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计阅读本页时间：-
１小鸟和老鼠也听得到你在窃窃私语
鸭绿江就像一条巨龙的尾巴，夹在中国和朝鲜之间，迤逦流入黄海。惠山市这边的鸭绿江流向白头山（亦即中国的长白山）的山谷，这座二十万人的城市就散落在高低起伏的山丘，以及遍布原野、树林和墓地的高原之间。鸭绿江通常水浅又平缓，入冬就会结冰。我们这里也是朝鲜最冷的地区，大半年都是冬天，气温有时会降到零下四十度，身体要够强壮才活得下来。
对我来说，惠山就是我的家。
河对岸是中国长白市，那里的很多居民都有朝鲜血统，边境两边的人家交易往来已经有好几代。小时候，我常站在黑暗中遥望对岸长白市的灯火，好奇家乡以外的人都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每逢节日或中国农历新年，看见五颜六色的烟火在黑丝绒般的夜空中齐放，我们都觉得好刺激。我们这边从来没有那一类的活动。有时候我走去河边提水，如果风刚好往这里吹，我甚至闻得到河对岸人家的厨房飘出的饭菜、油面和水饺香。风也会把在对岸玩耍的中国小孩的声音传送过来。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喂，你们在那边会饿吗？”对岸的小男生用朝鲜语对我喊。
“才不会！闭嘴，中国胖子！”我对着他们喊回去。
不会才怪。其实我好饿，但说出来也没用。
我太早来到这世上。
我的母亲才怀胎七个月，就在一九九三年十月四日生下我。我出生时不到一千四百克。惠山医院的医生告诉她，我实在太小了，“活不活得下来很难说”，医院也爱莫能助，只能看我自己的造化。
我母亲不管帮我裹多少条毯子，都没办法让我的身体暖和起来。于是她把石头烤过再放进毯子里为我保暖，我才总算撑过来。几天后，我爸妈就把我抱回家照顾。
我姐姐恩美大我两岁，所以这次我爸一直盼望是个男孩。朝鲜是父权社会，负责传宗接代的是男性。爸爸虽然有点失望，但很快就释怀了。通常跟小孩最亲的是妈妈，我哭的时候却是我爸才知道怎么哄我。在爸爸的怀里，我才觉得受到保护和疼爱。不过，无论我爸还是我妈，从小都教我要以自己为荣。
我还很小的时候，我们一家人住在山坡上的一间平房里，山坡下的铁轨像生锈的嵴椎贯穿这座城市。
我们住的房子又小又冷，跟邻居只有一墙之隔，所以隔壁任何声响我们都听得到，晚上还会听见老鼠在天花板吱吱叫、东奔西窜。但那里对我来说就是天堂，因为我们全家都在一起。
漆黑和寒冷是我对这世界最初的记忆。漫长的冬天，家里最受欢迎的地方就是小壁炉，烧着木柴、煤炭或我们找得到的任何东西。我们在炉火上烧饭，水泥地板下安装了管线，可以把烟输送到房子另一边的木头烟囱。传统的暖气系统应该能让屋里保持温暖才对，但终究敌不过冰冷的夜晚。睡觉前，我妈会在壁炉旁边铺一张厚毛毯，全家人都钻进毯子里，我妈第一个，再来是我、我姐，我爸最后，所以他离壁炉最远，也最冷。太阳下山之后，四周就暗到什么也看不见。在这里，一连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没电都很正常，再加上蜡烛又贵，所以我们都摸黑玩游戏，有时连在被子里我们都能闹着玩。
“这谁的脚？”我妈会边问边用脚趾戳。
“我的，我的！”恩美兴奋地喊。
到了冬天，无论早晚，惠山市家家户户的烟囱都冒着烟，甚至夏天也是。我们这个街坊很小，很有人情味，每个人都互相认识。只要看到哪家的烟囱没冒烟，我们就会去敲那家的门，问问有什么状况。
夹在两边住屋中间的小路没铺柏油，窄到无法行车，不过反正这里的车很少，所以也无所谓。附近的人到哪都靠两条腿，少数负担得起的人会骑脚踏车或摩托车。下过雨后，马路变得滑泞不堪，街坊小孩最爱在这时候玩抓人的游戏。可是我的个子比同年龄的小孩小，动作也比较慢，每次都追不上他们，很难融入大家。
我开始上学之后，有时恩美为了保护我，还会跟大一点的小孩打架。她个子也不高，但很聪明伶俐，既是我的玩伴，也是我的保镖。下雪时，她会背着我爬上附近的山坡，然后把我放在腿上，双手抱着我。我紧紧抓住她，跟着她边叫边笑用屁股滑下山坡。只要能跟她在一起，我就心满意足。
