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7页 |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 | 阅读 ‧ 电子书库

关东军对柳条湖附近的张学良部队发起进攻，占领了阵地。一开始，接到报告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认为解除对方武装是比较适当的处理方式，但参谋们主张应该击破奉天附近中国军队。最后决定：集中兵力攻击奉天，同时在与事件无关的南满铁路要地也发起军事行动，并请求驻朝鲜的日军部队增援。制定作战计划的，就是因九一八事变的主谋而闻名的石原莞尔。

95 九一八事变　燃烧中的中国兵营

石原莞尔是关东军的作战主任参谋，他根据对日莲宗的信仰和欧洲战史研究，构思了预言性的世界认识论—“世界最终战论”。其内容是日本与美国之间，即将爆发争夺世界领导权的最终战争。因此石原鼓吹日本应占据满蒙并进行开发，为战争做准备。他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关东军的参谋们，在日本国内也有很多中层军官认为应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

据说一开始，石原计划由装扮成中国军队的日本人袭击日本总领事馆，以此为借口挑起军事行动。但被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发觉，并报告给了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开始了调查。板垣征四郎随即将日期提前，计划也更改为少数人也能实施的铁道爆破。

事件发生的新闻传到东京，正在第二次组阁的若槻礼次郎于9月1日上午10召开了内阁会议。若槻问陆军大臣南次郎，关东军的行动是否真的是自卫措施。南次郎回答“当然如此”，但接下来的币原外相的报告，则暗示此次事件显然是军部的谋略。内阁会议最终决定了不扩大方针，南陆相也没有能够提议派遣增援部队。

从当时的日本殖民地朝鲜向外国（东三省）派兵，需要宣旨传达奉敕命令（天皇的出兵许可）。内阁会议如果不认可出兵所需支出，则奉敕命令不会发出，因此在陆军三长官会议上，提出了迅速将关东军部署“恢复原状”的意见。陆军中央激烈反对这一方针，关东军担心事件会重蹈皇姑屯事件的覆辙。

但到了9月21日，情况突变。驻朝鲜日军部队接到关东军的请求，不等奉敕命令发出，就越过国境，开往奉天。事实上，这一侵犯天皇大权的重大情况，也是板垣征四郎等人的计策。他们强行说服坚持不扩大方针的本庄繁，以保护侨民的名义发兵吉林。板垣等人认为，关东军在东北南部的兵力因此而削弱，驻朝鲜军不忍坐视，一定会越境增援。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果然擅自命令部队开往奉天。日军的逻辑，从此刻开始独自运转了。

驻朝鲜军越境行动的新闻传到东京的时候，正在召开内阁会议。全体阁僚一致同意以柳条湖事件为契机，全面解决满蒙问题。但是，同意派遣驻朝鲜军的，只有南和若槻两人，其余的海军大臣等人均表示反对。但是陆军表示，要迫使内阁认可派遣援军，为此不惜倒阁。到了第二天（22日）的内阁会议上，再没有一个人提出反对意见。阁僚们认为“已经越境了，没有办法”，承认了驻朝鲜军的出动，并同意支出相关经费。此外还决定此次事件按“事变”来处理，日中两国进入了未经宣战的战争。

九一八事变不但是十五年战争的开始，也成为日本走向法西斯化的契机。这是因为若槻内阁的软弱态度，造成了内阁不问军事行动的是非、仅仅予以承认的先例。军队妄自尊大的思想，无视政府的不扩大方针和外交努力，仅通过“事变”这一言辞来掩饰实情，而同样的情况，也将在七七事变中重演。失去制动装置的日本，最终将与莽撞的军部一起坠入深渊。

战争升级和南京国民政府

原本就制订了详细的计划，现在又得到政府的认可，关东军迅速展开了行动。占领奉天之后，关东军在市内实施戒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则出任了市长。接下来，日军控制了南满铁道的终点长春，在21日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吉林。只是由于日军中枢的劝解，关东军才没有出兵攻占苏联拥有利权的中东铁路上的重要城市哈尔滨。

