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燕配燕，雀配雀

　　我爸爸的生意从香烟做起，没多久也卖起中国成衣，当时成衣的需求量很大。一九八 九年夏天，他到朝鲜东岸附近的小城高原做生意，顺便去找以前在惠山认识的朋友边民植（Byeon Min Sik），他也是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我父亲在那里认识了这位朋友的妹妹谦淑（Keum Sook），也就是我母亲。

　　她比爸爸小四岁，出身成分跟他一样差，而且也不是自己造成的。爸爸是因为大哥入狱才受到波及，她则是因为祖父曾在日本殖民期间拥有土地而蒙上污点。这个污点延续三代，我母亲一九六六年出生时就被划入“敌对”阶层，菁英阶层享受的特权都跟她无缘。

　　我的外公边雄旭（Byeon Ung Rook）来自韩国最北边的咸镜北道，家里不算特别富有，但拥有的地产刚好足以被视为地主。一九三一年外公出生的时候，他们家已经家道中落。同年，日本决定向外扩张，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后来在那里成立了满洲国，该地就在韩国边境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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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早就有数十万韩国人在满洲定居，这段边境的边防是出了名的宽松。一九三○、四○年代日本占领中韩两地期间，在两边来回更加简单。

　　一九三三年，我外公才两岁大，全家迁往中国满洲，跟咸镜道只隔着一条图们江。二次大战爆发时，外公还只是名学生，但一样上战场打仗。我母亲不知道他加入了哪支军队，因为他从未提过这件事。

　　战争结束后，他继续留在中国，但经常回朝鲜家乡。二十二岁那年，也就是一九五○年朝鲜战争爆发前夕，他去了一趟稳城，他父亲曾在这座边境小镇置产。他在镇上遇到了正要去苏联当伐木工的一群人，跟他们一起吃了晚餐。对方一直灌他酒，后来他终于摆脱他们，独自走回下榻的旅社，但因为醉得太厉害，就躺在铁轨上睡着了。隔天醒来，他发现自己躺在稳城的一家医院里，少了一只手和一条腿，却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了医院。有人告诉他，他睡着时被一辆火车辗了过去，要不是一名铁路管理员发现他，把他送到医院，他早就没命了。

　　他留在朝鲜继续疗伤。他整只手都没了，但腿还能装上义肢，学习不用拐杖走路。等到他复元时，朝鲜战争已来到尾声。平心而论，这次他可说是因祸得福。要不是因为受了重伤，他势必会参加这场夺去三百多万条人命的战争。

　　朝鲜战争期间，美军在朝鲜投下的炸弹，比二次大战期间在整个太平洋战场投下的炸弹还多。他们轰炸了大大小小的城镇，把主要建筑都摧毁殆尽，甚至炸掉了水坝，将作物淹没。造成的损害难以想像，到底有多少百姓死伤，没人知道。

　　朝鲜战争结束后，朝鲜政府为孤苦无依的伤残人士成立疗养院。外公就是在稳城的一间疗养院认识了我外婆黄玉纯（Hwang Ok Soon）。她是名孤儿，来自如今划入南韩的一个小农村，她父亲在殖民时期是抗日分子。她十岁那年，父亲被捕，从此音讯全无。后来家人丢下她，她只好自力更生，辗转来到中国图们市（当时仍受日本殖民统治）的农家做工。

　　日本投降、韩国独立之后，她重返祖国。不幸的是，南朝鲜分成两半时，她刚好住在共产党统治的朝鲜。一九五二年，她在东海沿岸清津市的一家军火工厂工作时遇到了炮轰，一条腿被炸伤，不得不截肢。

　　她被送往疗养院养伤，在那里学会使用木头义肢。虽然她年轻也还单身，但身体健全的人不太可能娶她这样的残障人士，所以她最大的希望就是找一个跟她同病相怜的结婚对象。我外公显然也有同样的打算，他走遍了北部省份的疗养院，想给自己找个老婆。根据外婆的描述，她看到外公在走廊绕来绕去，觉得他很可怜，心想：“这个人缺手又断脚，如果我不嫁给他，他永远找不到老婆。”

　　朝鲜战争结束不久，他们就结婚了。她跟着他北上横越一百五十哩，跨过中国边境回到他在珲春的家。一九五六年，外婆怀了第一胎（我母亲的姐姐）。她虽然住在中国，却从没学会中文，过得很苦又很想家，而且她想吃海鲜想到快疯了，尤其是清津口味的章鱼。最后她再也受不了，横了心抛下丈夫自己去找章鱼吃。外婆是个很情绪化、个性强悍的女人，一旦下定决心要做某件事，谁都拦不住她。外公除了顺着她，也无可奈何。

　　清津以前是一个小渔村，但日本人把它变成一个工业港，朝鲜政府也努力要把它重建成制造中心和军事中心。我的外祖父母认为那不是适合创建家庭的地方。他们都是金日成的忠诚拥护者，担心边境地区散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不希望自己的小孩受走私活动或其他犯罪活动诱惑。

