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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巴黎的艺术在思想的熔炉中冶炼，克里斯托夫看得越来越清楚，印象越来越强烈，他不能不看到女人在这个国际社会占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女人的地位高得过分，高得荒谬。她不满足于做男人的伴侣。她甚至不满足于男女平等。她为男人制订的第一条法律！就是男人必须使她快活。而男人居然惟命是听。一个民族老化了，就会放弃意志、信仰、生存的理由，把一切都交到寻欢作乐的女人手中。男人做事；女人造人———如果她们不像当时的法国女人一样也做事的话———其实与其说她们做事，不如说她们坏事更恰当。当然，不朽的女性永远会鼓舞优秀的男性向上，但对平庸的男性和消沉的时代说来，有人说得不错，也有另外一种不朽的女性会把男性拉下地狱。这另一种女性主宰了男性的思想，成了共和国的君主。
经过西尔伐·高恩的介绍，克里斯托夫在巴黎一些“纱笼”里演奏过钢琴，受到了欢迎，他也好奇地观察着巴黎女人。像大多数外国人一样，他根据他见过的两三种典型女人，毫不客气地对法国女人作了概括的描写：年纪不大，身材不高，气色不好，腰身很软，头发染过，头大帽子大，和身体不成比例；眉清目秀，有点浮肿；鼻子长得好，但千篇一律，没有个性；眼睛张开，但不生气勃勃，虽然总想睁得越大越好，总想显得神采奕奕；嘴唇线条好看，谈吐自如；下巴丰满；脸的下半部分泄漏了这些美人的物质欲望，虽然情场勾心斗角，也不能不照顾家务，料理日常生活。美丽，并不天生高人一等。在这些风流人物身上，几乎都闻得到堕落了的中产阶级气息，或者是由于阶级传统，自甘堕落，她们谨慎小心，精打细算，冷漠无情，讲究实际，自私自利，过着可怜的生活。但追求享受，与其说是感官上需要，不如说是思想上好奇。意志很强，但是品质不高。穿着讲究，一举一动，习惯已成自然。她们用手掌或手背轻巧地摸摸头发，碰碰梳子，坐的地方总是对着或近或远的镜子，可以顾盼自得，也可以观察别人，在宴会上或茶会上，她们最感兴趣的，是随便从银光闪闪的咖啡壶上、刀子上、勺子上看到自己的丽影。她们严格控制餐桌上的饮食：只喝水，不吃有损于皮肤白嫩的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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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里斯托夫的交际圈中，犹太女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虽然他从见到于蒂思·曼海姆以后，对犹太女人就不存什么幻想了。西尔伐·高恩把他带到几个犹太人的“纱笼”里，他照例得到了聪明人的赏识，因为聪明人总是爱聪明的。克里斯托夫在宴会上见到了银行家、工程师、报馆老板、国际间的经纪人、贩卖黑奴的船长———都是共和国的事业家。他们头脑清楚，精力充沛，脸上挂着微笑，并不关心别人，感情外露，性格内向。克里斯托夫感到在这丰盛的宴席上摆满的酒肉和鲜花之间，在周围坐着的一本正经的面孔下面，隐藏着多少过去和未来的罪恶。男人几乎都不好看。女人总的说来，显得光艳照人，但是不能近看，大多数女人的线条或肤色都经不起仔细推敲。她们的外表光华灿烂，看起来生活相当好，美丽的肩膀像鲜花一样在露天下开放，光彩夺目，不管是天生丽质还是陋质，她们都能点石成金，诱惑男人落入陷阱。在有些女人身上，一个艺术家会发现古罗马的典型美人，不是尼罗大帝、就是哈特里安大帝时代的尤物。还有一些威尼斯派画家笔下的面孔，表情富有肉感，胖墩墩的下巴，紧紧和脖子连在一起，美得会使人兽性发作。另外一些女人有浓密的鬈发，火热得逼人的眼睛，人家会以为她们精明能干，斩钉截铁，敢作敢当，比别的女人更像男人，其实女人味十足。在这一伙女人当中，偶尔也会漏出个把超凡脱俗的侧影。她的眉目之间流露出一股纯洁之气，显得比罗马时期还更古老，一直要上溯到《圣经》时代，似乎可以尝到沉静中的诗味，沙漠中的和谐。但等克里斯托夫走过去听她和别的女人谈话时，才发现她也不过是一个巴黎的犹太女人，和别的女人一样，甚至比巴黎女人还更巴黎化，更加做作，更不纯洁，说起坏话来面不改色，用圣母的眼睛看透了男人的灵和肉。
克里斯托夫在人堆中走来走去，觉得话不投机半句多。男人谈起打猎来那么凶狠，谈起爱情来那么无情，只有谈到金钱才显得十拿九稳，冷嘲热讽。他们在吸烟室打听行情。克里斯托夫听他们谈到一个在女人圈子里讨生活、翻领纽孔里别着玫瑰徽章的美男子，装出过分讨好的样子用沉闷的声音说：
“怎么！他又逍遥自在了？”
在“纱笼”的一个角落里，两个女人在谈一个青年女明星和一个社交名媛的恋爱故事。有时也有音乐演奏会。女主人就请克里斯托夫弹琴。还有女诗人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用世界末日来临的腔调，高声朗诵苏利·普吕东和奥古斯特·陶兴的诗。一个大名鼎鼎的蹩脚演员在神圣的风琴伴奏之下，一本正经地朗读一首《神秘的叙事曲》。音乐和诗都太不成话，听得克里斯托夫难受。但罗马女人却心花怒放，露出了一嘴牙齿。还演了易 卜生的戏剧。那是一个伟人和社会栋梁斗争的下场！结果大家却只一笑了之。
然后，他们以为理所当然应该东拉西扯地谈谈艺术了。这真叫人恶心。尤其是女人居然要大谈易 卜生、瓦格纳、托尔斯泰，目的不过是勾勾搭搭，献献殷勤，不是无聊，就是愚蠢。问题一谈到这方面，简直一发不可收拾。这好像是传染病。一定得听银行家、经纪人、黑人贩子对艺术的看法。克里斯托夫想避免答话，转移话题，但没有用，人家咬住不放，一定要同他谈音乐，谈高雅的诗。柏辽兹说得不错：“这些人用字从容不迫，就像在谈酒色财气一样。”一个精神病医生在一个易 卜生的女主角身上，看出了他的一个病人，不过病人更傻而已。一个工程师很有把握地说：《玩偶之家》里最值得同情的人物是丈夫而不是妻子。那个蹩脚戏子———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喜剧演员———激动得结结巴巴地发表了他对尼采和卡莱尔的深刻意见；他对克里斯托夫说：他一看西班牙画家范拉士葛———当时画坛的上帝———的画，“不禁泪流满脸”。然而，他又推心置腹———当然一直是对克里斯托夫———说：无论他把艺术看得多么高，他看得更高的还是人生的艺术，是行动，如果问他在生活中想演哪个角色，那他一定会选中铁血宰相俾斯麦。有时，他们中间出现了一个所谓的才子。但谈话的水平并没有显然提高。克里斯托夫把他们的虚名下实际上说过的话记了一笔账。他发现他们往往什么也没说，只是令人捉摸不透地微微一笑；他们是靠名声过活的，不肯拿名声来冒险。他们没有价值观念，一切不分高下。某人是个莎士比亚。某人是个莫里哀。或者某人成了耶稣基督。他们把易 卜生和小仲马比，把托尔斯泰和乔治·桑比；当然，这是为了表示法国什么人才都有。一般说来，他们不懂任何外国语文。但这对他们并无损失。听众也不在乎他们说的是真是假！重要的是说得有趣，要尽量迎合民族的自尊心。外国人只好受点委屈———除了当时的偶像，如格里格，瓦格纳，尼采，高尔基，或是邓南遮。但偶像的日子也长不了，总有一天要扔进垃圾箱的。
目前的偶像是贝多芬。贝多芬———谁想得到？———居然成了走红的人。至少在上流社会和文人圈子里走红，因为音乐家立刻根据平衡的原则请他靠边站了，这是法国艺术的趣味。你要知道一个法国人的想法，那还得知道他邻居的想法，因为他不是随声附和，就是有意抬杠，唱对台戏。一看到贝多芬风行一时，一些自命不凡的音乐家就开始认为他不够超凡脱俗；他们总要走在舆论前面，不肯人云亦云；与其亦步亦趋，还不如背道而驰。于是他们就把贝多芬说成是个老聋子，只会粗声粗气，大叫大喊；有些人还自以为是，说他也许是个正人君子，但作为音乐家那就捧得太高了———这些低级下流的玩笑话使克里斯托夫倒胃口。上流社会的热心赞扬也不能令人满意。假如贝多芬这时来到巴黎，他一定会被捧上乐坛的王座，但可惜的是，他已经死了一个世纪。他能风行一时，与其说是靠了他的音乐，不如说是他传奇色彩的生活给多愁善感的传记作家说得无人不知了。他狮吼般粗野的面目已经成了小说中的人物。有些女人对他大发慈悲，漏出口风，假如她们早认识了他，他就不会这样不幸了，她们敢于慷慨献身，因为她们分明知道这样说没有什么危险，贝多芬不会要她们说到做到，这个老好人对世界已经没有任何要求了———因此，演奏能手，乐队指挥，戏院经理，都脱帽鞠躬，对他表示敬意，同时又作为贝多芬的代表，接受听众对他表示的敬意。派头大、票价高的纪念音乐会使上流社会有机会表现他们的慷慨大方———偶尔他们还能发现贝多芬的交响曲。委员会组织起来了，有演员，有上流人士，有半流子，有共和国派来主持艺术节的政客，他们宣布要为贝多芬立纪念碑；在委员名单上，除了几个掩护别人过关的好人之外，都是些社会渣滓，假如贝多芬还活着，他们却会把他踩在脚下。
克里斯托夫瞧着、听着。他咬紧了牙关，免得出言伤人。整个晚上，他全身紧张，肌肉收缩。他既不能说话，又不能不说话。说话没有乐趣，没有需要，只是为了礼貌不得不说，实在难受。说真心话不行，人云亦云也不可能。当他无话可说的时候，他甚至没有装出客客气气的本领。如果他瞧着旁边的人，那总是瞪着眼睛，神情紧张，不由自主地研究对方，不知不觉地伤害了人。如果他说起话来，又过于自信，使大家听了不自在，连他自己也一样。他明白自己来错了地方；他并不笨，感觉得到自己在场破坏了协调的气氛，他对自己的一举一动，和主人一样恼火。他怪自己，也怪别人。
最后，等他一个人在深更半夜回来，走到街上的时候，他简直觉得给无聊压垮了，没有力气走回去；他甚至想到在街上躺下，就像小时候从公爵府演奏完了回家，有多少次他想躺倒啊！有时，他身上只剩五六个法郎，还得用到周末，他却舍得花上两个法郎雇辆马车。他急急忙忙跳上车，好赶快溜之大吉；马车一走，他就神经兮兮地哼哼起来。回到住的地方，上床睡觉，他还在哼……然后，忽然一下，他想起了一句滑稽话，就放声大笑。他甚至手舞足蹈，翻来覆去地说。第二天，甚至几天之后，一个人散步时，他还会忽然发作一阵子，像只野兽一样。……他为什么要去看这些人呢？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呢？为什么要勉强自己装模作样，对 自己并不关心的事，却要跟别人一样装作关心呢？———他当真不关心这些事吗？———一年以前，要他和这些人混在一起，他是根本受不了的。但是现在，他虽然恼火，还是觉得他们有趣了。是不是巴黎人无所谓的态度也有一点渗入了他的内心？于是他焦急不安地扪心自问：他是不是不如以前坚强？其实，情况恰恰相反，他比以前坚强得多。因为在一个新环境里，他的思想更加自由。他可以不由自主地睁大眼睛，看这一出人间的大喜剧。
再说，无论他喜欢不喜欢，如果他要巴黎社会承认他的艺术，那就非这样过下去不可，巴黎人如果不了解作家，是不会对作品感兴趣的。而如果他要在这些庸俗人家教音乐课才能谋生，那更需要得到他们承认了。
何况人人都有一颗心；心无论如何总要有所寄托，不管在什么环境都要找到寄托，否则就活不了。
克里斯托夫的女学生当中，有一个是很有钱的汽车厂主的女儿，名叫珂勒蒂·斯特芬。她的父亲是入了法国籍的比利时人，祖父是英美人到安特卫普安家落户的，祖母是荷兰人。珂勒蒂的母亲是意大利人。这是一个相当典型的巴黎家庭。在克里斯托夫看来———在许多人看来———珂勒蒂·斯特芬是一个典型的法国小姐。
她刚十八岁，蒙蒙的黑眼睛，善于向年轻男子送秋波，西班牙的眼珠，眼眶里洋溢着水汪汪的光彩，细长的鼻子可以随心所欲地起皱，鼻尖在说话的时候微微地动，嘴唇撅起表示她不同意，头发蓬蓬松松，小脸蛋有皱纹，但很可爱，皮肤平平常常，也搽了粉，脸部轮廓是粗线条的，有点浮肿，神气像一只胖胖的小猫。
她的一切都是小号码的，衣服穿得很好，有诱惑力，带挑逗性，一举一动显得矫揉造作，冒充高雅，装憨卖傻，姿态像个小女孩，可以在摇椅里摇来晃去，晃上两个钟头，小声喊道：
“不吗？这不可能……”
在餐桌上看到一盘爱吃的菜，她会拍起手来；在客厅里，她在男人面前抽烟，装得对女朋友过分亲热，搂住她们的脖子，抚摸她们的手，贴近她们的耳朵，说些不怀好意的话，说得非常巧妙，声音娇弱不堪，有时还会若无其事地说些不堪入耳的话，更会要别人跟着说———神气却像一个天真无邪、非常乖巧的小女孩，眼睛亮晶晶的，眼皮沉甸甸的，隐隐约约引人入胜，斜着眼睛看人，存心不良地听人说三道四，听到下流话就一口咬住，随时随地都在打主意钓男人上钩。
这种装模作样、小狗式的表演，掺了假的天真，一点也不讨克里斯托夫的欢喜。他又不是没有事做，哪里有心去理会一个狡猾的小姑娘玩弄的把戏，甚至没有闲情逸致去看上一眼。他需要挣他的面包，免得他的生命和思想有面临死亡的危险。如果说这些客厅里的鹦鹉能得到他的关心，那只是因为她们给他提供了谋生的手段。为了挣到她们的钱，他给她们上课，凭良心办事，把眉头皱紧，思想集中在工作上，以免无聊得分散精力，也怕珂勒蒂·斯特芬这种轻浮的女学生卖弄风情，扰乱他的心神。其实，他对珂勒蒂并不关心、就像对她的小表妹一样，表妹不说话，胆子小，住在斯特芬家，跟珂勒蒂一起学弹琴。
但珂勒蒂太精明了，不会感觉不到她对克里斯托夫卖弄的风情全落了空，她又太圆滑了，不会不临机应变来迁就克里斯托夫的做法。其实，她根本用不着下工夫。这是她的本性。她是女人。女人是不定型的水。她碰到的男人都是瓶子，她出于好奇，出于需要，就顺应了瓶子的形状。她要存在，就不得不借光。她的个性就是不固定的。她老是换瓶子。
克里斯托夫吸引她，这有好多理由，第一就是她吸引不了克里斯托夫。第二是他和她认识的青年人都不同；她还没有进入过这种形状的粗瓷大花瓶。第三是因为她天生有眼力，一眼可以看出瓷瓶和男人的价值，她完全明白克里斯托夫除了没有翩翩风度之外，坚强踏实的性格是巴黎的花花公子望尘莫及的。
她学音乐，像大多数闲得没事干的小姐一样，学得又多又少。这就是说，她总在学，但几乎没有学到什么。她整天在钢琴上敲敲打打，因为闲得无聊，为了摆摆架子，为了发泄感情。有时，她弹琴像在骑自行车。有时，她又可以弹得好，很好，有味，有情———人家几乎要说她是个有情人，其实她只要设身处地一想，无情也会显得有情———在认识克里斯托夫以前，她可以喜欢玛斯奈、格里格、多玛。在认识克里斯托夫以后，她又可以不再喜欢他们。现在，她演奏巴赫和贝多芬，也很不错———其实，这样说并不过分———更重要的，是她喜欢上他们了———说老实话，她喜欢的并不是贝多芬、多玛、巴赫，或格里格，而是声音，乐谱，手指接触琴键，心弦随着琴弦震颤，她便心神荡漾，好像搔着了痒处一般。
在贵族府邸般的客厅里，挂着有点褪色的帷幔，房间当中有一个画架，上面放着斯特芬夫人的画像。夫人结结实实，名画家却把她画得多愁善感，好像一朵缺水的花，她的眼睛没精打采，身体婀娜多姿，曲线成了螺旋，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表现百万富翁与众不同的灵与肉———大客厅的玻璃窗外是些老树，树上洒满了白雪，克里斯托夫看见珂勒蒂一直坐在钢琴前，反复弹同样的乐句，用不协调的柔声来抚摸自己的耳朵。
“啊！”克里斯托夫进门时说，“瞧！小猫又在打呼噜了！”
“坏蛋！”她笑着说。
（她伸出了有点冒汗的小手。）
“……你听听看。难道不好听吗？”
“很好听。”他用不在乎的口气答道。
“你没有听！……听一听好不好？”
“我在听……总是老一套。”
“啊！你不是音乐家。”她有点生气地说。
“难道你弹的是音乐！”
“怎么？不是音乐……请问：那是什么？”
“你心里明白；用不着我说，说出来就不好听了。”
“那更要你说。”
“当真？……你不要吃不消！……那好，你知道你在琴上弹什么？……你在勾勾搭搭。”
“怎见得？”
“那还消说。你在和琴谈心：‘亲爱的钢琴，亲爱的钢琴，说些好话给我听，再说一些，抚摸我吧！给我一个吻吧！’”
“你还有没有个完？”珂勒蒂半笑半恼地说，“怎么一点也不尊重别人？”
“一点也不。”
“你太放肆……再说，就算你说得对，难道这不是真爱音乐？”
“哎！得了，不要把你那套和音乐混为一谈！”
“我谈的就是音乐！一个美丽的和音就是一个吻。”
“这可不是我教你的。”
“难道我说得不对？……你耸什么肩膀？你做什么怪相？”
“因为你讨人厌。”
“那就更好！”
“我厌恶人家把音乐当做放荡的事……噢，这也不能怪你。只怪你们的社会。你周围的人公然认为艺术就是放荡……得了，闲话少说！还是来弹奏鸣曲吧！”
“不，再谈一会儿。”
“我不是来谈天，是来教你弹钢琴的……开始弹吧！”
“你真客气！”珂勒蒂说，有点恼火———其实，心里又喜欢这种不客气。
她用心弹起琴来；因为心灵手巧，弹得不错，有时还相当好。克里斯托夫当然听得出。他心里暗笑：“这个调皮鬼没有乐感，居然弹得煞有介事似的。”他不免流露几分好感。而珂勒蒂一有机会就谈天说地，觉得比上课有趣得多。克里斯托夫也闭不住嘴，他借口说真心话会伤害人，她却不管，硬要他说；话越伤人，她越不怕，反倒觉得开心。这个机灵鬼知道克里斯托夫喜欢开诚布公，就大胆和他对着干，争得脸红耳赤，结果倒是不争不成相识了。
然而，克里斯托夫对这种“纱笼”里的友谊，从来不抱什么幻想，从来也没有想到他们之间会建立什么亲密的关系，哪里晓得有一天，珂勒蒂忽然向他说起知心话来，表现了她勾引男人的本能，这实在是出人意外。
头天晚上，她的父母在家里接待客人。她有说有笑，卖弄风情，像个疯子；但第二天早上，克里斯托夫来上课，她却说累了，脸拉得很长，脸上没有血色，脑袋也发胀。她说不了几句话；显得精疲力竭了。她坐到钢琴前，没精打采地弹起来，老是弹错，于是重新来过，还是弹错，只好停下来说：
“我弹不了……请你原谅……等一等再弹，行吗？……”
他问她是不是病了。她说不是。
“不大舒服……有时是这样的……这好笑吧，但也不能怪……”
他说改天再来，但她一定要他留下。
“只要一会儿……马上就会好的……我真笨，是不是？”
他觉得不大对头，但又不想问个明白；为了把话扯开，他就说：
“瞧！谁叫你昨天晚上那么出风头的！你消耗得太多了。”
她嘴笑人不笑地说：
“你可没有消耗什么。”
他毫不掩饰地笑了。
“我看你一句话也没有说。”她接着又说道。
“没说。”
“其实，有些人蛮有趣味的。”
“不错，有些会耍嘴皮子的聪明人。我简直不懂这些软骨头的法国人，他们什么都懂，说得头头是道，什么都能理解———就是没有感觉。他们一谈就是几个钟头，谈他们感觉不到的爱情和艺术！难道这不叫人难受？”
“你应该感兴趣才对；不谈爱情，难道还不谈艺术？”
“爱情和艺术都不是谈，而是干的事。”
“如果干不了呢？”玛勒蒂撅撅嘴说。
克里斯托夫笑着答道：
“那就让别人去干吧。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干艺术这一行的。”
“爱情也一样吗？”
“爱情也是一样。”
“天啦！那我们还有什么事可干呢？”
“家务呀。”
“谢谢了！”珂勒蒂不高兴地说。
她又把手放在钢琴上，再来试试，但弹的不是想的，她就敲敲琴键，唉声叹气：
“我不行了！……我肯定什么事也做不好。我想你说得对。女人什么事都干不好。”
“能说这句话已经不错了。”克里斯托夫和和气气地说。
她瞧瞧克里斯托夫，神气好像一个挨了骂的小姑娘不知如何是好。她说：
“不要那么苛求！”
“我对好女人并不苛求。”克里斯托夫快活地答道，“一个好女人简直是人间的天堂。不过，人间的天堂……”
“对，谁也没有见过。”
“我倒不是那么悲观。我只是说：我没见过；但并不否定人间存在天堂。只要存在，我倒一定要去找。不过，这可并不容易。好女人难找，和天才一样难得。”
“除了才子佳人，别的男男女女难道都不算什么？”
“你说错了！只有才子佳人算不了什么……对社会而言。”
“对你而言呢？”
“对我而言，别的男男女女都不存在。”
“你太苛求了！”珂勒蒂又说了一遍。
“有一点。总得有人苛求。哪怕是为了别人的利益！……如果泥坑里不是七零八落地有些石子，那岂不是一塌糊涂了。”
“对，你说得不错，你是个强者，所以你高兴，”珂勒蒂忧郁地说，“不过，不要对弱者———尤其是女人，不要太严格了！……你不知道女人的弱点压在我们身上有多么重。因为你只看到我们有说有笑，打情骂俏，装腔作势，你就以为我们头脑空虚，并且不把我们看在眼里。啊！你哪里知道十七八岁的小女人心里想什么？她们出入社交场合，洋溢着青春的生命出足了风头———但等她们跳完了舞，说完了傻话，发完了谬论，吐完了苦水（人家看见她们的眼泪，以为是笑出来的，也就跟着笑了），等她们对这些傻瓜说了几句真心话，想从他们眼睛里找到心心相印的光辉，却找不到———如果你能看到她们夜里回家之后，一言不发关在房里，寂寞痛苦得跪在地上！……”