关东军作战行动顺利进展的主要原因，在于张学良的东北军采取了不抵抗、撤退的方针。当时张学良在北平养病，18日晚招待在外公关人员观看戏剧。接到事件的第一个报告，张学良立刻回到医院内的办公室，对奉天的部下们做出了指示。张曾在9月6日下达密令，不管日本采取什么行动，都应“隐忍自重”，不可因抵抗而挑起纠纷。这一晚，无非是对上述密令的重复而已。

1931年7月，朝鲜移民已经来到长春附近。围绕着他们发生的纠葛，导致中国人与日本警察直接发生了武力冲突，并发展为朝鲜的反华侨暴乱，这就是万宝山事件，事件再次导致中国的反日情绪高涨。另外在6月，参谋本部人员中村震太郎大尉在大兴安岭收集情报，被中国军队抓获，并作为间谍而被处死。中村大尉事件在8月发展为外交问题，中国国内传言日本有可能在近日诉诸强硬手段。

但是，当时的南京政府并没有对抗日本军事行动的力量。蒋介石忙于对共产党的围剿，还要应对广州政府的军事行动。这一年夏天，长江中下游发生了大水灾，受灾人口达到二千三百万。而最重要的，是蒋介石知道国民政府军与具有现代化装备和编制的关东军之间的战斗力差距。8月，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要求隐忍，指示他“千万不要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晚年的张学良说过这样的话：“九一八事变，我当时的判断是错了。后来人们骂我不抵抗，我不服。但如果说我作为封疆大吏，我没把日本人的意图看明白，那我承认。当时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因为这么做，对日本没好处。如果我知道日本真的要侵略，那我会拼命去打的。”

从这段话中，可以体会到被叫做“不抵抗将军”的张学良的屈辱感。他说他看错了“日本人的意图”，但其实日本自己也并没有看清。石原莞尔本来主张满蒙领有论，即军事占领东三省后，日本进行直接统治，但陆军中央表示该计划有困难。因此在事变爆发四天后的9月22日，关东军不得不把目标变更为建立独立国家，表面上还不得不采用更温和的“建立亲日政权”的说法。

而且此时的日本政府采取不扩大方针，币原喜重郎为收拾局面，还进行了外交努力。9月19日，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上海会见宋子文，后者虽然怀疑日本政府对军部的控制能力，但还是提出了由中日两国代表组成委员会的解决方案。该方案虽由于关东军扩大战线没有实现，但日方模棱两可的态度，确实干扰了中方的判断。

南京政府无法捉摸日方的本意，于是根据《巴黎非战公约》（1928年）废弃战争的精神，向国际社会提出申诉。9月21日，刚刚成为理事国的中国代表正式向国联申请，要求派遣观察员，监视日本撤军。

但是，此时的世界各国都埋头于处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英国技穷于印度的独立运动，无暇顾及中国，美国则了解日本政府和军部之间的对立，暂时打算等待币原的外交努力，无意介入。在此之外，各大国对南京事件及收回汉口等租界时涌现出来的中国民族主义也抱有疑虑。从当时的国际社会常识来说，担任国联常任理事国的“文明国家”日本，与处于无休止的政治动乱中的中国之间，它们的主张也是不能在一个层次上讨论的。

但是到了10月，国际舆论发生了变化。这是因为关东军采取了新的行动，使币原的外交努力遭受挫折。首先是10月4日，关东军发表声明，在拒绝与张学良进行谈判的同时，不允许他返回东北。8日，又对奉天撤退后东北军司令部所在地锦州进行了轰炸，导致了市民的死伤。

美国得到消息，非常吃惊，进行了激烈的抗议，指出对远离南满铁路、不设防的城市，不提前通知就进行轰炸，这是在战时也不能原谅的行为。币原喜重郎进行了勉强的辩解，声称此次轰炸不代表日本的态度，是当地驻军单独的军事行动。但是，国际社会对日本政府的信任一落千丈，各国都警告日本必须遵守非战公约。接下来在24日的国联理事会上，提出了日本应在11月16日前撤军的决议案。该案虽因日本反对而被否决，但币原外交已经破产，日本变得更加孤立。

末代皇帝再度粉墨登场

1931年12月，日本和中国的两位政治家被迫辞职。一位是日本首相若槻礼次郎，他的不扩大方针遭到践踏，而且由于黄金出口解禁政策的失败，又失去了经济界的支持。另外在10月，陆军激进派军官发动了未遂政变（十月事件），内务大臣安达谦藏为了抑制关东军，推动与政友会的合作内阁运动，导致了内阁的分裂。