夏天的时候，所有小孩都会跳进鸭绿江里玩水，但我从没学过游泳，只能坐在岸上看其他小孩往波涛中泅泳。有时，我姐姐或我最好的朋友莹子（Yong Ja）看我一个人，就会带些她们在河底找到的漂亮石头给我。有时，她们会一人一边拉着我去浅滩泡水，再把我带回岸上。
莹子跟我同年，我们住在同一区。我喜欢跟她作伴，因为我们都很会发挥想像力打造自己的玩具。虽然在市场上买得到一些工厂制造的洋娃娃和其他玩具，但通常都很贵。所以我们就自己用泥巴捏碗盘和动物，甚至还有迷你坦克车。朝鲜国产的军事玩具都很大型，但我们女生迷的是纸娃娃，可以花好几个钟头用厚纸板剪娃娃，再用剩下的纸做娃娃的衣服和围巾。
我妈有时会做纸风车给我们。我们把纸风车插在铁轨上方、我们称为“云桥”的人行铁桥。过了几年，生活变得更辛苦也更复杂之后，我走过那座桥时会想，当初看着那些风车迎风转动的我们有多快乐。
小时候在家乡，我听不到在南韩或美国会听到的轰轰机械声，也听不到垃圾车的运转声、车子喇叭声，或到处在响的电话声。我听到的都是人发出的声音，例如女人洗碗的声音、妈妈叫小孩的声音、一家人吃饭时碗筷铿锵碰撞的声音。有时，我会听到朋友挨爸妈的骂。那个年代，没有震耳的背景音乐在放送，大家的眼睛也不会黏着智慧型手机不放，但人与人之间有一种紧密的联系，那是我在如今居住的现代社会里很难找到的东西。
在惠山市的家里，我们的水管一年到头几乎都是干的，所以我母亲通常得把衣服搬到河边去洗，洗完再搬回来放在温暖的地板上晾干。
因为街坊很少有电，每次电来的时候，大家都会开心得拍手叫好，大声唱歌，即使是大半夜也会爬起来庆祝一番。当你拥有的那么少，一件小小的东西都会让你开心到飞起来。这是朝鲜特有的生活中，少数让我怀念的地方。电当然不会来很久，每次电灯一晃、电又断掉的时候，大家只会说“好吧”，然后认命地回去睡觉。
即使有电，电力也很弱，所以很多家庭都自备升压器，帮助家里的电器转动，但这种升压器经常会烧起来。三月的某天晚上，我爸妈不在家，我们家的升压器就烧了起来。当时我还是个小宝宝，只记得自己醒过来就哇哇大哭，有个人抱着我穿过浓烟和火光。我不知道救我的人是姐姐还是邻居。有人跑去通知我母亲，她慌慌张张跑回来，但我跟我姐已经安全地逃到了邻居家。我们的房子付之一炬，但爸爸很快地靠着自己的双手重建家园。
后来，我们在小院子里辟了一块菜园。我妈跟我姐都对园艺没兴趣，但我跟爸爸都很爱莳花弄草。我们在里头种了南瓜、包心菜、小黄瓜和向日葵。爸爸还在篱笆周围种了漂亮的吊钟花，我们都叫它“耳坠子”。我喜欢把那种长长的娇嫩花朵挂在耳朵上，假装戴了耳环。我妈问我爸为什么要浪费宝贵的土地种花，但他每次都当耳边风。
朝鲜人跟大自然很亲近，自然而然发展出一套预测天气的技能。我们没有网络，加上电力不足，通常看不到政府在电视上播放的气象报告，所以只好自己想办法。
在漫长的夏天夜晚，左邻右舍都会坐在家门外乘凉。没有椅子，大家就坐在地上看夜空。如果星星满天，就会有人说：“明天会是好天气。”其他人都会喃喃附和。如果星星不多也不少，就会有人说：“看来明天是阴天。”这就是我们当地的气象预报。
每个月最棒的一天就是面食日。这天我妈会到镇上买机器压的生面条回来。我们把买回来的面条摊开放在厨房温暖的地板上烘干，这样才能放久一点。对我和姐姐来说，这天就像在过节，因为我们会趁面还软软甜甜的时候偷拿几条来吃。在我人生的最初几年，也就是一九九○年代中的朝鲜大饥荒还没重挫家乡之前，朋友都会在这天来我们家一起吃面。在朝鲜，什么东西都应该互相分享。但后来，我们家和国家的状况愈来愈糟，我妈就叫我们把其他小孩赶走，因为家里的东西不够拿来分给别人了。
日子好过时，家里的一餐有饭、泡菜、豆子和海带汤，但生活拮据时，这些东西都吃不起。有时我们会直接跳过一餐，大部分时间只能吃很稀的小麦或大麦粥，或是豆子，甚至把发黑的冷冻土豆磨成粉，塞进高丽菜馅做成饼。
我在成长过程中看到的朝鲜，跟一九六○、七○年代爸妈儿时看到的朝鲜很不一样。他们年轻时，人民的生活基本需求都由国家照顾，食、衣、医疗都是。冷战结束后，过去支持朝鲜政权的共产国家一个个转向，由国家掌控的朝鲜经济快速崩溃，朝鲜人突然间变得孤立无援。
那时我年纪还太小，不懂一九九○年代为了适应国家遭逢的巨变之际，大人的世界陷入什么样的窘境。我跟姐姐睡着之后，爸妈有时会因为烦恼该怎么做才不会让全家人饿死，而担心得睡不着觉。
