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序(1)

《约翰·克里斯托夫》就要进入他的三十年代了。自从问世以来，他已经取得了进展。记得有一个作家，亲切友好，一般说来眼光敏锐，曾经俯身看着这贫寒的摇篮，预言这本书走不出十几个熟人的圈子。今天，他已经横冲直撞，走遍了全世界，几乎会说各国的语言。在他穿着奇装异服，周游世界回来的时候，他的生父三十年来也在人生崎岖的小道上践踏了多少野草闲花，几乎认不出他的孩子了。因此，请允许我回忆一下，他小时候在我怀里是个什么样子，他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来到世界上的。

《约翰·克里斯托夫》的构思费了我二十多年的时间。第一次打主意是一八九○年春天在罗马的时候。最后的文字是一九一二年六月落笔的。其实，这本书超越了这个期限。因为我还找到了一八八八年的草稿。那时，我只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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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年（1890—1900）是漫长的酝酿期，是我张开眼睛沉思幻想的一个梦，那时我还在写其他作品：头四部革命剧（《七月十四日》、《丹东》、《群狼》、《理性的胜利》），“信仰的悲剧”（《圣路易》、《亚尔特》），大众剧等。克里斯托夫是我肉眼看不见的第二生命，我在其中接触到了最深刻的自我。直到一九○○年底以前，我由于某些社会关系投身于巴黎的“市场”；像克里斯托夫一样，我在市场上感到完全是个外人。我心中的《约翰·克里斯托夫》像一个母亲的胎儿，是我的一个攻不破的“堡垒”，是我的“安全岛”，在敌意汹涌澎湃的海洋中，只有我一个人能到达岛上；我静静地在那里集中力量，准备进行未来的战斗。

一九○○年之后，我完全自由了，独自一个人带着我的梦，带着我心灵的大军，坚定地冲向万顷波涛。

一九○一年八月的一个暴风雨之夜，在舒维茨的阿尔卑斯山顶，我发出了第一声呼吁。在今天之前，我从没有公诸于众；但成千上万不知名的读者已经顺着我的伤口构筑的长城，听到了回声反响。因为最深刻的思想用不着大声疾呼；约翰·克里斯托夫只要看上一眼，就可以使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朋友感到悲剧性的友爱和富有生命力的绝望。友爱是这部作品的源头活水，从绝望中却流出了英雄主义精神的长江大河。

在一个暴风雨之夜，在高高的群山之中，在电火交加的苍穹之下，在疯狂的雷鸣和风声里，我想到了那些已死的人和那些将死的人，想到了一片空虚笼罩着的整个地球正在茫茫的死海上滚滚转动，而地球也不久就要灭亡。我把这本不是不朽的书献给一切不是不朽的人，书中的呼声要说的是：“兄弟们，互相亲近吧，忘记我们的分歧，思考我们不得不共同对付的苦难吧！我们之间没有敌人，没有坏人，只有可怜的人；而我们惟一持久的幸福是互相了解，以便达到互爱的目的：智慧和爱，这是在我们生前与死后的两个无底深渊之间，能淹没黑夜的惟一光明。”我把我的作品和我自己都献给一切不是不朽的人———献给使一切平等又平静的死亡———献给生命的无数细流正在涓涓流入的无名海洋。

一九○一年八月于摩尔莎赫

早在我开始决定写这本书之前，大量的情节和主要人物的轮廓已经呈现：克里斯托夫自一八九○年起，葛拉齐亚自一八九七年起，《燃荆》中的安娜在一九○二年画出了整个形象，奥利维和安东妮蒂是在一九○一至一九○二年，克里斯托夫之死是在一九○三年（比我开始写《黎明》第一行还早一个月）。到了下笔的时候，只要挑选、压缩、联结起来，就像捆绑麦束一样：

“今天，一九○三年三月二十日，我开始写《约翰·克里斯托夫》。”