另一位辞职的政治家，则是南京政府的主席蒋介石。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三省大量的难民涌进平津，其中有很多学生，他们控诉日军暴行，在各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在北平，学生要求政府对日宣战，呼吁抵制日货。上海则建立了学生抗日救国会，派代表前往南京，开展停止不抵抗方针的请愿活动。9月28日，南京有四千学生参加游行，蒋介石接见学生代表，尽力抚慰。但有一部分学生依然不满，他们包围了外交部，被看做不抵抗方针元凶的外交部长王正廷遭到殴打，身负重伤。

在一片骚然之中，从9月末开始，南京、广州两政府开始向和解迈出了第一步。首先是10月，胡汉民被解除软禁，南京政府恢复了曾被开除的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三百多人的党籍。10月27日，上海召开了和平统一会议，紧接着11月在南京政府召开了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蒋介石表示愿意承担罪责，准备牺牲一切为党和国家作出贡献。

与此相对，广州政府的国民党四大则是分别由汪精卫派（上海）和胡汉民派（广州）召开的，但双方都坚决主张蒋介石下野。12月15日，蒋介石提出辞呈，成立了以孙科为行政院长的临时政府。但孙科政府无法处理第二年一月锦州失陷问题，蒋介石第三次返回中枢。新政府将面对日本挑起的一·二八事变。

此时，又有一位主角登台了，他就是1925年2月迁往天津日租界的末代皇帝溥仪。天津住所比紫禁城当然简朴多了，但没了烦人的规矩和内务府的干涉，让溥仪十分满意。最初，溥仪打算出国，但结果还是在天津度过了七年时光。

跟紫禁城时代的生活一样，在天津，溥仪身边依然围绕着众多企图利用他的政治势力。被日本人炸死的张作霖就是其中之一，他劝溥仪“陛下如果愿意，请到奉天来居住”，但这绝不是真心话。此外，帝俄的将军、被苏联红军驱逐到满蒙国境地带活动的谢苗诺夫，也找了无数的借口，从溥仪手中夺走了大量的金钱。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溥仪开始对日本寄托希望。最初是因为天津总领事吉田茂邀请他去日本小学参观，路边整齐列队的小学生们手持纸旗，高呼万岁，让溥仪激动得热泪盈眶。之后，日军司令部派来的军官们的谈话，又让溥仪不知不觉地坚信日本希望宣统皇帝复位了。

96 居住天津时的末代皇帝溥仪与妻子婉容合照

1928年张学良易帜之后，溥仪一班人感到失望，情绪低落。但南京政府开始了无穷无尽的内战，又让溥仪下决心等待时机的到来。

1931年7月，期盼已久的消息终于到了。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弟弟溥杰带来了一封信，信是“满洲国”成立后成为溥仪身边的帝室御用挂（近似于“皇室秘书”的职务）的吉冈安直写的。信中说：“张学良如今的态度真是岂有此理，但在不远的将来，满洲也许会发生些什么事情。请皇帝陛下多多保重，希望还是有的。”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关东军频频劝诱溥仪前往东北。但是，日本领事馆警告溥仪不要听信军方诱惑，身边人士也多持有慎重态度。到了11月，关东军派土肥原贤二来到天津，并在2日晚与溥仪见面。在谈话中，关于“满洲国”的体制，溥仪的问题直指核心：“这个国家是共和制，还是帝制？如果能复位，我去，如果不能，那我就不去。”土肥原回答说：“当然是帝制。”

虽然得到了口头保证，溥仪身边的人士还是态度慎重。土肥要等得不耐烦，就指派便衣队在天津挑起骚乱，并以治安恶化为理由，促使溥仪离开天津。溥仪藏在汽车的后备箱中离开天津，在大沽登上了日本输送船“淡路丸”号。船穿过中方警戒线，驶向辽宁营口。

在旅途中，溥仪想象着东北民众夹道欢迎他的场景。但船到港之后，才发现除了日本人，一个人都没有。日方向溥仪解释说他到东北是秘密的，溥仪本身也没有感到任何的疑问。但是，对于狂热地开展建国活动的日本人和溥仪，旁观的中国人的眼光总是冷冰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