,还要事前做好计划准备。理疗师们列了一张单子,要准备些东西,好让我出院回家也住得舒服:一根手杖、特制的马桶座圈、休息的时候垫在腿部的泡沫板;还开了一堆新的止痛药。我迈着蹒跚的步子走出医院的时候,心里真是想不通,仅仅六天前,我还在手术室一站就是将近三十六个小时,难道一周的时间,就变得这么虚弱了?是啊,某种程度上说是这样。不过,那三十六个小时,我也是用了些小办法,同时在有别的医生合作的情况下才挺过来的,而且,即便如此,手术过程中我也感到身体剧烈疼痛。现在,CT片和检测结果都显示了,不仅是癌症,而且是扩散到全身的癌症,病入膏肓,死之将至。难道因为自己的恐惧被证实了,我就不再坚持一个医疗工作者对工作、对病人、对神经外科、对完美的职责和追求,不再硬撑了吗?我心里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这样一来就有个悖论:我就像个正接近终点线,却轰然倒地的长跑运动员。照顾病患的责任再也驱动不了我前进,因为我自己已经成了个病人。

通常遇到情况特殊的病人时,我会去咨询相关专家,也会去读相关资料。眼下的情况似乎也没什么区别。我开始查阅化疗资料,看到了种类繁多的药剂,还有更为现代和先进的疗法,主要针对具体的病变。我脑子里冒出数不清的问题,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直接研究。(亚历山大·蒲柏47说过:“一知半解最危险;饮则深透畅饮,否则尝不到知识的甘泉。”)由于没有相关的医疗经验,我在这样一个全新的信息世界里,真是找不着北,也没法在卡普兰-迈耶曲线上给自己定位。我只好有所期待地等着和医生见面。

不过,做得最多的事,还是休息。

我坐在那儿,盯着一张露西和我的合影出神。那是医学院时期照的,我们在跳舞,在开怀大笑。真是太忧伤了,照片里的两个人,正一起计划着新生活,对以后的苦难毫不知情,我也从未怀疑过自己的身体会出什么问题。我的朋友劳里在遭遇车祸去世时,也是有未婚夫的——这是不是比我眼前的情况更残酷?

我从一个医生,一下子变成了病人,整个过程真是措手不及,慌张忙乱,我的家人也卷入其中。我们在一家药店开了账户,定期把药邮寄到家;订购了一个床栏,还买了一个根据人体工程学设计的床垫,帮我缓解剧烈的背痛。我们本来有个理财计划,几天前还充满信心地觉得,未来一年我的收入会翻个六倍。而现在,这个计划风雨飘摇。好像必须要运用新的理财工具来给露西的未来提供保障了。我爸说,要是真的改变计划,那就是在向癌症投降。他觉得我能战胜癌症,会奇迹般地痊愈。唉,这话我听病人家属说过多少次了?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不知道该跟他们说什么。现在,我也不知道该跟自己的父亲说什么。

难道还能反着说吗?

两天后,露西和我去诊室见了艾玛。爸妈在候诊室坐立不安地等着。助理医护人员检查了我的生命体征。艾玛和搭档的护理师分秒不差地到了。艾玛拉了把椅子在我身边坐下,和我面对面,我们注视着彼此的眼睛。

“又见面了,”她说,“这位是艾丽克西斯,我的得力助手。”她指了指坐在电脑前做记录的护理师,“我知道我们要谈很多问题,但我要先问问,你怎么样?”

“大体上来说,还行。”我说,“反正嘛,‘度假’挺开心的。你怎么样?”

“哦,我很好。”她有些迟疑。一般来说病人是不会回问医生这个问题的,但艾玛也是我的同事啊。“这周我负责住院部,你也知道是啥样的。”她笑了。露西和我当然完全了解。门诊的医生会定期去住院部轮班,本来每天都忙得焦头烂额了,这样一来工作时间又会延长好几个小时。

我们又互相插科打诨一番,然后自然而然地谈起肺癌研究的情况。艾玛说,有两条路可选。传统的方法就是化疗,主要是针对快速分裂的细胞:首当其冲的自然是癌细胞,但也会影响骨髓、毛囊和肠道等多处的细胞。艾玛回顾了各种数据和不同的方案,也是把我当作一个医生在进行解释,但对卡普兰-迈耶生存曲线还是只字不提。不过嘛,还有更新的治疗方法,专门针对癌症本身的分子缺陷。我听说过有关这些疗法的一些传言,也为取得的进展惊讶不已。据说这一直是攻克癌症领域的一座圣杯,似乎让“某些”病人得以长长久久地活下去。

“你的大部分检查结果都拿到了,”艾玛说,“你的PI3K48有突变,不过现在还说不准到底意味着什么。你这样的病人最常见的就是EGFR49突变,但检查结果还没拿到。我猜你应该是有突变的,要是真的如我所说,那就不用化疗,可以吃一种叫特罗凯的药。明天星期五,结果就应该出来了。但是你病得这么重,我已经帮你安排了下周一开始化疗,免得检查结果出来是阴性的。”

我立刻对她产生了一种亲近感。我做神经外科手术也是如此,随时都有方案A、B、C,以防万一。

“如果化疗,那我们主要是决定用卡铂还是用顺铂。针对个体的研究来看,硬碰硬的话,卡铂的耐受性是比较好的。顺铂的治疗效果可能更好,但毒性要高很多,特别是对神经的损伤很大。不过这方面的各种数据都有点旧了,也没法直接和我们的现代化疗法做对比。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不太在意以后还能不能做手术。”我说,“我一辈子还能做很多事情。如果双手不行了,我可以找其他的工作,或者就不工作,诸如此类。”

她稍稍犹豫了一下:“那我问你:做手术对你来说重要吗?是你想做的事情吗?”

“嗯,是啊。我人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为这个做准备。”

“好。那我就建议还是用卡铂。我想不大会改变生存的概率,但是会很大程度上改变你的生活质量。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她似乎很清楚前进的方向,我也乐于追随。我开始说服自己,也许,再次拿起手术刀是有可能的。我感觉自己轻松了些。

“我能抽烟吗?”我开了个玩笑。

露西哈哈大笑。艾玛却翻了个白眼。

“不行。还有什么严肃的问题吗?”

“卡普兰-迈耶——”

“那个我们就不谈了。”她说。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抗拒。毕竟,我是个医生,很熟悉这些数据。我自己也能查到……那我也只好这么干了。

“好吧,”我说,“那一切都很清楚了。就等明天你拿到EGFR结果了。如果有突变,我们就开始吃那个药——特罗凯。如果没有,那就周一开始化疗。”

“对。我还希望你清楚一件事:现在我是你的医生。你有任何问题,不管是初级治疗还是其他什么,你都要第一时间来找我们。”

又是一阵强烈的亲切感。

“谢谢,”我说,“住院部值班好运。”

她离开了,但片刻之后又探头进来:“这事儿你想拒绝就拒绝,不过有些肺癌相关的募款组织想见见你。你别急着表态,自己先想想,感兴趣的话就跟艾丽克西斯说一声。别做任何你不愿意做的事。”

我们离开诊室,露西说:“她很棒,很适合你。不过……”她笑了,“我觉得她喜欢你。”

“所以呢?”

“嗯,有个研究说,医生在诊断有自己个人感情的病人时,表现比较糟糕。”

我大笑一声,说:“现在那么多烦心事,这事儿估计是最不用操心的了。”

我开始意识到,如此接近自己的死亡,好像什么都没改变,又好像一切都改变了。查出癌症之前,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死,但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天。查出癌症以后,同样地,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死,但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天。不过,我对死亡的感觉变得更尖锐和强烈了。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科学层面可以解决的了。死亡临近的事实令人坐立不安,但也没有其他办法可以绕道而活。

慢慢地,医学上的迷雾也“拨云见日”——至少现在我掌握了足够的信息,可以尽情翻阅相关资料了。虽然各项数据还是很模糊,但至少可以说,EGFR有突变的话,大概平均能多活一年,甚至还有长期生存下去的可能性;如果没有,那就有80%的概率在两年内死亡。要搞清楚我还能活多久,还需要等待检查结果。

第二天,露西和我去了精子银行,我留下一些生殖细胞,也给自己多留了条路。我们原本计划等我住院医生的生涯结束后就要孩子,但现在……抗癌药物对我的精子的影响还不得而知,所以,如果还想要孩子,我们不得不在开始治疗之前冷冻一些精子。一个年轻姑娘给我们介绍了各种付款方式、储存方式,还有关于所有权的法律表格。她桌上摆着各种五颜六色的小册子,都是年轻癌症患者的社交活动宣传:即兴表演小组、无伴奏合唱小组、开放式表演晚会,等等。我对小册子上那些欢快的脸庞真是“羡慕嫉妒恨”,因为,从数据上说,这些人得的癌症应该都比较容易治疗,剩余的寿命也应该比较长。三十六岁就得肺癌的概率只有0.0012%。诚然,得了癌症都是不幸的,但癌症和癌症也是有区别的。如果得了“那种癌症”,那你是真的真的很不幸。姑娘问我们,要是我们其中一个“不幸去世”,该怎么办,法律上来说谁拥有这些精子。泪水从露西脸上滑落。

英语里的“希望(hope)”这个词出现在大概一千年前,融合了信心与渴望的含义。但我现在渴望的是活下去,有信心的却是死亡,这两者可是截然相反的啊。那么,当我说起“希望”的时候,是不是“为没有根据的渴望留下一些空间”的意思呢?不是的。医学数据不仅仅会显示平均存活率这一类数字,也会测量我们对这些数据的信心水平,测量工具包括置信度、置信区间和置信域等。所以,我口中的“希望”,是不是指“为一个统计学上不大可能但仍然说不准的结果留一点空间,相信自己能超越95%的标准测量置信区间活下来”呢?这就是希望吗?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曲线准确地划分区域,从“崩溃”到“悲观”到“现实”到“希望”再到“幻觉”呢?还是说数字就只是数字?我们难道不都曾怀着希望,觉得每个病人都能奇迹般地超越平均值吗?

