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你的首席执行官已失踪

显然,佛陀关于“无我”的著名开示并没有立竿见影地转变所有人的思考方式。根据佛教文本记录,这次开示之后,佛陀遇到一个名为火吠舍(Aggivessana)的人。火吠舍是个好自夸的人,他召集了一大群人,要他们见证自己在关于“自我”的论辩中战胜佛陀。火吠舍从质疑佛陀关于“五蕴”中都无“自我”的论断开始辩论。他宣称:“色身为自我,感觉为自我,辨识为自我,心所为自我,意识为自我。” (1)

这是明目张胆的挑衅,直击佛陀的世界观。但是,佛陀作为佛陀,依然镇定。他说:“很好,火吠舍,我将就此问题问你。”

如果你读过很多佛陀开示的经文,就会知道,在接下来的对话中,火吠舍的主张会被驳得面目全非。唯一的问题就是佛陀会使用怎样的修辞工具,驱散对话者心中的困惑。最后,他用“国王”的比喻回答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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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问:“一位神圣高贵的骑士国王——比如拘萨罗(Kosala)的波斯匿王(Pasenadi)或摩揭陀(Magadha)的阿阇世王Ajatasattu Vedehiputta)——可以行使权力,处决应受死刑之人,惩罚应受惩罚之人,放逐应被放逐之人吗?”

“可以,乔达摩尊主,”火吠舍回答说,“他可以行使这些权力,而且他应该行使这些权力。”

佛陀随后说:“火吠舍,你是怎么想的?当你说‘色身是自我’时,你能将权力施加于色身,说‘让这色身这样。让这色身不这样’吗?”火吠舍没有说话。佛陀又重复了一遍自己的问题。火吠舍依然沉默。

这时佛陀拿出了撒手锏。他提醒火吠舍:“当如来佛(Tathagata,即佛陀)向任何一个人提出一个合理的问题,他重复三次之后仍然得不到回答时,被问话人的头将立刻被劈作七瓣。”这时火吠舍抬起头,看到一位凶恶的神灵正手持金刚杵(神灵即因陀罗)。神灵开口警告火吠舍:“如果连续三次不回答尊主提出的合理问题,我将在此把你的头劈作七瓣。”

受此刺激,火吠舍回答了佛陀的问题:“不能,乔达摩尊主。”他承认,自己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身体。然后,佛陀一一梳理了其他四蕴——“感觉”“辨识”等。火吠舍看清了,他对“五蕴”中任何一种都不能像国王对其疆域一样进行掌控。这样一来,佛陀就阐明了他的观点。你——体验“感觉”“辨识”,占有思想的“你”——并没有真的控制这些东西。如果你认为头脑中存在某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首席执行官,那么问题在于到底在哪里才能找到它。

两千五百年后,心理科学说出了和佛陀同样的话。嗯,也不完全一样:心理学家不会总是断言你不是个人领域的国王,因为如今已经没有太多国王可以真正掌控王国的领土了。心理学家用的是更加现代的术语。正如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教授罗伯特·库尔茨班(Robert Kurzban)所说:“‘你’不是总统,不是首脑,不是总理。” (2)

心理学家们几乎一致认同:“意识自我”(the conscious self)并非无所不能的行政当局。事实上,根据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意识自我”的权力很弱,比佛陀澄清了火吠舍的思想之后,火吠舍赋予它的权力还要小。火吠舍经过再三思量,只不过承认了“五蕴”并非完全受到控制。毕竟,如果它们完全受控制,那么正如佛陀所问,为什么会造成如此多的苦痛?现代科学的观点更激进,其大意如下:你经过再三思量,总结出和火吠舍一样的结论,认可自己没有完全的控制权。但其实,你的控制力比再三思量之后总结出来的还要弱。