大家可以看出：有些见识短浅的批评家硬要想像我写《约翰·克里斯托夫》是随兴所至，毫无计划的，那是多么荒谬。我早在法国受普通教育和师范教育的时候，就觉得我天生既需要又喜欢严谨的结构。我属于勃艮第建筑师的古老家族。无论做什么事，我都要先做准备，做好规划。在白纸写上黑字之前，我在思想上对《约翰·克里斯托夫》已经心中有数。就在一九○三年三月二十日这一天，我在草稿本上已经把这首史诗分为十篇，就是现在的十卷，定下了大致的轮廓、主体、规模，和今天出版的书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

这十卷的写作花了十年时间。开始的日期是一九○三年七月七日，地点在瑞士的朱拉山中，奥登河上的富罗布———就是《燃荆》中克里斯托夫受伤后的藏身之所，离冷杉和山毛榉树林不远的地方———全书是一九一二年六月二日写完的，地点在玛约湖畔的巴文。大部分的写作地点是在巴黎一所摇摇晃晃的小房子里———蒙帕拉斯大街一六二号———一边是城市日夜不停的喧嚣声和车马经过的隆隆声，另一边却沉浸在修道院古老花园的寂静阳光中，园里有两百年的老树，有叽叽喳喳的麻雀，枝头还有咕咕声和小鸟的悦耳歌声。那时我过着孤独而拮据的生活，没有朋友，没有欢乐，只有自己创造的乐趣，却肩负着沉重的工作：教书，写稿，研究历史。除赚面包之外，每天只能抽出一小时来见《克里斯托夫》，往往还不到一小时。但十年来，没有一天我不和他见面。他甚至用不着开口。我知道他在那里。作者在和他的影子对话。圣克里斯托夫在瞧着他，眼睛永远不离开他……

只要看见克里斯托夫的面孔，

你就不必担心你会不得善终。

我在这里想要解释一下，是什么思想促使我着手写这长篇的散文诗，并且一直进行到底的，虽然巴黎的环境对我保持沉默，漠不关心，甚至带有挖苦的意味，我却毫不考虑物质上的阻力，毫不动摇地打破了法国文艺界公认的惯例。成败对我都无所谓。问题并不是要取得成功，而是要服从我内心的命令。

这部长篇巨制进行到一半时，一九○八年十二月，我在《约翰·克里斯托夫》的笔记本上写了下面这句话：

“我不是在写一本文学作品。我是在写我的信仰。”

有了信仰，就有行动，而不在乎后果。成功或者失败，那有什么关系？“该做就做！……”我认为在《约翰·克里斯托夫》中该做的事，是在法国精神和社会瓦解的时代，唤醒在灰烬下沉睡的心灵之火。而为了取火，首先要扫除陈年累月的灰烬和垃圾。要反抗垄断阳光和空气的“市场”，就要有一支勇敢无畏、准备牺牲、毫不妥协的精锐部队。我想号召这支小部队团结在一个英雄周围，这个英雄就是他们的领袖。为了要有这个领袖，我就不得不把他创造出来。

我要求这个领袖具备两个主要条件：

第一，有一双自由、明亮、诚实的眼睛，就像北美印第安人的自然之子一样———就是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在《休伦人》中描写的初到巴黎的土人，用他们纯真的眼光来讽刺那个时代的社会所做出的荒唐事和所犯下的罪行。我需要这个观象台———两只不受拘束的眼睛———来观察，来判断今天的欧洲。

第二，观察和判断只不过是出发点而已。然后，更重要的是行动。你的思想，你的为人，都要敢于见诸行动———大胆说出来！大胆做出来吧！十八世纪伏尔泰写的《天真汉》只是冷嘲热讽，说说罢了。对于今天艰巨的战斗，他的力量就太薄弱。今天需要的是英雄。做一个英雄吧！