我发现,当自己成为这个数据中的一员时,我与数据的关系,就完全改变了。

住院医生时期,我曾经和无数病人与家属谈过残酷的预后状况:这是一个医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如果这个病人已经九十四岁高龄,痴呆症晚期,严重脑出血,谈起来倒是比较容易。但是像我这样的病人,三十六岁,癌症晚期,那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医生之所以不跟病人谈具体的预后状况,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能。当然,如果一个病人的期望实在太不切实际,比如有些人觉得自己能活到一百三十岁,有的又觉得皮肤上长了几个微不足道的斑点就是将死的征兆,那么,医生应该引导他们,让他们的想法变得合理一些。病人们寻求的,不是医生们没说出口的科学知识,而是那种必须靠自己才能获得的稳妥的真切感。过于深入地谈论数据,就像给干渴的人喂太咸的水,无异于饮鸩止渴。面对死亡产生的那种焦虑,远不是数据上的“概率”可以缓解的。

从精子银行回到家,我接了个电话,被告知的确有EGFR突变,可以治疗。谢天谢地,不用去化疗了,我要开始服用特罗凯这种小小的白色药片了。我感觉自己一下子强壮了许多,而且突然有了一丝希望,虽然如今的我已经不太明白“希望”的真正含义。笼罩在我生命周围的迷雾又消散了一点点,露出一线蓝天。接下来的几周,我又有胃口了,体重回升了一些;我长了严重的痤疮,不过这通常代表药效良好。露西一直很喜欢我光滑的皮肤,但现在上面痘疮遍布,再加上我摄入了血液稀释剂,所以这些疮疤总在流血。如果说以前我身上还有些地方称得上“帅气”的话,现在这种气质正在慢慢地流失,不过,公平地说,我宁愿丑一点,也要保命啊。露西说她还和以前一样爱我的皮肤,才不管痤疮什么的呢。然而,尽管我很清楚人的特性不仅来自于大脑,但现在也只能完全听大脑的摆布和支配了。那个热爱远足、露营、跑步,会通过热情的拥抱来表达爱意,会把侄女高高抛起逗得她咯咯直笑的男人,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充其量也只能把他作为“奋斗目标”而已。

我和艾玛每两周见一次,一开始,我俩的讨论就从医学方面的问题(“皮疹感觉好些了吗?”)上升到更具有存在主义意义的话题。通常来说,得了癌症的人都会选择休假,和家人一起,慢慢接受现实。这也是我的选择之一。

“很多人一查出癌症就彻底辞职了,”她说,“但有的人又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无论怎样都行。”

“我早就给自己做了四十年的职业规划,头二十年是外科医生兼研究人员,后面二十年去写东西。但是现在我基本上就在‘后面二十年’了,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嗯,这个我没法说。”她说,“我只能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重返手术台,但你必须搞清楚,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如果我知道自己还剩多少时间,那就比较容易决定。如果我还有两年,那我就去写东西。如果还有十年,那我就回去做手术,做研究。”

“你也知道,我没法跟你说到底还有多少年。”

是啊,我知道。她经常“打太极”,说我要自己去找到自己的价值。我觉得这是在逃避:好吧,可以啊,反正我也从来不跟病人说具体的时间,但我可是一直都很清楚病人该做些什么的呀,不然我怎么去做那些生死攸关的决定?接着我想起我犯过的错误:有一次,我建议一家人撤掉儿子的生命维持系统。结果两年后,那对父母又出现在我面前,给我看一段网上的视频,是他们的儿子在弹钢琴。他们还给我带来了杯子蛋糕,感谢我挽救了那孩子的生命。

我又开始和好些相关的医疗人士定期见面,和肿瘤专家的约诊当然是最重要的。但这还不够,露西坚持带我去见一个专门针对癌症病人的夫妻关系专家。专家的诊室没有窗户,露西和我坐在并排的扶手椅中,详细讨论了我的病会对两人现在和将来的生活造成何种影响,还有未来将面对的已知与未知的痛苦,对生活做出计划的困难,以及彼此陪伴的必要。说实在的,癌症,其实从一定程度上拯救了我们的婚姻。

“嗯,在这件事情上,你俩比我见过的任何夫妻处理得都要好。”第一次约诊结束后,专家说,“我还真没什么建议可以给你们的。”

走出诊室的时候,我大笑起来,至少我又在什么事情上杰出了一把。这么多年帮助那些绝症患者,还是有收获的!我转身看着露西,本以为她也在微笑,但她却不停摇着头。

“你没听明白吗?”她握住我的双手,“如果我们就是做得最好的,那说明没有好转的余地了。”

如果死亡的沉重感不会减轻一分一毫,那么至少,能不能变得更习以为常一些?

被诊断出绝症之后,我开始拥有了两个角度的世界观,分别用医生和病人的身份去看待死亡。作为医生,我知道不要去宣称什么“抗癌是一场战斗,我会赢”,也不要问“为什么是我”。(答案是:为什么不是我?)我很了解相关的医疗服务、并发症和治疗方法。我很快从肿瘤专家和自己的研究中得出结论——肺癌第四期,在今天的医疗界,算是有变数的绝症,就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艾滋病:死亡率依然很高,但也有很多相关方面的专家纷纷涌现,出现了长期存活下去的病例。

借助医疗和科研方面所受的训练,我得以分析各种数据。而根据数据来分析我的预后,显然是不够的,这种局限我也能接受。然而,这并不能帮我做好一个病人。那些训练无法给露西和我一个确切的答案,到底要不要往前一步,生个孩子;也无法告诉我们,当我的生命正在消逝时,去培养一个新生命,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也不得而知,在不能保证充足时间的情况下,还要不要去为我的事业抗争,重新去实现我多年来一心一意立下的雄心壮志。和我过去的病人一样,我也必须面对自己即将死亡这个事实,努力去弄清楚是什么让我这辈子值得一活。我需要艾玛的帮助。医生和病人的双重身份让我有种撕裂的感觉,我一边钻研医学,一边又转向文学作品寻找答案。面对自己的死亡,我在挣扎,是重建旧生活,还是去寻找新生活?

不过我每周的主要时间并非在进行认知疗法,而是接受物理治疗。每个我经手的病人,几乎都被送去接受过物理治疗。结果现在我才震惊地发现,原来过程是这么艰难。作为医生,你当然了解生病是怎么回事,但如果不亲身经历,你就不算真正了解。跟坠入爱河或者生孩子是一样的。堆积如山的病历表格需要填写,还有其他烦琐的小事,都会让你心烦意乱。比如,输液的时候,液体进入血管时,嘴里真的会涌起一股咸味。他们告诉我,人人都是这样,但从医十一年的我却是头一回切身体会。

在物理疗法上,我还没进展到举重物的那一步,只是抬抬腿什么的。这就已经累得我筋疲力尽了,真是丢脸。我的脑子还在,但根本找不回以前的自己了。我身体很虚弱,不堪一击,那个经常去跑半程马拉松的人,似乎已成为遥远的过去。这也成为你的特性之一。难以忍受的背痛可以塑造你的特性,疲乏与恶心的感觉也可以。负责我物理治疗的教练凯伦问我有什么目标,我说了两个:可以骑自行车,可以出去跑个步。身体虚弱了,决心就变得很重要。我每天都坚持锻炼,力量每增加一点,我的世界就更宽广一点,我自身的可能性也就更多一点。我开始增加锻炼的次数、抬举的重量和练习的时间,逼着自己一直练到想吐为止。两个星期后,我可以连坐三十分钟不觉得累,也能跟朋友出去吃个晚饭了。

一天下午,露西和我开车到了幽谷路——骑单车的好地方,也是我们的最爱。(出于个人的骄傲,我得说一句,一般来说,我们都是骑车去那里的,但我这弱不禁风的身子骨,骑车怕是爬不上那些小山坡了。)我左摇右晃地骑了十公里左右。去年夏天,我可是轻轻松松就骑了将近五十公里啊,现在和那时比起来真是天壤之别。但至少我还是在两个轮子上坐稳了。

这到底是胜利,还是落败?

我开始期盼和艾玛见面。在她的诊室里,能有种找回自我的感觉,至少是某一个自我。走出她的诊室,我就又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我没有工作,过去的那一个自己,那个神经外科医生,那个科学家,那个相对来说眼前有一片光明坦途的年轻人,仿佛迷失在了某个地方。在家里,我虚弱疲惫,也不是露西的好丈夫。如果我的人生是由很多句子组成的,那我已经从每个句子的主语,变成了直接的宾语。十四世纪的哲学专著中,“病人(patient)”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一个动作的对象”,这就是我现在的感觉。作为医生的时候,我是动作的发出者,动作的原因,但作为病人,我仅仅是某个事件发生的对象。然而,一进艾玛的诊室,露西和我就能轻松自在地开玩笑,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医学术语,敞开聊我们的希望与梦想,试着制订下一步的计划。已经两个月了,对于我生命还剩多久的预言,艾玛仍然语焉不详。而且我无论说起什么相关的数据,她都断然制止,提醒我好好注重自己的价值。尽管我对此略有不满,但至少在她这儿,我感觉自己是个人,活生生的人,不仅仅是一个“热力学第二定律”(一切的热量都是要衰落,减退……之类的)的例子。

面对死亡,很多决定都显得迫在眉睫,没有退路,容不得一点优柔寡断。对于露西和我来说,所有决定中最紧迫的是:我们该不该要个孩子?就算我的住院生涯快结束时我俩的婚姻关系有点紧张,但我们彼此一直是非常相爱的。我们的关系仍然非常深厚,我们分享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也携手成长。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是人生意义的基石,那么生儿育女就为这个意义增添了新的维度。要孩子是我们一直渴望的事情,而现在我们仍然被这种本能驱使着,想为家中的餐桌再添一把椅子。

我们俩都渴望为人父母,同时又极力为对方着想。露西当然希望我还能多活几年,但也很理解我预后的情况,觉得应该由我来选择余生是否想当爸爸。

“你最害怕,或者最伤心的是什么?”一天晚上,我们躺在床上,她问我。

“离开你。”我告诉她。

我知道,一个孩子能给整个家带来欢声笑语。我根本不忍心去想,等我撒手人寰后,露西既无丈夫又无孩子陪伴的样子。但我坚持,最终的决定必须由她来做:毕竟,她很有可能需要独自抚养这个孩子;随着我病情的恶化,她可能还要同时照顾我们俩。

“生了孩子,会不会影响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她问,“你不觉得,向自己的孩子告别,会死得更痛苦?”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不是很好吗?”我说。露西和我都觉得,生活绝不是要一味地躲避痛苦。

多年前我就发现,达尔文和尼采有一个观点是一致的:生物体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奋斗求生。没有奋斗的人生,就像一幅画里身上没有条纹的老虎。多年来与死亡并肩而行的经历,让我更深刻地懂得,最轻易的死亡有时候并非最好的结局。我们就此事进行了长谈。家人也表示支持,并给予祝福。我们决定要孩子。我们要继续活着,而不是等死。

由于我在吃药,借助外力来怀孕看来是唯一的选择。我们去找了帕洛阿尔托一家生殖内分泌诊所的专家。她雷厉风行,非常专业,但显然,她之前接触的大都是不孕不育的病人,对于我这种时日无多的绝症患者,还很缺乏经验。她给我们说了一连串相关的东西,眼睛一直盯着笔记本:

“你俩试了多久了?”