除非,你所谓的“再三思量”是“一周的静修冥想即将进入尾声时所做的那种反思”。如果静修进行得顺利,那个时候你的头脑比平时更平静,审视脑中的内容也比平时更客观。你平时认为是由自己的意识产生的一些内容,好似变得是由你之外的什么东西产生的。我不止一次听到一位冥想老师说:“想法自我思考。”很奇怪,在一次静修之后,这句话似乎变得有道理了。

如果“意识自我”没有控制权,那么哪部分自我有控制权呢?我们会发现,或许答案是,哪一部分都没有。我们越了解大脑,就越会发现它是由许多不同的玩家组成的,不同的玩家之间有时合作,有时互相争夺控制权,获得胜利的是某种意义上最强的那一个。换言之,大脑好似一片丛林,你并非丛林的国王。有个很矛盾的好消息:意识到你不是国王,可能会成为你获得真正权力的第一步。

当然,承认自己不是国王很难,原因也不仅是因为成为国王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还因为我们感觉自己像个国王,我们感觉“意识自我”掌控了我们的行为,它们决定了去做什么、何时去做。但是,过去数十年的大量实验使人们对这种直觉产生了怀疑。

两种思维

这些实验中最著名的要数“裂脑”实验了。实验对象通常是严重的癫痫患者,医生通过手术切断了连接他们大脑左右半球的神经束,以此控制癫痫发作。结果显示,这种手术对人的行为影响很小,在正常情况下,裂脑人的行为是正常的。但是早在20世纪60年代,神经科学家罗杰·斯佩里(Roger Sperry)、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就设计了一个精妙的实验,引出了裂脑病人的古怪行为。

这个实验的关键点在于只向病人的半侧视野展示信息,将信息控制在单个脑半球中。比如,如果一个单词只展现在左侧视野,这个单词就会由右脑处理,完全不会进入大脑左半球,因为大脑的两个半球的连接通过手术被分离了。

对大多数人来说,控制语言的是左脑。如果病人右脑接收到一个词,假设是“坚果”,他对这种信息输入就不会产生反应。然而,右脑控制的左手如果在盒子里的各种物品中翻找,却会找出坚果。

单是这种发现就会促使你质疑传统的意识“自我”理念。现在再思考一下:如果要求左脑解释右脑发起的行动,它就会试着讲一个合理的故事。如果你向这些病人的右脑发送“行走”的指令,他们就会站起身行走。但是,如果你问他们要去哪里,回答问题的是左脑,而左脑并不知晓你发出的指令。这时,左脑就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有一个人回答说他要去取一瓶苏打水,这个答案足够合理。给出即兴回答的这个人——或者至少是这个人负责说话的左脑——似乎也相信这个故事。

在一次实验中,实验人员向一位病人的左脑展示了一张鸡爪子的图片,向右脑展示了雪景。随后,他向该病人大脑的两个半球展示了一系列图片,并要求他从中选出一张。病人的左手指向了铲子,想来是因为控制左手的右脑看到了雪景,而雪是需要用铲子铲的。右手则指向了一只鸡。加扎尼加描述了随后发生的事情:“随后我们问他为什么选择这些物品。他的左脑语言中枢回答说,‘哦,很简单,鸡爪子对应的是鸡’,简简单单就根据它所知的做了解释。它看到了鸡爪子。随后,他低头看到左手指着铲子,又毫不迟疑地说,而且需要铲子来清理鸡窝’。” (3) 大脑控制语言的部分又一次清晰地解释了身体的行为,虽然那是错误的解释,但它还是说服自己相信了这种解释的真实性。

裂脑实验有力地证明了,“意识自我”有能力使自己误以为是自我在发号施令。然而,这个实验的受试者是大脑异常的人。我们这些大脑两半球没有分离的人又是怎样的呢?我们的大脑真的会利用这种能力自我欺骗吗?