“这可能吗？”克里斯托夫目瞪口呆地说，“什么！你们也会痛苦，这样痛苦？”
珂勒蒂没有回答；眼泪已经盈眶了。她要装出笑容，对克里斯托夫伸出手来，他就心情激动地握住手。
“可怜的小女人！”他说，“既然你们痛苦，那为什么不摆脱这种生活呢？”
“你叫我们怎么办？我们什么办法也没有。你们男人，你们有摆脱的办法，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我们，我们永远关闭在义不容辞、寻欢作乐的小天地里，怎么跳得出去？……”
“有谁妨碍你们像我们一样摆脱束缚，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像我们一样独立自主地做事？”
“像你们一样？可怜的克里斯托夫先生！你们能独立自主做事吗？……话又说回来，你们至少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可是我们，我们能做什么事呢？没有一件是我们感兴趣的———对，我知道，现在什么事都有我们一份，我们假装关心一大堆和我们没关系的事；我们多么需要对什么事关点心啊！我和别人一样做事。我做慈善工作，参加救济委员会。我到巴黎大学去听讲，听柏格森和于尔·勒梅特讲的课，听古代音乐会，看舞台演出的古典戏剧，还做笔记，笔记……我不知道自己记些什么！……我却欺骗自己，说我喜欢这些，或至少这是有用的！啊！其实，我知道的情况和这恰恰相反，我对这些都不在乎，这些东西讨厌透了！……不要又瞧不起我，因为我老实讲了大家的心里话。并不是我比别的女人傻。不过哲学、历史、科学，到底对我有什么用呢？至于艺术———你看———我乱弹琴，我乱画，用水彩东涂西抹———这能填满生活的空虚吗？我们的生活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嫁人。你以为嫁给那些家伙会快活吗？我看得和你一样清楚。我看得出他们的真面目。我不如你们德国姑娘运气好，总会制造假象……这难道还不可怕？瞧瞧周围：看看结了婚的女人，看看她们嫁的男人，想到自己也得跟她们一样，身心都得变形，变得同她们一样俗气！……我敢说，不是一个对生活无所求的人，是很难接受这种生活，尽这种义务的。并不是女人都做得到这一点……但时间过去了，岁月好像流水，有些美妙的东西———却没有起什么作用，却在一天一天消失，将来却不得不交给一些蠢材，一些你瞧不起、也会瞧你不起的笨蛋！……而并没有人了解你！人家还说女人对男人是个谜。不谈那些说女人平庸古怪的男人吧！女人总该了解我们！她是过来人，只要回想一下……但是不行。她们一点也不帮忙。即使我们的母亲也不了解我们，并且不想真正认识我们。她们只设法把我们嫁掉。其他的事，死活都靠自己安排！社会才不管呢。”
“不要泄气，”克里斯托夫说，“每个人都得体验自己的生活。只要你勇敢，一切都会好转。要到你的圈子外面去找。法国总会有几个男子汉的。”
“是有。我也认识。但是他们不讨人喜欢！……再说，我告诉你：我虽然讨厌我这个圈子，但现在我出了圈子又不能生活。我已经养成了习惯。我要过好日子，高级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单靠钱不行，没有钱也不行。这似乎不光彩，我也知道。但我了解自己，我是弱者……我求求你，不要离开我，因为我已经告诉你我多么无用了。听我说：宽容一点！和你谈话对我多么好啊！我觉得你是个强人，你很健全，我信得过你。做个朋友，好不好？”
“当然好。”克里斯托夫说，“不过我能帮你什么忙呢？”
“听我谈谈，提提意见，还打打气。我老是心灰意懒，不知如何是好！那时，我就自言自语，奋斗有什么用？折磨自己又有什么用？这样或那样，有什么关系？管他是谁！管他什么东西！这样真可怕。我怕会陷进去了出不来。帮帮我吧！帮帮我吧！”
她好像受不了，一下老了十岁；瞧着克里斯托夫，眼里流露出顺从、恳求的目光。他答应了她的恳求。于是她又来了劲，笑了起来，又快活了。
到了晚上，她又像平常一样说说笑笑，卖弄风情了。
从这天起，他们经常谈谈知心话。他们只有两个人在一起，她对他说她想做的事；他费了好大功夫才听明白，才提得出意见；她听他的劝告，必要时还得听责备；她听得认真，专心，好像一个乖孩子，这对她是一种消遣，使她感到兴趣，甚至成了支持；她用感激的眼光看看他，既表示感动，又卖弄风情———但这一点也没有改变她的生活，不过是增加了一点娱乐而已。
她一天到晚在连续不断地改变外形。她起床非常晚，总要睡到中午。她老失眠，往往天亮才能睡着。整个白天，她不做什么事。她翻来覆去琢磨一句诗，一个主意，一个没头没脑的想法，对谈话的一段回忆，一个乐句，一个讨她喜欢的面孔。一直要到下午四五点钟，她才完全清醒过来。在这以前，她的眼皮似乎肿得睁不开，脸颊浮肿，像在赌气，仿佛觉得没睡够。如果来了几个要好的女朋友，和她一样喜欢唠唠叨叨的，喜欢打听巴黎流言蜚语的，她这才来劲了。她们在一起没完没了地讨论爱情。爱情心理学是个永远谈不完的题目，还有就是梳妆打扮刺探隐私，说人坏话。她圈子里还有一伙游手好闲的青年男子，他们每天要在石榴裙下消磨两三个小时才过瘾，他们自己也有资格穿裙子了，因为他们的思想和言谈跟少女没有什么不同。克里斯托夫也有固定的时间，那该是他听忏悔了。珂勒蒂立刻一本正经，集中心思。她就像包特莱谈到的那种法国少女，在忏悔室里，“把事先准备好的内容讲得头头是道，清楚明白，凡是应该讲的，全都分门别类，井井有条”———但忏悔后，她却玩得更带劲了。时间越来越晚，她却越过越年轻。晚上，她到剧院去看那些百看不厌的面孔，感到一成不变的快乐———她快活，并不是因为戏演得好，而是因为她认识演员，因为她能再一次挑出演员为众人所知的老毛病。如果有熟人到包厢里来看她，大家说长道短，议论其他包厢的人，或者对女演员评头论足。比如说演天真少女的角色声音尖酸得“像变了味的蛋黄酱”，那身材高大的女角衣服穿得“像灯罩”。不上剧院，她就去赴晚会；在晚会上，只要人漂亮，便可以大出风头，快活快活———不过这也要看日子，在巴黎，漂亮不漂亮是日新月异的———要是不走运，你就可以从仓库里拿出批评的武器来对付男人，笑他们的装束和身体的缺陷。交谈么，那是没有的———回家的时候很晚。总是不想上床（这时人最清醒），于是围着桌子转，随便翻一本书，想起了一句话或者一个姿势，就一个人笑起来。无聊透顶。真是倒霉，又睡不着。夜里，忽然感到一阵绝望。
克里斯托夫隔不了多久就能见到珂勒蒂，虽然几个小时只能看到她的某些变化，但已经使他摸不着头脑了。他不明白什么时候她是真诚的———到底她是一直真诚，还是从来就不真诚呢？珂勒蒂自己也说不清楚。像大多数少女一样，她受到懒散的欲望支配，茫茫然一无所知。她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因为她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又因为她不先试一试，就不知道她到底要不要。于是她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试，她要最大的自由，却想冒最小的危险，她模仿周围的人，衡量他们的道德。她并不急于做出选择。她舍不得浪费，要充分利用。
但克里斯托夫这样的朋友可不好办。你可以喜欢他不尊重的人，甚至喜欢他瞧不起的人，但不能把他和那些人相提并论。各人的口味不同，但至少总得有自己的口味。
他更不耐烦的，是珂勒蒂似乎喜欢搜罗一伙轻浮少年围着她转，气得克里斯托夫要命。这些自命时髦的小伙子真令人恶心，他们多数有钱，全都有闲，或者在什么部里有个挂名的闲差事———反正都差不多。大家都会写作———或者自以为会写作。在第三共和国，大家都手痒，跃跃欲试。写作这种方式既能偷懒，又能满足虚荣———脑力劳动是最难监督检查的工作，因此也最容易骗人。他们对自己伟大的劳动只隐隐约约、煞有介事地说上几句。似乎他们使命在身，任重道远似的。开头，克里斯托夫不知道他们的大作和大名，觉得于心有愧。他大胆地打听了一下，特别要知道有口皆碑的戏剧大师写过什么。结果他不胜惊讶地发现这位大师只写过一幕戏，还是小说改编的，小说又是一系列短篇凑合而成，而短篇不如说是近十年来他在同人杂志上发表的东鳞西爪。其他人的货色也没有什么分量：几幕戏，几个短篇故事，几首诗。有些人只靠了一篇文章，就一举成名。有些人却“书还没写”，已经文名远扬了。他们公然不把一气呵成的长篇作品看在眼里。他们似乎非常重视字斟句酌。他们口里大谈“思想”，但他们的思想与众不同，只指微不足道的小事。他们中间也有大思想家，大讽刺家，但他们深刻细腻的思想如果不用斜体字标明，就没有人看得出其中的深意或讽刺。
每个人都盲目自信，这是他们惟一的信仰。他们想把自己的信仰和别人共享。可惜别人也只信仰自己。他们说话，走路，抽烟，看报，抬头，眨眼，打个招呼，似乎都在演戏，仿佛观众的眼睛一直在盯着他们。年轻人天生就喜欢哗众取宠，越是没有出息，无所事事，越要惹人注意。他们装模作样，特别是为了女人，因为他们注意女人，更希望女人也注意他们。随便碰到什么人，他们都要卖弄一番，不料过路人只瞪他们一眼就走了。克里斯托夫碰到这些自动开屏的小孔雀：尚未成名的画家，演奏的能手，年轻的演员，他们总是装出名人的派头，像梵·狄克，伦勃朗，范拉士葛，贝多芬，或是扮演一个角色，大画家，音乐家，能工巧匠，思想家，乐天派，多瑙河的农民，大自然的儿子……他们一边走路，一边斜溜一眼，看看有没有人注意他们。克里斯托夫看见他们迎面而来，等他们走到面前，却故意歪过头去，满不在乎地看着别处。不过他们的失望不会太久，再走两步，他们又在打下一个过路人的主意了———珂勒蒂客厅里的人物却更加讲究：他们不是在表面上，而是在思想上装模作样；他们取法于两三个典型，而典型也不是超凡脱俗、高不可攀的人物。要不然，他们就扮演抽象的概念：力量，欢乐，同情，团结，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信仰，自由———这些就是他们要演的角色。他们有本事把最高尚、最难得的思想变成文学的材料，把人类灵魂中的英雄气概贬低成了流行式样的领带。
他们最内行的，是谈情说爱，那是他们的小天地。如何无微不至地享乐，他们简直是掌握了秘诀；他们都是能人高手，会发现新情况，有本领解决新问题。他们一直是没有专业的专家。没有爱情，他们也能“谈情说爱”；尤其是能把死的说成活的，于无情处见真情。他们善于喧宾夺主，注解多于正文，正文反而微不足道。最下流的思想也能贴上社会学的标签，使人谈得津津有味，在社会学的大招牌下，一切畅通无阻；不管坏事干得多么痛快，如果不能找到一个借口，说干坏事也是为了新时代的利益，那他们总觉得美中不足。这是一个显然带有巴黎色彩的社会主义，色情的社会主义。
那时，这个谈情说爱的小圈子讨论得最来劲的问题，是男女婚姻平等和爱情权利平等。有一些老实的年轻人———斯堪的纳维亚人或瑞士人———信仰新教，有点可笑，他们主张男女道德平等：婚前应该同样保持贞操。巴黎人却要求另外一种平等，男女淫乱平等：婚前同样不必保持贞操———这是情人权利的平等。巴黎人不管是想像中或是实际上，对淫乱已经习以为常，开始觉得平淡无味了，于是文学界发明了一种新花样，要用处女卖淫来取而代之———这种卖淫是合法的、普遍的、道德的、正派的、家庭同意的，更重要的是，社会准许的———最近出版了一本才子书，对这个问题大放厥词，半真半假地在四百页文字中，“根据培根方法论的规则”，研究了“控制寻欢作乐的最好方法”。这是一本自由谈情说爱的全面教材，书中不断谈到高雅，规矩，趣味，高贵，美丽，真理，廉耻，道德———哪个少女想要堕落，应该先睹为快。这在当时成了珂勒蒂这个小圈子的《福音书》，他们读得乐趣盎然，并且大加发挥。这些善男信女，不消说，对这似是而非的奇谈怪论，并不阅读那些说得对的，观察正确的，甚至有人情味的，而只记住了伤风败俗的。在这个芬芳的花坛上，他们从来只摘有毒的花———例如下面这些名言妙语：“肉欲只会刺激干劲。”———“一个处女如果没有享受过性爱就做了母亲，那是天理难容的。”———“处女得到童男，自然会准备当贤妻良母。”———母亲的作用是“小心在意、规规矩矩地让女儿放纵自由，却用同样的精神不让儿子自由放纵”———总有一天，“少女和情夫幽会后回来，就和散步或喝茶后一样自然”。
珂勒蒂笑着说，这些话真是合情合理。
克里斯托夫觉得这些话可怕。他夸大了语言的重要性和可能造成的危害。法国人太聪明了，不会见书上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的。这些思想上的巨人，其实是行动上的矮子，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和小市民一样老老实实，甚至一样胆小怕事。正因为他们在行动上胆小，所以才喜欢在口头上吹得天花乱坠。其实这种游戏没有一点危险。
可惜克里斯托夫不是一个心口不一的法国人。
在围着珂勒蒂转的年轻人当中，有一个似乎是得宠的。不消说，在克里斯托夫看来，这是个最难容忍的人。
这人是个暴发户的儿子，搞搞贵族式的文学，装成是第三共和国的贵族。他的名字叫做吕西安·雷维－葛。他的两只眼睛离得很远，炯炯有神，鹰钩鼻子，嘴唇很厚，金黄的胡须剪得尖尖的，像画家梵·狄克，由于早熟，已经开始秃头，但和他的容貌并不显得不相称。说话温存，动作优美，一双手又嫩又软，一握都怕会融化似的。他永远装得非常有礼貌，甚至有点过分做作，即使对他不喜欢的人，恨不得推下水去的人，也是客客气气。
克里斯托夫第一次跟西尔伐·高恩去参加文人宴会时已经见过他；虽然他们没有谈话，但他一听声音就莫名其妙地起反感，后来才明白其中的道理。有一见钟情、迅雷不及掩耳的爱，也有从天而降的恨———或者———为了避免刺耳起见，因为柔弱的心灵害怕“恨”字，就像害怕一切激烈的字眼一样———我把“恨”字换成健康人的本能，人一见到仇敌，本能就会自卫。
和克里斯托夫相反，吕西安代表了讥讽和瓦解的精神，温和地、客客气气地、不声不响地瓦解垂死的古老社会中一切伟大的东西：家庭，婚姻，宗教，国家；在艺术上瓦解一切阳刚的、纯洁的、健全的、流行的东西；还瓦解对人的信心，对思想、对情感、对伟人的信心。这种思想其实是机械地寻求分析的乐趣，寻求过度的剖析，其实是动物需要啃食思想，是蛀虫的本能。除了啃食思想的本能之外，还有女性的多情善感，尤其是女作家的情感，因为到了吕西安手里，一切都是文学，或者都变成了文学。他的艳遇，他和朋友们伤风败俗的坏事，都成了文学的素材。他写了一些小说和剧本，用高明的手法描述他父母的私生活，他们的风流艳事，朋友们的下流勾当，他自己的暧昧关系，他如何勾搭他亲密朋友的妻子，人物面目描写得惟妙惟肖；大家交口称誉，说是刻画入微，读者中包括他亲密的朋友夫妻在内。他听到女人吐露的衷情，他和女人的鱼水之欢，都原原本本写在书里———按照常情，他这样泄露秘密应该受到他“女伴”的白眼。但事实却完全相反，她们几乎一点也不觉得难堪；最多表面上埋怨两声，其实心里巴不得一丝不挂，赤裸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只要脸上遮一块纱巾，就不会觉得难为情了。在他这方面，这样泄漏天机并没有丝毫要对女伴进行报复的意思，甚至也不是要散布丑闻。比起普通人来，他并不是一个坏儿子，也不是个坏情夫。在小说的某几章里，他厚颜无耻地揭露他的父亲、母亲和情妇；也就是在这几章里，他又温情脉脉、诗意盎然地谈到他们。其实，他是非常重视家庭的，不过，他认为爱家里人并不需要尊重他们的隐私，恰恰相反，他认为不尊重他们的隐私反倒是更爱他们，因为没有隐私，感情更接近了，一家人都显得更有人情味了。他们是世界上最不理解英雄主义的人，更不理解纯洁。他们几乎认为英雄主义是骗人的谎话，纯洁是意志薄弱的表现。然而，他们又毫不怀疑地相信自己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艺术上的英雄人物，谈起他们来亲亲热热，仿佛是他们的后台老板。
他和那些既有钱又有闲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堕落少女最合得来。他等于是她们的一个女伴，一个下流的女仆，比女仆更无拘束，比女伴更有学问，能指点她们，使她们羡慕。她们对他毫不拘束，高举神灯好奇地照着这个赤身露体的阴阳人，他也让她们为所欲为。
克里斯托夫不明白一个像珂勒蒂这样的少女，天性似乎刻意讲究，又不愿意受到堕落生活的腐蚀，怎么会乐意跟这类人来往呢？……克里斯托夫不懂心理学。吕西安·雷维－葛却比他强一百倍。克里斯托夫是珂勒蒂的知心朋友；但珂勒蒂却是吕西安的知心朋友，这对吕西安大有好处。一个女人如能相信和她来往的男人不如自己，那是很舒服的。她低级的本能和她高级的母性本能都可以同时得到满足。雷维 －葛完全知道：要打动女人的心，最稳当的办法就是使她这根神秘的心弦发生共鸣。再说，珂勒蒂觉得自己软弱，相当胆小，有些本能不好意思说出口，但又不能否认。因此，有个男朋友居然大胆向她吐露（其实是精心安排的），说别人也是一样软弱，说人的本性就是如此，只能实事求是，不能要求过高，她一听自然高兴了。她可以心满意足，顺水推舟，不必为难自己，还可以心安理得地说：聪明人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因为这———唉！———是无可奈何的事。这种聪明办法实行起来没有一点痛苦。
谁要冷眼观察人生，就会闻到天长地久的阴阳对立发出的强烈气息，在社会内部，在表面上极端考究的文明和骨子里非常野蛮的本性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任何客厅里只要不是摆满了古老的化石和石化的人心，总会有两个层次的谈话：表层的大家都听得到———那是理性的交流；深层的却很少有人意识得到，然而那却是更有力的对谈———那是本能在交锋，是动物本性的对立。这两个层次的谈话往往是针锋相对的。理性交换的是通用货币，而肉体却是大声疾呼着欲望、厌恶，或是好奇、无聊、怨恨。动物的本性虽受到几百年文明的压制，但却像关在铁笼里的狮子一样，野性难改，嗜血的本能难忘。
然而克里斯托夫还不能冷眼旁观，那要饱经风霜、心灰意懒的老人才做得到。他认真地当起珂勒蒂的顾问来。她要他帮忙，他却眼看着她兴高采烈地去冒危险。因此，他再也不能掩饰他对吕西安·雷维 －葛的敌意。开头，吕西安对他还客客气气，虽然含讽带刺，但态度还是无可指摘的。他感到了敌意，但并不觉得可怕，只是不动声色地把对方丑化。其实，他只要克里斯托夫佩服他，就可以相安无事；但他偏偏得不到佩服，他自己也感觉得到，因为克里斯托夫不会做假。于是，吕西安·雷维－葛不知不觉地从抽象的思想对立，转变成了不露形迹的争夺战，而争夺的目标就是珂勒蒂。
在她的两个男朋友之间，她是一碗水端平的。她欣赏克里斯托夫的才华和高尚的道德，也欣赏吕西安·雷维－葛的聪明和伤风败俗的趣味，其实，她还是认为伤风败俗比道德更有趣。克里斯托夫不客气地提出指责，她就低三下四地露出一副可怜相来听着，叫他狠不下心来。她本性并不坏，但不坦白，因为她软弱，又不忍心。她有一半是在演戏，假装想法与克里斯托夫相同。对他这种朋友的价值，她心中有数；但她舍不得为任何人、为任何事做出牺牲；她只希望一切事情都很方便，都很愉快。因此她瞒着克里斯托夫，私下里和吕西安·雷维－葛不断来往；她说起谎来不脸红，这是社交场上的少妇迷人的本领，她们从小就是说谎的专家，不懂这套艺术，她们怎能笼络住所有的男朋友，使他们个个心满意足？她找到的借口是免得克里斯托夫难过；其实是她明知他说得对，但她不愿意改，又怕和他闹翻。有时克里斯托夫猜到她在搞鬼，于是就责备她，说话粗声大气。她却继续扮演后悔的小姑娘，非常亲热，有点伤心；还演出女人的拿手好戏———给他送上几个秋波———一感到有可能失掉克里斯托夫这个朋友，她的确觉得难过，就装得诚恳，并且施展魅力，使他好久都无法生气。但或迟或早，脾气总是要爆发的。在克里斯托夫的恼火中，不知不觉还掺入了一点妒忌，而在珂勒蒂连哄带骗的假心假意中，居然也溜进了点滴的真情。因此一旦破裂，就会闹得更厉害。
