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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商王朝时期发展的青铜武器也成为以武力为统治手段的王权的维护装置。在殷墟屡屡可见随葬有大量青铜武器的墓葬。青铜武器是指钺、戈、长刀、矛、镞等。这些墓葬中的青铜彝器的铭文中有一个“亜”字。这个“亜”字被认为是商王朝的武官的官职名称。在这些随葬有大量武器的墓葬中，以殷墟花园庄东54号墓和郭家庄160号墓最为有名，它们很可能是武将阶层的贵族墓。这说明当时已经拥有以王权为背景的军事组织。
自古以来，国家大权以军事和祭祀最为重要，商王朝的王权就是凭着祭祀仪礼和军事来支撑的。并且为记录王权与神灵的对话而诞生了文字，由此进入了历史时代。
另外殷墟内的群体墓地也是显示各区域邑制国家的邑制单位的物证之一。例如殷墟内处于最低阶层的墓群是西区墓地。韩建业先生的研究表明，这里的墓葬在分布上趋于集中，同时因其随葬陶器的器种构成以及被葬者头部的方向不同又可以分为几个组群。可以想见各个组群分别是以父系血缘关系为基本的不同的氏族。并且可以认为在聚集了多个氏族单位的西区墓地内，其墓区应当也是由拥有一定血缘关系而聚集的宗族所构成。商晚期的青铜彝器之上可见到被称之为族群记号的铭文，这是有共同的祖先祭祀的氏族的徽记即族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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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宗族单位的墓地在殷墟之内形成，如前所述，其位置分布是以西北岗的王陵区为顶点，位居其下的是如后岗墓地那样，阶层属于第二等级的宗族墓地。宗族单位的墓地位置显然是依据以商王为顶点的金字塔式阶层构造而决定的。
也就是说，在空间上距离王陵区较远的墓区，其所属宗族在家系上与王族处于较远的关系，同时在阶层上也处于较低的位置。这些氏族或宗族很可能是在商王朝的领域内掌管着城邑，他们的贡纳从各处城邑聚集到王都或商王手中。商朝的国都殷墟就是这样一座祭祀都市，在这里，聚居着支撑王权的宗族或氏族，不断举行祖先祭祀，并宣誓保持群体的统一。
夏王朝、商王朝的扩大
设想夏王朝的文化领域与统治范围
南山大学的西江清高先生把嵩山南北一带划分为畿内区域。这一带是二里头文化的重要分布区、也是王湾三期文化以来的文化领域。他又把被认为是二里头文化别种类型的东下冯类型、南沙类型及下王岗类型称为二次区域。商王朝以后，商王朝的畿内区域扩大至属于先商文化的文化领域的太行山脉东麓，即河北省南部至北部，还有因其扩大而被取代的二里头文化领域即郑州和洛阳一带。而位于其外侧的区域则称为二次区域。具体说来即山西省中南部、河北省北部、山东省西部、长江中游北岸地区、陕西省关中平原东部。西江先生自己也承认，上述畿内地域与二次地域的划分不过是一种假说，用作划分背景的社会及政治因素还不够明确。在此且沿用这种区域划分，并使用更为简便且赋予了领域观的名称，把畿内区域和二次区域分别改称为畿内和畿外。畿内和畿外指的是政治上的统治领域，前者意味着直接统治，后者意味着间接统治。
161 二里头文化的统治构造模式 中央的阴影部分为二里头遗址的直接政治领域即畿内，其周围分布着二里头文化的间接领域及畿外。畿外与其他区域群体即先商文化和岳石文化的领域相邻
即便前文的论述说明二里头文化即相当于夏王朝，夏王朝的领域依然是一个疑问。至少关于体现于青铜礼器和白陶的礼制中贯穿的阶层秩序仅限于畿内。尤其是体现于青铜礼器的阶层秩序直到二里头文化三期即便是在畿内也仅限于其中心部分的伊河、洛河流域，直到二里头文化终末期，其阶层秩序才扩展至畿内全域。
162 三星堆遗址的铜牌饰和大甸子遗址的盉、鬶、爵 1、2铜牌饰 3盉 4鬶 5、6爵