有充足的理由证明上述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在一项被广泛引用的实验中,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贝特(Richard Nisbett)和蒂莫西·威尔逊(Timothy Wilson)请顾客评价四双连裤袜,并从中选出最好的一双。结果显示,人们有强烈的选择最右面袜子的倾向。当被问及选择那双袜子的原因时,他们不会说“因为那是最右面的一双”,而是会从连裤袜的质量来分析,有时会详细对比材质和手感等。可惜了这么多解释,其实那四双连裤袜是一模一样的。

心理学家设计了各种方法,让实验对象不明就里地去做一些事情。常用的一种技巧就是向实验对象的潜意识传递信息,比如,在屏幕上快速闪过一个单词或一种图像,时间很短,自觉意识还无法觉察。

在英国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实验对象被告知,将根据他们在一系列试验中握把手的力度给予金钱奖励,每一次试验的奖励会有所不同。他们在等待下一次试验的时候,看着屏幕上显示的前几次握力数值,硬币的图像在屏幕上闪过,有时是一便士,有时是一磅。即使实验对象无意识地看到硬币出现,他们的握力也受到了影响。

这个实验还有另外一层设置:实验中实验对象的大脑接受了扫描。科学家特别关注了大脑中与动机和情绪相关的区域,该区域同时也是关于奖励信息编码的区域。当金钱奖励提高的时候,大脑的这片区域变得更活跃——不管奖励的信息是通过潜意识传递给受试者,还是在屏幕上停留较长时间,足够进入受试者的意识,结果都是一样的。科学家总结称:“支持潜意识动机和意识动机的都是基底前脑的同一块区域。” (4)

但是“有意识动机”真的是正确的说法吗?这样讲可能就意味着动机是由有意识的意志发起的,可这次实验却显示了不同的结果:不管你是否有意识地注意到这种激励,是否有意识地体验这种转化,大脑机器都会将激励转化成动机,那么,或许“自觉意识”对这个过程并没有什么贡献。换言之,与其说是“有意识动机”,不如说是“动机的意识”。不管有没有“自觉意识”,似乎都是同样的身体激励机制在起作用。 (5)

当然,你或许感觉好像是自己意识到了激励,才加强了握力。但是,这次实验显示,或许这种想法是幻觉。这或许并非唯一的解释,却是最合乎逻辑的一种,也应该是佛陀最认同的一种:你以为自己是电影导演,但其实你只是个观众。或者用一种很难理解的隐喻来表达,那就是电影在导演你,除非你能从中得到解放。

人们从很多实验角度质疑过“意识心”(the conscious mind)到底是如何处于控制地位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本杰明·李贝特Benjamin Libet)发起了著名的系列实验 (6) :受试者“选择”某种行动时,研究人员会对他们的大脑进行监控。研究人员总结称,受试者尚未意识到行动“决定”之前,大脑已经实施了行动。

研究数据仍在汇总。实验不断重复着,并非所有的研究结论都能得证为真,包括李贝特的实验在内的案例到底该如何解读,至今仍然存疑。 (7) 尽管如此,至少可以说,我们的“意识自我”在引导行为方面的作用远远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重要。它的作用被夸大的原因应该是“意识心”自我感觉太强大,换言之,“意识心”天然蒙蔽了自我。

自我欺骗在进化论层面的益处

如果你是一名佛教哲学家,此时或许会感觉沉冤昭雪了,但或许也会感到疑惑。为什么自然选择会设计出这样的大脑,使人自我欺骗?有一种答案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相信自己,就有助于说服别人相信我们。向他人证明我们是始终如一、理性、有掌控力的行动者,当然是对我们有利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对我们狩猎—采集时代祖先的基因传播是有利的。

还记得那个右脑接受行走指令的人吗?当被问及要去哪儿的时候,他的左脑说要去取苏打水。他给出的答案不是真实情况,但是确实给了他一定的自信。他看起来像一个能够掌控自我的人,不会毫无来由地四处游荡。相比之下,据实回答的人会这样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站起来,也不知道要去哪儿。有时我就是会做一些毫无来由的事情。”如果在狩猎—采集时代有这样两个邻居,你会选哪一个一同去打猎?你想要和哪一个成为朋友?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这类问题的答案是有分量的:如果你被认作不值得合作、不适合做朋友的人,你的基因就会陷入窘境。