一天，克里斯托夫当场抓住了珂勒蒂说谎，他二话不说，一定要她在吕西安·雷维－葛和他之间挑选一个。她先躲躲闪闪，避免回答问题；最后，她被逼得摊牌说：她有权保留她喜欢的男朋友。她一点也不错；克里斯托夫明白了他在闹笑话；但他也知道他对她严格要求并不是自私，而是真心爱护她；他要挽救她，不管她愿意不愿意。因此，他笨嘴笨舌地寸步不让。她拒绝回答。他就说：
“珂勒蒂，你是不是不要我这个朋友了？”
她说：
“不是的，我求求你。如果你不做我的朋友，我会很痛苦的。”
“那你为什么不肯为我们的友情作一点牺牲？”
“牺牲！你胡说什么啦！”她说，“为什么两个里面一定要牺牲一个？这是基督教的蠢想法。原来你是个老教士，自己还不知道。”
“也许是这样。”他说，“对我说来，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不是好就是坏，没有什么半好不坏的，好坏之间连一根头发也插不进去。”
“是的，我知道，”她说，“所以我才喜欢你。我敢说，我真喜欢你；不过……”
“不过你也同样喜欢别人？”
她笑了，丢了个最讨人怜爱的眼色，用她最甜蜜的声音说：
“不要走！”
他几乎又要让步了。恰好吕西安·雷维 －葛撞了进来，她居然用同样讨人怜爱的眼色、同样甜蜜的声音对待他。克里斯托夫一句话不说，看珂勒蒂怎样演戏；然后他走了，打定主意和她决裂。他心里很难过。怎么老是放不下，丢不开，老是上当受骗？怎么这样傻？
回到住的地方，他机械地整理书本，无意中翻开了《圣经》来读：
……天主说：因为锡安女人走路时直着脖子，溜着眼珠，装模作样走着小步子，走得脚上的银环哐啷响。
天主就使锡安女人秃了头顶，露出了赤裸裸的身体……
他想到珂勒蒂装模作样，不禁笑了起来；心中的气一消，就上床睡觉了。然后他又想到：一定是巴黎的风气污染了他，使他读起《圣经》来都觉得好笑。但他还是在床上反复背伟大的天主开玩笑一般做出的判决；他还挖空心思去想像他年轻的女朋友秃了头顶是什么模样。他像小孩子一样笑得睡着了。他已经不再想他的伤心事。多一件也罢，少一件也罢……反正他也习惯了。
他还照常给珂勒蒂上钢琴课；但从这次起，不再和她作亲密的交谈了。她故意装出难过、生气的样子，耍她的小花招，但都不起作用；他一点也不让步；他们互相赌气；她到底主动找到了借口，上课的时间隔得越来越久；他也找到理由不参加斯特芬家里的晚会了。
他看够了巴黎社会，再也受不了那种空虚、懒散、精神不振、神经衰弱，以及毫无理由、毫无目标的吹毛求疵，消耗自己。他怀疑一个民族怎么能在这样死气沉沉的气氛中，为艺术而艺术，为享乐而享乐地过日子。然而，这个民族的确活着，有过伟大的时代，今天在世界上还很神气，对旁观者说来，还能制造假相。但他们的存在有什么意义？他们什么也不相信，什么也不相信，只想享乐。
克里斯托夫正在这样沉思默想的时候，忽然碰到街上一伙叫叫嚷嚷的青年男女，拉着一辆车，车上坐着一个老神甫，在向左向右祝福。再往前走，他看见一些法国兵士在用斧头砍开一座教堂的大门，门内挂了勋章的先生们举起椅子来迎战。这时他才看出法国人还是有信仰的———虽然他不明白他们信仰什么。有人对他讲：政府和教会合作了一个世纪之后，现在要分开了，教会不愿意分家，政府就用权力武力把教会赶出大门。克里斯托夫觉得这样做未免有失体统；但他更厌恶巴黎艺术家乱七八糟地随兴所至，反倒喜欢愿为事业打得头破血流的人了。不管那是为了多么无聊的事业。
他不久就发现在法国这种人很多。政界的报纸天天打笔战，像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一样；他们天天号召内战。好在君子动口不动手。然而，并不是没有天真的好汉要把别人的言论变成行动的。这一下就有好戏可看了：有几个省宣布脱离法国，几个联队造反，几个市政府烧掉了，税务官骑着马，带一队宪兵去收税，农民用镰刀做武器，烧开水去保卫教堂，而自由派却借口思想自由，要破坏教会，有些要救老百姓脱离苦海的人爬在树上，叫生产葡萄的农业省不要反对酿酒的工业省。几百万人到处摩拳擦掌，争得面红耳赤，到底弄假成真，打了起来。共和国先为群众叫好，然后要他们吃一刀。群众也把自己的子弟———不管当官的当兵的———打得头破血流。就是这样，每个人都要别人相信他既有理，又有力。如果你置身局外，读报纸看新闻，还会以为时光倒流了几百年。克里斯托夫发现法兰西———这个怀疑一切的法兰西———是个狂热的民族。但他不可能看出狂热的方向。是要宗教还是反宗教？要理性还是反理性？要国家还是反国家？———他们在各个方面都是狂热的。他们显得狂热，似乎是为狂热而狂热。
一天晚上，他和一个社会党的议员交谈起来。这个议员有时也去斯特芬家，并且和他谈过话，但谈的都是音乐，所以他猜不到他的身份。当他知道这个社交界的人物居然是个激烈政党的领导人时，不免大为惊讶。
亚希·罗孙是个漂亮人物，胡子金黄，发音重浊，容光焕发，态度亲热，粗俗中有一点派头，动作中带几分乡气，时时刻刻会流露出来：有时当众剪剪指甲，说话时旧习惯难改，总像老乡一样扯对方的衣角，抓别人的手，捏别人的胳膊；他大吃大喝，会玩会笑，胃口和老乡一样大，却喜欢争权夺利；人很灵活，善于临机应变，看人说话，感情洋溢，却受理智控制。听话听音，善于吸收，立刻化为己有；有同情心，人又聪明，对什么都感兴趣，不管是生而有之的爱好，或是后天得到的，还是为了虚荣心才争强好胜，在利害相关，或危险当头时，他总是老实的。
他有一个相当漂亮的妻子，身材高大，不胖不瘦，骨架结实，腰身优美，华丽的服装紧紧贴在身上，使她柔中带刚的体型曲线毕露；一头黑色的鬈发，两只黑色的大眼；长而尖的下巴有点翘起；脸比较大，但看起来相当可爱，可惜近视眼镜一夹，嘴巴一撅，就会破坏她的形象。她的行动不稳，不太自然，像蹦蹦跳跳的鸟。她说话有点做作，但是和蔼可亲。她生于一个有钱的商人家庭，思想开放，遵守道德，像对宗教一样去尽上流社会的无数义务，还有自己主动承担的艺术工作和社会工作，如在家庭“纱笼”接待客人，在民众大学传播艺术，参加慈善事业，研究儿童心理———但并不是真心热情，也没有浓厚的兴趣———只是受过教育的年轻妇女天性善良，要冒充高雅，天真无邪地卖弄学问，就没完没了地背诵功课；似乎背得不熟会大丢面子。她需要有事做，但不需要做得有兴趣。就像手里拿着毛线，不断穿针引线的妇女，仿佛在做拯救世界的大事，其实，织出来的毛线衣对她自己并没有用处。再说，她也像织毛线的妇女一样，有良家妇女的小小虚荣心，想要以身作则，做别人的榜样。
议员对她亲热，但是不把她放在眼里。他选妻子选得不错，既可以寻欢作乐，同时又心安理得。她很漂亮，所以他心满意足，别无他求；她对他的要求也不高。他爱她，又骗她。她能迁就，只要有她一份就行。这甚至还能给她某种快感。她不喜欢闹事，肉体能得到满足就成。这是后宫嫔妃的心理。
他们有两个四五岁的孩子，都很好看，她专心照顾他们，像个贤妻良母，但她的母爱并不强烈，就像她对丈夫的政治活动，对最新的时装表演或艺术展览一样。在她身上，古怪地掺杂着先进的理论，极端颓废的艺术，凡夫俗子的激动，中产阶级的感情。
他们邀请克里斯托夫到他们家里去。罗孙太太是个不错的音乐家，钢琴弹得很好，指法轻巧有力；眼睛瞪着琴，手在上面蹦蹦跳跳，好像母鸡啄食。她有天分，音乐修养高于一般法国女人，但对音乐的含义却没有深刻的了解；音乐对她只是一组音符、节奏、色调变化而已，她能听得出，记得住，一点不错，但她抓不住情感，因为她自己不需要。这个可爱的女人聪明、单纯，助人为乐，一视同仁地欢迎克里斯托夫。但他并不领情，也没多大的好感，仿佛她不存在似的。也许他无意之中，怪她不该明知丈夫有外遇还迁就他，愿和情妇分享丈夫的恩爱。在人的过失中，他最不能原谅消极被动。
他和亚希·罗孙关系更密切。罗孙爱音乐，像爱其他艺术一样，虽然肤浅，却是真心。他爱交响曲可以入迷。他文化底子薄，但都用得上，这一点妻子帮了忙。他对克里斯托夫有兴趣，在这个平民身上，他看到了自己身上的力量。他想仔细观察这个独特的人———他观察人从不厌倦———了解他对巴黎的印象。他喜欢克里斯托夫说话老实不客气。他不怀疑他说得对。能听德国人的批评更表示他没有种族偏见。总之，他通“人情”（这是他的主要优点）；对合乎人情的事，他都同意。然而他却深信法国这个有古老文化的古老民族比德国优秀，并且嘲笑德国人。
克里斯托夫在亚希·罗孙家见到过其他政治人物，昨天或明天的部长。他相当高兴和这些不嫌弃他的名人进行个别交谈。这些人并不像大家说的那样高不可攀，和他们来往比同他认识的文人交游还更有趣。他们的思想更活跃，能理解人类的情感和利害关系。他们有口才，多数是南方人，爱好文艺，如果一个比一个的话，简直不在文人之下。当然，他们不懂艺术，尤其不懂外国艺术；但他们都认为自己多少懂一点，而且是真正的爱好。有些部长会议看起来好像是小杂志的编辑部。有的人会写剧本。有的会拉提琴，并且狂热地崇拜瓦格纳。有的会画几笔。大家都收集印象派的画，读颓废派的书，欣赏极端化的贵族艺术，虽然贵族在思想上是他们的死对头。克里斯托夫不理解这些社会党或激进社会主义分子，他们是被压迫阶级的代言人，怎么会欣赏高雅的贵族趣味。当然，他们有这种权利；但是在他看来，这似乎不忠于他们的党派。
最怪的是，这些人在口头上是怀疑主义者、色情主义者、虚无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但一行动起来，却立刻成了狂热主义者。最附庸风雅的人，一旦权到手，便把令来行，都成了东方的小暴君；他们喜欢指手画脚，已经成了癖好，不肯给人一点自由；他们只有怀疑主义的精神，却有专制主义的天性。当年最大的专制君主路易十四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强大机构，一旦落到他们手里，哪能不利用，甚至不滥用呢？结果就产生了外表上的共和政体，实质上的帝国主义；最近几年更移花接木到宗教上，就有了不信天主的天主教。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政治家只想控制物质———我的意思是说财富———他们几乎不管心灵，因为心灵不能转化为钱币。但是另一方面，心灵也不管政治，政治不是高不可攀，就是低不可就；在法国，政治是工商业的分支，有利可图，但不正当；知识分子瞧不起政客，政客也瞧不起知识分子———但是近来政客和知识阶层中的败类开始接近，不久就勾结在一起了。一股新势力走上政治舞台，他们窃取了所谓思想的绝对控制权，自称是自由思想家，他们和另外一股势力同流合污，那股势力也把他们当做专制政治的御用工具。他们联合的目的并不是要打倒教会，却是要取而代之；事实上他们也组织了一个自由思想的教会，有自己的教理、仪式、洗礼、圣餐、婚礼、地区教规、全国主教会议，甚至在罗马还有全体教会合一总会。这成千上万的可怜虫一定要挤在一起才能“自由思想”？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其实，他们的思想自由不过是借理性的名义，禁止别人的思想自由而已，他们信仰理性，就像天主教信仰圣母玛利亚一样，却都没有想到：理性和圣母本身并不值得信仰，信仰的根源远在理性和圣母之外。正如天主教会有它的僧侣大军和宗教团体，不声不响地渗入了民族的血液，散播它的毒素，破坏一切生机勃勃的对手，反天主教教会也有它的共济会员，还有它忠诚的告密人员，每天都从法国各地把秘密报告送到它的“大东方”总部，总部又都忠实地记录在案。共和国政府暗中鼓励这些乞求布施的僧侣，这些信仰理性的耶稣会员，去做该死的间谍工作，使得军队、大学、所有的国家机关都恐慌万状；政府没有发觉他们似乎在为它效劳，目标却是慢慢地取而代之，而它也渐渐走向不信神的神权政治，和控制巴拉圭的耶稣会不相上下。
克里斯托夫在罗孙家见过几个耶稣会员。他们都是一个比一个更盲目的拜物教徒。目前，他们兴高采烈地把基督从审判庭里搬了出来。他们以为砸烂了几个木偶就是打倒了宗教。还有人刚从天主教手里抢过圣女贞德和她的旗帜，就想独自霸占，据为己有。一个新教会的神甫是和法国旧教会作过战的将军，他刚发表了一篇反教会的演说，歌颂古高卢的民族领袖范生依多利，自由思想派还立了一座铜像，说他是人民的儿子，是第一个捍卫法兰西对抗罗马（教会）的英雄。一个海军部长为了清理舰队，气气天主教徒，把一艘巡洋舰命名为“欧纳斯德·勒南”。另外一些自由思想派以净化艺术为己任。他们要删改十七世纪的古典文学，不许用上帝的名字来玷污拉封丹的《寓言》。他们也不许上帝出现在古代音乐中。克里斯托夫还听到一个年老的激进派———歌德说过：“老了还激进是荒唐透顶。”———愤愤不平地说：居然有人胆敢在流行歌曲音乐会上演出贝多芬的宗教歌曲，他一定要求改换歌词。
还有一些更激进的人，要求简单干脆地取缔一切宗教音乐，关闭讲授宗教音乐的学校。一个艺术学院院长被认为是外行中的内行，他徒劳无功地解释说：“你送一个人到兵营里去当兵，也得一步一步地教他用枪，教他射击。教年轻的作曲家也是一样，他满脑子乱七八糟的思想，一下子怎么整理得出一个头绪来？”他胆大妄为地胡说八道，自己听了也吓一跳，每说一句就赶快声明：“我是个老牌的自由思想家……我是个老牌的共和党人……”他甚至厚颜无耻地说：“管他佩戈勒斯的作品是歌剧还是弥撒音乐，那有什么关系？只要他作的曲子是人的艺术作品，那就够了。”但对方反驳这个“老牌的自由思想家”、“老牌的共和党人”说，音乐可以分两种：“一种是在教堂内唱，另一种是在教堂外唱的。”教堂音乐是理性和国家的死对头，所以国家的理性要取缔它。严密的逻辑驳得这个院长无言对答。
这些傻瓜的谬论本来只是好笑，并没有什么危险，但他们偏偏得到了一些货真价实的后台老板支持，这些后台也和他们一样———甚至比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狂热地迷信理性。托尔斯泰谈到过在宗教上、哲学上、政治上、艺术上、科学上，都有一种风行一时的“传染病般的影响”，“人们受到影响时毫不自觉，只觉得它头头是道，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因为身在影响之中；一直要等到摆脱了这种影响，才会看出它是多么荒唐可笑”。就是这样，人们狂热地爱好过郁金香，迷信过巫术，文学风气也脱离过正轨———理性的宗教也是件荒唐事。无论上智下愚，从众议院的“兽医”到大学里的天才，全都信仰理性。但上智的信仰比下愚的迷信更危险得多；因为傻瓜盲目乐观，兔子的尾巴长大了；天才的神经绷得紧，受到狂热的悲观思想磨炼，锋刃越磨越尖，对天性和理性的根本对立，不存任何幻想，因此越发拼命支持抽象的自由和抽象的真理，去和恶劣的天性作斗争。这实质上是加尔文派、扬山尼派、雅各宾党的理想主义，是一种古老的信念，认为人是坏得不可救药的，只有高高在上、毫不留情的人类精英才能义不容辞地粉碎人的邪恶，因为精英的呼吸就是理性———那是上帝的精神。这是法国人的一种典型，富有法国风味，是那种聪明而不近“人情”的法国人。他是一块硬得像铁的金刚石，什么也穿不透，碰到什么就砸烂什么。
克里斯托夫在亚希·罗孙家和几个理性的狂人谈话之后，反倒莫名其妙了。他对法国的看法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本来随着潮流，以为法国人是个沉着冷静，容易相处，宽宏大量，热爱自由的民族。现在他却看到一些抓住抽象观念不放，纠缠逻辑成了病态的狂人，总说别人不符合三段论法，而把人家当成逻辑的牺牲品。他们口口声声大谈自由，其实根本不懂自由，并且不能容忍自由。随便在哪里也找不到比他们更冷酷无情，更专横霸道的性格，他们因为热爱理性，自以为是，永远觉得 自己有理。
不止一个党派是这样。所有的党派都差不多。凡是不同于他们的政治公式或宗教公式的，不同于他们的国家、地区、集团，或狭隘头脑的，无论太过或是不及，他们全都置若罔闻。有些反犹太的人花费了一生的精力，把仇恨发泄在有钱的特权阶层上，因为他们恨犹太人，就把他们恨的人都叫做犹太人。有些国家主义者恨外国———在他们发善心的时候，他们只瞧不起外国，也就罢了———而在国内，他们却把一切不同政见者叫做外国佬、卖国贼，或是叛国分子。有些反对新教的人，自骗自信所有的新教徒都是英国人，或是德国人，恨不得把他们全都驱逐出境。有一些西部人排斥莱茵河以东的一切；有一些北方人排斥卢瓦尔河以南的一切；而南方人却把卢瓦尔河以北的人叫做蛮子；有人以日耳曼族为荣；有人以高卢族为荣；而狂人中最狂的是“罗马人”，他们居然认为祖先打了败仗也值得骄傲；还有布勒塔尼人、洛林人、费利伯人、阿比乔亚人、卡本特拉人、甘佩柯朗丹人，每个人都自以为是，把“自己”当做贵族头衔，不容许别人不同于自己。对这样的孬种有什么办法呢？他们不听讲道理；他们生来不是烧死异教徒，就是被别人当做异教徒烧死的。
克里斯托夫心里想：侥幸这个民族建立的是个共和国，这些小霸王只能自相残杀。万一他们中有一个当了专制帝王，那别人就没有多少自由的空气好呼吸了。
他不知道信仰理性的人有一种品质可以补救他们的缺陷———那就是前后不一致。
法国政客也是一样。他们的专制主义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制约；他们不断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来摆去。如果他们在左边依靠思想上的狂热分子，在右边他们就依靠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他们混在一起的是一伙社会主义的票友，小小的投机分子，他们在取得胜利之前决不参加战斗，只是紧紧跟在“自由思想”的大军之后，每次取得胜利，他们就扑向对方的残兵败将，分享胜利的果实。这些信仰理性的人并不为理性而奋斗……“虽不为你奋斗，这样还是为你”……这些惟利是图的世界主义者兴高采烈地践踏本国的传统，他们推翻一种信仰，并不是为了破旧立新，而是要建立自己，取而代之。
克里斯托夫在这里又碰到了吕西安·雷维－葛。知道吕西安也是社会党人，他并不太感到意外。他简单的推理得出了一个结论：一定是社会主义稳操胜券，吕西安才会来参加的。他不知道吕西安有本事，在敌对的阵营里也一样受欢迎，他甚至结交了最反对自由的政治人物和艺术家，还包括反犹太的人物。克里斯托夫问亚希·罗孙：
“你们党内怎么容得下这种人？”
罗孙答道：
“这种人多么有本领！再说，他是在为我们工作，他是在破坏旧世界。”
“我看得出他在破坏。”克里斯托夫说，“他破坏得这样厉害，我不知道你们将来用什么来建设。你能肯定剩下来的木材够盖新房子吗？我看蛀虫已经钻进你们的建筑工地了……”
吕西安·雷维－葛并不是惟一的吃社会主义的蛀虫。社会的报纸上尽是这些小文人的作品，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堂皇富丽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占领了可能通向成功的大道。他们挡住别人的出路，在自称为“群众之声”的报纸上，发表他们玩票似的颓废文章，为生存而斗争的论调。他们并不满足于已有的地位，他们还要更高的名誉。任何时代也没见过这么多过早树立的石像，这么多溢美的石像揭幕词。一些习惯于沽名钓誉，吃喝不付钱的捧场分子，按期为同行公会的大人物举行盛大的公宴，并不是祝贺他们做出了什么成绩，而只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勋章，授勋才是他们最关心的。爱美的人，超级明星，外国侨民，社会党的部长全都是同意：得到科西嘉岛的军官拿破仑创立的荣誉军团勋章，自然应该大摆庆功宴席。
罗孙看到克里斯托夫吃惊的样子觉得很开心。他并不认为这个德国人对社会党员的批评太严格。他自己私下里对他们也一点不客气。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他们的愚蠢和狡猾；但他不能不支持他们，因为他也需要他们支持。他谈心里话的时候，根本不把群众看在眼里，但一走上讲台，他就台上台下判若两人。他提高了嗓门，尖声怪调，还带鼻音，一板一眼，庄严隆重，有时颤抖，有时号叫，摇头摆尾，指手画脚，就像鸟拍翅膀一样，人家还会以为是在看穆纳－苏利演戏呢。