那么畿内与畿外的关系如何呢？在畿外，应当依然存在着首领及区域的统治构造。这种统治构造承接着二里头文化以前的河南龙山文化以来的区域群体的系统。这些区域首领与畿内的王保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应当还处于相互独立的关系。前文提及青铜礼器时说到礼制，而根据礼制形成的君臣关系在畿外地区并未留下形迹。
163 商代前期（二里岗文化）的统治构造模式 中央的阴影部分为直接统治领域即畿内，其外缘部分分布着间接统治领域即畿外
然而在畿外地区，有着产于中条山脉的铜、盐等原料，用于制作玉器的玉材也非产自畿内。很可能这些原料都来自畿外，当时已有把原料自畿外集中到畿内的贡纳体制。
二里头文化进而超出畿外的范围，盉、爵等特殊陶器开始向外地扩散。例如在四川盆地和辽西都发现了这类陶器。在四川盆地，二里头文化并行期的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出现了带有长流的酒器盉。这说明这一带受到二里头文化的间接影响。在这个阶段，具有二里头文化特征的镶嵌有绿松石的镂空铜牌饰也传入了当地。
在辽西一带，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内蒙古敖汗旗大甸子遗址的墓葬随葬品中也可见到爵、盉、鬶等模仿二里头文化陶制礼器的陶器。随葬有爵、盉、鬶等特殊陶器的墓葬在大甸子遗址的墓地中属于极少数，从其随葬品构成及墓葬规模来看，墓主应当是属于社会最上阶层的人群。在这里，承接着二里头文化系统的陶器如第八章所述，是显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的物证，并且拥有这些显示着物主与其他区域拥有交流的物资，正可以显示物主在群体内的社会地位。这大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交流水平。另外，承接二里头文化谱系的牙璋扩散到四川盆地以至广东及越南北部，也显示着上述交流的一个侧面。
商王朝前期与后期的统治范围
商王朝的畿内与畿外及其周边区域的关系较之二里头文化时期得到更大的扩展。商王朝的畿内指的应当是先商文化的范围以及包含着以往二里头文化的畿内的领域。在畿内建有王都郑州商城以及副都偃师商城。畿外则是指位于畿内外侧商朝间接支配的领域。弘前大学的岛邦男教授曾在甲骨文的研究中找到了“侯”、“伯”等从属于商王朝的区域首领的名称，并推测出他们的所在地。
根据岛邦男教授的研究，名为伯、侯的区域首领的所在地位于今河北省北部和中部、山东省西南部、陕西省西南部、山西省北部和中部。并推测这些区域相当于畿外，当地各自成立的区域首领从属于商王朝。那么这些区域首领应当有义务向商王交付贡纳。
164 被称为盔形器的制盐陶器 山东省利津县南望参古窑址出土
而在畿内，更筑造了城郭作为商王朝的政治和经济的据点。即前文曾提及的东下冯、垣曲、府城。这些城郭被筑造于此，为的是获得中条山脉出产的铜、铅矿石，而且很可能位于运送矿石的枢纽位置之上。这里也曾是二里头文化的人们移居的地点。
另一方面，盘龙城位于畿外的长江中游地区，在其邻近处有湖北省大冶市铜绿山遗址等铜矿及铅矿。盘龙城即是该区域出产的原材料的集散地。正可谓商王朝的一个前线基地。盘龙城遗址中虽有铸造作坊，但其作坊并无制造青铜彝器的痕迹，可以想见，这里很可能是制造铜、铅或锡的铸块的地方。商朝人迁移至此地，以其为基点，获得青铜资源等原材料并运往王都。其地位应当相当于商王朝的直辖地。
上述从属于商王朝的区域首领，加上如同商王朝前线基地的城郭构成据点式统治领域。这样的统治领域就是畿外。在据点式统治的据点即城郭中还发现了随葬有青铜彝器的贵族墓。墓主很可能是由王朝中心派遣的殷人贵族，而礼制的枢要青铜彝器则来自商王的再分配。