简而言之,从自然选择的角度来看,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始终如一、理性、有自知之明的行动者,对你是有好处的。所以,当你的真实动机和你的大脑中与外界沟通的部分失去联络时,大脑的这片区域就会编造出一个合理的动机。

当然,虽然有合理连贯的动机是成为朋友和协作者的有利条件,但是单有这一点还不足以决定一切。如果某人有清晰、始终如一的目标,但是他一直无法实现目标,或者无法为团队做出贡献,或者无法兑现承诺,那么这个人就无法得到朋友和协作者的信任。因此,我们不仅会讲述(而且相信)关于自身始终如一的故事,还会吹嘘自己的能力。

大体说来,我们都会这样。1980年,心理学家安东尼·格林沃尔德(Anthony Greenwald)提出“益效”(beneffectance)这个概念 (8) ,用它描述人类自然而然地向世界展现自我的方式——带来益处且对他人造成影响。自那以后,很多实验显示,人们不仅会自我美化,而且对此深信不疑。

他们真的有可能是对的!世上确实有许多能带来益处且能对他人造成影响的人。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大多数人在这方面都高于平均水平是不可能的。然而,一项又一项的研究表明,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在运动能力和社交技能等各个层面都要高于平均水平,坚实的证据在这种自我美化的评估中也会遭到否认。有一项研究调查了五十个人,结果发现,他们都认为自己的驾驶技术高于平均水平——可惜这五十个人在参与调查之前不久都遭遇过车祸,其中三分之二的人被警察认定是事故的主要责任方。 (9)

除了宣扬自己的能力,我们做得更夸张的是美化个人的道德品质。在诸多研究中,有一项可以很好地证明这一点:一般人都认为自己比正常人做了更多的好事,犯了更少的坏事。 (10) 蒙田(Montaigne)去世之后将近五百年,科学终于证实了他略显温和的评价:“除了有自知之明这一点,我自认为是个普通人。”

而且,我们不仅会认为自己在假想的人群中高于平均水平,在一个很小的团队里,我们也会认为自己比一般的团队成员更有价值。在一项研究中,共同发表论文的科研人员被问及各自在团队中的贡献。在平均四个人的小组中,所有成员自称的功劳比例总值为140%。上个句子中最关键的词是“功劳”。如果团队没有出成果,那么团队成员自认为对结果的贡献比例就会缩水。 (11)

人们经常会注意到这类自我欺骗行为,至少会注意到他人有这样的倾向。在美国的一项研究中,实验人员描述了常见的八种偏见,比如,“他们会争夺成功的功劳,否认失败的责任;他们认为取得成功全靠干劲和能力等个人特质,认为遭受失败全赖无理的工作要求或不充分的指导等外界因素”。受访者在谈及这八种偏见时都认为,普通的美国人比他们更容易受这类偏见的影响。 (12) 库尔茨班如是总结这个发现:“我们认为自己比一般人强,不像一般人一样心存偏见。” (13)

记忆的运转方式又成为我们自大偏见的帮凶。尽管有些痛苦的经历会牢牢刻在记忆中——这或许可以使我们避免重复类似的错误——但是,总体说来,我们更容易记住自己表现好的时候,忘却表现不好的时候。而且在我们的记忆中,积极经历的细节要比消极经历的细节生动很多,就好似正面事件就是要精心修饰,详尽地向大众展示。在我们的记忆中,他人身上发生的积极和消极经历,都没有类似的叙述细节不对称性。 (14)

此外,当我们向他人讲述一段经历的时候,复述的过程也会改变我们的记忆。所以,如果我们每次对故事做一点修改——忽略对我们不利的事实,夸大有利的内容——经年累月,我们对真实经历的记忆就会发生改变。这样做才更容易说服他人相信我们的故事。