克里斯托夫努力要搞清楚：罗孙到底有几分相信社会主义。有证据表明：他实际上并不相信，因为他怀疑主义的思想太严重了。然而，他思想上还是有几分相信的；虽然他知道得很清楚只是有几分———而且不是大部分———他却根据这几分信仰来安排他的生活和行动，因为他觉得这样更方便。这不但和他实际的利益有关，也和他的切身利益生死攸关，因为这是生存和行动的理由。他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就像一种宗教信仰———大多数人都是靠信仰过日子的，他们不能没有信仰，不管是宗教上、道德上、社会上，或实际上的信仰———如相信自己的行业、工作，自己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是有用的———其实，他们哪样也不相信。不过，他们不愿了解自己的真面目，因为他们需要信仰的假象才能生活下去，每个人都需要冠冕堂皇的宗教，才能成为信徒。
罗孙并不是党员中最坏的一个。多少党员“搞”社会主义或激进主义———甚至不能说他们是为了野心，如果说是，那野心也太目光短浅了，他们不过是见钱就捞，争取再当选而已！这些人也许相信有个新社会。但那是从前的事，实际上他们想到的，只是靠社会的残骸来养活自己。目光短浅的机会主义为享乐的虚无主义服务。大众未来的利益为个人眼前的利益牺牲了。他们不惜瓦解军队，甚至瓦解国家，来讨选民欢喜。他们缺少的并不是智力，他们明白本来该怎么做，但却不那样做，因为他们怕费力不讨好。大家都想花最少的代价来安排个人和民族的生活。从上到下，万众一心，都是要尽可能少出力，尽可能多享乐。这种不道德的道德观是使人了解这个政治泥坑的惟一线索，政府领导人以身作则，宣传无政府主义，政策前后矛盾，同时要捉十只兔子，结果一只一只放掉，外交部鼓吹战争，国防部要求和平，国防部长为了清洗而破坏军队，海军部长煽动兵工厂的工人造反，军事教官宣传战争恐怖，军官、法官、革命党人、爱国志士全都不务正业。政界普遍泄气。每个人都等国家提供职位、年金、勋章；国家的确也有求必应，把荣誉和职务分送给当权人的儿子、侄子、侄孙、侍从；议员投票通过给自己加薪的议案，大家浪费滥用国家的资源、财政、职位、头衔———而且上行下效，变本加厉，工人怠工，教师鼓吹叛国，邮局职员烧信和电报，工厂的工人把沙子和金刚砂投入机器的齿轮，兵工厂的工人破坏兵工厂，放火烧船，造成巨大的损失———受损害的不是百万富翁，而是国家财富。
为了锦上添花，一个知识界的头面人物居然说：人民为了追求幸福的神圣权利，即使自杀也是合理合法的。一种病态的人道主义不分善恶，混淆是非，同情罪人“不负责任的神圣”人权，向罪恶投降，而牺牲了社会。
克里斯托夫心里想：
“法国陶醉在自由之中。胡言乱语之后，她会醉得半死。等她醒了过来，恐怕要坐牢了。”
克里斯托夫最难过的是看到一些拿不定主意的人，居然若无其事地煽动大家在政治上闹事。他们反复无常的性格，和他们自己或允许别人做出的激烈行动，实在是太不相称了。他们身上似乎有两种矛盾的因素：一种是不稳定的性格，对什么也不信，一种是喜欢讲道理的理性，搅乱了实际生活，对什么也不听。克里斯托夫不明白这些心平气和的中产阶级，天主教徒，烦得要命的军官，怎么不把这些政客抛到窗外去。既然克里斯托夫心里藏不住事，罗孙不太费力就猜到了他的心思。他哭了起来，对他说道：
“当然，我们是会把他们赶走的，对不对？但他们怎么会呢？他们都是些可怜虫，不会采取什么有力的行动；他们最多只会反驳几句。这是些糊里糊涂的贵族，在俱乐部里搞得疯头癫脑，只会向美国人和犹太人讨好卖乖，为了证明他们赶得上时代，不惜逆来顺受，忍辱含垢，扮演小说和戏剧中受侮辱的角色，还赔着笑脸，请人吃喝玩乐。还有些唠唠叨叨的中产阶级，他们什么书都不读，什么事都不懂，也不想懂，只会胡说八道，高谈阔论，尖酸刻薄，毫无实际效果———他们只喜欢一件事，那就是在钱袋上睡大觉，厌恨人家打搅，甚至厌恶人家工作，因为工作总要动来动去，也会打扰他们的好梦！……要是你认识了这些人，那就会同情我们了……”
但克里斯托夫觉得这两种人都一样讨厌，不能因为受欺骗的人卑鄙就原谅骗子的卑鄙。他在斯特芬家时常碰到这种有钱而不快活的中产阶级人物，就像罗孙描写的那样：
……他们一副苦相，
不值得批评，不值得表扬……
克里斯托夫看清楚了罗孙和他的朋友们怎么有把握控制这些人，并且滥用权力欺骗他们。控制的工具是现成的。成千上万没有个人意志盲目服从的公务员，阿谀奉承的宫廷风气，有名无实的共和政体，兴高采烈地欢迎国王驾临的社会党报纸；一见头衔、军阶、勋章就拜倒在地的奴才精神，要抓住这些人，只消抛出一根肉骨头给他们啃，或者送一个荣誉勋章给他们挂，那就够了。如果有个国王肯把平民全部封为贵族，那法国公民都会成为保王党的。
政客们有好牌可打。自一七八九年以来的三个共和政体，第一个推翻了；第二个受到怀疑，被赶下台；第三个给胜利冲昏头脑，睡着了。第四个方兴未艾，气势汹汹，争强好胜，但也不难对付。没落的共和国对付政体，就像没落的罗马帝国对付野蛮民族一样，罗马没有力量把蛮族驱逐出国境，就把他们吸收进来，使他们变成最好的看门狗。中产阶级的部长们目标是社会党人，他们偷偷地把工人中最聪明的精英分子拉过来，吸进去，使无产阶级政党失掉了领导人，把新鲜血液输入自己体内，又把中产阶级思想灌输给工人，作为报答。
那时，中产阶级吸收平民的妙法，是开办平民大学。这是些“包罗万象”的杂货店。据一份章程说，他们传授“各种知识：物理学，生物学，社会学，天文学，宇宙学，心理学，地理学，语言学，美学，逻辑，等等”。这么多的知识就是塞进一个百科全书的脑瓜，脑瓜也要爆裂。
的确，从开始到现在，一些平民大学都有伟大的理想，要把真、美、善普及到人民大众中去。工人辛苦劳动一天之后，求知的渴望压倒了疲劳，挤在闭塞的教室里听讲，看起来真令人感动。然而，有人又是怎样利用这些可怜人啊！除了几个会传道说教的聪明人，除了几个有好心好意却讲不出来的老实人之外，有多少个糊涂虫，夸夸其谈，专搞阴谋诡计的人，没有读者的作家，没有听众的演说家，教师，牧师，能说会道的人，钢琴家，评论家，要向大家推销产品啊！每个人都要摆出自己的货物。生意最好的自然是江湖医生，高谈阔论，吹得天花乱坠的老师，他们摇动三寸不烂之舌，一铲一铲地用常识铺路，走向社会主义的天堂。
平民大学也为贵族过激分子的唯美主义提供了出路：如颓废派的雕刻、诗歌、音乐。他们希望吸收了平民可以使思想年轻化，使种族能更新。他们开始先把上流社会的高雅移植到平民身上，平民也贪得无厌地吸收，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高雅，而只是因为高雅是上流社会的。克里斯托夫有一次同罗孙太太到一个平民大学去，听她在加勃里哀·福莱的《妙曲》之后，对平民演奏德彪西，然后是贝多芬晚期的一首四重奏。他自己对贝多芬晚期的作品，还是摸索了好几年才尝到了味道，懂得了思想的，他就可怜巴巴地问坐在旁边的人：
“你听得懂这一首吗？”
那一位听了，立刻像好斗的公鸡一样直着脖子答道：
“那还消说！为什么你听得懂我却听不懂？”
为了证明他听得懂，他就哼了一段赋格曲，同时瞪着克里斯托夫，神气仿佛在问：你哼得出来吗？
克里斯托夫吓了一跳，赶快溜之大吉；他心里想：这些家伙居然把毒药放在民族生命的源头活水中，连老百姓也不放过。
“你自己才是平民老百姓呢！”一个工人对一个打算创办平民剧院的好人说，“我和你一样都是上流人！”
一个美丽的晚上，天空柔和得像一张东方的地毯，色彩温暖而有点陈旧，笼罩着越来越昏暗的城市。克里斯托夫顺着河岸，从圣母院向荣军院走去。在苍茫暮色中，教堂的钟楼像摩西伸出的手臂，仿佛在号召人们进行战斗。小圣堂屋顶上精工雕镂的金箭，像耶稣的荆冠一般，高耸在矮树丛似的房顶上。在河对岸，卢浮宫露出了皇家的面目，窗子反射的落日残晖似乎在吐出最后的呼吸。荣军院的广场后面有深壕高墙，威风凛凛，而又空空如也，阴沉沉的金色圆形屋顶居高临下，仿佛是一曲庆祝往昔胜利的交响乐。凯旋门朝山开，像是一首英雄曲，为帝国的军团迈开了超人的脚步。
克里斯托夫忽然朦胧地感到：一个死了的巨人伸手伸脚躺在大平原上。他心惊肉跳地站住了，怅望着传奇人种的巨大化石，这个人种在世界上已经绝迹，但全世界都听到过他的脚步声———这个种族戴着荣军院的金冠，用卢浮宫的围墙做腰带，大教堂的高塔是他拥抱苍天的手臂，拿破仑的凯旋门是他跨越大地的双脚，但是今天，凯旋门下万头攒动，却都是小人国的矮子。
克里斯托夫并不求名，但西尔伐·高恩和古耶把他带到巴黎的社交界之后，他也有了点小小的名气。他的相貌与众不同，和他两个朋友中的一个出现在剧院的首场演出时，或是在音乐会上，都会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丑得出奇，模样、装束、突然的动作和笨拙的举止，都会使人发笑；他有时会漏出似是而非的奇谈怪论：他的智力没有经过加工，但是溢于言表。加上西尔伐·高恩把他如何和警察冲突，如何逃出德国，来到法国，讲得天花乱坠，引起了这个国际大“纱笼”的好奇心，而这些游手好闲、无事瞎忙的人就代表了整个巴黎。只要他少说多听，先观察，先了解，再发表意见，只要人家不了解他的作品和内心的思想，对他的看法也不会太坏。法国人喜欢他没有留在德国。尤其是法国音乐家，他们喜欢克里斯托夫对德国音乐做出的过激批评，把这当做对法国的献礼———其实，这些批评已经过时，今天谈起来他都会脸红，不承认是自己写的，因为这只是他以前在德国杂志上发表的几篇文章，而西尔伐·高恩却把他的谬论加油加酱，大肆宣扬———克里斯托夫很有意思，又不妨碍别人，并不抢别人的位置。他要不要做小团体的大人物，全看他自己。他只消不写什么作品，或是写得越少越好，尤其是不要宣扬自己，而只是向古耶这一流人提供思想，那就行了，因为他们这一伙人的座右铭———只要略加修改———就是：
我的酒杯不大；但我可以喝……别人杯中的酒。
一个强人的光辉尤其能照在年轻人身上，因为青年的感觉比行动更敏锐。因此，克里斯托夫周围少不了年轻人。一般说来，他们无所事事，意志不坚强，生活无目的，生存没意义，害怕工作，害怕孤独，永远坐安乐椅，不是在咖啡厅，就是在大戏院，找借口不回家，免得面对自己。他们来了，坐下，消磨了几个小时，谈些无聊的话，走的时候肚子胀了，心里空了，又饱又饿，对什么都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他们围着克里斯托夫转，就像歌德的卷毛狗，或者是枉死鬼要找替身，以便借尸还魂。
一个爱面子的傻瓜也许会喜欢这些寄生虫拜倒在脚下。克里斯托夫却不愿做受到崇拜的偶像。再说，他看见他的崇拜者自作聪明地做些傻事，以为他的一举一动都有高深莫测的用意，什么勒南派，尼采派，蔷薇十字会，阴阳派，他听了就起鸡皮疙瘩。他把他们赶出了门。他不喜欢做被动的角色。他的一切都以行动为目的。他观察是为了理解；理解是为了行动。他没有偏见，什么都打听，他研究其他国家、其他时代的音乐思想的形式，和表现的方式。他不放过他认为是真实的任何东西。他所研究的法国艺术家和他不同，他们是些创新的发明家，不断地尽力去发现新形式，发现了之后却又半途而废；克里斯托夫却不费力去创造新的音乐语言，而是要表现得更有力。他不在乎与众不同，却要高人一头。这种热情洋溢的旺盛精力，和法国人精巧有度的才干恰恰相反。精力旺盛就不屑于为风格而风格。最好的法国艺术家在他看来也不过是能工巧匠而已。有一个最出名的巴黎诗人兴致盎然地开过一张“当代法国诗人的工作清单，列举每个人的才能、出品，或得到的报酬”；上面写着“水晶吊灯，东方丝绸，金质奖章，铜质奖牌，守寡富婆用的镂空花边，五彩塑像，雕花瓷器”，都是他同行生产的成品。他把自己写成是“在文艺大工场的一角，缝补旧地毯或擦亮上了锈的长枪”。把艺术家当做高级工匠，只会专心致志把手艺干得尽善尽美，这个想法倒也不错。但这不能使克里斯托夫得到满足；他虽然从中看到了艺术的尊严，但他不能容忍尊严下面掩盖着生活的空虚。他不能想像人只是为写作而写作。他要说的不是空话，他要说的是———他要言之有物。
我说事实，你说空话……
克里斯托夫休息了一个时期，一心一意吸收了新世界的新东西，忽然他的心情振奋，觉得要创作了。他和巴黎的对立，刺激了他的性格，使他的力量增加了百倍。他的热情洋溢，迫切需要表现出来。热情是各式各样的，但都同样迫切需要表现。他要锤炼出作品来，发泄他满腔的爱和恨，表达他取舍的意志，放出所有在他内心冲突的魔鬼，他们同样有生存的权利。他刚刚在一部作品中发泄了一种感情———有时，他甚至没有耐性把作品写完———立刻又投入到相反的感情中去。不过这种矛盾只是表面上的，他虽然不断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他的全部作品都是达到同一目标的不同道路；他的灵魂是座高山，他走着各种不同的山路，有些路上浓荫蔽日，蜿蜒曲折；有些路上荒凉，只有烈日当头，但所有的山路都登上顶峰，朝拜上帝。爱和恨，取和舍的意志，人的一切力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顶点，就接近“永恒”了，就已经成了“永恒”的一部分。每个人身上都有“永恒”的因素，不管是教徒还是异教徒，到处看到生命或是否定生命的人，还有怀疑一切，既怀疑生也怀疑死的人———还有像克里斯托夫这样同时兼容并包各种矛盾的心灵。各种矛盾都溶化在永恒的“力”之中。对克里斯托夫说来，重要的是唤醒自己心中和别人心中的“永恒之力”，把木柴投入“永恒”的火炉之中，使“永恒”燃烧得更加光辉灿烂。巴黎沉醉在寻欢作乐的黑夜里，他心中却升起了熊熊的烈焰。他认为自己不受任何信仰的约束，他整个身心都成了信仰的火炬。
没什么比信仰更容易受到法国人嘲笑的了。一个过于讲究的社会最不能原谅的就是信仰，因为他们自己已经失去了这种感情。大部分人对青年的梦想不是暗地里有反感，就是公开冷嘲热讽，其实，原因多半是他们自己也和青年一样有过梦想，可惜没有实现。那些壮志未酬，想有成就而一无所成的人总是这样想：
“既然我没有实现我的梦想，为什么他们能实现呢？我不希望他们实现。”
有多少这样理想破灭了的人啊！他们反过来不声不响，存心不良，要消灭新的自由力量，他们千方百计，不是不闻不问，就是冷嘲热讽，或用消耗战术，或用泄气方法———到了紧急关头，甚至不妨威胁利诱！……
这种典型人物各国都有。克里斯托夫早在德国就领教过了，对此并不陌生。碰到这号人，他是防身有术的。他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反守为攻；只要对方一动手，他就先宣战，逼得假朋友露出对头的真面目。这种老实不客气的办法对于自卫虽然见效，但对艺术家的前途却并不有利。克里斯托夫又拿出德国的老一套来。他也是迫不得已。但有一点大不相同，那就是他的心情变得轻松了。
碰到有人肯听他讲，他就满不在乎、毫无分寸地发表他对法国艺术家的批评，这样就招惹了很多怨恨是非。他又不思前顾后，不像有心计的人那样拉帮结派，因此没有一个支持他的小团体。其实，他并不难找到赞美他的艺术家，只要他也吹捧他们就行了。有人甚至先来向他致意，希望得到回报。他们认为得到吹捧的人欠了他们的债，时间一到，他们就来讨欠款。他们把吹捧当做放债———不料对克里斯托夫，这笔债就放错了人。他一个钱也不还。更糟糕的是，他一点不顾面子，人家称赞他的作品，他却说人家的作品毫无可取。人家口里不说，心里可记恨了，暗下决心，机会一到，一定以牙还牙。
克里斯托夫干了许多不慎重的傻事，他还和吕西安·雷维 －葛干上了。他到处碰到这个脾气温和的人，他无法掩饰他过火的反感，虽然这个人客客气气，表面上不会做任何坏事，看起来甚至比他自己心还更好，至少做起事来更有分寸。但克里斯托夫老是惹是生非，和吕西安争论起来，不管多么微不足道的小题目，都会忽然急转直下，变得尖锐激烈，听得人家大吃一惊。看来克里斯托夫在找各种借口，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头朝着吕西安·雷维－葛撞去；但他从来没有撞倒过他的对手。对手绝顶机灵，即使显然是他错了，他错也是个漂亮角色，他彬彬有礼地进行辩护，反而使克里斯托夫显得没有教养。况且克里斯托夫的法语说得不好，既有俗话，又有粗话，他一学就用，一用就错，就像初学法语的外国人一样，哪里是吕西安·雷维－葛的对手？他气得暴跳如雷，对付不了从容不迫的冷嘲热讽。大家都说他不对，因为他们看不到他模模糊糊感到的吕西安的两面性：吕西安外表温和，内心虚伪，他硬碰硬没有力气，斗不过克里斯托夫，就不声不响地用软功夫把他憋死。他并不着急，像克里斯托夫一样，他也在等待时机，不过他是要破坏，克里斯托夫是要创造。雷维－葛并不费劲就把西尔伐·高恩和古耶拉过去了，就像他从前慢慢地把克里斯托夫拉出斯特芬家一样。他要在克里斯托夫周围制造一片真空。
克里斯托夫也在给自己帮倒忙。他对谁都不买账，他不属于任何派系，更糟的是，他反对一切派系。他不喜欢犹太人，更不喜欢反犹太派。懦弱的大多数起来反对强有力的少数人，并不是因为少数人不好，而是因为他们强大，妒忌和怨恨这两种劣根性使他非常反感。犹太人把他看成反犹太派，反犹太派却又说他亲犹太人。艺术家都觉得他是个对头。出于本能，克里斯托夫在艺术上表现得比实际上还更像德国人。他反对巴黎某些乐派只重感官不重心灵，他赞美强烈的意志，一种健康的男子汉大丈夫的悲观意识。他表现欢乐时，却又趣味不高，只听得到平民的冲动，把赞助平民艺术的贵族老板气得要命。他的音乐形式又粗又精。为了反对时俗，他甚至故意在表面上忽视风格，不在乎表现个性，而这恰恰是法国音乐家很忌讳的。因此，有些音乐家看到他送来的作品，只马马虎虎地瞟上一眼，根本就不细读，就当做德国过时的瓦格纳派，全不放在眼里了。克里斯托夫也不在乎；他心里暗笑，并且把法国文艺复兴时期一个有趣的音乐家写下的诗句改得为他所用，翻来覆去地念：
……
得了，不要目瞪口呆，让他胡说八道，
说克里斯托夫的对位法没有学好，
说我的和声学没有根底，没有根底。
他不知道：我有别人所没有的东西。
但等到他想在音乐会上演奏他的作品时，他才发现大门都关上了。人家为了演出———或者是不演出———法国青年音乐家的作品，已经够忙的了，哪里会给一个德国的无名小卒留一席之地？！
克里斯托夫也不屑于奔走活动。他关起门来，只管写自己的。巴黎人听不听他的作品，和他有什么关系？他作曲是自得其乐，不是为了功成名就。真正的艺术家哪里顾得上作品将来会怎么样？他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欢欢喜喜地作壁画，明知十年之后，墙上不会留下什么痕迹。克里斯托夫就是这样心平气和地作曲，等待时运好转，不料好事果然来了。
那时，克里斯托夫觉得吸引他的是戏剧音乐。他不敢无拘无束地抒写自己内心如潮汹涌的情感。当然，一个年轻的天才对自己还没有把握，甚至还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大的本领，那么，自觉自愿地给自己规定一个范围，免得自己的性灵悄悄地失去控制，那并没有什么不好。这是把关的闸门，免得思想的洪流泛滥成灾———可惜克里斯托夫缺少一个诗人帮忙；他无可奈何，只好从传说或历史中量体裁衣，寻求适合自己的题材。
几个月来在他头脑中浮现的形象，有些是《圣经》中的故事———《圣经》是他母亲要他逃亡时随身携带的，也成了他梦幻的源泉。虽然他读《圣经》时并没有宗教的虔诚精神，但这部希伯来史诗有一种道德的力量，或者不如说一种生命力，好像泉水一般，到了晚上，他可以清洗给巴黎的乌烟瘴气污染了的灵魂。他不关心书中的圣教意义；但这本书对他还是神圣的，因为他从中呼吸到了粗野的人性以及原始人个性的气息。他心醉神迷地吸收对洋溢着信心的大地、对心情激动的山岳、对兴高采烈的天空、对狮吼雷鸣的人类所唱的颂歌。
他对书中人物情有独钟的是青年时代的大卫。他想像中的大卫并不像范洛几沃和米开朗基罗雕刻的石像，不是一个似笑非笑的佛罗伦萨青年，也不是一个神情紧张的悲剧人物，因为他还没见到这两位大师的杰作。他心目中的大卫是个带有诗情画意的牧羊人，有一颗蕴藏着凌云壮志的童心，是一个南方的英雄，不过种族更加文明，肉体和精神更加表里如一———他虽反抗拉丁精神，但没有用，拉丁精神还是渗入了他的内心。这不只是艺术对艺术的影响，不只是思想方面，还是环境方面———如人和物，举止和动作，线条和光暗的影响。巴黎环境的力量非常大，一个人无论如何抗拒多少也得变形。德国人更抗拒不了，虽然他们披着民族自豪的外衣，其实，在全欧洲人当中，他们最容易失掉民族性。克里斯托夫不知不觉已经开始从拉丁艺术中学到了节制合度，心地清澈，甚至某种程度的造型美。他的《大卫曲》就可以证明。
他想回顾大卫遇见扫罗王的情景，写一部两个人物的交响曲。