但是，在位于出产铜矿的铜绿山遗址及铅矿山附近的湖南省岳阳市铜鼓山遗址，发现了二里岗文化样式的陶器，说明当时这里很可能受到商王朝的影响，并直接有殷人往来于其间，而上述区域是位于畿外的周边区域。也就是说当时也能够确保来自周边区域的资源。这些周边区域之中，一定也出现了与商王朝敌对的区域首领。这就是甲骨文中提到的方国，它们也是商王朝的敌对势力。另外，也是从上述阶段开始，在二里岗文化的影响之下，周边区域开始出现青铜器，或是开始了青铜器的生产。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浅原达郎教授曾把这个现象称之为“二里岗冲击”。我认为这个名称十分贴切。周边区域由于二里岗文化的刺激，完成了自立性的成长。
165 商代中期、后期的统治构造模式 中央的阴影部分为直接统治领域，周边为与其保有君臣关系的畿外，更外围存在着与商王朝保有交易网的各区域文化
符合这种统治构造的时期仅限于前述商早期。即相当于郑州商城最繁荣的二里岗文化期。在郑州白家庄期至洹北商城期的商中期，以盘龙商城为代表的城郭渐渐被废弃。当时正逢商王朝内部混乱、迁都频繁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登场的是与商王朝有着直接关联的河北省藁城县台西遗址和山东省济南市大辛庄遗址。特别是后者，很可能与山东省利津县附近的一处烧制特殊陶器的窑址有关。这个窑址位于渤海南岸，其时期与大辛庄遗址相同。
特殊陶器指的是一种名为盔形器的厚壁尖底深钵形陶器。这是制盐时用来煎煮海水的陶器。大辛庄遗址很可能是被殷人作为渤海湾出产的盐等原材料的集散地而移居的据点性遗址。值得一提的是，大辛庄遗址是殷墟之外首次发现了甲骨文的遗址。
盘龙城城郭遗址是商早期从南方地区收集物资的据点性聚落，这里在商中期走向衰退，一方面是因为商王朝内部的政权问题，因政治形势不稳，不得不迁移王都。而在此之前在畿外受到支配统治的区域也渐渐不再是直接支配地。也可说是此前与畿外及其周边区域接触的区域的独自性逐渐加强了。从整体看来，也可以理解为商朝的统治领域渐渐向北部缩小。
与周边区域接触的这些区域的独立性变得显著的时期是在商晚期。即王都设于殷墟的阶段，或者说是出现甲骨文记录的阶段。例如以江西省吴城遗址为中心的吴城文化。这里在二里岗文化期由于受到冲击，包括陶器在内的文化受到商王朝的影响，其后逐渐完成了独立性的发展，以至于创造了独自的青铜礼器。距离吴城遗址二十公里的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墓是一座与殷墟同时期的巨大王墓。墓中随葬有大量独具地方特色的青铜礼器。
这一区域由于获得大量商王朝赠与的青铜彝器，反过来又向其提供资源，在这种与商王朝的统治保持着距离的同等关系之中，两者进行着资源与制品的交换。并且这些来自商王朝的青铜彝器被赋予与商王朝本来的礼制不同的概念，成为当地的区域首领所必需的威信物。另外，在与商王朝的交流中，这一区域终于获得了制造青铜彝器的技术。就这样，地方性的青铜彝器生产成为可能，在新干县大洋洲墓中，这类青铜彝器被用作了随葬品。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难波纯子女士所说的华中型青铜器。虽然制造地点尚难以确定，但这类青铜器是在长江中游地区自主生产的，并且已转变成为当地的威信物。虽然与商王朝的青铜器礼制体系不同，但通过模仿商王朝的大型青铜彝器，当地开始生产青铜彝器。
上述物质文化的变化可以看出当地出现了政治独立的新动向，同时这些区域也获得了来自商王朝的青铜彝器的赠与。这也说明在与当地的赠与关系之中，作为交换条件，商王朝的意图在于获取原材料。
商王朝西部的情况又如何呢？位于西安附近的陕西省老牛坡遗址在二里岗文化阶段至商晚期与商王朝的交流十分深厚，因此被认为是顺服于商王朝的区域首领的遗址。这一带可看做是商王朝的畿外的区域。在该区域的外缘地带，是被称之为先周文化的区域，居住于此的周人后来建成了周王朝。另外，还有位于老牛坡遗址西南的陕西省固县的青铜器文化遗址群。这里受到二里岗文化的影响后，得以生产独具地方特色的青铜器，形成了独特的区域文化。
166 三星堆遗址 1986年 在城郭中央南侧的小丘三星堆发现了1号祭祀坑和2号祭祀坑