我很快就学会一件事：不管偷听到什么都不能说出去。大人教我不要表达自己的意见、不要质疑任何事，只要照政府教我的去说话、做事、思考就对了。我甚至相信我们敬爱的领袖金正日能看穿我的心，我脑子里的坏思想会害我受到惩罚。就算他听不到，到处都有眼线在窗口偷听或在学校操场监视。我们每个人都是“人民班”（邻里监督单位）的一员，听到不当言论都要通报。大家活在恐惧之中，而且几乎每个人都有“祸从口出”的亲身经验，包括我母亲。
一九九四年七月八日金日成逝世时，当时我才九个月大。朝鲜人把这位八十二岁高龄的“伟大领袖”当神一样崇拜。他铁腕统治朝鲜长达近五十年，虔诚信徒（包括我母亲）还以为他会长生不死，他的过世引发人民强烈的悲痛，也在国内引起不安。他的儿子金正日虽然已经被选为接班人，金日成过世留下的巨大空缺，还是让所有人紧张不安。
国丧期间，我母亲背着我到惠山市区有如广场的金日成铜像前，跟每天涌入的成千上万名群众一起为陨落的领袖痛哭哀号。哀悼者在铜像前留下花束和一杯杯米酒，表达对领袖的敬爱和悼念。
那段时间，爸爸有个亲戚从中国东北（那里很多居民都有朝鲜血统）来看我们。他是外国人，所以不像我们把“伟大的领袖”当作神一样崇拜。某天我母亲哀悼回来，永树（Yong Soo）叔叔说他刚听到一则传闻。平壤政府宣称金日成死于心脏病发，但叔叔说他听朋友讲，有个朝鲜军官告诉他才不是那么一回事，领袖真正的死因其实是“火病”。这种常见的病，无论在南朝鲜都是指“精神或情绪压力造成的疾病”。叔叔还说，金日成有意与南韩展开对话，儿子却与他意见相左……
“不要说了！”我妈阻止他：“什么都别再说了！”她很难过，叔叔竟然敢散播金氏政权的谣言，逼得她不得不对客人无礼，叫他闭嘴。
隔天她和好姐妹又去悼念领袖。献上花束时，她们发现有些祭品遭人破坏。
“世界上就是有这么可恶的人！”她的好姐妹说。
“没错！”我妈接着说：“你绝对不敢相信敌人散播的恶毒谣言。”于是她把昨天听到的谎言告诉好姐妹。
隔天她走在云桥上时，看见有辆貌似公务机关的车停在我们家底下的巷子里，车子四周围着一大群人，她立刻知道大事不好了。
那群人是人人害怕的保卫部便衣探员。保卫部就是朝鲜的国家安全局，掌管国内的政治犯集中营，并负责调查危害政权的事件。大家都知道，这些人只要把你带走，你就会从世上消失。更要命的是，这些人不是本地人，而是总部派来的。
一名资深探员在门口见到我母亲，就把她带进邻居家（他借来充当讯问室）。两个人坐下来，他看着她，眼睛有如黑色玻璃。
“你知道我为什么来吗？”他问。
“知道。”我母亲说。
“所以你是从哪里听到的？”他又问。
我妈说她是从爸爸的中国亲戚那里听来的，亲戚则是从朋友那里听来的。
“你有什么看法？”他问。
“这种谣言太可恶了！”她发自内心地说：“那是敌人散播的谎言，故意要摧毁这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
“你认为自己哪里做错了？”他冷冷地问。
“长官，我应该去跟党组织通报，不该只跟一个人说。”
“你错了。”他说：“你一开始就不该把这些话说出口。”
我妈心想这下她死定了。她一直赔罪，哀求对方可怜她还有两个小孩，饶她一命。我们韩国人会说，她摩擦双掌，一直哀求，磨到两只手都快破皮了。
最后，对方用教人冷到骨子里的狠厉声音说：“不准你再提起这件事，连朋友、丈夫、小孩都不例外。如果再提起，你知道会有什么下场？”
她怎么可能不知道？
之后他也质问了永树叔叔。妈被质问时，叔叔心惊胆战地跟我们在家里等候。我母亲认为那次她能逃过惩罚，都是因为叔叔向探员证实，我妈听到他说的谣言时有多么生气。
质问结束后，探员开车离去，我叔叔也返回中国。后来爸爸问妈妈秘密警察找她有什么事，她说她不能说，从此没再提起。我爸一直到死，都不知道那次我们家差点大祸临头。
多年后，我母亲才告诉我这段往事。我终于了解，为什么她送我去上学时从不说“路上小心”或“当心陌生人”，反而总是提醒我“管好你的嘴巴”。
在大多数国家，妈妈都会鼓励小孩踊跃发问，朝鲜却是例外。我懂事之后，母亲就警告我说话要小心。“要记得，研美，”她轻声对我说：“就算你以为旁边没人，小鸟和老鼠也听得到你在窃窃私语。”妈妈不是要故意吓我，我却感觉有股巨大的恐惧和阴霾将我笼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