“这个嘛,我们还没试呢。”

“哦,对。当然。”

最后她问道:“根据你的……呃……情况,我猜你们应该想快点怀孕吧?”

“是的,”露西说,“我们想马上开始。”

“那我建议你们先尝试一下试管婴儿。”她说。

我说,我们想尽量减少培养和破坏的胚胎数量。专家看上去满脸疑惑。大多数来这儿的人都是怎么方便怎么来。但我下定决心,一定不能在我死后让露西面对好多胚胎,不知如何是好。那是我俩共享的基因组,也是我留存在世界上最后的遗物,封存在某个地方的冰柜里,要毁灭掉太痛苦,又不能把它们变成真正的人——毕竟现在的技术有限。然而,几轮人工授精之后,很显然我们需要借助更高深的技术:我们至少需要培养几个试管胚胎,然后移植最健康的那个。其他胚胎只能自生自灭。就连一个新生命诞生的过程,死亡也占有一席之地。

治疗开始后六个星期,我去做了一次CT,看看特罗凯的疗效。等我从CT机上下来,工作人员看着我说:“医生,这本来是不合规矩的,但你如果想看看就去看吧,电脑在那边。”我把指示器上的图像上传到电脑,把自己的名字打了进去。

长痤疮是令人安心的好现象。我的肢体力量也有所恢复,尽管背痛依然剧烈,疲乏感还是不断袭来。我坐在那儿,回想艾玛说的话,不管肿瘤生长情况如何,只要是比较小规模的生长,都算是治疗有效果。(当然,我父亲之前预言说,一切癌细胞都会消失。“你的片子上肯定什么也没有,保比!”他喊着家人对我的昵称,郑重其事地宣布。)我不断对自己重复,就算是小规模的生长,也是有疗效的,然后深呼吸一下,在屏幕上点开图像。我的肺部,之前散布着数不清的肿瘤,现在却非常清晰,只有右肺上叶有一个一厘米左右的小瘤子。看得出来,我的脊椎也开始康复。很显然,肿瘤大大减少了,实在令人始料未及。

我大大松了一口气。

我的癌症病情稳定下来了。

第二天,我们去见艾玛,她仍然不愿意预测生命周期,但有点松口了:“你现在好转了很多,我们可以改到每六个星期见一次面了。下次见的时候,我们可以谈谈你未来的生活了。”我感觉到,过去几个月来的那种混乱恐慌在逐渐退却,新的秩序开始慢慢建立。我对未来那种心急火燎的紧张感也放松下来了。

那个周末,有个当地斯坦福神经外科毕业生的聚会,我很期待,因为又有机会寻找一下过去的那个自己了。然而,去了现场才发现,两相比较之下,自己现在的生活显得更不可思议了。我周围这些人,身上洋溢着自信与抱负的气息,他们的生命有着无限的可能性。有的和我同届,有的是前辈。我已经远离他们的生活轨迹了,他们的身体还能够支撑八个小时的残酷手术。他们的生活如同美妙的圣诞颂歌,而我却陷入了“倒带”的苦恼。维多利亚兴高采烈地拆着“礼物”:各种津贴补助、工作机会、发表文章。我本来也应该和她一样的。我的那些前辈则展现着我再也不敢去想的未来:年轻有为,拿各种大奖,升职加薪,乔迁新居。

没人问我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这倒是让我松了口气,因为我什么打算也没有。我现在走路倒是不用拐杖了,但人生的前路仍然像瘫痪病人一样,充满不确定: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继续走在人生之路上呢,能走多久?继续做一个病人,搞科研,当老师?做生物伦理学家?像艾玛说的那样,再次回到神经外科?在家当奶爸?写东西?我能够,或者说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做医生的时候,我也略略体会到那些因为一场病改变一生的病人面对着什么,也正是在那样的时刻,我非常希望和他们携手去探索。那么,这样的绝症,对于一个想要理解死亡的年轻人,难道不是一份很好的礼物吗?还有什么,是比亲身体验更好的理解方法呢?但我之前根本无从知晓,这有多么艰难;我需要去跋涉、探寻与摸索多少艰难险阻。我一直觉得,医生的工作就像把两节铁轨连接到一起,让病人的生命旅程畅通无阻。根本没想到,我自己的死亡之旅,是如此混乱,如此没有方向。我回想更年轻的自己,胸怀大志,要将“人类尚未产生的道德良知锻造进自己的灵魂”;现在,我审视自己的灵魂,才发现锻造的工具太脆弱,锻造的火焰太微弱,就连锻造自己那点小小的良知都有限。

自己的死亡,是一片毫无特点可言的荒原,我迷失其中,科学研究、细胞分子与无穷无尽的生存数据曲线,都无法指引前进的方向。于是我又转而求助于文学:索尔仁尼琴50的《癌病房》,B.S.约翰逊51的《不幸的人》,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内格尔52的《心灵与宇宙》,还有伍尔夫、卡夫卡、蒙田、弗罗斯特、格雷维尔等人的作品以及癌症病人的回忆录。无论是谁,只要写的东西与死亡有关,我都如饥似渴地阅读。我寻找那些能够把死亡及其意义解释清楚的字字句句。我要从中开辟一条路,好为自己下个定义;我要在其中探索方向,好继续缓步向前。我“有幸”能亲身体验死亡,所以之前觉得不必再求助文学与学术著作,然而,现在我发现,要理解自己这种直接的体验,还需要将其放回到语言文字之中。海明威也描述过类似的经历:获得丰富的体验,然后退避三舍进行深思,接着将体验付诸文字。我也需要借助这些字字句句,才能前进。

所以,在这段难熬的时光,是文学让我重获新生。关于未来的那种巨大的不确定感令人死气沉沉;不管我走到哪里,死亡的阴影都会模糊任何行动的意义。我还记得那豁然开朗的一刻,压倒一切的不安终于消散,似乎不可逾越的惶恐之海里终于显现出前进之路。当时的我在疼痛中醒来,又要面对毫无意义的一天,除了吃早餐,我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无法前行,我心想,然而心中立刻有声音附和,完成了这句来自塞缪尔·贝克特的话。这句话我早在多年以前的大学本科时期就读到了:我仍将前行。我下了床,向前一步,一遍遍重复着完整的句子:“我无法前行。我仍将前行。”

那天早上,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我要逼迫自己,回归手术室。为什么?因为我做得到。因为那就是我。因为我必须学会以不同的方式活着。我会把死神看作一个威风凛凛、不时造访的贵客,但心里要清楚,即使我是个将死之人,我仍然还活着,直到真正死去的那一刻。

接下来的六个星期,我改了一下物理治疗的重点,主要集中练习恢复手术时需要的力量:长时间的站立,对小物件的精密操纵,手掌向内翻转放置椎弓根钉。

接着我又去做了一次CT,肿瘤略微缩小了一点。艾玛和我一起看片子,她说:“我不知道你还能活多久,但我想说,今天我在你之前见的那个病人,吃特罗凯已经七年了,还没出什么问题。当然距离你的癌症稳定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看你现在的样子,说能活十年也不算疯话。你可能活不到那么长,但也不是天方夜谭。”

终于做了预测了,不,不是预测,是理由,是我决定重回神经外科的理由,重回过去生活的理由。我一方面为自己可能再活十年而欢欣鼓舞,一方面又希望她说:“重新做回外科医生太疯狂了,做点更容易的事情吧。”我很震惊地意识到,不管怎么说,过去几个月至少有一个方面是轻松明快的:不用去承受身为神经外科医生那种重若千钧的责任。我竟然隐隐地希望有人能给我个台阶,让我顺着走下去,不再重拾这沉重的负担。神经外科真的很辛苦,就算我不回去,也没人会指责我。(总有人问这是不是一种使命召唤,我总是给出肯定的回答。你不能把神经外科看作一份工作,因为,如果是工作的话,那就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工作。)有几个教授非常不赞成我回去的想法:“你难道不该花点时间陪陪家人?”(“难道不该吗?”我也扪心自问。我做出重返工作的决定,是因为对我来说,这份工作是非常神圣的。)露西和我才去爬过山,整个硅谷尽收眼底,我们看到很多著名的地标,很多建筑上的名字都标示着上一代的生物医学和技术革新,我要是想去,随便哪一家都可以。然而,最终,想重握外科钻的渴望变得过于强烈,不容忽视。道德义务是有重量的,有重量的东西就有引力,所以道德责任的引力又将我拉回手术室。露西也表示全力支持。

我给课程主管打了电话,说我准备好了,要回去了。他非常激动。维多利亚也和我促膝长谈,讨论如何让我重新融入团队,迅速适应工作。我要求随时给我配一个后备的住院医生,以防万一。另外,我一天只能处理一个病例。等病人出了手术室,我就不管了,也不会值班。我们需要保守前进,一步一步来。手术安排出来了,我被派去做一个颞叶切除术,这是我最喜欢的手术之一。一般来说,癫痫是海马异常放电引起的,而海马就在颞叶的深处。切除海马,癫痫就治愈了。但这项手术还是很复杂的,需要手法轻柔地将海马体从脑膜上切除。覆盖着大脑的透明脑膜非常脆弱,就在脑干附近。