当然,人们也不总是自我夸耀,还有自卑的人——从进化论角度来看,关于为什么某些经历会使人产生自卑心理,有一些颇为合理的猜想。此外,人与人之间还存在着其他一些差异,这些差异会影响每个人讲述和相信的个人故事。在一项研究中,外向性格和内向性格的人分别记录下每日的情感经历。后来,外向性格的人回忆的经历往往比实际经历更积极,而内向性格的人回忆的经历往往比实际经历更消极。 (15) 这也证明自我夸耀虽然在人类中很普遍,但也并非铁律。不过,要注意,这两类人都错了,他们各自的性格引导他们产生了不同的幻觉,但这两类人都被幻觉操纵了。

我们讲述的个人经历还会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一般来讲,亚洲人自我夸耀的程度比西方人要低一些,但在某些特别的方面——特别是对群体的忠诚度等“集体主义”品德——亚洲人又比西方人自我夸耀的程度要高。尽管如此,从全球范围来看,自我夸耀还是占主流,特别是在公平、正义等伦理道德方面,一般来讲,人们都认为自己的品德高于平均水平。道德的自我粉饰会造成自以为是的结果,引发并激化各种冲突,小到争吵,大到战争。 (16)

说到底,我们至少身处两种幻觉中。一种是关乎“意识自我”的本质,我们以为自己对事物的掌控力比实际情况要强。另一种幻觉关乎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人,即我们的能力和品德。你可以将这两种错觉称作“关于自我的幻觉”。二者是协同作用的。第一种幻觉帮助我们说服世界认同我们是统一、始终如一的行为者:我们不会毫无来由地做一件事,而且我们做一件事的理由是讲得通的;如果我们的行为应该得到赞扬或遭受责备,那么得到这些评价的应该是一个内在的我。第二种幻觉帮助我们说服世界认同我们应该得到赞扬,不应遭受责备;我们的道德水平比一般人的更高,效率也比一般团队成员更强——我们有“益效”。

换言之,如果你要在头脑中建立一个负责公共关系的部分,那么它就应该和“意识自我”一样。人类学家杰罗姆·巴可(Jerome Barkow)曾写道:“我们有理由认为,自我在进化上的首要功能是作为印象管理器官,而不是大众心理学中认为的决策者。” (17) 在此我只想补充一点,大众心理学本身或许也是进化功能的一部分,我们展现出有能力、正直的自我,完全是基于对自我力量的认同。

诸多思维

如果“意识自我”不是首席执行官,并非想象中的行为引导者,那么我们的行为由什么来引导呢?决策是如何做出的呢?

在心理学领域,特别是进化心理学领域,人们逐渐达成共识,认为思维是“模块化”的(modular)。这样来看,你的大脑是由很多专门的模块组成的,模块可以评估境况并做出反应,模块之间的相互作用塑造了你的行为。而且,模块之间的大多数互动是你意识不到的。

模块化的思维模型虽然问世时间不长,细节尚不完善,但是很有前景。首先,这种模型符合进化论的逻辑:大脑经过漫长的演化,逐渐构筑成今天的模样,当我们的物种遇到新挑战的时候,新的模块就会补充进来。我们能看出来,这种模型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生命中更重大的内在冲突,比如,要不要对伴侣不忠,要不要吃药,要不要再吃一个甜甜圈。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将思维看作模块化的最重要的原因或许在于其有助于我们理解佛学冥想老师讲授的内容,比如“想法自我思考”,而理解了这一点就有助于我们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

但是,模块化的思维模型有一个大问题:它的名字。“模块”这个词本身很容易被误解,所以,在探讨模块化思维之前,我们先澄清对模块的三种错误构想:

1.模块并非一些物理隔间。你不能指着大脑的某一部分就说:“这个模块负责通过他人的话语、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推测他人的想法。”心理学家确实认为有这样一个模块:“心理理论”模块(自闭症就与这个模块的缺陷有关)。但是,科学家想要通过脑部扫描勾画出这个模块的轮廓时,却发现这个模块分布很广,在大脑的不同区域都有,有时在这个区域更活跃,有时又在另外一个区域更活跃。