在一个荒无人烟的高原上，在一片开花的灌木丛中，小牧童躺在阳光下做白日梦。清澈透明的光线，万物的窃窃私语，草叶温柔的颤抖，羊群吃草的银铃声，大地的生命力，摇晃着牧童的梦幻，使他意识不到他神圣的使命。他的歌声和笛声懒洋洋地溶入了一片和谐的寂静之中；歌声唱出了一种平静、清澈的欢乐，使人听了甚至不会再想到欢乐或痛苦，只觉得一切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而且不可能有其他面目……忽然一下，巨大的暗影笼罩了荒野；空气寂静无声；生命似乎退到地下管道中去了。只有笛声还平静地在空中飘浮。扫罗王神魂颠倒地走过。他如痴如呆，空虚啃噬他的内心，他摇摇晃晃，好像消耗殆尽，却又受到狂风火焰的欺凌。他苦苦哀求，狠狠咒骂，藐视身内身外的一片空虚。等他气急败坏地倒下时，牧童不断的歌声和笑声又划破了这一片寂静。于是扫罗王压制住内心的骚动，悄悄地走到牧童的身边；悄悄地瞧着躺在地上的孩子；他把发烧的手放在牧童头上，就在他身边坐下。大卫一点也不慌张，转过头来瞧着国王。他把头枕在扫罗王膝上，继续吹他的笛子。黑夜的阴影降临；大卫边唱边睡着了；扫罗王哭了起来。在星空下，又升起了对大自然复活的赞歌，和心灵康复的感恩曲。
克里斯托夫作曲的时候，一心只想到自己的欢乐；他并没有想到如何演奏，更没想到怎样搬上舞台。他本来只希望乐队肯接受这部作品，能在音乐会上演出，就算不错了。
不料一天晚上，他和亚希·罗孙谈起这部乐曲，罗孙要他弹了一遍，好心中有个底，使他大为意外的是：罗孙好像干柴遇见烈火似的热了起来，一定要把这出乐剧搬上巴黎舞台，并且自告奋勇，把这当做自己的事来办。更使他意外的是：几天以后，他看到罗孙干得这样认真，连西尔瓦·高恩、古耶，甚至吕西安·雷维 －葛都来了劲，他简直莫名其妙了。他不得不承认这些人为了热爱艺术，甚至把个人恩怨放在一边，这是他怎么也预料不到的。结果，最不急着演出这部作品的，反倒是他自己。作品本来不是为剧院写的，搬上舞台并没有什么意思。但罗孙这样坚定不移，西尔伐·高恩说得这样头头是道，古耶又是这样一口咬定，克里斯托夫也觉得不妨试一试了。他并不是那么坚定。他多么想听听自己的音乐啊！
对罗孙说来，天下没有什么难事。经理和演员都巴不得讨他的好。恰巧有个报社要举办一个午场音乐会，为一个慈善事业募捐。他们同意在会上演出《大卫》。一个好乐队组织起来了。至于歌唱家，罗孙认为已经物色到了一个表演大卫的理想人物。
排练开始了。第一次试演还过得去，虽然乐队改不了法国人的老脾气，有点松散。演扫罗王的嗓子不错，虽然唱累了，但还是个行家。演大卫的是个美人，个子又高又胖，身材长得很好，但声音自作多情，未免俗气，喜欢卖弄通俗歌剧的颤音和咖啡音乐厅的情调，结果反倒弄巧成拙。克里斯托夫露出了一副苦相。她一开头，才唱几段，他就觉得她显然不能唱这个角色。乐队第一次休息，他就去找负责音乐会具体事务的经理，经理是和西尔伐·高恩一同来看排练的。这位经理一见他来，就容光焕发地问：
“怎么样，你满意吗？”
“不错，”克里斯托夫答道，“我看可以安排得好。只是有个角色不行，就是那一位女歌手。一定要换个人。请你婉转地告诉她：这是你的拿手好戏……换人对你不费劲吧？”
经理吃了一惊；他瞪着克里斯托夫，仿佛不知道他是否当真；接着就说：
“这可不行！”
“为什么不行呢？”克里斯托夫问道。
经理和西尔伐·高恩交换了一个眼色，心怀鬼胎地说：
“她唱得多好！”
“一点也不好。”克里斯托夫说。
“怎么不好？……声音这么美！”
“一点也不美。”
“再说，人又这么漂亮！”
“我可不在乎。”
“那也没什么不好呀。”西尔伐·高恩笑着说。
“我要的是一个大卫，一个会唱歌的大卫，并不需要漂亮的海伦。”克里斯托夫说。
经理擦擦鼻子，不知如何是好。
“这可难办了，难办了……”他说，“不过这个演员非常出色……我敢打保票！说不定她今天没有显出功夫来。你应该再试试看。”
“我当然愿意，”克里斯托夫说，“但我怕是白费时间。”
他又重新排练，但是越练越糟，他几乎不能排演到底；他越来越不耐烦，对女歌手的口气先还冷冷淡淡，客客气气，后来就干巴巴，硬邦邦的，不管女演员费了多大劲要讨他的好，甚至向他卖媚眼，求他手下留情，也没有用。经理一看势头不对，还是小心为上，就出来打圆场，暂时停止排练，以免事情闹得不可收拾。为了消除克里斯托夫造成的恶劣印象，他赶快跑到女歌手身边，说些过分殷勤的话，克里斯托夫看不惯他这一套，也不掩饰他的不耐烦，就毫不客气地向他招手，要他过去，再对他说：
“没有什么可以讨价还价的。我不要这个女演员。这不好办，我知道；但她不是我选中的人。你看该怎么办吧。”
经理欠了欠身，仿佛事不关己，不愿多管似的说：
“我没有办法。你找罗孙先生说去吧。”
“这和罗孙先生有什么关系？”克里斯托夫问道，“我不愿为这种事麻烦他。”
“这种事他不会觉得麻烦的。”西尔伐·高恩半真半假地说。
他指了指门口，罗孙刚好走了进来。
克里斯托夫走过去。罗孙兴高采烈地说：
“怎么！就演完了？我还以为可以听到一点呢。那么，亲爱的大师，你觉得怎么样？应该满意了吧？”
“一切都好，”克里斯托夫说，“我不知道怎样感激你才是……”
“不客气！不客气！”
“只有一件事不好办。”
“说吧，说吧。我们来想办法。我一定要使你满意。”
“那我就直说了，问题出在女演员身上。说实话，她叫我伤透了脑筋。”
罗孙笑逐颜开的面孔忽然一下凝结成了冰块。他板着脸说：
“你的话叫我难以相信，老兄。”
“她实在不行，一点也不行，”克里斯托夫还要接着说，“她的声音、趣味，都不够格，连才华的影子都没有。幸亏你刚才没有听到！……”
罗孙的脸绷得越来越紧，他打断了克里斯托夫的话头，用粗暴的口气说：
“我很了解德·圣特·伊格兰小姐。她是个很有才华的艺术家。我对她简直钦佩得五体投地。巴黎有鉴赏力的人都有口皆碑。”
他转过身去，不理克里斯托夫。克里斯托夫见他伸出胳臂让女演员挽着一同走出去了。他正在发呆，西尔伐·高恩看热闹看得开心，过来拉住他的胳膊，下楼梯时笑着问他：
“难道你不知道她是他的情妇？”
克里斯托夫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他的作品搬上舞台，并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她！他这才明白罗孙为什么这样热心，这样花钱，他的手下人为什么这样来劲。他听西尔伐·高恩讲这个圣特·伊格兰的故事：一个音乐厅的歌手，在小戏院演出受到了欢迎，于是胜利冲昏了头脑，像她那一流人一样，想到身价更高的舞台上去表演。她靠罗孙帮忙，要进歌剧院或喜剧院；罗孙正是求之不得，碰巧听了《大卫》，觉得这是她一显身手的好机会，可以向巴黎听众展示一个悲剧新星的抒情天才，而又不冒什么风险，因为这个角色几乎没有戏剧性的动作，只会突出她优美的身段。
克里斯托夫一口气听完了这个故事；然后他甩开了西尔伐·高恩的胳臂，哈哈大笑起来。他笑了又笑，好久之后才说：
“你们真无聊。你们都无聊。你们并不在乎艺术。你们在乎的只是女人。你们演一出歌剧，不是为了一个歌女，就是为了一个舞女，或是为了某先生的情妇，或是为了某太太的情夫。你们想到的只是猥亵的事。你们看，我并不怪你们，你们生来就是如此，要是你们愿意如此，那就照样过下去，照样吃你们的饲料吧。不过我们还是分手更好，因为我们生来不是一路货。再见了。”
他离开了高恩，回到客店，写了一封信给罗孙，说他的作品不上演了，并且也不隐瞒他取消演出的理由。
这就是和罗孙一伙人决裂了。后果立刻可以看到。报纸对计划中的演出早就大肆宣扬，现在作曲家和女歌手闹翻了的事当然会引起议论纷纷。一个乐队指挥出于好奇，在星期天的日场音乐会上演出了这部作品。这个好运道对克里斯托夫来说却成了坏运气。作品一演出就嘘声四起。那个女歌手的朋友都约好了要来教训这个目中无人的音乐家；其余的听众不耐烦听交响诗，也乐于随声附和行家的意见。偏偏祸不单行，克里斯托夫又不识时务，要在音乐会上演奏一首有乐队伴奏的钢琴幻想曲。听众本来不怀好意，但在演出《大卫》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不照顾演员的情面，现在面对作曲家本人，而他的技巧又不是无懈可击的，于是他们的一口恶气，就毫无顾忌地发泄出来了。克里斯托夫听见大厅里乱糟糟的非常恼火，弹到一半忽然打住，用不屑的神气瞧着听众，听众顿时静了下来，他就弹了一首儿歌：《玛勃洛打仗去了！》然后目中无人地说：
“你们只配听儿歌。”
他一说完，站起来就走了。
大厅里闹翻了天。有人说他侮辱了听众，应该当场道歉。第二天，报纸异口同声对野蛮的德国人口诛笔伐，这是巴黎的高级趣味对他天公地道的报应。
然后又是一片空虚，完完全全、彻头彻尾的空虚。克里斯托夫再一次发现自己孤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孤独，因为他现在是孤身一人，在一个不怀好意的外国大都市里。但他不再把这放在心上。他开始相信这是他的命运，恐怕这一辈子都是这种命了。
他不知道伟大的心灵永远不会孤独，虽然时运不济，使他失去了朋友，但伟大的心灵永远会创造友谊，热情洋溢的内心永远会发射出爱的光辉，即使在他认为永远孤独的这一片刻，他内心的爱情也比世上最幸运的人更丰富。
克里斯托夫在斯特芬家教钢琴时，和珂勒蒂一同上课的，还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她是珂勒蒂的表妹，名叫葛拉齐亚·波昂旦比。这个女孩有金黄色的皮肤，脸颊红润，脸蛋浑圆，像乡下人一样健康，小鼻子微微翘起，大嘴巴半开半闭，仿佛二水中分，下巴圆而白，眼睛宁静却又笑得温柔，额头圆鼓鼓的，满头长长的秀发柔软而光滑，没有环形的发卷，像荡漾的微波挂在脸颊两边。这是安特莱·台尔·萨多画上的小圣母像，只是脸宽一点，目光静而美。
她是意大利人。父母几乎一年到头住在乡下，在意大利北部一个大庄园里，那里有平原、草场、小小的运河。从屋顶的平台上，可以看到脚下葡萄园里金波起伏，纺锤般的黑色柏树穿插其间。远处全是田野，田野。一片寂静。只听得到耕地的牛哞，扶犁的农民尖声喊叫：
“吁！……走呀！”
知了在树上歌唱，青蛙在水边叫唤。夜里，月亮洒下了银色的光波，还洒下了无边无际的寂静。远处，看守庄稼的农夫在树枝搭成的茅棚里半睡不醒，时不时地放两声冷枪，表示他们没有睡着，外人不要来偷庄稼。但是那些睡得迷迷糊糊的老乡，听惯了这种枪声，就像听到远方教堂的钟楼敲响了平安无事的钟声一样。寂静又像一件软绵绵的百褶大衣笼罩着他们的心灵。
在小葛拉齐亚周围，生活似乎沉醉在朦胧的睡乡。没有人管她。她沉浸在一片平静中，平平静静地长大了。没有狂热，没有焦急。她只是懒洋洋的，喜欢溜达，睡觉，没完没了。她喜欢躺在花园里，一躺就是几个小时。她在平静的时光中漂流，像夏天小溪上的一只苍蝇。有时，忽然一下，无缘无故，她跑了起来。她跑得像一只小动物，头和上身微微右倾，灵活，自然。真是一头小山羊，在石头堆上上下下，快活得蹦蹦跳跳。她讲话的对象是小狗、青蛙、野草、树木、农夫、鸡鸭。她喜欢周围的小生物，也喜欢大牲口，但是大不如小。她很少见到外人。庄园离城很远，地方偏僻。尘土飞扬的大路上很少有正经的农民拖着脚步走过，更难见到漂亮的乡下女人，晒黑了的脸上露出发亮的眼睛，昂首挺胸，摇摇摆摆地走过去。葛拉齐亚一个人在寂静的庄园里消磨时光；她见不到外人，但从来也不觉得烦闷，她什么也不用害怕。
有一回，一个流浪汉走进庄园，看见里面没有人，就想偷只鸡走。忽然一眼发现了这个小女孩躺在草地上，一边吃一个长面包，一边哼一支歌，他不由得愣住了。她却毫不介意地瞧着他，问他来干什么。流浪汉说：
“给我一点吃的，若不，我要你知道我的厉害。”
她伸出手去把面包给他，眼睛笑眯眯地说：
“不要那么厉害。”
于是他就走了。
她的母亲死了。她的父亲人非常好，非常软弱，是个意大利大家族的子弟，身体结实，性格快活，对人亲热，但有点孩子气，根本不会管女儿的教育。斯特芬夫人是老波昂旦比的妹妹，来参加嫂嫂的葬礼，担心侄女太孤单了，要减轻她的悲伤，决定把她带回巴黎去住些日子。葛拉齐亚哭了，她的老父亲也哭了；但斯特芬夫人做出了决定，大家只好听她的，谁也不好反对。她是家族中最有力量的；即使在她巴黎家中，也是她管家务：管丈夫、女儿、情夫；因为她要干就干，要玩就玩，是个既实际又热心的人———此外，她很俗气，又很激动。
安静的葛拉齐亚来到巴黎之后，爱上了美丽的表姐珂勒蒂，使表姐觉得很有趣。她们把这个温顺的乡下姑娘带去见世面，上戏院。她们一直把她当做孩子看待，她也就把自己当做孩子，其实她已经不小了。她深藏着的感情使她自己害怕：她冲动时，会对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抱有无限的脉脉温情。她偷偷地爱上了珂勒蒂：偷她的丝带、手帕；在表姐面前，她往往说不出一句话来；在等待表姐，或者知道就要见到她的时候，她会又着急又快活地发抖。在戏院里，她看到漂亮的表姐袒胸露肩、引人注目地走进她那个包厢时，不由得心花怒放地微笑了，她笑得这样谦虚，这样亲切，这样热情洋溢；珂勒蒂一对她说话，她的心就要融化了。她穿着白色长袍，美丽的黑色头发没有束紧，蓬松地披在金黄色的肩头，她轻轻地咬着长手套的指尖，无事可做又把手指塞进手套———看戏时，她老是转过头来瞧瞧珂勒蒂，希望看到她友好的眼光，或是和她分享她自己感到的乐趣，或是用深情的深色眼睛对她说：
“我多么爱你啊！”
在巴黎郊外的树林中散步时，她像影子似的跟住珂勒蒂，坐在她的脚下，走在她的前面，拨开可能碍事的枝丫，把石头放在路上的泥坑里。一天晚上，珂勒蒂在花园里觉得冷，要用她的围巾，她高兴得叫了起来———后来又觉得不好意思———因为那有点像是她身体的一部分围在她亲爱的人身上，等到围巾还给她时，上面又留下了亲人身上的香味。
还有一些书，还有她偷偷读的几本诗———因为人家一直只给她看儿童读物———使她感到美妙得难为情。还有某些音乐，虽然人家说她还不懂，而她以为自己不懂———但音乐却感动得她脸色发白，身上冒汗。谁也不知道她这一片刻心里想什么。
除此以外，她是个听话的小姑娘，丢三落四，懒洋洋的，相当贪吃，容易脸红，有时几小时不说话，有时说起来没个完，笑也容易，哭也容易，笑起来像孩子，哭起来忽然一阵抽噎。她喜欢笑，微不足道的小事可以使她高兴。她从来不想装作大人。她老是个孩子。她心眼尤其好，不肯叫人难过，也受不了一句生气的话。她觉得自己不重要，什么事都退让，她一看到自己以为是美好的东西就喜欢，就爱慕，她以为别人心眼也好，不知道别人和她并不一样。
姑母家管她的教育，给她补课。就是这样，她也跟克里斯托夫学钢琴。
她头一回见到他是在姑母家的晚会上，来的客人很多。克里斯托夫不能适应人多的场面，就没完没了地弹一曲柔板，听得大家打呵欠，看看快弹完了，他又重新开始；大家以为曲子是永远弹不完的。斯特芬夫人憋着一肚子气。珂勒蒂却开心得要命，她津津有味地看这出滑稽剧，她并不怪克里斯托夫荒唐麻木到了这个地步，她只觉得他有力量，得到了她的好感；但是这也太可笑了，所以她并不为他说好话。只有小葛拉齐亚听音乐感动得流出了眼泪。她藏在客厅的一个角落里。最后，她溜走了，免得人家看见她心乱如麻，也免得听人家嘲笑克里斯托夫。
几天以后，在餐桌上，斯特芬夫人当她的面说要克里斯托夫教她弹琴。葛拉齐亚心慌意乱，汤勺掉到盆里，汤水溅了表姐和自己一身。珂勒蒂说该先学餐桌上的规矩。斯特芬夫人说：那可不能请教克里斯托夫。葛拉齐亚却因为自己和克里斯托夫同受批评，反而觉得高兴。
克里斯托夫开始上课了。她太拘谨，生硬，胳臂紧紧贴住身子，一动也不敢动，克里斯托夫把着她的小手，改正她手指的姿势，教她放在键盘上什么地方，她简直要发晕了。在他面前，她战战兢兢，老怕弹不好；她几乎练得要生病，练得她表姐都不耐烦地叫起来，还是不行，只要当着克里斯托夫的面，她总是弹不好；呼吸急促，手指硬得像木头，或者软得像棉花；她抓不住，放不开，轻一下，重一下；克里斯托夫气得说了她一通，很恼火地走了；那时，她真恨不得死了更好。
他却一点也没注意到她；他关心的只是珂勒蒂。葛拉齐亚羡慕她表姐和克里斯托夫的亲密关系；虽然她有点受不了，但她幼稚的心灵还是为珂勒蒂高兴，也为克里斯托夫高兴。她觉得珂勒蒂远在自己之上，理所当然会得到大家的爱慕———一直等到她只能在表姐和克里斯托夫当中选择一个的时候，她才感到自己的心不在表姐一边。小小的女人也有直觉，她看得出珂勒蒂和雷维－葛眉来眼去、卖弄风情，使克里斯托夫痛苦。她凭着本能就不喜欢雷维－葛；等她知道克里斯托夫厌恶他之后，她也厌恶他了。她不明白珂勒蒂怎么会喜欢让他和克里斯托夫竞争。她开始在心里严格地批评表姐；一发现表姐有些小事撒了谎，她的态度立刻变了。珂勒蒂也有所发现，但她猜不出原因，就以为小女孩总是摸不准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已经失去了对葛拉齐亚的影响力：这从一件小事上可以看得出。一天晚上，她们两个在花园里散步，忽然下了一阵急雨，珂勒蒂表示亲热，要葛拉齐亚躲到她大衣下面来，若是几个星期以前，葛拉齐亚能够这样紧紧地挨着亲爱的表姐，她会觉得说不出的快活，但这一次，她却冷冰冰地走开了。还有一次，珂勒蒂说葛拉齐亚弹的一支乐曲不好听，葛拉齐亚却偏要弹下去，并且说她喜欢。
她现在只关心克里斯托夫。含情脉脉的人猜测力强，她能看出他的痛苦。她天真地、不安地注意着他，这样就把他的痛苦夸大了。她以为克里斯托夫爱上了珂勒蒂，不知道这只是要求很高的友情。她以为他痛苦，因此，她也为他而痛苦。可怜她的好心并没有得到好报，甚至在珂勒蒂惹得克里斯托夫生气的时候，她还得代人受过；他一脾气不好，就拿小学生来出气，不耐烦地挑出她弹错了的地方。一天早上，珂勒蒂把他气糊涂了，他坐在钢琴旁边，时时刻刻都要爆炸，葛拉齐亚本来就功夫不到家，一吓连这点功夫也丢掉了，只好乱弹琴；他火冒三丈，怪她弹走了音；于是她好像遭了没顶之灾；他却口沫飞溅，使劲扭她的手，高声说她什么调子也弹不好，还不如去做厨娘，做裁缝，随便去做什么，但是看在老天分上，千万不要再搞音乐！犯不着叫人活受罪，听她这种乱七八糟的曲子。说到这里，课还没上完，他却丢下她就走。可怜的葛拉齐亚把眼泪都哭干了，与其说是这些难听的话使她伤心，不如说是她一心要讨克里斯托夫欢喜，结果却因为自己笨手笨脚，反倒使自己心爱的人增加了烦恼。
等到克里斯托夫不再来斯特芬家，她就更痛苦了。她要回乡下去。这个孩子，连做梦也是纯洁的，内心深处保持着农村的宁静，住到城市里来，混在这些神经衰弱、激动不安的巴黎女人中间，感到很不自在。虽然不敢明说，她到底对周围的人有相当正确的看法。但她胆小、软弱，像她父亲一样，心眼好，人谦虚，不敢相信。于是她服服帖帖听她的姑母说了算，由她惯于指手画脚的表姐摆布。虽然她按时给老爸爸写亲热的长信，但是却不敢说：
“我请求你接我回家吧！”
她的老爸爸虽然想接她回去，但也不敢开口，只要他稍微流露出一点意思，斯特芬夫人就会说：葛拉齐亚在这里很好，比在乡下家里好得多，为了她的教育，她也该留下来。
但外地的生活对这个南方的小姑娘实在是太痛苦了，终于有一天，她不得不飞回她光明的乡下去———那是在听了克里斯托夫的音乐会之后。她是和斯特芬一家同去的，亲眼看到可恶的听众兴高采烈地侮辱一个艺术家，她的心都要碎了……艺术家？在葛拉齐亚看来，艺术家就是艺术的具体形象，就是人性中神性的化身。她真想哭，真想溜走，但她不得不听完这一片喧哗、嘘声和叫声，回到姑母家里，还不得不听那些不堪入耳的议论、珂勒蒂的笑声、她和吕西安·雷维 －葛说的挖苦话。她躲进房里，倒在床上，哭到半夜，像在对克里斯托夫说话，在安慰他，愿意为他献出生命，因为不能使他幸福而悲痛欲绝。从此以后，她的确不能留在巴黎了。她恳求父亲接她回去说：
“我再也待不下去了，再也待不下去了，要是你不接我回去，我会死在这里的。”
她父亲赶来了；虽然父女两个都很难对付这个厉害的姑母，但实在逼得没有办法，他们做出了最大的努力，总算绝处逢生了。
葛拉齐亚回到了沉睡的大庄园里。她非常愉快地又见到了她亲爱的大自然和她喜欢的小生物。她还带来了一点北方的忧郁，并且在受过伤的心中蕴藏了一些时候，但她的心慢慢宁静了，忧郁也像一层朦胧的薄雾，在阳光照耀下慢慢消散了。她有时也会想到不幸的克里斯托夫。躺在草地上听她熟悉的青蛙和知了的鸣声，或者坐在钢琴凳上———她现在比以前更喜欢弹琴了———她如梦如醉地想起了自己选上的朋友；她就和他谈起心来，悄悄地谈，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她甚至幻想，也许会有那么一天，他忽然推开门走了进来。她给他写了一封信，犹豫了好久，才把这段没有签名的文字寄出去；信是在一个早上偷偷地寄走的，她的心跳得厉害，跑了三公里路，穿过大片翻了的田地，才把信投入本村的邮筒———信写得很好，很感动人。她告诉他说：他并不孤独，他不应该泄气，有人在想着他，爱他，为他向上帝祷告———这封倒霉的信，莫名其妙地不知道送到哪里去了，反正他一直没有收到。