手术前一晚,我熟读各种手术教科书,复习解剖图和手术步骤。我睡得很不安稳,脑子里一直浮现着头颅的角度,锯子锯开颅骨的情景,切除颞叶之后反射在骨膜上的灯光。我起了床,穿上衬衫,打好领带。(几个月前我把所有的刷手衣53都还了,以为这辈子都用不上了。)我来到医院,十八个星期以来头一次换上那身熟悉的蓝色衣服。我和病人聊了聊,确定没什么最后的问题了,就开始手术的准备。病人插了管,主治医生和我也消好毒,准备开始了。我拿起手术刀,划开病人耳朵上方的皮肤,慢慢地进行每一步,努力确保毫无遗漏,不犯任何错误。我一边进行电凝止血,一边继续切到骨头的部位,然后钩起皮瓣。一切都感觉很熟悉,肌肉记忆并未消退。我拿起钻子,在颅骨上钻了三个洞。主治医生在旁边喷水,给钻子降温。我又换了开颅器,也就是从侧面切割的钻头,把几个洞连了起来,钻开一大片头骨。“咔嗒”一声,我把头骨撬开,银闪闪的硬脑膜就出现在眼前。值得高兴的是,我没有犯很多初学者常犯的错误,钻子没有伤到这片区域。我拿了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割开硬脑膜,也没有伤到大脑。接连的成功让我放松下来,我略微在硬脑膜上缝了几针,把它勒起来,免得进行主要步骤的时候碍事。大脑在轻轻地跳动,发着微光。巨大的脑静脉纵贯颞叶顶部,这情景原始而质朴。我熟悉的大脑啊,一个沟壑纵横的桃子,正在召唤着我。

突然,我视力的余光有些模糊,只好放下工具,从手术台旁后退。眼前的黑暗逐渐扩大,蚕食着我的视力,一种轻飘飘的感觉占据了全身。

“抱歉,先生,”我对主治医生说,“我有点晕,可能需要躺下。我的助理住院医生杰克会完成这台手术。”

杰克很快就赶来了,我离开了手术室,到休息室喝了点橙汁,躺在沙发上。二十分钟后,感觉好些了。“神经心源性晕厥。”我低声自言自语。自主神经系统突然引发短暂的心律不齐。说得通俗点,就是神经出了毛病。这是菜鸟才会出的问题。和我想象中重返手术室的情景可不一样。我走到更衣室,把脏了的刷手衣扔进脏衣篮,穿上便服。离开的时候,我抓了一摞干净的刷手衣,告诉自己,明天会更好。

的确是这样。所有病例感觉都很熟悉,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似乎越来越平稳顺畅了。第三天,我给一个病人的脊椎做退变椎间盘移除手术。盯着那凸出的椎间盘,我记不起之前到底是怎么做的了。负责监督我的同事建议用咬骨钳一点一点地来处理。

“嗯,我知道一般的方法,”我含糊地说,“但还有别的办法……”

我用咬骨钳一点点弄了二十分钟,一边在脑子里寻找之前学过的更为优雅从容的方法。进行到下一节脊椎时,我在电光石火间想起来了。

“剥离器!”我大声说,“骨锤。超薄咬骨钳。”

三十秒内,整个退变椎间盘就被移除了。

“这就是我的办法。”我说。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的力量继续回升,操作手术的流畅性与技巧也渐渐重回巅峰。我的双手重新熟练起来,能够操纵和调整那些只有几微米细的血管,又不造成任何伤害。我的手指又找回曾经的灵活。一个月后,我几乎是全负荷地在做手术了。

不过我还是有意识地限制自己。只做手术。相关的行政文件、病人看护,以及晚上和周末的病例,都交给维多利亚和其他资深高级住院医生。反正,那些技巧我已经烂熟于心了,只需要做一些更复杂精确的手术就算圆满了。每一天工作结束的时候,我都感到极度疲乏,身体肌肉火辣辣的,就像要燃烧起来,它们在慢慢恢复力量。但事实上,我却丝毫不觉得快乐。曾经在手术中获得的那种发自内心的愉悦感不知所终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冷冰冰的专注,要去克服不断袭来的恶心、疼痛与疲乏。每天晚上回到家,我会赶紧吞下一把止痛片,然后上床,在露西身边躺下。她也恢复了全职工作,而且已经怀孕了,还没满三个月,宝宝的预产期是六月,刚好我也将在那时结束住院生涯。移植之前,我们给孩子的囊胚照了张相片。(“她的细胞膜长得像你。”我对露西说。)此时此刻的我,仍然想让自己的生活重回原来的轨道。

诊断出癌症后的六个月,再次照片子,病情稳定。我又开始找工作了。既然癌症没有再扩散,我也许还能活好几年。那么,我为之辛勤奋斗多年的事业,经历了病痛的阻碍之后,似乎又重回到咫尺之遥的地方。我几乎都能听到嘹亮的胜利号角了。

接着,我去见艾玛,谈论宏观意义上的生命,以及我自己的生命走向。我说起亨利·亚当斯54,他曾比较过内燃机带来的科学力量,以及圣母玛利亚的存在带来的力量。现在,关于我的科学问题算是暂时尘埃落定,关于我存在的问题就成了头等大事。不过,这两种问题都是医生所关心的。最近我听说斯坦福那个外科兼科研的职位,就是那个我几乎已经被内定为“法定继承人”的职位,在我病假期间已经找到人了。我很崩溃,也跟艾玛倾诉了。

“嗯,”她说,“这件事情还真是挺折磨人的。你肯定已经深切体会到个中滋味了。我很遗憾。”

“嗯,我觉得科研给我的兴奋点是,能花个十几二十年去做项目。现在那么长的时间我是不敢想了,所以也就不那么迫切想当科学家了。”我想安慰自己,“短短几年,也做不成什么。”

“说得对。只要记住,你做得很好。你又开始工作了。你就要有孩子了。你在寻找自己的价值。这可不容易。”

那天晚些时候,一个比较年轻的教授——过去也是住院医生,我的好朋友——在走廊里叫住我。

“嘿,”她说,“系里开会,都在讨论拿你怎么办。”

“拿我怎么办,为什么?”

“我觉得有些教授很担心你毕业的问题。”

住院医生毕业有两个条件:一是达到一系列国家级和地方级的要求,这我已经做到了;二就是系里的批准。

“怎么了?”我说,“不是我骄傲,我也算很好的外科医生了,比得上——”

“我知道。我觉得他们只是想看到你完全承担起住院总医生的责任。那是因为他们很喜欢你。说句真心话。”

我意识到她这话的确真心:过去几个月里,我的表现仅仅称得上是一个“外科技师”。我拿癌症当借口,没有履行对病人的全部职责。话说回来,癌症也真是个好借口啊,妈的。但现在我已经渐渐早出晚归,又开始看顾病人,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之外,还加班四个小时。我再次时时刻刻以病人为中心了。头两天我以为自己快不行了,无时无刻不在忍着波涛汹涌的恶心、疼痛与疲乏,撑不住的时候找张没人的病床就睡了。但是,到了第三天,尽管身体还是不行,我却又开始享受工作了。与病人重新亲密接触,让我又找回这份工作的意义。手术与看顾的间隙和查房之前,我会记得吃止吐药和非类固醇的抗炎药。的确很痛苦,但我又完全回归了。我不再去找没人的病床,而是在初级住院医生的沙发上休息,指导他们看顾我的病人;一边忍受背部痉挛,一边给他们讲课。身体上的折磨越多,完成工作的乐趣就越大。第一周结束后,我整整睡了四十个小时。

但我已经是那个威风凛凛发号施令的人了。

“嘿,老大,”我说,“我刚刚在看明天的病例。第一个病例预备从大脑两半球之间动手术。但我觉得经过颅顶骨从皮质入刀会安全很多,也容易很多。”

“是吗?”主治医生说,“我看看片子啊……嗯,你说得对。你能改一下方案吗?”

第二天:“嗨,先生,我是保罗。刚刚在重症监护室见了F先生和他的家属,我觉得明天应该给他做个融合手术。我现在预约可以吗?您什么时候有空?”

手术室里,我也重新变得雷厉风行:

“护士,呼一下S医生好吗?他进来之前我这儿就可以结束了。”

“我打电话了。他说你肯定不可能做完。”

主治医生是跑着来的,上气不接下气。刷手消毒后,他透过显微镜看着手术的地方。

“我稍微切了个锐角,避开静脉窦,”我说,“但是整个肿瘤都切除了。”

“你避开了静脉窦?”

“是的,先生。”

“你整个一次切除的?”

“是的,先生,就在台子上摆着呢,您可以看看。”

“看上去不错,真的很不错。你什么时候变这么快的。不好意思,我没能早点到。”

“没关系。”

人一旦遭遇顽疾,最需要小心的,是价值观的不断变化。你努力思考自己到底看重些什么,答案也会接踵而至。感觉就像信用卡被人拿走了,我不得不学会讨价还价。你可能本来已经下定决心,自己宝贵的时间要投入到神经外科的工作中,但两个月以后,你的想法又会有所改变。再过两个月,你可能就想去吹吹萨克斯,然后每天去教堂,全心全意去敬拜上帝。死亡也许只是一生一次的短暂事件,但与绝症共存则是个长期的过程。

我突然惊觉,自己已经经历了悲痛的五个阶段,就是老生常谈的“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消沉→接受”。但我完全是反着来的。刚诊断出来的时候,我对死亡已经做足了准备。我甚至自我感觉良好,完全接受现实,有种万事俱备的笃定感。接着我开始消沉,因为我毕竟不大可能很快就死去。这当然是个好消息,但也令人困惑迷茫,甚至很奇怪地令我萎靡不振。抗癌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各项相关数据,说明我也许可以再活十二个月,或者一百二十个月。本来,这种大病是应该让你完全看清自己和生命的。然而,我只是知道自己要死了——可我以前也是知道的呀。我所知的东西仍然一样,但已经不能像从前那样随意约见朋友,享受正常生活了。要是我确切地知道自己到底还剩多少个月或者多少年,前路也许会清晰很多。你要是告诉我,还剩三个月,那我就全部用来陪家人;还剩一年,我可能会写一本书;还有十年,我就回去救死扶伤。“活在当下”这种真理对我根本没有帮助:我这当下到底该怎么活啊?