2.不同的模块不同于一把瑞士军刀的不同刀片,也不同于智能手机的不同应用程序。我说这些的时候有些犹豫,因为模块化模型的倡导者有时会用上述形象做类比。但在真实情况中,不同的大脑模块之间的交互和重叠比瑞士军刀刀片之间的交互和重叠要多,甚至比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之间的交互和重叠还多。

比如,有些心理学家称,有一个“骗子检测”模块可以帮助你分清应该信任谁。这个模块应该很接近“心理理论”模块,但二者不完全重叠,它或许会与某种标签模块有重叠。标签模块会根据对方能否通过骗子检测,给对方打上负面或正面的标签。

更复杂的是,需要检测的骗子有很多种。有交易型骗子,比如不择手段的二手车销售员;还有情感骗子,比如不忠的伴侣。由同一个模块负责识别这两种骗子到底合不合理?二者之间很可能有些重叠,在两种情况下,我们都有可能通过下面的方法做出评判:我们感觉对方在说假话的时候,他们是否敢于直视我们的眼睛。但是二者又并非完全重叠,因为在两个案例中,驱动骗子检测机器的动机体系不同:我不会因为忌妒而特别注意一个二手车销售员的面部表情,如果我认定他不值得信任,也不会因忌妒而发怒(不过,只有在他卖给我的二手车抛锚之后,我才认定他不可信,或许我会因忌妒之外的原因而发怒)。总而言之,大脑中不同模块的功能划分和活跃区域并不像“模块”这个词暗示的一般清晰。所以,如果你想用“网络”或“系统”之类的词来描述,也大可随意。

3.模块不同于一家公司组织机构中的各个部门。我刚才就指出模块之间的交互和重叠非常普遍,而且我们探讨这个问题的大背景就是大脑没有首席执行官,这样看来或许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尽管如此,还是有必要详述一家公司的理想工作状态与大脑运转之间的本质差异。模块之间往往没有服从与和谐可言。模块之间确实可能会协作,但有时也会竞争,而且竞争得非常激烈。有人曾经制作了一系列大公司的组织机构滑稽图,微软因为内斗很激烈,被画成了一支循环解雇大队。我们大脑的内部争斗没有这么激烈,但有时也和微软的组织机构图很相似。裂脑实验的先驱加扎尼加就曾写道:“尽管模块内部有分级处理的情况出现,但是模块之间好像并没有等级分化。所有这些模块都不需要向部门领导汇报——这是一个放任自由、自组织的体系。” (18)

最后一个句子有一点矛盾。“放任自由”和“自组织”的隐含意义不同。不过,还是如之前所说,这两种状态并不一定在大脑中同时出现。有时大脑感觉好像是放任自由的,有时感觉更有组织性,好似混乱的状态得到了解决。另外,组织感有时是具有误导性的,因为放任自由的状态可以发生在潜意识层面,也可以在潜意识中得到解决。“在某一特定时刻,哪一种状态冒出来占据主动,你意识到的就是哪一种状态。”加扎尼加写道,“你的脑中是一个狗吃狗的世界,不同的系统相互竞争,想要赢得意识的认可。” (19)

加扎尼加说脑中是“狗吃狗”的世界时,他所说的不仅仅是指想要吃甜甜圈(甚至偷一个甜甜圈!)的你与保持克制的你之间的斗争,就像《化身博士》里杰基尔博士和海德先生之间的斗争一样。其实,这样的心理斗争,本身就属于意识的一部分。我们在后续章节中探讨俗称“自控”的问题时,会论及模块间的这类斗争。加扎尼加探讨得更多的是在潜意识或几乎无意识的层面解决的心理斗争。我所关注的事物,我讲述的关于我所关注的事物的故事,我讲述的关于我自己的故事——所有这些选择的结果,而总体来说,做出这些选择的并不是“我”——意识的“我”,我们认作“自我”的“我”。