然后，这个在远方生活的女朋友又过着那千篇一律、安安静静的日子。意大利的太平生活，爱好风平浪静、和平幸福、沉思默想的精神，又回到了这个沉默寡言的童贞女心头，但在她心灵深处继续不断地燃烧着永不熄灭的火焰，那是对克里斯托夫的回忆。
克里斯托夫没有想到：在那遥远的地方，还有一颗天真的心，对他含着脉脉的温情，这股温情在他后来的生活中会占据多么重要的位置啊。他也没有想到：就在他受侮辱的音乐会上，还有一个同情他的人，后来成了他的知心朋友，和他肩并肩、手携手、一同前进的亲爱伴侣。
那时，他是孤独的。他以为自己孤独。但他一点也不觉得难以忍受。他不再感到从前在德国时压在心头的痛苦悲哀。他更加坚强，更加成熟了：他知道事情理当如此。他对巴黎的幻觉已经消失；普天下的人都一样；应该容忍，不该以全世界为敌，不该坚持幼稚的斗争；应该平心静气，自行其是。贝多芬说得好：“如果我们把生命力浪费在日常生活中，那我们拿什么来做最高尚的、最美好的事情呢？”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天性和民族的弱点，他以前对此进行过严格的批评。但他越受到巴黎气氛的压迫，就越觉得祖国才是他的藏身之所，他要投入诗人和音乐家的怀抱，才能感到那是祖国的精英。他一打开他们的书，他的房间里就会洋溢着阳光照耀下的莱茵河发出的波浪唼喋声，还有被遗忘的亲朋好友的莞尔微笑声。
但他从前对他们多么忘恩负义啊！他怎么早没有发现他们的忠厚老实是多么可贵呢？现在，他回想起在德国时对他们说过多少不公平的过激话，不由得不惭愧了。那时，他看见的只是他们的缺点，他们笨手笨脚、客客气气的态度，多愁善感的理想主义，思想上不老实，行动上不大胆。啊！这些微不足道的缺点比起他们的大优点来算得了什么呢？他对他们的弱点怎么会这样苛求？！现在，这些弱点在他看来是多么合情合理，简直是令人感动的了！真是物极必反，他过去最不公平地对待的人，现在却对他特别有吸引力。他对舒伯特和巴赫有什么坏话没说过呢？现在他却觉得和他们心心相印了。这些伟大的心灵，他曾经迫不及待地挑剔挖苦，现在却和蔼可亲地微笑着对这个异乡客说：
“小兄弟，有我们在这里，鼓起勇气来吧！我们也吃过说不完的苦……呸！我们还不是走过来了……”
他听见约翰·赛巴斯蒂安·巴赫的心灵成了一片狂风怒吼的海洋，生命中的乌云被吹得无影无踪……人群沉醉在欢乐中，在痛苦中，慈悲的基督，和平的天主俯视人间———守夜人的呼声唤醒了城市，人群欢欣鼓舞地来迎接神圣的新郎，他的脚步声震动了世界———宝库中的思想，热情，音乐形式，英雄生活，莎士比亚式的幻想，萨伏那洛式的预言，牧歌式的、史诗式的、世界末日的景象，都在这个体形瘦长、但却包罗万象的音乐教师身上，在这个双下巴、小眼睛、双眼皮、翘眉毛的巴赫身上……克里斯托夫仿佛清清楚楚地看见巴赫，他阴沉沉，乐呵呵，有点荒谬，脑子里塞了哥特式的和洛可可式的寓言和象征，愤怒，顽固，清醒，热爱生活却又留恋死亡……他仿佛看到他在学校里，一个才华横溢的书呆子，周围的学生却肮脏、粗俗，像叫花子，身上生疮，声音嘶哑，他不得不和这些混蛋吵架，有时甚至像一个挑夫一样和他们打起来，有一个学生还叫他吃了一顿拳头……他仿佛看到他在家中，身边有二十一个孩子，其中十三个死得比他早，有一个是白痴，其余的都是好乐师，可以给他开小小的音乐会……疾病，死亡，尖锐的争吵，拮据的生活，埋没了的天才———然而，在这一切之上的，是他的音乐、信仰、解脱和光明，是隐约可见的欢乐，预感到的、追求着的、到了手的欢乐———上帝，上帝的呼吸燃烧着他的筋骨，使他的毛发悚立，借他的嘴唇发出了雷鸣……啊！力量！力量！雷霆千钧的欢乐力量！……
克里斯托夫一大口、一大口地痛饮这源源不断的力量。他感到德国心灵中流出来的音乐力量无穷，营养丰富。力量往往显得平庸，甚至粗俗，那有什么关系？有了力量就行，而且要滚滚而来。在法国，音乐要一点一滴过滤后才滴入密封的玻璃瓶里。这些喝惯蒸馏水的法国人见到德国音乐的洪流怎么能有胃口？他们自然要挑剔德国天才的错误了。
“可怜的小人物！”———克里斯托夫心里想，却忘了自己从前也同样可笑———“他们要找瓦格纳和贝多芬的缺点！他们需要完美无缺的天才！……仿佛狂风暴雨一点也不应该扰乱世界上美好的秩序！……”
他在巴黎走来走去，对自己的力量感到高兴。别人不理解他岂不更好！他更可以自由自在。天才的作用就是创造一个新世界，一个根据内在规律有机地构成的世界，那自己一定先要在其中生活。一个艺术家永远不会太孤独。可怕的只是，看到镜中的影子歪曲或缩小了自己的思想。作品完成之前，千万不能告诉别人你在做什么，否则，你也许没有勇气完成你的作品；因为你在心中看到的，已经不再是自己的思想，而是掺了假的伪劣商品。
现在没有什么来打扰他的思想，他的梦像泉水一般从他心灵的各个角落，从途中的每一个石头中涌现出来。他生活在梦幻的境界里。他的见闻使他看到了与实际不同的人和物。他只要随意生活，就可能发现他幻想中的人物是如何生活的。他们的感觉会主动找上门来。过路人的眼睛，风吹来的声音，草地上的阳光，卢森堡公园树上歌唱的小鸟，远处修道院的钟声，房间里看到的一角苍天，早晚不同的声响和色调，他都不是在自己心里，而是通过幻想人物的心灵来感到的———克里斯托夫觉得幸福了。
然而，他的情况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困难。他惟一的财源是教几个学生的钢琴课，现在却无课可教。时间正是九月，巴黎上流社会的人都在外地度假，不容易找到新学生。他只有一个学生，却是个聪明而冒失的工程师，四十岁的时候心血来潮，要做个伟大的提琴家；克里斯托夫的小提琴拉得不算太好，但是总比他的学生强几分；于是他教了一段时间，每星期上三小时课，每小时给他两个法郎。学了一个半月之后，工程师学累了，忽然一下发现他爱好的主要是图画———他把这个发现告诉克里斯托夫，克里斯托夫听了大笑，但笑完后，他数数钱，口袋里只剩下了十二个法郎，那是他的学生刚给他的最后一笔授课费。他并不担心，只自言自语说：一定得找其他维持生活的办法；又得跑去找出版商。前途并不乐观……呸！管他呢！……犯不着先给自己为难！今天天气好。他要到墨屯郊区去。
他渴望要走路。走路可以使音乐有收获。他心里满是音乐，多得像蜂房里的蜜；听到蜜蜂金黄色的嗡嗡声，他快活得笑了。平时，这种音乐抑扬顿挫，有些跳跃的节奏，翻来覆去，令人神往……唉！关在房间里迷迷糊糊能创造什么节奏呢？那只能拼凑出精巧的、静止的和声，像巴黎人作的曲子！
等到他走累了，就在树林里躺下。树叶落了一半，天空蓝得像长春花。克里斯托夫沉醉在梦幻中，在秋光云影里。他的心潮澎湃。他听得到他的思潮起伏。来自四面八方的新人和旧人，他怀念的片言只语，长住或暂住在他心头的幽灵，就像倾城出动的群众，你推我挤。他想起了高弗烈特舅舅在他父亲墓前说过的话，他自己也成了一座活的坟墓，墓中人都动起来了———那是他素未谋面的祖先。他倾听这些故人的声音，他喜欢他这些幽灵居住的百年老林发出管风琴的鸣声，正如但丁《神曲》中的森林一样。现在，他不再像青年时代那么怕他们了。因为他成了他们的主宰，他们要服从他的意志。他非常快活地挥舞他的鞭子，吓得这些幽灵呼天喊地，他才更感觉到他的墓藏多么丰富多彩。他不是孤独的。他再也不用害怕会孤独了。他拥有克拉夫特家族的大军，几百年来欢天喜地、活蹦乱跳的克拉夫特家的幽灵都附在他身上。对付巴黎，对付一个有敌意的民族，他有一个家族的大军；打起来，恐怕也是旗鼓相当，难分胜负。
他住不起那蹩脚的旅店———太贵了———只好搬到蒙玛特区一间顶楼里去。那里虽然没有什么好处，空气倒很流通。一年到头有风。他总得要呼吸。他从窗口可以看到巴黎的烟囱林立。搬家并不费事，一辆手推车就够了；克里斯托夫自己推。他的全部财产当中，除了他的旧箱子以外只有一件最贵重的，那就是当时很普及的贝多芬面像。他把面像小心包好，仿佛这是一件价值很高的艺术珍品。他寸步也不离开它。这是他在巴黎海上的孤岛。对他说来，这也是道德的晴雨表。贝多芬的遗容对他显示出了他心灵的温度，他秘密的思想，比他自己意识到的还更清楚：有时他看到乌云密布的天空，有时是热情奔放的风暴，有时却是万里无云的晴天。
他不得不大大地削减口粮。他一天只吃一餐，时间是下午一点钟。他买了一根粗香肠，挂在窗口；每顿切上厚厚的一块，加上一大块面包，自己冲一杯咖啡，这就是神仙的生活了。他想一天这样吃两餐。但他又怪自己胃口太好。他严厉地责备自己；骂自己是馋鬼，只想到自己的肚子。其实，他已经没有肚子了，比一条饿狗还瘦。但他瘦得结实，骨架子像铁打的，头脑一直灵活。
他不太担心第二天的事。只要他有一天用的钱，他就懒得去费心。到了身无分文的那一天，他才打定主意去找出版商。但哪里也找不到工作。他失望而归的时候，路过一家音乐出版社，就是西尔伐·高恩介绍他去过的那一家，但他已经不记得和丹尼·赫区特不愉快的交道了，就走了进去。他看到的头一个人正是赫区特。他本想掉头就转身，但太晚了，赫区特已经看见了他。克里斯托夫不愿意临阵逃脱，就朝着赫区特走去，不知道该说什么话，只准备硬碰硬和他干一场，因为他心想赫区特对他一定不会放下架子的。不料情况却不是这样。赫区特冷淡地伸出手来，说了句客套话，问他身体好吗，不等他提要求，就指着办公室的门，让他进去。赫区特心中暗喜，他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不过他没想到克里斯托夫会自己送上门来。其实，他虽然不露声色，却一直在注意克里斯托夫；他从不错过机会去听他的音乐；他听了那次演奏《大卫》闹得天翻地覆的音乐会，听众的恶意攻击并不使他意外，他根本瞧不起听众，尤其是因为他完全能感到作品的美。也许在巴黎并没有第二个人能像赫区特这样欣赏克里斯托夫与众不同的艺术。但他不肯明说，不仅是因为克里斯托夫傲慢的态度得罪了他，还因为他生来就不会向人表示好感，他的天性中缺少了这点心眼。其实，他倒是真心实意愿帮克里斯托夫的；但他不肯向前迈出一步，他要等克里斯托夫求他。现在克里斯托夫来了———他却不肯抓住这个机会，宽宏大量地消除他们之间的误会，偏要他的客人丢面子，把来访的要求从头到尾说上一遍，来满足他自己的虚荣心；同时，他还坚持要克里斯托夫做他从前拒绝过的工作，至少要做一次。于是他给了他五十页乐谱，要他第二天改编成曼陀林和吉他演奏的作品。使克里斯托夫低头认输之后，他才心满意足，给他一些不那么讨厌的工作，但态度一直是居高临下，不可能叫人感激；克里斯托夫要不是给生活逼得走投无路，是无论如何也不肯再上门的。话又要说回来，不管工作多么气人，他还是宁愿靠工作赚钱，而不愿要赫区特的施舍。有一回，赫区特提出来要接济他，并且是好心好意的，但克里斯托夫感到他有心先要压低自己，他就宁愿接受不满意的工作条件，而不接受救济；因为工作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收支两抵的；他不愿意欠人情债。他不像瓦格纳，为了艺术而低三下四地求人，他不能把艺术放在灵魂之上，不是自己挣来的面包，吃下去也会哽住的———有一天他来交头一夜赶完的作品，碰到赫区特正在餐桌上。赫区特一看他苍白的脸色，不自觉地看着菜盘子的眼光，就肯定他还没有吃东西，于是请他同用早餐。赫区特并没有坏意；但他粗心大意地让人感到，他看出了克里斯托夫的窘状，他的邀请就有点像是周济了，而克里斯托夫却是宁死也不肯接受的。但他不得不在餐桌前坐下———因为赫区特有话要对他说———却不动盘子里的菜，借口说刚吃过了。其实他正是饥肠辘辘。
克里斯托夫本想不再和赫区特打交道的；但别的出版商更坏———还有一些有钱的业余音乐家，好不容易想到片言只语，却写不出乐句。他们要克里斯托夫来，对他唱自己挖空心思的作品：
“嘿！这美不美？”
他们把这只言片语交给克里斯托夫，要他“借题发挥”———其实就是写出一部完整的作品———然后用他们的名义在一家大出版社出版。久而久之，他们居然以为这是他们自己的作品了。克里斯托夫就认识一个这样的名门后裔。那家伙身高体胖，喜欢指手画脚，叫他做“亲爱的朋友”，抓住他的胳膊，表现出雷声大、雨点小的热情，对着他的耳朵傻笑，说些驴唇不对马嘴的胡话，穿插一些前言不搭后语、大喜若狂的喊声，叫着贝多芬、魏尔伦、奥芬巴赫和几个红歌星的名字……他要克里斯托夫为他工作，却总不记得给钱。他只请他吃上两餐，再握握手。最后，他总算送来了二十法郎，而克里斯托夫居然傻得为了交情而拒绝接受。其实，那一天他身上连一法郎都不够，还得花二十五生丁买邮票给母亲寄信。因为那天是路易莎的生日；克里斯托夫怎么也不肯让母亲失望，她太看重儿子的信了，没有信叫她怎样打发日子呢？最近几个星期，她给儿子的信也比平时多了一点，虽然写信对她说来还是一件苦事，但孤独更使她感到痛苦。她又下不了决心到巴黎来找克里斯托夫，因为她胆太小，又舍不得她的小城、教堂、房屋，还有她怕出门。再说，等到她想来了，克里斯托夫却拿不出路费来；他并不是每天都有钱过日子的。
有一封信使他特别高兴，那是洛金给他送东西来了———洛金就是那个乡下姑娘，他为了她和普鲁士大兵打过一场———她写信来说她结婚了，还说了他妈妈的消息，并且寄来了一篮子苹果，一块庆贺她婚礼的蛋糕。这些东西来得正是时候。那天晚上，克里斯托夫肚子里和房子里都空空如也，挂在窗口的香肠只剩下了一根绳子。克里斯托夫把自己比作在岩洞里隐居的修道士，有一只乌鸦把食物送到岩石上来。但那只乌鸦恐怕太忙，不能给每一个修道士送吃的，以后就没有再来了。
虽然生活艰苦，克里斯托夫却劲头不减。他洗衣服也好，擦皮鞋也好，都像小鸟一样吹着口哨。他用柏辽兹的话来安慰自己：“我们要超脱人生的苦难，轻松地歌唱万灵节的颂词……”———他有时的确放声歌唱，唱到一半，却又哈哈大笑，听得邻居目瞪口呆，莫名其妙。
他过着非常纯洁的生活。柏辽兹说得好：“情人既要有闲，又要有钱。”克里斯托夫日子过得穷，谋生非常难，饮食极端省，创作热情高，哪里有时间或兴头去寻欢作乐。他对享乐不但漠不关心，而且为了对巴黎的反感，甚至投身于一种精神上的禁欲主义。他强烈地要求纯洁，厌恶任何人玷污清白。他并不是反对情欲。以前，他也有过放荡的时候。但他放荡时感情还是纯洁的，因为他寻求的不是肉体的欢乐，而是绝对地奉献出自己丰富的生命。等到他看出了自己的错误，他就恼火地排斥情欲了。在他看来，淫荡不像别的罪过。这是头等大罪，因为它污染了生命的源泉。只要一个人的基督教古老品质没有完全被外来野蛮的泥石流淹没，只要他今天还是因为是英雄民族的子孙而感到自豪（因为这个民族靠了严格的纪律建立了西方的文明），那他就不难了解克里斯托夫。克里斯托夫瞧不起把享乐当做惟一目的、惟一信条的国际社会———当然，人都应该寻求幸福，希望人类幸福，和两千年来令人消极悲观的基督教义作斗争。但条件是，这个信条一定要为别人谋福利。否则，享乐有什么意义？那不是最可悲的损人利己吗？一小撮享乐主义者使自己的感官得到最大的满足，却不承担最小的风险，而是要别人代他们去吃苦受罪———啊！难道这就是他们“纱笼”中的社会主义？……难道他们不明白他们的享乐主义只对“吃肥了的胖子”才有意义，只对别人养肥了的“上流人士”才有价值，而对穷人，却不过是一剂毒药？……
“享乐的生活是有钱人的生活。”
克里斯托夫不是个有钱人，生来就不是那块料。他刚挣了几个钱，立刻花在音乐上；哪怕节吃省用也要去音乐会。他买离乐池最远的座位，在夏德莱戏院最高一楼上；他心中洋溢着音乐，音乐就是消夜，就是他的情妇。他如饥似渴地寻求幸福，并且那么容易得到满足，连乐队美中不足的地方也不会扰乱他的心灵；他一连两三个小时沉醉在迷迷糊糊、心满意足的状态之中，即使演奏风格不太对头，音符有点差错，也只会引起他不在乎的微笑，他一进戏院的大门就已经把批评忘了；他是爱听音乐才来，不是来说长道短的。他周围的听众也像他一样，不声不响，眼睛半开半闭，随着梦的洪流漂浮。克里斯托夫仿佛看见一大堆人藏在阴影深处，好像一只缩成一团的大猫，正在沉思幻想，随兴所至，尽情享受，做着茹毛饮血的美梦。在那昏黄的浓荫中神秘地形成了几个人形，那无以名状的魅力，那令人神往的沉静，吸引了克里斯托夫的目光和心灵；他对他们情意绵绵，通过他们来听，结果他和他们身心都合而为一了。有时一个人形也发现了他，于是他们在音乐会上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直通到生命的深处，但音乐会一结束，心灵的交流立刻中断，人形也无影无踪了。这种情况是不少热爱音乐的人都有所体会的，尤其是在他们年轻、全心投入的时候，因为音乐的本质是爱情，看到别人热爱音乐，自己才会爱得更深；因此在音乐会上，一个人会不自觉地在听众中东张西望，寻找知音，因为他感到的乐趣太大，非找一个朋友分享不可。
克里斯托夫要找一个片刻的知心，这样才更能欣赏音乐的甜蜜。每次在音乐会上，他都看到一张吸引人的脸。这是一个轻佻的女工，她虽然一点也不懂，却很喜欢音乐。她的侧影像一头小动物，笔直的小鼻子，微微撅起的嘴唇，小巧玲珑的下巴，几乎成了一条起伏不大的直线，翘起的细眉毛，明亮的眼睛，无忧无虑的小脸，使人感得到她的愉快、笑声、不在乎的心情。这些调皮捣乱的小女工也许最能反映古人雕像和拉斐尔画像上明朗的神气。这种神气现在看不到了，只是生命中的片刻，是情窦初开的瞬间，很快就成了明日黄花。不过，她们至少有过短暂的千金一刻。
克里斯托夫非常愉快地望着她，一个温柔的面孔能滋润他的心灵；他能够欣赏而不起非分的念头；他能从中得到愉快、力量、平静———甚至美德。她呢，那不消说，自然很快就注意到了他在看她；于是他们之间不知不觉地建立了互相吸引的磁流。因为他们几乎每次音乐会都坐在老位子上，他们不久就了解了彼此的兴趣。一听到某几段，他们总会心照不宣地交换一个眼色；她听到特别喜欢的乐句，就会稍微伸出舌头，仿佛要舐嘴唇，仔细品味；如果要表示她不喜欢，她会轻蔑地撅起小嘴。这些小动作带有几分讨好的稚气，只要发现了有人注意自己，谁也难免有点做作。有时听到严肃的作品，她也会做出认真的神情，侧着脑袋，集中精力，脸露微笑，眼角偷偷看她是否吸引了他的注意。他们已经成了好朋友，虽然他们还没有谈过一句话，甚至从来没有想到———至少克里斯托夫是这样———在散场时见见面。
机会到底来了，在一次晚场音乐会上，他们恰巧坐着相邻的位子。两人互相一笑，但还犹豫了片刻，才友好地谈起话来。她的声音有诱惑力，谈到音乐，她却说了很多傻话，因为她要不懂装懂；其实她只是喜欢，并不理解，好音乐和坏音乐，马斯涅和瓦格纳，她都一视同仁；只有太庸俗的作品她才厌恶。音乐对她只是感官的享受，她全身的毛孔都在吸收音乐，就像天神化为金雨潜入了幽禁公主的宝塔。《特里斯坦》的序曲听得她浑身冰冷，仿佛半死一般；《英雄交响曲》却又使她感到满心欢喜地成了战俘。她告诉克里斯托夫：贝多芬又聋又哑，面目丑陋不堪，尽管如此，若是她认识贝多芬，还是会爱上他的。克里斯托夫反对，说贝多芬并不那么丑；于是他们讨论起美和丑来；她承认这是个口味的问题；一个人说美的，换个人可以说不美；“人又不是金币，哪能两面讨好！”———其实她不说话更能讨他喜欢，他们更能互相了解。听《伊索尔德之死》时，她伸出汗淋淋的手给他捏着，一直等到曲终为止；两个人都感到交响乐的声波通过他们的手指流遍了他们全身。
他们一同走出会场；时间已经快到半夜。两个人边谈边走，走上了拉丁区；她挽着他的胳臂，他送她回家；但到了门口，她正想带他进去，他却没有注意她挽留的目光，离开她就走了。当时，她简直目瞪口呆，然后，不禁生起气来；再过一会，想到他这样傻，她又笑得前俯后仰；但一回到房里，脱下衣服，她感到孤零零的，到底悄悄哭起来了。下次再在音乐会上见面，她想表示生气、冷淡，并有点不好惹，但他是这样好心好意，使她狠不下心来，于是他们又谈话了；不过，她现在对他的态度有所保留。他对她还是谈心里话，但是很有礼貌，谈的是正经的事，美好的事，谈他们同听的音乐，谈音乐对他的意义。她用心听，想和他有相同的看法，但往往抓不住他话里的意思；不过她还是一样相信他说得对。她对克里斯托夫的尊敬中带有感激之情，但她几乎没有对他表示过。他们两个都心照不宣，只在音乐会上谈话。有一次他看见她在大学生中间。他们只是正正经经地打个招呼。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谈他。她的灵魂深处有一个神圣的小天地，里面有美好、纯洁、安慰人心的东西。