接着,在某个时刻,我又开始讨价还价,嗯,其实也不算讨价还价吧。我心里默默地说:“上帝啊,我读了《约伯记》55,不能完全理解。但如果这是测试我信仰的方式,那你应该已经看到我的信仰很弱。可能你在熏牛肉三明治上留点那种辣芥末也能测试我的信仰呢?真的不用这么大费周章地给我来个‘核爆炸’吧,真的……”讨价还价之后,怒气就一阵阵涌上心头:“我这小半辈子都在努力奋斗,已经到了这份儿上了,居然得了癌症?”

现在,可能我终于来到“否认”这个阶段了。也许是完全的否认。也许在缺乏任何定论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假设自己能活很久。可能这是前进的唯一办法。

现在,查出癌症九个月了,我几乎天天做手术到深夜,甚至到凌晨,一心一意要好好毕业。我的身体遭受了沉重打击。每天回到家,我都累得吃不下东西。而且慢慢在加大泰勒诺、非类固醇抗炎药和止吐剂的用量。我开始不停咳嗽,大概是肺部恶性肿瘤纤维化引起的。我告诉自己,只需要再坚持几个月,就可以结束这种马不停蹄的工作状态,顺利从住院医生毕业,安心做个相比之下更平静、更轻松的教授。

二月份,我飞去威斯康星参加工作面试。他们的一切条件都正合我心:数百万美元的资金供我开设神经系统科学实验室;领导自己的临床医学团队;工作时间和内容都灵活,根据我的健康情况而定;终身教授职位;对露西也有很优厚的工作安排;高薪、美景、田园牧歌般的城市、完美的老板。“我了解你的健康状况,你和你的肿瘤医生应该也很亲密。”部门主管对我说,“如果你想继续在那边的治疗,我们就帮你来回飞。不过我们这儿也有一流的抗癌中心,你愿意的话就去看看。我还能不能再做点什么,让这个工作更有吸引力?”

我想了想艾玛说过的话。我之前不相信自己能继续外科医生的事业,如今却已经成功重返手术台,这个转变是很有分量的,甚至有点宗教层面的意味。在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时候,她还一直记挂着我的这个身份。我多年前立志成为医生时对自己提出的挑战,她做到了:审视灵魂,接受自己作为凡人的责任,让我重新找回自己。我已经抵达了很多神经外科住院医生的制高点,立志不仅要做个神经外科医生,还要做个神经系统科学家。这是每个学生梦寐以求的目标,但能实现的却寥寥无几。

当晚晚饭后,主管开车送我回酒店。他在路边停了车。“我给你看个东西。”他说。我们下了车,站在医院门口,面前是冰封的湖水,对岸是科系办公室星星点点的灯光。“夏天,你可以游泳或者开船去上班。冬天呢,滑雪滑冰都可以。”

真是太梦幻了。也就是那个时候,我恍然大悟:这只是梦幻而已。我们不可能搬来威斯康星。万一我这两年癌症严重复发呢?露西得孤孤单单在这里,远离朋友和家人,仅凭一己之力照顾病入膏肓的丈夫和新生的孩子。我近乎暴怒地抵挡着想接受这份工作的欲望,也意识到,癌症已经彻底颠覆了我对人生的规划打算。过去几个月来,我一直全力以赴,想让生活恢复到癌症之前的轨迹,否认癌症对我的生活造成了任何影响。然而,现在的我,不管多么希望感觉到胜利的喜悦,还是感到癌症如同螃蟹的大钳子,紧紧夹住我,阻止我前进。癌症的诅咒是奇怪而紧张的存在,也是对我的极大挑战,对于死神的步步逼近,我既不能无视,也不能任其摆布。就算现在死神蛰伏起来,他的阴影也时刻笼罩着我。

一开始丢掉斯坦福那个教授职位的时候,我安慰自己,要管理一个实验室,至少需要有二十年的计划。现在,我觉得这安慰其实是不折不扣的真理。弗洛伊德一开始就是个成功的神经科学家,后来他认识到,神经科学还需要至少一个世纪的时间,才能满足他在了解心灵和思想方面真正的抱负,于是丢开显微镜,另起炉灶。我的感觉跟他可能有点像。通过研究来创造神经外科的变革就像一个长期的赌局,因为我的病,这个赌局几乎没有了胜算;我所剩的筹码不多,不想押在实验室里了。

我耳边又响起艾玛的话:你必须弄明白,自己最看重的是什么。

如果我已经不想再问鼎神经外科与神经系统科学这两座高峰了,那我想干什么呢?

当个爸爸?

做个神经外科医生?

教书?

我也不知道。不过,就算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也还是有收获,这收获并非来自于希波克拉底、迈蒙尼德或者奥斯勒,而是我独有的顿悟:医者的职责,不是延缓死亡或让病人重回过去的生活,而是在病人和家属的生活分崩离析时,给他们庇护与看顾,直到他们可以重新站起来,面对挑战,并想清楚今后何去何从。

现在,我那些属于外科医生的骄傲自负实在毫无用处。我的确是本着对病人尽职尽责的态度,全心全意地救死扶伤,但说穿了这就是暂时的责任,是转瞬即逝的全心全意。解决了严重的健康危机,病人醒来了,身上的管子拔掉了,然后出院了,病人和家属继续生活,但事情永远不会和以前一样了。医生的话能安抚人心,就像神经外科医生的手术刀能减缓大脑的疾病。然而,这其中的不确定性与后续的发病率,还是需要继续去克服,去缠斗。

艾玛没有让我恢复原来的个人特性,而是保护了我创造新特性的能力。终于,我明白,必须要去创造新的自我了。

大斋节56的第三个星期日,明澈通透的春日清晨,我们夫妻俩和我的父母一起去了教堂。他们俩从亚利桑那飞来过周末。我们一起坐在长长的木凳子上,妈妈和坐在旁边的一家人攀谈起来,先是对那位母亲说,她小女儿的眼睛真好看,接着迅速聊起格局更大的话题。她充分展示了一个倾听者、好闺密和联结者的高超能力。牧师读《圣经》的时候,我突然情不自禁地偷笑起来。这段《圣经》文字中,沮丧的耶稣说了一些隐喻,而使徒们非要去做一些字面的解释:

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

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

……这其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57

正是这样的文字,很明显地讽刺了对《圣经》进行拘于字面意义来理解的行为,也让我对基督教长期的疏离之后得以回归。大学以后,我对上帝和耶稣的概念逐渐变得贫乏(这个词算是用得比较委婉了)。当时我一头扎进坚不可摧的无神论。对抗基督教思想的主要武器,就是基督教义在实际运用中的失败。启蒙的理性当然更说得通,更能解释身边的种种;“奥卡姆剃刀理论”58当然也将信众们从盲目的信仰中解放出来。没有证据能证明上帝的存在,所以,信仰上帝并不合理。

我在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长大,祷告和阅读《圣经》是每晚的仪式。尽管如此,我和大多数从事科学工作的人一样,相信现实的物质概念,拥有终极的科学世界观,遇事会力求用完整的形而上方法去研究和解决,不去考虑那些陈旧的概念,什么灵魂啊,上帝啊,穿着长袍、留着大胡子的白人男子之类的。二十几岁的时候,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努力去建立这样一种认知框架。然而,最终问题还是显现出来:把科学作为形而上的最终裁决标准,不仅否定了上帝在这个世界的存在,还同时否定了爱、恨与意义;这种思想中的世界,本来就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天差地别。当然,并不是说如果你相信人生的意义,就必须也要信仰上帝。准确地说,如果你认为上帝在科学中无立足之地,那么你就几乎一定会认为人生的意义在科学中也无法容身。因此,生命本身也毫无意义。换句话说,那些关于存在主义的言论没有任何分量,一切认知都是科学认知。

然而,这其中就存在一个悖论。科学的方法论是人们的双手创造出来的,因此无法涉及一些永恒的真理。我们建立科学理论,是为了组织和掌控这个世界,将各种现象局限在可控的范围内。科学的基础,就是各种现象的重复出现以及人为制造的客观性。这是很强的后盾,让科学有能力去建立并阐释各种关于物质和能量的主张,但也让科学知识无法解释人类生命中存在主义的本能特性。人类生命本身就是独特的,主观的,无法预测的。也许在组织和研究重复出现的经验主义数据时,科学提供了最有用的方法,但另一方面,科学却无法用来解释人类生命中最为核心的方面:希望、恐惧、爱、恨、美、妒忌、荣誉、软弱、奋斗、痛苦和美德。

这些核心的情感与科学理论之间,总是存在一道鸿沟。没有任何思想体系能够完整地包含人生所有的体验。形而上学仍然停留在提供启示的范围,并没有那么宽泛(毕竟,奥卡姆的核心观点是这个,而不是无神论)。而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无神论才是合理的。最典型的无神论者,大概是格雷厄姆·格林59的著作《权力与荣耀》里的中尉,他的无神论,来自于“上帝不在”的天启。唯一名副其实的无神论,必须建立在创造世界的愿景之上。很多无神论者都喜欢引用诺贝尔奖得主、法国生物学家雅克·莫诺60的一句话,而这句话其实在掩饰无神论的一个富有天启色彩的特征:

古老的圣言已经灰飞烟灭,人类终于知道,自己是这冷酷无情的广阔宇宙中孤独的存在,而自己在这宇宙的诞生,也是偶然的。

而我最终回归了基督教的核心价值:牺牲、救赎、宽恕。因为吸引力实在太大,令人叹服。《圣经》里,正义和仁慈,在《新约》和《旧约》之间都存在一种拉锯。《新约》说,从善没有尽头:善良就是人生的目标,你永远也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我相信,耶稣传递的主要信息,是无论何时,仁慈都重于正义。

不仅如此,也许原罪传递的主要信息也不是“应该时时刻刻抱有愧疚之心”。也许这样解释反而更为恰切:“我们心中都有一个善的概念,但不是时时刻刻都做得到。”大概这才是《新约》想要传递的信息。就算你心中对“善”的认识和《圣经·利未记》中一样严苛全面,你也不可能像那样生活。真的不可能,疯子才会那样。

当然,关于上帝,我无法提出任何明确的观点,但人类生命的基本现实,本来就是极度反对盲目决定论的。另外,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人,都不认为天启论在认知领域拥有任何权威。我们都是讲求理性的人,天启论不足以解释所有疑惑。就算上帝真的与我们对话,我们也会认为那是幻觉。

那么,我会想,有追求的形而上学者,应该做什么呢?