在上述历史过程中，长江上游地区的三星堆遗址也形成了成熟而特别的青铜器文化。三星堆遗址是上承龙山文化期的宝墩文化发展而来的区域文化，通过与二里头文化的交流，再加上二里岗冲击的影响，在晚商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青铜器文化。
发展了独特青铜器文化的三星堆遗址之谜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成都市以北约四十公里处的郊外。是一座包围在东西宽1600—2100米，南北约2000米的城墙中的城郭遗址。
167 三星堆遗址的青铜器（三星堆博物馆藏） 以突出的双眼为特色的巨大青铜面具是三星堆青铜器文化最具代表性的青铜器
168 太阳形器（三星堆博物馆藏）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通常认为这是一种模仿太阳的形状制成的饰物
城郭的建造年代为相当于二里头文化并行期的三星堆第二期。其主要居住年代是相当于二里岗文化至殷墟期的阶段，称为三星堆第三期和第四期。在此期间独特的青铜器文化开出了璀璨的花朵。
1986年，三星堆的城郭内部发现了两个土坑，从中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玉器和象牙。两个土坑建于遗址的终末期，很可能是某种祭祀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中，青铜容器均为尊、罍等大型器，商王朝的青铜彝器是其原型。从制造年代来看，应当是在相当于商晚期的三星堆第四期。另外，一部分青铜容器类似于长江中游地区商晚期独自制造的华中型青铜器。
重要的是，这些拥有商王朝规范的青铜礼器是在三星堆遗址当地制造的。并且这些青铜器的制作规范与其说是直接引进自商王朝，不如说是通过长江中游地区的商朝系青铜器引入的可能性更大。有学者根据铅同位素比值分析认为，这些青铜器的制造很可能利用了长江上游地区的铜矿石和铅矿石。并且当地的铜矿石很可能从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化地带通过长江中游地区的区域群体，在商晚期被带到了商朝境内。
这些资源与用作其交换物的青铜彝器这种威信物，两者的交换关系在商晚期的三星堆遗址，也可以置换为长江中游地区与四川盆地的关系。同时也可做如下解释：超出以商王朝为中心的畿外的周边区域的关系网发生了多重性的扩展。
此外，在三星堆遗址还出土了双目突出的特殊的人物假面和人头像，还有高达2.62米的人物立像，4米高的巨大神树等，可见当时形成了极富特色的青铜器文化。这些青铜器因此被称为令人惊叹的三星堆文化。然而三星堆文化的生成过程首先要放在前述以商王朝为中心的关系网之中来看才易于理解。
近年发现的成都金沙遗址被认为是继三星堆遗址之后的当地的政治中心。这里出土了大量承接着三星堆遗址的谱系的黄金制品和大量的象牙，令人叹为观止。金沙遗址应当包含于三星堆文化之后的十二桥文化，反映着区域文化更进一步的独自发展，同时也处于对应着商周过渡期的区域文化的潮流之中。
综上所述，在商王朝的体现于青铜彝器的礼制体系及其影响之下，在实现了政治上自立的周边区域逐渐形成了各自的政体。这些周边区域是商王朝的物资供给源，商王朝与周边区域的关系并非朝贡关系，而是一种与实现了自立的区域间的物流关系。
上述区域虽位于畿内和畿外的范围之外，但却与商王朝处在保有一定关系性的联结关系之上。同样，汉代的王畿与诸侯也可以对应这里所说的畿内与畿外的关系，而与位于诸侯外侧的外臣的关系则应当可以对应这里所说的与周边区域的关系。也就是说，这种联结关系的扩展为后来周王朝扩展以及秦、汉王朝领域扩大提供了前提。
[1] 殷，中译本依照中文习惯译为“商”。
[2] 殷早期、殷中期和殷后期：中译本按照中文习惯，依然使用“早商期、中商期，晚商期”的称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