就是这样，克里斯托夫随便到哪里，只要他在哪里，就会发挥作用，给人力量，给人安慰。随便他走过什么地方，都会不知不觉地留下他内心光辉的踪迹。但是他自己却毫无察觉。在他身边，在他屋里，有一些他没见过的人，他们也想不到自己居然会感染上这颗好心发射出来的光辉。
几个星期以来，克里斯托夫没有钱去听音乐会，即使餐餐吃素也省不下钱了，现在冬天一到，他在那间顶楼上的房间里冷得要命；老是坐在桌子前一动不动，他也受不了。于是他下楼去，到巴黎街上走走，身子可以暖和一点。他有本领暂时忘却热热闹闹的城市，逃入无始无终的时间里去。只要在乱哄哄的街道之上，看到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的月亮高挂在无边无底的天空，或是圆滚滚的太阳沉浸在白茫茫的浓雾里，他就会觉得街道的喧哗溶化在一片无限的空虚之中，现实的生活似乎成了很久很久……几百年前历史生活的幻影……大自然粗野而伟大的生命力，披上了文明的外衣，使普通人一点也看不出来，但只要稍微显示了一点蛛丝马迹，就会在他眼前原形毕露，显出本来面目。砖石缝中长出来的青草，在战火连天、弹坑遍地、荒无人烟的大街上，被钢铁枷锁掐死的枯树缺少空气，缺少泥土，却能死里逃生；一条走过的狗，一只飞过的鸟，原始生物幸存下来的一点遗迹；铺天盖地的小飞虫；神出鬼没地制造无人区的流行病：虽然人间的暖室压得他透不出气，但只要大地神灵的呼吸向他迎面吹来，像鞭子一样抽他，他就会精神焕发。
在这种漫长的散步中，他往往空着肚子，好几天不和任何人交谈，只是没完没了地做梦。不吃东西，又不说话，更加重了他病态的心情。夜里，他睡得不安稳，连做梦也累得精疲力竭，因为他不断地梦见老家，梦见小时候住过的房间；他总觉得音乐缠身，不肯罢休。白天，他老和活在他心里、得到他热爱、已经和他生离死别的人谈话。
十二月里一个潮湿的下午，严霜盖满了冻僵的草地，深色的屋顶和浅色的圆顶在雾中显得朦朦胧胧，枯叶落尽的老树露出七扭八歪的瘦长枝丫，沉浸在茫茫雾气中，看来像是海底下的植物———克里斯托夫前一天起就冷得打哆嗦，一直没有暖和过来，他走进了卢浮宫，对这儿他几乎还不太了解。
直到这时为止，他对绘画并不大感兴趣。他只全神贯注于内心世界，外部世界的形和色就超出了他掌握的范围。形和色也有音乐的节奏，也能够对他起作用，但这只是变了形的共鸣。当然，他的本能也模模糊糊地感到：视觉形式和听觉形式的和谐，都受到同一规律的支配，而从心灵深渊里涌现出来的声色两道洪流，灌溉着人生这座大山相辅相成两个山坡。但是他只认得听觉的山坡，一进视觉的王国他就迷路了。因此，他看不到法国最微妙的魅力，也许是最自然的迷人之处，因为法国的视觉最清晰，她是光与色世界的王后。
克里斯托夫即使对绘画感兴趣，他的德国味也太重了，不容易适应法国人对事情的不同看法。他也不是新派的德国人，不会否定德国人的感觉方式，自认为热爱法国印象派或十八世纪的法国画，有时甚至走得更远，自命比法国人还更懂得法国。克里斯托夫也许还是个未开化的蛮子；但他老老实实承认自己不懂。蒲舍画上肉感的屁股，华多画上丰满的下巴，烦恼的牧羊人，穿着紧身胸衣的胖牧羊女，葛莱士画的奶油小生，卖媚眼的正经女人，弗拉高那画上撩起的衣裙，这些脱衣舞的诗情画意在他看来，并不比街头的色情画报趣味更高。他不理解法国画的和谐更加丰富多彩光辉夺目；法国古老的文明是欧洲最讲究的文明，他们穷奢极欲的梦，有时又是忧郁的梦，对他都太陌生。至于十七世纪的法国画，他也不能欣赏宗教仪式的虔诚和堂皇富丽的画像；最严肃的法国大师有点冷漠的克制，尼古拉·波生引以为傲的作品蒙上了灰色，斐列伯·特·香班涅的苍白画像上露出了灰色的灵魂，使克里斯托夫对古老的法国艺术敬而远之。至于新派艺术，他一点也不了解。即使了解，恐怕也是误解。在德国时，他觉得有魅力的现代派画家，只有一个巴塞尔人鲍格林，但鲍格林并没有教会他欣赏拉丁艺术。克里斯托夫只记得这个粗野的天才对他的冲击，天才闻起来有泥土味，还有斗兽英雄身上发出来的野味和怪味。克里斯托夫的眼睛看惯了强烈的光线，习惯于那个野蛮人如醉似狂地涂抹的五颜六色，反而很难适应法国艺术半明半暗的色调，软绵绵地堆砌起来的和谐。
但生活在异国不可能不受异国的影响。异国总要在你身上留下痕迹。就是关起门来，待在家里也没有用，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你还是有所变化了。
那天晚上他在卢浮宫的展览厅参观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有所不同。他既冷又饿，既疲倦又孤独。在他周围，阴影笼罩着空寂的画廊，沉睡的形象似乎有了生命。克里斯托夫一言不发，浑身冰冷，走过了埃及的狮身人面像，亚述的怪兽，班尔塞巴里的公牛，巴利西的巨蟒。他觉得自己走进了一个神话世界，内心升起了一种神秘的冲动。人类的梦幻包围着他———那是心灵中的奇花异葩……
走进金粉弥漫的画廊，五彩缤纷的果园，图画如林的绿茵草地，克里斯托夫感到气促，头脑发烧，忽然他受到雷轰电击似的，马上就要病倒———他几乎是视而不见地走着，肚子里又饥又渴，大厅里又寒又热，画框里五光十色，他觉得头昏眼花。走到画廊的尽头，看得见窗外的塞纳河，他在伦勃朗画的《撒玛利亚的善人》前面站住，双手抓住画前的铁栏杆，以免跌倒。他把眼睛闭上，休息了一会。等他再把眼睛睁开，看见这幅名画就在面前，离他的脸这样近，他简直心醉神迷了……
白天消逝了。光线越来越暗，已经熄灭了。已经无影无踪的太阳沉入了黑夜的深渊。这是富有魔力的时刻，心灵受了一天工作的折磨，一动不动，麻木不仁，只好出神。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只听得见血液流通。人没有力气动了，甚至懒得呼吸，只觉得一片凄凉，身不由己……这时最大的需要是投入一个朋友的怀抱……人只希望出现奇迹，人会感到奇迹要出现了……奇迹真出现了！在苍茫暮色中一道金光照在墙上，照着救死扶伤的撒玛利亚善人的肩头，照着画上平凡的东西和卑微的人物，但沉浸在神圣光辉中的人和物都变得和蔼可亲，令人起敬了。这是上帝的光辉，上帝用慈悲为本、无所不能的胳臂拥抱着这些受苦受难、衰弱无力、丑陋不堪、贫穷无依、衣衫褴褛的可怜人，这个身上长虱、袜子掉到脚跟的奴仆，这些七扭八歪、挤在窗下的面孔，这些没有感觉、不敢说话、担惊受怕的人———所有这些伦勃朗画上的可怜人，这伙默默无闻、束手束脚、除了等待、发抖、哭泣、祈祷之外，什么也不会的糊涂人———但是上帝来了，肉眼看不见他，只看得见他的光环，他的光照在人身上留下的影子。
克里斯托夫踉踉跄跄地走出了卢浮宫。他的头很痛。他什么也看不见。到了街上，他在雨里走，看不见路上的水洼，感觉不到鞋子在淌水。在塞纳河上昏黄的天空中，夜色降临了，但他内心的火焰却腾空而起———好像一盏明灯。克里斯托夫的眼睛还在出神。在他看来，一切似乎都不存在：街上并没有川流不息的马车，震耳欲聋的喧哗；过路人淋湿了的雨伞也没有撞着他；他并不是在街上走；也许他还是在家里出神；也许他不再存在了……忽然一下———他是这样虚弱！———他一阵头晕眼花，觉得自己头往前栽，就要倒在人堆里……但这只是一眨眼的功夫，他捏紧了拳头，伸直了腿，又站稳了。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一秒钟，他的意识刚刚清醒地浮出深渊，他的眼睛忽然碰上了对面人行道上一双似曾相识的眼睛，对他发出了呼唤。他目瞪口呆地站住了，想不起在哪里见过这双眼睛。他寻思了片刻才恍然大悟：这双忧郁而温柔的眼睛是那个法国女教师的，他无意中使她失去了在德国的工作，正千方百计要向她道歉而找她不到呢。她也在拥挤的人群中站住了，正望着他。忽然一下，他看见她要挤开人行道上的人流，穿过车道，向他走来。他也赶快去迎接；但是车如流水马如龙，他怎么也过不去；只看见她在这人流的长城那一边挣扎；他还想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挤过去，却给一匹马撞了一下，脚下一滑，跌倒在泥泞的柏油路上，几乎给马踩死。等到他爬了起来，满身污泥，总算挤到了对面的人行道上，却已经找不到她的踪影了。
他还想去找她。但头晕得更厉害，只好算了。他的病又要发作，他自己也感觉得到，就是不肯承认。他坚持不马上回去，偏偏要走远路。这样自讨苦吃也没有用，到头来还是不得不服输；他的两条腿像断了似的，拖着走路，好不容易才回到住的地方。上楼梯时，他又喘不过气来，只好坐下歇歇。回到他冰冷的房间，他硬挺着不肯躺下，还要坐在椅子上，浑身都湿透了，头脑昏昏沉沉，呼哧呼哧喘气，麻木地听着和自己一样麻木的音乐。他听到了舒伯特《未完成交响曲》中的乐句。可怜的小舒伯特！在作这支曲子时，他也是孤独的，头脑发烧，半睡半醒，处在长眠前的迷糊状态；他在炉边出神，昏昏沉沉的音乐在他周围漂浮，就像有点懒洋洋的一摊死水；他却在水边流连忘返，像一个半睡半醒的孩子喜欢听自己翻来覆去讲一个百听不厌的故事；接着来的是睡眠……最后来的是长眠……而克里斯托夫也听到另外一段双手发烫、双目紧闭写出来的音乐，疲倦的微笑，叹息的心灵，梦见死的解脱———那是巴赫《大合唱》的第一段：“亲爱的上帝，我何时升天？……”沉浸在缓慢起伏、软绵绵的乐句中，听着遥远的朦胧钟声……死亡，溶化在大地的宁静中！……“然后自己也化为尘土……”
克里斯托夫要摆脱这种病态的思想，不让女妖的微笑乘虚而入，迷住虚弱的灵魂。他站了起来，要在房里走走，但是支持不住。他烧得发抖。他不得不上床。这一次，他觉得严重了；但他不肯示弱；他不是那种一生病就屈服的人；他要斗争，他不肯病倒，尤其是他说什么也不肯死。他不能辜负妈妈对他的期望。他还有事要做，怎能撒手就走？他咬紧了牙关，不肯颤抖，他绷紧了神经，不肯放松，就像一个游泳好手在和汹涌的波涛作斗争，免得给巨浪吞没。他时时刻刻沉入水中，于是胡言乱语，看到没头没脑的形象，想起故乡或巴黎的“纱笼”，还有乐句和节奏在他头脑里跑马，转来转去，没完没了，好像在戏班；忽然一下，看见《撒玛利亚善人》画上刺眼的金光；在黑暗中出现可怕的面孔；然后是无底的深渊，无边的黑夜。然后，他又浮出水面，撕破奇形怪状的乌云，捏紧拳头，绷紧下巴。他拼命抓住他现在和以前都爱的人，刚才隐约见到的女朋友，亲爱的妈妈，还有他那不可摧毁的生命，他感到生命坚如岩石，“连死神也咬不动”……但岩石又给海水淹没了；波浪一冲击，灵魂不得不松手，被咆哮的泡沫席卷而去。克里斯托夫在昏迷中挣扎，说些胡话，指挥一个幻想的乐队，演奏长号、圆号、铙钹、定音鼓、巴松管、低音提琴……他又拉又吹又打，发了狂似的。可怜他积压在心中的音乐要沸腾了。几个星期以来，他既不能听音乐，又不能演奏，像一口高压锅要爆炸了。有些乐句像螺旋钻一般要钻进他的脑袋，穿透他的耳膜，痛得他高声怪叫。发病的高潮一过，他又倒在枕头上，累得要死，汗流浃背，浑身无力，气喘吁吁，胸闷喉憋。他把水瓶放在床头，时时喝上几大口。隔壁房间的声响，顶楼关门的声音，都会吓得他跳起来。他迷迷糊糊地厌恶周围的人群。但他的意志一直在斗争，吹响军号，要向魔鬼开战……“即使世上到处都是魔鬼，要把我吞下我也不怕……”
他的生命正在魔影烈焰中翻腾，忽然黑暗的海上出现了暂时的平静，露出了一线光明，响起了小提琴和古提琴缓和的弦音，号角齐鸣吹起了抚慰人心的胜利之歌，那时，从病人灵魂深处升起了像长城一般岿然不动、不屈不挠的歌声，就像巴赫的赞美诗一样。
当他和发烧中出现的幻影作斗争时，当他在胸闷气憋中挣扎时，他模模糊糊意识到他的房门开了，有个女人拿着蜡烛走了进来。他以为这还是个幻影。他想说话，但说不出，又倒下了。每隔一段时间，意识的潜流使他从深渊浮到水面，他觉得有人把他的枕头垫高了，有人在他脚上加了一条被子，有人在他背后放了什么热乎乎的东西；或者看见一个女人坐在他的脚边，她的面孔并不是他没看见过的。然后又来了另外一张面孔，那是来给他看病的医生。克里斯托夫听不清他们说什么，但猜得到是说要送他去医院。他想说他不去，他高声大叫，他说宁肯一个人死在这里；但他嘴里发出来的声音不知说些什么。说来也怪，那个女人居然听得懂他的意思，因为她帮他说话，并且要他不必着急。他非常想知道她是谁。等到他费了好大的劲才说得出一句连贯的话时，就问她了。她回答说是同一层楼的邻居，听见他在隔壁喊叫，就擅自跑进来了，以为他是要人帮忙。她很有礼貌地请他不必费力讲话。他答应了。再说，他刚才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于是一动不动，一言不发；但他的头脑还在活动，还在吃力地搜索七零八落的记忆。到底在哪里见过她呢？……总算想起来了：不错，他在顶上一层楼的过道里碰到过她；她是个女佣人，名字叫西杜妮。
他眼睛半开半闭地望着她，免得被她发现。她的个子很小，脸显得不放松，额头鼓起，头发往后梳，露出了上半脸颊和鬓角，脸色苍白，骨架突出，鼻子很短，眼睛淡蓝，眼色温和而有主意，嘴唇很厚而抿得发紫，看得出是贫血，态度很谦卑，感情不外露，有点生硬。她真心诚意主动来照顾克里斯托夫，但是不多说话，也不亲近，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决不超出一个女佣人应做的范围，从来不忘记阶级的差别。
然而慢慢地，等到他的病好了一点，能够和她谈天，他忠厚、亲切的态度使她说话不那么拘束了；不过她还是存有戒心，看得出来，有些事她是不肯说的；她有几分谦逊，也有几分自尊。克里斯托夫知道她是布列塔尼人。她在家乡还有父亲，谈起他来，她的口风很紧；不过克里斯托夫不难猜到：他是个不做事只喝酒的人，靠剥削女儿来过快活日子；她却让他剥削，毫无怨言，怕丢面子；每个月的工钱都要寄一些给他；可她心里并不糊涂。她有个妹妹要做小学教师，正在准备参加考试，这是她得意的事。妹妹的学费都是她出的。因此她得拼命工作，非一头栽进去不可。
“你这个工作还好吗？”克里斯托夫问她。
“好是好，但是我想走。”
“为什么？难道东家不好？”
“唉！不是，他们对我很好。”
“那是不是工钱不够用？”
“是……”
他不太懂；想要了解，就要她谈。她又谈不出个名堂，只是说生活单调，过日子不容易。但她并不强调困难；工作难不倒她，已经成了一种需要，甚至是种乐趣。其实，压在她心上最沉重的是生活无聊。她虽然不说，他也猜得到。慢慢地，他看出了她的心事，他对她的同情产生了一种直觉，这场病更增加了他的同情，而一回忆起他亲爱的妈妈也有过同样的生活，受过同样的苦难，他的同情就变得更深刻了。他仿佛自己也在过这种沉闷无聊、并不健康自然的日子———这是资产阶级社会强加给一般佣人的生活，这些主人并不坏，只是不关心而已，他们往往几天不和佣人说一句话，只叫她干活，一连几个小时，在不大通风的厨房里，只有一个天窗，还给一个食品柜挡住了，天窗对面只是一堵肮脏的白墙。主人随便说上一句菜的味道不错，或者是肉烧得好，那就是天大的喜事。生活在墙壁之间，空气不新鲜，前途不光明，没有一线希望，一点打算，一丝兴趣———最糟糕的是：主人全家下乡过假期去了。他们为了省钱，不带她去；只给她工钱，却不给回家的路费；若要回家，就得自己掏腰包。她不想回家，也没有钱去。于是，她一个人待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她也不想出去，甚至不愿和别的佣人谈话，她有点瞧不起她们，因为她们粗俗，低级下流。她不出去找快活；她的性格庄重、节俭，出去怕会碰到坏人。她只坐在厨房里或卧室内，看到窗外尽是烟囱，还看得见医院花园里一棵大树的顶端。她不看书，只好找活干，或者发呆，无聊得哭了，哭倒成了发泄。她特别会哭，哭个没完没了，哭完反而痛快，几乎成了一种乐趣。有时无聊得太厉害，连哭都哭不出来，心好像结了冰，人好像死了。然而物极必反，她又重新振作起来，自动地恢复了生机。她想起了妹妹，听到了远处的手风琴声，又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她计算了半天，做一件事需要多少时间，赚一笔钱需要多少日子，她老是算错，又从头来过；一直到睡着才罢。日子就这样过去了……
苦闷发泄之后，她也会有孩子般快活的时候。她笑别人，也笑自己。她并不是看不出主人的苦闷，他们游手好闲，自寻烦恼；女主人则想入非非，忧郁莫名，她都不以为然；他们自命高人一等，所谓高雅不过是对一幅图画，一曲音乐，一本诗集感到兴趣而已。她的常识虽然是粗线条的，但既不像巴黎女佣人那样装模作样，也不像外地老妈子那样糊里糊涂，越不懂反倒越羡慕；她对弹琴、谈天这种文人雅事，总是敬而远之，她觉得这些事完全无用，甚至可厌，却在他们自欺欺人的生活中占了重要的位置。她不免不声不响地把自己的现实生活和他们的奢侈生活作个比较，觉得他们的喜怒哀乐都是无事生非。然而，她并没有反感。世界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她得承认现实，既有坏人，也有傻瓜。她说：
“要有各色人等，才成其为世界。”
克里斯托夫以为是宗教信仰在支持她；但有一天，谈到更有钱更快活的人时，她却说：
“到头来大家都是一样，总有那么一天。”
“什么时候？”他问道，“是不是要等到社会革命之后？”
“革命？”她说，“那河里的水还不知道要流掉多少呢。我可不信这一套。不过反正大家将来总是一样的。”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当然是死了以后！那不是谁也一样了吗？”
他看到她这样满不在乎的现实主义，不免吃了一惊。他不敢问：
“要是只有今生而没有来世，那你一辈子过着这样的生活，而别人却过着快活的日子，你不觉得恼火吗？”
她似乎猜到了他心里的话；接着又无可奈何，说反话似的说：
“一个人总得听天由命。不能每个人都中头彩呀。既然命不好，只好认了！”
她甚至不想到外国去（虽然有人找她去美洲），可以多挣一点钱。她脑子里根本没有要离开本土的念头。她老是说：
“天下石头一般硬。”
她内心深处有听天由命的思想，对什么都不信，都笑笑算了。她是那一种法国人，没有多少信仰，甚至根本没有，从来不大考虑为什么要活着，但生命力却特别强———她是那一种乡下人，手脚勤快，心里麻木，既不满意，也不反感，既不热爱生活，也不放过一天，用不着别人说长道短，就有过日子的勇气。
克里斯托夫还没见过这种乡下人，发现这个单纯的女人对信仰不感兴趣，觉得很奇怪；看到她这样固执地过着没有乐趣、没有目标的生活，觉得真是难为她了，尤其是她的道德观念并没有什么依靠，却能够坚挺得住，更加难得。直到这时以前，他了解的法国平民都是从自然主义的小说和当代小文人的理论中读到的，这些文人反对上个世纪的田园诗和革命文学，把自然人说成是做坏事的野蛮人，这样一来，他们违反自然做出来的坏事反倒成了合理合法的了……他意外地发现西杜妮老实得到了毫不妥协的地步。这不是个道德问题，而是个本性和自负的问题。她有贵族式的自负。如果以为平民就是平庸，那就错了。平民也有贵族，正如上流人也有下流的灵魂一样。贵族就是本性纯洁、可能血统也比别人纯洁的人，他们自己知道、并且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而且不屑降低身份去与大众为伍。他们人数不多，但即使他们脱离群众，也看得出他们高人一等，只要他们在场，别人就不敢轻举妄动。别人不得不学他们，至少也得装装样子。每个省份，每个村镇，每个团体，显示出来的都或多或少是当地贵族的面貌；当地的舆论反映的也是贵族的意见，有的太严，有的太宽。目前，大多数人滥用的权力并不能使这少数人不露声色的权威失效。更危险的倒是这些贵族离乡背井，分散到遥远的大城市中去。即使他们移民到了异乡，离群索居，这些贵族的个性还是依然故我，不会为环境所同化———克里斯托夫在巴黎的所见所闻，西杜妮几乎一无所知，并且也不想知道。报纸上的色情文学就像政治新闻一样，对她没有什么影响。她甚至不知道有个平民大学；即使知道了，她也不会关心，就像她不关心传道说教一样。她做自己的工作，想自己的事；不管别人想些什么。克里斯托夫说她这样很好。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她说，“我不过是跟大家一样罢了。你难道还没有见过法国人？”
“我在法国人当中生活了一年，”克里斯托夫说，“还没有碰到一个不想吃喝玩乐、或者不跟着吃喝玩乐的人。”
“不错，”西杜妮说，“你见到的只是有钱的人。有钱的人到处都是一样的。其实，你还是什么都没有见到。”
“那好，”克里斯托夫说，“我就从头再来吧。”
于是他头一回隐隐约约见到了法国人民，这个民族给人永恒存在的印象，他们和土地打成一片，他们见过多少征服这块土地的民族，多少不可一世的主宰者，但是如今安在？而法国人民却永远存在。