我在开始写《约翰·克里斯托夫》的同时，还写了一本《贝多芬传》。在传记的序言中我给“英雄”下了定义。我拒绝把“英雄”的称号赋予“那些靠思想或力量来取得胜利的人物。我称为英雄的只是那些心灵伟大的人”。把这个词的范围扩大吧！“心灵”并不只局限于情感，而是包括内心生活的辽阔王国。能够支配内心世界，依靠基本力量的英雄才有本领对付一个敌人的世界。

在我开始想到英雄的时候，贝多芬的形象自然出现在我面前。在现代的世界上，在西方人的心目中，贝多芬是一个难能可贵的艺术家，他不仅具有创造的天才，是浩瀚的内心帝国的主人，而且还具有泛爱人类的心胸。

但是不要以为约翰·克里斯托夫是贝多芬的写照！克里斯托夫并不是贝多芬。他只是一个新式的贝多芬，一个贝多芬式的英雄，但他是独立 自主的，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上，也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他和这位波恩出生的音乐家在历史上的相似之处，仅仅局限于本书第一卷《黎明》中所描写的家庭情况。我在本书开始时把他们写得相似，是要说明我的英雄属于贝多芬的家族，深深扎根于西欧莱茵河畔的历史中；我使他的童年时代笼罩在古老的德国———古老的欧洲氛围之下。但是一旦树从土地上长了出来，周围的环境就都是“现代”；而他自己也彻头彻尾成了我们中的一个———成了我们这一代英雄的代表，经历了一八七○年的普法战争，直到一九一四年的欧洲大战。

如果说他成长的世界已经粉碎，已经破坏，后来发生的强有力的事件使我有理由相信：克里斯托夫这棵大树并没有倒下。狂风暴雨可以折断几根枝丫，但树干是不会动摇的。我的证据就是：每天都有飞鸟从世界各国来到大树底下寻找荫蔽之处。最激动人心而又远远超过了我写作时所期望的是：没有一个国家不知道《约翰·克里斯托夫》。从世界上最遥远的地方，从各个不同的民族，从中国、日本、印度、美洲、欧洲各国，都有人来对我说：“约翰·克里斯托夫是我们的。他属于我，他是我的兄弟。他就是我……”

这证明了我信仰的是真理，我已经达到了我努力寻求的目的。因为在一八九三年十月开始创作时，我写下了下面这几句话：

“永远显示人同此心，无论表现的形式如何千变万化。这应该是艺术的，也应该是科学的首要目标。这就是《约翰·克里斯托夫》的目标。”

我应该说明为《约翰·克里斯托夫》选择艺术形式和文体风格时的考虑。因为形式和风格都和作品的构思、目标的设想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我想在我的美学构思概论中再作详细的探讨，因为我的构想和大多数法国同代人不一样。

在这里，我只想说《约翰·克里斯托夫》的风格（有人习惯于根据这种风格来错误地判断我的全部作品）是受到主题思想支配的，而这个思想启发了我和我的战友佩吉在开始编印《半月期刊》时做出的努力。这思想是粗犷雄浑的，然而又是清教徒般严格的，因为我们要反对冻结状态的时代和环境，非得极端严格不可。我们的思想是：

“说话要直截了当！不要涂脂抹粉，矫揉造作！说话要人理解，不是要那一小撮挑三拣四的人，而是要成千上万最单纯、最普通的人懂得！不要怕太容易理解了！说话不要影影绰绰，遮遮掩掩，而要清楚明白，毫不动摇，甚至不惜显得笨重累赘！笨拙又有什么关系？只要人的脚跟站得更稳！如果要使你的思想深入扎根，重复同样的话也是有用的，那就重复吧，深入吧，用不着找别的话了！但是一句话也不要浪费！让你的话变成行动！”

这是我今天还要求做到的反对当代美学的原则；我今天还把这些原则应用于某些需要行动、承担行动的作品。然而不是全部作品。凡是读书人都看得出《约翰·克里斯托夫》和《心醉神迷》(2)之间在内容、艺术、音调等方面的主要差别，更不用说《黎柳利》或《哥拉·布勒尼翁》了，后两本书的内容要求完全不同的处理手法，连节奏、音色、协和音也是完全不同的组合。