　　于是他们搭火车往南走，打算找个农村落脚，在那里落地生根。因为如此，我母亲的娘家后来才会在高原定居。高原是个小城市，邻近一片广大肥沃的三角洲，后面是连绵起伏的山脉，周围是稻田和果林，毫无热闹港口的腐败习气。照理说，这应该是个全新的开始，但他们来到高原的时候，正好遇上金日成下令全面扫荡阶级叛徒。全国人民都要接受调查，确定其忠诚度并记录其出身成分。不幸的是，外公是老实人，跟调查员坦承他父亲在稳城有地。从此之后，他就被贴上“坏成分”的标签，也被剥夺了入党和出人头地的机会。国家分派他到纽扣工厂工作。

　　我母亲的姐姐一九五七年在高原出生，后来家里又陆续多了三名成员，先是两个男孩，再来是我母亲，她是老幺，在一九六六年的七月十六日来到人世。他们后来跟爸妈一样，都成了金日成的忠诚拥护者。

　　我母亲不但成绩优异，而且有副好歌喉，还会弹乐器，手风琴和吉他就是她的玩伴。朝鲜的宣传影片中，常会出现穿着传统韩服的美女，鲜艳上衣和高腰长裙让她们看起来像翩翩起舞的花朵，她们会唱高亢而哀伤的歌，听的人莫不感动落泪。这就是我母亲的拿手专长。

　　她年轻时想从事表演工作，但学校老师说她得先用功读书，考上大学。外公也不赞成她从事表演，于是她只好专心读书，背诵那些歌颂伟大领袖和他儿子金正日（他选定的继承人）的诗词。

　　像她这种出身的朝鲜女人，很少能接受高等教育。但我母亲很会读书，她考上咸兴市附近的一所学院。如果有得选，她想当医生，可惜只有家世好的学生可以选择自己想读的科系。校方要她主修无机化学，她也读了这个科系。毕业之后，党干事派她回高原的化学工厂工作，她被分配到一个低阶职位，负责制造加在肥皂和牙膏里头的香料。几个月后，她获准请调到另一家工厂（制造成衣外销到苏联），担任更高的职位。

　　尽管经历了他人眼中的种种挫败，我母亲从未质疑国家对她的掌控。她跟在边境城市长大的朝鲜人不同，从没接触过外面的世界或外国的思想，从小到大只知道国家教她的事，一直是纯正、自豪的革命主义者。此外，我妈还有一颗诗人的心，她对官方宣传品有强烈的情感共鸣，真心相信朝鲜是世界的中心，而金日成和金正日拥有超自然的神奇力量。她甚至相信是金日成让太阳升起，而金正日在我们神圣的白头山一间小木屋里出生的那天（他的出生地其实是俄罗斯），天上出现了双彩虹，还有一颗闪亮的新星。她已经彻底被洗脑，因此金日成过世后，她陷入了恐慌。对她来说，那就像上帝本人死掉一样。她担心“地球要怎么继续转动？”，因为大学教的物理定律充斥着从小灌输人民的政治宣传。多年以后她才发现，金日成和金正日都是普通人，他们只是仿效苏联的斯大林，逼迫人民把他们当作神一样崇拜。

 

　　一九八九年母亲认识父亲时，她还住在家里，也还在成衣厂工作。他每次到高原处理黑市生意，都会来哥哥民植家借住，久了就成了一种习惯。因为民植也住家里，所以爸爸常看到妈妈，但两人除了礼貌性地打个招呼，其实很少交谈。

　　当时朝鲜没有“约会”这个概念，我们的社会对男女关系非常保守。在西方长大的人或许会觉得谈恋爱是很自然的事，但并非如此。我们是从书上和电影学会怎么谈恋爱，要不就只能靠平日的观察。然而，我爸妈那个年代没有模仿的对象，甚至没有形容心里感受的语言，只能从心上人的眼神或说话的语调猜测对方的心意，男女交往最多只能在私底下牵牵手。

　　我不知道我爸对我妈的感觉，但她的美貌一定让他眼睛一亮。妈妈身材苗条而结实，颧骨突出，五官细致，皮肤白皙。而且她反应快，意志力强，一定深深吸引了爸爸。

　　我妈对我爸的印象就没那么深刻。他在她的眼中长相一般，身高不是特别高，但她哥哥民植跟她说，他这个朋友养得起老婆。有句话可以形容我爸这样的人，“他就算到石头山也死不了”，意思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有办法挺过来，活得好好的。

　　依照传统，他们的婚事由双方家庭安排。

　　有一次，我爸到高原做生意，爷爷陪着他一起去。他们认为两人平均分摊风险比较安全，这样要是碰到警察搜身，两人身上都不会藏太多香烟或钱。安全抵达高原之后，他们就借住在民植家。

　　祖父很快就注意到我妈，还看见她跟我爸交换意味深长的眼神。他跟我外公坐下来讨论婚事，双方都觉得他们很适合，因为两边的出身成分都不好。我们这里都说“燕配燕、雀配雀”。以我爸和我妈的例子来看，新郎和新娘都是雀。婚事谈成后，男女双方得知彼此婚约已订，故事便到此结束。

　　婚礼没什么特别之处。母亲穿上传统韩服，父亲到女方家迎娶，新娘家准备了一桌宴席招待亲朋好友。之后，母亲搭火车到惠山的新郎家吃了一场类似的宴席。没有正式的婚礼，我父母只带着身分证到警察局登记结婚，就这样。

　　韩国有另一句俗语说：“线随针走。”通常男人是针，女人是线，所以女人跟随丈夫回家，不过女人不冠夫姓。对很多女人来说，这是婚后唯一能保留的一点点独立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