说了这么多已经足够引发你思考你所认为的“自我”是否配得上“自我”的标签!库尔茨班曾写道:“如果你的大脑真的是由很多功能不同的小模块组成的,而且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意识,那么我们就没有特别的理由认为它们中的某些是‘你’或‘真的你’或你的‘自我’或别的特别存在。” (20) 库尔茨班在《人人都是伪君子 》[Why Everyone (Else) Is a Hypocrite: Evolution and the Modular Mind]一书中写下这段话的时候,他对佛学中的“无我”思想并不是特别熟悉。在“无我”思想出现千年之后,他在科学的引导下提出了与“无我”思想不谋而合的观点。

库尔茨班提出,“意识心”并非“特别”的存在,对此我有些异议。我认为“意识心”是特别的,因为它是有意识的。它可以感觉到快乐和痛苦、喜悦和悲伤。正是情感能力和主观体验的能力赋予了生命意义,赋予了道德问题价值。假想地球上全是人类一样的机器人,它们没有任何主观体验,那么摧毁或创造它们到底有没有明确的善恶可言呢?

虽然说“意识心”——意识“自我”——有特别之处,但和我们平时认为的那种特别不同。它不是总统,而是更像美国众议院议长,它主持投票,宣布投票结果,但无法控制投票过程。当然,众议院议长在幕后也可以做些动作,可以对投票过程施加影响。所以,我们也无法排除“意识心”在暗处发挥的作用。

事实上,你可能会发现,认为冥想可以大幅提升“意识心”的影响力是很有帮助的——“意识心”甚至可以从众议院议长变成总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或许会发现,理解大脑在任意时刻是如何决定由哪个模块负责是非常有用的。这也是我们下一章要关注的问题。

(1) 原注:我用的是Thanissaro 2012的翻译。

(2) 原注:Kurzban 2010, p. 61.

(3) 原注:Gazzaniga 2011, pp. 82–83.

(4) 原注:Pessiglione et al. 2007.

(5) 原注:诚然,有意识地看到一英镑钱币的图像,相比一英镑钱币的图像在无意识中展示时,握力往往更强。但这可能仅仅是由于大脑接触图像的时间长短不同产生的影响,而并不是“自觉意识”的影响。换言之,或许100毫秒的接触时间(可以带来“自觉意识”)即使没有触发“自觉意识”,也可能造成握力更强。事实上,有证据证明,接触时间和握力强度之间的这种联系,是独立于“自觉意识”的。该实验中使用了两种潜意识接触时间——17毫秒和50毫秒——后者触发的握力比前者要强。(而在闪过一便士图像的案例中,结果恰恰相反,这也很符合逻辑。)顺便说一句,50毫秒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属于潜意识范畴。但是在这个实验中,硬币的图像是在两个硬币大小的图案中间展示的,因此变得“模糊”。受试者在每次试验之前都会看到那个图案,不管它会不会使硬币的图像模糊。

(6) 原注:参见Libet 1985.

(7) 原注:参见Jarrett 2016 and Danquah et al. 2008.

(8) 原注:Greenwald 1980.

(9) 原注:Preston and Harris 1965.

(10) 原注:Allison et al. 1989.

(11) 原注:Greene 2013, p. 97。更广义的归因偏差,参见 Mezulis et al. 2004。

(12) 原注:Pronin et al. 2002.

(13) 原注:Kurzban 2010, p. 105.

(14) 原注:D’Argembeau and Van der Linden 2008.

(15) 原注:Feldman Barrett 1997.

(16) 原注:See Mezulis et al. 2004 and Sedikides et al. 2005.

(17) 原注:Barkow 1989, p. 104.

(18) 原注:Gazzaniga 2011, pp. 69–70.

(19) 原注:同上,p.66。

(20) 原注:Kurzban 2010, p. 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