何况即使在《约翰·克里斯托夫》一书中，各卷也并不都能符合开始写作时的严格要求。最初战斗时清教徒一般的严格性，到了最后三卷也就松下来了（最后三卷总名《旅途的终点》，包括《女友》、《燃荆》、《新生》在内）。我的英雄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情趋于平静，于是作品的音乐性显得更复杂，色调变化也更细腻了。但是老一套的舆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们对整个一部作品，对整个人的一生，都满足于老一套———非白即黑———的评论。

在我的卡片中找得到大量的资料，可以解释《约翰·克里斯托夫》的底细。尤其是解释《市场》和《楼中》两卷中出台的当代社会。不过现在要谈还为时过早 。(3)

但有趣的也许是指出没有实现的计划。我原来打算在《女友》和《燃荆》之间插上一卷，主题定为《革命》，但是没写出来。

我并不是想写今天在苏联已经取得胜利的革命。那时（1900—1914）革命遭到了失败。不过是昨天的失败造成了今天的胜利。

关于删掉的这一卷，我在笔记中写了一个拔得相当高的提纲。笔记中克里斯托夫被法国和德国驱逐出境，逃到伦敦，结识了世界各国的流亡者。他和他们的精神领袖有了亲密的友谊，那是一个马志尼或列宁式的伟大人物。这个富有煽动力的强人由于他的智慧、信仰、性格成了指挥欧洲所有革命行动的首脑。克里斯托夫积极参加一场忽然在德国和波兰爆发的运动。叙述这些事件、暴动、战斗、革命者的分裂，占了书的一大部分，结果革命被镇压了，克里斯托夫经历了千难万险，逃到了瑞士。下面就写《燃荆》中爆发的恋情。

我还计划把这一代人的长篇悲剧结果写成一首《自然交响曲》———不是贝多芬的《大海的沉默》，而是《大地的沉默》———使这位伟大的人生斗士平静地回到沉默中去。

“我常常想，”我这样写道，“需要使这部人类史诗的结局类似我为革命剧所设计的收场———热情和仇恨都溶入了自然的平静中。无限空间的沉默包围了人类的骚动；骚动消失在沉默中，就像石沉大海一样。”

我总想到同一性。人同此心，天人合一。

“消失吧，千百万群众，要拥抱全世界。”(4)

在《约翰·克里斯托夫》的结尾，我写下了“爱与恨融合而成的庄严和谐”，我更喜欢这前进行动中强有力的平衡。因为《约翰·克里斯托夫》的结尾并不是结束，而是一个阶段。《约翰·克里斯托夫》是不会结束的。甚至他的死亡也不过是节奏中的一个片刻，永恒的生命气息中的一个休止符而已……

“总有一天，为了新的战斗，我会复活的……”

因此，《约翰·克里斯托夫》永远是新生一代的战友。他死了一百次还会复活，他永远战斗，一直是“全世界英勇斗争，受苦受难取得胜利的自由男女”的兄弟。

罗曼·罗兰

于莱蒙湖畔新城

一九三一年复活节

【注释】

(1)此文为罗曼·罗兰一九三一年为《约翰·克里斯托夫》新版写的序言。

(2)现有中译本译为《母与子》。

(3)关于这点，我要提醒读者，不要把书中人物当做现实中的真人。《约翰·克里斯托夫》并不是一本索隐小说。虽然书往往针对真人真事，但书中并没有一个真人的写照———不管是过去或现在的人。然而所有出场的人当然都通过作者的创造，把生活的经验和回忆都融化在其中了。不少当代名人在我讽刺的人物中看出了自己的形象，于是对我怀有刻骨的仇恨，结果在一九一四年欧洲大战时，乘我发表《混战之上》之机，就找到发泄私愤的借口了。———原注

(4)席勒词，贝多芬用于《第九交响乐》的《欢乐颂》中。