放弃吗?

几乎就要放弃了。

朝着终极真理挣扎向前,但发现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或者说,有可能找到正确答案,但证实这个答案,是绝对不可能的。

毫无疑问,我们每个人最终能看到的,都只不过是生命的局部。医生看到一个方面,病人看到另一个方面,工程师、经济学家、潜水采集珍珠的人、酗酒的人、有线电视修理工、牧羊人、印度乞丐、牧师……看到的都不尽相同。没有什么人能完全包揽人类所有的认知。认知产生于我们所创造的,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之中,永远不可能完整全面。而终极真理凌驾于一切之上,在其存在之处,播种者与收割者可以一同欣喜狂欢,正如礼拜天的《圣经》布道的最后。因为,终极真理之中,有句话说得清楚明白:“那人撒种,这人收割。”61我派你去收获你并未付出努力的东西;辛苦劳作都是别人的,你分享了他们的劳动果实。

我跳下CT台。这已经是重返外科的第七个月了。这将是我的最后一次CT,这之后我将完成住院生涯,成为一个父亲,我的葬礼也终有一天会成为现实。

“想看看吗,医生?”扫描人员问我。

“现在不看,”我说,“今天我还有很多工作。”

已经下午六点了,我必须去查房、探视病人,做明天的手术室安排,看看各种扫描片子,向别人口述我的临床笔记,查查病人术后的情况……很多事等着做。晚上八点左右,我在神经外科的办公室坐下,旁边就是放射照片观测台。我打开来,看着第二天要做手术的病人的扫描片,是两个比较简单的脊椎病例。最终,我输入了自己的名字。片子出现在屏幕上,我不断缩放着,仿佛孩子在随意翻看画册,把新的片子和上次照的对比。一切看起来都没有变化,原来的那些肿瘤还是一个样。啊,等等。

我滑动滚轮,再看了一下今天的片子。

一个新的肿瘤出现了,有点大,填满了我的右肺中叶。看上去竟有点像一轮几乎照亮了整个地平线的满月。再回去看原来照的片子,我能辨认出这个肿瘤非常微弱的迹象,原来只是幽灵一般的预兆,现在则完全变成了现实。

我既不愤怒,也不恐惧。本来就是如此。这是大千世界中的一个事实,就像太阳与地球的距离。我开车回家,告诉了露西。那是星期四的晚上,我们和艾玛的见面要等到下周一。露西和我坐在客厅,各自打开笔记本电脑,列出了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活检、体检、化疗。这次的治疗肯定更艰难、更痛苦,而活得久一些的可能性更为渺茫。我又想起艾略特写过的诗句:“可是在我背后的冷风中,我听见/白骨在碰撞,得意的笑声从耳边传到耳边。”62也许未来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永远,我都无法再重返神经外科了。但我们觉得,这一切都可以等到周一再来考虑。今天是星期四,我已经做好了明天手术室的安排;我决定,要去当最后一天的住院医生。

第二天早上五点二十分,我在医院门口下了车,深深吸了口气,闻着桉树的气味。好像还有什么气味……是松树吗?以前都没注意到呢。我把住院医生们集合到一起,准备上午的各项工作。我们先回顾了前一晚发生的事情,入院的病人,新的扫描片子,然后去查房,之后还开了“M&M”会,也就是定期召开的关于发病率与死亡率的会议,神经外科医生们会聚集到一起,检讨一段时间内犯的错误和做得不好的病例。开完会,我又跟病人R先生多待了几分钟。他得了一种罕见病,叫格斯特曼综合征63。我切除他脑内的肿瘤后,R先生开始显露出一系列行为缺陷:读写能力缺失,说不出每根手指的具体名字,不会算数,分不清左右。这种事我之前只碰到过一次,还是八年前做医学生,刚刚进入神经外科实习时跟过的一个病例。和那个病人一样,R先生也是精神愉快,情绪高昂,我怀疑这会不会也是症状之一,只是从来没人当作症状描述出来而已。不过R先生正在好转:他的语言能力几乎已经恢复正常,算数能力也只是有一点点偏差。他完全康复的可能性很大。

上午很快过去了。我刷手消毒,准备做最后一次手术。突然间,我感觉到这个时刻意义重大。这真的是我最后一次刷手了?也许真的走到头了。我看着肥皂水顺着手臂流下来,然后流回水槽里。我走进手术室,穿好手术衣,给病人盖上无菌布,专门扯了扯四个角,确保没有褶皱。我希望这台手术完美无缺。我割开他背部下方的皮肤。这个男人已经上了年纪,脊椎退化,压迫神经根,造成严重的疼痛。我拨开脂肪,筋膜出现,感觉到凸起的椎骨。我割开筋膜,又顺利地割开肌肉,直到眼前的伤口中只剩下闪着亮光的宽阔椎骨,干净纯粹,不沾一丝血迹。主治医生进来了,我正在切除椎骨后面的椎板,那里有增生,再加上下面的韧带,一起压迫着神经。

“看着挺好,”主治医生说,“如果你想去今天的会,我找同事进来接手做完。”我的背痛又开始了。我之前怎么不再吃点消炎药呢?不过,这台手术应该很快了,我快做完了。

“不用,”我说,“我想把这台手术做完。”

主治医生也刷手消毒进来了,我们一起切除了增生。他开始拨弄韧带,下面是硬膜,里面有脊髓液和神经根。这一步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在硬膜上弄个洞。我负责处理另一侧。突然,我眼角的余光瞥见,他的手术用具旁边有一抹蓝色——硬膜开始破裂了。

“小心!”我说。此时他手上的器具已经夹到硬膜了。清澈的脊髓液开始填满伤口。一年多了,我还是第一次遇到漏液的情况。修补这个漏洞又需要一个小时。

“把刀头拿出来,”我说,“漏液了。”

等我们修补完这个漏洞,把压迫神经的软组织切除之后,我的双肩火辣辣地痛。主治医生脱掉手术衣,向我道歉又道谢,离开了,留下我收尾。一层层组织整齐地合到一起。我又开始用尼龙线一针一针缝合皮肤。大多数外科医生都会选择缝合器,但我一直觉得尼龙线的感染率比较低。这个病人,这“最后一役”,要按我的想法来做。皮肤完美地缝合,没有拉扯褶皱,仿佛这台手术从未发生过。

很好,这样很好。

我们掀开病人身上的无菌布,一个以前没合作过的手术助理护士问我:“这周末你值班吗,医生?”

“不。”也许永远都不值班了。

“今天还有手术吗?”

“没有了。”也许永远都没有了。

“啊,那好。那就是大团圆结局了!工作做完啦。我喜欢大团圆的结局,你也是吧,医生?”

“是啊,是啊,我也喜欢大团圆。”

我坐在电脑旁边输入一些术后指令,护士们进行着清理工作,麻醉师开始唤醒病人。我一直半开玩笑地威胁说,如果是我主刀的手术,就不许听那种人人都喜欢的“打鸡血”的流行音乐,只能听巴萨诺瓦舞曲。我播放了巴萨诺瓦风格的经典专辑《不老的传说》64,萨克斯柔和而又铿锵的演奏响彻整个手术室。

过了一会儿,我出了手术室,收拾好七年来用的所有东西——一些为通宵工作准备的备用衣服、牙刷、几条肥皂、手机充电器、零食、我的头骨模型和一系列神经外科的书,诸如此类。

我转念一想,又把书留下了。它们在这儿,应该更能发挥作用吧。

走向停车场的路上,一个同事走过来想问我什么事,但他的呼机响了。他看了一眼,挥挥手,转身往医院里面跑。“晚点再找你!”他回头朝我喊了一声。我坐在车里,热泪盈眶,转动钥匙,慢慢开到路上。回到家,我走进家门,挂好我的白大褂,摘下我的名牌,接着取出呼机的电池,脱下手术衣,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

再晚点的时候,我给维多利亚打电话,告诉她周一我没法去上班了,可能永远都不能去了,所以就做不了手术室的安排了。

“嗯,我一直做噩梦,梦见这一天来了。”她说,“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坚持这么久的。”

星期一,露西和我一起去见了艾玛。她肯定了我们列出的计划:支气管镜活检,针对性地寻找突变,实在不行只有化疗。但我去见她的真正原因,是希望得到一些引领和指导。我告诉她,已经在神经外科那边请假了。

“好,”她说,“没事。嗯,要是你想集中精力做更重要的事情,那就别回神经外科了。但别单纯因为你病了就不干了。和一个星期前相比,你的病情并没有加重。这一路上的确有些颠簸,但你还是可以维持现有生活轨道的。对你来说,神经外科的工作很重要。”

我再一次走上了从医生到病人的轨道,从行动者变成被动者,从主语变成了直接宾语。生病之前,我的生活可以说是心想事成,按照既定的轨道一帆风顺地前进着。大多数现代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命运都是由自身和旁人的人为行动决定的。《李尔王》65中的葛罗斯特伯爵埋怨过,说人类的命运之于神明,正如“苍蝇之于顽童”。然而那部作品主要的戏剧冲突,还是来源于李尔王的虚荣与专制。从启蒙运动开始,占据舞台中心位置的,就是个人。但现在,我所在的世界已然不同,这是个更古老的世界,人类的行动在超人类的力量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这个世界比起莎士比亚的作品更具有希腊悲剧的色彩。不管付出多少努力,俄狄浦斯66和他的父母都逃脱不了命运的股掌;他们只能通过神谕与预言,通过那些既定的占卜,才能接触到掌控他们命运的力量。我来找艾玛,不是想要治疗方案。我读的资料已经够多了,未来会采取什么样的医学手段我已经了然于心。我想要的,是眼前这个“神谕家”充满智慧的安慰。

“这不是结束。”她说。这种说辞她恐怕已经用过成千上万遍了。想想我自己,难道就没有跟病人说过类似的话吗?反正面对那些想寻找不可能的答案的人,她肯定都这么说。“甚至都不能说是结束的开始。这仅仅是开始的结束。”

我居然感觉好些了。

活检后一个星期,护理师艾丽克西斯打电话给我通报情况。没有可以采取针对性治疗的突变,这样化疗就成了唯一的选择。已经安排好周一开始。我问具体用什么化疗药物,她说这个问题必须跟艾玛谈。艾玛正和孩子一起在太浩湖玩,不过周末会抽空给我个电话。

第二天是星期六,艾玛的电话来了。我问她对化疗用药有什么想法。

“嗯,”她说,“你有什么具体想法吗?”