他现在身体好一些，开始下床了。
他想到的头一件事，就是要还西杜妮的债，在他生病的时候，她给他垫了很多钱。他还不可能为工作而在巴黎奔走，只好写信给赫区特，向他借支一笔钱，将来用作品偿还。赫区特的好心和冷淡都令人惊讶，他等了半个多月才回信———半个月来，克里斯托夫受苦受难，不肯吃西杜妮送来的东西，要她勉强，他才喝一点牛奶，吃一块面包，吃过又后悔，因为吃的不是自己挣来的；过后他才得到赫区特那笔钱，没有附言；在克里斯托夫生病期间，赫区特连一次也没来问过他的消息。他的天性使他做了好事还不讨人喜欢。即使他在做好事的时候，他心里也没有爱。
西杜妮每天下午和晚上都来一次。她帮克里斯托夫准备晚餐。她不声不响地干她的活，从不打扰他；看见他的衣服破了，就一声不响地替他补好。不知不觉地，他们之间也有了亲切的感情。克里斯托夫谈到他的老妈妈，一谈就是半天。西杜妮听得都感动了；她想像自己处在路易莎的地位，一个人留在家乡，不禁对克里斯托夫产生了慈母般的感情。他在谈的时候，也是尽力想减轻自己对家庭的相思，一个人又病又弱，总是更想家的。和西杜妮在一起，他觉得很像在路易莎身边。有时，他也对她谈到艺术家的苦闷。她很体贴他同情他，但是并不理解他，认为精神上的烦恼未免是无事生非。这也使他想起了母亲，心里又好过了一点。
他想要她谈心里话；但她不像他那样肯谈心事。他开玩笑似的问她是不是不打算结婚。她便用无可奈何、看透了人生的口气回答说：“做佣人的哪里谈得上结婚？那不是自寻烦恼吗？再说，找人谈何容易！男人多是靠不住的。你有钱，他们就来求婚；等到把你的钱吃光了，他们就不管你了。这种事见得多，何必自讨苦吃！”———她没有告诉他，她订过一次婚，但“未婚夫”一知道她的钱都给了家里人，婚事就吹了———克里斯托夫见过她像母亲般和同屋的孩子们玩。她碰到孩子们上下楼，也会亲热地拥抱他们。克里斯托夫把她和一个他认识的太太比了比，觉得她既不傻，也不丑，一定可以当一个更好的太太。多少生命的潜力埋没了，谁也不管！相反的是，世上有多少活死人，却在光天化日之下，占了别人的地位和幸福！……
克里斯托夫并没有别的用意。他只是对人亲热，对她太亲热了；他像个大孩子要人疼爱。
有些日子，西杜妮打不起精神；他以为她累了。有一次正谈话，她忽然一下站起来，离开了克里斯托夫，说是有事。又有一天，克里斯托夫显得比平时更亲近，她就好几天不来看他；等她再来时，说话更拘谨了。他寻思什么地方得罪了她。他一问，她连忙说没有，但对他还是疏远。几天之后，她对他说：她要走了；她辞掉了工作，要离开这家人。她说话不自然，有点故作冷淡，她谢谢他的关心，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并且问候他的母亲，就要和他告别。他不明白她为什么突然要走，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想知道她走的理由，她的回答只是支吾搪塞。他问她去哪里工作，她也不回答，并且打断他的话头，干脆走了。走到房门口，他向她伸出手来，她有点激动地握了握，但脸上并没有泄露真情；直到最后，她都是硬邦邦、冷冰冰的。她走了。
他永远也不懂她为什么要走。
冬季长得没完没了。一个潮湿、泥泞、云遮雾罩的冬季。几个星期没有太阳。虽然克里斯托夫的病好了些，但并没有痊愈。他总觉得右边肺部有一点痛，有个伤口在慢慢地结疤，一阵阵的咳嗽使他夜里睡不好觉。医生不许他出门。这简直是要他到天蓝海岸或金丝雀群岛去疗养。他怎能不出门呢？如果他不去找晚餐，晚餐是不会送上来的———医生还给他开了一些药，但是他买不起。因此他干脆不找医生了。何必白费钱呢？再说，见到医生他总觉得不自在；他们互相不了解，简直是两个世界。医生对他的同情中掺杂了嘲笑和几分轻视，这个可怜的穷艺术家居然自以为是自成一统的小天地，其实不过是生活的洪流冲走的一根稻草。医生看他，摸他，捏他，他都觉得受了委屈。他的病体使他难为情。他心里想：
“身体死了反倒痛快！”
克里斯托夫虽然孤独、生病、贫困，有这么多理由感到痛苦，但他却能坚韧不拔地忍受命运的折磨。他的耐性从来没有这么好。连他自己都感到惊奇。生病往往也有好处。病只折磨肉体，却使心灵自由、纯净；日日夜夜病体无所作为，思想原来害怕刺眼的光明，健康的烈火，现在却得到了解脱。没有生过病的人是不会有自知之明的。
生病使克里斯托夫感到特别平静。病使他摆脱了生命中的渣滓杂质。他的感官更灵敏了，能够感到有神秘力量的世界。那个世界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但喧嚣的生活使我们听不见内心世界的声音。自从参观卢浮宫后，在那发烧的时刻，点滴的回忆都刻在他的心上，他生活在与伦勃朗的名画一样的气氛中，感到温暖、柔和、深沉。他在心中也感到那无形的太阳发射的魅力。虽然他不相信，但他知道自己并不孤独：有个上帝在牵着他的手，指引着他应该去的地方。他就像个孩子一样信任这个上帝。
几年来，他头一回被迫休息。在重病以前，他的精神特别紧张，使他精疲力竭，在恢复期间，懒洋洋的状态对他也成为休息了。几个月来，他一直硬着头皮，提心吊胆，聚精会神，现在才感到慢慢放松。他并不是不坚强，而是不那么不近人情了。天才的强大生命力总有一点畸形，现在退到了幕后，前台重新出现了一个和别人一样的人，情绪不再那么狂热，行动也不再那么生硬无情。他的憎恨消失了；他不再去想可恨的事，想到也只耸耸肩膀而已；他不太想到自己的痛苦，而多想别人的痛苦。自从西杜妮使他想起下层人的苦难，想起他们在世界上各个角落里不声不响地苦斗，从来也不唉声叹气以来，他每次一想到他们，就会忘了自己。他本来并不多愁善感，现在，他有时不免会流露神秘的脉脉温情，这是病人心中开出来的花。晚上，靠在窗口，看着下雨的院子，听着夜里神秘的声音……附近的人家响起了歌声，歌声越飘越远，却越显得动人，一个小女孩在乱弹莫扎特……他心里想：
“我不认识但我热爱的人们！生命没有枯萎，梦想做不可能的大事。和敌对世界作斗争的人们———我祝你们幸福———幸福多么好啊！……朋友们，我知道你们在哪里，我向你们伸出双手……我们之间有一道墙。我要把墙拆掉，一块砖一块砖地拆；墙一拆完，我也完了。我们能见面吗？在死神筑起长城之前，我能见到你们吗？……管它呢！我不怕一辈子孤独，只要我能为你们做事，做些好事，只要你们有点爱我，将来爱我也行，我死以后也行！……”
就是这样，正在恢复健康的克里斯托夫喝着“爱情与苦难”两个保姆的奶汁。
在这种意志松懈的情况下，他觉得需要接近别人。虽然他还很虚弱，出门不太方便，他还是挤在早晚上下班的人流中。他要在人情的浴池中洗个澡，才能精神焕发。他并不和人谈话。他甚至不找任何人。他只要看人来人往，猜猜他们是什么人，喜欢他们，那就够了。他带着亲切的同情心观察这些劳动人民，他们急急忙忙赶路，还没开始工作就先累了———这些青年男女脸色苍白，表情过分，笑得与众不同———这些来来往往的面孔仿佛是透明的，他看得见在他们心中翻腾的欲望、忧虑、变化不定的冷嘲热讽———这些大城市的居民，他们如此聪明，聪明得过了头，结果反而有点变态。他们都走得快，男人边走边看报，女人边走边啃羊角面包。克里斯托夫看见一个金发蓬松的少女，脸睡得有点浮肿，走着山羊般的小步子，神情紧张，干巴巴地走过他身旁，他真恨不得少活一个月也要让她多睡一两个小时。啊！假如有人对她这样说，恐怕她真是求之不得呢！克里斯托夫想到那些悠闲无事的阔太太。她们好日子都过厌了，现在还紧闭房门在睡懒觉，他真恨不得把她们从舒适的床上拉起来，让这些热爱生活却累得要死的小女工，这些心灵并不麻木，生活并不丰富，但却非常渴望过上好日子的少女，睡到阔太太床上去享受一下。他现在简直不忍心责备这些小女工了；他微笑地看着她们刚睡醒的满脸倦容，从脸上看得出她们调皮捣乱，聪明伶俐，也看得出她们胆大天真，渴望寻欢作乐。其实，她们内心深处是忠厚勤快的小姑娘。因此，即使她们有人当面笑他，或者互相用肘撞撞，叫对方看这个瞪着眼睛瞧她们的小伙子，他也不介意了。
他也常在河滨流连忘返，沉思默想。这是他最喜欢散步的地方。他对童年摇篮的留恋，对大江波涛的相思，在这里可以稍微减轻一点。啊！这当然不是故乡的莱茵河！一点也没有汹涌澎湃的气势。一点也没有辽阔的远景，广大的平原，不能令人心旷神怡。这只是一条眼色蒙 ，衣着苍茫，眉清目秀的大河，她妩媚多姿，行动柔和，无忧无虑地流过星罗棋布的城市，项链般的桥梁，珍宝般的名胜古迹，像个游手好闲的美女对着自己的水中倩影微笑……巴黎的五光十色！这条河是克里斯托夫在这个大都市里喜欢的第一景；河水缓缓地、缓缓地流入了他的灵魂；渐渐地、不知不觉地改变了他的心灵。河流对他是最美的音乐，是巴黎惟一的音乐。傍晚，在河岸上，或在古老的御花园里，他一走就是几个小时，欣赏苍茫的暮色和紫雾笼罩的大树混成一片，灰色的雕像和石座，年深月久的王家建筑，沉醉在几百年的古香古色中———在柔和的阳光和朦胧的蒸汽交织而成的微妙气氛中，在银色的尘雾中飘浮着快乐的民族精神。
一天傍晚，他靠着圣·米希桥旁的石栏杆，瞧着流水，顺便看看靠河岸护墙边的旧书摊。他随手翻开了一本米希莱残缺不全的作品。他以前读过几页这位历史学家的书，他不大喜欢法国式的浮夸文风，自我陶醉的词句，来回折腾的叙述手法。但是这天傍晚，头几行就把他吸引住了，这是圣女贞德受审判的最后一章。他读过席勒关于这个奥尔良童贞女的剧本；但直到目前为止，他只知道她是个传奇式的女英雄，一位大诗人用丰富的想像力描写了她的生活。忽然一下，他看见了惊心动魄的现实。他读着读着，崇高的悲剧造成的恐怖使他心碎；当他读到贞德知道自己当晚就得烧死，吓得昏厥过去的时候，他的手也开始发抖，眼泪涌了上来，只好不读算了。生病使他身体衰弱，他敏感得到了可笑的地步，使他自己苦恼———他想把书读完，但是已经晚了，书贩子要收摊。他决定把书买下，但一摸口袋，只剩下六文钱。穷到这步田地并不是新鲜事，他却满不在乎；他刚买好晚上吃的东西，他打算第二天去向赫区特领一笔稿酬。但一直要等到第二天，那太难了！为什么刚才要把剩下的一点钱买了吃的呢？啊！要是他能把刚买的面包和香肠当做现钱付给旧书摊贩，那就好了！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去找赫区特拿钱；但当他走过圣·米希桥时———圣·米希是战争天使，是贞德的“天堂的兄长”———他哪里有勇气不停下来呢？他又在旧书摊上找到了那本宝书，一口气把整本都看完了；差不多花了两个小时；但错过了和赫区特约好的时间；再要找到他，又几乎花了一整天。最后，他总算搞到了新的预约，并且拿了稿酬。他赶快跑去买书。他惟恐别人抢先买去。其实，别人买去也没关系，并不难再找到一本；但克里斯托夫不知道这是不是稀世之珍；再说，他要的就是他读过的这本书，而不是另一本。爱书的人总有一点盲目崇拜，即使书又脏又旧，只要使他们产生过幻想，那就是神圣的。
克里斯托夫回到家里，在夜深人静时把贞德的受难史又读了一遍；他不用怕人看见，就不再控制自己的感情。他对这个可怜的小牧羊女充满了温情、怜悯，感到无限痛苦，似乎看到她穿着乡下姑娘的粗布红衣服，高大而胆小，声音温柔，听到钟声心醉神迷———她也和他一样爱听钟声———脸上露出美丽的微笑，一片好心，善于体会，眼泪随时会流出来———爱的眼泪，同情的眼泪，软弱的眼泪，因为她既刚强又温柔，既纯洁又勇敢，既能驯服匪军的野性，又能平心静气，用无畏的良知，女人的伶俐，百折不挠的精神，孤军奋战，不怕众叛亲离，却能成年累月，对付周围张牙舞爪的野心豺狼、教会和法院人士的威胁利诱、阴谋诡计。
最感动克里斯托夫的是她的好心好意———战胜之后她会哭泣，为战死敌人哭，为侮辱过她的敌人哭，安慰受伤的敌人，为临死的敌人祈祷，不恨出卖她的仇人，即使在烧死她的柴堆上，看见熊熊的火焰上升，她关心的也不是自己，而是来劝告她的修士，一定要他离开。她“在残酷的斗争中是温柔的，在恶人中间是善良的，即使在战争中她也是和平的。战争是魔鬼的胜利，她却把上帝的精神带到战争中来了。”
于是克里斯托夫反省了：
“我却没有把上帝的精神带一点到斗争中来。”
他又重读《贞德传》中的名言：
“要善良，即使别人对你不公平，即使命运对你严酷，也要一直善良……即使在尖锐的斗争中也要保持好心好意，经受考验时也不能失去内心最宝贵的善良……”
于是他重复说：
“我有罪了。我不善良。我缺少好心好意。我太严酷了———原谅我吧。我攻击你们，但不要以为我是你们的敌人！我是为了你们好……不过，我也不能让你们干坏事呀……”
因为他不是圣人，只要一想到法国人，他的旧恨又苏醒了。他最不能原谅的，是一看到他们，就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法国，但却不可能联想到在法国这块土地上，会产生贞德这样纯洁的花朵，这样悲壮的女英雄。然而，贞德就是生在这里。谁敢说不会再生出一个贞德呢？今天的法国总不比查理七世的法国更差吧，但就是在那个荒淫无耻的时代居然出现了童贞女。现在，贞德的庙宇空了，被玷污了，一半成了废墟。那有什么关系？上帝不是在庙里说过话么？
克里斯托夫要找一个值得爱的法国人，来表示他对法国的爱。
时间快到三月底了。几个月来，克里斯托夫没有和人谈过话，没有收到过信，只是越隔越久，才得到老妈妈几个字，她不知道他生过病，也不告诉他她自己生病的事。他和外界的关系只限于到音乐出版社去交作品，或者拿工作回来做。他总要挑赫区特不在社里的时候去———免得和他谈话。其实这样多心并不必要：他只碰到过一次赫区特，而赫区特对他的病毫不关心，连冷淡的问候也没有说上两句。
他等于关闭在无声的监牢里，忽然有一天早上，罗孙太太送来一张请帖，罗孙邀请他参加一个音乐晚会，听一个出名的四重乐队演奏。信写得很客气，罗孙还加了几句亲切的附言。那一次和克里斯托夫闹翻，他觉得自己并不光彩。尤其是因为他自己也和那个歌女闹翻了，并且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她。他是个痛快的男子汉，从来不恨他得罪过的人。如果对方不像他一样不在乎，他会觉得好笑。因此，只要他想看到对方，就会二话不说伸出手来的。
克里斯托夫一看请帖就耸耸肩膀，发誓说不去。但演出的日子越近，他不去的决心也就越小。听不到人说话，尤其是听不到音乐，他快要闷死了。然而他还是反复说不去。但日子一到，他又去了，觉得他说得到做不到，很难为情。
结果似乎得不偿失。他一见到这些冒充风雅的政界人物，立刻觉得他们比以前还更讨厌：因为几个月来，他孤独惯了，对这伙人的嘴脸反倒更不习惯。这里听不到音乐，只是在糟蹋音乐。克里斯托夫拿定了主意，听完一曲就走。
他看了一眼周围使他反感的面孔和身体。在客厅的尽头，他碰到了一双在瞧着他的眼睛，四目相遇，那双眼睛立刻转了方向。在这些麻木的眼光当中，那股眼神流露出了难以形容的真纯，给他的印象与众不同。那双羞答答、清澄澄、不偏不倚的眼睛，是法国式的眼睛，一看着你，就显示出了彻底的真纯，毫无隐瞒，而你也毫无隐瞒地落入了他的眼中。克里斯托夫见过这双眼睛，但没见过这张面孔。这是一张年轻人的脸，少则二十岁，大不过二十五，他个子小，有点驼，身体弱，没有饱经风霜，却露出了苦相，头发褐色，面目姣好不同一般，五官并不端端正正，给人的印象不是不自在，而是不好意思，和他平静的眼色似乎不太协调，但讨人喜欢。他站在门边上，并不惹人注意。克里斯托夫再看着他，那双眼睛却害羞而笨拙地躲开了，但笨得也可爱；每次四目相逢，克里斯托夫都觉得“似曾相识”，他有印象在另外一张脸上见过这双眼睛。
克里斯托夫感觉到了什么，是不会藏在心里的，他照习惯朝着年轻人走去；边走边想，和对方说什么好。他走走停停，主意还没打定，只好东张西望，装着并不是去找对方似的。那年轻人不会看不出，明白克里斯托夫是来找他的；一想到要谈话他就胆怯，正想到隔壁房间去，但却笨拙得到了这种地步，人像生了根一样走不动了。于是他们两个面对面地站着。过了好一阵还没找到话来打破冷场。时间拖得越长，他们越以为自己在对方眼里显得可笑。到底还是克里斯托夫主动，他瞧着年轻人，也没说什么客套话，就开门见山地笑着问：
“你不是巴黎人吧？”
对这个意外的问题，年轻人笑了笑，虽然感到拘束，还是回答说不是。他清脆的声音仿佛蒙了一层薄膜，一碰就会破的。
“我猜得到。”克里斯托夫说。
他看得出他的话有点怪，叫人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又加了一句：
“这并没有什么不好。”
对方更不知道如何回答了。
两个人又相对无言。那个年轻人使劲要说话；他的嘴唇在哆嗦；感觉得到他的话已经到了嘴边，但还拿不定主意是不是说出来。克里斯托夫好奇地端详这张表情变化的脸，他的皮肤似乎是透明的，嘴唇轻微的震颤都看得出；他和客厅里的其他来宾仿佛不是同一类人，他们脸上的肉多，身体笨重，脸和颈看起来不过是肉体的延伸部分。这个年轻人却秀外慧中，肉体的星星点点都泄露了灵气。
但他心灵嘴笨，没有说出话来。克里斯托夫心直口快，接着问他：
“你和这些人在一起，有什么事好做呢？”
他说话粗声大气，毫无顾虑，叫人厌恶。年轻人局促不安，不免四处张望，看看有没有人听；这又使克里斯托夫不高兴。年轻人却不回答他，反而又笨拙又温和地笑着问道：
“那么你呢？”
克里斯托夫一听，放声大笑起来。
“问得好：我来干吗？”他回答时脾气很好。
年轻人忽然下决心了：
“我多么喜欢你的音乐啊！”他说的时候喉咙都哽塞了。
他又打住，拼命要压制自己怕难为情的心理，但没有用。他脸红了，自己也感觉得到；于是脸越来越红，一直红到耳根。克里斯托夫瞧着他微笑，巴不得把他抱在怀里。年轻人抬起头来，泄气地望着他。
“不行，说实在的，”他说，“在这里不行，我不能在这里谈……”
克里斯托夫抓住他的手，抿着大嘴，心里暗笑。他感觉得到这个陌生人的瘦手在他的大巴掌中微微颤动，不由得不更加亲切地把手紧紧握住；年轻人也感到克里斯托夫结实的大手亲热地捏着他的手。周围的声音都听不见了。客厅里似乎就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而他们也知道：他们成了朋友。
这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罗孙太太却出现了，她用扇子轻轻地碰了碰克里斯托夫的胳臂，对他说道：
“我看，你们已经认识了，那就用不着我再来介绍了。这个小伙子今晚是特意为你来的。”
于是他们两个有点不好意思地分开了。
克里斯托夫问罗孙太太：
“他是谁呀？”
“怎么？”她说，“你们还不认识？他是个小诗人，诗写得很不错。他是你的崇拜者，也是个小小音乐家，钢琴弹得很好。人家不能在他面前议论你的是非，他简直爱上你了。有一天，为了你，他几乎跟吕西安·雷维 －葛吵起来。”
“啊！好一个小伙子！”克里斯托夫说。
“不错，其实我知道，你对吕西安不公平。你不知道，他也很喜欢你。”
“啊！不要这样说！要是他喜欢我，我倒要恨自己了。”
“我说的是真话。”
“不要！不要！我不要他喜欢我。”
“你的那位崇拜者也是这样说的。我看你们两个都疯了。那天，吕西安正对我们解释你的一部作品。你刚才看见的那个羞答答的小伙子忽然站了起来，气得浑身发抖，不许他解释你的作品。你看他多么不讲理！……幸亏我当时在那里。我赶快打圆场，一笑了之；吕西安也跟着笑了；那小伙子却不说话，不知如何是好，结果也道歉了。”
“可怜的小伙子！”克里斯托夫说。
他感动了。
“他到哪里去了？”他接着说，却不听罗孙太太岔开了的话。
他去找那个小伙子。但他陌生的朋友已经走了。克里斯托夫又回到罗孙太太身边：
“请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
“你说谁呀？”她问道。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小伙子。”
“你是说那个小诗人吗？”她说，“他叫奥利维·耶南。”
这个名字的回声在克里斯托夫耳中响起，好像一曲熟悉的音乐。一个少女的倩影浮现在他眼睛深处。但一刹那间，他新朋友的形象立刻取代了少女的倩影。
克里斯托夫走上了归途。他在巴黎的街道上，在人群中走着。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他的感官对周围的一切已经关上了大门。他像一个山间湖，周围的山把湖和世界隔开了。没有气息，没有声音，没有动静。只有一片安宁。他翻来覆去地自言自语：
“我有了个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