“我觉得主要问题是要不要加阿瓦斯丁吧,”我说,“我知道最近有研究说这个药没有好处,副作用还比较严重,有的抗癌中心逐渐弃用了。我觉得那只是一个研究而已,之前那么多数据都证明是有用的,我比较倾向于还是要用。如果我反应不好,再弃用也不迟。你觉得这样行吗?”

“嗯,没什么问题。后期加的话还要过保险公司那一关,比较难。所以前期就使用比较好。”

“谢谢你打电话来。我就不耽误你享受湖边的美景了。”

“好的,但我还要再多说一句,”她略有迟疑,“很高兴咱们可以一起制订你的医疗计划,因为你是个医生,你什么都懂,而且这也是你自己的命。但是,如果你什么时候想让我单独来做你的医生了,我也是很乐意的。”

我还从来没想过,可以不负责自己的医疗计划。我还理所当然地以为所有的病人都是久病成医。我还记得医学生时期的我,刚刚开始进入医学实践,对什么都懵懂无知,经常会让病人解释他们自己的病症和治疗手段,问他们为什么出现蓝色脚趾的症状,这个粉色的药片是干什么的。但正式成为医生之后,我从未要求病人自己做决定,我对他们有责任。我意识到,自己现在也在做同样的事,心中那个作为医生的自我在对那个作为病人的自我负责。也许我真的被哪个希腊的天神诅咒了,但放弃对自己病情的控制仿佛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就算可能,那也太不负责任了。

化疗开始的周一,露西、我母亲和我一起去了输液中心。我安好一个静脉注射的针头,找了把舒服的椅子坐好,开始漫长的等待。化疗的混合药物需要四个半小时才能全部输完。整个过程中,我要么打盹,要么读书,有时候又百无聊赖地看着身边的露西和妈妈,偶尔聊两句,打破沉默。病房里的其他病人健康和精神状况各不相同:有的头发已经秃了,有的发型还很不错,有的形容憔悴,有的活泼爽朗,有的不修边幅,有的衣冠楚楚。不过所有人都静静地躺着,任凭注射管里那些毒副作用剧烈的药物慢慢输入伸展的手臂。我每三周来接受一次治疗。

第二天我就有反应了。非常强烈的疲乏感,深入骨髓,全身无力。本来特别能唤起愉悦感的进食,对我来说就像喝海水一样折磨。突然间,所有我喜欢的东西都变咸了。露西给我做了贝果面包加奶油奶酪做早餐,吃起来就像盐碱地里那种经常被动物舔舐的盐块。我只吃了两口就放到一边。看书也让我筋疲力尽。本来答应了要为两本重要的神经外科教科书写个几章,阐述我和V的研究是否有临床治疗的潜力,现在也被搁置了。一整天,我都只能靠看电视和强制进食来打发时光。几周以后,逐渐形成了一种模式:不舒服的感觉会慢慢减轻,等恢复常态的时候,恰好又到下次治疗的时间了。

就这么循环往复着。我因为一些轻微的并发症在医院进进出出,也就排除了任何重返工作岗位的可能。神经外科认为我无论从国家标准还是地方标准来说,都已经符合毕业的条件。毕业典礼安排在一个周六,露西预产期的前两周左右。

那一天来了。我站在卧室里,为毕业典礼穿衣打扮,这毕竟是七年住院生涯的高潮。但突然之间,强烈的恶心感气势汹汹地袭来。感觉不像化疗引起的通常的恶心。那种恶心一般像潮水一样涌来,也像潮水一样迅速退却。我开始不断呕吐出绿色的胆汁,那种粉笔一样的味道和胃酸大不相同。这是内脏深处涌上来的。

说到底,我还是去不成毕业典礼了。

我需要马上静脉注射,防止脱水。于是露西开车带我去了急救中心,开始复水过程。呕吐变成了腹泻。急救处的住院医生布兰德和我友好地交流了一会儿,我详细叙述了自己的医疗史,历数了所有的用药。最后我们讨论了分子疗法取得的进步,特别是我在用的特罗凯这种药。眼前的医疗计划很简单:一直用静脉注射的方式保持我不脱水,直到我状态恢复,可以正常用嘴喝水。那天晚上,我住进了医院病房。但护士在看我的用药单时,我注意到上面没有特罗凯。我请她打电话给住院医生,改正这个疏忽。这种事也是常有的。毕竟我同时在吃十几种药呢。随时随地滴水不漏是很难的。

午夜过去很久,布兰德出现了。

“听说你对自己用的药有疑问?”他问道。

“是啊,”我说,“没有开特罗凯。你补开一下,不介意吧?”

“我决定不让你再服特罗凯了。”

“为什么啊?”

“你的肝酶太高,不能再吃了。”

我有点摸不着头脑。我的肝酶已经高了好几个月了。如果这是个问题,之前为什么没讨论过呢?不管怎么说,这肯定是搞错了。

“艾玛,就是我的肿瘤医生,你的上司,也看过这些指标了。她想让我继续吃。”

如果例行公事,住院医生做出治疗决策都是不用主治医生从旁指导的。不过现在我向他转述了艾玛的意见,他肯定会让步吧。

“但这个可能就是你胃肠道问题的原因。”

我更摸不着头脑了。一般来说,转述了主治医生的命令,就不会再讨论下去了。“我已经吃了一年了,没有任何问题,”我说,“你觉得现在的问题是特罗凯突然引起的,不是化疗?”

“有可能。”

我的困惑升级成了愤怒。这孩子,才从医学院毕业两年,和我的助理住院医生一般年纪,居然跟我叫板?嗯,如果他是对的,那就另当别论,但他现在说的这些毫无道理啊。“呃,今天下午我是不是提过,不吃那个药的话,我的骨转移癌就会很活跃,引起剧痛?我不是想小题大做,以前练拳击的时候我也骨折过,但现在痛得比那时候厉害多了。从一到十打分的话,现在是十分痛。我很有可能很快就会痛得忍不住尖叫起来。”

“嗯,考虑到这个药的半衰期,估计还要等个一天左右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看得出来,在布兰德眼里,我不是个病人,是个“问题”:需要尽快解决,在任务栏前面的方框里画个勾。

“听我说,”他继续道,“如果你不是你,这场对话根本就不可能发生。我会直接给你停药,然后让你自己来证明,病症都是这个药造成的。”

怎么回事?下午我们不是相谈甚欢的吗?我回想起医学院时期遇到的一个病人,她说自己去医生那儿看病,都会穿最贵的袜子。这样等她换上病号服,不穿鞋的时候,医生也能看到她的袜子,知道她是个体面人,会以很尊重的态度来对待她。(啊,原来问题在这里——我穿的是医院发的袜子,这么多年了一直占着这个小便宜!)

“不管怎么说,特罗凯是特殊的药,需要专科训练医生或者主治医生的意见。你真的想让我大半夜的为这事叫醒别人吗?不能等到早上再说?”

原来如此。

如果他要完成对我的义务,就需要在“待办事项”上加上一条:给上司打电话,难为情地暴露自己的错误。他又在值夜班。住院医生培训的规定迫使很多培训项目都设置了轮班工作制。轮来轮去地,有些人也就变成了“滑轮”,巧妙地利用制度去推卸责任。如果他再拖延个几小时,我就是别人的问题了。

“这药我一般是凌晨五点吃的,”我说,“我们俩应该都明白,‘等到早上再说’的意思是等到早上查房完再说,也就是说基本上要到下午了,对吧?”

“好吧,好吧。”他说着走出了病房。

到了早上,我发现他还是没开药。

艾玛打了个电话来问好,说她会解决特罗凯的问题。她祝我早日康复,很抱歉整个星期都不在。仅仅一天的时间,我的病情就开始恶化,腹泻迅速加重。我一直在输液防止脱水,但补水速度跟不上脱水速度。我的肾功能开始衰竭。接下来做检查时,我的血清钠浓度已经快达到致命的地步。我被转移到重症监护室,因为脱水,我的软腭和咽头都有部分坏死,从我嘴里脱落出来。我身体剧痛,意识飘忽不定,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来了一大堆专家抢救我:重症护理人员、肾病专科医生、肠胃病专科医生、内分泌医生、传染病专家、神经外科医生、一般肿瘤科医生、胸腔肿瘤科医生、耳鼻喉科专家。怀孕三十八周的露西每天都守在我身边,还偷偷搬进了我原来的值班室,离重症监护室就几步路的距离,这样她晚上好随时来看看我。她和我爸爸也对病情发表了一些看法。

清醒的时候,我能很清楚地听到大家嘈杂的声音,众说纷纭的意见。这在医学上被称之为“WICOS”(Who Is the Captain of the Ship,谁是船长)问题:到底谁掌舵,谁说了算?肾病专家不同意重症医生的意见;重症医生和内分泌专家起争执;内分泌专家和肿瘤医生意见相左;肿瘤医生和肠胃病学家争论不休。我感觉到自己也应该负起责任,所以在偶尔清醒的时间,会把目前病情的一些细节打出来,并且在露西的帮助下,努力引导所有的医生,不要偏离事实,进行准确的解读。后来,半睡半醒之间,我依稀听到父亲和露西跟每个医生团队讨论我的病情。我们觉得目前还是应该以静脉点滴为主,一直到化疗的影响消失。但每个团队的专家必须去挖掘属于他们专业的可能性,多做一些检查,主张自己赞成的疗法。不过有的看上去真的没有必要,而且很欠考虑。各种采样检查都做了,约了很多扫描照片,开了很多药。我开始搞不清治疗的进展,时间概念也模糊起来。我要求他们向我解释这些治疗计划,但听着听着对方的声音就渐渐变得沉闷飘散,常常是医生说着说着,我就眼前一黑,几乎都听不全。我万分盼望艾玛在场掌控着一切。

突然间,她就出现了。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我说。

“你都在重症监护室住了一个多星期了,”她说,“但你别担心,你的病情在好转。很多指标都正常了。你很快就能出去了。”我听说她一直通过电子邮件和医生们保持着联系。

“你之前不是说,你可以单纯地做个医生,我可以单纯地做个病人?”我说,“我觉得说不定这样更好。我一直在读科学和文学读物,想为自己找个比较正确的观点,可是没找到。”

“我觉得你光靠看书是找不到的。”她回答。

终于有了艾玛这个掌舵人,为一派混乱的会诊注入了一丝平静。我脑中忽然涌现出艾略特的诗句:

哒密阿塔:小船欢欣地响应

那熟于使帆和摇桨的手

海是平静的,你的心灵受到邀请

会欢快地响应,听命于

那节制的手67

我靠在病床上,闭上双眼。黑暗再次袭来,意识渐渐模糊,我终于放松了。

露西的预产期到了,却没有阵痛反应。我也终于被安排出院了。自从诊断出癌症之后,我体重下降了四十多磅68,仅过去一个星期就下降了十五磅。我现在的体重大概就是八年级时的体重,但头发相比那时稀疏了不少,基本上都是在过去一个月掉的。我从间歇性的昏迷中苏醒过来,头脑清醒地面对这个世界,但身体却油尽灯枯。我能看到自己皮囊之下瘦骨嶙峋,像行走的X光片。回到家,光是抬头挺胸就让我劳累至极。要使出双手的力量才能拿起一杯水。看书?根本不可能。

露西和我,我们的双亲都来家里帮忙了。我出院后两天,露西经历了第一次宫缩。她待在家里。我妈妈开车送我去见艾玛,进行出院后的追踪看诊。

“心情不好吗?”艾玛问。

“好啊。”

“你心情应该不好的。康复是个漫长的过程。”

“嗯,好吧,是不太好。整体来说我心情是挺不好的。但日子要一天一天过,我已经做好准备,继续做物理治疗,开始康复过程。我之前也做过,所以肯定驾轻就熟的,对吧?”

“你看了上次照的片子吗?”她问道。

“没有。我已经不看了。”

“片子看着还不错,”她说,“病情比较稳定,肿瘤甚至有轻微缩小。”

我们聊了未来的一些流程。继续化疗,直到我身体稍微强壮一些。以我目前的状态,那些试验性治疗不会接收我,也不可能进行其他治疗,至少得等我身体恢复一点力量。我用头靠着墙,因为脖子上的肌肉松松垮垮,已经难以支撑。我脑子里一团糟,如坠云里雾里。我又需要她变成那个“神谕家”了,需要她再次占卜预言,获知生命的秘密:不管是听取鸟语,还是观察星图;不管是探测突变基因,还是研究卡普兰-迈耶生存曲线。

“艾玛,”我说,“接下来怎么办?”

“强壮起来。就这么简单。”

“但是癌症复发的话……我是说,这个可能性……”我犹豫了。一期治疗(特罗凯)失败了。二期治疗(化疗)差点要了我的命。如果我还能活着接受三期治疗的话,还有点希望。除此之外,还有试验性治疗,这是个广阔的未知领域。我情不自禁地将各种疑问和盘托出:“呃,重返外科的可能性,甚至是重新走路的可能性,还有——”

“你至少还有五年好活。”她说。

她终于说出来了,但语气根本没有“神谕家”的权威,一点也不自信笃定。相反,这句话像一句恳求,令我想起那个只会说数字的病人。与其说她在告知我,不如说是在恳求我。此时此刻她不是医生,只是个普通人,对抗不了冥冥中真正掌控这些的力量和命运。我们面对面,一个是医生,一个是病人,我们之间的关系有时候是前者对后者绝对的权威和把控,有时候呢,就像现在,只是两个凑在一起互相安慰的人,而其中一个正面对着死亡的深渊。

原来,医生们也是需要希望的。

见完艾玛回家的路上,露西的妈妈打电话说,他们已经往医院去了。露西要生了。(“一定要早点要上腰麻。”我对她说。露西受的痛苦已经够多了。)爸爸用轮椅推我去了医院,我又回到了熟悉的地方。产房里支了一张简易床,我在上面躺下,盖了保暖袋和毯子,这样我骨瘦如柴的身体才不至于冷得发抖。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目睹了露西和护士一起经历生产的过程。随着宫缩渐渐加剧,护士一直在报数让露西使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露西转身,微笑着看我。“还以为我在打比赛呢!”她说。

我躺在小床上,用微笑回应她,看着她起伏的孕肚。露西和女儿的生活中,将会有很多缺失。如果我只能陪伴到现在这个份儿上,那就尽量陪伴吧。

午夜之后,护士把我叫醒。“快了。”她低语道。她抱起毯子,扶着我坐在露西身边的一张椅子上。产科医生已经来了,和我年纪差不多。宝宝的头露出来了。她看着我:“有件事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你女儿的头发和你一模一样,”她说,“而且很浓密呢。”我点点头,握住露西的手,和她一起经历这生产的最后时刻。接着,她最后使了把劲,七月四日凌晨两点十一分,她呱呱坠地,伊丽莎白·阿卡迪亚,昵称卡迪,我们几个月前就把名字想好了。

“能让她贴贴你的皮肤吗,爸爸?”护士问我。

“不,我太——太凉了,”我上牙和下牙直打架,“但我很想抱抱她。”

她们用毯子把她裹好,递给我。我一只手臂感受着这新生命的重量,另一只手与露西十指紧扣,生命的无限可能在我们面前铺展开来。我体内的癌细胞在慢慢消亡,但也有可能重新生长。展望无限广阔的未来,我看到的不是寂静无人的空荡荒原,而是更简单纯粹的东西:一页我将继续书写的白纸。

然而,家中却充满了色彩与活力。

日子一天天过去,卡迪像朵小花般慢慢绽放:第一次抓握,第一个微笑,第一声大笑。她的儿科医生定期用图表记录她的成长,在那些表明她逐渐长大的指标前画勾。她周身散发着一种崭新的光明。她坐在我膝上微笑,沉浸在我不成调的哼唱中,整个家似乎都被炽热的光照亮了。

时间对于如今的我,就像一把“双刃剑”:每天,我都从上次复发中恢复一些,但又距离下次复发更近一些,当然,也离死亡更近一些。也许那一天比我估计的要晚,但肯定比我希望的早。我想,意识到这一点,大概会做出两种反应。最明显直接的反应应该是立即行动的冲动,“最充分地享受生活”,去旅行,去大快朵颐,去把握那些曾经忽略的梦想。然而,癌症的一个残酷之处,就是这种病不仅限制了你的时间,还限制了你的精力,极大地减少了你一天里能做的事情,就像一只疲惫的兔子在赛跑。不过,即便我有这个精力,我也更希望像一只乌龟,深思熟虑,稳步踏实地向前。有些时候,我只是单纯地在坚持而已。

如果一个人高速行动时,时间会膨胀,那要是几乎一动不动,时间会收缩吗?一定会的吧:现在,每一天似乎都缩短了很多。

一天天过得千篇一律,时间似乎也静止了。英语中,“time”这个词的意思多种多样:“现在的时间是两点四十五”,“我这段时间过得不太好”。对于现在的我,与其说时间是时钟的嘀嗒作响,不如说是一种生存的状态。

疲惫成为稳定的常态,反而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做医生的时候,在手术室全神贯注地治疗病人,对指针的走动也许的确没有感觉和概念,但从没觉得时间是毫无意义的。而现在,每天的一分一秒都变得毫无意义,每一天整体来看也好不到哪儿去。医学院的培训非常残酷无情,完全是着眼于未来的,一直都给人未知的满足。你会一直思考,五年后的自己在做什么。然而,现在的我,完全看不到五年后的自己在做什么。也许已经去世,也许没有。也许恢复了健康。也许在从事文学创作。我真的不知道。所以,花时间去思考未来似乎没什么用处,只要想想午饭吃什么就好了。

说话时的措辞也变得混乱起来。怎么说才对呢?“我是一个外科医生”?“我曾经是一个外科医生”?格雷厄姆·格林曾经说过,人真正的生命是在头二十年,剩下的不过是对过去日子的反射。那我现在究竟生活在什么时态之中?我是不是已经过完了现在时态,进入了过去完成时?将来时态似乎一片空白,用别人的话来说,就是“说不准”。几个月前,我在斯坦福参加了第十五次大学同学会,站在场地边,喝着一杯威士忌,看着一轮粉红的夕阳一点一点沉到地平线后面。老朋友们依依惜别,向我承诺:“第二十五次同学会还是会见到你的!”——如果我回一个“呃……可能见不到了”,那就显得太不礼貌了。

面对生命的界限,人人都会屈服。我想,进入这种过去完成时的人,应该不止我一个。大多数的梦想和抱负,要么被实现,要么被抛弃,无论如何,都属于过去。而我的未来已经不是一架天梯,通往逐步升高的人生目标,而是一路平坦,铺陈为永恒的现在。金钱、地位,这一切的虚荣浮华,都像《传道书》69里对其毫无兴趣的传道者所说的:不过是捕风而已。

然而,有个小东西是有笃定未来的:我们的女儿,卡迪。但愿我能活到她记事,能给她留下点回忆。语言文字的寿命是我无法企及的,所以我想过给她写一些信。但是信里又能说些什么呢?我都不知道这孩子十五岁时是什么样子的;我都不知道她会不会接受我们给她的昵称。这个小婴儿完全代表着未来,而我的生命呢,除了特别微小的可能,很快将成为过去。她与我,只有短暂的交集。也许,我只有一件事想告诉她。

我要传达的信息非常简单:

在往后的生命中,你会有很多时刻,要去回顾自己的过去,罗列出你去过的地方,做过的事,对这个世界的意义。我衷心希冀,遇到这样的时刻,你一定不要忘了,你曾经让一个将死之人的余生充满了欢乐。在你到来之前的岁月,我对这种欢乐一无所知。我不奢求这样的欢乐永无止境,只觉得平和喜乐,心满意足。此时此刻的当下,这是我生命中最重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